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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工出馬十姑娘爆陰毒

華為因美國改變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32685&time=2011-03-05&cl=115&page=all

　　2010年夏，華為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洽談一份60億美元左右的電信合同。期間，華為聘請機構向美國政府進行遊說，同時華為高管向美國國防部保證，公司將積極配合美國政府各項審查要求，並進一步透明化。

　　據本刊記者多方瞭解，在上述交易洽談期間，美國政府一個並不公開的委員會一直對華為保持高度關注。這個委員會的官員偶然發現，3Leaf公司一 位創始人在社交網站LinkedIn上的頁面賬戶資料上顯示的職務為「華為顧問」。3Leaf公司是一家計算技術製造商，2010年5月拍賣部分資產，華 為以200萬美元購之，並僱傭了15名3Leaf員工。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下稱CFIUS）由此介入進一步調查，發現華為並未就這筆併購提出審查申請。

　　2月11日，CFIUS通知華為，建議其撤回3Leaf的收購計劃，華為最初拒絕接受這一建議。這在CFIUS是相當罕見的事件，但符合華為總 裁任正非一貫的強悍風格。按規定，被拒絕的申請將由美國總統來做最後決定。但短短一週後華為宣佈放棄，終止對3Leaf的收購計劃。

　　這宗偶然的「被發現」事件以華為認輸作結。而正好四年前，華為「被發現」竊取摩托羅拉商業機密，這宗官司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初定於今年11月開庭。連續的「被發現」事件，已令華為在美國市場的商譽大受傷害。

　　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通信市場被任正非視為非進不可的地方。2011年是關鍵一年。華為在歐洲市場已處於穩步上升階段，但在美國，在高度「政治 化」的陰影之下，華為只有一些小型客戶和多次收購受挫的經歷。惟一的一點安慰，是美國法院最近的一樁裁決。美國中部時間2月22日，美國當地法院就摩托羅 拉和諾基亞西門子（下稱諾西）在網絡設備併購中可能侵犯華為知識產權一案正式作出裁決，禁止摩托羅拉向諾西轉移華為公司的保密信息。

　　在經歷了審查、訴訟、收購失敗等一連串複雜問題之後，華為一改低調姿態，於2月25日由華為美國公司董事長胡厚崑出面，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試圖 澄清外界對其種種政治背景的「誤解」，聲稱華為立志於在美國市場進行長遠投資。發達國家中，美國是最難進入的市場，據本刊記者瞭解，攻堅複雜商業、政治、 法律環境之中的美國市場，已成為華為今年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這封信中，華為還第一次公開陳述任正非的身世履歷。這是華為走出海外，尤其是近十年在美國市場屢屢受挫以來，首次正面且公開回應市場猜疑。顯然，華為正在試圖以這種方式改變其過往持續多年的封閉式公關策略。

　　這只是華為近期透明化行動的一部分。此前華為高管上微博已引起輿論熱烈關注。連一向拒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的任正非，近日也挑選了幾位媒體大佬私 下交流。而華為一位核心高管日前對本刊記者表示，對美國將不再採取「韜光養晦」的策略，要「正面競爭」。在華為看來，「美國這些大公司如果不要我們的合 同，也很難生存下來。」

　　這是值得鼓勵的一步，不過突入美國對於華為道阻且長。本刊記者根據十餘份美國法院司法文件，還原了華為與競爭對手、美國商業夥伴之間複雜的糾紛 過程。這些紛繁複雜的糾紛仍在繼續，而中美關係也正處於一個特殊敏感期。如何把握中美兩國投資審查高度政治化背後的市場空間，是橫亙在華為面前的巨大挑 戰。

不應該的「疏忽」

　　華為瞞報收購3Leaf，這一疏忽顯示了華為應對美國市場的稚嫩。實際上，這並非華為第一次遭遇CFIUS，早在2008年，華為與貝恩資本聯合併購3com一案即被CFIUS否決。

　　CFIUS是一家跨部委且直接向總統匯報的高級別政府機構，委員會主席由財政部長擔任，其他成員包括國務卿，國防、商務和國土安全部部長。

　　美國McDermott Will & Emery LLP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邁克爾·索卡拉斯（Michael Socarras）向本刊記者介紹，根據法律，CFIUS可以和國家情報局緊密合作，通過其法定權力評估那些可能導致美國商業由外國人控制的隱性交易，並 向總統提出建議。CFIUS的審查主要從美國國家安全角度進行。若被該委員會建議終止交易，相關企業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選擇拒絕將交由白宮總統裁決。 但後一種情況不常見，而總統否決CFIUS建議的情況就更罕見了。

　　根據CFIUS的規定，在完成可能具敏感性的跨境併購前，企業需主動申請審查，但華為認為針對3Leaf的收購只涉及部分資產和員工，不是直接 併購企業，且金額不夠審查門檻，因此沒有申報。在CFIUS介入之後，華為於去年11月提交了審查申請。CFIUS對此項收購進行了為期75天的審查，並 作出了否決交易的建議。

　　邁克爾認為，像華為和3Leaf的這種應CFIUS要求反向提交交易審查申請的情況並不常見，這種情形的發生通常是因為這類交易有政治爭議。CFIUS有足夠的法律權力通過各項法規、條例和行政命令來終止這些隱性交易。

　　原美國國土安全部副助理部長、美國世強律師事務所Steptoe & Johnson LLP合夥人史蒂芬·赫爾芬茲（Stephen Heifetz）向本刊記者表示，CFIUS是一個多部門協作的委員會，他們是針對個案審核，並非針對某個公司。

　　史蒂芬在國土安全部的工作職責之一即協助CFIUS的工作，他介紹說，委員會主要關注三個方面：一是損害，即收購的是什麼資產，這個資產可能會 被如何利用來損害國家安全；二是威脅，買主是誰，他們可能會做什麼；三是結果，收購成功，可能帶來什麼糟糕的事情，比如是否會損害美國政府的通訊系統。

　　史蒂芬分析認為，美國確實沒有規定所有交易案都要由政府審核，公司的買家和賣家要判斷交易是否會涉及國家安全。「在我看來，華為和3Leaf是 做了錯誤判斷，不提交申請，反而讓監管部門更加懷疑公司是否故意躲避審核。而且從現有情況來看，CFIUS並不認為華為只買了一部分資產。」

摩托羅拉未了局

　　就在3Leaf收購案被阻同時，華為的另兩項美國訴訟也正在進行中。一則是華為就摩托羅拉和諾西併購案申請商業秘密和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得到美 國法院支持；另一則是摩托羅拉於2010年6月向其提起的「竊取商業秘密」案，此案初定於今年11月開庭。後者可能對華為的商譽帶來衝擊。

　　整整四年前，2007年2月28日，工程師Hanjuan Jin（拼音）在芝加哥國際機場被美國移民部門和海關執法部門扣留。他隨身攜帶大量摩托羅拉文件，聲稱自己同時被摩托羅拉和一家名叫Lemko的公司僱傭。

　　摩托羅拉隨後在內部調查中發現，Hanjuan Jin曾用Lemko的電腦接入摩托羅拉的系統，而當時他正向公司告病假。另外，還有多人也用Lemko公司電腦未經授權地接入摩托羅拉公司系統。

　　調查還發現，Lemko及其創始人潘少偉與摩托羅拉的合作夥伴華為聯繫緊密。摩托羅拉在訴訟意見書中稱，2001年，時任摩托羅拉高級工程師和 架構主任、負責新產品和新技術開發的潘少偉與華為總裁任正非在北京見面，之後潘少偉和其他幾名被告開始同時秘密為華為開發新產品。

　　對此，華為解釋任潘二人是親戚關係，任正非前妻的母親和潘妻的母親是姐妹，兩人十年來只見過幾次，大概發過八封電子郵件，其中只有三封是任親擬，其他都是秘書代寫。

　　直到2004年，潘少偉都一直在摩托羅拉負責開發一種無縫移動技術，開發該技術的其中一個關鍵是需利用摩托羅拉SC300基站收發台（BTS）。摩托羅拉將SC300視為具有革命性的技術，稱為「微蜂窩」（microcell），它非常小，只有53磅重。

　　SC300和無縫技術一起開啟了在鄉村地區、樓宇、城市購物中心和在移動與災難情況下的蜂窩應用機會。華為2001年時並沒有類似設備。

　　在潘少偉和Lemko公司向法院上交的電腦中，潘通過軟件銷毀了大部分內容，但仍有部分電子郵件被恢復。被恢復的郵件顯示，在華為要求下，潘 2003年3月給任正非與華為無線傳播業務的副總經理侯金龍傳遞了摩托羅拉SC300基站規範的專利和摩托羅拉的標準規範；還顯示潘於2003年2-3月 間去北京時曾開會並達成協議，潘在回美後就開始傳輸。侯金龍回覆表示收到。

　　潘少偉還在2002年4月告訴任正非，如果計劃進展順利，就從摩托羅拉獨立，自己建立Lemko公司。2002年9月，他還帶了些關鍵設備產品到中國展示。電腦恢復後還顯現了很多其他內容和技術信息，摩托羅拉認為公司信息有大部分被洩露給了華為和Lemko。

　　摩托羅拉稱，傳遞的SC300信息上標明是摩托羅拉機密知識產權，因此華為及其人員應知道得到的信息未經摩托羅拉授權或同意。

　　在其中一台電腦恢復的信息裡，還發現華為和Lemko2004年最後一次保存的OEM協議。這份協議規定了各層面的聯繫人。對此，華為沒有否認，但認為是正常合作。

　　2002至2004年間，Lemko和華為聯合開發了名為分佈式移動架構(DMA)及控制和軟交換元件 (CASSE)的技術。摩托羅拉認為，這來源於潘和其他人在摩托羅拉時開發的無縫移動技術。

　　而華為理應知道測試系統和試用系統都是來自於摩托羅拉的技術和僱員。由此，摩托羅拉認為華為的行為已構成惡意盜用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並給公司造成損失。昔日合夥夥伴就此反目成仇。

　　華為則承認銷售了自己發明的BTS解決方案，也幫Lemko做過一些技術測試，但強調華為的技術是自己獨立開發，而非盜用。華為承認郵件信息， 也承認2003年3月任正非、侯金龍在北京與潘少偉見面，不過當時侯金龍的職位是無線產品市場開發總監而非副總。當時潘介紹了自己的系統，並詢問華為是否 有符合要求的基站以運行該系統。潘說自己還要和其他基站製造商見面。雙方同意潘給華為發郵件，以說明自己的具體要求。

　　有趣的是，華為否認要求潘把摩托羅拉的機密信息發給自己，但承認侯金龍給潘寫了回信，信中侯稱看到了「摩托羅拉機密」。

　　在向法院提交的答辯書中，Lemko稱Hanjuan Jin在2005年7月至9月間為該公司僱員，但否認瞭解Jin的個人活動以及和摩托羅拉相關的活動。

　　潘少偉則承認2001年見過任正非，在摩托羅拉期間確實是在開發無縫技術，2002年8月24日給任正非發過郵件，且去過中國和達拉斯，但對摩托羅拉所述來往郵件內容全部否認，特別否認給任正非發過帶有「摩托羅拉機密信息」的郵件。

　　真相大白天下尚需時日。而華為在美國來日方長。這次，華為當以3Leaf為鑑，對摩托羅拉案未來可能的局面做更成熟的應對準備。

美國也要「鐵公基」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1320&time=2011-03-26&cl=115&page=all

　　首都華盛頓的地鐵自動扶梯常常一半運行一半檢修，運行正常的也不斷發出吱吱的摩擦聲；走到超市深處，美國第二大電信公司AT&T的訊號 經常變得無影無蹤。

　　如此感受絕非財新《新世紀》記者個人獨有。去年11月底，《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在一篇文章中假借中國人之口將美國的基礎設施之陋描繪得 異常生動：中國大使最近乘坐了美國的高速列車從華盛頓前往紐約，足足坐了三小時，而他們的子彈列車從北京到天津要30分鐘。大使在路上拿出手機給大使館打 電話，1個小時內他掉線了12次。

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對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率已經超過了當初設計時的預 期，這進一步加劇了老化。Chris Hondros/Getty Images/CFP

　　「當有人從中國給我們打電話過來，聲音聽上去就像他在隔壁；而當隔壁真有人給我們打電話時，他聽上去像從中國打過來的。」弗裡德曼說。

　　美國民用工程師協會前主席摩根（David Mongan）向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目前美國四分之一的橋樑被判斷為存在結構性缺陷，並且橋樑設計壽命一般為50年，而目前美國橋樑的平均年齡已達 43年。另外，隨著城市的高速發展，人們對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率已經超過了當初設計時的預期，這進一步加劇了老化。

　　「我們的基礎設施過去是最好的，但現在已經落後，韓國有比我們更快的互聯網，歐洲以及俄羅斯在公路和鐵路上的投資超過了我們，中國正在修建高鐵 和新機場。而我們自己的工程師給我們基礎設施的評分是D。」奧巴馬也在國情咨文中說道。發展本國基礎設施，在這次講話中被列為美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現狀堪憂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月公佈的一份研究報告，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無法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從交通設施到水處理系統的質量正處在相對下降的狀 態，整體質量居於全球第23位，而在2008年時還處在第9。「基礎設施正在威脅美國的競爭力。」報告說。

　　造成這一原因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在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一直不足。據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上世紀50年代至70 年代，對這些領域的投資在美國GDP中只佔不到3%，進入80年代後比例進一步下降到2%。在此期間，日本的這一比例為6%，韓國為5%，澳大利亞為4%。

　　布魯金斯學會政府研究主管韋斯特（Darrel West）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美國政府部門在預算結構上存在缺陷，很多部門沒有發展基礎設施的預算，如果想投資建設高速公路、橋樑等，就必須挪用 其他運行費用。

　　「很多官員都不會考慮得太長遠，制定政策時基本是按每個預算年份為單位思考。而且美國的州政府官員或聯邦政府官員任期多為兩年或四年，他們不會 太關心10年或者20年的長期規劃。」韋斯特說。

　　由於在財政充裕時期忽略了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美國基礎設施老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到的「D分」是根據美國民用工程師協會 2009年的一份評估報告，該報告顯示美國的飲用水設施、大壩、航空運輸、公路等基礎設施的評分為D-，其中飲用水設施問題突出，大量設施已經接近設計的 使用壽命，單是更新已有設施的資金缺口每年就達110億美元。

　　從現在的財政能力來看，美國聯邦政府2011年的預算赤字估計高達1.5萬億美元，公共債務2000年至2007年間增長了50%，2010年 末時累計達到13.5萬億美元，利息支出達到4140億美元。美國各州的財政也陷入惡化，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從2000年開始以8.1%的年複合增 長上升，目前已接近2.5萬億美元。

　　美國的主要基礎設施建設由聯邦政府承擔大部分支出，州政府也需要承擔剩餘部分。比如在佛羅里達修建高速鐵路預算為26億美元，其中24億美元擬 由聯邦政府提供，剩餘缺口則由州政府填補。而地方性的一些基礎設施則主要由州或地方政府自行籌資和建設，對地方資金要求更大。

　　但由於州政府財政狀況惡化，過去作為基礎設施資金主要來源的市政債券市場變得日漸緊縮，投資者擔心州政府解決財政赤字的能力從該市場抽走了資 金；將來，隨著聯邦政府可能停止減免市政債券的稅收優惠，這一情況還有加速的趨勢。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從去年11月10日到今年1月中旬，市政債券市 場規模已萎縮5.3%，共有227億美元流出。

　　韋斯特介紹，2009年的經濟刺激計劃包括了發展高速鐵路的80億美元專項撥款，聯邦政府計劃先在一些特定地區修建以作為範例。但一些州面對財 政困境，加上政治考慮，採取抵制立場。比如，佛羅里達新任州長斯科特（Rick Scott）上月拒絕了修建高鐵的計劃，他是繼俄亥俄、威斯康星和新澤西州之後第四位反對高鐵項目的共和黨州長。

「公私合營」之路

　　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克里和共和黨參議員哈金森（Kay Hutchison）3月16日聯合提出議案，擬建立「基礎設施銀行」，即由聯邦政府出資100億美元建立一個獨立機構，該機構通過提供貸款或貸款擔保以 槓桿撬動6000億美元私人資本投入新建、維護或升級基礎設施。按照設計，該機構參與的任何基建項目都必須能產生收入，且來自該機構的投資不會超過成本的 一半，以此吸引私人資本進入。

　　如果該議案通過，除了對美國私人資本打開投資基礎設施的大門外，對類似於中投公司這樣的外國主權基金也同樣如此。中投資產配置與戰略研究部主管 周元在去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建議奧巴馬政府在今後五年投資1萬億美元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此後又在紐約敦促美國政府建立一個公共-私人合作的機 制以投資基礎設施，並稱中投在風險和回報合適時有興趣投資美國基礎設施。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名為《外國資本和全球公共投資者的角色》的研究報告，基礎設施收益低，但能提供非常穩定的長期收入，且新的競爭者難以進入。從 資金需求角度來看，全面改善美國基建所需的資本大大超過美國國內私有機構投資者的能力；相較之下，主權基金偏好於可提供穩定、可預測且有政府支持的投資對 象。

　　「如果美國真心希望改善基礎設施現狀，它就應該對可能的外國資本保持開放態度。」報告作者韋斯特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

　　不過，韋斯特也承認，美國對國家安全的顧慮和對外國資本控制美國重要經濟資源的擔心是一個主要障礙，需要設計合適的機制以打消顧慮。目前對涉及 國家安全的投資項目都需經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審批，今年華為收購3Leaf公司失敗就是因為未獲批准。

　　對此韋斯特表示「基礎設施銀行」或一些專門投資基金可作為外國主權基金的投資渠道，發揮資金池的作用，以此使投資方與管理權相分離，主權基金投 資者以有限合夥人的身份存在，只能從投資中獲取收益而不具有決策權。

　　「比如中國投資美國的電網建設，可以通過投資機構。該機構發揮資金池的作用，中國的主權基金可以往裡面投，但池子裡同時還有其他主權基金，也有 美國國內投資者，以此消除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上述報告的作者之一，高盛合夥人金博爾（Richard Kimball）說。

　　目前「基礎設施銀行」並未確定最終形式，也未提出是否會直接對主權基金開放。按照克里等議員的構思，該機構不會發行股票，但關於它的資金來源仍 處在爭議之中。眾議院交通和基礎設施委員會主席米卡（John Mica）稱希望看到「更多的私人投資」躋身其中。

《今日美國》:美國25年來最牛的25只股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186wk.html

　展望未來25年，你知道哪些股票會睥睨市場、讓你一夕致富嗎？鑑古可推今，《今日美國》報本月列出25只25年來漲幅最高的股票。如果有人25年前，每隻押注100美元，當年2500美元的投資如今將可坐收68.5萬美元。

　　最大贏家是資產管理業者。富蘭克林資源公司(Franklin Resources)、伊頓范斯公司(Eaton Vance)與伯克夏公司,股價漲幅分佔第一、三與二十名，正應驗了那句老話：掏金不如賣鏟子給淘金的人。富蘭克林公司是全美第四大共同基金管理業者，過去25年的股價漲幅是令人難以置信的64224%，著名的投資大師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股價漲幅19424%。

　　排名第二的是Danaher公司。雖然很少人聽過這家工業測量工具製造商，不過，不管什麼工業都需要用它的測量工具，從電到空氣品質，樣樣都可以測量。

　　誰都有生病的時候，排名第四的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看準人們希望規避生病的風險的商機，股價也是長期扶搖直上。

　　排名第五的思科系統、第八的微軟公司與第十五的戴爾公司，為消費資訊科技產業的佼佼者。思科提供網絡時代所需的聯繫和速度；微軟提供九成電腦必要的軟件；戴爾提供機器本身。

　　排名第六的國際遊戲科技公司(IGT)生產遊戲機，提供的是運氣。

　　排名第七的生邁公司(Biomet)與第十一的Stryker公司製造人工關節。

　　排名第九的百思買公司是消費電子業界的迪斯尼樂園。

　　排名第十的甲骨文公司與第二十四的Pay-chex公司都提供企業用軟件，甲骨文的資料庫是企業資料的保衛者，而Paychex公司的軟件幫公司處理所有薪資問題。

　　排名第十二的Countrywide公司是次級房貸業領先者。長期房市榮景創造了它的神話。由於鎖定首次購屋者，使它倖免於受次級房貸風暴波及。

　　排名第十三的康捷空貨總代理(Expedition International)幫出口業者找艙位，可能是中國大陸興起的重要助力。

　　排名第十八的奧多比系統公司(Adobe)是少數未被微軟吞沒的倖存者。

美國新媒體版權腥風血雨

http://www.21cbh.com/HTML/2011-4-4/zNMDAwMDIzMDYzNg.html

最大的挑戰——專訪美國前財長保爾森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8994&time=2011-04-16&cl=115&page=all

　　時隔一年，世界金融局勢動盪依舊。財新《新世紀》記者又一次對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進行了專訪。

　　保爾森作為博鰲亞洲論壇理事，在本月初就已抵京，除了參觀企業和出席研討會，還與多位中國政府現任和已經離任的高層舊友會過面。採訪於4月9日在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行政層的房間裡進行，採訪的領銜者是財新《新世紀》總編輯胡舒立。

　　保爾森卸任美國財長一職已有兩年，身為高盛公司CEO更是五年以前的舊事，目前他特別關注的是全球經濟的能源瓶頸和可持續發展。不過，在金融界 戎馬一生的保爾森，不可能對當前時事充耳不聞。相反，由於已是「無官一身輕」，採訪中他更加揮灑自如，對全球經濟的熱點問題和大勢判斷依舊耐人尋味。

危機莫誤讀

　　對於本次金融危機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經驗，保爾森強調，絕不能由於危機而因噎廢食，逆轉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去管制化將是「大錯特錯」。市場化令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口擺脫貧困，對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提高發揮了重大作用。

　　危機確實暴露了監管領域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的不是更多規則，而是更好的規則」。保爾森認為，在危機前，美國監管體系沒能跟上市場發展，監管機 構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政府沒有處理危機所需要的權力和靈活度；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刺激政策也有問題。金融行業中，銀行犯了大錯，金融機構槓桿 率過高，衍生品和證券化過於複雜。

　　「但我總愛對人們說，如果某個想法是錯的，它就根本不會帶來多大麻煩，因為它自身發展不到哪兒去。」保爾森說。證券化、衍生品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正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個「好主意」，只是增長太快，而監管沒能與時俱進。

　　與前次採訪相比，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已經出台了《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即「多德-弗蘭克法案」。

　　保爾森評價道：任何法律規章都無法避免金融市場的動盪，金融危機會不斷發生。但能夠做到的是，減少將來危機暴發時的危害，制定規則以更自如地管理危機。

　　「多德-弗蘭克法案」有幾個至關重要的突破。其一是給予政府緊急處置權，可在破產法庭之外應對銀行的「失敗」。只有這樣，當銀行破產倒閉時，才 能確保足夠快、有序地進行清算。其二是建立了系統性監管委員會，由財政部長牽頭，主要監管機構首腦組成一個工作組，對整個系統負有責任和權力。當監測到對 整個體系構成威脅的風險時，監管機構可及時介入。其三是美聯儲對所有大型、複雜的金融機構都有監管權。最後，還規定了對衍生品市場增強透明度，衍生品要麼 中央登記結算，要麼在場內交易。

　　保爾森尤為看重的是政府的緊急處置權。實際上，沒有任何機構太大而不能被清算，而是太大而不能「很快」被清算。監管者擁有了處置權，就意味著一 旦發生銀行「失敗」，他們知道應當怎麼做，而這意味著事前就要有一個清算計劃，也就是保爾森稱作的金融機構的「活遺囑」。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他們為自己的 行為付出代價，而不是普通的納稅人。「活遺囑」主要規定基本原則，但隨著金融機構的資本結構不斷變化，計劃應被定期審查和調整。

　　這部法案已經涵蓋了改革所必需的最重要領域，但數千頁的文本在將來的解釋、執行中還會遇到阻力。「也許比好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他們的實施，」保爾森說。

　　對美國國內要求審計美聯儲的呼聲，比如有些人要求，公開美聯儲在危機中對金融機構的窗口貼現貸款或內部評級。保爾森認為這些要求站不住腳，央行獨立性「至關重要」。

　　美聯儲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鑑，但實現央行獨立性是漸進的過程。從過去中國金融市場、監管框架來看，中國人民銀行的各項決策，比如擴大匯率機制的靈 活度，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說明中國央行也在不斷演進。保爾森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是「令人尊敬的國際領袖」。美國已有較長的演進歷史，實際上中國在各 個領域的變化用時更短，維持包括貨幣政策的改革勢頭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臧否「居者有其屋」

　　保爾森曾在《峭壁邊緣》一書中寫道，2008年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稱「兩房」）收歸國有時，對這兩個典型「大而不倒」的政府支持企業將來的道路還無暇顧及。在上一次採訪中，他認為全面改革的時機未到。但今年2月，奧巴馬政府已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

　　保爾森指出，政府方案只是提供了三個選項，並沒有明確的方向。「兩房」改革不但是龐雜的經濟議題，更是巨大的政治挑戰，需要國會和政府的大量工 作和妥協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前「國有化」整個房屋市場行不通；回到危機前的架構亦不可取，因為它本身就是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

　　核心問題是，有必要重新定義政府在住房市場的角色。「兩房」的功能必須大幅縮減，或專門支持低收入借款人，或只在市場動盪、房地產抵押貸款信用大幅減少的情形下發揮作用。政府對「兩房」的支持必須顯性和透明。

　　「居者有其屋」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保爾森說。但問題是，在過去短短幾年，美國房屋擁有率從65％增加到69％，難道真的要 讓所有人都擁有住房嗎？「不幸的是，有些人應當租房，」如果有人能夠獲得100萬美元的貸款，還由此享受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利息支出部分的扣除，這對租房 人來說並不公平。

　　對「兩房」改革中如何保障投資者利益，保爾森指出，在他任上，政府已對「兩房」債務提供足額擔保，這一策略從未改變。改革指的是「兩房」未來業務的減少甚至消失，但這是指「增量」；而對已有的債務存量，任何路徑都會確保其背後的政府擔保。

　　保爾森表示，誠然，2008年7月授權政府處置「兩房」的《住房和復甦法案》有政府作為優先股股東注資「兩房」的規定，如起初的可注資2000 億美元到後來追加到4000億美元。但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國會給予政府非明確的、無上限地支持「兩房」債務的權力。有這一權力，注資上限並非一個實質約束。

　　保爾森說，將「兩房」收歸國有時，美國政府在法律角度上異常謹慎，將來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國有化的一種「逆轉」，同樣是美國從未經歷的情況。但確定的是，美國最引以為豪的對產權的保護絕對不會動搖。

美國長期最大的挑戰

　　歐債危機爆發已一年有餘，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救的已有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沒人能保證接下來不會再擴散至其他國家。

　　保爾森說，目前歐元區有起伏波動，主要由於一些國家的公眾壓力，政治上的困難很大。其實歐盟與歐洲國家具有應對危機、穩定市場的巨大經濟能力，關鍵是決心和意志力。

　　在他看來，歐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結構，也就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各自獨立的政治體系。「看不到這樣一個群體國家的組織，如何採取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有理由期望的是，更加和諧、協調的財政政策，更強的約束力。」保爾森說。

　　看得再長遠，則是經濟結構調整與財政可持續性，這與美國及大多數發達國家面對的挑戰別無二致。

　　保爾森指出，美國財政是長期內的最大挑戰。好在過去半年多以來，對財政問題的關注，「比我畢生職業生涯中看到的還要多。」白宮成立的「鮑爾斯- 辛普森」（削減）赤字委員會的主要貢獻是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向人們顯示，美國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如果社會的不同構成部分各自做出一些並不算大的犧 牲，集合起來對整個國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為家庭，我們都希望子孫的生活至少與我們一樣好。」保爾森說，「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我們卻總是很自私，因為老一輩不情願做出犧牲。」但他還是認為，美國政治家能解決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危機會迫使人們做一些以前不曾想過或忽視了的事，現在正是開始。」

改變「非常態」

　　保爾森曾說，沒有哪一國經濟能永遠一帆風順。

　　「我不相信運氣，只相信給自己創造運氣。」他認為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是由於中國人民富有創造力、勤勉堅韌，還擁有卓越的領導人。不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套經濟體系，能永遠避免金融問題。經濟變得越大、越複雜，就越難將市場機制與行政力量合理地結合起來。

　　十多年前，中國之所以能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是當時的經濟增長強勁，中國融入到世界經濟的程度不深。那時中國的銀行不賺錢，資產負債表上有巨大的 損失，隨後進行重組。本次危機中，西方銀行成了危機的爆發點，而中國銀行則在經濟刺激計劃中成了信貸的引擎。數據上看，中國在危機前債務佔GDP的比例在下降，所以在危機中承擔起更多債務而不至於引入過高風險。

　　面對將來，保爾森認為中國不可能再以封閉的金融體系應對危機，人民幣應逐漸市場化。中國是個「奇蹟般的非常態」（miraculous abnormality）：一個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的國家，一個完全融入到國際貿易體系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匯率卻不夠靈活。

　　但保爾森並不懷疑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自由化的決心，因為最明顯的原因不是要使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得到好處，而是為中國自身。「每當討論中國 經濟可能面對的風險，我總會下意識地想到，所有人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需要中國經濟持續的增長和穩定。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越慢，風險和成本越大。」

　　保爾森認為，「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是繼續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中國有很多重要工作，包括切實將經濟動力從低成本出口轉移到更有效地運用能源，更多依靠內需，依靠由市場決定、更好地傳遞價格信號的貨幣，更有效的政策以應對通脹。

　　但保爾森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還是加以區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不是能「宣佈」出來的，這是一個自然、漫長的演變過程，前提是貨幣的價格由市場決定，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可自由兌換。

　　他以美元為例，指出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建立在一個長時間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上，加上對產權的強有力保護，自身流動性非常強。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如果投資者需要變賣美國國債來充實現金，他們完全可以自由賣出，不會出現沒有買家的情形，這才是儲備貨幣的典型，保爾森說道。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余思偉、王宇倩對此文亦有貢獻

何鴻燊父女黑材料美國曝光

美國另一位94歲股神的投資思想 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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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多人眼中的股神，但他是「股神」眼中最偉大的投資人之一。他曾經為價值投資之父，也是巴菲特的老師Ben Graham，工作將近十年。自立門戶後一直堅持獨立投資，直到今天，對，94了，他還在價值投資。

巴菲特2006年致股東信，專門重點講到Walter Schloss

「最後我想談談我在華爾街的一位老朋友，Walter Schloss，他去年已經90歲高齡。從1956年至2002年，他的投資都非常成功，而且除非他的基金賺錢，否則他一分錢手續費也不收。我對他的敬仰 不是馬後砲，我在五十年前就把他推薦給St. Louis家族，建議由Walter來管理他們的財富，他是我當時唯一推薦人選。Walter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商學院。他的辦公室只有1間，直到 2002年才擴到4間。而且沒有秘書，沒有任何辦公人員，只有他的兒子幫他。他們從來不靠內幕信息，確切的說，內幕信息至少離他們有1英里遠。他們就設定 幾條標準挑選股票。1989年父子倆接受採訪，被問及投資理念，回答『我們儘量買便宜的股票』。聽到這些，什麼現代組合理論，技術分析，宏觀判斷和複雜模 型，都歇了吧。

Walter的策略是不要冒『真正的風險』（資本的永久損失）。以此為依託，他的投資回報遠超大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投資過超過1000只股票，大部 分看上去都沒什麼吸引力。他多年來的成功不是依靠幾隻股票，也不可能是因為偶然。我第一次向公眾推薦Walter Schloss是在1984年，那時主流商學院盛行『市場有效理論』，即認為股票價格不會明顯被錯估，所以僅僅利用公開信息，投資者無法超越市場平均水 平。無數本來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就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而另一邊Walter卻繼續用事實說話—跑贏大盤。市場有效理論反而『幫助』了Walter，就像如 果你從事航運業，而你的競爭對手都被教育說，地球不是圓的，而是方的。從這個角度講，對Walter的投資者來講，他沒有上過大學，是件好事。」

巴菲特在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這樣形容Walter Schloss：

他真的知道怎樣找到『比賣給私人投資者價格低得多』的股票。他持有股票數量比我多得多，他對公司所處行業的性質等，沒有我關心得多。我也影響不了他。不過這是他的優勢之一，因為沒有人影響得了他」。

開場笑話，哈哈

1998年Walter Schloss參加了Jim Grant投資論壇，演講題目是「我的華爾街六十五年」，開場時他先講了一個笑話。「我有個朋友，在精神病院當醫生，他請我去給他的病人講講投資。我應邀 前往，剛講了幾句，一個坐在前排的病人，站起來衝著我喊，『閉嘴，白痴，坐下！』我頓時傻了，問我的朋友該怎麼辦，他說，『那你就坐下唄，這是他這幾個月 來說的最明智的一句話』」。

在那次演講中，Walter給大家介紹了他眼中的「價值投資之父」Ben Graham。Graham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聰明的他將自己的理念應用於投資，他定下的規矩是，有回報他要提取50%，而出現損失，他也會承擔 50%。不過，1929年的市場也讓他損失慘重，投資者紛紛贖回。1946年，Graham-Newman基金已經成立10年，表現一直很好。主要原因是 Graham二戰前買入很多規模和盈利一般的二線公司，這些公司不用繳納超額盈利稅，因此戰後反而經營和股價都表現很好。兩個小例子。Ben Graham的堅持。曾經有人給他推薦未來業績很看好的公司，他說「這不是我們的風格」。他所倡導的價值投資並不是預測企業未來幾年的盈利和增長。哪怕 「機會」再「確定」，他也會堅持原則。Ben Graham的價值發現。二戰前，市場熱捧波音公司，認為其前景巨大；而戰後，很多人都認為公司沒有前途，於是Ben Graham得以在20元股價買入（當時賬面價值為40美元）。當時沒有多少人會專門在股價跌時買入，Ben Graham已經在這樣做了，不過他不願意用逆向投資形容自己，他認為自己是在買入價值。所以你要教育你的投資人，除了浮盈，也要習慣浮虧，而且越跌越 買。

其他場合，Walter Schloss精彩問答：

1、你和巴菲特等人都曾師從Ben Graham，今天你們也成為非常成功的投資人，你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都不抽煙，呵呵。我想我們都很理性（rational），即使在非常不利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會很情緒化。當然，巴菲特是這方面做得更極致些。而且我們都很誠實，我們知道有些人賺了很多錢，但別人並不願意投錢給他們，因為他們人品有問題。

2、Tweedy Browne偏定量，而巴菲特偏定性，你呢？

我不是很擅長判斷「人」，我更喜歡跟數字打交道，除非上市公司離得很近，否則我不會去調研。我會從公司是否願意分紅，來判斷管理層是否為股東利益著想。因 為我們很「小」，所以我們不會去約見管理層，除非你是富達（Fidelity），否則他們怎麼會聽你的呢？在基金規模小的情況下，還是同數字打交道更容易 些。

3、買賣原則？

不要著急賣。如果股價已經到了你認為合理的價格，那你賣掉可以。但如果因為已經漲了50%，別人勸你要鎖定利潤，你不要急著賣。至少賣之前要重新評估一下 公司，要考慮當時市場的情緒（點位）是否對股價構成影響，人們是不是特別樂觀？買股票時，根據我個人經驗，買在過去幾年的歷史低點總歸會有好處。你看到股 價從125跌倒60，你認為有吸引力了，但可能三年前低至20，這說明這公司股價確實很脆弱。

4、你自己經歷了很多次經濟衰退（18次），還包括二戰後的市場，歷史在重複，還是你也在改變？

市場呈現兩極分化，一方面有些股票跌去50-60%，而有些股票創了新高。人們總喜歡買入表現很好的公司，而不喜歡那些表現糟糕的公司。有些人也許在想， 如果我現在賣掉這些差的公司，還可以抵消一些要繳納的盈利稅，不得不承認很多人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賣股票，所以股價總是會比「應該」跌得更多。以前的價值 投資我們會買入股價跌到「流動資本以下」的公司，但現在這一條很難適用。現在的原則是買入股價被「打壓」的公司，股價在歷史低位（而不是創新高）的公司。 當然我們得弄明白，其他投資者為什麼不喜歡它們，是因為沒有業績，還是因為季報比市場預期低了一點點，我們願意與市場不同，因為我們不認為一個季度表現很重要。

5、你的投資很分散

巴菲特曾說我這樣做是為愚蠢進行對沖，我告訴他我們不會對公司盈利進行預測，而我們買入的又是些二線公司，我知道這裡面一定能出來不錯的公司，但我並不知 道是哪個，所以只能每個先買點。一定要買，哪怕只有一點點，這樣你才會記住它。遇到真正喜歡的公司，隨著股價下跌，還會繼續買。

6、很多人由於貪婪，撐不了你這麼久，你的秘訣？

很多人本不應該來這個市場，由於貪婪，才有他們的出現。我們有自己的潛在買入名單，當這個名單由50只減少到3只，我知道市場很危險了，也沒有那麼便宜了，於是是時候徹底撤出了。再說市場幾十年前哪有那麼多CFA。。。。。。

7、給年輕人忠告

對自己要坦誠，不要讓情緒左右你的判斷，要明確自己這輩子要什麼，不要因為華爾街賺錢就做這行。要與受人尊敬的人和好人打交道。

Walter Schloss工作習慣

他從來不用電腦，但堅持每天早上讀報，唯一其他參考資料是ValueLine雜誌，最喜歡看「表現最差股票列表」，找到理想標的後買入一些（股價較賬面價 值有折價，債務少最好沒有，管理層有一定持股比例），然後讓上市公司將財務報表郵寄到自家信箱。每天工作時間堅持上午九點半到下午四點半。1956年自立 門戶後，將近50年（2003年基金清盤，專門為自己理財）年復合收益率16%。難怪，Forbes雜誌曾在封面說，聽Schloss談「簡單」的價值投 資對現代人是一劑「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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