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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基金：上周證券保證金凈流出186億元

投保基金公布最新數據顯示，上周（3月6日-3月10日），證券交易結算資金銀證轉賬轉入額為4462億元，轉出額為4648億元，證券保證金凈流出186億元。

另外，融資融券擔保資金銀證轉賬轉入額為448億元，轉出額為495億元，證券保證金凈流出47億元；股票期權保證金銀證轉賬轉入額為5.54億元，轉出額為3.19億元，凈流入2.35億元。

外管局2016年年報：跨境資金流出放緩，資本項逆差有望收窄

國家外匯局管理局近日發布了2016年年報。2016年，我國國際收支繼續呈現“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含儲備資產，下同)逆差”的格局。其中，非儲備性質的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較2015年有所收窄，這意味著跨境資金流出的壓力有所緩解，2017年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有望收窄。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指出，2017年外匯局將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繼續推進簡政放權和重點領域改革，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加大對外匯違規違法行為的檢查力度和懲處強度，維護外匯市場正常秩序，加強事中、事後管理，完善宏觀審慎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資本項下逆差有望收窄

年報顯示，2016年，經常賬戶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為1.8%，較2015年下降0.9個百分點，處於合理區間。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4170億美元，下降4%。

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我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收窄。這意味著去年跨境資金流出的規模已經有所放緩。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年報的致辭中表示，2017年，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有望收窄。

首先，直接投資轉為逆差。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16年，直接投資逆差466億美元，2015年為順差681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資產凈增加2172億美元，較2015年多增25%;直接投資負債凈增加1706億美元，較2015年少增30%。其次，證券投資逆差收窄。2016年，證券投資逆差622億美元，較2015年下降6%。其中，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034億美元，增長41%;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凈流入412億美元，增長512%。第三，其他投資逆差明顯下降。2016年，貸款、貿易信貸和資金存放等其他投資逆差3035億美元，較2015年下降30%。其中，我國對外的其他投資凈增加3336億美元，增長305%;境外對我國的其他投資凈增加301億美元，2015年為凈減少3515億美元。

外匯儲備余額3.01萬億美元，全年減少3198億美元，但是減少的規模較前一年已經大幅收窄，2015全年外匯儲備余額減少5127億美元。

年報稱，2017年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有望收窄。一方面，國際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較多，可能造成市場情緒多變，引起我國跨境資金流動階段性波動。美國新政府政策調整、英國後續脫歐談判路徑、歐洲主要國家大選結果等政治經濟事件尚不明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可能遭受挑戰;美聯儲貨幣政策幹擾因素增多，市場對其加息節奏的預期複雜多變;此外，地緣政治沖突和國際恐怖主義多發極易觸發局部緊張形勢。另一方面，一些有利於跨境資本流出入趨向均衡的因素仍會發揮積極作用。一是近期國內經濟有所回穩，相關風險總體可控，國家出臺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外商投資環境繼續優化，有利於推動長期資本流入。

二是近幾年隨著我國企業綜合實力和全球資源配置需求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迎來高速增長期，在經歷了短期的快速增長後，企業的投資風險意識逐步增強，對外投資將會更加理性和平穩。

三是在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政策方面，我國實施了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進一步開放、深化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RQFII)外匯管理改革等政策，政策效果已開始顯現，未來將繼續吸引跨境資金持續流入。

四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彈性將進一步增強，有利於促進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呈現有進有出、雙向波動的格局。

資本市場開放促資金流入

2016年，外匯局在資本市場開放加速方面的諸多舉措，使得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更加便捷。主要的成果包括幾個方面：合格機構投資者、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滬(深)港通及基金互認等制度的出臺為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資本市場提供便利，資本市場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都顯著提升。

首先，實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QFII和RQFII)改革，擴大境內資本市場開放。2016年2月和8月，外匯局先後發文，分別對QFII及RQFII的管理制度進行改革。這兩項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取消QFII/RQFII額度上限和匯入期要求，簡化額度審批管理，QFII/RQFII可根據其資產規模的一定比例自動獲取投資額度(基礎額度)，基礎額度內額度申請無須審批。允許開放式基金按日申購、贖回，將鎖定期從一年縮短為三個月。改革後，QFII和RQFII項下管理原則趨於統一，大大提高了境外機構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便利程度。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共有278家QFII機構獲批873.09億美元額度，177家RQFII機構獲批5284.75億元人民幣額度。

其次，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境外投資者進入債券市場更加便利。配合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開放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

去年5月，外匯局發布《關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有關外匯管理問題的通知》(匯發〔2016〕12號)，對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實行外匯登記管理，不設行政許可和單家機構限額或總限額。境外機構投資者資金匯出入無須核準，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不設鎖定期、匯出比例和額度限制，便利了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

據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統計，截至2016年末，共有180個境外機構或產品進行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備案。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統計，截至2016年末，境外機構持有境內銀行間市場債券余額7788.49億元人民幣。

此外，建立滬港、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跨境證券投資開放打開新局面。滬港通和深港通分別於2014年11月17日和2016年12月5日正式啟動。

香港聯合交易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滬港通下“滬股通”累計凈買入金額1326億元人民幣，深港通下“深股通”累計凈買入金額152億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還包括推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機制。2015年7月1日，內地與香港證券投資基金跨境發行銷售機制(“基金互認”)推出，成為滬港通之後兩地資本市場融合的又一制度創新，標誌著集體投資類證券項下“居民在境外發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內發行”兩個子項突破了不可兌換狀態，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新突破。

截至2016年末，內地基金香港發行銷售資金累計凈匯入9626萬元人民幣。

年報稱，2017年，外匯局對資本項目外匯管理工作的主要思路是：進一步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兼顧好促改革與防風險的關系。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真實性合規性審核機制和要求，穩步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事中、事後管理。

外匯局副局長鄭薇日前在《中國外匯》雜誌撰文稱，外匯局於2016年放寬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單家機構投資額度上限和鎖定期的限制、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以及配合人民銀行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推廣至全國等舉措，也是在強化宏觀審慎管理領域的積極作為。下一步，監管部門將繼續研究並完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關註金融機構整體杠桿程度

年報還提出了2017年金融機構外匯業務監管的主要思路，不斷充實和創新監管工具，逐步建立科學有效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促進依法合規經營。進一步完善銀行考核標準，發揮考核制度對銀行的激勵作用，督促銀行落實外匯業務展業自律要求。完善結售匯統計體系，加強銀行卡跨境使用外匯管理，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規範保險外匯業務合規發展。

鄭薇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強化外匯管理宏觀審慎管理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加強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

她表示，在關註金融機構整體杠桿程度，加強對銀行跨境融資、貿易信貸、內保外貸等業務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外匯管理部門還應當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業務的跟蹤監測和分析，加大業務指導力度，並對其提出更為審慎的管理要求;必要時，還可采取約談、誡勉談話等方式進行督促。

未來可借鑒企業分類管理的方式，從事前監管和事後處置兩方面著手，研究對金融機構采取差異化的監管措施，在全面、客觀評估金融機構外匯業務經營風險的基礎上，對高風險機構采取更加嚴格的監管。

此外，審慎管理理念也同樣適用於資金流動規模大、對跨境收支和結售匯影響突出的市場主體，外匯管理部門可與其建立密切的聯系和溝通，實現更好的引導和管理。

中國債務風險可控，資本流出更多是對外投資

美聯儲加息持續，歐、日央行也縮減了購債規模，全球貨幣政策收緊使得新興經濟體承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壓力。一方面,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抽離,可能令這些國家的貨幣和股市面臨階段性的調整壓力。另一方面,在發達經濟體持續去杠桿的情況下,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卻持續攀升，全球融資成本尤其是以美元舉債的成本上升，新興經濟體的外債負擔、總體債務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此外，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擡頭、中美貿易爭端也給新興經濟體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於4月9日舉辦的博鰲論壇“
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分論壇邀請了金磚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管Leslie MAASDORP、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泛美開發銀行副行長Santiago Levy、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和Investcorp執行董事長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共議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資本外流問題，以及中美貿易爭端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等。

中國債務問題不嚴重

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央行長期實行量化寬松（QE）政策，新興市場累積了大量外債，尤其是以美元計價的債務不斷攀升，而從2015年底美聯儲加息開始，全球主要央行開始收緊貨幣，這一定程度上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潛在的債務風險。

對此，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看短期的資本流動，而是要看在長期情況下新興經濟體的流動性情況如何。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增長還是比較強勁的，投資也並沒有介入到債務的風險中。

“我覺得在中國和東南亞、印度，它們的情況都還不錯，我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但在非洲和拉美國家，或者是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可能這些情況是不太一樣的。”他稱。

李揚則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沒有很嚴重，且政府已經註意到並開始解決。”

他稱，債務問題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老故事指資金都是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流動。“這個老故事曾經在這次危機之初發生了一點變化，當時有個說法叫‘雙軌脫鉤’，‘雙軌’指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是兩個軌道，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比較快，發達經濟體發展比較慢，而且關聯度不高。”但他稱，現在事實證明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而新因素指過去都是新興經濟體負債，但這次發達經濟體也負債，且債務非常高。因此，需要研究這個新問題。

在李揚看來，最關鍵的問題是各國國內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如果一國儲蓄率高就不會出問題，但儲蓄率低就會發生危機，例如此前的美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迅速恢複，也得益於高儲蓄率。”他稱。

李揚表示，此前，中國外匯儲備有過流出的情況，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獲得而不是通過負債獲得，因此問題不大。同樣地，如果從存量角度來看，即從資產負債表角度來看債務問題，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很健康。

在談及債務的結構性問題時，李揚表示，國債沒有問題，地方政府債務有一些問題，但最近也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來解決。他介紹稱，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已經持平了。

而在企業層面，李揚認為應該區分國企和民企，民企債務已穩定，國企債務尤其是僵屍企業是個問題，中國政府計劃用三年時間解決。

Santiago Levy分享了南美國家的情況。他稱，南美絕大部分國家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債務的比例比其他國家高，一般來說占到GDP的17%～18%。

也因此，他表示，“南美國家現在還在做很多努力，但這些努力是否足夠很難說，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它們對於全球資本市場的接觸度或包容度也不太一樣，但是有些國家的反應比較慢，比如阿根廷。”

但他認為，現在全球市場的緊縮會事先通知，市場有所預期，因此，並不會太多驚擾市場。

Leslie Maasdorp則指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關註的是，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結構性改革，把經濟推動到下一步的階段，其中涉及改善增長的質量，創造增長的可持續性，包括環境的持續性，而且要盡量地降低因為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不平等。

資本外流與內流共存

貨幣政策收緊對新興經濟體的另一個潛在風險——資本外流，以及資本外流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關系，也引起嘉賓們的熱烈討論。

Hans-Paul Burkner稱，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了，並且是一個全球範圍內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也有開放的金融和財政。

“當然，資本會有一些外流，但也會有流入，如果我們總是擔心所有這些錢都會流出去，可能就低估了中國對於投資的吸引力。如果一個國家的增長是非常持續的，是有法制的，那我相信人們會持續性地投資。”他稱，“我覺得會同時有內流和外流，一個開放國家能夠更好地讓資產進行配置，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回報，幫助這個國家增加競爭力。我認為開放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是正確的。”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必要的，而且對於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他解釋道，中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在改革開放當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也的確有兩個沖突：一個與金融相關，一個與資本控制有關。比如，中國如今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債券市場，體量大概有11萬億美元，但約95%～96%都是國內市場，所以效率是比較低。

“隨著經濟增長，資產配置成為了一個成功性非常重要的來源。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恰逢其時，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的速度和順序，而且人民幣已經被納入了特別提款權（SDR），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使用，這會進一步鞏固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更願意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人民幣越來越頻繁地被全世界使用，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他稱。

此前，中國在2015～2016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流出引起世界的關註。對此，李揚分析稱，中國的資本流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移民式的流出，用經濟學來說是資本外逃，這一部分在中國國家財富里是永遠地消失了。但更多的是投資，即用外幣到國外比如美國去投資，這一部分是健康的。中國此前1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相當部分是後面的情況。這源於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慢慢減少，投資者發現美國的投資機會，於是到美國去投資。

他稱，“2015年是一個分界線，中國投資者發現，在2015年之前，從國際市場借錢，然後換成人民幣，投資人民幣定價的市場是最有效的，但是那個時候利率發生變化，從國內借人民幣換成外幣到外國去投資是最好的。我感覺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中國開始對外投資了。”

對於這一進程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李揚認為，如果中國國民帶著人民幣到外國去投資，而且被東道國接受，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大的進展，但目前還不太能做到。不過，他也稱，現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很多都接受用人民幣到當地投資。

中美貿易爭端百害而無一利

近期，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升級，中美貿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全球化的影響，無疑是本屆博鰲論壇所有分論壇上繞不開的熱點話題。

對此，李揚表示，兩個大國發生貿易戰對兩者都沒有好處，對世界也沒有好處。“中美貿易爭端是美國單方面用它的單邊主義面對中國的多邊主義，我們政府已有明確的表態，我作為研究者也同意政府的看法。”他稱。

李揚坦言，此次爭端當然會影響中國資本流動、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受損也是全面的。但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對外的依賴已經沒有那麽強了，對外依賴無非兩樣：食物、貨物，在國際收支的經常帳戶下反映；還有資金，在國際收支的資本與金融帳戶下反映。”

他稱，中國經常帳戶的總盈余不高，去年年底占GDP只有2.6%，因此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如果過去的資本積累通過借債形成的，那問題就大了。但中國的資本過去是通過長期的貿易積累而形成的，那問題就不太大。它（貿易戰）當然會造成我們的財產損失，但是這個損失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就沒有那麽大。”

匯率方面，李揚認為，全球還是會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如果匯率波動的話，世界就會混亂，我相信不會從貿易戰延伸到匯率戰。國際上的政治家們應當有這個理智。”他稱。

Leslie Maasdorp也比較樂觀。“我覺得最終經濟的理智會勝出，一百多年前不少國家都想做一些地方保護主義，但是現在世界已經開放很多了，有很多多邊主義和國際性的機制。”他稱，“世界上兩大經濟體要理解之間的相互依賴，比如說中國是美國國債的主要購買國，十年前並不是這樣的，過去十年有比較大的變化，希望大家最終坐下來。”

Mohammed 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中美貿易爭端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擔心的問題，如果加劇的話，對於全球的價值鏈不會是一件好事。“我覺得貿易戰是一損皆損，對於世界金融或經濟都不是好事。”他稱。

Hans-Paul Burkner也認為，貿易爭端短期可能會情況惡化，最終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新興市場，發達市場也會受影響。他希望人們都能回歸理性。

Santiago Levy點出了中美貿易赤字的本質。他稱，最終還是儲蓄率的問題，美國政府擔心貿易赤字，但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來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開支較高，無論是與哪個國家存在貿易赤字，最終總會有赤字的。

因此，他建議，（美國）應該推出各種財政政策和其他鼓勵儲蓄的政策，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其實不那麽有效。

香港金管局：有能力應對資金流出的情況

昨日港元兌美元跌破7.85弱方兌換保證，令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兩度出手，金管局副總裁李達誌在香港的記者見面會上強調，受香港和美國息差擴大影響，屬於正常合理的套利行為，2008年金融海嘯後共有1300億美元流入港元體系，目前資金流出的情況完全在金管局預計中，香港也絕對有能力應對。

港匯走弱觸發7.85弱方兌換保證，昨晚金管局入市在市場買入8.16億港元，並在香港清晨時間再度入市承接港元沽盤，買入24.42億港元以維持港匯穩定，兩次入市共買入32.58億港元。下周一（4月16日）香港銀行體系結余總額減至約1765億港元。

李達誌說，港元觸及弱方兌換保證，是受到香港和美國息差擴大引致的套利交易影響，屬於正常及合理市場活動。目前港匯仍徘徊於7.85弱方兌換保證附近，交易量處於合理水平，但當市場有很多港元沽售活動時，港匯會再次觸及弱方兌換保證，屆時金管局會再次作出外匯交易，即買港元、沽美元。

港匯在弱方兌換保證會維持多久要視市場情況，當港元利率上升，與美元利率息差收窄時，套利交易可能減少，資金或會減慢流出。他強調，香港金融市場有深度，靈活有效。香港有資金流出港元體系，是金管局預期之內，目前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非常充裕，有資金流走時，可以應付資金流走，而香港的流動性非常高，高流動資產達到4萬億元。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1300億美元流入港元體系，並一直放在外匯基金，作為高流動性美元資產。當港元資金流出，這些美元資產提供金管局可以即時兌換給投資者。

金管局方面認為，港匯強弱方範圍小，只有1.3%的幅度，不存在港元大幅貶值的說法，金管局是否再發行外匯基金票據要視市場情況，取決銀行需求。

李達誌稱，目前整體方向有利港元利率慢慢向上升，金管局及銀行體系絕對有能力應對情況。此外，目前港元銀行體系結余仍處於相當高水平，同時港元利率持續正常化，過去一段時間銀行間拆息也在慢慢上升。他同時強調加息過程會漸進，並慢慢趨近美元利率，提醒市民做好風險管理。

銀行體系結余對加息時間有一定影響，但最優惠利率何時上升，受到銀行資金水平影響，相信當銀行間資金成本慢慢升至某個水平，銀行會作出商業決定。

李達誌表示，除了利率水平，樓價也受很多不同因素影響，提醒市民在利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買房或進行其他借貸要管理好風險。

對於金管局昨晚出手幹預港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也發布公告稱，這次是2005年金管局推出三項優化聯系匯率制度的措施，包括將弱方兌換保證移至7.85的水平以來，市場首次觸發金管局的弱方兌換保證。他重申金管局會在7.85水平買港元沽美元，保證港元不會弱於7.8500，並強調這是聯系匯率制度的設計和正常運作。

陳德霖稱，隨著資金的走向，未來有可能會再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有足夠能力維持港元匯價的穩定和應付資金大規模流動的情況，大家不必擔心。

中興發言稿流出：有能力、有決心度過難關（附現場提問）

4月20日下午，中興通訊在深圳總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中興通訊董事長殷一民發表講話。以下是殷一民講話全文：

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以中興通訊對涉及歷史出口管制違規行為的某些員工未及時扣減獎金和未發出懲戒信，並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給美國政府的兩份函件中對此做了虛假陳述為由，做出了激活拒絕令的決定，對中興通訊施加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這樣的制裁將使公司立即進入休克狀態，將直接影響公司8萬員工的工作權利，直接損害8萬個家庭的利益；將對公司為全球數百個運營商客戶，以及包括數千萬美國消費者在內的、數以億計的終端消費者用戶履行長期服務責任帶來直接影響；將對公司全球30萬股東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害；將對公司對數以千計的、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合作夥伴和供應商履行責任和義務帶來直接傷害。

我堅決反對美國商務部做出這樣的決定，堅決反對不公平、不合理的處罰，更反對把貿易問題政治化。美方將細微的問題無限擴大化，對企業造成極大影響，對此公司高度關註，公司將通過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中興通訊作為在中國成長起來的全球化企業，我們將擔當起中國企業應有的責任，更加發奮自強，我們身後有強大的祖國和十三億人民，給予我們克服各種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公司董事會、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將團結一致、恪盡職守，采取各種措施，盡最大努力維護員工和股東的利益，履行對客戶和合作夥伴的責任。

同時我們也在認真反思，還要加大研發投入，求人不如求己。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所以國內有巨大的市場，所以有能力、有信心應對挑戰。中興作為全球一個企業，反對有關國家用單邊主義破壞全球產業鏈。中興通訊的產品在國內是有市場的，有十三億人民的支持，我們有能力、有決心度過難關。

我們絕不放棄！中興通訊的旗幟將永遠飄揚！

以下為問答環節：

Q1：中興通訊做為高科技企業是否具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如果有，為什麽被美國制裁就受不了呢？

3萬研發人員；連續8年PCT專利申請量排名前三；多個標準化組織發揮重要作用；在5G無線、核心網、承載、終端等產品處於全球領先；公司各主要產品中大量使用自研專用芯片；我們還要加大技術投入，使我們的能力更強。

信息技術是全球開放程度最高的產業，全世界各國都在發展信息技術，導致產業鏈全球分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自身獨立完成，雖然美國在某些領域屬於世界領先，但美國也不例外。

Q2：殷總好，據我們從各方面了解的信息看，近兩年公司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內部管理不斷加強，同時公司也已經為解決美國出口限制支付了巨額罰款，為什麽還會出現這次的漏洞和問題？

合規和內控是公司戰略的基石。在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總裁直接領導合規委員會；組建了一支覆蓋全球的資深出口管制合規專家團隊；引入多家國際頂級顧問團隊；實施GTS系統；2017年投入超5千萬美元，並計劃在2018年投入更多資源；組織超過6.5萬名員工的合規培訓；全面配合美方指派的獨立合規監察官的監察工作，提供超過13萬頁文件；公司一直致力於建立全球一流的出口管制合規體系。

出口管制是個複雜的系統，中興通訊業務複雜、員工眾多，要保證每個員工每個業務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出現疏忽，我們還需要更加努力。在本次事件上，公司自查發現了問題並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本身就體現了我們的合規體系在有效運轉。

即使在拿到拒絕令的今天，我們依然以全球一流出口管制合規企業的標準自我要求。

機構拋售這15股，萬豐奧威凈流出1.65億元

盤後數據顯示，4月25日龍虎榜中，共15只個股出現了機構的身影，這15只股票全部呈現機構凈賣出。

當天機構凈賣出前三分別是萬豐奧威、中國軟件、長亮科技，機構資金流出凈額分別是1.65億元、1.28億元、5957萬元。

詳見下表：

從詳細數據看，機構賣出最多的萬豐奧威有2家機構進行了賣出，合計凈賣出金額逾1.65億元。

二級市場上，萬豐奧威複牌一度三跌停，今日放量開板，報收於9.12元，跌9.25%。消息面上，公司擬定增募資20億元加碼主業。

資料顯示，該公司是萬豐奧特控股集團旗下唯一上市平臺，以專業生產汽車鋁合金車輪起步，現已實現鋁輪、環保塗覆、鎂合金材料的三項行業領跑。公司近年來從傳統汽車零部件制造業向環保新材料產業轉型升級，主要客戶基本覆蓋國內合資整車廠商，同時已挺進機電、風電、地鐵、航天、軍工等眾多行業。

機構拋售這8股，海信電器凈流出2.15億元

盤後數據顯示，4月27日龍虎榜中，共8只個股出現了機構的身影，這8只股票全部呈現機構凈賣出。

當天機構凈賣出前三分別是海信電器、晨鳴紙業、藍焰控股，機構資金流出凈額分別是2.15億元、4935萬元、4160萬元。

詳見下表：

從詳細數據看，機構賣出最多的海信電器有3家機構進行了賣出，合計凈賣出金額逾2.15億元。海信電器今日跌停，報13.38元。

IPO觀察 | 2017年經營現金流出近10億，小米之渴何解？

“效率的提升來自於運營成本，尤其是交付產品給用戶時的交易成本的極大降低。小米獨特的商業模式使得商品既好又便宜得以實現，造就了用戶信任的基礎。”“獨角獸”小米公司公布的招股書當中，創始人雷軍的公開信如是說。雷軍似乎一直信奉“便宜就是硬道理”的原則，不過在小米的現金流量表看來。“便宜”未必是一門好生意。

小米現金流量表顯示，2017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下稱“經營現金流”）逼近負10億元，這個數自稱字跟小米的調整後凈利潤53.6億元，其實並不匹配，應收項目和存貨的激增也讓人擔憂，依賴大量的融資；目前小米尚未公布此次IPO詳細的融資額以及估值，有市場傳聞估值在700億美元到1000億美元之間。

應收賬款存貨激增

小米合並現金流量表顯示，2017年經營現金流為-9.96億元，對這個數字小米解釋稱“經營所得現金5億元減已付所得稅15億元”。然而，2016年小米的經營現金凈流入達到45.31億元。為什麽時隔一年之後小米的現金流為何突然變得入不敷出？這在小米的應收和存貨項目當中有跡可循。

2016年的經營現金流入45.31億元，小米解釋稱是“經營所得現金47億元減已付所得稅2億元。”而2015年的經營現金流，是凈流出26億元。

“2016年，我們的市場占有率曾有過下滑。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早先幾年過於迅猛的發展背後還有很多基礎沒有夯實，因此我們主動減速、積極補課。2017年，小米順利完成‘創新+質量+交付’的三大補課任務，迅速重回世界前列。據我們了解，除了小米，還沒有任何一家手機公司，銷量下滑之後能夠成功逆轉。”雷軍表示。

按照雷軍的說法，既然2017年的營運比2016年要更好，為何2017年反而出現現金凈流出？對此小米在招股書中沒有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說法。在“流動資產”的“貿易應收款項”當中，似乎比較好解釋了為啥2017年經營現金流的入不敷出，這個數字從2016年底的20.89億暴增到2017年底的54.69億元。

另外，小米存貨也出現暴漲，從2016年底的84億元，到2017年底163億元，同比暴漲95.1%。對此招股書解釋稱：“主要是由於原材料及制成品分別增加22億元和51億元。”“由於若幹款的智能手機日益受歡迎，預期需求強勁，我們為此增加存貨，使得存貨應付款項及許可費增加。”

“作為一個做消費終端生意的公司，小米的應收項目和存貨如此激增，讓人感到一定的意外，有可能是很多經銷商並未按時付款，或者其他原因。”有註冊會計師向第一財經記者如此評價道。

投資現金流方面，招股書稱，2017年投資現金流凈流出27億元，主要是由於購買及結算理財產品的現金凈額17億元，以及資本開支12億元；2016年投資現金流是凈流出37億元，主要是由於購買及計算理財產品所用現金凈額11億元，資本開支18億元及購買長期投資17億元。

也就是說，近兩年時間里面小米用了近30億元買了理財產品。而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在2017年達到了62億元，主要是由於借款所得款項112億元，部分被償還借款45億元所抵消。2015年、2016年融資所得現金流凈額只是分別為5.68億元和0.721億元。

發力互聯網金融

“小米不是單純的硬件公司，而是創新驅動的互聯網公司。盡管硬件是我們重要的用戶入口，但我們並不期望它成為我們利潤的主要來源。我們把設計精良、性能品質出眾的產品緊貼硬件成本定價，通過自有或直供的高效線上線下新零售渠道直接交付到用戶手中，然後持續為用戶提供豐富的互聯網服務。”雷軍稱。

到底雷軍所說的“互聯網服務”包括什麽？其中，金融業務從來都是科技公司虎視眈眈的一塊肥肉，小米其實也不例外。到底小米的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如何了？

小米在招股書當中作出如此表述：“我們於2015年推出互聯網金融業務。其後，我們研發了創新金融產品及互聯網支付平臺，以滿足用戶不同的財務目標。我們的貸款產品包括分期付款貸款及消費貸款，用戶可分別使用該等貸款購買我們的硬件及滿足彼等其他財務需求。我們主要通過小米金融、小米錢包及小米貸款手機應用程序分銷我們的貸款產品。除貸款產品外，小米錢包另有手機錢包及支付功能，例如轉賬及支付賬單。2016年12月，我們在中國內地聯合創辦第三家互聯網銀行，擁有少數股權。”

關於這家互聯網銀行，其實在2016年12月，雷軍通過個人微博透露小米聯合新希望集團、紅旗連鎖創辦的銀行正式定名為“新網銀行”。這是繼騰訊微眾銀行、阿里網商銀行之後的中國第三家互聯網銀行。當時，小米通過全資子公司銀米科技出資8.85億元，占股29.5%；是僅次於新希望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新希望集團出資9億元，占股30%。

除了銀行以外，小米在小額貸款方面也在發力。“小米金融為本集團的金融服務部門，處於發展初期。小米金融精英金融科技行業的新創業務，尤其包括人工智能化的在線金融服務、科技化銀行服務的異動應用程序、理財、貸款及保險產品和消費付款解決方案，與通過不斷分析消費者大數據建立信用信息數據庫。小米金融業務主要通過（其中包括）重慶小米小額貸款及我們合並聯屬實體北京小米電子軟件在中國內地進行。”

“沒有用戶的信任，就沒有我們追求的高效。用戶的信任，就是小米模式的基石。效率，就是小米模式的靈魂。持續贏得用戶的信任，我們的任何業務都將無往不利。而一家真正實現世界級效率的公司，將擁有穿越經濟周期、持續抓住行業湧現的新機會和長久保持優秀運營表現的能力。”雷軍如是說。

上市後，持續“錢緊”的小米如何維持用戶的信任？這是雷軍在小米未來成為公眾公司後仍然需要直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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