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秒完成一道數學題,10分鐘做完一張卷子,它和高考狀元PK,人類能勝嗎?
高考在即,學霸君宣布,其在年初計劃推出參加高考的智能機器人Aidam,即將實現承諾——在6月7日,和高考狀元同臺PK。AlphaGo剛剛戰勝柯潔,Aidam又是否能PK狀元?它又能考多少分呢?學霸君研發這款機器人,又是計劃用它來做什麽?黑智和學霸君創始人、CEO張凱磊,聊了聊它的技術、功能和商業化的問題。
今年年初,學霸君在完成1億美元C輪融資後,宣布推出智能教育機器人,並稱其將於6月與廣大高三學子共赴2017年高考。現在,可以看成,是學霸君實現承諾“交卷”來了。張凱磊表示,Aidam將於6月7日高考當天,數學考試結束後,與數名高考狀元同臺PK,解答2017年高考數學試題,完成包括客觀題和主觀題在內的整張試卷,並按照評分標準得出最終成績。這次活動鬥魚將全程直播。
學霸君創始人張凱磊與研發副總裁陳銳鋒
幾十秒完成一道數學題
“Aidam完成整張試卷,大約需要的時間是10分鐘左右。”張凱磊說,“它完成單題的速度在幾十秒鐘左右。”
Aidam和AlphaGo一樣,並非實體,而是以深度學習、專家系統和自然語言理解為核心的複雜系統。這個系統的核心在於通過學習人類的編程邏輯,熟悉人類思考和學習的方式,進而掌握解題方法。
Aidam的圖像識別和自然語言理解技術均為自己研發,構建了深度神經網絡的句法和語義分析器,在海量題庫中不斷強化和擴充訓練。
目前,學霸君已經擁有7000萬道數學題目的題庫系統,以及大量的學生手寫和上傳題目圖片、各種教輔書籍中的題目庫,構成了學霸君的智能機器人的訓練數據。據張凱磊介紹,目前,依靠學霸君的產品端的日活量,每天可以產生1700萬-1800萬張左右的題目圖片上傳。而其中,無論是拍照,還是學生手寫題目,均可以被Aidam的圖像識別系統識別,並記錄、收集、標記。在學霸君的題庫中,每一道題目均記錄了其答案、解析和不同的解題過程。在此基礎上,Aidam不斷進行自動解題訓練。
“系統每天大概做 40-50 萬道題目,進行自我訓練。”張凱磊說。“我們是自己在超鏈路神經網絡使用的時候發現,它對於記憶題目使用的步驟跟邏輯是有價值跟效果的,所以開始大規模地在代數體系跟解析體系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為止,Aidam主要針對的是數學學科。張凱磊對此的解釋是,數學題目的標準更加明確,容易判定對錯。“我們目前看到學生咨詢最多的問題,超過40%都是數學問題。除了評價標準之外,對於人工智能系統而言,數學的挑戰是比較有難度的。數學試卷中,包括簡單的選擇題,也有複雜的需要解題過程的大題,這是非常適合測試AI的,所以,我們這次選擇數學作為切入口。”學霸君研發副總裁陳銳鋒表示。
而對於類似於語文和英語等學科,張凱磊表示,學霸君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技術積累,有考慮會在日後推出。
個性化教育真能實現?
而推出這樣一款智能機器人,學霸君的目的,自然不會是單純讓它能夠去參加高考。“我希望它能夠作為教師的幫手,解決目前教育中的一些難題,比如,輔助批改作業。”張凱磊說。
在張凱磊的構想中,“自動批改作業”一直是他希望實現的。“今天我們已經有能力把學生的學習行為數據采集到電腦上面去,有能力把他書寫過程中的東西數字化,但是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這個能力讓機器去批改作業。現在,我們靠深度學習技術,開始有機會,把像人一樣將一道題目一步步推理出來這件事,在系統層面做出來。無論這道題目是否在系統中錄入過,無論它的難度系數有多高,只要在它的認可範圍內,都可以做出來。”
而自動批改的核心目的,則是為了實現個性化教育的最終目標。人工智能可以知道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習進度和學習意願。學生會的東西不會再出現;不會的東西,機器則會一直提醒,直到學會為止。這樣,每個學生看到的內容、做的習題都是量身定制的。另外,通過人工智能,老師對每一個學生的了解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深入。因為人工智能將會在最短的時間里將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時反饋給老師,老師可以直接讀取,而不會因為學生太多顧不過來。
“我們已經開始逐步在學校里實行個性化教育的實踐,在教育機器人完成後,也將加大推廣的力度。”張凱磊表示。在學霸君現場展示的在某地學校的教學系統中,學生作業已經數字化傳輸到電腦上面,並且後臺由機器批改完成,並對學生的完成情況、行為數據進行了標註和統計。“目前我們的教學改進系統是靠學生做題的零散數據產生的離散模型,把這些題做好了,提升效率之後看過程。未來,我們將把它擴展到5000-6000個班級,這樣將會擴充到幾十萬規模題量的學習過程,成為我們越來越強大的一塊資產。”張凱磊告訴黑智。
在教育領域中,對內容數據的智能化的機器理解將為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自主學習提供非常豐富的信息支持,圍繞學生學習薄弱點的自適應學習在機器理解的基礎之上將變得高效而又有針對性。而學霸君研發的智能教育機器人,就是機器理解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典型應用。
“我們可以預測下,Aidam的數學高考成績將會是多少分。”張凱磊笑言。而事實是,現有教育環境下,還有豐富的應用場景亟待開發。當機器判卷、個性化指導、個性化作業、教案改進等變成可能,老師的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果都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商業化,仍然有更大的創新空間,可待開啟。
歡迎關註人工智能垂直號黑智
我們和所羅門的“教主”和“教母”聊了聊。
來源 | AI財經社(ID:Economic-Weekly)
作者 | 柳小遲
編輯 | 祝同
從創始人到底層“信徒”,整個系統所表現出的更像是“傳銷”的互聯網+的升級版。當不懂互聯網的中小企業主面對著融資、轉型等困境時,這樣解決用戶“痛點”的組織便應運而生了。
所羅門(SoLoMo)火了。
因為被稱為“中國互聯網最大騙局”,所羅門和他的創始人劉少丹、劉雲鳳以及背後500萬“門徒”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二劉夫婦打造的這個“夫妻店”,以互聯網創業幫扶組織面目示人。但這個組織更多的表現出傳銷的某些特質:先入會的會員作為任務要拉親友入會,且拉的人越多,職級越高;用洗腦式理論灌輸,讓會員轉發、學習“劉少丹語錄”,並發表學習感想。
AI財經社調查後發現,在“SoLoMo矩陣”中,實際上聚集的是一群普遍陷入轉型困境、對互聯網充滿熱望卻又知之甚少的“中小型企業主”,他們多為60後、70後們。在大量中小型企業經營狀況日漸嚴峻的當下,曾依靠勤苦努力和樸素的商學經驗獲得成功的他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焦慮。
與這些痛點對應的是,SoLoMo則是一個近乎可以“實現所有夢想”的地方:缺資金的話,SoLoMo的百萬企業家可以給你投資;若有錢沒項目,百萬企業家擁有遍地都是的好項目;哪怕沒錢也沒項目,只要你為平臺多做貢獻,股份就越多,上市後你就瞬間財務自由。
如今,SoLoMo背後是上百萬加入該組織的創客群體,他們以一萬余個微信群為載體,逐漸滲入海內外華人圈。自媒體人“默爾索”撰文指出,這可能是中國互聯網史上最大的騙局。
然而,對於這些創客來說,SoLoMo是一顆從天而降的救心丸,是他們理解中擁抱趨勢的最佳渠道,也是面對信息飛速更叠時代的自救行動。
三條語錄價值200億
李蕓是SoLoMo的忠實擁躉。最近,她決定在微信上把丈夫陳立拉黑。盡管一起生活數年,她與陳立仍沒有領取結婚證,從法律意義上,他們還不是夫妻。如今,這個男人成為她“事業”的絆腳石,只因為他勸阻她退出SoLoMo。
生於1970年代初的李蕓,一度擁有家中絕對的財務話語權:手握3家公司,座駕為奧迪,坐擁五六套房產。但優渥的經濟境況,在近3年來不斷滑落。
陳立將之歸因於她在3年前加入的“SoLoMo矩陣”。這個傳說中比孵化器更先進的創業幫扶組織,徹底耽誤了妻子的生意。但李蕓認為丈夫只是對SoLoMo“了解還不夠”,所以有“誤解”。
第一次被拉進SoLoMo微信群,李蕓的丈夫陳立就覺得不對勁。
當時,群友正在轉發劉少丹語錄,大致講的是“產業互聯網”概念——這也是SoLoMo最核心的理論。在微信公號“SoLoMo學習小站”上,有《劉少丹價值200億的三句話》最為知名,在群友中也被捧為“聖經”:
把互聯網當做渠道,希望通過賣產品在互聯網上獲益的,最終不可能成功。產品背後必須要有系統。
把互聯網當做媒體,想去玩品牌價值認知的不可能成功。不管它之前的品牌多麽偉大,哪怕是世界級的品牌,都是一樣的結果。信息爆炸會消解它的認知。
互聯網是新商業系統,以傳統的市場需求為導向,是不能構成互聯網新商業機會的切入點。互聯網是對社會隱形資源的釋放。
根據劉少丹的說法,產業互聯網是服務於生活的互聯網,是傳統行業未來的唯一出路。他曾將SoLoMo與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公司比較,結論是:眾多互聯網平臺都無法實現“系統的生態環境”,而SoLoMo的產業互聯網會戰勝一切。
這讓陳立不寒而栗。“他的理論邏輯簡單概括就是:妖魔化當下經濟形式,但只有SoLoMo才能解決一切問題。”幾天後,陳立退出了群聊。
只有小學文化的李蕓,卻對SoLoMo理論深信不疑。2014年,她進入SoLoMo微信群,此後成為忠誠的追隨者。
這也是陳、李夫妻二人精神生活的分水嶺。
陳立迅速抽身,李蕓則開啟了一種全新的生活狀態:原本她經營著3家小公司,但進入SoLoMo後,精力逐漸從生意轉移開,大多數時間眼盯手機屏幕,時刻轉發、學習劉少丹語錄,不定期發表閱讀感想,以及頻繁參加的大大小小的線下活動。一年之後,她獲得了SoLoMo在那座城市的最高職務:組長。
無論是架構,還是各項行為規範,SoLoMo都是一個極度強調儀式感的系統,甚至在一些人看來,已然彌散出部分宗教的色彩。
如人員的晉升路徑,創客是組織架構中最基礎的身份,在此之上還有威客和極客。如果想成為SoLoMo合夥人,必須成為秘書長。秘書長又分三級,晉級的標準主要是拉進群的認證創客人數,每座城市的最高級負責人是“組長”。
事實上,秘書長又分三級:C級秘書長要拉100人成為認證創客;B級秘書長需要在自己達到C級的基礎上,再發展5名C級秘書長;A級秘書長,則需要自己達到B級後,同時建有450人的微信群。
對應地,C級秘書長只有執行權,B級秘書長有議事權,A級秘書長還有決策權。
每晚9點,那些名為所羅門加一串數字的微信群,會準時普及SoLoMo精神。所謂精神,大多數時候就是劉少丹或他的妻子劉雲鳳的語錄;其後,會有創業者現身說法,介紹自己學習後得到的啟迪;每次線下聚會,創客們則要齊唱“所羅門之歌”,拍照時擺出左手搭右肩的標準姿勢。
拍照時左手搭右肩。圖/CFP
在許多追隨者眼中,劉少丹是精神領袖般的存在——他們會這樣告訴你:劉少丹的語錄,是馬雲、雷軍打死都不說的秘籍,是少丹老師15年燒錢200億的經驗總結。
“教主”的漏洞
方俊是來自東北的創客,在2016年6月進入的SoLoMo。他原本做傳統生意,但這兩年有些疲軟,轉型之心迫切,希望能學點新知識。
為了晉升為秘書長,他也拉了一個500人的微信群。不過他心里明白,關系太好的不能拉,萬一以後出了事,傷感情,拉進群的都是些泛泛之交。群里滿了500人,他“轉正”後就對大家說:要退的就退吧。果然沒多久,群里就只剩100多人了。
加入組織的時間越久,他就越註意到,創客隊伍里有不少傳銷出身的人,這是個消極的信號。另一個逐漸加強的感受是:劉少丹的許多理論,在自認還比較懂互聯網的方俊看來,根本“毫無邏輯”。
促使他徹底離開的導火索,則是他與劉少丹的一次線下見面。
劉少丹。圖源網絡
當時,劉少丹去他臨近的城市與創客們線下見面,本來說是下午一點半到,但足足遲到了兩個小時。據朋友說,那天中午,劉少丹喝了不少酒,所以才遲到。
這讓方俊感到不忿。下午3點半,劉少丹到了現場,“大家前呼後擁的,有人喊著口號,有人唱著所羅門之歌,全體起立地迎接他。”方俊對AI財經社說。
那次見面會上,劉少丹的一句話讓他記憶深刻。大致意思是,假如有一面硬幣,正面的話是你贏,反面的話是全世界輸,那不管怎麽樣,都是所羅門贏。方俊認為,這種毫無邏輯的話,就是在侮辱聽眾的智商。
後來,SoLoMo要給他頒一個獎勵證書,他也不願意上臺領獎,證書轉交到手後,他出門就扔進了垃圾箱。
對於劉少丹看似信手拈來的說辭,陳立也早已察覺到異常。劉少丹在一次培訓上問大家,世界上有多少種蘋果?他的答案是:每天吃一種,一輩子都吃不完。“你說這可笑不可笑?”陳立說。
陳立發現,劉少丹很註重宣傳。劉來他所在的省會城市做線下培訓。劉希望陳立的妻子李蕓能請一些記者到場,但李資源有限,最後找了一個縣電視臺的記者來采訪。
讓陳立大跌眼鏡的是,劉少丹講課後與大家一起吃飯。與陳立同桌的一位做房地產、金融的中年女士講起自己對SoLoMo的理解:“就是希特勒的一種打仗方法。”陳立頓時覺得,這是一個荒誕的群體,而妻子也是荒誕中的一員。
但也並非每個人都像方俊或陳立那樣較真,比如做裝修生意的張鵬。
他認為,SoLoMo並非詐騙組織,劉少丹對互聯網的理解,有些還是在理的。他加入SoLoMo,只是希望借助微信群來拓寬人脈。
多年的從商經驗告訴他,結果衡量價值往往是最簡單明了的方式——這麽來看,SoLoMo至今沒出現真正落地的項目,就已經說明了一切。“有不少還不錯的項目申報上來,但具體誰來對接,誰來執行,資金怎麽出,運作邏輯是什麽,這些細節都沒有。”
和SoLoMo之間的若即若離,讓張鵬對系統時刻保持著警惕。當SoLoMo推出一款名為“超級買手”的項目時,他只是象征性地出了100元,“我就當玩,反正也不心疼。一些特別相信的人幾千幾千地給錢。”
如今,帶他進群的人也退了SoLoMo,張鵬也就跟著退出了。
創客的反戈
2016年12月4日,一場聲勢浩大的“所羅門巨星演唱會”在上海舉行——這更像是SoLoMo內部產生分歧的拐點事件。
演唱會上,汪峰、李宇春等歌手前來捧場,但只唱了三首歌,之後登臺的全部是SoLoMo的創客們。但舉辦完不久,SoLoMo內部就有人舉報,稱演唱會收入有1200萬不翼而飛。為此,所羅門成立了調查組,並在今年3月公開了調查結果,依據那張財務明細表,演唱會賠了44萬。
上海演唱會現場。圖源於網絡
這恐怕是SoLoMo成立後,劉少丹面對的首個輻射面極廣的危機——不少創客以3999元的價格買了套票,從全國各地自費趕來上海,但讓大家突然恍然大悟的是:“SoLoMo說是不燒錢的,演唱會本來也說是給系統造血的項目,但這是抽血才對。”
在演唱會還沒落定前,方俊就多次表示強烈反對。事後他還得知,一些城市組長在倒賣門票的過程中做了手腳,兩頭吞錢。“有人花錢買了票,但拿不到錢,到上海後自己重新買票進的場。”方俊說,這進一步暴露出SoLoMo內部管理的混亂。
這件事,直接導致了部分創客對SoLoMo核心層的反戈,有人甚至建了“二劉詐騙維權群”(劉少丹和劉雲鳳)來合力聲討。但也有劉少丹的信徒認為,劉只是是被別有居心的人騙了,“他倆都被蒙在鼓里。”
SoLoMo而後推出的一款電商app“超級買手”,也沒能提振大家的信心。
雖然在各大應用商店均已開放下載,但對外界來說,這是一款稍顯神秘的APP——註冊須提供SoLoMo的微信群群號、所在工作組和推薦的ID,否則無法通過。
入駐商家須繳納5000元的“技術服務費”,SoLoMo成員可以通過這款APP購買商品。AI財經社登陸超級買手,平臺上的商品的數量十分有限,大多數為農副產品和生活用品。
在SoLoMo的官方介紹中,“超級買手”平臺作為SoLoMo產業互聯網社會化運營的底層數據處理系統,也是SoLoMo系統運作的第一個線上項目,於今年1月份快速落地,用幾個月時間註冊用戶突破500萬大關,創造了互聯網項目註冊速度的奇跡和歷史記錄。
事實上,“超級買手”只是SoLoMo龐大系統的一部分。根據官方說法,SoLoMo的“生態系統”分為線上線下兩部分,線下主要就是各地的加速器(工作組),線上則包括6個模塊:普惠金融、數字引擎、極客部落、創客派對、威客系統和知本公社。這六部分,無非是把資金、人才、實踐經驗、理論、企業家等資源整合在一起,為項目發展提供足夠支撐。
方俊對”超級買手“的成品非常失望。“所謂SoLoMo六大體系中的普惠金融在哪,威客在哪?就做出這樣的產品?”
神秘的聯合創始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獲取他人信任和期待的前提是:你足夠優秀。劉少丹自居的履歷,是符合這一要求的。
他的自我介紹,儼然是一副成就了中國大半個互聯網圈的蓋世英雄:作為幕後推手讓淘寶網用戶從0增長到9000萬;帶領團隊成就了京東、百度、騰訊等眾多互聯網傳奇,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曾公開表達感謝……一張和馬雲的合照,更是被他視為身份的佐證。
但劉少丹在好耶廣告公司的同事羅輝明卻告訴AI財經社,2007年前後,劉在好耶里的職務是創意總監。即便好耶接過阿里巴巴的活,完成一個項目除了創意部門外,也還是需要協同其他部門共同完成,不能說所有功勞都是劉一個人的。
搜狐號鑒聞此前聯系了騰訊、京東等公司,相關人士均否認了劉少丹的說法。
對於SoLoMo的名字由來,劉少丹稱是其獨創。但事實是,這是美國KPCB風險投資公司的合夥人約翰·杜爾提出的互聯網概念,即Social(社會化)、Local(本地化)和Mobile(移動化)。
在SoLoMo,聯合創始人劉雲鳳是曝光頻率僅次於劉少丹的2號人物。一位接近她的人士告訴AI財經社,劉雲鳳實為劉少丹的妻子,雙方此前都各自有過婚史。
上述人士透露,劉雲鳳原名劉榮鳳,為西南林業大學的副教授,此前似乎對互聯網並不太了解。“2006年之後,我做過一些‘會議營銷’方面的創業項目,講白了就是包裝講師,給企業家和公司員工講課、洗腦。”但做了兩年左右,他認為“良心上過不去”,就沒繼續下去。他高度懷疑,SoLoMo頻繁舉行的線下培訓,就是借鑒了他的“會議營銷”模式。
西南林業大學人事處向AI財經社證實,該校生態旅遊學院確有一名老師叫劉榮鳳,目前還在職。該校校辦公室亦證實,劉榮鳳登記的手機號,與AI財經社掌握的劉雲鳳號碼吻合。
劉雲鳳告訴AI財經社,劉少丹的確是她丈夫,SoLoMo由她和丈夫一起經營,但SoLoMo與其所在的高校無關,除此之外,她不願多說,“你去聯系SoLoMo的宣傳部吧。”
身價上億
正如現實世界的複雜性,SoLoMo里也呈現出多元的景象:厭棄的人離開,但依舊有大部分對組織深信不疑,他們持續為組織輸送自己的免費勞動力和絕對的忠誠。
陳立曾對他們做過一個相對全面的群體畫像:多數是60、70後;此前在生意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生意往往做得又不太大,頂多算個“中小個體戶”,互聯網來了,對未來感到恐懼;文化程度又普遍較低——這一現實造成他們的辨識能力較低,容易迅速被“洗腦”。
但他以妻子李蕓為例:對於一些僅有錢,卻並沒有太多社會話語權的中小企業主來說,能夠在一個組織里獲得職務,這為他們在主觀上帶來了滿足和被認同感。這可能也是那些甚至沒有從商經歷,卻熱衷於SoLoMo的參與者的心理寫照。
在AI財經社接觸的創客中,面對外界對SoLoMo的質疑聲,許多人會給出這樣的理由:如果組織有問題,那些明星怎麽會來參加演唱會;那些線下活動,相關部門怎麽會同意舉辦;那些媒體記者怎麽會采訪劉少丹……
某所羅門成員的朋友圈截圖。圖源於知乎
但他們忽略的是,那只是明星的一次商業演出;所謂的媒體采訪,也未必經得起推敲——已經有關註者通過比照,高度懷疑一些采訪是SoLoMo “自導自演”的。上海演唱會結束後,SoLoMo內部的說法是,節目在央視播了,但陳立找了半天,也沒發現哪個頻道播過。
近幾天來,“默爾索”發布的SoLoMo調查稿引爆了輿論,陳立原以為妻子會有動搖,但事實證明,他太低估妻子的“信仰”抵禦力了。
李蕓甚至告訴AI財經社:“我們要感謝作者,讓更多人知道了解了SoLoMo”。她反複提到的例證是:馬雲創業了十幾年,才把阿里巴巴做起來,之前也不被世人理解。“做人不能太現實,那些反對我的朋友,就是太現實了。SoLoMo的成長需要時間,需要過程,哪能一口吃一個胖娃娃。”
這種論調來自於“教母”劉雲鳳。在劉最新更新的朋友圈里,發出了對上述調查稿的回應:雖然通篇文章極盡斷章取義、惡意中傷、胡編亂造之能事,但通過“互聯網、史上、最大”等關鍵詞,讓SoLoMo矩陣系統瞬間名揚四海,讓全世界都好奇SoLoMo矩陣系統,探究為什麽那麽多人喜歡並維護SoLoMo矩陣系統!
李蕓依舊奔忙於組織的各項工作,但更讓她煩憂的是,荒廢多年的生意,已經讓她瀕臨破產,她正打算賣房還債。“前不久,有債主找上了門,她爬了鄰居家的窗戶跑走的。”陳立對那一幕記憶猶深。
即便這樣,她依然信心滿滿地告訴陳立,以她現在SoLoMo的“生態位”,身價已經上億了。
她同樣堅信的是,自己跟隨組織成長了很多,比如對互聯網的了解,還結交了更多的朋友。她說:“說SoLoMo壞話的人,要麽是組織里的邊緣人群,要麽是他們認識得還不夠。”
“有病亂投醫”的企業主
SoLoMo曾盛傳這樣一則消息:今年初,國內某知名經濟學家曾與SoLoMo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在創客們看來,這是權威專家對SoLoMo模式認可的證明。
但遺憾的是,該專家向AI財經社否認了上述消息。“那是一場關於精準扶貧的會,參會嘉賓之間合個照,是很正常的事。網上的東西純胡說。”
他對AI財經社說,自己確實也曾研究過SoLoMo,但他的結論是:過於務虛,甚至有點傳銷的性質。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下,有一些人走歪了,SoLoMo就是這種情況。”上述專家指出,中國大量的民間中小型企業家,都在面臨著轉型困難,這種焦慮感可能會導致他們病急亂投醫,選擇相信SoLoMo這樣在一些法律問題上“模棱兩可”的組織。
要想真正凈化創業氛圍,需要改善中小型企業家的生存狀況,相關各方都得在法律、監管、道德和內控等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繼“超級買手”之後,SoLoMo如今正在推出手機項目。據稱,這是一款能“吊打蘋果三星,氣死華為,嚇跑小米,刮走OV”的神機。SoLoMo正在積極號召創客們投資,並信誓旦旦:“SoLoMo手機項目將引爆SOLOMO!”
但在“默爾索”看來,”超級買手”和手機項目的相繼上線,對一向表現得很有耐心的所羅門來說很反常,這或許表明所羅門“秋收的鐮刀就要正式揮下來”。
在今年的一次所謂“電視采訪”中,劉少丹問現場的人:中國最多的企業家在哪,有人說在浙江,浙江才兩百多萬,哪里最多?這時有人插話:“在所羅門。”
劉少丹接著說:“為什麽你們不知道?因為我們在潛水,在保密階段。不瞬間把巨頭打敗,我就不亮槍。”
似乎至今還是沒到“亮槍”的時刻。SoLoMo在回應“默爾索”的質疑時稱:還未落地的互聯網項目,讓世界等急了,等項目成熟了,也將是給世界一個驚喜的時候。
對於之前的種種質疑,劉少丹接受AI財經社采訪時說:“現在沒有什麽好談的。你覺得那個舉報有哪個是事實嗎?如果有事實我們再談吧。”
李蕓仍在努力等待這份驚喜。但這樣的生活境況,讓丈夫陳立時感心慌。有一次,他偶然問起李蕓:SoLoMo究竟是什麽意思啊?妻子答,就是“把所有的人搜羅到一個門里。”
那一刻,陳立想哭,又想笑。
(應受訪者要求,李蕓、陳立、方俊、張鵬為化名)
【此文為AI財經社原創,《財經天下》周刊出品】
一字之差,命運卻是雲泥之別。
來源 | 創業家(ID:chuangyejia)
作者 | 朱丹
編輯 | 周路平
共享單車已是人見人愛的香餑餑,政府、創業者、資本都在熱捧,成了競相學習的榜樣。而共享電單車卻成了地方政府不鼓勵,風險投資不青睞的領域。同樣做短途出行的分時租賃,共享電單車究竟遭遇了什麽?未來還有出路嗎?
今日,ofo小黃車宣布獲得7億美元E輪融資,共享單車受到瘋狂追捧,但共享電動單車卻沒有這個好運。
6月29日,共享電單車品牌“逍遙電車”亮相西安,試投放了20輛車,但當天即被城管叫停,全部車輛被要求收回。
同一日,“小熊出行”在廣西桂林投放了約40輛電動車,這批車因為沒有號牌被交管部門及時叫停,而聞訊趕來的客服人員還因為無牌行駛被罰款50元。
上述兩家企業遇到的發展困境並非孤例。
早在今年2月,小蜜電動單車便被北京市交管部門界定為不合法,也就是不符合國標規定,交管部門責令公司相關負責人及時收回投放的電動自行車。
今年 1 月,在深圳上線的 7 號電單車也被叫停,已投放的 400 多輛電動車被責令收回。而交警部門表示,深圳 90%的道路沒有非機動車道,不適合發展電單車。
共享單車蓬勃發展的同時,為何共享電單車卻屢屢遇阻?而在共享單車泛濫的當下,共享電單車又還有多大的市場需求?
真偽需求
共享經濟已是被玩壞的概念。除了共享單車,陸續也出現了共享充電寶、共享雨傘、共享籃球等等,外界本能地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當帶電的共享電單車出現時,這會是一個偽需求嗎?
7號電單車進入南京後,CMO崔曉琪曾做過街訪,當時免費的共享單車已覆蓋了市場,但起步價兩塊錢的電單車還是受到了歡迎。“它可能真的是用戶群體的重合度偏高,但是出行場景的差異化,也還比較明顯。”
“從體驗角度來講,大家對電動車的接受度要比自行車高很多,大熱天就沒人愛蹬自行車了。”共享電單車品牌“筋鬥雲”創始人毛乾坤對創業家&i黑馬說,筋鬥雲選在了環境相對封閉的高校、景區和園區,而目的是為了提高運營效率,控制成本與風險。
電單車的場景定位於3-10公里的中短途出行,7號電單車目前已在南京、深圳、北京和天津四地投放了七八萬輛電動單車,根據其運營數據顯示,其訂單集中在三到五公里。這與當初的預期也相吻合,與原有的出行方式進行了差異化發展。
“歸根到底,我們就是一個分時租賃行業。”崔曉琪表示,租賃該關心的不是電動單車成本的高低,而是最終能否收回成本,獲得額外收益。不過崔曉琪並未透露每輛車每天的使用頻次和收入。
電動單車的造價普遍在2000-3000元之間,筋鬥雲創始人毛乾坤透露,筋鬥雲的成本在3500元左右,預計10個月回本。當然,這也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數據,真實情況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
按照當前市場入局者的做法,用戶使用車輛需要繳納199元到399元不等的押金,收費標準也比共享單車複雜,除了按時間收費,也按里程收費。以7號電單車為例,5公里2元,大於5公里,超出部分每公里加收1元。使用時間超過1小時,加收10元超時費。
有意思的是,做共享電單車的團隊大多來自此前火熱的用車市場。7號電單車的團隊幾乎是天天用車的原班人馬,小蜜電單車的團隊來自寶駕租車,閃騎的創始人之前是愛代駕的聯合創始人。這些人之前所在的領域都受到了滴滴出行的重創,處境堪憂,電動單車成為了他們新的突破點。
7號電單車CMO崔曉琪坦承,做電動單車的確受到了共享單車的影響。他們首次投放車輛已是今年初。而市面上出現的共享電單車品牌,也基本是共享經濟炒熱之後才出現。
沒有前例的政策難題
自行車不存在固定的行業標準,也基本沒有受到監管,但電單車不同,政策甚至可以直接決定入局者的生死。
5 月 22 日,交通部發布了《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指導意見》中,明確表示不鼓勵發展互聯網租賃電動自行車。而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出臺相應指導意見,態度鮮明——“不鼓勵”。
然而對於這份意見的解讀,很多共享電單車的玩家們認為“不鼓勵”並不等於“禁止”,仍希望從中尋求突破。
現行的行業標準沿用了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1999年頒布實施的《電動自行車通用技術條件》,規定電動車需滿足四個條件:車身重量不超過40公斤,速度不超過20千米/小時,輸出功率不高於210W,需要腳踏板。
2009年,政策上出現松動,新的文件把電摩標準都有所放寬,原本將於2010年1月1日實施,但該文件後來被暫緩實施。
如果按照1999年頒布的標準,目前馬路上跑的共享電單車很多已超過了其中的指標。崔曉琪透露,之前在鄭州桂林等地被叫停的電動車都屬於超標車型。7號電單車在今年4月進入北京,之前已有其他的共享電單車品牌存在,但都被北京相關部門叫停。
而在北京出臺指導意見後,7號電單車已暫停了在北京的投放,但其在北京已投放的兩萬多輛,並沒有受到影響,一直處於運營階段。“要分開來看,不太一樣。”7號電單車CMO崔曉琪說,在她看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之所不鼓勵發展共享電動自行車,都是因為投放的車輛不符合標準。
然而,即便符合標準也將遭遇現實難題。
逍遙電車在被西安警方叫停後,創始人王剛找到當地城市執法局,對方讓他去找管委會下屬的一個社會事業辦公室。他得到的反饋是,必須給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問題則在於,電動自行車的牌照只給個人,一個電動車只能對應一個身份證,而且也沒有給企業大規模上牌照的先例。“這就是我們企業遇到的一個最大阻力,”王剛說,他正在跟相關部門反映,希望有一個很好的處理結果。
7號電單車也在南京遇到同樣困境。崔曉琪曾獲得南京車管所明確地反饋,從來沒有為企業大規模上牌的流程,既沒有機制,也沒有相應的人力。
不過,今年3月,南京方面出現松動。7號電單車正式獲得南京市車管所發放的牌照,南京車管所工作人員專門對每一輛電動動車的產品編號、電機編號等進行查驗。
慢熱的市場
拋開政策因素不談,共享電單車的發展本身也受到更多現實條件制約。
與共享單車隨用隨停不同,電單車普遍采用的是有樁模式或者電子圍欄技術,用戶使用之後需要停放在指定地點。7號電單車起初采取隨用隨停做法,考慮到政策風險,後來改成了電子圍欄。
指定地點停放的模式雖然有利於規範管理,卻也限制了電單車的發展。被寵壞了的用戶沒有將車停在指定地點的習慣,已開始有用戶抱怨找不到停車點,或者是停車點太少。而根據7號電單車的規則,用戶未在指定位置還車,將會被罰款,小於1公里加收10元,超出1公里加收100元。小鹿單車也會對未按指定地停放的用戶收取一分鐘3元的費用。這些舉措無疑壓抑了用戶需求。
運營也將是難題。電動單車的重量普遍在三四十公斤,甚至更重,對於搬運維護人員而言,如此重的單車,搬運起來相當麻煩,不太可能像共享單車那般進行大規模調度。同時,電動單車涉及到電力問題,目前大多品牌采用人工換電池做法,靠三輪車定期不斷進行維護,從這一塊來看,電動單車的運維成本也將遠高於自行車。
防盜也任重道遠。共享單車成了國民素質“照妖鏡”,廣泛存在用戶私藏或者破壞車輛的行為,而造價更為高昂的電動單車面臨的防盜形勢將更加嚴峻。不過,據崔曉琪告訴創業家&i黑馬,7號電單車在深圳的丟失率為1%,在北京的丟失率為3%。每輛車和電池都安裝了防盜裝置。
但在這些現實境遇之下,共享單車受到熱捧的同時,電動單車在資本層面卻頗受冷遇。據創業家&i黑馬不完全統計,目前入局共享電動車的玩家近二十家,大部分在二三線城市以及景區、校園等半封閉區域,而而已宣布獲得融資的10個項目,大多也處在天使融資和A輪融資,金額不大,沒有出現共享單車那般的聚集效應。
資本冷靜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政策上的不明朗,多地政府持不鼓勵態度。另一方面,遍地免費共享單車的當下,電動單車有多大的市場空間沒能得到實踐檢驗。相比於共享單車,目前還很少共享電單車品牌進行了規模化投放,這筆賬能否算過來依然是個未知數。
電動單車的造價遠高於自行車,而資本遲遲不動,也使得入局者體量普遍不大。無疑,共享電單車或許會是出行市場的不錯選擇,但限制因素太多,想要像共享單車那般野蠻生長,幾乎沒有可能。
一字之差,命運卻是雲泥之別。
來源 | 創業家(ID:chuangyejia)
作者 | 朱丹
編輯 | 周路平
共享單車已是人見人愛的香餑餑,政府、創業者、資本都在熱捧,成了競相學習的榜樣。而共享電單車卻成了地方政府不鼓勵,風險投資不青睞的領域。同樣做短途出行的分時租賃,共享電單車究竟遭遇了什麽?未來還有出路嗎?
今日,ofo小黃車宣布獲得7億美元E輪融資,共享單車受到瘋狂追捧,但共享電動單車卻沒有這個好運。
6月29日,共享電單車品牌“逍遙電車”亮相西安,試投放了20輛車,但當天即被城管叫停,全部車輛被要求收回。
同一日,“小熊出行”在廣西桂林投放了約40輛電動車,這批車因為沒有號牌被交管部門及時叫停,而聞訊趕來的客服人員還因為無牌行駛被罰款50元。
上述兩家企業遇到的發展困境並非孤例。
早在今年2月,小蜜電動單車便被北京市交管部門界定為不合法,也就是不符合國標規定,交管部門責令公司相關負責人及時收回投放的電動自行車。
今年 1 月,在深圳上線的 7 號電單車也被叫停,已投放的 400 多輛電動車被責令收回。而交警部門表示,深圳 90%的道路沒有非機動車道,不適合發展電單車。
共享單車蓬勃發展的同時,為何共享電單車卻屢屢遇阻?而在共享單車泛濫的當下,共享電單車又還有多大的市場需求?
真偽需求
共享經濟已是被玩壞的概念。除了共享單車,陸續也出現了共享充電寶、共享雨傘、共享籃球等等,外界本能地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當帶電的共享電單車出現時,這會是一個偽需求嗎?
7號電單車進入南京後,CMO崔曉琪曾做過街訪,當時免費的共享單車已覆蓋了市場,但起步價兩塊錢的電單車還是受到了歡迎。“它可能真的是用戶群體的重合度偏高,但是出行場景的差異化,也還比較明顯。”
“從體驗角度來講,大家對電動車的接受度要比自行車高很多,大熱天就沒人愛蹬自行車了。”共享電單車品牌“筋鬥雲”創始人毛乾坤對創業家&i黑馬說,筋鬥雲選在了環境相對封閉的高校、景區和園區,而目的是為了提高運營效率,控制成本與風險。
電單車的場景定位於3-10公里的中短途出行,7號電單車目前已在南京、深圳、北京和天津四地投放了七八萬輛電動單車,根據其運營數據顯示,其訂單集中在三到五公里。這與當初的預期也相吻合,與原有的出行方式進行了差異化發展。
“歸根到底,我們就是一個分時租賃行業。”崔曉琪表示,租賃該關心的不是電動單車成本的高低,而是最終能否收回成本,獲得額外收益。不過崔曉琪並未透露每輛車每天的使用頻次和收入。
電動單車的造價普遍在2000-3000元之間,筋鬥雲創始人毛乾坤透露,筋鬥雲的成本在3500元左右,預計10個月回本。當然,這也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數據,真實情況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
按照當前市場入局者的做法,用戶使用車輛需要繳納199元到399元不等的押金,收費標準也比共享單車複雜,除了按時間收費,也按里程收費。以7號電單車為例,5公里2元,大於5公里,超出部分每公里加收1元。使用時間超過1小時,加收10元超時費。
有意思的是,做共享電單車的團隊大多來自此前火熱的用車市場。7號電單車的團隊幾乎是天天用車的原班人馬,小蜜電單車的團隊來自寶駕租車,閃騎的創始人之前是愛代駕的聯合創始人。這些人之前所在的領域都受到了滴滴出行的重創,處境堪憂,電動單車成為了他們新的突破點。
7號電單車CMO崔曉琪坦承,做電動單車的確受到了共享單車的影響。他們首次投放車輛已是今年初。而市面上出現的共享電單車品牌,也基本是共享經濟炒熱之後才出現。
沒有前例的政策難題
自行車不存在固定的行業標準,也基本沒有受到監管,但電單車不同,政策甚至可以直接決定入局者的生死。
5 月 22 日,交通部發布了《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指導意見》中,明確表示不鼓勵發展互聯網租賃電動自行車。而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出臺相應指導意見,態度鮮明——“不鼓勵”。
然而對於這份意見的解讀,很多共享電單車的玩家們認為“不鼓勵”並不等於“禁止”,仍希望從中尋求突破。
現行的行業標準沿用了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1999年頒布實施的《電動自行車通用技術條件》,規定電動車需滿足四個條件:車身重量不超過40公斤,速度不超過20千米/小時,輸出功率不高於210W,需要腳踏板。
2009年,政策上出現松動,新的文件把電摩標準都有所放寬,原本將於2010年1月1日實施,但該文件後來被暫緩實施。
如果按照1999年頒布的標準,目前馬路上跑的共享電單車很多已超過了其中的指標。崔曉琪透露,之前在鄭州桂林等地被叫停的電動車都屬於超標車型。7號電單車在今年4月進入北京,之前已有其他的共享電單車品牌存在,但都被北京相關部門叫停。
而在北京出臺指導意見後,7號電單車已暫停了在北京的投放,但其在北京已投放的兩萬多輛,並沒有受到影響,一直處於運營階段。“要分開來看,不太一樣。”7號電單車CMO崔曉琪說,在她看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之所不鼓勵發展共享電動自行車,都是因為投放的車輛不符合標準。
然而,即便符合標準也將遭遇現實難題。
逍遙電車在被西安警方叫停後,創始人王剛找到當地城市執法局,對方讓他去找管委會下屬的一個社會事業辦公室。他得到的反饋是,必須給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問題則在於,電動自行車的牌照只給個人,一個電動車只能對應一個身份證,而且也沒有給企業大規模上牌照的先例。“這就是我們企業遇到的一個最大阻力,”王剛說,他正在跟相關部門反映,希望有一個很好的處理結果。
7號電單車也在南京遇到同樣困境。崔曉琪曾獲得南京車管所明確地反饋,從來沒有為企業大規模上牌的流程,既沒有機制,也沒有相應的人力。
不過,今年3月,南京方面出現松動。7號電單車正式獲得南京市車管所發放的牌照,南京車管所工作人員專門對每一輛電動動車的產品編號、電機編號等進行查驗。
慢熱的市場
拋開政策因素不談,共享電單車的發展本身也受到更多現實條件制約。
與共享單車隨用隨停不同,電單車普遍采用的是有樁模式或者電子圍欄技術,用戶使用之後需要停放在指定地點。7號電單車起初采取隨用隨停做法,考慮到政策風險,後來改成了電子圍欄。
指定地點停放的模式雖然有利於規範管理,卻也限制了電單車的發展。被寵壞了的用戶沒有將車停在指定地點的習慣,已開始有用戶抱怨找不到停車點,或者是停車點太少。而根據7號電單車的規則,用戶未在指定位置還車,將會被罰款,小於1公里加收10元,超出1公里加收100元。小鹿單車也會對未按指定地停放的用戶收取一分鐘3元的費用。這些舉措無疑壓抑了用戶需求。
運營也將是難題。電動單車的重量普遍在三四十公斤,甚至更重,對於搬運維護人員而言,如此重的單車,搬運起來相當麻煩,不太可能像共享單車那般進行大規模調度。同時,電動單車涉及到電力問題,目前大多品牌采用人工換電池做法,靠三輪車定期不斷進行維護,從這一塊來看,電動單車的運維成本也將遠高於自行車。
防盜也任重道遠。共享單車成了國民素質“照妖鏡”,廣泛存在用戶私藏或者破壞車輛的行為,而造價更為高昂的電動單車面臨的防盜形勢將更加嚴峻。不過,據崔曉琪告訴創業家&i黑馬,7號電單車在深圳的丟失率為1%,在北京的丟失率為3%。每輛車和電池都安裝了防盜裝置。
但在這些現實境遇之下,共享單車受到熱捧的同時,電動單車在資本層面卻頗受冷遇。據創業家&i黑馬不完全統計,目前入局共享電動車的玩家近二十家,大部分在二三線城市以及景區、校園等半封閉區域,而而已宣布獲得融資的10個項目,大多也處在天使融資和A輪融資,金額不大,沒有出現共享單車那般的聚集效應。
資本冷靜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政策上的不明朗,多地政府持不鼓勵態度。另一方面,遍地免費共享單車的當下,電動單車有多大的市場空間沒能得到實踐檢驗。相比於共享單車,目前還很少共享電單車品牌進行了規模化投放,這筆賬能否算過來依然是個未知數。
電動單車的造價遠高於自行車,而資本遲遲不動,也使得入局者體量普遍不大。無疑,共享電單車或許會是出行市場的不錯選擇,但限制因素太多,想要像共享單車那般野蠻生長,幾乎沒有可能。
每經影視記者 蓋源源
每經影視編輯 溫夢華
在商業片侵襲的市場,《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兩部作者風格濃厚的文藝片能夠登陸院線,而且《岡仁波齊》還憑借口碑發酵逆襲票房,令人看到文藝片並非一定要打“求排片”的苦情牌才能成功,其背後也透露出影片投資方的眼光和膽識。
為此,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專訪了兩部影片的投資人、北京天空之城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路偉。路偉投資的影片頗有特色,他投資過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創下國產紀錄電影票房紀錄),同時他還是票房最高的國產動畫電影《西遊記之大聖歸來》的出品人。雖然目前紀錄片、動畫片、文藝片在電影投資市場並不討喜,但路偉卻敢出手,而且收益不錯。
▲《皮繩上的魂》主創團隊見面會,路偉(左一)在成都百麗宮宣傳(每經影視攝影)
》》“不看到作品不會去投資”
《岡仁波齊》上映首日排片率只有1.6%,以《變形金剛5》為代表的幾部好萊塢大片正在熱映,占據超過60%的排片,《岡仁波齊》卻以21%的超高上座率高居榜首。
隨著支持這部影片的觀眾和影院越來越多,《岡仁波齊》走出了一條漂亮的票房上升曲線,在國產片整體質量不高的2017上半年影市中憑借口碑突圍。有了《岡仁波齊》的“逆襲”,外界也對它的“姊妹篇”《皮繩上的魂》也充滿期待。今日(8月3日)每經影視記者獲悉 ,《皮繩上的魂》宣布把原定於明天(8月4日)上映的時間改為8月18日,而8月4日也會開啟“全國點映”,觀眾們仍可以在當天率先領略它的風采。
▲改檔海報(片方供圖)
每經影視:《岡仁波齊》的票房表現有沒有超出你的預期?這部影片你的投資比例是多少呢?
路偉:這部影片的投資回報不錯,因為之前沒有一部藝術電影能賣得這麽好,我電影圈的朋友發微信給我說,你又弄了一個現象級的事兒出來。影片成本在1200萬元左右,我們是最後一家投進來的,他們之前拍完後也放著一直沒做,我們算是完成最後一塊拼圖的人。投資方一共四家:和力辰光、樂視影業、尚立文化和我們的馬燈電影,四方的投資比例差不多。
每經影視:《皮繩上的魂》的投資方是什麽情況?
路偉:與《岡仁波齊》是一樣的。
每經影視:《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並不是主流的商業電影,你為何選擇投資?張楊導演笑言提醒過你可能虧本。
路偉:我對類型沒有偏好,只要是好電影就行。雖然《岡仁波齊》是個文藝片,但它的回報率可能比很多商業片還要好,有個電影產業記者告訴我,這個電影可能是今年上半年回報率最高的一個項目了。
每經影視:但現在不少投資人比較迷信流量演員、知名導演、知名公司這樣的搭配,覺得有這些組合就成功了一半。
路偉:我投資影片不會投在劇本階段,至少是在制作過程中,每個公司都有自己投資的風格。現在市場比較亂,爛片太多,知名導演、知名演員、知名公司也不見得能出好作品,只能看準了再投。我投資電影,都要看成片或者半成片,沒看到影片是不會投的。特別是文藝片,更是要看到東西才行,因為文藝片本來就是個作者電影。
▲截至8月3日,《皮繩上的魂》電影收獲票房18.3萬元(貓眼專業版/圖)
》》“投資電影的核心是要懂電影,懂市場和觀眾”
路偉投資的電影類型頗為豐富,既有藝術電影《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也有紀錄電影《喜馬拉雅天梯》。2015年,他擔任出品人的動畫電影《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創下了國產動畫電影最高票房,這部影片也直接推動了熱錢湧入動畫電影行業。
其實,路偉很早就涉足電影投資,15年前他還在中國銀行工作時,就投資了中國首部三維動畫電影《魔比斯環》。
每經影視:你投資的電影,有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也有創下國產動畫電影最高票房的《西遊記之大聖歸來》,今年又是兩部文藝片,目前來看上映的電影市場反響都挺好,但它們都不是市場最多的商業片類型,你對觀察電影作品有何獨到見解?
路偉: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菜,有的人喜歡看明星導演,有的喜歡看大牌出品公司,這是某些投資人的風格,我們只看作品本身,這是我們的核心。對各種類型的電影足夠了解,是做電影投資人必須的功課,否則不知道從哪個角度去看、去分析電影,如果這方面知識沒有,我建議還是別做電影投資。
▲路偉出品的《西遊記之大聖歸來》收獲9.57億元票房(CBO中國票房/圖)
每經影視:文藝片的市場相對小眾,文藝片的排片率相對同期商業片也會低一些,今年你做了兩部文藝片,上映前對其市場前景是否會有擔心?
路偉:沒有擔心,有信心才會去做,我們也不缺項目。我認為把該做的做好,如果都做了,市場沒起來,那是命。我覺得做電影應該有些使命感,有些積極的心態,有點拼命三郎的勁兒。一部電影應該有它要傳達的核心東西,讓電影找到它預設的觀眾,讓觀眾找到他喜歡的電影,如果建立了這種電影與觀眾的聯系,這個電影在市場上是否成功,就要看命了,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電影行業本來風險也很大。
每經影視:你投資電影的理念是什麽?過去你投資過文藝片、紀錄片、動畫片,但可能這些不是投資人最熱衷的電影類型。
路偉:核心是懂電影,其次是懂市場和電影的觀眾。現在的表達方式太多,互聯網、傳統媒體、影院等,如何建立聯系是挺有挑戰的事。
我不認為有大導演、小導演、老導演、新導演之分,主要是看作品。好萊塢有幾位頂尖的導演、制片人,他們是對全球觀眾都很了解的,能做出全球化的產品,中國還沒有。即便是邁克爾·貝,那麽有名的導演,在《變形金剛5》上不是也折了嗎?
》》“我要為資本說句話,資本從來不亂”
過去幾年資本湧入電影行業,助力產業發展,票房數字不斷刷新。然而從去年開始,行業轉入陣痛期,影片產出數量不斷增加,但國產片整體質量下滑,即便是2017上半年票房前列的國產片,口碑基本都不及格。與此同時,資本與電影聯姻,行業出現了不少亂象,比如註水票房,影視公司高估值簽下巨額業績對賭,讓行業呈現浮躁之氣。路偉在2002年就投資過電影,經歷電影行業起伏的周期,他又如何看待資本與電影的合作?
每經影視:您具備金融從業背景,很早涉足投資電影,2015年前後各路資本湧入電影行業,行業顯出浮躁之氣,國產片數量增長,質量反降,行業還出現不少亂象,你覺得資本和電影結合,目前的痛點在哪里?需要如何解決?
路偉:在這里我必須要給資本說句話,資本從來不亂,亂的是電影圈里的人。行業里,決定錢的配置的是制片人和導演,資本在全世界都是最聰明的錢,資本是財務投資人。行業內的一些人利用信息不對稱,賺資本的錢,現在不能把亂象歸結到資本身上。
每經影視:不少影視公司簽下高業績對賭,創作人似乎被資本裹挾,急功近利,現在我們看到市場上不少作品,粗制濫造。
路偉:對賭,不是資本急功近利,而是那些影視公司急功近利,不然為何簽下對賭?全世界的資本只有一個屬性,安全的盈利,資本是不帶性格進入這個行業,而帶著性格的是產業內部的人。根本上來說,是雙方溝通不好,有的人為了拿錢,做出“海闊天空”的承諾,其實很多資本並不是那麽懂這個行業,最後承諾實現不了,投資人也很有壓力。我們應該問問,做電影的初心在哪里。圈內人認為有錢了可以快速出作品,但電影是屬於時間的作品。如果沒有劇本幾十甚至上百稿的碰撞,那麽多鏡頭NG,一個完成度高的電影很難在短時間實現。資本是助力產業,不是資本害了行業,是行業害了資本。
每經影視:《皮繩上的魂》映後見面會,您提到從這部片子可以看到一些知名作品的影子,你一下列舉了多部電影,感覺您和一些投資者不同,您看過很多電影,非常了解電影藝術本身,才能這樣去講述。
路偉:曾經在互聯網圈有句話大概是這麽說的,“在你做的事情上如果有了一萬個小時的積累,你就可能能成功”。電影行業也是這樣,沒有10年的積累很難說自己是專業人才,沒有必要的閱片量可能無法有效的給你做的電影做出定位,無法在電影類型里給出參考坐標。沒有足夠的劇本閱讀量,可能看到的只是個好的文學層面的故事,不一定可以翻譯成畫面故事,電影歸根到底還是用畫面來講故事的。當然,文學故事很重要,但只是一方面。真正經典的電影都是在塑造人物、角色,無論是《教父》《威尼斯商人》《七武士》《霸王別姬》等,塑造的都是人。這些是世界的經典電影,但過去3~5年有這樣經典的電影出來嗎?故事可能大家全忘了,角色也不能留在腦海中。
創作層面需要足夠積累,包括文學故事和電影的閱片量,否則沒法判斷此事,這是基本功。所以我說好多投資人目前還不是太熟悉這個行業,因為他們站的角度不一樣,他們站的是資本立場,不是電影立場,而圈內人是影片立場,又不是資本立場,雙方有矛盾是必然的。一個很好的投資合作,一定是換位思考。你要理解導演、作品,才能翻譯成影院經理、媒體、觀眾記得住的東西,這跟自身積累有關。
投資電影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一部電影需要2~3年積累,有的甚至是10年,比如張楊導演的這兩個作品,準備了10年才熬出來。電影是複雜的多工種集合的綜合藝術作品,對導演、制片人的成熟度要求非常高。
每經影視:好電影需要時間沈澱,但這樣的時間,可能不符合一些資本進出的周期。
路偉:資本和電影公司並非門當戶對,當前一個常規的基金的投資回收期在三年左右,但電影不一定,它們之間不太匹配。我認為,電影公司自身造血能力要夠,資本是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如果把資本當成雪中送炭的功能,90%玩完。電影公司還是應該以自己的項目、團隊、現金流為核心,這樣創業公司和資本雙方都可以很好合作,資本可以幫助做更多、更好的事情。資本是加分項,不是支柱,否則這不是電影公司,是電影金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