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力獨一無二。當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時候,消費者成為了贏家,制造商們則而更希望見到價格上漲。牛熊市的轉換伴隨著權利和經濟強弱的交替,如今,這一重要的轉折點可能已經到來。
代表商品價格基準的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本周跌至5年新低,許多商品出現了大幅下挫。無論是原油、谷物、鐵礦石、煤炭還是棉花都難以獨善其身。產能增長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兩大因素導致市場出現了明顯的供大於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今年年末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將比年初下跌8.3%。而根據IMF最新的研究報告,原油價格每下跌20美元/桶就可能對全球經濟GDP造成0.5%的影響。
Capital Economics經濟學家Andrew Kenningham表示,油價出現20美元/桶的波動將造成6400億美元的財富轉移,接近全球GDP的1%。由於消費者通常只會將一半的降價紅利重新投入到消費中,因此凈影響可能是全球GDP的0.5%。
當然,除了原油之外的其他品種下跌會放大這種影響力,消費者受益會更大,而制造商們則會損失更大。2011年的時候,大宗商品正處於價格高位,IMF曾經預期巴西在2014年的GDP增長可以達到4%。而隨著商品價格的重挫,巴西經濟已經陷入停滯狀態。俄羅斯也在油價下跌的影響下苦不堪言。
國與國之間的贏家和輸家涇渭分明,2011年食品價格的暴漲令巴西農民歡呼雀躍,周邊國家的窮人卻因此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同一國家內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油價下跌對於航空公司肯定是利好,而石油開采公司則必然蒙受損失。
不過在大宗商品的影響力上,匯率因素也不能忽視。亞洲國家貨幣今年大多對美元保持跌勢,這意味著這些國家在享受油價下跌的福利上會大幅縮水。高盛大宗商品研究負責人Jeff Currie認為油價大跌對於美國消費者而言利好最多。
作為主要的進口國和消費國,歐元區在油價下跌因素上則是有喜有憂。低油價可能會促進消費,但是同時又會導致該地區通脹率保持低位。如何保持相對的平衡,對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來說都是一個難題。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其他商品之上。和中國密切相關的銅價今年跌勢明顯,但是中國的國家電網卻因此收益。鐵礦石價格低迷導致大量中國礦企被迫關門大吉,與此同時,備受壓力的鋼鐵企業卻可以獲得更為廉價的原材料。
投行高盛認為,大宗商品開始長線走弱,新興市場貨幣將因此出現重大洗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將使得收入從大宗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大宗商品進口國、大宗商品生產國之間也將發生相對的財富轉移,從而影響各國的貿易條件。根據高盛分析師的估算,貿易條件受負面影響最大的將是智利比索、挪威克朗、巴西雷亞爾和澳元,韓元和人民幣則將受到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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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法國巴黎銀行罰得底朝天之後,美國又將矛頭指向了英國人。
據路透,美國政府正在對英國的標準渣打銀行進行調查,因為該行涉嫌通過迪拜的一家公司為伊朗轉移資金。
消息人士稱,該案的線索來自於此前對法國巴黎銀行違反制裁規定的獨立調查。
今年6月,美國對法國最大的巴黎銀行處以89億美元的天價罰款,稱該行為蘇丹、伊朗等被美國列入制裁黑名單的國家轉移了數十億美金。
在法國巴黎銀行一案中,美國調查人員發現巴黎銀行與迪拜的一家公司存在業務聯系,而該公司背後由伊朗運作。調查人員還發現,標準渣打銀行與該公司存在賬目往來。
《紐約時報》周三也曾報道,渣打銀行可能因為違反制裁規定正遭到美國當局調查,不過沒有透露具體細節。
美國政府認為,盡管渣打銀行早在調查前一年就已經關閉了與迪拜這家公司的賬戶,但該行仍應該將賬戶內容公開。
考慮到此前開給法國人的天價罰單,渣打銀行的違規事實一旦被證實,那麽該行很有可能收到一張同樣天價的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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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向中國推介環境技術一直在進行,但最近的趨勢無疑大大加強,主要原因是中國環境技術升級的需求開始真正釋放。 (何籽/圖)
中國環境管理從“表演型”到“結果型”——只考核“天藍水綠”的轉變,讓國內企業的商業導向發生根本變化,極大促進了全社會環境技術升級需求的爆發。
“到中國去”的企業主充滿疑慮:自己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扛著樣品,坐一天飛機,簽了合同,被灌醉在異國他鄉之後,環境技術的知識產權問題為什麽還是不能解決?
“請大家閉上眼睛,深深地吸氣,想象此刻你正在芬蘭的原始森林中,呼吸清新的空氣……”2014年11月5日,第一屆國際清潔技術轉移和投融資峰會,芬蘭空氣凈化器公司斯麥爾特(Air0)首席執行官Valle Kulmala演講前這樣對臺下各國專家說:你見過實木做的空氣凈化器嗎?
10個月前,Valle Kulmala與技術團隊創立了公司斯麥爾特,以芬蘭森林為賣點,目標市場針對中國。“我們是為中國空氣汙染而成立的,目前傳統低質量的凈化器對PM2.5的凈化效率實際不足90%(盡管普遍宣稱為99%以上),這並不能真正保護健康。”Kulmala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芬蘭技術加上中國市場,是他決定跳進看上去已經一片“紅海”的中國空氣凈化市場的原因。
和Kulmala一起組團來中國“路演”的還有十幾家芬蘭環境技術企業,他們有的擁有可以刷信用卡和設置密碼的垃圾桶,這在歐洲主要用於支付垃圾處理費和防止他人亂放垃圾到你的桶里;還有的專門“販賣”二氧化碳,用於替代水以清潔硬盤、芯片等電子設備,他們發現這項技術還可以用於清洗中國西部幹旱地區的太陽能電站……從芬蘭出發前,他們接受了如何與中國同行和資本打交道的培訓。
最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環境技術“路演團”絡繹不絕,一位從事國際環境技術轉移的專家甚至說,這些人“不是在中國,就是在來中國的路上”。“各國向中國推介環境技術一直在進行,但是最近的趨勢無疑大大加強,可以說非常迫切。”中科院北京國際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劉慶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剛到荷蘭不久的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科技處參贊張新民也發現,在荷蘭,除了傳統的乳業之外,荷蘭跟中國合作意願最強烈的領域之一就是環境技術。“不僅是政府、協會和企業,很多個人創業者也瞄準了中-荷環境技術轉移。”張新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過去我們的項目夥伴多是500強企業,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小型企業加入,已經上升到近50%,為什麽?因為美國中小型企業的立身之本就是技術,這些技術企業在尋求中國合作上非常活躍。”由中美兩國首腦唯一認可的兩國能源企業界項目合作機構,中美能源合作項目合作委員會主任徐海洪說,智能電網、綠色建築、煤炭清潔生產和頁巖氣等技術是美國的強項,其他領域諸如固廢處理、水處理、可再生能源等技術,美國和歐洲的公司亦有很多優勢。
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國國際環境技術轉移的情況卻並不樂觀。
一般,國際技術轉移主要指技術通過商業或非商業途徑,從一國(地區)到另一國(地區)的轉移活動,其仍然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技術進步的主要渠道。
從技術轉移的方式上來看,主要分為商業和非商業兩種,非商業方式主要通過跨國界的技術合作、技術援助、學術會議等方式實現。目前,通過商業(技術交易)方式實現的技術轉移占主流地位。
在斯德哥爾摩公約亞太區域技術轉移促進中心咨詢顧問吳昌敏看來,盡管斯德哥爾摩公約里說,締約的發達國家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在履約當中提供技術援助,但這些機制並沒有實質保障。“政府承諾去做技術援助,但是真正的技術核心要點,都是由私營公司擁有,可獲得性非常差。”吳昌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環保部對外合作中心王誌芳看來,目前非商業的國際環境技術轉移的現狀面臨“內涵全面並且成功的技術轉移很少、專門的援助計劃缺失、針對發展中國家政策技術等方面的能力建設耗時長”等問題,非商業的國際環境技術轉移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一方面由於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往往被附加很多條件,允許進行的技術轉移都是針對一些不適用或過時的技術。王誌芳說,以德國為例,技術援助基本以免費派遣專家、提供設備及培訓人員等方式進行,實際的技術轉移並不多。
區域間的環境技術轉移盡管廣泛存在於中國各地與國外各地區的合作協議之下,但合作的政治意義卻大於技術本身。“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就開始與歐盟進行環境技術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但到目前為止,實質性的技術合作仍然很少。”王誌芳說,市場失靈已成為國際環境技術轉移不能有效開展的最大問題。
就中國而言,情況正在改善。中國環境投資聯盟理事長王世汶指出,最近商業的環境技術市場開始活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國內對環境技術升級的需求開始真正釋放。
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政府的環保標準收嚴。中信證券公用事業及環保行業研究員王海旭在專題報告中稱,環保標準的提高對環保企業的直接影響是更高的環保技術要求。
以大氣為例,2013年環保部公告將對重點控制區47個地級以上城市的火電等六大行業,以及燃煤鍋爐項目執行大氣汙染物特別排放限值;水方面,目前汙水排放的水質仍達不到國家標準,水質標準提高仍是必然趨勢,比如北京的地方汙水排放標準就已經大幅提高。
劉慶蓮對這種政策刺激帶來的巨大反應印象深刻,“比如之前國家對電鍍行業的重金屬排放指標要求一提出,一周之內我們收到大量技術需求,形成了國家一提高環保標準,企業就一窩蜂地出來找技術的特點。”劉慶蓮表示,國家環保標準的寬嚴對企業環境技術的高低有直接影響。
在基礎性的環境治理能力已經具備的情況下,若要培養更先進性的治理能力,與國際進行技術合作成為快速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最優路徑。
環保產業的持續火熱也導致更多產業資本進入,比如中國環保企業開始主動收購海外環保公司。“以整體收購的方式獲得技術,現在能買得起了。”王世汶說,無論受讓方和出讓方,經濟性都是決定合作與否的基本衡量標準。
更重要的是,宏觀的環境管理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中信證券研究員王海旭認為,北京市將PM2.5納入政府約束性考核體系,標誌著我國的環境問題將由單純的汙染治理向環境質量改善升級,這將深刻改變政府的需求導向。
“過去政府衡量環境管理的考核指標是建了多少脫硫脫硝裝置,汙水處理率達到多少,現在不要再說建了多少廠了,一旦從過程管理升級成結果考核,技術就非常關鍵了。”王世汶認為,環境管理從“表演型”到“結果型”——只考核“天藍水綠”的轉變,讓國內企業的商業導向發生根本變化,極大促進全社會環境技術升級需求的爆發。
阻礙中國最終獲得各國環境技術的核心,仍是飽受詬病的知識產權。
2014年3月,在舊金山舉辦的2014國際清潔技術峰會上,清晨6點半開始的“Go China”(到中國去)早餐會上擠滿了人,四十多位美國企業主討論最熱烈的話題便是:當你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扛著樣品,坐一天飛機,簽了合同,被灌醉在異國他鄉之後,知識產權的問題為什麽還是不能解決?
由於技術轉移的核心是知識產權的轉移,環境領域如何解決知識產權問題便成為影響環境技術轉移進程的重要因素。
河南大學環境與民商法研究所副教授鄭書前的研究發現,過去環境領域的技術轉移面臨困難,因其背後存在著獨特的法律問題有待解決。
“作為每個人對適宜環境的享有,環境權有基本人權的性質;而知識產權的本質則是私權,那麽環境技術的知識產權,就面臨環境權和知識產權的深層價值沖突。”鄭書前認為,環境技術轉移面臨困難背後,正是這種複雜的利益糾葛。
中美能源合作項目合作委員會主任徐海洪認為,解決知識產權問題沒有靈丹妙藥,在技術轉移領域,順利執行的關鍵之一是選擇合適的合作夥伴,並通過嚴格明確的商業條款來規避潛在爭端。
而對政府間非商業的技術轉移而言,需盡快統一環境技術轉移的定義。目前為止在國際環境公約領域對何謂環境技術並沒有形成非常統一的說法,僅指出是對環境友好的技術,這為政府間的合作與談判造成了不確定性,也為各機構對環境技術轉移的統計帶來了難度。
對於中國通過將產能轉移至海外來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分析師們表示質疑。
如圖所示,彭博社比較了2013年河北鋼鐵以及10個國家和地區的鋼鐵產量。中國去年的鋼鐵總產量為7.79億噸,比圖片中其余國家產量加起來還多,7倍於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
今年9月,河北鋼鐵在南非啟動了產能500萬噸的鋼鐵項目投資。世界鋼鐵協會的數據顯示,這一產能相當於南非去年產量的2/3,非洲大陸產量的1/3,卻連河北鋼鐵產量的1/10都不到。
據新華社,南非鋼鐵項目設計年產規模500萬噸,分兩期建設:一期長材300萬噸,計劃2015年開工建設,2017年年底前投產;二期板材、H型鋼或鋼軌200萬噸生產線,計劃2019年投產。
對於河北鋼鐵的計劃,南非資產管理公司Momentum Asset Management的基金經理Wayne McCurrie向彭博社表示,“我覺得很瘋狂。南非的鋼鐵產能已經很充足了,南非經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大幅增長的”,賣給其他國家的運輸成本又很高。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月13日在河北省指出,中國鼓勵國內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優勢產能以投資、租賃、貸款等多種方式轉移到有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東盟國家,實現互利共贏。隨後,河北省表示將在2017年和2023年之前,分別把500萬噸和2億噸產能轉移至海外。河北省是中國第一大鋼鐵生產地區。
研究公司Mysteel首席分析師徐向春告訴彭博社,“在海外建設產能巨大的鋼鐵廠並不現實,500萬噸在中國很平常,但是海外市場仍然很難吸收這些產能。將產能轉向海外不能成為解決產能過剩的主要方法”,而且和政府保證就業以維護社會穩定的承諾不符。
河北鋼鐵公關部主管楊海霞在電話中告訴彭博,公司的項目是“基於對南非及其附近市場的調查的”。“產能向外轉移有利於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全球化將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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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微信公號“掃雷小組”(saoleixiaozu007)授權發表
2月2日,國務院公布《關於改革和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意見》國發(【2014】71號),明確了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諸多方向及目標。掃雷小組以數據為基礎,圖說現實與改革的目標差距。
1、文件原文: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屬於中央事權的,由中央全額承擔支出責任,原則上應通過中央本級支出安排,由中央直接實施。這涉及央地財政收支調整關系,具體情況看下圖:
1)央地財政收入占比方面,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收入的占比由22%(1993年)提高至1994年的55.7%,1995-2002年之間維持在50%左右,2002年以後占比持續回落,至2014年降低至45.9%。這是分稅制改革以來的中央財政收入占比的最小值。同時地方財政收入占比達到改革以來的最大值,為55.1%。
按照《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央地收入格局要“大體穩定”。近四年,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在45%-50%之間,地方則是50%-55%在之間。當前,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大於中央財政收入增速,中央財政收入的占比將進一步降低,那麽大體穩定的格局很可能是央地財政收入“四六開”。
2)央地支出責任在數據上的表現是二者財政支出的占比。如圖所示,分稅制改革前後,央地財政支出的占比變化不大,在1993-2002年之間,中央、地方財政支出的占比分別維持在30%、70%左右;2002年-2014年間,中央財政支出占比持續降低,降至2014年14.9%,相應地,這一階段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則持續升高。
按照71號文的改革方向,中央上收事權並承擔支出責任,未來中央財政支出的占比會有所提高。
3)轉移支付制度是央地關系的一部分。分稅制改革前(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的占比為78%,財政支出比重為69.7%,地方財政略有結余,形成“強枝弱幹”的局面。改革後(1994年),地方財政收入的占比為44.3%,而財政支出的占比為69.7%,收支缺口則由中央通過轉移支付來彌補。
基於(1)和(2),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基本穩定,地方財政支出占比下降,地方財力缺口收窄,未來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額也會減少。
2、文件原文: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逐步將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提高到60%以上。
這涉及到轉移支付內部結構的調整,具體情況看下圖:
1)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至2014年,轉移支付的額度已達4.67萬億,占當年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為67.48%。對於這一結構,審計署此前的定性是“轉移支付結構不夠合理”。
換言之,中國政府間將近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通過縱向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完成相應地財政支出:一方面,地區間的財政實力得以均衡;同時,財政資金沈澱、“跑部錢進”的問題也因此產生。
2)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比的例持續上升,2011年占比超過專項轉移支付;至2014年為58.17%,離71號文的設定目標還差1.83個百分點。
3)真實的差距可能更遠。根據審計署披露的數據,2012年,專項轉移支付加上一般性轉移支付中具有限定用途的5項資金後,實際規定了專門用途的轉移支付占中央轉移支付的比重為64.42%。
限定具體用途資金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性質上等同於專項轉移支付,按此計算2012年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僅為35.58%,離當年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差16.65個百分點,離60%的目標差24.42個百分點。審計署未披露2013年及2014年的同類數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2014年真實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占比離60%的目標還很遠,絕不止1.83個百分點。
3、文件原文: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國務院規定的基本標準和計算方法編制,科學設置均衡性轉移支付測算因素、權重,充分考慮老少邊窮地區底子薄、發展慢的特殊情況;充分考慮地方自主性、積極性等因素,清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
這涉及到省際間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含一般和專項)的分配,具體情況看下圖:
1)省份從中央獲得的轉移支付數額總體呈現“中西部地區較高、東部地區低”的態勢,但並非絕對。如寧夏、西藏、青海等地排名較靠後,山東的排名靠前。其中,四川省從中央獲得的轉移支付數額以近3000億居於首位。
值得註意的是,上海、天津兩市2012年從中央獲得的轉移支付首度負增長。
2)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勢必涉及到相關因素、基數的調整,因此地方和中央的博弈會加劇。
一般性轉移支付方面,地方會以各種理由要求中央增加對本省的補助。此前,掃雷小組在《財政部長樓繼偉的調研路線圖》一文中提到,廣東、河南、河北、福建分別以人均財力較低,助力中原經濟區發展,底子薄、人口多、財力緊張,財力弱等因素申請中央增加對當地的支持。
專項轉移支付方面,寧夏財政廳廳長張蘇安在當地去年上半年的財政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是調整專項定基數、追加專項的最佳時間,分管廳長要親自跑,了解情況,對接項目,必要時可以請書記、主席出面支持。”一場地方與中央“討價還價”的拉鋸戰即將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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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影響,越來越多國際采購商要求制造商將生產線往東南亞轉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然而,同樣面對人口紅利的逐漸喪失,中國玩具產業並未像紡織品服裝、鞋帽等產業一樣大規模往東南亞轉移。
據海關統計,2014年中國玩具出口26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1.37%;同期,玩具出口第一大省廣東玩具出口173.4億美元,同比上升47.7%,占全國玩具出口金額65.85%,而廣東2014年外貿進出口同比下降2.5%。
玩具產業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一個例證是,由於產品創新有效刺激了市場需求,冰雪奇緣玩偶的銷量超過了著名的芭比娃娃。
而由於看好國內市場,占全球玩具市場半壁江山的廣東玩具企業,紛紛選擇通過轉型升級以及梯度轉移來化解勞動力等成本上漲的壓力,這種做法的成效正在顯現。
未來十年難外遷
據外媒近日報道,估測2014年流入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創下紀錄新高1280億美元,中國的FDI流入總額則為1195.6億美元。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之際,東南亞主要經濟體吸引的FDI總流入規模連續第二年超越中國。
亞洲鞋業協會曾統計過,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東南亞鞋業已搶走中國30%的訂單。與鞋子等產業相比,目前中國玩具產業外遷趨勢並不明顯。廣東玩具協會會長李卓明18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稱,預計玩具產業未來十年都不會大規模向東南亞轉移。
“玩具產業屬於綜合工業,與服裝、鞋子產業相比,對產業配套的要求更高、更複雜,根據我們的產業調查,絕大多數玩具企業都暫時未有到東南亞市場設廠的計劃。一方面東南亞玩具產業基礎較弱,熟練的玩具工人缺乏,玩具綜合制造成本還是比廣東的高;另一方面,國內玩具消費市場正在發展起來,尤其是現在已放開的單獨二胎政策,對國內玩具市場的拉動將於三五年內見效。還有,現在80、90後父母舍得對孩子投入。經濟和人口兩大因素對玩具產業影響非常大。”李卓明說。
對未來玩具產業的發展,業界普遍看好,有專家認為隨著新興市場的中產階層人口增多及可支配收入增加,加上中國生育政策放松,預料2015年至2018年,全球玩具及遊戲市場的零售總額會有3%~6%的穩定增長,而中國內地市場或在未來十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市場。
香港工業總會一項調查顯示,約有半數香港玩具商已開展內銷業務,在尚未開拓內銷業務的港商當中,有七成已計劃於未來5年進軍內地。
為了讓國內玩具企業不出國門便能拓展海外市場,同時也方便海外玩具銷售商進場采購和拓展中國市場,李卓明談到,即將開始的第27屆廣州國際玩具展、第6屆廣州國際童車展由廣東省玩具協會與德國法蘭克福展覽公司攜手合作。
內遷+升級
面對困難複雜的外貿環境以及國內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玩具企業紛紛以創新產品吸引消費者刺激市場需求,如在傳統玩具像積木等產品中添加電子技術,令小孩子在玩積木的同時學習到電子技術知識,從而大大增強產品的吸引力,也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值。
一家玩具企業負責人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談到,國內電子電動玩具產業正快速發展起來,部分遙控車模、無線飛機玩具的研發技術已在全球領先,有的在國內零售價達到2000元,通過提高附加值減輕勞動力成本壓力。不僅是兒童,甚至一些城市白領也成為其消費者。
目前,玩具加工貿易企業逐漸從簡單來料加工裝配向進料加工貿易積極轉變,與此同時,自主品牌也在加快成長起來。2014年,在廣東玩具加工貿易出口構成中,進料加工貿易增長15.7%,而來料加工裝配則大幅下降31.8%。以自有品牌出口的一般貿易,從2010年的占比28.2%上升到37.04%。
李卓明告訴記者,2014年廣東玩具在較為不利的外部經濟環境下,仍然能取得好的出口成績,除了企業積極創新產品刺激市場需求外,也與產業轉移成效逐步顯現有關。
2008年,在廣東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一些玩具企業也將部分產能向內地如韶關、陽江等粵北粵西地區作梯度轉移。海關出口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傳統玩具生產基地深圳、東莞等地玩具出口同比呈現相對平穩甚至下降的態勢,而粵北、粵西、粵東等內地區域玩具出口金額大幅增長。其中,粵東的揭陽、河源2014年玩具出口金額分別大幅增長49.4%和41.7%;粵西的陽江和粵中的清遠分別大幅增長211.6%和47.7%,粵北的韶關增長16.9%,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廣東玩具產業轉移積極效果正逐步顯現。
實際上,近年來粵東的汕頭、粵北的韶關玩具產業發展速度遠超深圳、東莞等廣東傳統玩具加工貿易生產基地,正逐漸成為廣東玩具產業自創品牌的主力軍。奧飛、高樂、星輝、驊威、群興等許多國內知名玩具企業,就來自廣東新興玩具生產基地的粵東地區。
華電福新(0816):產能結構轉移,核能業務被低估 作者:申萬研究 投資要點 電力銷售收入和利潤超預期:華電福新2014年實現總收入138.95億人民幣,同比增速為4.9%,比我們的預計140.76億人民幣少-1.3%。電力銷售是公司主營收入,同比增長7%,比我們預計的6%高,這意味收入未達預期的部分僅來自於一些服務和其他收入的占比下降,從2013年的5%下降到14年的2.5%。華電福新2014年股東應占凈利為18.6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7.2%,比我們預計的17.66億人民幣高6%。利潤超預期的主要原因是較低的煤碳成本以及高於預期的營業效率。 產能結構轉移,風能領跑,核能業務被低估:2014年風電新裝機1.4GW,風電裝機總量首次超過公司燃煤裝機量。風電板塊還有1.7GW 正在建設和2.8GW的批準儲量。根據我們保守預估,2015年新增1.4GW風電,風電自2015年啟將占40% 以上的權益裝機容量,而煤炭在2014到2016年間權益裝機占比將從32%下降至24%左右。核電裝機占權益裝機比率預計將在兩年內從3%左右上升至8%左右。根據現在284億人民幣的市值來計算(14年11.6x市盈率水準),市場幾乎沒有給公司15年的核電業務利潤留有任何價值。 維持保守利用率預測:福建省2014年實現了GDP 9.9%的增速,電力消費同比增長9.1%,位華東區第一。14年燃煤利用小時數為5018,與我們預期基本一致。雖然我們不認為短期內燃煤利用率會顯著下降,但為反映市場對福建產能過剩和燃煤行業的普遍擔憂,我們維持保守預估,15年燃煤利用小時數同比下降5%,核電第一年利用小時下調至6000,且包含市場預計的20元/兆瓦時的燃煤上網電價削減。 維持買入評級:基於14年的煤炭成本和較高的運營效率,我們將股東應占凈利從23.32億人民幣升至26.34億人民幣(同比上升41%),16年從32.21億人民幣升至33.85億人民幣(同比上升28%),並引入17年預測為44.05億人民幣( 同比上升30%)。EPS15年從0.28元提高到0.31元,16年從0.38元升至0.40元,17年為0.52元。我們加總分部法給出5.17港幣的估值,基於8x PE燃煤業務,12x PE的水電業務,18x PE的核點業務和15x PE的其他可再生能源業務。但由於市場情緒對福建產能過剩和煤炭長期發展受阻的擔心,我們維持目標價4.61港元,相當於15E 11.9x 市盈率水準或15E 1.53x 市凈率水準。股價有36%的上漲空間,我們維持買入評級。 |
“金融業正在進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結構與比例關系在不斷優化,大量社會財富從儲蓄向投資逐漸轉移,為財富管理行業創造了巨大的需求。”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3月28日在由中國證券業協會、中國期貨業協會、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等舉行的2015中國(杭州)財富管理論壇上發表了如此觀點。
“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意義深遠,前景廣闊。”張育軍稱,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西方金融思想也開始引入中國,各種金融工具不斷創新,揭開了中國現代財富管理的新篇章。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中國社會財富增長迅猛。為論證這一觀點,張育軍給出了一組數據:2014年底,中國GDP總量達到了63.56萬億元 ,邁過了4萬億美元的大關。而據瑞士信貸最新統計,截至2014年6月中國財富管理總量達到了22.2萬億美元,成年人口人均財富規模從2000年的5670美元增長到了2.13萬美元,增長了267%。同期全球家庭財產規模也從117萬億美元增長到了263萬億美元,成年人口人均財產從 3.17萬美元增長到了5.6萬美元,兩者增速分別為125%、77%。
“我國財富管理的增長速度遠快於全球增速,人均財富增長率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 張育軍稱,“我國財富管理行業正處於創新發展的重要機遇期。社會財富加速積累,為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財富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近年來中國財富管理行業取得了豐碩成果,各類財富管理機構蓬勃發展。張育軍稱,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4年底,銀行理財規模約15萬億,信托資產規模約14萬億,保險資金運用余額達到了9.3萬億。另一方面,證監會監管範圍內的各種中介機構規模快速擴張。證券、基金、期貨等規模從2012年末的7.2萬億規模,增長到了2014年底20.5萬億,兩年增長了185%。而從最新數據來看,已經超過了23萬億。
“實體經濟向創新驅動型轉移,需要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加快資本形成與積累的作用。”張育軍稱,財富管理行業的價值不斷凸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健全社會保障網需要財富管理行業提供跨生命周期和經濟周期的全解決方案,為養老資產管理保駕護航。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的到來為行業創新發展提供了全新的平臺、技術與商業模式,構建開放型經濟、金融體制將極大推動中國財富管理的國際化進程。
日前,最高法、最高檢、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下發通知:自2015年4月至12月,在全國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專項行動。
這一專項行動的重點是:協助他人非法辦理跨境匯兌、買賣外匯、資金支付結算等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利用離岸公司賬戶、非居民賬戶等協助貪汙賄賂等上遊犯罪向境外轉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活動;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貪汙賄賂等上遊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犯罪活動。
5月15日,最高檢官網發布消息稱,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下發《關於參加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專項行動的通知》,明確檢察機關在專項行動中的工作重點:
一是對在偵和已經辦結的貪汙賄賂案件中發現的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的線索進行排查,要進一步開展調查的,移送公安機關調查;二是及時受理和查辦專項行動中發現的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資金涉嫌職務犯罪線索;三是對公安機關偵查的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等犯罪,依法受理審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四是與最高法等部門共同制定打擊地下錢莊的規範性文件,解決統一證據規範、立案標準、法律適用和量刑問題;五是強化相關機制和制度建設,完善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部門的銜接等。
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地下錢莊轉移贓款專項行動納入了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的整體工作之中。5月14日,全國檢察機關將正在開展的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延長至2015年年底,重點辦理犯罪嫌疑人職務高、潛逃時間長、數額大、社會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
資金流動往往是外逃官員的行動主線,追贓也往往是追逃的突破口。
分析人士認為,貪官外逃前,隱匿或轉移是前提,尤其是向境外轉移贓款贓物。資產轉移海外主要通過借商人之手直接轉移出境、通過地下錢莊洗錢出境、通過涉外公司在海外隱秘“截流”、在海外虛假投資等方式。
對各級檢察機關而言,一是預防在先:封堵涉案資金轉移境外的渠道,防範犯罪嫌疑人外逃和轉移資金;二是對於贓款贓物已經轉移境外、犯罪嫌疑人已經外逃出境的,要及時發布國際“紅色通緝令”、請求司法協助,及時追蹤贓款去向和犯罪嫌疑人潛逃目的地,查清犯罪嫌疑人轉移贓款的渠道和數額,及時收集固定證據,為開展國際司法協助和追訴犯罪打下堅持基礎。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要求締約國應當對外流腐敗資產的追回提供合作與協助,拓寬了各締約國就資產追回問題開展國際合作的可能性。而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增設“違法所得特別沒收程序”,檢察機關可以對在逃嫌犯在國內外的贓款贓物,向法院提出沒收、凍結等申請,並通過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相關國家執行我國裁決,為開展國際司法協助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