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皮書：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藍皮書：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一財網 章軻 2015-05-21 10:28:00

藍皮書認為，京津冀一體化被稱為國家一號工程，依然帶有政府主導型特征，這就要求推進一體化的舉措必須符合區域發展規律，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培育區域“文化認同”，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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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河北經濟已被拖到一個寒冷的“冬天”

藍皮書：河北經濟已被拖到一個寒冷的“冬天”

一財網 章軻 2016-01-22 09:10:00

藍皮書預計，2016年是河北自2012年低谷以來最為“難挨”的一年，預計GDP增速6.5%~7%“低姿態”平穩運行。

藍皮書：亞洲各國去產能去杠桿進程嚴重落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今年亞洲經濟將繼續放緩，內外部風險加大。亞洲新興經濟體去產能、去杠桿的進程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6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的下滑趨勢仍然難以遏制，亞洲經濟面臨的內外部風險會進一步加大，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風險都在上升，其嚴重程度可能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未曾遇到的。”5月4日，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說。

該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6)》。藍皮書稱，依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5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在上年度下滑的基礎上繼續下滑，這已經是自2011年以來下滑的第五個年頭。

研究顯示，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除印度之外，絕大多數國家都處於下降通道;增長率超過6%的國家只有印度、中國、越南與菲律賓。不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速相比，亞洲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地區。

李向陽分析說，2016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的下滑趨勢仍然難以遏制，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風險都在上升。其中，短期風險主要源自三個方面：

全球貿易增速繼續下滑

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對外部市場的依存度歷來很高。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速嚴重偏離了戰後多年來的發展趨勢(全球貿易增速一般是經濟增長率的2~3倍)，致使貿易不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根據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發布的報告，按美元計價，2015年全球商品貿易額下降了13.8%，這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收縮。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貿易量)，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預計為2.6%。

藍皮書說，鑒於新興經濟體增速放慢，全球大國的通貨緊縮趨勢明顯，全球能源資源價格低迷態勢難以扭轉，2016年全球貿易下滑或低速增長趨勢仍將延續。這對於對外經濟依存度高的經濟體沖擊最大，如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

美聯儲加息與債務風險加大

藍皮書介紹，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國家普遍意識到防範金融危機只能靠自己，為此它們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截止到2015年底，亞洲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達到了11萬億美元，相當於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0倍。這也是許多人否認亞洲新興經濟體面臨債務風險的主要依據。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伴隨大規模的經濟刺激，亞洲新興經濟體去產能、去杠桿的進程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這期間，尤其是2010年之後，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亞洲新興經濟體。無論是按照債務的增速，還是按照債務的相對水平，亞洲新興經濟體都是最高的。”藍皮書說。

李向陽說，以私人債務/GDP指標為例，處於前五位的新興經濟體都在亞洲(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韓國、泰國)。如果說國際債務危機的第一階段重點在美國，第二階段重點在歐洲的話，那麽危機的第三階段越來越有可能發生在新興經濟體。

IMF的經濟學家發現，預測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有兩個重要的指標：一是信貸/GDP，二是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如信貸/GDP指標每上升9個百分點。在隨後的三年內，發生主權違約的概率會上升11.5%，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會上升9.4%，發生銀行危機的概率會上升6.4%。

在過去一年中，俄羅斯、巴西等都以債務危機為導火索陷入了經濟衰退。藍皮書說，亞洲新興經濟體是否會尾隨其後取決於經常賬戶順差能否繼續維持，資本賬戶的逆差(資本流出)能否得到遏制，被迫降息是否會刺激國內資產價格的泡沫風險等等。

研究發現，盡管亞洲新興經濟體這一輪債務繁榮以企業債為核心，以本幣為主體，但美聯儲加息趨勢對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許多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風險指標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經濟增長的“蹺蹺板”效應

藍皮書說，伴隨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有可能陷入“蹺蹺板”狀態。這種現象在2015年已經成為現實。

2015年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總體增長率從2014年的1.4%上升到1.9%(預期數)，但這既沒有拉動全球貿易的增長，也沒有成為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引擎。相反，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增速放慢的趨勢。李向陽認為，這種“蹺蹺板”效應的背後，一方面可能是全球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另一方面可能是持續二十余年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正在發生逆轉。

藍皮書認為，“亞洲經濟的未來取決於經濟改革的步伐”。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在亞洲，各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差異很大。多數國家的改革是以政府的更叠為契機的，但也並非所有的政府更叠都能帶來預期的改革目標，比如在2015年完成大選的斯里蘭卡、緬甸究竟能否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從亞洲國家面臨的內外部挑戰來看，多數國家的改革並沒有觸及原有的發展模式，因而對這些改革的最終效果進行評估還為時過早。

藍皮書：有些文學作品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藍皮書課題組11日發布的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稱，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文學藍皮書：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藍皮書說，當前寫作的分化，傳播的變化，閱讀的泛化，批評的弱化，給進入新世紀十五年的當代文學，增添了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挑戰。

藍皮書分析，各種沖擊與挑戰給當下文壇帶來的問題與難點，主要是四個方面：

寫作的分化

“文學寫作日趨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藍皮書說，這種分化從大的方面看，有靠近嚴肅文學的，有偏於通俗文學的。深入底里去看，嚴肅文學中又有為人生的，為人民的，為個人的，還有為藝術，為評獎的;為評獎的寫作中，還分別有為“茅獎”的，為“諾獎”的。而以網絡文學為主的通俗文學寫作中，有為興趣的，為娛樂的，為出名的，為掙錢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藍皮書說，作為一種個人化的精神勞作，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卻是大可予以追問的。如果寫作只是個人宣泄，只是文字遊戲，沒有更高的目標，缺少藝術的品質，不考慮讀者的觀感和社會的效益，這樣的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是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文學與藝術創作中之所以經常會出現一些庸俗現象與低俗亂象，蓋因一些寫作者秉持的理念只有基本的下限，不求較高的上限。”藍皮書說，文學寫作作為一種精神勞動，文學作品作為一種藝術成果，怎樣在追求個人性中兼顧公眾性，在信守自主性中兼顧社會性，在適從市場性中兼顧藝術性，在圖求藝術性中兼顧思想性，需要寫作者不斷檢省自己和校正路向，也需要文學從業者和關系人理清自己的思想觀念，樹立正確的判斷尺度與健康的欣賞趣味。

傳播的變化

藍皮書說，文學傳播較之過去，既在紙質化的方式上新增了電子化的傳播方式，同時也借用和借重其他方式，使文學傳播進而趨於多樣化了。

傳播的變化帶來的，不只是在紙質形式之外又有了電子形式，它還打破了傳統閱讀的靜態方式，超越了紙質作品的背靠背的閱讀方式。它的動態型閱讀，尤其是跟著作者跟貼閱讀的方式，使電子形式的傳播充滿了一種讀寫之間的密切互動，作者留意讀者的跟帖，讀者介入作者的更貼，這使傳統的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變為了偶像與粉絲的特殊關系。這種讀寫互動的共同體，也構成了網絡文學不同於傳統文學的最大特征。

文學傳播中的另一個新的現象，是影視改編作品對於小說原作的大眾化推廣。許多傳布於網絡之際的類型小說，通常先改編成影視作品，經由高水平的技術制作與藝術演繹賺取較高的收視率之後，再予出版紙質作品，進而占領出版市場，贏得更多讀者。前幾年的《後宮甄嬛傳》，《步步驚心》，近期的《瑯琊榜》、《花千骨》等，都是極為成功的典型例證。這種運作方式的叠獲成功，已使網絡小說作者把改編影視作品看成最為重要的傳播方式，而網絡小說也由此成為影視作品改編的主要來源。

閱讀的俗化

藍皮書說，現在的閱讀越來越趨於通俗，乃至低俗，是顯而易見的。

2013年間，廣西師大出版社作了一個“死活讀不下去的書”的網絡調查，數千名網友參與投票，把諸如《紅樓夢》、《百年孤獨》等已有定評的中外文學名著一概投了進去，而且還位列前茅。

藍皮書說，這里蘊含的問題，既有現在的一些文學讀者在觀念上疏遠經典的問題，也有一些青年讀者用電子閱讀的方式對待經典的閱讀錯位問題。

另一個實例是，2015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所作的學生借閱文學圖書排行榜上，兩所大學都是《盜墓筆記》排第一。即便《盜墓筆記》屬於網絡小說中的力作，但仍屬於通俗性的類型文學，那麽多的名校大學生競相閱讀，不免令人為之驚愕。現在的大學生，應屬“90後”一代中精英，而他們在文學閱讀上的取向與口味，無疑偏向了通俗。精英閱讀尚且如此，其他人的閱讀可想而知，這確實讓人很不樂觀。

批評的弱化

藍皮書說，當下的文學批評，無論是與批評的過去時期相比，還是與創作的現狀相比，都明顯地趨於弱化了。這既跟文學批評的自身更新求變不夠，未能與時俱進有關，更跟文學創作的發展日益泛化，新的文藝形態層出不窮有關。

“可以說，現在的情形大致是，相對滯後的批評，面對不斷更新的創作，相對萎縮的批評，面對一個不斷放大的文壇。”藍皮書說，就批評本身而言，如何在共識減少的情況下重建基本共識，在多元多樣的狀態下彰顯核心價值，在文學的認知與批評的尺度上求同存異，形成合力，已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藍皮書認為，更為嚴峻的問題，可能還是對於以網絡小說為龍頭的新媒體文學，現有的文學批評，介入的力量既很顯薄弱，又很不內在，基本上難以起到以有力的批評影響創作、生產和傳播的實有功效。這既跟現在的批評隊伍年齡結構偏大、知識構成偏老有關，又跟具有新的理論知識和文化視野的新型人才相對缺乏，理論與批評的後備力量都明顯不足有關。

“而這樣一些涉及全局和代際的問題，顯然是批評自身所難以解決的，需要有關領導部門進行全面布局和總體部署。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而它的解決，既關乎文學批評的重振雄風，也關乎整體文學的協調發展。”藍皮書說。

藍皮書：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杭州最強，重慶最弱

城市政府能力藍皮書課題組20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在城市公共服務能力總體排名中，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三，長春、成都、重慶位居末尾。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城市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城市政府能力藍皮書(2016)》。

藍皮書稱，對城市政府能力的排名分析。東部城市排名靠前，經濟發達城市排名靠前。城市政府能力的客觀評價與主觀評價依然存在偏差。市民需求導向的城市政府能力依然薄弱。

研究發現，華東地區城市政府需求識別能力保持較高水平;但整體來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識別還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應性不足的問題。

杭州南京北京城市政府能力強

據課題組介紹，基於2014-2015年的調查評估結果，課題組列出了19個副省級以上城市的政府能力的總排名以及需求識別能力、服務供給能力和學習成長能力三大維度的排名。

城市政府能力總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杭州、南京、北京、廣州、深圳、大連、青島、上海、武漢、沈陽、濟南、廈門、寧波、西安、哈爾濱、天津、長春、成都、重慶。

此外，19個城市的需求識別能力、服務供給能力和學習成長能力三大維度排名如下：

19個城市政府需求識別能力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廣州、北京、沈陽、杭州、南京、深圳、濟南、寧波、大連、青島、廈門、西安、長春、武漢、哈爾濱、天津、上海、成都、重慶。

19個城市服務供給能力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杭州、南京、武漢、北京、大連、青島、上海、深圳、濟南、廈門、廣州、哈爾濱、寧波、天津、西安、沈陽、成都、長春、重慶。

19個城市政府持續發展能力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杭州、上海、西安、深圳、廣州、大連、沈陽、青島、重慶、天津、南京、北京、長春、哈爾濱、濟南、廈門、成都、寧波、武漢。

從地域分布來看，東部城市排名較為靠前。杭州、南京、北京、廣州、深圳排名前五。從行政區劃來看，四個直轄市的表現差距較大。北京、廣州躋身前五，上海位居第八，而重慶居末位。此外，從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人均GDP與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有較強的相關關系。

一些城市政府漠視與市民溝通

“許多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的客觀評價和主觀評價之間並不一致。許多在客觀指標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其主觀評價較低。”藍皮書稱，如武漢、深圳、上海這3個城市在客觀指標的表現上十分出色，但其主觀評價分別為第16名、第15名和第11名，這些都極大地導致了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之間的弱相關性。

課題組認為，這說明：一方面，實力雄厚的公共服務供給並不必然帶來同等程度的正面反饋，即市民對服務供給並不“領情”，或者，這些供給並沒有使得市民感受到公共服務供給帶來的滿足感，因此，生活在該城市當中的市民對高投入的服務供給評價較低。

另一方面，在一些客觀指標落後、主觀評價卻較高的城市，如廈門、青島、寧波、成都等，這些城市考慮到服務投入的物有所值原則，即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所在，準確投放供給資源。

“城市政府應該是一個市民需求導向的政府，城市政府應具備與市民溝通的誠意、方法和能力。”藍皮書說，許多城市政府的問題仍在於缺乏與市民溝通。

研究發現，在服務供給能力方面，許多城市政府的服務供給是單一向度，自上而下，而非在與市民互動基礎上的供給;在需求識別上方面，許多城市政府仍然缺乏與市民溝通的多元渠道;在學習成長能力方面，許多城市政府並沒有進行提升識別需求和服務供給能力的訓練和學習。

藍皮書說，許多城市政府依然沒有重視市民的來訪意願，如在調研期間，向19個城市的市政府辦公室郵寄問卷，請求填寫政府部門問卷，但最終只有杭州、青島和天津三個城市有反饋。

“這些細節都顯示出許多城市政府在市民的需求溝通上，仍呈現漠視態度和信息封閉。從市民的視角來看，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依然薄弱。”

在“中國城市政府需求識別能力總體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南京、杭州、寧波、青島均來自華東地區。課題組稱，這說明華東地區政府比其他城市政府更加註重市民需求的識別，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更加多元化和及時。

但課題組同時表示，從整體來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識別還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應性不足的問題。

建造一個“可以對話的城市”

研究發現，我國城市政府的學習成長能力普遍存在政策執行持續性差、決策改進的主動性不夠、學習培訓激勵不足的問題。

藍皮書介紹，在行政能力方面，各城市官方網站公布的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信息涉及的方面很多，大致包括安全類如學校安全、建築消防、食品安全等;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類;工商類如登記註冊、合同守信、質量監督、惠企政策等;環境類如治汙保潔、衛生治理、垃圾處理、綠化建設等;城市規劃類房屋征收、整治、設施建設、公交項目;緊急事件處置評估;行政服務類包括簡化行政審批和公開政府數據等。

“雖然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方面較為全面，但公共服務的力度和服務深度還是欠缺的，政策執行的連續性也比較差。”藍皮書說。

研究發現，政務新媒體平臺運營的重視程度、資金持續投入及民意反饋的重視和改進還不夠好。在政策執行法制情況和公民對政府政策改進的評價方面也比較落後，說明政府在政策執行中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較低、嚴格依照法律方面的政策制度進行政策執行的程序化規範化水平比較低、切實進行政策改進的精神動力與執行力都比較差。

在學習提升方面，多數城市表現平平，反映出政府在進行人員定期培訓，逐漸強化和完善業務能力方面的激勵不足，沒有將日常的績效考核與培訓相互補充，形成考核、認識到不足、培訓、工作習慣中貫徹這樣的良性的循環。

藍皮書認為，應實現從“在城市的”治理到“屬於城市的”治理的轉型，構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即“讓城市回歸社會”，“讓治理回歸權利”。建立基於個體體驗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設計，建立面向弱者的城市規劃，並建造一個“可以對話的城市”。

需要構建一種“讓城市回歸社會”的新治理模式。攝影/章軻

藍皮書：政府過度幹預市場與社會行為仍存在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改革藍皮書”課題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雖然中央政府已啟動了七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政府與公務人員過度幹預市場與社會的行為仍然存在。

5月16日，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行政改革藍皮書：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報告No.5(2016)》。藍皮書稱，目前，各種行政審批涉及面廣，權力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部門之間重複審批、多頭管理、相互牽絆的現象仍然嚴重，民眾辦事難卻不得不辦，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就利用手中的行政審批權力進行尋租、設租、創租、抽租等錢權交易。

課題組表示，簡政放權的目標並不是簡單地放權、簡單地放利，也更不是對市場與社會不管不顧，而是要分辨清楚哪些“權+利”應該放、哪些“權+利”應該管，真正做到“放管結合”，不僅為市場松綁，還要為社會松綁，實際上也為政府減了負，輕裝上陣的政府組織才能更好地承擔其公共職能，在全國實現“大道至簡，政府有管理權但不能任性越權、市場有富貴錢但不走邪路歧途、社會有個性欲但不可恣意妄為”的治理目標。

就社會廣泛關註的簡政放權中“放管結合”的問題，藍皮書回應了三個方面的社會關切：

何謂“放”與放“什麽”?

藍皮書說，簡政放權中的“放”就是政府要通過下放與取消一系列行政審批事項、建立與完善各級政府面對市場、社會的“權力、責任、負面”三單建設，讓各級政府真正做到公開透明地提供行政服務，讓市場能夠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轉、在資源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讓社會能夠按照群體與個體互動的規律活動、具有縱向橫向自由流動的可能性與開放度，並讓政府全面接受市場、社會的監督，以“放權”實現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減少直至消除尋租的可能。

具體要“放”的是——將政府原先越俎代庖、直接參與市場活動、抑制社會活力的行為放棄，將以“審批權”為具體形式的，對於市場、社會管得過多、管得過細的制約放開，將所有能夠促進市場自由運行、社會自主管理的權力下放，通過與市場、社會的協商，找到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能集合，確立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分工邊界，明確政府的行為空間、行為方式、行為範疇，扮好“主導者+設計師”的角色，而不是去搶市場與社會的戲份。

何謂“管”與管“什麽”?

藍皮書說，簡政放權中的“管”就是政府要通過公共行政服務與民眾行動指導，加強對市場與社會中各種行為的規範與監督，以防止損害公共利益與他人利益的事情發生，從而保障促進市場與社會健康運行的內在活力與發展動力，也就是在放松事前“審批權”的同時，要註重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權”。只有更有效的“管”，才能促進更積極的“放”。

課題組表示，先前只重審批，忽視了事中事後的監管，各種違背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違背社會道德的人際行為悄然滋生，導致目前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生產安全、人居安全等方方面面的突發事件頻發，影響惡劣。而政府簡政放權的核心目標是要營造一個健康活躍有序的市場環境與公平正義安全的社會環境，所以“管好”、“管對”與“及時管”是放管結合中“管”的核心內涵，政府要扮好“服務員+督導員”的角色，而不是做個四處奔波、忙於救火“消防員”。

具體要“管”的是什麽?藍皮書說，“市場”不願意管的事項，如提供“公共服務”、改善“公共福利”、建設“公共設施”、執行“公共制度”、保障“公平正義”、維護“公共安全”等，因為追逐利潤、追求效率是市場的天性，它對成本高且微利或無利的“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沒有興趣的。

“社會”做不了的事項，如治理資源的調配、緊急事件中的動員、複雜行動的協同、公益資金的管理等;社會由一個個單獨的人組成，家庭是基本單元，城鄉社區自治有助於滿足日常情境下的各種個性化需求，但不能勝任突發情境與特殊任務下的大規模的人員組織、資源調配與行為疏導。

市場與社會中的非法行為與投機行為，如不法經營、偽劣產品與各種犯罪等。

“怎麽放”與“怎樣管”?

藍皮書說，高質量的簡政放權需要做到“放管結合”，齊頭並進。唯有放管並重，才能做到“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把該放的權力放掉”。在“放”的同時，要明確事中事後監管職責，避免出現權力真空或監管空白。

課題組表示，“放”——要從行政權與審批權放起;“管”——要從市場與社會對公共行政服務的需求調查做起。

藍皮書說，此次簡政放權變革剛拉開了新的行政體制改革序幕，以三單建設為最新標誌，將逐步引領中國進入政府-市場-社會三元主體協商治理、互動共贏的良好格局之中。

課題組表示，“放”與“管”的具體內容、實現形式、執行方法、法律依據等，都會在三元主體的互動協商中，按照時間序列而不斷細化，先形成一市、一省的三單目錄，再組合形成中央層面、面向全國的三單目錄，“放”與“管”將密切結合、協調步驟、統一行動，目前各省各市“進度不一、內容不同、數量差異”的紛繁情況將不再出現。

慈善藍皮書：彩票公益金存在跑冒滴漏和濫用狀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中國慈善發展報告”課題組27日稱，彩票公益金在籌集比例、分配使用領域、監督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存在問題。

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在京發布《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6)》。藍皮書稱，近年來我國彩票發行規模不斷擴大，彩票公益金的規模也隨之擴大，但日益暴露出一些問題。

在2015年的彩票審計風暴中，涉及違法違規問題金額169.32億元，占抽查資金總額的25.73%。其中涉及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854個，占抽查項目數的17.2%。

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

調查發現，近年來“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規範彩票管理的通知》要求，從2002年1月1日起，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於35%。但國務院規定的這個比例底線一直不斷被突破。

數據顯示，2012年，彩票公益金占彩票發行銷售總數的比例僅為28.8%，2015年，這個比例繼續下滑到26.6%。不同的彩票種類和遊戲品種，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差別很大：以雙色球、超級大樂透、3D、排列三等為主的樂透數字型彩票，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基本穩定在35%;即開型彩票及視頻型彩票，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多為20%;以足球彩票為主的競猜型彩票，提取比例只達到18%。

針對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出現萎縮的狀況，2015年，財政部《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彩票資金構成比例政策管理的通知》明確對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做出調整，要求嚴格限定彩票獎金比例、合理控制彩票發行費比例、切實保障彩票公益金比例，新開設的任何彩票遊戲品種，彩票公益金的比例最低都不得低於20%。已上市銷售的彩票品種中，競猜型彩票遊戲公益金比例低於20%的，要通過降低發行費比例的方式上調相應彩票遊戲的公益金比例。

藍皮書說，“這個通知基本遷就了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的現實。但盡管如此，這個通知能否具備足夠的權威和效力，能否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還需要走著瞧。”

課題組表示，彩票發行銷售2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在彩票資金中，最容易受擠占的不是彩票獎金，也不是彩票發行費，而是彩票公益金。這是因為，在彩票資金構成中，彩票獎金是硬指標，返獎比例低會直接影響彩票的遊戲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力，也間接影響彩民的權益，因此彩票獎金比例多年來一直呈上行趨勢，甚至出現通過獎池和促銷措施，非理性拔高獎金的不正當競爭。而彩票發行費直接涉及彩票機構和彩票代銷者的利益和工作驅動力，在目前彩票發行體制下，削減發行費的難度也很大。

藍皮書說，盡管在2001年國務院就明確提出了“今後隨彩票發行規模的擴大和品種增加，進一步適當調整彩票發行資金構成比例，降低發行費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原則，《彩票管理條例》也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做出了同樣的原則要求，但這些要求不但沒有得到嚴肅落實，反而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這種隨著彩票發行量規模不斷擴大而彩票公益金比例卻不斷式微的現象，是否符合彩票發展規律不可妄言，但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卻是鐵的事實，必須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重視。”藍皮書說。

彩票公益金使用結構不盡合理

根據《彩票管理條例》和國務院批準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按照中央和地方各50%的比例進行分配。該資金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辦法納入預算，不用於平衡財政一般預算，並且專項用於社會福利、體育等社會公益事業。

其中，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的60%要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30%要用於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其他的部分要由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按照各5%的比例用於社會福利和體育事業。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占全部公益金的50%，規定由省級財政部門商民政、體育等有關部門研究確定分配原則。

課題組介紹，近年來，中央本級公益金被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比例不斷攀升。2015年中央本級彩票公益金支出總額的361.97億元中，有327.34億元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占比超過90%。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它由四個部分組成：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國務院批準的其他籌集資金的方式。該基金規定專門用於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該基金自2000年設立以來，累計基金規模已超過1.5萬億元。其中，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部分，主要是通過彩票公益金來安排。

對此，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中央財政的這一做法不符合《彩票管理條例》關於彩票公益金“不用於平衡財政一般預算”的禁止性規定。而且，貢獻了社會公益金的廣大彩民，有多少比例屬於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未來的受益群體，缺乏科學的匡算。如此大規模地將彩票公益金補充社保基金，其合法性、科學性、合理性和公信力，均有待進一步研究論證。

藍皮書稱，據“2016年中央本級政府性基金支出預算”，中央本級的彩票公益金的支出預算，除了要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之外，還應該用於社會福利、體育事業、教育事業、紅十字事業、殘疾人事業、城鄉醫療救助、文化事業、法律援助以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

課題組表示，對於地方保留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情況，目前還缺乏完整的統計。根據審計署2015年公布的《彩票資金審計結果》，2012年以來，被抽查審計的18個省共安排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14.28萬，支出896.44億元。其中，社會福利事業396.69億元，占比41.2%;體育事業296.85億元，占比33.1%;教育事業61.7億元，占比6.88%;殘疾人事業29.78億元，占比3.32%;城市醫療救助21.58億元，占比2.41%;農村醫療救助17.4億元，占比1.94%;扶貧16.78億元，占比1.87%;文化事業6.75億元，占比0.75%。

此外，還有法律援助0.81億元，紅十字事業0.6億元，其他公益性事業等47.5億元。在地方，彩票公益金適用領域和分配比例，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課題組表示，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彩票發行規模的擴大，問題彩民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開始發酵，但是，彩票公益金未能為解決這樣的明顯的社會問題貢獻合理而負責任的投入。

彩票公益金使用績效難驗

課題組表示，從歷年來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況看，能夠有資格使用彩票公益金的主體，主要是社保基金以及民政、體育、教育、文化、扶貧、衛生、團中央等政府部門以及官辦的群團組織。這些組織一方面具有堅實的財政預算或者募捐資金，同時又可以獲得巨額的彩票公益金。與此對照，嚴重缺乏項目資金的民間慈善組織幾乎沒有獲得彩票公益金的渠道和機會。

“如此數量巨大的彩票公益金，在沒有競爭機制的條件下，通過行政體制下撥使用，社會效果無從考評。”藍皮書說，《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雖然對省級以上民政、體育行政等彩票公益金使用部門、單位，建立績效評價制度，將彩票公益金支出的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安排預算的依據，但是，這種自我考評的機制很難科學客觀地衡量資金的使用績效和效率。

對於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監管，《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第十七條有明文規定，即省級以上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部門、單位，須在每年3月底之前向同級財政部門報送上年度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況。包括項目如何組織實施;資金使用和結余的情況;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等。

“應該說，沒有建立起對於單項彩票公益金使用的專項審計機制，以及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只是規定公益金使用單位每年要向財政部提出使用情況報告，這是很難保證彩票公益金不出現跑冒滴漏甚至濫用狀況，能夠用於所承諾的社會公益事業的。”藍皮書說，尤其是隨著彩票公益金規模還在不斷擴大，其使用監管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

課題組介紹，目前，使用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要由申請使用的部門、單位先向財政部提交項目申報材料，再由財政部提出審核意見後，報國務院審批。而對於使用領域和範圍，事先並沒有規劃，審批也缺乏基本的標準和公開透明的審核機制。

在2015年的彩票審計風暴中，涉及違法違規問題金額169.32億元，占抽查資金總額的25.73%。其中涉及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854個，占抽查項目數的17.2%。

藍皮書：安徽省農村“空心化”現象愈發嚴重

人口空心化、服務空心化、民主空心化、心理空心化，25日發布的《安徽藍皮書：安徽社會發展報告(2016)》認為，安徽省城鄉發展差距明顯，農村空心化亟須治理。

安徽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該藍皮書。藍皮書稱，當前，安徽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經濟下行形勢嚴峻，文化建設尚有差距，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社會矛盾糾紛頻出，就業、養老壓力加大，對外開放水平較低等。

藍皮書稱，受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體制影響，安徽省城市和農村發展差距非常明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3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21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近2.5倍。2014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6107元，農村僅為7981元，差距仍然十分明顯。

安徽藍皮書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安徽在教育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社會保障、人居環境等方面，雖然近年來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不斷實施，但是城鄉差距仍然非常明顯。

教育方面，農村學校基礎設施落後、教師流失、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等限制了農村教育的發展，造成城鄉教育的差距;醫療方面，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二元分化，農村醫療衛生人力資源缺乏、鄉村醫生待遇差等問題仍然存在，是造成城鄉醫療差距的主要原因;城鄉人居環境方面，部分農村地區白色垃圾泛濫、村莊綠化缺失、生活汙水橫流，居住環境不容樂觀。

藍皮書介紹，2015年底，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5%。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2014年全省外出農民工總量超過1800萬人，跨省外出務工現象也很突出。“六普”數據顯示，安徽省戶籍人口為6862.0萬人，全省常住人口為5950.1萬人，凈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數為911.9萬。

“安徽省農村‘空心化’現象愈發嚴重。”藍皮書說，農村空心化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主要體現為：一是人口空心化，大量有知識、懂技術的農業勞動力流失，造成農業發展“後繼無人”;二是服務空心化，農村留守群體的社會救助缺失，留守老人養老、醫療和留守兒童情感、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突出;三是民主空心化，農村空心化造成村民自治虛弱，村民選舉參與度低，農村幹部素質降低;四是心理空心化，家庭親情紐帶斷裂。

藍皮書說，此外，農村空心化還加劇了農村治安環境差、農村文化衰敗等問題。農村成為社會問題的高發地區，農村空心化亟須治理。

課題組建議，加強社區自治建設，完善社區的公共服務職能。要減少社區的行政化色彩，建立社區公共事務的準入制度，減少社區臺賬，壓縮各種評比、考核。社區應該著手改善如養老、救濟、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改進居民的社區參與方式。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培養起居民的社區主人翁意識，建立居民社區參與的激勵機制。特別是激勵促進外來人口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同時，推進社區文化建設和組織建設。建立社區社會組織，推動社區居民互助、社區誌願者和社區公益活動發展等，重建熟人社會的互幫互助傳統。推進社區物業管理。探索建立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的三方聯席會議機制，明確分工，各司其職。

藍皮書：北京城遊蕩著大量“半城鎮化的人”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

藍皮書：低失業低通脹低增長將成日本經濟常態

日本藍皮書課題組31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總體看，低失業、低通脹、低增長將成為今後日本經濟的常態。

中華日本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日本藍皮書：日本研究報告(2016)》。

藍皮書稱，在全球經濟相互交融的形勢下，外部環境對各國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目前，全球經濟形勢是金融危機以來最為複雜嚴峻的，IMF在2015年度四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率，從年初的預測3.8%下調到3.1%。今後仍存在一些風險。

藍皮書分析說，美國經濟複蘇勢頭相對穩定，但其進一步加息的頻率、幅度會對一些經濟體產生沖擊，給日本經濟帶來不確定性;歐洲經濟複蘇依然脆弱;中國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普遍放緩;地緣政治風險會導致大宗商品及全球資本市場震蕩調整，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也弱化了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研究室主任徐梅介紹，2015年，日本經濟增長低於預期，質疑“安倍經濟學”的聲音日漸高漲。在這種情況下，9月19日，安倍內閣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隨後又推出“安倍經濟學”的“新三支箭”，即優先發展經濟、支援育兒、完善社會保障，凸顯了日本嚴峻的人口少子老齡化形勢。

進入2015年，日本政府對經濟形勢的總體評估一直維持“緩慢複蘇基調”，但實際情況並不理想。日本銀行在10月31日公布的“經濟物價形勢展望”報告中，預估2015年度日本經濟增長率為1.2%。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全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從上一年的0.8%下調至0.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預估值也低於1%。 而日本內閣府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1.1%(換算為年率增長4.6%)，第二季度因民間消費、企業設備投資和出口下滑，經濟增長率為負0.4%，第三季度轉為正增長0.3%，之後第四季度再次陷入負增長，全年經濟增長率為0.4%。

“日本經濟增長低於預期，主要是由民間消費依然疲弱、投資不振、新興市場增速放緩等原因所致。”徐梅說，盡管安倍內閣提出“一億總活躍”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但仍難消除民眾對日本政治、安全和社會經濟的不安心理。

藍皮書表示，展望2016年，日本將會繼續推動國內結構改革，如將法人稅實際稅率從32.11%下調至29.97%(2018年度進一步下調到29.74%)，這有利於降低企業成本，增加投資機會，促進工礦業生產。出口的外部環境將有所改善，世界經濟增速會略好於2015年。

藍皮書說，另外，日本政府一再呼籲企業提高工資水平，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同時，就業狀況繼續向好，能源價格下跌給國內居民帶來實際收入增加的效果。2017年4月安倍內閣是否如期提高消費稅稅率，將對2016、2017年度日本經濟產生直接而不同的影響。總體看，低失業、低通脹、低增長將成為今後日本經濟的常態。

徐梅認為，日本欲要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今後日本政府不僅需要真正致力於優先發展經濟、適時適度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增加國民收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也需要切實開放國內勞動力市場、推進財政重建、改善與鄰國的關系，並靈活應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