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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100天|金融松綁啟動，國會另有打算

在本周五動身離開白宮前往佛羅里達的“冬季白宮”度周末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一項行政令，要求美國財政部重新審查2010年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該行政令要求美國財政部同不同的監管部門磋商後在120天內提交報告，提出金融監管以及立法方面的改革。

在簽署行政令前，特朗普在白宮與多位美國金融界高管舉行了會面，其中包括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戴蒙(Jamie Dimon)。在會上特朗普表示，美國大幅改革金融法規的時代已經到來。

“我們期待大幅削減這個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特朗普表示，“我認識很多人以及我的朋友，他們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因為《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限制規定，銀行不借錢給他們。”特朗普說。

《多德-弗蘭克法案》是前總統奧巴馬2008年上任後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嚴格監管銀行業的法案，但是，該法案也一直面臨讓金融業受到太多監管的批評。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多次表示，他在就職後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廢除該法案，減少對銀行業的監管，減輕銀行業的負擔，讓更多的企業可以從銀行借到貸款，增加就業和促進經濟。

在有關如何放寬金融監管的舉措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提出恢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個法案要求嚴格劃分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業務範圍，保證商業銀行避免卷入證券行業的風險。

金融監管議題曾是競選期間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間爭論最明顯的議題之一。特朗普主張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凍結已經過時的監管規定，而希拉里則主張加強金融業監管，維持金融秩序，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高盛前首席運營官科恩(Gary Cohn)表示，這項行政令是特朗普時代放松金融監管的開始，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法規出臺松綁金融業。

科恩指出，特朗普內閣所支持制訂的21世紀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為了維持美國的國家競爭力，而不是反對聲音所說的“讓大銀行受益”。

然而，金融分析人士指出，美國國會內部卻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回歸不太支持，包括來自共和黨內部的反監管的力量都沒有表示出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認同。

“2017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絕對沒有機會回歸。”彭博情報(Bloomberg Intelligence)研究機構的分析員迪安(Nathan Dean)表示。

分析人士稱，國會更有可能通過在共和黨內部受到廣泛支持、被認為“大棒”和“胡蘿蔔”政策兼容的《金融選擇法案》(Financial Choice Act)。

《金融選擇法案》旨在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部分規則和要求，包括“沃爾克規則”（包括禁止銀行業自營交易等內容）。該法案主張從根本上大幅放松針對銀行基於資本比率要求的監管，主張資本比率決定監管機構對銀行的監管力度。

科研體制持續松綁，沈睡專利獲產業化

專利沈睡5年後，研究成果被推廣到市場，用於風電行業，陳衛標並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好日子。

陳衛標供職於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2009年完成“一種相幹測風激光雷達信號檢測解調裝置”研究之後，專利一直束之高閣。專利的“蘇醒”，得益於中國日益深入的科研體系改革。

“近年來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在發展中所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影響著科技創新的效率。一方面，沒有根據不同創新主體的活動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從而造成定位不明確、活力不足。另一方面，由於成果轉化機制不健全，科技成果難以有效滿足市場需求。”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李哲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在李哲看來，2015年9月25日發布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正在激活因為受到體制束縛而活力不足的科研力量。

“圍繞科技成果轉化、科研經費管理、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知識價值導向分配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也將醞釀出臺。這對於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也對未來科技創新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目標。”李哲表示。

沈睡中的遺憾

“這個項目在2011年完成了原始技術開發，開發了樣機，然後就擱置在那里，沒有進行產業化推廣。直到2014年，南京激光研究所把這個專利買了過來，才開始進行二次應用研究，然後推向市場。其實中國光電領域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就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現在市場采用的卻多為國外技術，一些老一輩研究人員談到這些覺得很遺憾。”陳衛標原始技術研發團隊的一員、南京先進激光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軍對第一財經表示。

陳衛標的專利幸運地進入市場，但還有很多科研院校的原始研究成果仍在沈睡中。

中國每年的科研經費投入都在增加。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14220億元，比上年增長9.2%，其中基礎研究經費671億元。科研成果的產出也在提高，根據《2015年全國科技成果統計年度報告》，該年度全國登記的科技成果總量小幅增長，共登記科技成果55284項，比上年增長4.03%。

不過，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產業化率“兩低”的帽子還是難以摘掉。

“簡單說就是科研經費申請容易使用難，造成大量科研經費的浪費和閑置。而在急需資金的基礎科研成果二次開發階段缺乏相應的資金和政策的支持，因為政府的經費不能承擔虧損的風險，科研人員又沒有相應的精力、能力和知識儲備去創辦公司、孵化企業，所以如果沒有專業的中間環節、孵化機構、資金來幫助研發人員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只能是一句空話。”一位某理工科高校研究人員表示。

2016年11月7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幹意見》。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此文件主要是針對我國科研人員的實際貢獻與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的問題，基本思路是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構建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和科技成果轉化性收入的三元薪酬體系，使科研人員的收入與崗位的責任、工作的業績和實際的貢獻緊密聯系，推動形成體現知識價值的收入分配機制，擴大高校、科研院所在收入分配上的自主權，發揮科研資金、項目資金的激勵引導作用，加強科技成果產權對科技人員的長期激勵作用，允許科研人員依法依規適度的兼職兼薪。

“新的改革政策很受歡迎，但是目前還沒有落地。分配機制仍然沒變。科研人員的收入還是按照國家規定的基本工資+崗位津貼+績效工資。在科研成果轉化上，基本沒有分成，而且也基本不賣專利或投資，擔心國有資產流失。”一位國有科研單位研究人員表示，“上層的想法挺好，但一時半會很難落地，從政策出臺到落地需要很長的時間周期。科技成果出來後沒有獎勵，發表論文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增加績效工資的額度，但是資金要自己掙，主要從橫向經費支出。十多年以前我的工資2萬多一點，幾乎是全所最高的，現在增加也不多。雖然相比大學我們的工資高一些，但是人員流失也不少，換個單位年薪百萬也不難，還在為自己的一點理想繼續堅持。”

中國科學院近日正式印發《中國科學院院級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辦法》，進一步簡化項目預算編制和調劑等程序在經費開支內容和標準上部分條款突破原有規定，著力解決目前科研活動中部分必需支出合理開支渠道不足的突出問題；明確各方職責，強調績效導向，加強經費使用的監督管理，做到“放得開，管得住”。

國內一些科研院所對於政策的落地還需要時間，也有一些大學政策更為活躍，比如清華大學。

“我們變化很大，現在學校鼓勵科技人員去研發，轉化成果，協助科技人員註冊、與投資人對接，幫你去轉化，還有相關培訓。清華大學屬於工科學校，很多老師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發明，過去雖然科研積極性高，但是不知道怎麽轉化。”清華大學醫學院張林琦教授表示。

在李哲看來，我國科研院所和高校都是源頭創新的主力軍，開展了大量基礎研究、戰略高技術研究和重大公益研究，高校也肩負著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重要使命。雖然僅從R&D經費內部支出、R&D人員全時當量的指標來看，科研院所和高校開展科研活動的規模不及企業，但他們所開展的知識創造、應用研究、成果轉化等活動奠定了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基礎。同時，這些機構還是公共財政支持形成科技成果的主要供給方，與成果轉化能否有效實現緊密相關。

給科研成果加油

為讓更多的科研成果特別是原發創新發揮其能力，中國全面推進科研體制改革。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表示，科研體制“去行政化”，實行新的治理結構，打破過去的行政制約，已經呼籲十多年了，現在至少邁出了一大步。

“新的政策形成了基礎研究的體系，穩定持續支持原發研究，過去是單一經費渠道，現在增加了結構性支持，研究人員可以進行開放性研究，不再只按照規定的課題走。另外，科研人員的薪酬也有了提高，他們既可以承擔公益性研究，也可以參與競爭性研究。”王元表示。

王元稱，目前江蘇、北京、深圳、山東、浙江等，把省市內的科研機構組織起來，建立了一個平臺，通過這樣的平臺進行科研成果轉化。

“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的成立，就是為了通過全新的機制從全球範圍引進創新成果和人才團隊集聚江蘇，通過研究院的平臺轉化成江蘇企業能夠承接的技術和產品，打通從‘基礎研究強’到‘應用技術強’的通道，以此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高端化發展。”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技術轉移部業務總監莊韋表示。

為了更好地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產業應用，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出臺了“一所兩制”、“合同科研”、“股權激勵”和“項目經理”等一系列創新性改革措施。

“我們對於專業研究所的績效考核和經費支持，是以項目、技術的產業化為目標導向，且不限制他們科研經費的具體使用方向，這是傳統科研經費管理做不到的。還能夠給專心搞科研的人一個成果轉化的快速通道和更好的平臺，不用離開他們的原單位。而且在成果轉化的收益方面，科研團隊占大股，約60%~70%，這是過去30%的比例無法相比的。”莊韋表示。

“中科院上海光機所的專利在南京實現產業轉移，避免了基礎科技成果資源閑置浪費，激光測風雷達技術有望填補國內市場空白，市場應用前景廣。評審後，從上海光機所買斷該項技術，並在很短的時間內成功搭建團隊，從研發伊始商業活動同步跟進，同時在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通過一年多時間的二次開發，順利實現產業化，衍生出南京牧鐳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激光先進技術研究院科技開發部副部長李繼徽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在該案例中，職務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和為成果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其他人員，在產權關系理順後，通過創始人直接持股和設立股權激勵的有限合夥平臺方式，成為孵化衍生公司的直接或間接主要股東，在技術創新和運營管理上均實現獨立自主，提升了創新創業團隊的積極性，加快了科技成果市場化推進力度。

這無疑是科研成果轉化的一個成功案例，因為它恰好找對了出口，在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這個平臺上走上產業化之路。

從科學研究成果到技術轉化這個環節，一直是個薄弱環節和制約瓶頸。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原創關鍵技術的供給，如何讓那些沈睡的原發創新醒過來發揮應有的作用，是當前必須考慮的。

李哲認為，要明確不同類型科研院所的定位，提升院所的治理水平。此次改革，無論是從學科設置、評估、人員培養，還是科研基地建設，都要求高校更具廣闊的視野。打通成果轉化通道，通過成果轉化創造財富。對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完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加大對科研人員轉化科研成果的激勵力度，構建服務支撐體系，這些改革措施的落實落地，將使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邁上一個新臺階。

前英國金管局主席：特朗普松綁金融監管將引爆危機

上周特朗普簽發了關於美國金融系統監管核心原則的總統行政令，一舉牽動了全球金融界的神經。

第一財經記者就相關問題在倫敦采訪了前英國金融監管局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

特納表示，雖然對以往法規進行回顧審核是合法行為，但是有意放松金融監管，對銀行金融系統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他尖銳地指出，在過去10年里，監管缺失導致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造成了經濟衰退，經濟衰退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現在這些陷入困境的人選擇了特朗普，而特朗普卻要為收緊的監管松綁，這將是一個特別具有諷刺意義的惡性循環。

前英國金融監管局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

雖未直接點明，特朗普於2月3日簽署的金融系統核心原則總統行政令，被認為是有意修改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由奧巴馬政府根據全球應對危機形成共識，在國內制定並於2010年正式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第一步。

《多德·弗蘭克法案》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改革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金融監管改革。該法案的實施，意在改造美國金融體系問責制和透明度，促進美國金融穩定、解決銀行機構“大而不倒”的問題、保護納稅人利益、保護消費者利益。

“我們期待大幅修正《多德·弗蘭克法案》，因為坦率地說，我有很多業務很好的朋友無法從銀行貸到款，他們就是不能從銀行借到他們需要的資金，因為銀行必須要遵守《多德·弗蘭克法案》而不能違規放款。”有美媒報道稱，在簽署行政令時，特朗普曾如是直言不諱。

奧巴馬簽署批準《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一幕

在美國國內，確實存在對《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不滿情緒，認為該法案給美國金融業套上了緊箍咒，甚至拖累了美國經濟的複蘇和增長。

“說《多德·弗蘭克法案》導致美國經濟複蘇緩慢，完全是無稽之談，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如果特朗普政府企圖放松監管，那是非常危險的。” 特納認為，“《多德·弗蘭克法案》涉及到的設立更高的資本金標準，控制杠桿率，加強高風險衍生品交易等金融系統改革，都是保持全球金融系統透明穩定的根本和關鍵因素，我擔心華爾街的一些銀行家希望走回頭路，如果特朗普真的終止該法案的話，那將會是一場災難。”

同時，特納對特朗普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為什麽目前來看，金融市場似乎對特朗普相當滿意，那是因為投資者們看好特朗普會推出財政刺激計劃，會松綁金融監管。或許他們是對的，但是這些短暫的‘甜頭’可能會給經濟遠景帶來風險。”特納判斷，“特朗普的這些刺激，會擴大而不是縮小社會不公和貧富差異：因為減稅政策會利好富人，廢除奧巴馬醫改平價醫療法案和放寬勞動力市場監管會絕對會更嚴重地造成社會的兩級分化；通過提高關稅或降低公司稅來推行保護主義，會引發全球經濟風險。”

另外，關於特朗普最終是否會或者能夠廢止《多德·弗蘭克法案》，根據彭博社的報道，正在英國考文垂參加會議的美聯儲副主席菲舍爾(Stanley Fischer)在觀眾就相關問題提問時回答稱：“我不認為《多德·弗蘭克法案》會被全盤廢止。應該是其中一些內容會有所修正。”

菲舍爾表示，該法案有許多極其重要的方面，“大幅調低資本準備金要求標準，會降低金融系統的安全性，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此情況的發生，特別不能發生在那些大銀行里面。”

期指松綁，為長線資金“壯膽”

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傳言，2月16日晚間，股指期貨松綁措施終於落地。

根據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當日公告，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中金所在綜合評估市場風險、積極完善監管安排的基礎上，按照“發揮功能、動態調整、加強監管、防範風險”的原則，對三大股指期貨品種的異常交易手數認定、交易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進行了全面調整，自17日起開始實施。

在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看來，此次的松綁力度在行業和市場預期範圍之內，三大松綁舉措會對改善股指期貨市場流動性和活躍度起到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此次松綁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信號作用，代表了監管層態度上積極的轉變，股指期貨市場有望逐步回歸常態。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明確的松綁信號將獲得機構投資者的追捧，看好A股的長線資金有望逐步加大倉位。

信號大於實質

根據中金所公告，此次松綁措施涵蓋了對異常交易手數認定、交易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三大方面的全面調整。

首先，自17日起，將股指期貨日內過度交易行為的監管標準從原先的10手調整為20手，套期保值交易開倉數量不受此限。

其次，滬深300、上證5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自17日結算時起調整為20%，中證50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調整為30%(三個產品套保持倉交易保證金維持20%不變)。

此外，滬深300、上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平今倉交易手續費17日起調整為成交金額的萬分之九點二。

據中金所在2015年9月2日發布的規定，自2015年9月7日起，期指非套保持倉保證金提高至40%，平倉手續費提高至萬分之二十三。同時，非套期保值客戶的單個產品單日開倉交易量超過10手，就認定為異常交易行為。

上海淘利資產董事長兼首席投資總監肖輝表示，此次松綁力度在預期之內，但對於期指市場流動性和日內交易活躍度的提升作用相對有限，“信號作用其實大於實質。這意味著一步步提上來的保證金、手續費等，已經開始慢慢地、一步步降下去。”

無獨有偶，上海艾方資產總裁蔣鍇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個力度達不到最理想，但是一個十分振奮人心的信號。一年半以前收緊到現在，代表了監管層態度上非常積極的轉變。”

國金期貨原首席經濟學家江明德則表示：“從公布的各項指標看，本次調整僅是對股指期貨限制措施的小幅調整，風險可控，不會對股指期貨和股票市場正常運行產生影響。”

第一財經記者還註意到，在此次松綁中，監管層有意對滬深300、上證50股指期貨和中證500股指期貨“區別對待”。前兩者的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由40%調整至20%，而後者的調整幅度偏小，從40%至30%。

“交易所收保證金的比例和標的的波動率有關系，波動率越大，保證金比例越高。”肖輝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中證500股指期貨的波動率比其他兩個品種要大，保證金比例調整幅度偏小，或是監管層出於維穩的目的而實施。

蔣鍇則表示，監管層更為擔心的風險是投資者期現聯動、操縱市場，而從股票現貨端來看，上證50和滬深300的股票較為強勢，做空力度有限;估值偏高的中小市值股票更容易成為做空者的選擇。

“政策放寬後，不排除會有投機資金進來做空中證500股指期貨，從而對現貨指數造成影響。這種情況不一定會發生，但是監管層或是出於審慎性的原則，因此對它們區別對待。”蔣鍇說。

對沖基金“喜大普奔”

回顧過去受限的一年半時間中，股指期貨成交量和成交額一落千丈，期貨公司業務瀕臨失衡、跛足前行;量化對沖基金則因為缺乏有效的對沖工具陷入困局。

中國期貨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滬深300、上證50、中證500三股指期貨品種成交量較2015年大幅下降98.48%、95.42%和84%，成交額同比大幅下降98.83%、96.59%和89.13%。伴隨著成交跌入冰點，期指也呈現出顯著的貼水，對沖策略收益被負基差侵蝕。

“去年是量化投資最艱難的一年，今年可以期待一個翻身仗。”蔣鍇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原先參與投機交易的投資者會陸續返場，隨著成交量提升，持倉量也會提升。

“股指的部分放開在提升市場成交量和流動性的同時，自然而然地也會帶來市場參與者的增加，從而提高市場深度，在較短的時間能夠經受更大的單子的沖擊，從而使得量化對沖策略的靈活交易成本明顯減小。”富善投資總經理兼投資總監林成棟表示。

“期指收緊後想做空還是可以做空，機構投資者都可以申請套保額度，不受10手限制。真正被限制住的是做多(投機)的，現在放開到20手，做多力量會增多。”蔣鍇認為，期指部分放開後，做多(投機)的力量會增多，隨著多空之間的關系出現變化，基差會進一步收窄。

林成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股指期貨受限後，期指開始呈現顯著的貼水，截至現在已經持續了1年多，“尤其是在2016年1月熔斷之後，基差一度貼水到負100多點，開倉成本極高。當時IF年化貼水30%，IC年化貼水近50%。”

期指松綁可降低交易的沖擊成本，緩解股指期貨長期貼水狀態，有利於套保盤規模增長。

“另外目前股指期貨市場深度不夠，買賣盤口掛單量比受限之前明顯減小，導致股指期貨交易的沖擊成本較高。盤口深度的缺乏也使得市場結構單薄，策略的實際操作層面也較為困難。”林成棟表示，期指的部分放開將會提升市場流動性，允許套保和投機交易參與者用更低的成本交易更大的量。

除了在期指端的影響之外，多位受訪人士也認為，期指松綁對於股票現貨市場也有積極影響。“股災前做量化的機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參與者，期指受限後迫於負基差壓力，很多機構都只能觀望。期指的部分放開，使追求絕對收益的資金敢於入場。”蔣鍇稱。

事實上，如果沒有風險對沖工具，長線資金通常也不敢重倉參與股票投資。此次監管層釋放的信號，對看好A股的長線資金也是利好。

林成棟還表示，此前的限制措施極大削弱了股指期貨的風險管理功能，采取的不對稱限制，也導致期貨的價值發現功能喪失。此番部分放開，有助於目前大量處於觀望狀態的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等長期資金重新入場，有利於市場長期穩定發展。

“從2015年9月2日股指期貨限制為日內開倉10手至今已17個月，市場對於期指放松已有預期。預計待市場進一步認識到期指的正面作用，開放力度會逐步加大。”林成棟說。

期指松綁首日：流動性穩中有升

2月16日晚間，中金所一則松綁股指期貨松綁的公告引爆市場，而松綁後首日即為期指交割日，股指現貨和期貨市場的運行情況也受到市場人士的關註。

從17日股指期貨市場運行看，市場交易較為理性，運行平穩。截至收盤，滬深300、上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主力合約分別下跌0.39%、0.48%和0.61%。

中金所盤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收盤，三個股指期貨產品全天共成交4.07萬手(單邊，下同)，較上一交易日增加5836手;成交金額420.24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增加62.97億元;持倉9.73萬手，較上一交易日增加693手。

具體來看，滬深300股指期貨全天共成交1.75萬手，較上一交易日增加3447手;成交金額179.04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增加35.61億元;持倉3.78萬手, 較上一交易日增加198手。

上證50股指期貨全天共成交0.91萬手，較上一交易日增加387手;成交金額64.45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增加2.83億元;持倉2.85萬手，較上一交易日增加661手。

中證500股指期貨全天共成交1.42萬手，較上一交易日增加2002手;成交金額176.75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增加24.53億元;持倉3.10萬手，較上一交易日減少166手。

現貨市場方面，截至收盤，上證綜指下跌0.85%，早盤在券商板塊的帶領下一度摸高至3238點，創出年內新高。深證成指下跌0.55%，創業板指下跌0.78%。

2月16日晚間，股指期貨松綁措施“千呼萬喚始出來”。據中金所公告，自2月17日起，股指期貨日內過度交易行為的監管標準從原先的10手調整為20手，套期保值交易開倉數量不受此限。其次，滬深300、上證5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自17日結算時起調整為20%，中證50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調整為30%。

西南期貨研發中心總經理史光達表示，從今日小幅松綁後的市場情況看，股指期貨市場總體運行平穩，市場規模和市場流動性有所提升。

“由於此次調整只是對限制措施的小幅松綁，各項指標調整的幅度都非常小，總的來說影響較為有限，故沒有導致期指成交量的激增，市場流動性穩中有升。”光大期貨分析師張毅認為，相關措施的調整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適度提升了股指期貨市場流動性，降低了投資者的交易成本，有利於促進股指期貨市場功能的發揮。

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董事長張慎峰也指出，推出股指期貨的主要目的，就是突出解決“單邊市”問題，通過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跨市雙向交易抑制泡沫，建設內在機制更加穩定的資本市場，給大家一個平穩的投資環境。

股指期貨松綁 相關制度仍待完善

在歷經一年半的寒冬之後，2月17日股指期貨正式松綁。

市場的共識是此次松綁將利好長線資金入市。事實上，股指期貨的松綁有其更為現實的意義，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A股逐漸走出劇烈震蕩期的當下股市維穩是2017年的重頭戲，而股指期貨是最市場化的維穩工具。

需註意的是，在機構一片歡呼聲背後，股指期貨相關制度的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市場對股指期貨的偏見不能消除、制度不能加以完善，股指期貨再次‘躺槍’的可能性還將存在。市場人士表示，股指期貨的避險功能多為機構量身定做，中小散戶依舊缺乏有效的避險工具。 下一步除了逐步恢複股指期貨本身的交易外，個股期貨品種的試點放開將是一大重要補充。

股指期貨正式松綁 

2015年夏天A股市場異常波動，股指期貨被視為股市暴跌的元兇被加以嚴懲，中金所對股指期貨投機交易嚴格限制，一冰封就是一年半。高壓之下，市場流動性匱乏、市場深度嚴重不足使得股指期貨相關功能名存實亡。

2月下旬，根據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公告，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中金所在綜合評估市場風險、積極完善監管安排的基礎上，按照“發揮功能、動態調整、加強監管、防範風險”的原則，對三大股指期貨品種的異常交易手數認定、交易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進行了全面調整，自2月17日起開始實施。

此次股指期貨的松綁利好長線資金入市，成為市場共識。市場人士多表示如果沒有風險對沖工具，長線資金通常也不敢重倉參與股票投資，此番部分松綁，有助於目前大量處於觀望狀態的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等長期資金重新入場。

事實上此時松綁股指期貨有更為現實的意義。歷經2015年下半年的股災和2016年年初的兩次跌停，我國股市逐步走出劇烈震蕩的下行通道。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7年股市維穩壓倒一切。股票市場沒有一定的泄洪通道將會形成堰塞湖，股指期貨是最市場化的維穩工具。”

在股指期貨冰凍的一年半里，市場對避險工具的渴求並未下降。

受政策影響，股指期貨的交易量明顯下降，中國期貨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滬深300、上證50、中證500三股指期貨品種成交量較2015年大幅下降98.48%、95.42%和84%，成交額同比大幅下降98.83%、96.59%和89.13%。

但這一需求轉而在ETF和新加坡富時A50期貨上體現出來。根據胡俞越介紹，就上證50ETF期權而言，在它推出之後交易量並不活躍，直到2015年下半年股指期貨受限後，上證50ETF期權異軍突起。

就新加坡富時A50期貨而言，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底，新加坡富時A50日均成交量為31.5萬手，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日均成交量急劇放大到 67.5萬手。從持倉方面來看，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底，富時A50股指期貨日均持倉量為50.8萬手，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持倉量迅速增長到 63.3萬手。

市場人士表示，2016年外匯市場上人民幣持續貶值;債券市場遭遇黑天鵝也暴跌不斷;進入2017年股市行情也處在震蕩行情中，防範金融風險，維持股市穩定成為今年的一大主題。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董事長張慎峰指出，推出股指期貨的主要目的就是突出解決“單邊市”問題，通過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跨市雙向交易抑制泡沫，建設內在機制更加穩定的資本市場，給大家一個平穩的投資環境。

股指期貨的維穩功能在過去也有所體現。據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介紹，股指期貨的推出使得2010年至2015年各年股票市場的波動率平均降低12.78%。 前後6年半， 滬深300指數的平均日內波幅降低26.08%，超過2%以上漲跌幅的天數也大幅減少了36.71%，超過5%以上漲跌幅的天數更是大幅減少了40.48%。

相關制度待進一步完善

2015年股指期貨遭遇冰凍，是其自2010年推出以來在監管史上遭遇的首次“滑鐵盧”。2月16日股指期貨監管放松可以視為特別時期監管階段的終結。

申萬宏源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5年下半年A股市場的異常波動成為了股指期貨監管的分水嶺，股指期貨監管經歷了從“正常監管”逐漸過渡到“特別時期監管”的三個階段： 2015年7月8日之前屬於“正常監管”階段; 2015年7月8日至9月7日屬於“逆周期監管”階段，股指期貨交易手續費和保證金要求逐步提升，但並未明顯影響到市場的有效性。2015年9月7日之後屬於“特別時期監管”階段，日內投機開倉超過10手就被認為是“異常交易行為”，使得股指期貨市場的流動性驟降。

“本次股指期貨監管放松標誌著“特別時期監管階段”宣告終結，股指期貨監管進入到逐步恢複階段，後續監管放松將有望以“小步慢走”的方式逐步推進。”前述分析師表示。

事實上在股指期貨的起步階段，在他國也曾遭受非議。譬如在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大跌引發了對期貨市場功能的批評。

又以日本為例。諾亞研究指出，日本大阪交易所1988年推出了日經225指數期貨，一度使得日經225股指期貨一度成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股指期貨產品。然而，在1990年，日本股市伴隨著經濟的衰退進入了資產泡沫破滅的災難中，一時間股指期貨成為眾矢之的，大阪交易所不斷提高各種限制措施。在嚴控之下，日經225指數期貨交易幾近停擺，但是卻並不能扭轉日本股市的頹勢。

此後，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研究表明，股指期貨為股票市場提供了重要的避險工具。

“2015年夏天股災來襲，股指期貨‘躺槍’被認為是罪魁禍首。此後學界、市場和媒體對股指期貨做了大討論。歷經此次股災，決策層對股指期貨的認識有所轉變，如今是逐步松綁但還是有所限制。”胡俞越說。

需要註意的是當前對於股指期貨，市場對此的看法依舊眾口難調。更為長遠的問題是，若股市再次遭遇異動，股指期貨是否還會重蹈覆轍?

胡俞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市場對股指期貨的偏見不能消除、制度不能加以完善，股指期貨再次‘躺槍’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當前股指期貨多是為機構量身定做的避險工具。我國有超過1億的股民隊伍，數量龐大、眾口難調。因缺少避險工具和做空工具，如果股市一旦下跌，散戶就會以為是股指期貨片面做空造成的，從這一層面而言，需對散戶進行有效引導並對其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胡俞越表示，國外的股指期貨中不僅包含大合約亦有小合約，後者恰好能滿足中小投資者的需求。

同時，股指期貨相關交易制度也需進一步完善。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股指期貨在交易層面還需進一步細分。當前股指期貨僅簡單地分為看多和看空，這使得部分資金為了做空一兩只個股，不得不做空整個股指期貨和合約影響整個盤面，本不該被做空的個股受到連累。我國A股制度並不完善，股指期貨助漲殺跌的效應更為明顯，這迫使監管層在某些特殊的時點上要調控股指期貨。

若股指期貨的看多看空更為細化，能夠在細分行業、乃至個股上可以做多和做空，進一步體現市場上各類資金的價值取向———部分力量做多、部分力量做空，市場更容易達到相對的平衡———這必然能夠減少股市的動蕩。下一步除了逐步恢複股指期貨本身的交易外，個股期貨品種的試點放開將是一大重要補充。

特朗普將簽總統令，松綁環保監管激活“舊能源”

美國總統特朗普那些讓人緊張的競選承諾正在一步步化為現實的行動。

有美國媒體援引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準備一份中止前總統奧巴馬在氣候變化和水汙染方面政策的總統行政令，並將會在本周內盡快簽署。

雖然這兩項指令距離真正執行還需要一些時間，但這傳達出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這個新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推動化石燃料的生產和經濟活動，即使這些活動與一些環保措施相沖突。

行政令將激活傳統能源投資

第一項行政令旨在減少美國在能源領域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度，將指導環境保護署改寫2015年在限制既有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規定;同時還將指導內政部下屬的土地管理局(BLM)取消聯邦煤炭用地租賃禁令。

氣候行動計劃是奧巴馬於2013年公布的美國第一份全國氣候行動計劃，核心目標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戶——發電廠的碳排放，並加強可再生能源發展。該計劃主要依靠總統的行政權力推行，並未通過國會立法，因此較易被特朗普推翻。

第二項行政令則將指導環境保護署和美國陸軍工兵部隊修改2015年的一項規定，即《美國水域(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條例。該規定發表在《1972年清潔水法案》(1972 Clean Water Act)中，覆蓋了美國境內60%的水域，給予聯邦政府不只在主要水體，還有在濕地、河流和小溪這些水域的管理權力。這約束了那些有可能會汙染河流細小分支和間歇性水體的農業生產活動和發展。

特朗普此前就和不少工業組織一起批評過上述這些規定。他認為這是聯邦政府過度使用權力幹預經濟發展的行為。

雖然任何要中止上述政策的行動都會引發新的法律戰，並牽涉到需要耗時至少一年半的一系列工作才能落實。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些行政令將直接影響發電廠、采礦、農業以及房地產等多領域的投資決策和經濟行為。顯然，新的總統令將會刺激傳統能源行業的發展。

在上周，特朗普就簽署了一項法案，中止了禁止露天采礦活動在附近水域傾倒垃圾的規定，並稱他很強烈地支持那些在他總統競選中大力支持他的采礦主們。“采礦是一個很大的生意。”特朗普在上周四說，“我從一開始就支持這些人的權利，未來我也不會忘記這點。”

正在實現競選時的承諾

推翻奧巴馬那些“損害”美國煤炭行業發展、減少化石燃料使用的減排計劃，是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反複強調的承諾。曾為特朗普環境保護署過渡團隊服務過的競爭企業協會高級研究員伊波爾(Myron Ebell)表示，如今特朗普是在“完成競選時做出的承諾”。

特朗普上任伊始，白宮網站就公布新計劃稱，特朗普政府承諾實現能源獨立，擺脫對OPEC產油國與任何對美國利益懷有敵意的國家的依賴。另外，美國本身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能源儲備，包括頁巖氣、石油和天然氣，預計總價值高達50萬億美元。因此，美國“必須充分利用”這些資源，重振“受到太久傷害”的美國煤炭產業，並將獲得的收入用於重建國內的道路、學校、橋梁和公共基礎設施上。

限制既有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的“清潔能源計劃”是奧巴馬政府在氣候變化和環保領域的重要任務。這些將指導各州各個發電廠限制碳排放的規定將在2030年實現和2005年相比約三分之一的減排。

奧巴馬政府的環保政策在特朗普時代搖搖欲墜，但伊波爾也警告稱，落實這些指令“將需要時間，它可能是幾天、幾個月，甚至是幾年”。

《多—弗法案》存廢爭議：是“松綁”金融業還是要防範危機

就職於紐約一家對沖基金的一位交易員這幾周來心情很好。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銀行股都大漲。一直擔心特朗普是不是會兌現競選承諾，現在看來他要動真格的了。”

2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財政部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對現有的金融監管法律進行評估，並在120天內提交相關報告。特朗普直言不諱地說，他就是要廢除奧巴馬推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下稱《多—弗法案》）。

在《多—弗法案》出臺之前，在美營業的對沖基金受到的監管很少。但是《多—弗法案》不僅監管銀行，也要求大型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以及其他的投資顧問機構即使不接納外部資金也要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登記，而且還要披露交易信息，接受定期檢查。部分大型基金的員工也要向SEC註冊，並且接受管理。

特朗普在競選之初就抨擊所有的監管法案，他認為監管窒息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在上任伊始，特朗普就任命斯科特·普魯特（Scott Pruitt）為環保署署長，普魯特反對環保法，歷史上曾幾次起訴環保署（EPA）。被授權參與評估金融法規的財政部部長努欽（Steven Mnuchin）是高盛前合夥人，特朗普任命的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和經濟政策顧問是高盛前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科恩（Gary Cohn），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是高盛前銀行家班農（Steve Bannon），特朗普助手及經濟計劃高級顧問是高盛慈善投資前負責人鮑威爾（Dina Powell）。一直被攻擊為阻礙銀行發展的《多—弗法案》自然成為特朗普試圖廢除的監管法規。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需要評估金融法律的FSOC也是2010年正式通過的《多—弗法案》的產物。它是由財政部部長和美聯儲(FED)、SEC、聯邦存款保險基金(FDIC)等在內的一系列金融監管部門的首腦組成的委員會。其成立的本意是將各管一攤的監管機構統一協調起來，共同合作管理整個美國金融業。

監管扼殺貸款？

特朗普在簽署上述行政命令時說：“大量的企業和民眾無法更好地從事商業和生活，其原因是根本無法貸到款，而這主要是因為目前的監管規則和《多—弗法案》，所以應當廢除有關的金融監管規範。”

共和黨籍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得克薩斯州眾議員亨薩林（Jeb Hensaling）在2016年9月主導引入並通過了CHOICE 法案，該法案被視為共和黨替代《多—弗法案》的一種嘗試。CHOICE法案試圖通過放開對中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監督，來部分解決美國小型企業貸款問題；采用改善經濟增長和消費者保護者（pro-growth, pro-consume）的方式來替代以防堵為主的《多—弗法案》，同時推動由《多—弗法案》設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的變革。

亨薩林秉承共和黨一貫的政治理念，認為監管不僅無效而且拖累了美國經濟，應該鼓勵銀行持有大量資本，讓市場自己承擔責任。

不過，這種說法一向被民主黨所反對。2017年2月6日，《多—弗法案》的提案人、前民主黨籍眾議員、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前主席弗蘭克（Barney Frank）在接受公開采訪時表示：“《多—弗法案》有一些內容確實需要修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廢除該法案。該法案大部分監管內容都是避免和糾正金融機構錯誤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不檢查貸款人還款能力就盲目貸款。”

弗蘭克認為，目前並沒有經濟數據可以證明貸款問題確實是因為受到了法案的影響，同時目前銀行處境困難是由於銀行自身輕率錯誤的決策和運營模式導致的，與監管政策並沒有直接的關系。

曼哈頓智庫經濟和政策分析師吉萊納斯(Nicole Gelinas)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銀行最急切的問題是大多數消費者借貸已經飽和，無法繼續增加舉債。汽車貸款的拖欠率已經開始上升。金融業面臨很多嚴峻的挑戰，包括我們已經處在信貸循環的最高點，同時利息又要上升了。公司和消費者繼續舉債的空間受到很大限制，銀行還受到新興的互聯網金融的挑戰。這些問題都不是《多—弗法案》帶來的。”

根據美聯儲的統計，美國不包括金融業的總商業信貸貸款余額在2010年從金融危機帶來的下滑中觸底反彈，在《多—弗法案》執行的5年里從10萬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3萬億美元。這表明作為一個整體，美國的公司還是能夠不受影響地從銀行得到貸款或者發行債券。

監管成本扼殺中小銀行？

特朗普攻擊監管的一大理由就是高成本阻礙商業。科恩在今年1月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說：“如果不是因為《多—弗法案》給銀行增加了每年數百億美元的監管成本，銀行將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更為有效的產品。”

白宮新聞發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也在今年早些時候說：“《多—弗法案》是一個災難性的政策，它削弱了美國的經濟。”他認為，作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的產物，該法案使得大銀行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卻客觀上限制了銀行向小企業貸款。同時，目前的低利率環境已經對小銀行構成了嚴峻挑戰。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為了防止類似的災難再次發生，總結了歷史經驗，實施了一系列金融監管改革，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出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以來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改革。這是《多—弗法案》誕生的背景。

“這不是一群政客做出決定刻意讓銀行家的工作更加艱難。監管法案是對過去不負責任的錯誤模式的一種回應。”弗蘭克曾對媒體這樣說。

《多—弗法案》對不同規模的銀行有不同程度的監管。對於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大銀行需要合規的條款多於眾多小銀行。對於資產超過2500億美元的前10位的美國銀行，《多—弗法案》將其定義為“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其監管規則更加嚴格。

大而不倒的銀行

小布什時代，美國政府曾經要麽必須利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美國的銀行業，要麽看著雷曼兄弟那樣的大銀行轟然倒下沖擊全球市場，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加強監管是解決銀行“大而不倒”困境的對策，意在避免上述災難重演。

“雖然特朗普總統和他的顧問沒有特別說明，政府和國會應該第一個修改的就是《多—弗法案》中要求政府行政機構接管失敗的銀行的部分。目前根據法律，政府通過FDIC可以接管一家倒閉的金融機構，並且運營不超過5年的時間，且擔保其債務和發行的債券。這樣的規定本身就產生了‘大而不倒’的問題。政府行政機構應該請國會修改法律，讓銀行能和其他公司一樣申請破產保護。破產程序應該由司法機構而不是行政機構來掌控。這樣也能對特朗普政府有所平衡和監督。”吉萊納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多—弗法案》對大而不倒的銀行監管最為嚴厲。法案授權美聯儲決定哪些金融機構屬於“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Life）還曾經試圖推翻美聯儲對其屬於“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認定。

如果成為“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不僅需要維持更高的資本金水平，還要寫下破產計劃（living will），向監管機構說明“如果銀行遭遇危機無法避免破產，將如何有序地退出市場，處置自己的資產和債務”。由於被認定“破產計劃”不夠完善，富國銀行（Wells Fargo）曾經被要求重寫。
斯派塞卻認為，《多—弗法案》反而加劇了美國金融業的大而不倒問題。該法案造成中小銀行不堪監管，最終造成整個行業越來越集中於幾家大銀行，反而使得這些大銀行更加倒不了。

消費金融保護局的存廢

CFPB是《多—弗法案》設立的一個獨立監管機構，也是《多—弗法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主黨籍的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是CFPB重要的設計者和支持者。

CFPB旨在監管消費金融業，促使消費者更加聰明地做出金融選擇，保護消費者免於遭到金融機構利用不公平和欺騙性手段盤剝，但從一開始成立CFPB就飽受爭議。CFPB對收費高到等同於高利貸的短期發薪日貸款（payday loan），信用卡和房貸條款里用小字寫下不利消費者的條款等行為做出嚴格的限制。

CFPB局長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任期5年。目前的局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是該局首任局長，由奧巴馬在2013年任命，任期到2018年。科德雷對共和黨人不假辭色，與特朗普的關系一向不好。共和黨國會議員一直要求幹脆把這個不合作分子的機構都端了。但是根據《多—弗法案》，為了保障CFPB不像其他金融監管機構那樣受到銀行業的政治壓力，CFPB的經費不需要國會每年核查預算，直接自動撥付。

去年華盛頓的上訴法院宣布：“CFPB的設置違反了政府組成的原則。CFPB局長擁有比美國政府其他任何一個獨立監管部門都大的單方面權力。”法院認定CFPB的設立結構違反憲法。目前該案還在繼續上訴，判決尚未生效。沒有終審判決該機構違憲，特朗普在科德雷局長任期滿之前還真是拿他沒辦法。

其他監管機構多數是委員會集體領導而不是一個局長管一切。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有3個委員集體領導，目前是2個民主黨和1個共和黨委員。

“美國的監管機構沒有能夠阻止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但是美國並不需要成立一個新的監管機構來防止這些失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CFPB的高調勝利正好證明了它的多余。” 吉萊納斯說，“去年秋天，CFPB給富國銀行開出了1億美元的罰單，以處罰富國銀行大量存在的銀行員工未經客戶授權以客戶的名義開設銀行賬戶的非法行為。問題是富國銀行員工的行為早已觸犯法律，即使沒有CFPB、沒有《多—弗法案》，也是犯法的。”

亨薩林曾經建議，把CFPB的職權分給FTC和其他一些已經運行多年的監管機構。“《多—弗法案》當初就應該在FTC下面設立一個部門，招募金融界的專家專註於消費金融領域。”吉萊納斯說。

銀行自營交易難以認定

《多—弗法案》中的“沃克爾法則”禁止銀行利用自身資本從事自營交易，以及擁有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大量的股份，以免造成盈利歸銀行，虧損要政府救助的道德風險。

但是提起《多—弗法案》，高盛的一名董事總經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一法案造成很多障礙，這個也不能做，那個也不能做，束縛了銀行的活力。”

由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在國會力推而得名的“沃克爾法則”在2010年被正式納入《多—弗法案》時只有原則性條款，如何監控銀行是否進行自營交易則在隨後幾年中不斷細化。雖然銀行聲稱自營業務只占總利潤的一小部分，例如高盛在《多—弗法案》通過時聲稱自營業務只占其總利潤的12%，但“沃克爾法則”從公布之初就被銀行業強烈反對。業界成功地讓美聯儲將銀行業符合“沃克爾法則”的合規期一再推遲，從2014年7月延長至2015年7月，之後推遲到2017年7月。

此外，“沃克爾法則”也在壓力下給予銀行一些豁免條款。例如，“沃克爾法則”認定社區銀行等大多數中小型銀行很少或根本不涉及自營交易，因此不需要進行合規，同時允許銀行在一些限制條件下進行其他國家或其政治細分區域主權債券的自營交易。

“沃克爾法則”把交易員的交易行為分成做市（market making）、對沖（hedging）和自營交易（prop trading）。前兩項是允許的，而自營交易是禁止的。為了區分這三種不同的交易行為，過去幾年內“沃克爾法則”要求銀行提供許多風險和交易報告，通過監控風險指標等方式來判斷銀行是否在進行自營交易。

JP摩根的CEO戴蒙（Jamie Dimon）曾說過：“我不反對‘沃克爾法則’的初衷，但是它會無意間產生很多負面的後果。如果你要交易，你最好有一個律師和心理學家坐在旁邊，才能在你每次交易前知道你的交易動機究竟是什麽。”

未來的風險

沃倫則數次在媒體上抨擊特朗普說，如果廢除《多—弗法案》，將導致美國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為上一輪金融危機中救助銀行的巨額資金無償買單。

防範的風險是無形的，監管的成本卻是看得見的。

而吉萊納斯說：“我不認為廢除會帶來風險。更大的風險是不改變《多—弗法案》，因為該法案很可能會與以前其他監管法案一樣無法防範新的金融風險，最終政府還是要拯救銀行，造成政治風險，遭遇民眾反對。‘沃克爾法則’需要區分交易員的交易動機，這種事情註定是不會成功的。”

不過，《多—弗法案》是由民主黨掌控國會時由國會參眾兩院多數表決通過，奧巴馬簽字生效的法案。任何修改甚至是廢除也必須通過同樣的途徑。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不能改變政府對任何法律的執行的，只能督促財政部和FSOC提出新的替代法案送往國會進行表決。在國會決議廢除《多—弗法案》前，行政機關包括特朗普本人都還須遵守該法案。

“國會通過修正甚至廢除《多—弗法案》的法案沒有看上去這麽難。目前共和黨控制國會，而且民主黨也不見得願意留著《多—弗法案》給特朗普巨大的權力——例如提名一個新的CFPB局長，讓他不受監督地工作到特朗普任期結束以後。”

專訪景順長城量化投資掌門人黎海威： 期指交易松綁利好量化對沖

自2004年光大保德信成立行業首單以來，沈寂多年的量化基金迎來發展高潮期，公募產品數量超越百只。

量化基金的崛起，緣起於在A股股災時代的穩健表現，此後雖受制於有限的股指期貨開倉規模及長期貼水的現狀而無法充分發揮風險對沖的功能，但仍倚靠強大的數據處理、量化選股能力延續業績優勢。而眼下，隨著股指期貨交易限制的松綁，未來量化對沖交易的前景正在向好。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下稱“中金所”)2月16日晚間宣布，將調整過度交易行為的監管標準、非套保交易的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將日內開倉限制由10手變為20手。“松綁政策的發布能極大改善之前的情況，一旦股指期貨貼水收窄或者轉升水，市場上投機交易參與者逐步回到市場中來，成為套保交易者的對手方，有利於量化對沖的投資。”近日，在上海陸家嘴某商務辦公樓內，景順長城量化及ETF投資部投資總監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指出，量化投資在中國還處於發展的早期，未來隨著政策松綁、制度創新及投資工具的豐富，它的後發優勢還將進一步顯現。

多年前，他身居國際一流大資管巴克萊投資的主動股票部副總裁之職，亮劍國際量化投資競技場;隨後轉戰海通國際資管，掌舵該公司量化團隊。2012年8月，黎海威加入景順長城開啟他A股市場量化投資之路，用四年的時間將景順長城旗下的量化基金業績悉數挺進行業前20%，並幫助景順長城搭建起50億的量化業務規模。

在他看來，跟隨IPO堰塞湖泄洪的節奏，上市公司數量突破3000家，未來還將不斷增加，這增加了普通的主動型管理基金的調研難度和負擔，但也凸顯了量化基金的先天優勢，它可以通過量化模型和大數據的優勢處理海量信息，進行有效地策略分析。

憧憬量化對沖未來

自上輪牛市以來，A股市場上演了史上罕見的劇烈震蕩。作為市場的一種表象，公募基金行業牛市排名靠前的主動偏股型基金到了第二年末業績大幅下滑。與此相反，量化基金則因業績穩而向上，名聲大噪。

在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黎海威稱，中國的量化投資產業發展處在早期階段，很多投資工具尚未開發或未充分發揮優勢，比如股指期貨日內開倉數量有限並處於長期貼水、融券業務很難做到億級規模。市場上當期的量化投資主要以量化選股為主，但是CTA(商品投資)策略交易最近一兩年的發展勢頭迅猛。

即便如此，黎海威言語之間透露出對量化投資美好未來的憧憬。不過，股指期貨還是迎來了政策松綁。2月16日，中金所即宣布放寬股指期貨限倉手數，下調交易保證金及手續費。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一種松綁股指期貨的信號，未來量化對沖的需求將會有所增加。

在黎海威看來，長期深貼水狀態有望逐步改善，利好量化對沖交易。影響基差的因素很多，包含預期、時間價值、分紅、融券反向套利機制等。但是在此之前市場流動性不足，投機盤受到限制，使得以套保為目的的賣出缺乏對手盤，很大程度影響了基差。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股指期貨市場的主要交易方式是套期保值。套保交易者的大量賣出期貨使得貼水難以恢複。隨著投機交易參與者逐步回到市場中來，期貨基差有望逐步恢複。

據Wind統計，截至目前，盡管量化基金數量達到143只(A、C等子基金分別統計)，但其中的量化對沖基金數量僅23只。“未來隨著監管限制的逐漸退出、投資工具的不斷豐富，中國量化投資的空間將增大。”黎海威稱，接下來一旦股指期貨貼水轉升水或者情況大幅收斂，量化對沖交易將會明顯增加。”

量化投資的後發優勢

相比傳統的股票投資模式，量化投資具備先天優勢，也有後發優勢。

在IPO快速發行的背景下，A股的上市公司數量突破了3000家。而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也在公開場合發言稱，用2-3年時間解決IPO堰塞湖問題。考慮到目前有約700家擬上市公司正在排隊以及隨後遞交的IPO申請，3年後A股上市公司數量極有可能擴容至4000甚至更大的體量。

在黎海威看來，A股上市公司數量激增，對於一般的主動管理型的產品投研團隊來說，很難實現充分、細致調研;量化基金的優勢將逐漸體現，它可以通過量化模型和大數據處理能力將海量的公開信息進行有效梳理、篩選和甄別。

新股擴容時代，A股市場走出了震蕩行情。半年來，上證綜指在3000-3300點窄幅震蕩。對此，黎海威稱，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很難形成一波牛市，更多的是平衡震蕩，基金的業績差距主要還是體現在選股能力上。

硬幣總有兩面，當大盤持穩之際，以中小創為代表的小盤股卻大幅下挫，創業板指數跌至兩年新低。一些市場認為，IPO快速發行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殼價值稀缺時代將終結，為此中小創股票價值還將大幅縮水。

黎海威的看法略顯不同。他稱，依據中國經濟去杠桿、貨幣政策緊平衡等現實環境，未來幾年恐怕很難形成過去幾年小盤表現遠超大盤的情況。眼下又由於IPO快節奏發行、再融資體量龐大等因素，殼資源的價值快速下滑，而鑒於大盤流動性相對好，所以市場出現大盤持穩小盤大跌的情況，但未來情況可能有所不同。

“現在小盤股和成長股有所分化，整體估值有所壓制，但里邊的好公司還是會跑的出來。”黎海威稱，“創業板中還有很多滬深300的成分股，不能一味地說創業板就是殼資源。重要的是，無論做價值還是成長，市場的思路還是慢慢回到基本面的本源上去。”

黎海威稱，面對這種情況，對量化和主動型的選股能手來說都比較有利。從量化投資的角度來講，可以用一些數據化的、更加客觀的辦法，去篩選出一些基本面向好、存在錯殺可能的成長股。

“不同方法之間的比較優勢是不一樣的，量化可以做的事情的維度比較廣，紀律性強，但普通主動型投資對個股的調研可以更加深入。”黎海威稱，“我們通過各種模型、財務報表，進行數據分析。現在的技術手段，包括大數據比以前豐富多了，不會因為情感因素而影響信息的現實客觀性。”

黎海威認為，量化基金除了強大的量化選股能力外，還有其他一些優勢，比如量化對沖在絕對收益方面，對回撤控制更有優勢，可以較好地把控風險。此外，量化投資在其他一些工具的使用上，也走在基金行業的先例，比如運用於商品期貨、期權等。

行業的中堅力量

作為量化基金管理人中的一員，黎海威自2012年加入景順長城基金以來，正在用自己的實力向外界證明量化投資的可取之處。

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目前，黎海威在景順長城管理了三只量化基金。其中管理時間最久的景順長城滬深300指數增強基金自2013年10月29日擔任基金經理以來，累計取得了95.7%的回報，在同類31只基金中排名第3，大幅超越業績比較基準46個百分點;管理時間最短的景順長城量化新動力基金自2016年7月13日掌舵以來，取得13.3%的回報，在同類170只基金中排名第5，超越比較基準10.82個百分點;另一只名為景順長城量化精選的基金自2015年2月4日掌舵以來，累計取得36.6%的回報，在同類64只基金中排名13位，超越業績比較基準25.85個百分點。

實際上，追隨中國量化基金開疆擴土，除了黎海威外基金行業內湧現出了一批量化投資業務精英。比如，富國基金的李笑薇、華泰柏瑞的田漢卿、招商基金吳武澤等，他們幾乎均為一家基金公司量化團隊的核心人物。黎海威告訴記者，當初從巴克萊投資團隊歸國進入資產管理行業的前同事已有10多人，都成了國內量化投資中的重要人才。

如今，黎海威在景順長城中不僅僅是一名業績出眾的基金經理，他也是景順長城量化團隊的掌門人。截至目前，景順長城的量化資產除了黎海威管理的三只公募產品外，量化團隊還有8-10只對沖專戶，整體資產保有規模突破了50億元。黎海威稱，接下來，他還有很多事情待完成，比如推進籌備中大類資產配置業務事宜。

良好的業績很多時候等同於基金資產的熱銷，盡管貨幣政策趨向中性，但市場流動性尤其是機構資金仍舊充裕。用黎海威的話說，“好女不愁嫁”，量化基金靠系統去管理，規模效應較好，機構和散戶對此都有需求。

“去年整個市場在前面幾十名的產品多數是量化的。大部分投資者也許並不清楚量化是怎麽操作的，但可以體驗到業績穩定性的優點, 無論牛市熊市，不會受到市場行情的太大影響。”黎海威認為，“(受益於業績穩健)量化產品還是比較受投資者認可的。”

郭樹清上任首對外資行“松綁”：在華外資法人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放開

出任銀監會主席不到半月，郭樹清迅速推進外資行監管松綁，延續“郭旋風”速度。

3月17日，銀監會網站消息，於3月10日下發了《關於外資銀行開展部分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松綁外資行在國內的相關業務，被認為對行業帶來較大影響，而這份《通知》僅600字。

《通知》明確在華外資銀行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可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華外資銀行開展國債承銷業務、財務顧問業務、大部分托管業務不需獲得銀監會的行政許可，采取事後報告制。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末，外資銀行已在華設立了39家法人機構（下設分行315家）、121家母行直屬分行和166家代表處，機構數量持續增加，營業性機構總數達到1031個，分布在70個城市。

外資法人銀行可投資境內銀行放開

在經歷一輪外資行對境內銀行業投資熱潮之後，近幾年頻現外資行撤離境內銀行機構的消息。《通知》對外資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始松綁。

《通知》第五條，“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可以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

據了解，2006年之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以分行形式經營，不具有投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主體資格。2006年部分在華外資銀行開始轉為以本地法人形式經營，但轉制初期法人銀行規模較小，綜合管理能力處於建設初期，尚不具備投資管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能力。

對於為什麽在此時允許在華外資法人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銀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在我國市場的經營發展基礎不斷加強，已具備了一定的並表管理能力。

“未來，在符合現行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外資銀行既可以選擇以境外母行為主體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可選擇以在華法人銀行為主體進行投資。”該負責人稱。

2015年，銀監會發布《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對境外金融機構作為中資商業銀行法人機構的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設立了八項門檻。

同時，對投資比例也延續了此前的規定，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關聯方作為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向單個中資商業銀行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關聯方作為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投資入股比例合計不得超過25％。

不過，此次《通知》並未對市場期待的放寬外資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比例進行調整。

鼓勵外資行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

簡政放權是《通知》的一個重要部分。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開展國債承銷，以及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開展托管業務、財務顧問等咨詢業務，銀監會放開了行政審批，變為事後報告制，即都需要在開展業務後5日內向監管部門報告。

《通知》著墨較多的則是，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與母行集團開展境內外業務協作，發揮全球服務優勢，為客戶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

銀監會前述相關負責人稱，隨著我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日益融合，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和國際產能合作的不斷推進，中資企業加快了境外發展步伐，在境外上市、發債、投資並購和境內外資源整合等方面，對全面和專業的金融服務需求日益增加。

而外資銀行在全球網絡、服務品種、對當地市場的了解和經驗積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可以在這一領域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

“在華外資銀行通過與境外母行或聯行開展集團內跨境協作，為母行集團客戶關系的日常維護、跨境協作、溝通聯絡等提供服務，協助境外母行或聯行為中資企業客戶在境內外提供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這種協作將有助於提升在華外資銀行在連接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的積極作用。”該負責人稱。

《通知》亦要求，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應明確自身在母行集團內提供業務協作服務的職責、利潤分配機制，並於每年一季度末將上一年度與母行集團業務協作開展情況向監管部門報告。

 “《通知》的出臺，將有助於外資銀行更好地利用自身全球化綜合服務優勢，在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以及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調整中發揮積極作用。”銀監會上述相關負責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