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中國沒有競爭優勢
在股東大會臨近尾聲時,一位來自中國上海的投資者詢問巴菲特是否有新計劃投資中國,巴菲特回應稱「中國沒有競爭優勢」。
曾稱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中國經濟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這是巴菲特在2007年10月首次投資中國大連時所說。
當時,巴菲特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身份來到大連,出席哈撒韋公司控股公司IMC大連新工廠的開業慶典。
這是巴菲特在中國投資的第一家企業。公司信息顯示,IMC國際金屬切削(大連)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200萬美元,投資總額為2785萬美元。公司投產後,將為航空、汽車等行業生產高品質的切削刀具,預計年產量200萬件,產值約3億元人民幣。
投資中石油獲利近七倍
公開資料顯示,巴菲特真正投資的第一家中國企業是中石油。
2002年至2003年間,巴菲特投資4.88億美元購入中石油1.3%股份。而自2007年7月開始,巴菲特連續七次減持中石油H股,並在11月5日中石油登陸A股市場的前一個月將所持的23.4億股中石油H股全部清空,收穫40億美元,獲利近七倍。
2008年,比亞迪(28.82,2.62,10.00%)汽車成為被巴菲特「金手指」點中的公司,巴菲特最終以2.3億美元獲得比亞迪10%的股份,並成為比亞迪第二大股東。
按照當時的購買價,巴菲特購買比亞迪的股價為8港元每股,此後比亞迪股價一路飆高,在2010年讓巴菲特賬面浮盈超10倍。
但在2011年之後,比亞迪的表現讓巴菲特「大感失望」。在2012年股東大會上,巴菲特十分看淡比亞迪,只有巴菲特的搭檔——伯克希爾副主席查理·芒格力挺比亞迪。
如今,這項投資尚未結束,但顯然令股神巴菲特深感疲憊,更放出「中國沒有競爭優勢」的言論。不過,在比亞迪之後,巴菲特至今沒有在中國進行新的投資。
http://money.163.com/13/0506/09/8U6C9LHB00251LK6.html
股東大會談及中國
我的感想:
他們是十萬北京出租車司機中極為特殊的一群,自己擁有牌照。他們收穫了這個市場的豐厚利潤,也知道如何與政府博弈。
北京最新一輪出租車改革,再次迴避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也就是那些自己擁有出租車牌照的個人。
「我們去找(運輸管理)局領導,對方最後表示這次改革不包括個體。」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劉是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也是東城個體出租司機協會的主要聯絡人。這一群體在東城區大約有100人,其中99人加入了這個協會。協會掛靠在東城區個體工商協會下面,司機們通過直選的方式,選出了免費給大家服務的會長。
2013年4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發佈,個體出租車群體並未納入本輪出租車改革的盤子裡。而劉衛國透露,這個意見早前在徵求意見階段時,曾經提到過個體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權要6年審批一次。
「經過了爭取。」劉衛國說。至於爭取的辦法,他不願意透露,只表示「肯定不是遊行示威」。
像他這樣由個體擁有的牌照,在北京6.6萬個出租車牌照中並不多見。按照北京市發改委2013年的數據,全市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一共1157人——這個數字自從2004年到現在沒有任何變化。
事實上,在全國的許多地方,個體出租車司機都被政府列為「收編」的對象。
據新華社報導,上海市自2005年起由大眾、強生、巴士、錦江、海博等5大出租汽車骨幹企業組建了相應管理公司,接手管理2800餘輛出租車個體工商戶。第二年,廣州也要求由自然人使用的出租車經營權都必須委託給車輛在300輛以上的出租車企業經營。
北京的這1157個出租車司機,由此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與政府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博弈。
當時大部分幹個體出租的都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
最早的一批個體司機,出現在1992年。
北京東城區最早一批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北京市開始放開出租車企業的投資主體限制,允許個人投資開辦出租車企業。他正是在此時進入這一行業的。
1991年4月30日發佈的《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管理若干規定》顯示,一開始,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現已歸北京市交通委員會運輸管理局管理)是這些個體司機的主管機關。
申請成為個體出租司機的條件是,有北京常住戶口的非在職人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及持有經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考試合格的合格證。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合格證考試的內容,一是地理,二是英語。英語的考試很簡單,有幾套題目,司機們把答案都背下來了,考試錄音一播放,就知道怎麼填標準答案。
考試合格的申請人,還需要取得正式駕駛證3年以上,並在從事出租汽車駕駛員前3年連續從事汽車駕駛工作。申請人拿到合格證後,可以到北京市出租管理局下設的辦證中心,自行選擇去公司當司機,還是成為個體司機。
想開個體出租的申請人按照戶籍所在區域,向不同級別的出租汽車管理處申請。劉衛國說,北京的個體出租車的名額是按照區域分配的,每個城區分配了100個名額。有的區縣沒有用完名額,比如延慶、密雲、通州和門頭溝,各只有5-30個個體出租司機。有的區則超過了100個名額限制,比如石景山區有三百多個個體司機。
為什麼石景山區會這麼多?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石景山屬於近郊區,管理比城區松。一些城區想開個體出租的人,本城區的名額滿了,就托關係來這裡。後來政府進行過一輪清理,想把不是石景山戶口的個體出租司機清理出去,但後來司機們集體上訪,管理者經過種種考慮後保留了三百多人的名額。
劉衛國說,當時干個體出租的大多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他們大多工作至今。圈子裡一聚會,來的全是白頭髮。偶有特別年輕的,往往是某個司機的兒子。
不過,當時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加入了這個行列。比如,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就在北京市長安街和東二環交接的地方,有一套獨門獨院的四合院。
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無數人蜂擁而入這個新的行當。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1992年到1993年,不到兩年,北京的出租車數量從一萬多輛增長到六萬多輛。數量劇增帶來了運力過剩和服務質量下降的問題。
1994年4月,北京市車管局發出正式文件,規定當年不審批新的個體經營者。此後十年,北京審批的個體出租經營者很少。到2004年,個體出租審批全面暫停至今——南方週末記者在北京工商局2004年第39期《工作指導》的文件中看到,2004年12月3日工商局系統內傳達了一個通知:「根據《北京市『十五』時期交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明確的我市出租汽車發展規劃目標以及出租汽車行業現狀,我市出租汽車市場已呈飽和狀態,故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已停止審批新的出租汽車經營者。」
從審批閘門關上的時刻開始,已經拿到牌照的司機們迎來了好日子。
劉衛國以前是北京吉普汽車廠的工人,一個月二百多元的工資,1994年辭職去一家公司當了出租車司機,每個月毛利9000元,純利潤6000元左右。1997年自己拿到牌照後,收入更高了,因為不用再向公司繳納管理費。
最早,北京稅務部門對個體出租汽車採用的是按運營收入3%-7%的比例徵收個人所得稅。由於很多司機一個月的運營收入都在萬元級別,個人所得稅至少在300-700元之間。
1999年,北京市地方稅務局出台規定,對個體出租汽車司機暫時採用定額方法徵收個人所得稅,定額分別為180元和200元兩種。
到如今,北京個體出租司機的個人所得稅,統一按照7000元的計稅金額計算,每個月固定繳納128元。7000元的計稅金額多年沒有改變。
但實際上,據南方週末記者向多名個體出租司機瞭解,個體出租司機每個月的運營收入遠高於7000元。而且,他們不用像出租車公司手下的司機那樣每個月繳納5175元的份錢,運營收入除去油錢和維修費用就是純利潤。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年,收入確實不錯,「每年純利幾萬元沒有任何問題」。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個體出租司機成為那些只能給公司開車的同行們羨慕的對象,許多人都想擠進這一行列。2004年7月1日,在北京出租車行業有名的幾個維權分子——出租車司機邵長良、王學永、車殿光向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聯名申請個體經營出租車,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批准。
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安逸的日子,讓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產生了新的想法,他們希望請幫手,也就是說雙班運營。
2000年左右,個體司機就曾聯合起來,找到北京市交通局反映訴求,但被告知沒有先例,不能應允。
但實際上,當時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私下把車包給他人運營。交通部門對此經常罰款,當時的政策是,只要查到了,就要罰款3000元,所以他們一般見到交警就加油門跑開。
劉衛國記得,2005年,好幾百個個體出租司機一起聯署寫了申請,要求允許請幫手。聯署申請先是遞到了北京市政府,然後被轉到北京市交通委,最後轉到了北京市運輸局。
「大家去運輸局的時候,被大的領導看到了,要求解決,運輸局的相關人士才坐下來,跟我們談雙班問題。」劉衛國回憶說。他當時是這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參與了跟當時擔任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局長的丁保生對話的座談會。
一開始,個體司機的訴求是按照《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允許個體司機僱用1-7人,但北京運輸局方面堅持只允許請一個幫手。
「最後我們就同意了,能爭取一個幫手的名額也是勝利吧。」劉衛國說。
2005年6月23日,北京市運管局發佈了《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勞動者請幫手暫行管理規定》。該文件規定,個體出租車主必須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才能聘請幫手。
「要證明自己身體不好,我們就去醫院寫個假條。這個年紀的人,一身的病,開個假條很容易。」劉衛國說。
這之後,劉衛國也請了55歲的鄰居做幫手,自己上白班,幫手上晚班,每個月交給他兩千多元。據劉介紹,在圈內,一般幫手的份錢都在2000到3000元之間。
南方週末記者在一些分類信息網站上看到了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的招募廣告,大多數招募的是夜班司機,往往要求對方繳納2萬元的風險抵押金,每個月交3000元的「份錢」。
2006年,北京市運輸局提出個體出租司機的特許經營權,要從過去無償無期,改成無償有期。即8年為一個週期,採取積分制的形式,在一個週期內違規積分到一定程度,就要被收回經營權。
劉衛國回憶說,當時超過200名個體出租司機,一起去運輸局,要求面見局長。
「我一個人去,他不見我,但是大家要同時去,他就見了。政府放了我們一馬,當時就說這事(無償有期)擱置,留給以後更聰明的人去做。」劉衛國說。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2006年4月13日,北京市政府下發《關於加強出租汽車行業管理的意見》,剔除了對上述涉及個體出租的經營做明確規定的條款。
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新的博弈,依然還在繼續。
就在2013年5月中旬,劉衛國開始組織個體司機一起擬定舉報材料,以實名制形式,舉報北京市運管局2005年出台的那份「請幫手」的文件是違法的規範性文件,應該取締。
他們的理由是:2011年,《個體工商戶條例》正式實施,暫行了24年的暫行條例同時廢止,新條例取消了對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限制,那麼個體出租司機在招聘從業人員的時候也就不應再受到人數限制。
「我們的目標是讓政府答應我們,可以實行三班制,也就是說我們至少請2-3個人。」劉衛國說。舉報半個多月了,他們目前還沒有得到回覆。
在過去這些年裡,這群獨特的司機們漸漸組建了自己說話的平台——QQ群和微信群。超過200個個體出租司機加入到了同一個無線電台裡,經常溝通。只要配載了這個車載的無線電台,以車為中心,方圓15公里內的個體司機都能保持實時互動。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我們想成立一個在政府旗下的自治組織,避免做一些極端的事情,包括群體性事件,包括其他一些不好的負面行為。」劉衛國說。協會將給個體出租司機們維權,比如解決上社保等問題——他每個月都是自己去買社保保險,而據他瞭解,有一半個體司機至今沒有上社保。
經營權轉讓,也將是博弈的焦點所在。
目前北京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可以把經營權轉給自己的子女。「雖然沒有紅頭文件,但只要你去申請,一般都會給你轉。」劉衛國說。
但如果是把經營權轉給非家庭成員,政府一般不會批准。
要知道,現在個體出租車牌照已是天價——據劉衛國瞭解,溫州的個體牌照拍到了80萬元,石家莊的一個個體牌照也能值50萬元,北京市場的價格也在50萬元左右。
守著天價牌照,卻不能買賣,這讓個體出租司機們十分不滿。
不過,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轉讓其實沒有完全卡死。他在2007年以30萬元的價格把特許經營權轉讓給了一個朋友,打了申請之後,用了一年的時間「特批」了下來。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想轉移,總是有辦法的。
而私下的轉讓一直沒有停止。
南方週末記者在多個分類信息網站看到相關的轉讓信息,開價一般在50萬元左右,而且說明不能過戶。能保證過戶的價格則更高,比如一位自稱有辦法辦理過戶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就向南方週末記者開出了最低85萬的轉讓價格。
讓這些私下的轉讓浮出水面,形成光明正大的政策,正是北京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眼下的新目標。一旦要到了這項政策,就意味著他們手中的每個牌照都能變成以幾十萬來計量的真金白銀。
作者:袁建勝 來源:聯想之星
記者:聽說您一直在使用微博、微信這些很前衛的網絡工具,您已七十多歲,還對這些新事物保持興趣,這算是您的另一個「我」嗎?
柳傳志:這個比較簡單,像微信、微博,都是極為簡單的工具,憑什麼我不會?微博是瞭解社會整體狀況的一個有效渠道,但是我只看,很少寫。微信倒是很常用,我有很多個群,比如公司的最高管理層,大家經常在裡面互相交流看法,也不用一定坐下來開會,很方便。另外,我還有自己家庭的群,還有包括兄弟姐妹在內的大家庭的群,還有同學的群,中國企業傢俱樂部的群,等等。每天看看這些就忙得不得了,這都是正常的,不能算什麼新事物。
如果說我現在還能做聯想控股的領導人,最起碼的一點,就是在某些方面,還有不亞於年輕人的思維和能力,這才有資格坐在這兒工作。如果只是為了自己還有存在感,而不是對聯想這家企業有好處,我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工作。
比如2000年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再在工作之餘,研究關於IT產業、互聯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精力有些跟不上了,就立刻決定不做聯想集團的CEO了。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在做企業方面,領悟了一些更深刻的內涵,可以幫聯想拓展新業務,豐富新領域,就從事集團戰略和拓展業務諸如投資等方面的工作。
事實也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如果聯想集團一直沿著高科技產業這條單一的路走下去,今天可能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經過集團業務的多元化,聯想控股降低了這一風險,能夠繼續發展下去。聯想和我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互相需要,如果聯想不需要我,我還堅持不走是不行的;如果還需要我,我自己卻不想幹了,那也不行。
記者:您有很多圈子,特別是4月的綠公司年會上,您還親自操刀做主持人。在不同的圈子,您是如何轉換角色的?
柳傳志:不管是在企業家,還是在其他圈子裡,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特殊價值的。我們從做實業起家,後來又涉足投資等其他領域,從中提煉和總結,怎麼把事做得更好、更紮實,我自己有比較深刻的瞭解。特別是我更喜歡的實業,是非常有挑戰性的,怎麼把產品做好,又通過營銷手段讓人家瞭解和接受,這裡面充滿了想像力。
聯想控股下一步的發展目標是整體上市,需要我們在幾個行業裡都要做到領先,這必須要有創新,比如聯想之星,雖然屬於投資這個領域,但是我們就想做得與眾不同。雖然我的年齡相對比較大,但有了前面的積累和發現,又保持某種活力,在守正出奇的時候,我可以出「大奇」。
回到主持人這個話題,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就是覺得現在很多會議和論壇,越來越流於形式,而不注重內容,比如通常要有很多重要人物出場,這樣顯得規格很高,但是內容比較散,討論不充分,問題說不清道不透。既然我要主持這個會,就要改變這些現狀,在保證內容集中、豐富的前提下,通過更活潑的形式展現出來。
我有想法,也有能力這麼做。
記者:您最近又提到,自己當年創辦聯想時,就是覺得日子再這麼過下去不行了,您能否具體談一談,當年是什麼讓您有這樣的想法呢?
柳傳志:我的想法就是,不願意庸庸碌碌地活著。
人通常分兩種:一種是「過日子」的人,一種是「奔日子」的人。出於自己和家庭的考慮,努力過更好的生活,實現一些目標後,按部就班過日子,享受家庭的樂趣,這是所謂「過日子」。
還有一些人,寧可冒著風險,也願意向前衝,尋求更大的人生價值,這些就是「奔日子」的人。當年我就覺得自己是「奔日子」的人,有了這個想法,再回想自己之前40年的沉默生活,就覺得更憋屈,當時的體制只要有一點縫隙,我就要堅決地鑽出來,自己創業。
記者:「奔日子」的人,通常是比較辛苦的,在做企業的過程中,您有沒有過要放棄的想法?
柳傳志:肯定辛苦,而且也有風險。我有一些大學同學,很平穩地度過一生,也都挺好。還有一些計算所的老同事,當年也是下海創業,結果卻不怎麼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就不覺得辛苦,真是這樣。你看美國的籃球運動員,身體多壯,中國籃球運動員根本沒法比,他們平時肯定做大量的肌肉訓練,吃很多苦,才有這樣的結果,但他們心裡一定很高興,願意這麼做才能練出來。做企業是我自己的選擇,我為什麼不高興、不願意呢?
聯想創業時,中國還是以計劃經濟體製為主,有很多需要改革的舊制度,我們要有所突破,難免會走到紅線面前,要非常謹慎、小心,這些事讓我不高興、不願意。如果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大家在基本規則下進行良性競爭,做企業的人能夠靠自己的學習、思考,想出很多好辦法把企業做好,那就更好了。
記者:在您看來,和您1980年創業時相比,現在的環境有什麼不同?
柳傳志:儘管還不夠完善,但目前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環境,總體來講,制度環境比過去要好。環境對創業更寬容,也就意味著個人的思想、方法的轉變就變得重要起來。在辦聯想之前,我在科研單位裡工作了十幾年,常年做技術工作,按照我原來的思維方式,肯定是辦不好企業的,從科學家轉變為企業家,需要思維方式和方法的轉變甚至突破。
我們辦聯想之星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幫助科技工作者瞭解科技成果如何變成產品,再銷售出去,中間需要哪些環節,每個環節又應該做什麼、誰來做、用什麼方法。通過一系列的學習和培訓,儘可能地與學員一起瞭解商業運行的規律,觸發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記者:如果讓您對接觸過的聯想之星的學員做一個描述或者評價,那是什麼?
柳傳志:從我聽說和接觸過的一些學員來看,他們還都是屬於「奔日子」的人,有不錯的科研成果,想把它們變成產品,做一番事業。但是,做企業是一個不斷行動、思考、再行動的過程,只有好的科研成果和熱情是不夠的。
真正強的人,是經歷過挫折甚至失敗,還堅持找自己的毛病,找到真正的原因,進行研究和糾錯,兜個圈再衝上去,這樣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受到挫折就退下來,以後自然就沒有機會了。
*本文選自《聯想之星》2013年6月刊,《聯想之星》為「聯想之星」內刊,由《中國企業家》協辦。
獵聘網創始人戴科彬坐在黑馬哥面前滔滔不絕的說道,談話間不時夾帶著豐富的手勢。1981年出生的戴,2003年畢業於名校中山大學的他按部就班進了外企寶潔公司。從市場部基層員工到品牌經理,戴科彬用了不到5年,不過順風順水的他卻於2008年初選擇了辭職,因為遇到了職業瓶頸。
「職業經理人常常會遇到很多問題和瓶頸,這在外企尤其明顯,你會知道你的上級是什麼樣, 3-5年後你又會是什麼樣,而且外企對人的專業性要求還是比較大的,你最後就成為了一個螺絲釘,所以我就考慮外面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辭職後,戴科彬去了前程無憂、中華英才和智聯招聘等招聘網站上去找工作,但他卻碰了釘子,作為職業經理人的他在傳統的招聘網站上找不到需要的信息。並且在傳統的招聘模式中企業處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外企職業經理很難拉低自己的心態。
在這個過程中,戴科彬就發現中國缺少一個針對職業經理人的高端招聘平台。彼時,戴的好友、58同城創始人姚勁波就建議其做一個這樣的網站,而姚後來也成為他的天使投資人。
2008年3月,戴就從廣州來到北京這個互聯網比較集中、創新意識比較領先的地方來打拚。起初,他做了一個獵頭網,嘗試了很多的模式,比如說懸賞、招聘和網絡招聘,但都沒行得通。戴因此開始做了線下獵頭的模式——受企業企業委託找人,完成任務後獲取佣金。而這種經驗也對其後來的創業方向也大有裨益,「它使我對企業老闆、HR以及求職者的心態、想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而經過兩年的試錯,2011年6月,戴科彬的主打年薪十萬元以上中高層收入人群的求職網站獵聘網上線。以下為戴科彬口述。
出場
獵聘網是利用社交的元素來做職場的求職,LinkedIn(全球最大的職業社交網站)也是這樣的,你看為什麼大家會覺得LinkedIn價值很大,就是因為它顛覆了傳統的招聘網站。LinkedIn更注重維護你的企業人脈,但我們更加注重中國本土化的職業平台,我不會給自己套上LinkedIn的模板。LinkedIn和獵聘的核心都定位在職場中的成功人士。然而LinkedIn是通過人脈的關係,獵聘則是通過給你機會的方式,不過兩者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讓職業經理人保持對自己職業經歷的更新,去跟外面有一個更好的接觸。
強關係不需要互聯網,它是在手機通訊錄中,反而是弱關係需要通過互聯網快速得到一些信息。不過弱關係卻給人創造了80%的價值,而強關係只帶來20%,你回想一下以前做的事情,都是跟弱關係相關。所以,在做獵聘網的時候我就想到這一點:它有社交,但是一定是弱關係的社交。比如,在傳統的招聘網站上你是找不到任何社交的概念,但是在獵聘網上你看到這個職位跟自己還很匹配,於是我就找這個職位背後負責人是誰,我可以跟他聯繫。這樣就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而不是人與物之間,這是我覺得獵聘網最核心的。
在其他普通招聘網站,人與實體職位這種冷冰冰的關係是他們很大的弊端,但是他們很難改變這一點,因為這是他們利益來源。而獵聘網在一開始就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出發點,所以沒有遇到這個問題。這也就給職業經理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模式,你在尋找新的工作和機會的時候,直接跟獵頭、HR進行溝通,而不是應聘這種模式。所以,獵聘網完全是基於職業經理人的習慣和在職業發展中所需要的功能來設計的產品。
獵聘網目前用戶主要分為企業、獵頭和個人三方。其中企業方面是當前我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企業有招聘的需求,根據企業所需要的服務等級、時間、服務內容等收取不同的費用。個人的增值服務也是我們的一個收入來源,比如提供秘書檯的轉接,推薦相應的獵頭顧問,篩選職位推薦等。而獵頭是不收費的。
目前獵聘網600多名員工,註冊用戶一千萬,月活躍用戶七百萬左右,平均每天有兩萬的新增註冊用戶。我們在控制當中盈利,如果砍掉我們正在發展那部分,那獵聘網就是一個盈利的公司。我們已經進行了兩輪融資,這兩輪都是經緯投資的,現在正在準備第三輪,這一輪的融資規模比較大。
傳統招聘網站對低端的求職者來說像洗手間一樣,是著急找工作的一群人,他們沒有什麼忠誠度,找完工作就走了。這也導致網站不活躍,進一步導致廣告效果就不大。所以你需要花更多的錢去營銷,把他們再調過來活躍,而這會產生高昂的成本。而LinkedIn的做法就很聰明,它沒有說花錢去營銷,而是讓你的熟人把你拉回來,用戶把用戶調回來。
從2008年研究LinkedIn開始,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一定有前途,事實也是這樣,2008年它在金融危機時增長很快,2011年它就完成上市。而這也堅定了我在中國做一個職場類型的網站的信念,所以我們要堅持做這個事情,問題是在中國如何做?
我覺得中國職場人功利性還是比較強,他們會以達成一個目的來促成一個行為的。在中國,社交不是一個商業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所以你要去做社交,比如我今天我想認識一個人,這個時候我會想到社交,我會問朋友有沒有誰能聯繫到這個人。但是中國人很有意思,他不會之前積累社交,而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想到朋友。
外國人的文化是keep in touch(保持連著),但中國是「有事和我聯繫」,朋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朋友是在麻煩中建立起來的,我有事才找你,這樣變成了朋友。所以,你做一個stay in touch(保持連著)的社交網絡在中國很不靠譜。此外,我做職場一定會找出一個區分點——給用戶創造價值。於是,我就想到了職業經理人以找工作為訴求點的社交。
煩惱
在中國的互聯網領域,爆發性增長的企業不是「黃賭毒」,就是遊戲。相比來說,我們的領域不會爆發增長,因為職場本身就是一個嚴肅的問題,而我想要的是一份事業,這是我理想。我們會保持專業的形象,會很成熟,因為我們就是一群職業人。
我們的用戶數和智聯等相比起來還是比較小的,這個我很坦白,因為我們的企業時間短。我們一開始是做個人和獵頭互動的,2011年初引入了企業端,但是智聯等他們已經做了十幾年,所以沒法相提並論。在中國,能用得起我們產品的企業數量肯定沒有智聯等網站的多,因為我們的產品比他們貴,而且貴的不是一個數量級。我們平均一個客戶的付費比他們高的多,用戶創造的價值比他們大好多。
在創業的第二年,我看了一篇關於十大不被風投看好的行業的文章,其中一個行業就是招聘。當時我想,原來我做一個不被風險投資看好的行業。2008年和2009年確實不是招聘行業的發展時機,資本都凍結起來了。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因為我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身邊很多職業經理人,這個群體太大了,很多人到一定階段都有職業困惑,所以中國必然會出現這樣的平台去幫助職業經理人解決這種困惑,我不做這種事情誰來做?
今年2月,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原本可以毫無障礙地重新控制戴爾公司——與PE公司銀湖合作,以每股13.65美元的價格回購公司股票,完成回購規模達到244億美元的私有化過程。然而,伊坎,這個淨資產超過200億美元,2013年福布斯富豪榜全球第26位的「老傢伙」有些不太情願。
3月初,伊坎請求股東迫使公司取消該回購交易,並發放每股9美元的股息以期影響股價。月底時,他又通告戴爾公司董事會特別委員會,自己要購買公司的控制權。直到今年5月,私募巨頭黑石宣佈退出這場競標戰,於是一場介於伊坎、邁克爾·戴爾的爭奪戰已經展開。
7月18日,戴爾股東大會即將召開,伊坎能否染指並且左右這家世界第三大電腦公司——戴爾,將終見分曉。
「美國商界最危險的人」
今年年初,美國《福布斯》雜誌對伊坎進行採訪,標題正是「美國商界最危險的人」。
「企業狙擊手」、「激進投資者」、「最成功的投機家」等,過去四十年裡,伊坎這個名字,給美國商業界製造了不少麻煩,為他自己和集團投資者賺取了大把銀子,同時也收集了不少外界送給他的名號。
不論被冠以什麼樣的稱號,富有、對商業遊戲著迷、對買賣拋售精通、對資本市場和企業經營有著敏銳的嗅覺和獨特判斷力,一直以來,伊坎得意於自己的「歷史成績」,對於在商場上留下的帶有伊坎標籤的案例,也頗為津津樂道。
伊坎的辦公室位於紐約曼哈頓歷史悠久的通用汽車大廈(GM Building)頂樓,在這間用木地板裝飾的房間和走廊裡,到處陳列著過去四十年裡,美國金融史上「伊坎式」的出名案例,比如惡意收購(hostile takeover)、代理權之爭(proxy fight)以及董事會襲擊(board assaul)帶來的戰利品。其中包括環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的飛機模型、ACF工業公司(ACF Industries)生產的玩具火車,前者奠定了他作為頂級交易員的名聲,而後者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直是他的「私人提款機」。
摩托羅拉(Motorola)、米高梅電影製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納貝斯克公司(Nabisco)……伊坎對於企業的「征服史」,幾乎是美國商業界大公司的「波折史」。
「我是伊坎……」,幾乎所有公司的CEO都害怕接到這樣的電話,這很可能意味著「麻煩」的開始。
一戰成名
在伊坎管理經營的「伊坎報告」(Icahn Report)網站上,他的「發跡史」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他在「About Me」的板塊中寫道,「我的職業生涯開始於1961年,而在一位叔叔的幫助下,1968年我在證券交易所購買了一個席位,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
然而,在媒體的報導中,伊坎則更像是《泰坦尼克號》裡在酒館中賭博的傑克。有好事者翻出舊賬,稱伊坎當年在做股票經紀人時依靠投機技巧的確輕而易舉地賺取了4000美元的原始資本,不過他在第二年就全都賠了進去。
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在專業知識上的不足,大學都沒能畢業的他開始以驚人的毅力抽出時間上夜校充電,從零開始學習會計、證券分析等基礎課程。
在漫長的70年代裡,伊坎只是周旋於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買賣。但他已經做好了出擊的準備。
真正讓伊坎「一戰成名」的是1985年,對環球航空公司漂亮的惡意收購。1984年初,環球航空集團進行了一次拆分,集團高管們當時認為狀況不佳的航空業務不會吸引他人的注意。他們不知道,伊坎已經召集了一大批資金雄厚的合作夥伴做好了獵食的準備。從1984年9月開始,他們開始以不為人注意的小額交易,在10美元左右頻繁買進環球航空的股票。
1985年4月29日,伊坎持有的股票終於超過了5%。按照規定,他必須在10天之內向公眾披露其股票持有情況。也正在此時,伊坎突然開始瘋狂買入,在短短10天規定的披露期內將持股數量又增加了16%。
直到5月10日,伊坎正式向監管方公開持股情況,並表示將會尋求環球航空的控制權。此時,股價升至每股17~19美元,5月21日,伊坎承諾將以每股18美元的價格買下公司所有剩下的股票。
這時才意識到大事不妙的環球航空公司決定向紐約的聯邦法庭起訴伊坎。在打官司的過程中,伊坎的股票持有量從25%上升到32%。到了8月初,伊坎手中已經握有45.54%的普通股;到10月,這個數字達到了52%。
這場惡意收購的結果是,憑藉著投資者和管理者的雙重身份,伊坎和他的合夥人們系統而有計劃地將環球航空公司的資產變賣殆盡。伊坎本人獲利約1.5億美元。
看中一家公司,以低價大量購買公司股票,獲得進入董事會的機會,之後推進公司管理或決策改革,讓公司股票價格在短時間內快速上升,然後迅速套現,伊坎的惡意收購手法聽起來並不複雜,卻在此後以這種方式先後盯上過20多家企業。
草叢中伏擊的孤狼
《財富》雜誌稱伊坎為「美國最熱門的投資者」,「不管你信不信,現實中的伊坎是一個複雜而又多才多藝的人——他精通多種賺錢之道,可能為股東賺的錢比這個星球上的其他任何投機者都多。」
正如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億萬富豪領導者利昂·布萊克(Leon Black)在今年早些時候向媒體表示的那樣,伊坎「既聰明又無情,他不在乎別人的看法。雖然他並不總是正確的,但我永遠不會跟他進行對賭」。
「邁克爾可能已經把自己弄得一團糟。是他將自己放在一個可能失去自己公司的位置上。本來,奪走他的公司將非常艱難,因為他持有15%的股份。」隨著正式買入戴爾公司日子的逼近,越發能感覺到伊坎的洋洋得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甚至表示自己在著手準備一個沒有邁克爾的戴爾公司計劃。
在Robert Shiller教授主辦的耶魯大學金融市場公開課上,伊坎進行了客座演講,在回答學生提問應該如何提升企業CEO的管理水平時,伊坎則毫不客氣地表示:「我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應該離開公司。」
這是一個極具自信的「小老頭」,在演講的過程中,他甚至毫不避諱地表示,在期權領域,「很可能,在華爾街我是最瞭解這一方面的人。」
而對於自己慣用的「低買高賣」投機行為,伊坎卻並不認同,「我是在參與企業的管理和經營,試圖把糟糕的經營引向正確的地方,至於你們說的那種企圖,我並不這麼認為,在我們的手中,也有一些持有超過十年的企業。」
伊坎是一頭在草叢裡伏擊的孤狼,除了直接,他自然也有狡猾、佯裝的一面。
然而,伊坎這次碰上的對手並不容易擊倒。雖然面臨各方面的壓力,持有15.6%股權的邁克爾·戴爾依然堅持到現在,一直不肯同意伊坎將私有化價格提升到14美元的要求。
伊坎並非未遇敗績。在摩托羅拉董事會席位的爭奪中,他就以45%的票數敗北。戴爾爭奪戰,最終是邁克爾·戴爾妥協,還是卡爾·伊坎敗北呢?答案即將揭曉。
壟斷「通港快件」
王衛有一句名言:順豐的一線收派員「才是最可愛的人」。因為他也是收派員出身,做過「背包客」。
1971年,王衛出生在上海,父親是一名空軍俄語翻譯,母親是江西一所大學的老師。7歲時,王衛和家人遷往香港。高中畢業後,他不再讀書,到順德做起了印染。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影響,香港8萬多家製造工廠移到內地,其中珠三角就佔了5萬多家,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信件、貨運業務量開始暴增。一開始,王衛受人之託,在廣東和香港之間夾帶點兒貨。慢慢地,東西越來越多,用拉桿箱也裝不下的時候,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商機。
1993年3月26日,王衛拿著跟父親借的10萬元錢,在順德註冊了順豐速運,一個只有6個人的公司。同時,他在香港太子的砵蘭街租了幾十平方米的店面,專替企業運送信件到珠三角。王衛和員工們早出晚歸用背包和拉桿箱運貨,被稱為「水貨佬」。
「別人70塊一件貨,順豐收40塊」,王衛「割價搶灘」的策略吸引了大批客戶,甚至帶旺了冷清的砵蘭街。
由於市場需求旺盛,順豐很快將觸角延伸到廣東各地。當時,順豐每建一個點,就註冊一個新公司,分公司歸當地加盟商所有,這使得順豐在幾年的時間內,便將珠三角一帶的快遞市場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但也因這樣野蠻的增長方式,順豐一度被業內稱之為「老鼠會」。
在這樣的瘋狂下,到了1997年,王衛幾乎壟斷了所有的通港快件。據悉,當時行駛在通港公路上的快件貨運車有70%均屬於順豐的業務。香港回歸時,海關甚至婉拒了國企中鐵前來分一杯羹的請求。這時的王衛,不過26歲。
強勢收權抓住非典契機
1999年,王衛已淡出公司日常運營管理。但在接到一通投訴電話後,他展開了順豐歷史上的最大改變。
原來,加盟模式推廣後,出於利益驅使,一些順豐的加盟商擅自在貨運中夾帶私貨,有的加盟商更是自己開始延攬業務當上了「土霸王」。王衛開始強勢收權。王衛曾 說:「順豐提出差異化經營後,承包網點收回直營便遇到了很多麻煩。當時一個承包網點就是一個小王國,根治這些問題,壓力非常大。」當時,曾一度傳言有可能 讓王衛付出生命的代價,時至今日,王衛走到哪裡,總有幾位隨行的保鏢跟從。
2002年,王衛收權成功,順豐從加盟制轉為直營制,並在深圳設立總部,將自身定位於國內高端快遞。一年後,非典爆發,人們都不敢出門,順豐迎來轉折性的發展契機。
疫情期間,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蕭條。2003年初,借航空運價大跌之際,順豐順勢與揚子江快運簽下包機5架的協議,第一個將民營快遞業帶上天空,為順豐的「快」奠定江湖地位。
此時,順豐的經營思路也開始奠定。王衛堅持只做快遞,而且只做小件,不做重貨,與四大國際快遞重疊的高端不做,五六元錢的同城低端也不做,剩下的客戶被鎖定為唯一目標,1kg內收不超過20元的郵費。由於堅持只做小型快遞,順豐甚至拒絕了摩托羅拉這樣的「肥」訂單。
2009年底,民航總局發佈了一條不起眼的公告,宣佈順豐航空正式獲准運營。順豐申請建立航空公司並一次性購買兩架屬於自己的飛機——這也是中國民營快遞企業第一次擁有自己的飛機。
2011年,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已經達到150億元,擁有15萬名員工,年平均增長率50%,利潤率30%。
20年的發展,直營模式、高端定位以及航空運輸,成了順豐成功的三駕馬車。
計件+晉陞管理15萬人
事 實上,順豐發展到今天的獨有秘訣之一就是它的計件工資。這樣的制度保證了順豐一線員工的高收入,高收入支撐著順豐以快為核心的高服務質量。其收派員的基本 工資並不高,但收入全部根據工作業績提成,每個月的收入都是可以預期的,並非常穩定。在順豐,每個快遞員都是自己的老闆,因為他們的報酬全繫於勤奮以及客 戶的認同,而月薪上萬的收派員在順豐早已不是特例。
原宅急送總裁陳平說:「順豐的收派員和企業是分配關係,不是勞務上下級關係。這就是王衛聰明的地方,當年收權,他沒有全收。當時是加盟老闆不聽話,他把老闆收了,老闆底下的員工我就容忍你,只要你聽我話就行了,歪打正著了。」
一 名在順豐工作5年的司機告訴記者,今年他剛通過晉陞機製成為一名真正的管理人員,順豐最令他敬佩的是兩點:一是對員工負責,除了保證收入,還給員工的家屬 各項補貼和福利;另外,順豐會給員工提供學習的機會,員工可以通過內部的晉陞機制不斷升職。據說目前在順豐有一半以上的高管都是從基層收派員做起來的。
最有錢的工作狂
在順豐優選的前總裁劉淼看來,王衛是他見過的最有錢的工作狂,這多半源於王衛創業初期保留下來的職業習慣。20年來,他每天工作14個小時再正常不過,還定期到一線收發快遞。有高管說王衛是那種很有危機感的人,三個月沒有創新和變革,就會讓他有危機四伏的感覺。
大多數跟隨王衛的高管們都評價王衛是一個很「規矩」的人。在順豐速運集團的副總裁楊峰看來,王衛是個責任感很強的人:「他想做事,他辦企業的根本目的不是掙錢。」也因此,王衛多次拒絕了聯邦快遞、UPS等海外巨頭的收購。
在 徐勇看來,順豐最難能可貴的是始終堅持專業化的發展環境,不被其他利益所誘惑,在前些年多數快遞企業都紛紛轉型力求賺快錢時,只有王衛在埋頭研究如何能夠 更加專業化、標準化地提高效率,讓用戶有更好的體驗。這種專業化顯然是順豐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就一直保持的核心競爭力,正因為對信息化、標準化的大量投 入,順豐很快便甩掉了其他快遞公司。
這些年,王衛十分低調,接受媒體採訪的次數屈指可數,網上也極難找其照片。就連順豐的企業內刊《溝通》也從未出現過這位掌門人的面孔。
王衛還是個十分堅持自我的人。在前兩年金融危機最難的時候,順豐沒有裁掉一名員工,不論在公司內部講話裡,還是在公開的會議場合,王衛經常強調「收派員才是順豐最可愛的人」。
此外,順豐成本高昂,王衛卻對PE、VC的機構投資視而不見。行業裡有這樣一個傳聞,「有VC想給王衛融資,但王衛始終不肯出來見面,這個VC就對外開出50萬中介費價碼,50萬隻為和王衛吃個飯」。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很多美國投資商也在找尋王衛,付給諮詢公司的佣金為1000萬美元。
巴槍背後的「快訣竅」
每個順豐收派員,都有一個巴槍。這玩意兒看起來有點酷,黑色的,像個PDA。用紅色按鍵打開之後,屏幕上會有17項菜單。快件一旦開始遞送,每個環節的工作人員都需要用巴槍掃瞄快件上的條形碼,以便系統和消費者隨時跟蹤。此外,它還有運費結算,查詢收派件範圍和拍照功能。
外資快遞公司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經實現了巴槍管理。順豐2003年左右開始引進巴槍,開始是從韓國進口,每台7000多元,重達2公斤。後來,順豐自己的IT研發部門不斷升級產品,如今已是第四代,價值3000多元。
為 了確保一線收派員能在1小時內到達所屬區域內任何地點,順豐規劃部會根據數學模型計算出不同客戶數量與不同商業流通頻率下的服務半徑,比如二線城市市區的 服務半徑一般是7公里。也就是說,按照最優拓撲結構,結合街區的房租成本,進行合理選址。有些CBD區域的點部佈局稍微密集,而在郊區則可能遠遠大於7公 裡的服務半徑。
除了點部的分佈要滿足「1小時交通圈」要求,在上一級中轉站,也按照時效要求,設置2小時交通圈。這樣,只要是在同一個區部,也就是說同一個電話區號範圍內,能做到4小時到達。
翻譯有著悠久的歷史,譬如希伯來文的基督教經典《聖經舊約》在公元前280年左右就開始被翻譯為希臘文,有些人甚至斷言沒有翻譯便沒有現在的歐洲文化。而互聯網也正給這個古老的行當帶來「眾包」這一新的工作方法——互聯網海選譯者,再由多人以最短時間合作翻譯,比如曾經風靡一時的著作《史蒂夫·喬布斯傳》便是由譯言網通過眾包給網友的形式,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裡完成的。國內類似的網站還有很多,比如譯言的姊妹網站東西網、體育媒體虎撲和科技媒體果殼網。今天黑馬哥為大家帶來的黑馬「拓言新辭」(英文名字Ratonwork)便是這個行業的新秀,它也是黑馬大賽的角逐者。
「Ratonwork定位於全球最具成長性的基於眾包模式的專業翻譯服務平台,面向個人、機構、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的翻譯服務。」這是在自己的商業計劃書中,創始人鐘衛給Ratonwork這個創立剛剛一年的公司甚是清晰的定位。相對來說,鐘前期的個人經歷並沒有Ratonwork這麼順暢,畢業於山東科技大學的他2001年便開始北漂生涯,做過程序員,也做過項目經理,幹過技術代理,干做過人口數據管理。
直到2005年,鐘衛才找到一份兒比較穩定的工作——在微軟做技術經理,之後又擔任了市場專員一職,負責技術布道及市場推廣。擔綱微軟的IT人社交網站Clubof.net的建設期間,鐘遇到了英文培訓課程翻譯和軟件漢化的問題,「一方面一些專業人員想通過閱讀或者翻譯來不斷學習,另一方面一些IT企業對專業翻譯有需求。」在他的描述中,這一問題是他創業的直接誘因。
2012年3月,在眾包翻譯業風生水起的大環境下,鐘衛選擇了從微軟辭職創業。2012年10月,他的眾包翻譯平台Ratonwork上線。
以下為鐘衛口述:
「傳遞面包」
我們不做軟件等產品級的翻譯,主要做文檔、資料、視頻和電子教學等內容的翻譯,還有一些APP的中翻英。企業客戶可以把需要翻譯的內容放到我們的網絡平台上,之後譯者在平台上認領。
視頻翻譯主要有產品視頻、技術視頻和教育視頻三種。我們做兩個事,一個是翻譯字幕,做字幕託管,他可以把視頻的地址給我,我直接在視頻上翻譯,在原有的基礎上做一個代碼就可以適配到我的字幕。另一個模式,如果他沒有視頻,他可以把視頻傳給我,我們做好字幕後把播放器的地址給他,這樣他也不需要找空間上傳,直接引用就可以。現在企業客戶就是怕麻煩,把所有的事情給他做簡單了,他是最開心的。
我們的策略是先拿大客戶,一個行業的大客戶就那麼幾家,做好之後身邊的人就開始幫你賣了,口碑很重要,一個是客戶口碑,還有就是譯者的口碑。譯者幫你做東西,如果他覺得你對他還不錯,他會把他身後的公司帶給你,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發動農民斗地主」,這個很好玩,我們的許多散單基本上是譯者帶過來的。
目前,微軟、諾基亞、Adobe等都是我們的客戶。之前,微軟都是把視頻翻譯等工作外包給服務提供商,而後者或壓榨他的員工,或把這些工作外包給學生。我則剔除了中間環節,直接把這些工作給譯者。如果你想快點,我多找幾個人同時給你翻,如果不著急,我就一個人慢慢給你翻。
中國的譯者很多,在社區裡就有兩千多萬人,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每個領域找到專業的人,目前我們有一千五百多個譯者,分佈在IT、醫療、製造業三大領域。我們給譯者價格是80元/千字,比市場價格高10%,技能比較好的譯者一週工作5天,一天工作兩個小時,月底能收入兩千塊錢。我們接到的訂單均價160元/千字,除去各種成本開銷,我們的淨利潤大約是20%。
我們的理想就是「傳遞面包」,對於那些有專業翻譯技能的人,我們給不了太多,但可以給一個「面包」。
「我們是一個互聯網公司」
我們的招募、考核以及業務來源都是依託互聯網。舉個例子,手機應用或者手游遊戲,翻譯任務非常少,一單也就200元,所以傳統翻譯公司不接,但我們接,因為我們人多,並且用零碎時間來做。
我們的工作時間相對靈活,你可以通過中午或者晚上來翻譯,並且通過片段化的分配任務也可以減少壓力。而傳統翻譯公司都是一整篇的,時間比較緊迫,壓力也比較大。
當然,傳統翻譯的質量會更好一些。質量需要一個過程去提高,這裡面取決於我怎麼來精準的判斷這個質量,怎麼來設定獎懲制度,讓好的人更加好,壞的人拿不到訂單。
野心和煩惱
目前,質量監控是我們最大的難題,這需要一個過程去提高,目前我們通過做兩件事情去做改善。一個是把譯者以小組為單位組織起來,我們把一些任務打包給這個組,無論分配工資還是分配任務我都不管,全部交給組長,這種小組分工,會大大提高翻譯的速度和質量。另一個是做好機器翻譯的優化,我們和微軟一個翻譯團隊做合作,把他們的優化框架拿到我們這裡來,我們自己投入大量的語料來做這個優化,現在基本上達到30%。
翻譯需求比較零散,所以我們需要和一些平台合作來抓住小客戶,在阿里巴巴商貿通平台上,有五百萬個做外貿的小商戶,他們的產品更新、商務郵件都需要翻譯,我們打算把翻譯服務打包成一個小插件讓用戶按月購買。
此外,美國市場是我們未來拓展的重點,除了行業巨頭,我們已經拓展了二十多個美國本地客戶。今年四月,我們申請了Y Combinator孵化器和500 Startups孵化器,雖然都被拒絕了,因為他們的創始者是我們競爭對手的股東,不過500 Startups給了我們一個消息使我們鼓舞,他們說我們的模式非常好。
我們同類網站Gengo目前已經完成A輪1200多萬美元融資,TextMaster成立一年將網站拓展到了7個國家。在天津黑馬大賽的時候有評委跟我們說一定要有2C的野心,因為2C的市場是最大的,雖然現在我還不知道2C的需求在哪裡,但我可以先把這個平台包下來,就像在大海裡面插了根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