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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產總值有望突破8萬億，相關準入門檻將提高

2018年，中國有望在藍色國土上收獲更多。中國海洋大學、國家海洋局第四研究所預測，如果海洋經濟發展形勢穩定，我國海洋生產總值將會在2018年突破80000億元大關。

國家海洋局今年3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達77611億元，增速為6.9%，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4%，與上年持平。

中國海洋大學、國家海洋局第四研究所今天(12日)發布的《中國海洋經濟發展報告（2015～2018）》稱，進入21世紀以來，海洋經濟日益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源。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地方海洋經濟示範區、試驗區的相繼開展，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我國海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期進入深度調整期，海洋經濟結構更趨合理，傳統海洋產業不斷優化，新興海洋產業、高新技術海洋產業比重等將不斷提升。

海洋經濟是指綜合開發利用多樣化海洋產品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活動。報告稱，海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逐漸演變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變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國家海洋局戰略規劃與經濟司司長張占海此前介紹，2017年，我國海洋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約占沿海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接近17%，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張占海介紹，近年來，我國海洋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結構不斷優化。以海洋漁業為例，產業發展轉方式調結構取得新實效，海水養殖產量同比上升3.4%，海洋捕撈產量2017年1~11月同比下降7.4%，特別是近海捕撈產量首次出現大幅下降，海洋牧場建設進程加快，養殖模式趨向健康環保。此外，受市場需求影響，海洋油氣業生產結構也加快調整，海洋原油產量同比下降5.3%，海洋天然氣產量同比增長8.3%。

與此同時，海洋新興產業逐漸壯大，保持較快增長。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電力業等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1%和8.4%，重點監測的兩個行業的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了19.2%和11.1%。

海洋服務業水平也不斷提升，發展質量不斷提高。張占海介紹，以濱海旅遊業為例，海島旅遊、休閑漁業、郵輪旅遊等海洋旅遊新業態規模迅速擴大，帶動濱海旅遊業持續快速增長。濱海旅遊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了16.5%，占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8.9%，對海洋經濟貢獻最大，達到42%。在濱海旅遊業蓬勃發展的帶動下，2017年沿海主要城市接待遊客同比上升12.1%，38個國家級海洋公園重點監測的節假日接待遊客同比增長28.0%，海洋經濟保障民生的能力更強。

國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何廣順介紹，2017年，涉海企業生產效益明顯提升。重點監測的規模以上涉海工業企業杠桿率不斷降低，平均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3.1個百分點。企業成本繼續下降，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成本同比下降1.7元。重點監測的規模以上涉海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2.2%。重點監測的涉海中小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資產同比增長了14.4%、3.5%，企業生產效益明顯提升。

何廣順介紹，目前，我國海洋經濟金融服務體系初步建立，金融支持海洋領域實體經濟能力不斷加強。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國家海洋局等八部委聯合印發《關於改進和加強海洋經濟發展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完善了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不斷推進，全年向海洋領域累計投放貸款近1700億元。20家涉海企業完成首次公開募股（IPO），融資規模同比增長92.5%，涉海企業融資渠道不斷拓寬，政策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

據第一財經了解，由於涉海經濟行為的增多和加劇，目前我國海洋保護形勢嚴峻。國家海洋局3月19日發布《2017年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也顯示，近岸海域環境問題突出。

公報稱，經過調查，近岸海域環境問題依然突出，主要體現在近岸局部海域汙染依然嚴重，典型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狀況不佳，陸源入海汙染壓力仍較大，海洋環境風險仍然突出等方面。公報顯示，2017年，各類海洋災害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3.98億元。

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表示，未來，將以推動海洋開發方式向循環利用型轉變、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為目標，科學制定實施海洋空間規劃，推進海洋產業綠色化發展，提高涉海產業環境準入門檻，以此促進沿海地區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加強海洋生態保護方面，突出“保護優先、從嚴從緊”的導向，推進重點區域、重要生態系統從現有的分散分片保護轉向集中成片的面上整體保護，嚴守海洋生態保護紅線。

北京將放寬科技、互聯網服務等六大領域外資準入限制

記者從北京市商務委了解到，北京將進一步放寬科學技術服務、互聯網和信息服務、文化教育服務、金融服務、商務和旅遊服務、健康醫療服務等六大重點領域的外資準入限制，重點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引資。

北京市政府日前印發的《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意見》提出，優化利用外資結構，包括支持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在京發展，鼓勵跨國公司研發設計、財務結算、集中采購、國際營銷、通關服務、資金集中運營等板塊在京實體運營；同時打造良好營商環境，包括持續推進“多證合一”，精簡審批事項，縮短審批時限，全面推廣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單一表格、一窗受理”模式等；此外，還要求提升為外籍人才服務水平，包括全面實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和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範區便利外籍人才出入境的措施等。

新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6月底上報，內外資進入全面負面清單時代

與中國的市場開放同步，目前正在15個省份試點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下稱《草案》），近日已經正式啟動了修訂工作，以確保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5月16日，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待形成《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征求意見稿後，將充分聽取有關部門和各地區意見，擬於6月底前按程序上報國務院。

市場準入管理全面轉型

按照黨和國家的決策部署，2018年我國將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所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我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采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在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政府不再審批。

也就是說，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規模大小，均“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享有同等市場準入條件。

負面清單最早是國際上針對外商投資準入的一種管理模式，我國最早在自貿試驗區內試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制度，進而將之引入國內經濟治理，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也標誌著我國市場準入管理從以正面清單為主向以負面清單為主的全面轉型，打破各種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

目前在我國，共有2張負面清單——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

與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只針對外資不同的是，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同時針對境內外投資者，負面清單上列出的是內外資都被禁止或限制的投資領域，體現的是內外資一致性的管理。

根據2015年發布的《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按照先行先試、逐步推開的原則，分為兩個時間段推進。

一是從2015年底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區試行，積累經驗、逐步完善，探索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及相應的體制機制；二是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按照既定的時間節點安排，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首先在天津、上海、福建、廣東等四省市進行試點。值得註意的是，這四省市也是前兩批4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的省級行政區，已經實施了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制度。

央行行長易綱去年11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中發表署名文章《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他解釋了首批選取這四省市的原因：上海、天津、廣東、福建4個自貿試驗區首先實施了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制度，在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方面具備一定條件，也可以使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與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兩者一起構成完整的市場準入管理體系。

市場作用不斷擴大

從實施情況看，在負面清單改革中，政府審批邊界逐步縮小，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斷擴大。

比如，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已由2013年的190項減少至2017年的95項，總量減少了50%。與此同時，我國吸引外資的能力不斷增強，上海、天津、廣東和福建4個自貿試驗區2016年全年實際吸收外資達879.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1.3%，以十萬分之五的國土面積吸引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外商投資。

但是，易綱也表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一個新生事物，國內沒有實踐基礎，國外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實踐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例如，《草案》的內容存在項目和管理主體過多、程序複雜、界限不清等問題。在具體執行中，仍存在市場準入管理透明度偏低、隱性準入門檻過高、管理體系複雜、地方和行業保護主義壁壘等問題，與建立統一開放、公開透明、競爭有序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體系目標仍存在差距。

遵循階段化發展的安排，2017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遼寧、吉林、黑龍江、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等11個省市作為第二批試點，試行該制度。

作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基本實施依據，目前正在執行的《草案》是2016年3月發布的，其中明確列出了在我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共328項。其中，禁止準入類96項，包含762個細項；限制準入類232項，包含867個細項。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要逐步探索建立清單的動態調整機制。

易綱也表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編制完善是一項長期工作，是依據市場發展情況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他同時表示，編制完善要堅持漸進原則，對新技術、新業態留下包容空間，不急於納入清單管理。

霍學文：不要以技術試探金融準入門檻、突破監管底線

“金融科技的本質是要幹什麽呢？一定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不是以技術來試探金融準入的門檻，以技術來突破金融監管的底線。”5月20日，在“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黨組書記、局長霍學文表示。

霍學文稱，金融科技不是簡單的金融和科技的結合，而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地方的金融或許不像“一行兩會”有嚴格的監管機構，有嚴密的監管的手段、監管的法規，以及處罰的規則，所以在這些不完善的情況下，更需要通過技術來加強監管。

“現代的金融分為三大部分：最小的一部分金融是“一行兩會”發牌照的法人金融機構或者說持牌金融機構；第二個就是由諸多的金融產品的發行而引發的金融功能，這是更大的一個圈；最大的一個圈是金融行為，這個行為是很難預測、很難計量，而且更加難以監管的。”霍學文在發言中表示。

“在互聯網金融時代，尤其是金融科技的發展，區塊鏈、大數據、雲計算等一系列技術的加入，讓金融更加的複雜。所以我們要監測金融行為，嚴控金融功能，守好機構的底線，這樣才能夠把金融科技發展好。”霍學文稱。

霍學文指出，目前金融面臨五大風險。首先，發展金融科技要識別信用風險；第二，是合規風險，現在的非法金融活動是“三合一”結合，“互聯網+傳銷+線下”，非法金融活動由線上轉到線下的，要在現有網格化的手段上，發動老百姓，有獎舉報，加大獎勵，使其在線下也無法發展；第三，技術風險，包括數據安全風險，隱私保護風險，交易安全風險，身份認證風險；第四，市場風險，主要是要防止過渡投機和資產泡沫化；第五，系統性風險，主要是要防止跨時空跨區域。現在互聯網金融全球化明顯，跨越時空、跨越區域的風險越來越大，傳播速度快，小風險聚合起來可以演化成大風險。

技術的兩面性決定了可以用技術違規，也可以用技術監管，就看誰走得快。據了解，目前，北京已經按照全息大數據可視化的要求建立了三個系統：監管系統、監測預警系統、第三方的監管合作平臺，讓監管變得更加有效。

怎樣加強監管？霍學文表示，監管部門要按照減量、發展、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做好相關的工作；積極應對新技術的挑戰，發揮新技術的優勢，同時引進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引進更多的國際的先進技術和先進公司。“外資的進入，外資在北京的發展，也會在金融科技領域得到更有效的推動。”霍學文稱。

銀保監會廢改多項規章制度，大幅放寬金融業外資市場準入

金融開放路線圖明確後，金融監管部門近日加速落實對外開放政策。

6月8日，銀保監會官網顯示，擬發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決定》），大幅度放寬金融業外資準入。

哪些規章制度廢止了

《決定》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該辦法制定於2003年，其中關於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條件以及應當提交的申請文件等內容已經被《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等多部行政許可規章所吸收和替代。廢止該辦法，對中、外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適用統一的許可辦法，更符合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相應地，調整《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援引該辦法的條款。

二是取消《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刪去上述三部許可辦法相關條款中關於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作為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向單個中資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作為戰略投資者向單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投資上述機構入股比例合計不得超過25%的規定。

三是按照中外資同等對待的原則，明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按入股時該機構的機構類型實施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調整銀行的機構類型。

四是明確境外金融機構在投資入股中資銀行時，還應遵守國家關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的有關規定。

一部規章呈現開放政策

隨著“一行兩會”近期的密集發力，中國金融的大開放格局已日益清晰。對於此次金融開放思路，銀保監會指出，現行多部行政許可規章均規定境外金融機構（或境外銀行）可與境內金融機構、境內非金融企業一道，作為中資銀行的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以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戰略投資者，並規定了相應的審慎性投資入股條件。上述規定為外資投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礎。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稱，目前關於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股比限制的規定集中在如下四部規章中：1.《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第8條和第9條；2.《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1條；3.《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6條；4.《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17條。落實前述對外開放舉措，僅需對上述條款作出修改，刪去關於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股比例限制的規定，同時對因取消外資股比限制而直接衍生的監管屬性和法律適用問題予以明確。

由此，《決定》以一部規章的形式，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同時修改上述三部行政許可規章中的相關條款。

對外資入股的中資銀行的監管屬性和法律適用問題，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現行監管規則體系下，中資銀行包括國有控股大型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機構類型。

《決定》規定，外資入股上述銀行，按照入股時被投資銀行的機構類型實施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而將上述銀行變更為《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所規範的外商獨資銀行或中外合資銀行。對外資入股的上述銀行，在市場準入、業務範圍、經營地域等方面，適用與該機構類型相對應的許可規章和其他審慎監管規定。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認為，此種規定為外資投資入股中資銀行提供了穩定的制度預期，為中外資創造了統一、公平、透明的規則體系，有利於保持金融監管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已具備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條件

對於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銀保監會指出，當前，中國銀行業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監管能力不斷提升，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具備在便利外資深度參與的同時，有效防範開放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的能力。

在推動落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的政策過程中，宏觀管理部門不斷完善機制建設，維護國際經濟安全，金融監管部門積極推進建立及完善相應的審慎監管機制和配套措施。《決定》明確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除需遵守相應機構類型的審慎監管規定外，還應遵守現有和未來我國關於外商投資的基礎性法律。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說，當前，我國銀行業已具備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有利條件。

具體而言，從國際環境看，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和中資機構“走出去”對我國銀行業機構開放、業務開放和市場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制度，建立內外一致、公開透明的金融市場規則的任務更加迫切。

從國內形勢看，中國經濟當前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實體經濟發展需要強有力的金融支持，需要更好利用內外兩種資源、兩種市場，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務水平。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說，在我國銀行業穩健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銀行業監管體系也不斷完善，監管能力不斷提升，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也逐漸增強，具備了有效防範開放風險的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實施的金融穩定評估（FSAP）和《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評估（BCP），對我國銀行業監管水平給予了高度評價。

力推準入前國民待遇，中國再釋放改善外資環境信號

就在七國集團（G7）峰會因為貿易爭端議題不歡而散的節點上，中國方面再次主動釋放擴大開放、改善外商投資環境的重要信號。

6月8日，在國新辦舉行的“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幹措施吹風會”上，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商務部廣泛聽取了外商投資企業、跨國公司、外國商協會和東西中部各省份意見，和36個部門一起研究，提出了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若幹建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原則通過。

“從今年全年看，預計全國外資規模和去年持平，我對這一點還是有信心的。”他說。

此前一天，新華社報道稱，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布與中國中興通訊公司達成新和解協議。

5月24日傳出消息，中歐雙方同意盡快舉行第七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但多位業內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對美歐投資的多重阻力仍不容小覷，疊加美國稅改政策對全球宏觀環境的影響，對中國吸引外資流入及向海外投資，均會帶來一定負面效應。

聯合國貿發組織（UNCTAD）投資司司長詹曉寧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很難預測2018年中國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的趨勢，因為這不僅取決於中國，更取決於世界形勢，而後者的不確定性太大了。

UNCTAD投資司另一位官員梁國勇則表示，預計2018年中國引進外資穩中小升，對外投資企穩反彈。引進外資繼續由服務業和高科技行業驅動，“一帶一路”則是對外投資的重要增長動力。

“個別發達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政策收緊的影響還是局部的，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有望出現比較大的恢複性增長，但在半導體等高科技行業的並購，今後會越來越難。”梁國勇說。

負面清單將有比較大的改進

自去年初以來，中國已經不斷推出優化引進外資的措施。

最新舉措是，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幹措施的通知》（下稱《若幹措施》），這個文件將於近期印發。

頗引人關註的是，王受文在上述吹風會上稱，在投資保護方面，將完善中央層面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同時要求建立健全各省份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及時解決外商投資企業反映的一些不公平待遇和發展訴求等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與以往相比，《若幹措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價值：部分措施，明確規定了時間表；大幅下放審批權限，10億美元以下的都由省里來批，10億美元以上的才報商務部；各地制造業企業廠房加層、廠區改造、內部用地整理，提升集約化水平，政府不再增收地價款。

《若幹措施》還明確，有些情況支持可以簽訂短期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等方式降低用工的成本；進一步賦予各省級政府更多的自主權，支持各地在法定權限範圍內制定人才獎勵的專項政策；授權國家級開發區依法享有地市級經濟管理的權限，在有條件的地方，國家級開發區還可以享受適當的省級經濟管理審批權限。

此前，已有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人士表示，所有措施中，最為關註新的負面清單（也即新的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內容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落地。

談及負面清單，王受文在上述吹風會上表示，《若幹措施》明確提出，要借鑒國際的高標準，制定全國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至於負面清單采用什麽樣的形式，是兩張負面清單還是一張負面清單，這只是一個形式的問題。重要的是負面清單的內容，這個負面清單現在正在抓緊制定。

“最新負面清單和去年的相比，會有比較大的改進，將有更多的領域對外國投資者開放，是值得期待的。”王受文說。

以往的外資準入政策，也在經歷試驗的總結和反思。

經過三年多的試點試驗，前兩批自貿試驗區陸續進入深化階段，中國自貿區也已擴散到11地。今年4月，中央宣布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

《2017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年度報告》稱，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自貿區的制度創新遭遇越來越多“難啃的硬骨頭”，尤其在法律權限、政策協同、事中事後監管、地方聯動等方面面臨的問題比較突出。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唐文弘在吹風會上稱，全球投資者高度關註的投資自由化最主要的一個體現，就是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

他介紹說，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試點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以來，也聽到一些外國投資者反映，還是會受到一些沒有列在負面清單以內的、專門針對外資的限制。我們得承認，這和國民待遇不相符。我們做了一些了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有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修改不及時，也有工作人員理解不正確、執行不到位。《若幹措施》明確了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各地區、各部門不得針對外資準入進行限制，把這個作為一條紀律規定下來。下一步，商務部在推動督促《若幹措施》落實的過程中，也會把落實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作為一項重點內容來抓緊抓好。

中國引進外資、對外投資將迎新挑戰

本屆G7峰會不歡而散，這只是一個縮影。事實是，伴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國優先”理念的不斷演進，全球貿易投資格局正經歷新一輪方向不明的變革，而這樣的不確定性，正是投資者猶豫不決和觀望態度的主因。中國該如何研判，並采取相應的措施？

UNCTAD給第一財經記者發來的最新版《世界投資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下降23%，為1.43萬億美元。這與全球GDP及貿易增長加快形成鮮明對比。全球FDI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境並購大幅下降22%造成的。同時，2017年已宣布的綠地投資額也下降了14%。

《報告》預計，2018年全球國際投資增長勢頭將十分脆弱，增長約為5%，最多不超過10%，總量仍將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貿易關系緊張局勢的升級和擴大將對全球價值鏈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美國稅收改革及各國減稅競爭加劇也會對全球投資存量及投資模式產生重要影響。此外，一些宏觀經濟變量，如一些國家的債務問題，也可能出現不利的變化。

尤其以中國對美投資為例，根據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今年4月公布的年度數據，早在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溫之前，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在美國的收購活動就已放緩，去年中國對美投資額下降了36%，至294億美元。去年進行的投資幾乎都是此前已宣布的項目或收購交易。與去年中國對美投資主要受到中國政策影響相比，今年則主要會受到美國相應政策影響。

本屆G7峰會不歡而散

引發多方關註的是，美國財政部等推進的旨在解決國家緊急問題的法律《外商投資風險審查法案》（FIRRMA），阻止中國企業獲取美國先進技術，這是特朗普政府阻擋中國政府為贏得自身經濟和軍事優勢的做法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貿易法律專家加里·胡弗博（Gary Hufbauer）在一份報告中稱，上述戰略可能會賦予特朗普權力，使其能夠放手解決美國政府對中國貿易和投資行為的擔憂。

面對複雜的外部形勢，王受文稱，1~4月份我國利用外資以人民幣計價基本持平，以美元計增長2%，持平來之不易，因為周邊國家今年一季度利用外資的情況也不是很理想。

王受文表示，中國高層一直在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信號，近期出臺了包括《若幹措施》在內的一系列政策；中國經濟在發展，市場規模在擴大，對外國投資者仍有很強吸引力。他還援引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調查報告稱，有1/3以上的美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將要增加10%以上，這反映出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前述《報告》也稱，2017年中國吸收外資全球排名第二，在美國之後。2016年中國全球排名第三，位於美國和英國之後。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全球排名第三，在美國和日本之後。2016年中國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吸收外資國和對外投資國。在最近宣布的一系列投資便利化以及招商引資措施的推動下，流入中國的FDI有望繼續保持在高水平上。

中國明確2019年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

中國給出了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的時間表。

8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對外發布的《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稱，2019年建立實時和定期調整相結合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清單代碼體系。

國務院同時要求，2018年修訂形成並全面實施新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建立信息公開平臺，實現清單事項網上公開便捷查詢。

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不斷縮減清單事項，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這是今年國務院推動的重點任務，相關政策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負責落實。

所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我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采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在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政府不再審批。

也就是說，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規模大小，均“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享有同等市場準入條件。

負面清單最早是國際上針對外商投資準入的一種管理模式，我國最早在自貿試驗區內試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制度，進而將之引入國內經濟治理，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也標誌著我國市場準入管理從以正面清單為主向以負面清單為主的全面轉型，打破各種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

5月16日，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曾表示，待形成《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征求意見稿後，將充分聽取有關部門和各地區意見，擬於6月底前按程序上報國務院。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要逐步探索建立清單的動態調整機制。

央行行長易綱此前也表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編制完善是一項長期工作，是依據市場發展情況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他同時表示，編制完善要堅持漸進原則，對新技術、新業態留下包容空間，不急於納入清單管理。

除了上述兩項措施外，國務院還要求，由海關總署負責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五年內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再壓縮一半。

責編：汪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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