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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一年，世界金融局勢動盪依舊。財新《新世紀》記者又一次對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進行了專訪。
保爾森作為博鰲亞洲論壇理事，在本月初就已抵京，除了參觀企業和出席研討會，還與多位中國政府現任和已經離任的高層舊友會過面。採訪於4月9日在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行政層的房間裡進行，採訪的領銜者是財新《新世紀》總編輯胡舒立。
保爾森卸任美國財長一職已有兩年，身為高盛公司CEO更是五年以前的舊事，目前他特別關注的是全球經濟的能源瓶頸和可持續發展。不過，在金融界 戎馬一生的保爾森，不可能對當前時事充耳不聞。相反，由於已是「無官一身輕」，採訪中他更加揮灑自如，對全球經濟的熱點問題和大勢判斷依舊耐人尋味。
危機莫誤讀
對於本次金融危機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經驗，保爾森強調，絕不能由於危機而因噎廢食，逆轉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去管制化將是「大錯特錯」。市場化令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口擺脫貧困，對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提高發揮了重大作用。
危機確實暴露了監管領域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的不是更多規則，而是更好的規則」。保爾森認為，在危機前，美國監管體系沒能跟上市場發展，監管機 構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政府沒有處理危機所需要的權力和靈活度；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刺激政策也有問題。金融行業中，銀行犯了大錯，金融機構槓桿 率過高，衍生品和證券化過於複雜。
「但我總愛對人們說，如果某個想法是錯的，它就根本不會帶來多大麻煩，因為它自身發展不到哪兒去。」保爾森說。證券化、衍生品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正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個「好主意」，只是增長太快，而監管沒能與時俱進。
與前次採訪相比，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已經出台了《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即「多德-弗蘭克法案」。
保爾森評價道：任何法律規章都無法避免金融市場的動盪，金融危機會不斷發生。但能夠做到的是，減少將來危機暴發時的危害，制定規則以更自如地管理危機。
「多德-弗蘭克法案」有幾個至關重要的突破。其一是給予政府緊急處置權，可在破產法庭之外應對銀行的「失敗」。只有這樣，當銀行破產倒閉時，才 能確保足夠快、有序地進行清算。其二是建立了系統性監管委員會，由財政部長牽頭，主要監管機構首腦組成一個工作組，對整個系統負有責任和權力。當監測到對 整個體系構成威脅的風險時，監管機構可及時介入。其三是美聯儲對所有大型、複雜的金融機構都有監管權。最後，還規定了對衍生品市場增強透明度，衍生品要麼 中央登記結算，要麼在場內交易。
保爾森尤為看重的是政府的緊急處置權。實際上，沒有任何機構太大而不能被清算，而是太大而不能「很快」被清算。監管者擁有了處置權，就意味著一 旦發生銀行「失敗」，他們知道應當怎麼做，而這意味著事前就要有一個清算計劃，也就是保爾森稱作的金融機構的「活遺囑」。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他們為自己的 行為付出代價，而不是普通的納稅人。「活遺囑」主要規定基本原則，但隨著金融機構的資本結構不斷變化，計劃應被定期審查和調整。
這部法案已經涵蓋了改革所必需的最重要領域，但數千頁的文本在將來的解釋、執行中還會遇到阻力。「也許比好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他們的實施，」保爾森說。
對美國國內要求審計美聯儲的呼聲，比如有些人要求，公開美聯儲在危機中對金融機構的窗口貼現貸款或內部評級。保爾森認為這些要求站不住腳，央行獨立性「至關重要」。
美聯儲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鑑，但實現央行獨立性是漸進的過程。從過去中國金融市場、監管框架來看，中國人民銀行的各項決策，比如擴大匯率機制的靈 活度，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說明中國央行也在不斷演進。保爾森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是「令人尊敬的國際領袖」。美國已有較長的演進歷史，實際上中國在各 個領域的變化用時更短，維持包括貨幣政策的改革勢頭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臧否「居者有其屋」
保爾森曾在《峭壁邊緣》一書中寫道，2008年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稱「兩房」）收歸國有時，對這兩個典型「大而不倒」的政府支持企業將來的道路還無暇顧及。在上一次採訪中，他認為全面改革的時機未到。但今年2月，奧巴馬政府已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
保爾森指出，政府方案只是提供了三個選項，並沒有明確的方向。「兩房」改革不但是龐雜的經濟議題，更是巨大的政治挑戰，需要國會和政府的大量工 作和妥協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前「國有化」整個房屋市場行不通；回到危機前的架構亦不可取，因為它本身就是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
核心問題是，有必要重新定義政府在住房市場的角色。「兩房」的功能必須大幅縮減，或專門支持低收入借款人，或只在市場動盪、房地產抵押貸款信用大幅減少的情形下發揮作用。政府對「兩房」的支持必須顯性和透明。
「居者有其屋」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保爾森說。但問題是，在過去短短幾年，美國房屋擁有率從65％增加到69％，難道真的要 讓所有人都擁有住房嗎？「不幸的是，有些人應當租房，」如果有人能夠獲得100萬美元的貸款，還由此享受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利息支出部分的扣除，這對租房 人來說並不公平。
對「兩房」改革中如何保障投資者利益，保爾森指出，在他任上，政府已對「兩房」債務提供足額擔保，這一策略從未改變。改革指的是「兩房」未來業務的減少甚至消失，但這是指「增量」；而對已有的債務存量，任何路徑都會確保其背後的政府擔保。
保爾森表示，誠然，2008年7月授權政府處置「兩房」的《住房和復甦法案》有政府作為優先股股東注資「兩房」的規定，如起初的可注資2000 億美元到後來追加到4000億美元。但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國會給予政府非明確的、無上限地支持「兩房」債務的權力。有這一權力，注資上限並非一個實質約束。
保爾森說，將「兩房」收歸國有時，美國政府在法律角度上異常謹慎，將來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國有化的一種「逆轉」，同樣是美國從未經歷的情況。但確定的是，美國最引以為豪的對產權的保護絕對不會動搖。
美國長期最大的挑戰
歐債危機爆發已一年有餘，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救的已有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沒人能保證接下來不會再擴散至其他國家。
保爾森說，目前歐元區有起伏波動，主要由於一些國家的公眾壓力，政治上的困難很大。其實歐盟與歐洲國家具有應對危機、穩定市場的巨大經濟能力，關鍵是決心和意志力。
在他看來，歐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結構，也就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各自獨立的政治體系。「看不到這樣一個群體國家的組織，如何採取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有理由期望的是，更加和諧、協調的財政政策，更強的約束力。」保爾森說。
看得再長遠，則是經濟結構調整與財政可持續性，這與美國及大多數發達國家面對的挑戰別無二致。
保爾森指出，美國財政是長期內的最大挑戰。好在過去半年多以來，對財政問題的關注，「比我畢生職業生涯中看到的還要多。」白宮成立的「鮑爾斯- 辛普森」（削減）赤字委員會的主要貢獻是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向人們顯示，美國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如果社會的不同構成部分各自做出一些並不算大的犧 牲，集合起來對整個國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為家庭，我們都希望子孫的生活至少與我們一樣好。」保爾森說，「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我們卻總是很自私，因為老一輩不情願做出犧牲。」但他還是認為，美國政治家能解決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危機會迫使人們做一些以前不曾想過或忽視了的事，現在正是開始。」
改變「非常態」
保爾森曾說，沒有哪一國經濟能永遠一帆風順。
「我不相信運氣，只相信給自己創造運氣。」他認為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是由於中國人民富有創造力、勤勉堅韌，還擁有卓越的領導人。不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套經濟體系，能永遠避免金融問題。經濟變得越大、越複雜，就越難將市場機制與行政力量合理地結合起來。
十多年前，中國之所以能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是當時的經濟增長強勁，中國融入到世界經濟的程度不深。那時中國的銀行不賺錢，資產負債表上有巨大的 損失，隨後進行重組。本次危機中，西方銀行成了危機的爆發點，而中國銀行則在經濟刺激計劃中成了信貸的引擎。數據上看，中國在危機前債務佔GDP的比例在下降，所以在危機中承擔起更多債務而不至於引入過高風險。
面對將來，保爾森認為中國不可能再以封閉的金融體系應對危機，人民幣應逐漸市場化。中國是個「奇蹟般的非常態」（miraculous abnormality）：一個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的國家，一個完全融入到國際貿易體系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匯率卻不夠靈活。
但保爾森並不懷疑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自由化的決心，因為最明顯的原因不是要使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得到好處，而是為中國自身。「每當討論中國 經濟可能面對的風險，我總會下意識地想到，所有人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需要中國經濟持續的增長和穩定。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越慢，風險和成本越大。」
保爾森認為，「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是繼續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中國有很多重要工作，包括切實將經濟動力從低成本出口轉移到更有效地運用能源，更多依靠內需，依靠由市場決定、更好地傳遞價格信號的貨幣，更有效的政策以應對通脹。
但保爾森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還是加以區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不是能「宣佈」出來的，這是一個自然、漫長的演變過程，前提是貨幣的價格由市場決定，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可自由兌換。
他以美元為例，指出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建立在一個長時間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上，加上對產權的強有力保護，自身流動性非常強。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如果投資者需要變賣美國國債來充實現金，他們完全可以自由賣出，不會出現沒有買家的情形，這才是儲備貨幣的典型，保爾森說道。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余思偉、王宇倩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