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消費者，我真的是要感謝國內的這些電子商務公司。它們將產品價格透明化，給我提供了低價的產品和物流服務。不過如果作為投資者，我可能就是另一番心境了。
2月份，折扣網站唯品會以低於預期23.5%的發行價勉強在紐交所上市，首日收盤價5.5美元，較發行價下跌15.38%，至今（3月31日）跌幅已經超過32%。2011年唯品會虧損1.07億美元，收入是2.27億美元。
當然，不只是唯品會，其他已經上市的電子商務公司同樣很悲劇。麥考林2011年淨虧損為3330萬美元，至今較11美元的發行價跌幅超過88%。噹噹網2011年虧損2.843億人民幣，至今較16美元的發行價跌幅超過49%。
上述幾家公司並沒有低於目前國內電子商務的平均水準，可以想像其他沒有上市的京東商城、凡客誠品等同行是何等境況。
但這並不妨礙電子商務成為最熱門的商業模式。除了風險投資在京東等公司身上投入了近百億美元的資金，國美、蘇寧這樣的零售商似乎都把電子商務看成未來救命的生意。
電子商務公司的生意邏輯都是以美國亞馬遜為樣本，即這一行需要超乎尋常的投入、耐心和規模，然後議價能力變強、成本下降，最後才能賺到大錢。但亞馬遜也不能證明電子商務在國內是個好生意。
投資回報期超長
亞馬遜在1995年成立，直到2002年才開始盈利，期間亞馬遜累計虧損達到33億美元。這種投資回報週期都快趕上傳統的製藥行業，但電子商務公司顯然無
法做到製藥行業那種高利潤率和壟斷經營。就目前國內的競爭格局看，投資回報也會是一個很長的週期，如京東已經成立8年，噹噹已經成立13年，都仍處在虧損
且持續投入的狀態。
利潤率低
過去5年亞馬遜的平均利潤率為4.3%，接近沃爾瑪這樣的傳統零售商的利潤率。國內公司還無法達到亞馬遜的利潤水平，因為國內公司的物流成本更高。美國亞
馬遜的物流集中在倉儲，配送全部外包給美國郵政和UPS這樣的專業公司，而國內京東這樣的公司除了倉儲外，還要自建龐大的配送團隊，而這個不是短時間大規
模投入所能解決的，它需要長期的投入—繼續侵蝕利潤。
成功率低
亞馬遜模式的特點是比拚低價、巨資投入物流、擴大銷售品類和規模，以期最終回歸亞馬遜那種「正常」的盈利狀態。但就亞馬遜的模式看，國內可能只需要一兩
個，這和當初線下渠道的國美和蘇寧類似。尤其是國內存在著淘寶天貓）這樣的平台，對於任何獨立電商來說，這都是個恐怖的競爭者。
從零售角度看，沃爾瑪和亞馬遜很像，都是通過龐大的平台和良好的物流管理，為消費者提供低價商品。不同的是，亞馬遜利用技術把物流做得更好，把生意搬到網上，又通過技術和創新改進消費體驗。沃爾瑪的庫存周轉率在30 天左右，而亞馬遜是10天左右。
糟糕的是，國內電子商務公司的物流、庫存管理水平很難達到充分放大自己利益與供應商談判能力的程度。但電子商務真的就應該是亞馬遜那個樣子麼？
電子商務的確給傳統零售行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心理上的。以至於很多傳統零售商都覺得電子商務才是真正的未來，但這種恐慌的想法是錯誤的。電子商務的確帶來了新的體驗，但在實體店親自體驗產品，與店員面對面溝通，這些依然是極其良好的體驗。
並不存在只喜歡網購或者只喜歡傳統零售的消費者，電子商務或是傳統零售都只是迎合了消費者的部分需求。真正想長久贏得消費者的零售商不應該將二者割裂或者對立起來，而是應該想辦法提供統一的用戶體驗。
消費環境發生變化時，聰明的公司不應該被動地去迎合新的元素，而是應該從消費者體驗的角度考慮作出改變。也許平均每平方英呎月收入超過5600美元的
蘋果專賣店可以給傳統零售商和電子商務公司帶來一些啟發。無論環境和技術如何變化，讓顧客滿意就能成為最後的贏家，商業就是這樣。
完整的謠言如下：一個長期致力於生活點評類服務的移動應用AroundMe，出自僅4個人的團隊小創業公司，戰勝美國大型網絡公司Yelp，二者移動應用的月活躍用戶是600萬和570萬。Yelp在全球有近千名全職員工，市值超過14億美元。
AroundMe移動端的活躍用戶量的確超過了Yelp，但二者其實並沒有可比性。AroundMe是一個完全基於手機的本地搜索應用，即幫助用戶查
找附近的各種消費和服務場所，而Yelp則更側重PC端和重視基於社交關係的消費點評。所以說AroundMe戰勝Yelp完全是謠言，而且
AroundMe的團隊目前是6個人。
實際上AroundMe更有可比性的是Google Places（本地搜索）。Google
Places和AroundMe基本上是同樣的產品，都是基於用戶位置的本地搜索，甚至界面設計都是提供了很多類別的列表：加油站、銀行、餐館、酒吧、酒
店等。AroundMe在2008年9月推出，後來Google推出了幾乎一樣的Google Places。
通過與Google Maps的捆綁安裝，現在Google
Places的用戶量已經數以億計，但這並沒有殺死AroundMe這樣的小公司。雖然不是戰勝Google
Places，也不是戰勝Yelp，但AroundMe如今依然值得稱道，是個成功的公司。要知道600萬的活躍用戶量這樣的規模實際上已經超過我們所熟
知的米聊。
那麼至今只有6個人的AroundMe是如何在沒有融資的情況下做到這一切的呢？
專注
成立4年以來，AroundMe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即基於手機的本地化搜索服務。即使Google複製了自己的模式後，AroundMe依然沒有亂了
陣腳。創始人Marco Pifferi的想法是「我們仍在不斷增長，這個市場很大，所以同一領域中會有很多公司」。
簡單
AroundMe沒有為了與強大的對手競爭而把自己搞得過於複雜，而是保持非常簡單易用的風格，比如首頁始終保持分類列表的模式，儘管這很容易讓對手模
仿。但AroundMe在一些小細節上的改進使得易用性更好，比如更多更直觀的分類、更精確的位置、更友好的地圖標註等。
合作 AroundMe只做自己能做的，其他的都通過合作來完成。如餐飲數據和OpenTable合作，旅遊數據和Booking.com合作，而點評信息則來自於Foursquare。AroundMe做的是整合和計算相關數據，以最佳的方式推送給用?戶。
無論大公司如何強大，如何擁有巨大的資源、數據和資金，都不可能阻止小公司的生存和發展。這幾乎是一個基本的商業規律，也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循環。但在國內的互聯網行業，小公司通常都會抱怨大公司輕易地模仿自己的模式，以至於生存都成為問題。
但絕大部分中國創業公司面臨的挑戰，似乎也不會比AroundMe當初面臨的挑戰嚴重太多。AroundMe自推出以來就開始盈利，如今還取得了如此
不俗的成績。一方面是AroundMe很好地控制了成本，另一方面AroundMe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相對大公司的優勢—足夠的專注、投入和耐心。
AroundMe的成功並非個案，而是可以成為一種小公司的生存方式。軟件開發公司37Signals也是類似小公司的典範。37Signals是
web應用行業知名公司，擁有BaseCamp、Highrise、Backpack、Campfire等知名產品，但這家公司一直拒絕擴張規模，至今團
隊規模只有十多個人。
在暢銷書《Rework》中，37Signals創始人Jason Fried認為，當一個小公司希望自己變大時，大公司卻想要變得靈活變通。「小」不只是階段，也可以是目的。成功事業的核心特性是可持續、能贏利，與大小無關。是的，這也是商業。
下午頭暈腦脹，辦公室通風條件極差。五六十人的辦公場所，居然沒有窗子。缺少寫大報告的氧氣，寫篇小文章還湊合著夠用。
這個問題其他行業的經常問起，並沒有引起我深入思考。昨晚一位業內公司總裁，席間突發此問。第一他很懂他的行業，第二他對這個問題肯定有思考，第三，他想試探資本市場如何看待軟件企業，而且事關他公司定位和估值。
這個是大問題，答案自然也是五花八門，各有各的道理。譬如缺乏如比爾·蓋茨類的軟件英雄，盜版成風產業環境惡劣，軟件企業自身大多浮躁跳脫，缺乏長遠的目標和追求等等。
對於造成這個現象的深入思索和答案，決定我們怎麼看未來的軟件產業。其實這是關乎未來的問題。我們無法培養一個比爾，也無力打擊盜版，更不能教育企業腳踏實地。因此，我更願意從產業演進和產業間的相互關係來找答案。本文重點說明企業應用軟件和行業專用軟件。
首先，軟件是本身是人類智力活動的凝結。之於企業軟件，是企業管理理論在各種各樣公司中的具體實現。一般的企業信息化過程是，管理標準化，標準流程化，流程信息化。因此如果沒有領先的企業管理理論，就難以產生領先的企業管理軟件。
第二，軟件的發展無法脫離其發展的產業背景。軟件是後工業化產物。看美國信息化發端可以用IBM大機的問世作為標誌。已經是二戰以後的事情。其實美國的工業化基本已經完成，出現了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公司，GE，通用汽車，美國鋼鐵，IBM等等。麥肯錫這樣的智庫、德魯克這樣的智囊人物，在GE、通用汽車等優秀卓越的實踐中，汲取營養，形成管理方法論。這些為企業管理軟件的誕生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反觀國內的產業環境，過往三十年用「沸騰」來形容，鄧公南巡以來，各路諸侯，各顯神通。宏觀產業是結構效率遠遠大於運營效率。也就是說，誰佔住了獨有的資 源，誰佔有的資源越大，越多，誰就越有競爭力。微觀企業管理層面，紛紛向德魯克取經，仰視西方五百強，沒有系統建立適用於中國企業的管理理論。一切都是舶 來品。
在這種大背景下，信息化處於從屬地位，大家崇尚拿來主義。人家那麼做的，我也這麼做。人家用的誰誰誰的，我也用誰誰誰的。至於外國的鞋子是否適用中國的腳，不需要關心，也很少有人關心。
這對處於蹣跚學步其的中國軟件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場悲劇。缺乏管理理論指導，看起來很土，上不得檯面；強敵打壓振振有詞，五百強企業中90%都用我們的產品。生存可謂艱難。
優秀的軟件，一定來自於卓越的實踐。中國行業整體性的崛起，將是軟件整體崛起的先聲。譬如建築行業，一半的起重機在中國，那麼中國的建築軟件的生存土壤就 是全世界最好的，因為它不得不面對各個各樣的需求，這些需求國外同類企業基本沒有見識過。在中國建築市場摸爬滾打出來的建築軟件，就一定是全世界最優秀 的。其他各行各業基本都在重複相似的故事，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企業競爭要素發生了質的改變。過往三十年是結構效率大於運營效率。今後三十年是結構效率、運營效率、創新效率三者並重的局面。企業全面、深入擁抱信息化， 是其提供運營效率、培育創新效率的必然選擇。通俗的說，就是以前跑馬圈地，佔山為王，講究的是深厚的背景和靈活的手腕。現在要精耕細作，不得不坐下來，斯 文點，講究「預工其事，必先利其器」。
因此，未來十年是中國軟件企業崛起於世界的窗口期，誰能洞察先機，落子佈局，誰將贏得中國，贏得中國，也就贏得了世界。
《巴菲特致股東的信》歷來是眾多巴菲特追隨者的經典學習範本，其中體現的大師投資理念值得投資者反覆研讀。本博客從4月11日起連載《巴菲特致股東的信》，每日兩篇，期待能對投資者有所幫助。
巴菲特給合夥人的信 1960
1960 年股票市場總體情況
一 年前，我曾根據 1959 年從 583 點上升到 679 點，即上升了 16.4%的道瓊斯工業平均價格指數對有些不完善的市場形勢做出了評論。儘管 實際上所有的投資公司當年都有贏利，但其中不足 10％的公司能夠跟上或高於道瓊斯工業平均價格指數。道瓊斯公共事業平均指數甚至還有輕微下跌，下跌很大 的是鐵路行業平均價格指數。
1960 年，經濟形勢倒轉過來了。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從 679 點下跌 倒 616 點，下降了 9.3％。算上擁有道瓊斯工業股票所帶來的股息，總損失為 6.3％。另一方面，公共事業平均價格指數顯示良好的獲利紀錄。儘管 現在不能得到所有的結果，我估計大約 90％投資公司的業績要好於道瓊斯工業平均價格指數。大多數投資公司大致看起來都在上升 5％和下跌 5％之間。在 紐約股票交易所，653 只股票虧損，只有 404 只股票盈利。
1960 年的經營結果
我在管理合夥基金方面目標是：長期來看，收益率高於工業平均價格指數。經過這麼多年的經營，我相信工業平均價格指數總是和最好的投資公司的收益率不相上下，如果我們不能達到高於工業平均價格指數的話，我們的合夥公司沒有任何理由存在。
但 是我還是要指出：我們可能達到的任何一個優秀紀錄，其相對工業平均價格指數的超額收益都不太可能總是穩定的。如果這種紀錄可能被實現，那麼我們儘可能這樣 做：在股票市場穩定或是下跌的情況下，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投資業績；而在股票市場上漲的情況下，獲得與平均水平持平或者略低的投資業績。
如果有一年我們下降了 15％，而市場平均下降了 30％，這與我們和市場都上升了 20％相比，就算是業績非常突出的一年。日 子久了，我們總會碰到好時候和壞時候，投資並不因為好時候非常熱情或者壞時候非常沮喪而有所得。就像打高爾夫球一樣，重要的是以低於標準桿數的成績去打贏 某個球道。在一個標準桿數為 3 桿的球道上，如果你的成績是 4 桿的話，那麼，你的成績就不如在標準桿數為 5 桿的球道上你用 5 桿擊球入洞的成 績。假設我們把標準桿數是 3 和標準桿數是 5 的兩個成績平均起來是不現實的。
以上是我的投資哲學，我把它再次告訴大家，是因為今年我們有許多新的股東成員，我想確保他們能明白我的奮鬥目標、我的衡量標準以及我的認知極限。
瞭 解這一點，就不難預料在 1960 年我們應當獲得高於平均值的業績。和工業平均價格指數5.3％的總損失率比起來，1960 年我們七家整年運作的合夥 公司平均盈利達到了 22.8％。我們合夥公司整整四年的投資業績如下：（該業績扣除了營業費用，但未扣除應當支付給有限責任股東的紅利，亦未扣除應當支 付給一般合夥人的報酬）
合夥公司的運行狀況
年份 整年運營公司數 合夥公司利潤率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漲跌幅
1957 年 3 10.4% -8.4%
1958 年 5 40.9% 38.5%
1959 年 7 25.9% 19.9%
1960 年 9 22.8% -6.3%
在此再次強調，這是合夥公司的最終結果。有限合夥人的最終結果將依據合夥公司的相關協議而定。
總 的贏利或損失是以市場價格為根據計算出來的。考慮到增加投資或撤回投資的金額後，盈利結果略有不同。後一個結果是基於年末相對年初對合夥公司資產的清算來 實現的。當然，這不同於納稅結果的計算，因為納稅結果可以從成本上對證券進行估價，只有當證券真正售出後才能知道是贏利還是虧損。
混合起來，累計結果如下：
年份 合夥公司利潤率 道瓊斯工業指數漲跌幅
1957 年 10.4% -8.4%
1958 年 55.6% 26.9%
1959 年 95.9% 52.5%
1960 年 140.6% 42.6%
雖 然四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間，不足以讓我們得出某種推論，但是，從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在股票行情有所下跌或是靜態的市場狀況下，我們的經營結果會相對好得 多。在這個意義上，事實確實如此，這表明我們的投資組合相對於我們擁有「藍籌股」的情況下可能要保守的多，儘管確實是不太符合常規。在藍籌股急劇上漲的市 場行情下，在趕上他們的業績方面我們可能確實存在困難。
合夥公司的多樣性
上 面的圖表顯示我們的合夥公司在不斷地壯大，和我們合夥公司群的平均值相比，還沒有任何一家合夥公司的業績一直高於或低於我們，雖然我們努力讓所有的合夥公 司在同一種股票上投資相同的數額，但是，每年的經營結果都存在著一些差異。當然，這種差異可以通過把現有的合夥公司併入到一家大的合夥公司的方式來消除。 這樣的措施同時還會消除太多細節性的東西以及相當一部分費用。
坦白地說，在未來的幾年，我有意沿這個方向發展。問題是各位合夥人對合夥公司的運行方式各有所偏愛。沒有合夥人的一致同意，什麼事情也幹不成。
預付款
好幾位合夥人都曾問過是否能增加投資，雖然有此先例，但在經營過程中要想修正合夥公司的經營協議也是很難的一件事，尤其是當有限合夥人中不止一個家庭時更是如此。所以，在混合型的合夥公司中附加利息通常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們確實在每年的經營過程中接受預付款，和合夥公司的利息，利息率是 6%。當時，按照合夥人對經營協議的修正，預付款加上利息被添加到合夥公司的資本金上，此後，預付款放入公司的損益表中。
桑伯恩地圖公司
去年，有人提到佔到我們淨資產 35％的一筆數額很大且不同尋常的一項投資，同時，人們還議論說，我希望這項投資包括在 1960 年度投資中。這種希望被物化了。可能你對這麼大數目的投資歷史感興趣。
桑 伯恩地圖有限公司從事出版以及美國所有城市詳細地圖的不斷修正工作。比如說，僅奧馬哈的地圖冊就可能重達 50 磅，對每一處的建築都做出了仔細而準確的 說明。通過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對原地圖進行修正，在塗過糨糊的地方標明新的建築物的名稱，業主的變換、新的消防設施的配置，建築材料的變換，等等。 這種變動幾乎每年都要在地圖上標出，當地圖不能進一步通過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時，新的地圖就要重新出版一次，地圖每隔 20 年～ 30 年就要更 新一次。對於奧馬哈的消費者來說，每年花在修正地圖上的費用大約有 100 美元。
詳細的信息表明街道下面總水管的 直徑，消防栓所在位置，屋頂的構成等，所有這些對火險公司至關重要。位於中央辦公室的保險業的各個部門，可以通過遍及全國的代理人對企業進行價值的評定。 其理論是「一幅照片頂得上一千句話」，這種價值的評定方法將決定風險是否得到正確的估價，這個地區大火災發生的頻率，合理的再保險程序等。儘管地圖也出售 給保險業以外的顧客，比如說像一些公用事業、抵押公司和評稅權威人士，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業務對象是大約 30 家保險公司。
75 年來，桑伯恩公司一直以一種多少有些壟斷的方式進行經營，每年實現的利潤幾乎全然不受經濟衰退的影響，不需任何銷售方面的努力就能達到。在公司的早期經營階段，保險業擔心桑伯恩公司如此高的利潤，會使得許多保險公司的重要人物進入到桑伯恩公司的董事會，擔當公司的監察人員。
20 世 紀 50 年代早期，保險業一種被稱為「梳理」的競爭性方法對桑伯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得地圖業從 20 世紀 30 年代的後期年平均 50 多 萬美元的稅後利潤，下降到 1958年和 1959 年的不足 10 萬美元。考慮到這個階段經濟向上偏壓的特點，這種競爭性方法使得這家規模大，且具有 穩定賺錢能力的大商業幾乎全軍覆沒。
然而，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早期，桑伯恩公司開始積累證券清單。這對商業 來講沒有資金要求，所以，任何未分配的利潤都可以被用於這個計劃。一段時間之後大約投資了 2 500 萬美元，一半投資於債券，另一半投資於股票。這樣 特別是在最近 10 年，在地圖業經營不景氣的時候，證券清單卻贏利豐厚。
下面讓我解釋一下這兩個因素間極端的分 歧。1938 年，當道瓊斯工業指數在 100～120 之間的時候，桑伯恩公司的股票以每股 110 美元的價格售出。1958 年，當道瓊斯工業指數 在 550左右時，桑伯恩公司的股票的價格只有 45 美元。但是與此同時，桑伯恩公司的證券清單從每股 20 美元上升到每股 65 美元。實際上，這 就意味著，1938 年購買桑伯恩公司股票的人在商業和股票市場蕭條低迷的狀況下，為報紙業 90 美元一股的股票上添加了積極價值，在1958 年強有 力的經濟氣候下，對同一家出版業股票的估價則是股價不足 20 美元股票，購者不願意多付 70 美分，因為投資出版業的證券清單參加合夥經營卻沒有任何 收益。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不論是 1938 年還是 1958 年，桑伯恩公司擁有很多對於保險業來講有實際存 在價值的信息。再現這麼多年來他們收集的詳盡信息，將花費他們上千萬美元。儘管保險公司實行了「梳理」政策，5 億多美元的火災保險費由「製圖」公司承 擔。但是，出售、包裝桑伯恩公司的產品、信息的手段多年來一直未變，最後這種慣性從收益中體現出來。
證券清單經營得 如此成功這件事情，在大多數董事的眼中對出版業東山再起的必要性減少到最低限度。桑伯恩公司每年的銷售額大約在 250 萬美元，同時還擁有價 值 700 萬美元的可銷售債券。來自證券清單的收益是豐富的，公司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後顧之憂，保險公司對地圖的價格感到非常滿意，股東們依然在分紅。但 是，這些股息在 8 年的時間裡削減了 5 次，儘管我可能永遠都不會找到任何適合削減員工工資和董事們以及委員會費用的建議紀錄。
在 我進入到董事會以前，14 位董事中有 9 位是保險業中身居要職的人，在 10.5 萬股已公開發行的股票中他們只擁有 46 股。儘管他們在一些大公 司裡都擔任重要職位，公司還是建議用金融手段使他們至少購買一定數量的股票，在這個群體中擁有股票最多的是 10 股。在幾種情況下，與他們所擁有的投資 組合相比，保險公司所擁有很少的股票數量僅僅是象徵性的一點投資。在過去的 10 年中，在任何和桑伯恩股票相關的交易中，保險公司都是惟一的賣主。
第 10 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師，他持有 10 股股票；第 11 位董事是一個銀行家，他也擁有 10 股股票，他清楚地意識到公司所存在的問題並積極地把問題指出來，後來他又購買了一些股票。
接下來的兩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的高級職員，他們擁有大約 300 股股票，這兩個高級職員有很強的工作能力，他們意識到了公司中存在的問題，但是，董事會只安排他們擔任一些輔助性的工作。最後一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故去的總裁的兒子，總裁的遺孀擁有15000 股股票。
1958 年 後期，故去的那位總裁的兒子對公司的趨勢感到不滿意，要求擔任公司的第一把手，在他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他向公司遞交了辭職書，公司准予了他的辭職。隨後我 們出價購買他母親所擁有的股票，我們做成了這筆交易。當時另外還有兩筆數量很大的股票，一筆大約有 1 萬股，另一筆大約有 8000 股。這些人對當時 的情況很不滿意，非常希望撤出他們在報紙業的投資，我們也是如此。
最後，通過市場公開購買的方式，我們擁有的股票數 量達到 24000 股，以三家為代表的總量上升到了 46000 股。我們希望能把這兩種商業分開，實現有價證券的公平價值，努力工作以重新恢復出版業 的賺錢能力。看起來這是一個真正的機會，我們可以通過利用桑伯恩公司豐富的原材料資源，再加上利用電子技術把這個數據轉換成顧客利用率最高的形式來增加地 圖的利潤。
董事會中對於任何形式的變動，都會有很多人表示反對，尤其是當這種變動是由一個「局外人」發起的時候，情 況更是如此，儘管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我們的計劃，管理專家布斯、艾倫和漢密爾頓為我們推薦了一個類似的計劃。為了避免代理人之間發生爭論，以及由於桑伯恩 公司大部分的資金都投入了藍籌股而造成時間上的拖延，按照當時的價格，我們對藍籌股並不看好，我們制定出這樣一個計劃，即所有想撤出的股東都按照公平的價 格結清。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這一計劃的公正性表示贊同。桑伯恩公司大約 70%的股票，其中涉及 1600 名股東的半數，都按照公平價格轉換成了有價證券 組合。最後，出版業只剩下 125 萬美元的政府及市政公債作為準備金。公司潛在的 100 多萬美元的資金收益稅被免除。留給未走的股東們的資產名義價 值也有所上升，每股股票的贏利額有大幅度提升，股息率也得到了提高。
有必要說一下，上面這個小小的情節劇對這項投資 經營做出了非常簡短的描述。但是，考慮到我們的有價證券運行情況以及在短時間內，比如說一年的時間，檢驗我們的運行結果的無效性，它卻強調了保守秘密的必 要性。這種「可操縱性局面」是非常罕見的。我們基本的生意是買入估值偏低的債券，然後在估值偏低的行情被調整過來，再加上在「特殊情況」方面的投資，即利 潤的獲得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市場行為的情況下再把股票拋出去。在這個意義上，合夥公司的資金繼續上升，在「可操縱性局面」中能夠得到更多的機會。
大約在一週之內，審計師將把你的財務決算以及稅款信息寄出去。如果你對他們的報告或是我的信有任何問題的話，一定要告訴我。
沃倫 巴菲特
1961-1-30
社會各界對持續快速增長的稅收詬病不斷，2012年的全國「兩會」之後逐漸達到高潮。全國政協委員李劍閣提交的提案，旗幟鮮明地呼籲減稅，稱其為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當務之急。此舉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共鳴。
李劍閣的提案稱：「無論從應對危機，還是從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各個方面看，大幅度大範圍減稅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此前在本刊撰文主張「立即減稅1萬億」，與李劍閣不謀而合。
自1997年至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逐年持續高增長，按可比價格計算，其增速約為GDP增速的1.5倍。到2011年，中國大口徑宏觀稅負 超過35%，逼近發達國家水平；另一方面，政府承擔支出責任的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品和服務增長緩慢，有些甚至相對下降，社會公眾的不滿情緒逐年升溫。
稅收持續增長是好事嗎？美國前總統里根在位時期，推行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的減稅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拉弗曲線」從而著名於世。
拉弗曲線具有政策含義，即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稅負過重，將會遏制其經濟的活力，反而徵收不到稅收；相反，如果把稅收減免到合理的範圍，稅率看起來降低了，但由於經濟活動擴展，稅基大幅增加，經濟發展和稅收都能得到良性發展。
正是由於經濟困境在前，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減稅已是當務之急。
在今年全國人大全會對2012年政府預算案的表決中，438票反對，為有效票數的15.3%；131票棄權，二者均升至近五年來最高。社會公眾的「稅痛感」已經通過立法機關有效傳遞，政府壓力也逐年上升。
經濟難承之重
中國宏觀稅負已接近發達國家
中國的宏觀稅負究竟有多高？對此，政府和社會機構都沒有公認的權威數據。因為數據口徑和測算方法差異，政府和民間的統計測算結果也不同，差異主 因是如何測算游離於政府統計之外的收入。但官方和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水平自2007年以來已經超過30%。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政府財政統計年鑑（2009）》所列的數據，測算包含稅收收入、政府非稅收入、社會保險繳款等在內計算的宏觀稅負（即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23個發達國家平均為43.3%，24個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平均為35.6%。
根據中國政府部門數據，2011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近4.14萬億元，全國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2.37萬億元。以上三類政府收入合計達16.88萬億元，佔2011年GDP（47.16萬億元）的35.79%。
按IMF數據口徑比較，中國宏觀稅負略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低於發達國家平均值7.5個百分點。
政府和學者對中國宏觀稅負高低的分歧，在於發達國家政府公佈的收入與實際水平接近，而且公開透明；中國政府收入統計不完整，游離在外的收入也欠 公開透明。中國統計宏觀稅負時僅僅涵蓋了政府部門公開的三部分收入。統計中漏掉的部分，包括規模不小的未納入政府預算的非稅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以 及學校贊助費、醫院「紅包」等公共機構和人員的灰色收入。
專家測算，若考慮以上政府及公共機構的隱性成本，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勢必超過40%。
而眾多由國企壟斷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比如成品油、通信、電力等，因其受行政性壟斷保護，並非是市場充分競爭，國企壟斷和低效也導致社會公眾支付了額外費用。
正因如此，中央財稅部門認為，控制宏觀稅負水平上升重點應規範、減免政府收費等非稅收入，將合法的預算外非稅收入納入預算，杜絕制度外收入和尋 租收入，清理規範事業單位和公共機構收費。2011年，全國稅收收入8.97萬億元，佔大口徑政府收入的53%，佔GDP的19%。
許多財稅專家也呼籲，「減稅」應著眼於減費，包括減免各種行政性收費、降低社保繳費率等。在各類政府收入中，稅收收入有法律依據，比較規範。如果簡單通過減稅降低宏觀稅負，反而會導致預算外非稅收入、制度外收入等不規範、不合法收入比重上升。
此增速遠超彼增速
過去13年間全國財政收入增速是經濟增速的約1.5倍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除了以稅種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來源，另一重要目標是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全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提高 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這是兩個核心量化目標。其結果之一，就是中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且常年遠高於經濟增長速度。改革實施已近20年，財政 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究竟應當確定什麼樣的比例，至今仍不明晰。
《預算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級預算收入的編制，應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財政部以此為據，每年編制的預算收入增幅與GDP持平或略 高。但收入預算按低增幅編制，實際卻按高增幅執行。1996年-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預算增速平均是10.43%，而執行結果平均是19.00%，遠 高於GDP增速，預算誤差高達82.17%。
近年來，財政部推行「財政管理科學化、精細化」，但預算和實際間的誤差如此之大，使得財政管理科學化、精細化有名無實。
有分析稱，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GDP增速有失偏頗，因為GDP增速是實際值，而財政收入計算的是名義值，即加上通脹因素。不過，1998年至 2011年，GDP現價（即名義GDP）平均增速為13.08%，全國財政收入平均增速為19.54%，以可比價格計算，GDP現價平均增速與全國財政收 入平均增速之比也達到了1︰1.49。
《預算法》規定，財政預算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但過去13年間全國財政收入增速是經濟增速的約1.5倍，相當令人震撼。按照此速度，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會繼續提高。
實踐中，財政收入永遠不可能與GDP相等。根據拉弗曲線，宏觀稅負超過某個臨界點，企業投資和經營就會縮減，個人收入也減少，政府稅收也隨之減少。在極端情況下，如果政府想徵收到100%的稅額，所有經濟活動會停止，實際能得到的稅收是零。
若考慮隱性成本，中國宏觀稅負已接近發達國家；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穩定在50%左右。雖然有些政府收入處於灰色或黑色地帶，但現實中，錢流進了政府部門或官員口袋，進入統計與否，並不能掩蓋社會負擔客觀存在的現實。
小微企業受益幾何
結構性減稅圍繞小微企業展開，規模有限，效果不彰
社會感受到的負擔，固然源於政府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基金收入、社保繳費以及不合規、不合法收入等的疊加，但社會公眾傾向於將「稅痛感」聚焦於更為顯性的稅收。2012年全國「兩會」前後，減稅呼聲空前高漲。
面對社會和公眾的壓力，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政府承諾推進結構性減稅，減稅政策隨之密集出台。但減稅究竟減了多少真金白銀？能否抑制宏觀稅負水平繼續攀升？
自去年9月起，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每月3500元，財稅部門宣稱這是一項減稅改革。而專家們指出，徵收個稅需扣除個人用於消 費的收入，減除標準本該隨消費支出提高經常性調整，不能將一項避免對消費徵稅的調整，認為是減稅措施。同時，財稅部門反而以調節高收入的名義，藉機提高中 等收入以上納稅人的稅率。
作為體現結構性減稅的舉措，減輕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稅負成為減稅重點。財政部2011年10月決定，自當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 31日，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借款合同免交印花稅。但免交印花稅前提是要獲得借款。根據央行數據，2011年人民幣貸款餘額54.79萬億元，其中小企業信 貸餘額7.55萬億元，佔比為13.78%。財政部減稅政策認定的小微企業標準低於央行的標準，所以實際享受免稅的信貸比重更低。其中的微型企業，絕大多 數既缺抵押品，會計賬簿不全，也無財務審計報告，極難獲得金融機構信貸，信貸佔比甚微。
另一減免稅政策是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至5000元-2萬元（月），自去年11月起實施，兩稅的起征點適用個人和個體工商納稅人，不涉及企 業。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至2010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戶戶數達3452.89萬戶，登記從業人員7097.67萬人，看似收益人群不小。然而，此前在很 多省區，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最低值已超過5000元。早在2004年，貴州、黑龍江已將增值稅起征點調高至5000元。新疆也於2010年10月將營業 稅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
因此，本次提高兩稅起征點真實的稅負下降幅度極為有限，實質上是法定稅率向實際稅率趨近。
在有些地方，提高起征點反而會提高稅負。稅務部門向個人或個體工商戶徵稅，絕大多數採取定額徵收，即由稅收部門根據行業特點、經營戶所處位置、人員數量等核定營業額。這意味著稅務部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因此，提高兩稅起征點，納稅人的稅負能否真正降低，取決於稅務徵管部門能否據實核定。在一些不發達地區，稅務部門為完成稅收任務，常根據徵收任 務核定營業額。中央政府提高起征點非但不能帶來減稅，反而因基層稅務徵收人員為達到徵稅起點，人為提高核定數，導致個體工商戶稅負大幅上升。
同理，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6萬元（含6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 額，按20%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因小微企業會計賬簿不全，稅務部門徵收所得稅，多數也是核定徵收。一些稅務徵管人員為完成任務，會人為提高應納稅所得額 核定數。
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重點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顯然，今年的結構性減稅，並非全面減稅，所 謂「結構性」體現在針對「小型微型企業」，按此要求，財稅部門制定的減免稅政策圍繞小微企業展開，這就決定了減稅的整體規模非常有限。而在實踐中，小微企 業也受益有限。
真心才能減稅
結構性減稅是零敲碎打的臨時性政策，而基層稅務部門進而強化徵管
另一項政府宣稱會帶來減稅的重大改革，是今年上海開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並在年內擴大試點範圍。這一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在交通運輸業由徵收3%的營業稅，改為徵收11%的增值稅；部分現代服務業由徵收5%的營業稅，改為徵收6%的增值稅。
試點運行兩個月，上海交通運輸業普遍反映稅負上升，中央和上海財稅部門也承認了這一事實。現代服務業中人力成本等不可抵扣進項的比重高，也存在 稅負上升的現象。上海的「營改增」改革，目標是連接增值稅抵扣鏈條，消除對相關行業重複徵稅，但稅率設置過高，又抵消了稅基縮小的減稅效應，交通運輸業稅 負反而上升。
財新記者獲悉，是項「營改增」改革推進困難。識者指出，實施「營改增」，中央政府必須狠下決心，一要保證地方財政收入不受影響，二要改征增值稅後，營業稅納稅人稅負不上升。
如果說「營改增」還是一種結構性稅改探索，那麼2011年最後一天，財政部、國稅總局決定對蔬菜批發、零售的納稅人銷售的蔬菜免徵增值稅，則是一項典型的減稅「形象工程」。
增值稅徵管的機制，以進項稅額抵扣為利益驅使，買方向賣方索取增值稅發票，賣方開具增值稅發票，則完全受國稅部門徵管系統管控。批發商將蔬菜賣 給零售商，零售商再銷售給消費者，絕大多數零售商和消費者都無法抵扣進項稅，也就不會索取增值稅發票。因此，政府免徵蔬菜批發零售環節增值稅，就是免掉了 一項基本征不到的稅。
而且，蔬菜生產購買的化肥、農膜、農藥等生產資料含有增值稅，農民無法在銷售產品時抵扣進項稅額。蔬菜流通中，運輸、批發、零售各環節都要繳納 營業稅，運輸車輛需交車船稅，車用汽油、柴油、機油等含有增值稅、消費稅。整個過程還涉及路橋費、各種行政性收費、倉庫場地租金等。以上各種稅費，都無法 實現進項抵扣，農產品生產和銷售過程中，重複徵稅非常嚴重。因此，對蔬菜批發零售環節，政府不僅應免稅，更應退稅，消除重複徵稅。
2012年財政部門不遺餘力宣揚的結構性減稅，實則是零敲碎打的臨時性政策，涉及制度性的改革極為有限。表面看，減稅政策範圍廣、涉及個人和企業眾多，但實際上涉及的稅種都是有效納稅人少，徵管難度大，徵管率很低，稅務部門自由裁量權大，徵收彈性強。
回顧近年來政府減稅過程，一方面是中央財稅部門出台減稅政策；另一方面是基層稅務部門實際強化徵管、彈性執行。究其根源，中央政府出台減稅政策，但沒有相應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性減稅目標，中央政府的減稅政策是軟約束，而基層稅務部門的稅收增長任務是硬約束。
政府財稅部門公開承諾並強調要依法徵稅，但實際執行是按計劃徵稅，徵稅任務層層分解。到了基層稅務徵管部門，不但要求完成任務，很多稅務部門對超額完成任務有獎勵。這樣的激勵效果，也是財政收入實際增速遠高於預算數的重要原因。
減稅增支，可能嗎
2012年財政收入高增長依然是主基調，減稅是小插曲
2012年是本屆政府最後一年，眾多保障民生目標需年內兌現。民生支出領域範圍廣、增長數額大，決定了政府對今年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渴盼比往年更加迫切，從今年預算報告也可窺其端倪。
2008年-2011年，全國財政預算收入增幅和當年GDP預期增幅一致，均為8%。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預算數是9.5％，比去年預算增幅提 高了1.5個百分點；而今年的GDP預期增速是7.5%，比去年降低了0.5個百分點。調低經濟計劃增速、提高財政預算收入增速，顯而易見，2012年財 政收入高增長依然是主基調，減稅是小插曲。
政府承諾的民生支出沒有多少迴旋餘地，如保障性住房建設、財政性教育經費達標、城鄉養老醫療改革等。今年的保障性住房任務是基本建成500萬套 以上，新開工700萬套以上；為實現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的4%，今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要達到21984億元，同比增長36.4%，需要 比去年多投入5800多億元。
今年年底前，政府要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連續第七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全年人均增加1680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格）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比2009年提高92%。
政府一旦承諾了教育、養老、醫療等民生支出，多數會固化為剛性支出，必須每年安排資金保證，也就必須有經常性的收入增長來保障。
政府鄭重承諾兌現多項民生支出的同時，又高舉減稅大旗，這一「減稅增支」之舉存在內在矛盾，兩個目標極難同時實現，顧此必然失彼。歐洲債務危機國的境遇就是鮮活的實證。公眾呼籲減稅的壓力需適當釋放，減稅以「虛多實少」回應只能是短期策略。
保民生錢從何來
受制於國企既得利益的阻撓，運行已五年的中央國有資本預算，對保障民生幾無貢獻
政府擴張民生支出，就需相應的財力去落實。目前途徑有三個：一是通過增量資源，政府收入以更快的增長，用於支撐上升的民生支出；二是調整存量，降低政府行政性和經濟性支出比重，調整到直接民生支出方面；三是提高政府績效，用同樣的錢，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中國宏觀稅負按官方口徑已超過35%，從增量擴張來籌資的空間日益收窄，財政收入高增長已難以持續。近兩年中央政府公開「三公經費」並嚴控增 長，可視為在民眾壓力下，以實際行動控制行政經費增長，但目前此類行動主要是象徵性的，壓縮的經費微乎其微，對提高民生支出難有實質貢獻。
為擴張民生支出，縮減政府經濟建設性支出更為現實。這就需要調降公共財政預算安排的建設資金，並且將國有資本預算資金，按一定比例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支撐民生資金的擴張。專家學者對此呼籲多時，政府也早已表達認同，但實際執行依然未上正軌。
細查2012年的政府預算，政府經濟建設性支出非但沒有縮減，反而大大強化。今年全國安排財政赤字8000億元，雖比2011年減少500億元，但實際上中央用於經濟建設的財政資金有增無減。
去年，全國各級政府財政超收1.4萬億元，除了當年追加支出，通過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將部分超收收入轉到今年支出。中央政府從預算穩定調節基金 調入2700億元，安排到今年使用，比去年增加1200億元。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還剩餘1070億元，和預備費性質類似，是今年可隨時動用的機動財力。
2009年-2012年，全國赤字水平依次為9500億元、1萬億元、8500億元、8000億元，赤字微降，但規模依然居高不下。四年累計赤字達3.6萬億元，數倍於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赤字規模。
按現行預算體制，財政赤字資金要用於建設投資。政府債券利息，全部由公共財政預算安排資金償付。政府債券到期後，也經常通過公共財政預算安排資金償付。這樣做，推高了公共預算用於投資建設資金的規模。
此外，今年中央預算內還安排了投資資金4026億元，比去年增加了200億元，這是公共預算直接用於建設的資金。還有些公共預算資金，以科技研發和創新、產業升級、人員培訓等名義流向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最終被用於投資和生產經營。
還有一項可為擴張民生支出提供資金支持的來源，就是國企上交利潤。國資預算改革已有多年，但國資收益仍基本在國資系統內循環。自2007年開始的國有資本預算，實質是國資系統內的企業預算，轉入政府公共預算的資金微乎其微，和社會公眾並無多少交集。
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支出769億元，僅40億元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社保等支出，佔比5.2%。近95%用於國有企業的經濟性支出，如國有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央企改革脫困補助、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境外投資、新興產業、兼併重組等。
今年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支出延續了這樣的導向。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875億元，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50億元， 佔比僅5.7%，其餘資金用於國有企業的經濟性支出。可見，國有資本收益不但沒有通過調入公共預算讓社會公眾共享，反而公共財政資金以各種名義和方式，用 於投資建設和企業生產經營。
國有資本經濟實力雄厚，最有能力擔起部分保障民生的責任，但受制於國企既得利益的阻撓，運行已五年的中央國有資本預算，對保障民生幾無貢獻。
保障民生的另一途徑就是提高政府支出績效，也可有效化解「減稅增支」的內在矛盾。2005年，財政部制定《中央部門預算支出績效考評管理辦 法》；2009年開始，又在中央部門每年選取部分項目作為績效評價試點。財政部不完全統計，2010年全國省級部門納入績效評價的資金量約1600億元。
政府的績效評價雖然剛剛起步，但潛力巨大。2009年-2011年年末，政府在央行國庫的存款餘額連續三年均超過2萬億元，而且是最後兩月突擊支付後的餘額。近兩年，政府在國庫的存款餘額多數月份超過3萬億元，幾乎佔到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財政部每年都強調「財政收支矛盾突出」，但又常年在央行國庫沉澱巨額資金。閒置國庫對社會經濟而言是巨大的損耗。政府預算每年都收支平衡，年末在國庫的存款數額巨大，且「芝麻開花節節高」，存款餘額逐年攀升。這一現象凸顯近年來政府績效在持續惡化。
年末政府在央行國庫的存款餘額，主要是財政資金結餘和結轉所致。結餘是因預算安排給項目的錢太多，項目完成後花不完沉澱在國庫；結轉是因為預算 安排的資金超過當年需要，項目尚未完成，資金轉到下年繼續使用。財政資金少量結餘和結轉不可避免，但巨額資金長期沉澱國庫，說明政府預算編制和執行不嚴 謹、不精細、不科學，財政支出效率極其低下，財政資金浪費嚴重。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指出，2012年將把改善民生擺在財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積極而為，量力而行。
積極而為，錢從何來？過去的一年，實業疲態彰顯，稅負微漲即民怨沸騰，拉弗曲線臨界點已隱現。與其靠百萬稅官加強徵管，不如清理國庫常年積存的款項，調入國資收益，騰挪建設資金，以用於民生支出。
以中長期計，從全局觀，中國經濟往前走，減輕國人的「稅負之痛」還需要深入改革的大文章。
1、它是作商業地產的，包括寫字樓，商舖啊等，現在租金房價比都還比較合適，記得看過一些資料，soho中國賣出的商業樓房，大多還是能夠實現5%-6%的年收益的，若按複利來算的話，遠超過存銀行，銀行是3.5左右。而北京的普通住房只能達到2%的收益。
2、Soho中國在2011年又買了160億元的項目，大多是人家沒錢了轉讓的，2012年又計劃花100億元買項目，如最近綠地轉讓的項目等。危機的時候以較低廉的價格購入項目是未來騰飛的起點。
3、最近央行又鬆銀根了，投資客又能弄到錢了，而買商業鋪子或寫字樓的大多都是投資客，只要租金收益可以，寫字樓及鋪子還是好賣的。
4、Soho中國未雨綢繆，手中現金有很多，暫時倒不掉。
5、Soho中國的經營會慢慢增持自己最好的物業吃租金，這一點我也很喜歡。
6、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soho中國是一個投資公司，在市道低迷期買入項目，加工後在市道高漲期賣出。
好吧，其實我最看重的1是危機時買入項目將於火熱時賣出；2是央行放水了火熱的時機快到了；3是這個公司實在便宜，總價只有300億港幣，市盈率6.5倍。
註：本人持有很少量soho中國。
直到幾年之前，Flickr還是我最喜歡和信任的圖片存儲和分享網站，作為一個沒有付費習慣的中國用戶，我甚至至今還是Flickr的付費用戶。但現
在Yahoo幾乎已經要毀了這一切。去年我曾惴惴不安地聽說Flickr要裁員，直到去年9月底，Flickr才推出了官方版的Android應用—要知
道，就連中國工商銀行在2011年都已經推出了Android應用。
我甚至現在都不是很能理解，Flickr內部要糟糕到什麼程度，才能讓一個硅谷的互聯網公司變得如此麻木。
不過，我也得承認，以馬克·扎克伯格的聰明勁兒，也許Instagram能避免Flickr的下場。但我真的不指望Instagram會成為一個
The Big
Thing了。因為這種收購扼殺偉大的事情發生太多了。假如不是賣給eBay，Skype也許有機會挑戰AT&T；假如不是賣給新聞集
團，MySpace也許不會給Facebook留太多的機會；假如沒有賣給Yahoo，Flickr會不會有機會做成Facebook和
Instagram的結合體？
那麼，收購到底是怎麼扼殺了小公司的創新能力和活力的呢？
動力
危機感是一個人或者公司最佳的動力，就像被狼追的時候跑得最快的道理一樣。對Instagram來說，Facebook本來是危機感和那頭狼，但收購之
後，Instagram的危機感顯然是少了很多。大公司收購小公司的一個常見邏輯是，小公司可以獲得大公司的諸多資源和資金的支持，做成一個更大的事情。
問題是，大部分的創新都是危機感逼出來的，沒有危機，何談靈感和創新？
冒險
大公司的特點是穩健，厭惡風險，而小公司的特點是更願意冒險。當一個大公司控制了一個小公司之後，可以預見的問題就是小公司喪失了靈活性和冒險精神。
Flickr創始人布特菲爾德離職後曾表示，Yahoo並未提供Flickr發展所需的資源，而且這家公司嚴重的官僚作風導致決策緩慢，錯過了很多機遇。
企業家精神
對於一個小公司，尤其是一個互聯網公司來說，創始人的企業家精神是最核心的東西。創始人強烈的意願往往有助於公司做出重要的創新和大膽的目標，從而顛覆原
有的公司和行業。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被收購，通常創始人的企業家精神都會被損害和打擊。一個願意被收購的公司創始人會是一個真正想要改變世界的人麼？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勒一個著名的觀點是，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併而成長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內部
擴張成長起來的。這是對美國1990年代以來傳統大公司歷史的一個總結，彭博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全球併購交易總額為2.28萬億美元。
但如果統計一下科技行業，斯蒂格勒恐怕需要修正自己的觀點。作為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蘋果公司的成長史顯然是與收購關聯不大，而是與喬布斯主導的
一系列了不起的創新相關。同樣，亞馬遜、Google、騰訊這些大公司的成長史也和收購沒有關係，而是依靠內部擴張成長起來。
區別在於，科技行業有更多的成長空間，更依賴創新和智力資本，而傳統行業更成熟，更依賴固定資產和金融資產的有效配?置。
當然，我們也不能迴避很多被收購後仍然做得不錯的公司，比如Google收購的YouTube和Android—YouTube現成為Google顯示廣告的主要收入來源，而Android則成為最流行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
很難說，這些公司自行發展就一定比現在更好，大量例子也證明天才創意是如何毀掉的。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最關鍵的還是「可能性」，創新之所以迷人，就在於它始終賦予公司發展的諸多可能性，塵埃落定之時也就是失去創新能力之時，商業就是這樣。
不過最近David Karp做了一個很不酷的決定—Tumblr準備接受廣告了。對於自己之前一直拒絕廣告的做法，Karp稱「當時那種做法感覺真的很傻」。
據Tumblr公佈的廣告計劃，從5月2日開始，廣告商就可以在Tumblr Radar上購買一個廣告組合，Tumblr Radar位置緊挨著Tumblr的最好最受關注的帖子，這樣廣告商的文章就可以每天在網站的熱門文章頁面輪播12萬次。
當然，這件事不只是酷不酷的問題，而是有可能影響到Tumblr未來的一個重要決定。Tumblr拒絕廣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會影響內容質量，從而瓦解網站最核心的競爭力。此前Tumblr的盈利方式主要是收費主題、綁定私有域名等。
David Karp對此事的解釋是「是時候認真考慮一下盈利的事情了」，但大家都看得出來現在的突然轉向所產生的問題。
時機不對。雖然用戶量、帖子總數和博客數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規模，但Tumblr並沒有形成像Facebook或者淘寶那樣的強勢地位，用戶的轉移成
本並不高，還存在Posterous等競爭對手。而且隨著過去兩年流量的暴漲，Tumblr上的帖子質量已經明顯下降，在這樣一個時間點，公司本應該集中
精力解決內容質量下降的問題，而不是盈利。因為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內容質量，而不是廣告。
方向不對。Tumblr
Radar這種老套的廣告模式肯定會影響內容的質量，而且廣告越多影響就會越大。即使初期能夠有效控制，但估值8億美元的公司需要多大規模的收入才行？這
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矛盾的商業模式—收入越高，競爭力越弱。即使要做廣告，Tumblr也應該對數據進行深入的挖掘，做點有意思的東西才行。
影響文化。Twitter偏重實時信息，Facebook是社會關係的樞紐，Tumblr則擁有獨特的審美和語言，這主要來自於那些精英博客，比如攝影師、音樂家和設計師。從堅持拒絕廣告轉而推行廣告，這某種程度上是對核心用戶群文化上的背叛。這可能是最致命的。
問題在於，上述幾點並不是多麼難以想像，那麼Tumblr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一個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投資方帶來的壓力。自成立以來，Tumblr累計已經獲得了1.25億美元的融資，其中包括去年剛剛拿到的8500萬美元。
從公司運營的角度來看，Tumblr這類公司的運營成本並不會高得離譜，公司目前也還不到100人，手握這麼多資金的情況下，最合理的策略應該是聚焦於能夠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的事情—鞏固網站的內容質量和業已形成的文化氛圍。
但對於投資者來說，Tumblr的盈利模式非常不清晰。對於Karp來說，如果融資有對賭，那麼找到盈利方向最為關鍵。而對於投資者來說，從博客到微
博到輕博客，都沒有盈利模式，如果Tumblr現有的局面再不開發，可能又要重蹈博客覆轍了。這恐怕才是Tumblr急於嘗試廣告模式的原因。
好的東西，需要資本做支撐，資本可以推動一個好的東西更好，但要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之上。比如Skype、Flickr等公司都是因為沒有有效的盈利模式，而不得不出售給大公司。
環顧世界，我們喜歡的種種好的東西，其實無意識當中已經都被資本推動，已經都是商業結合的結果，縱使David Karp這麼清新有理想的創業者，終究也難以抵擋這種趨勢，商業就是這麼霸氣，商業也是這樣無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