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歲投資大師歐文·卡恩：抵禦快錢誘惑！ 金石楊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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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27 新財富雜誌

北京時間2月27日凌晨消息，以在1929年股災中做空股票大賺一筆而聞名的逆向投資者歐文-卡恩(Irving Kahn)週四逝世，享年109歲，他給「長期投資者」賦予了一種新的含義，在華爾街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投資大師歐文·卡恩：太陽會為你辦妥一切》為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01月的舊文，重新編譯，以此悼念！

　　作為華爾街最年長的股票經紀人，卡恩認為，投資就是回歸本源，因此他對農業股的興趣濃厚，一直持有種子和除草劑巨頭孟山都公司的股票；此外在過去兩年裡，卡恩每個季度都不斷加倉中國高科技元器件製造商南太電子公司、花旗集團和紐約時報集團這三個公司的股票

　　作為一名保守的投資者，卡恩每一筆投資年限至少是3年，有的甚至長達15年，直到股票的價值回歸。此外，卡恩在投資的過程中從不借錢投資，因為「如果手頭現金充足，即使在某筆投資上犯了錯誤，也不用太擔心」

　　剛剛度過107歲生日的歐文·卡恩(Irving Kahn)是華爾街最年長的股票經紀人，擁有84年投資經驗的他也是碩果僅存的直接受教於價值投資之父本傑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的投資大師之一。

　　雖然卡恩的聽力和視覺都已經衰退，但他依然保持著對市場的好奇心。目前，他仍在自己創建的家族式資產管理公司卡恩兄弟集團(Kahn Brothers Group)擔任主席的職務，負責把關旗下8億美元資金的投資決策，並代表公司客戶關注年輕投資經理的每一筆交易。

　　據《巴倫週刊》報導，投資者如果在1978年向卡恩兄弟投資100萬美元的話，如今這筆資金已經上漲至4000萬美元。

　　格雷厄姆門徒

　　與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樣，卡恩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遇到了他一生中的良師益友——格雷厄姆，只不過他比巴菲特要早20年。

　　1928年，年僅23歲的卡恩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為一家名叫哈默爾施拉格·博爾格(Hammerschlag，Borg &Co.)的小公司當跑單者(runner)。然而在交易大廳只幹了一週，卡恩就覺得自己身邊都是一群「瘋子」，於是央求調往研究部門。

　　當時，卡恩還利用晚上和週末在一家大型券商H。亨茨公司(H. Hentz &Co)兼職。工作之餘，他經常在公司位於曼哈頓的辦公大樓裡閒逛，好奇地敲開那些依然燈火通明的辦公室大門。

　　有一次，公司的一位審計員開門接待了卡恩。他那裡正好有公司主要的損益分類賬目，卡恩問能否看一下。其中有一組賬目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連串幾乎從來沒有虧損過的投資交易，都在「本傑明·格雷厄姆聯合賬戶」的名下。卡恩對如此謹慎而收益豐厚的交易記錄感到十分驚訝，於是開始探訪格雷厄姆這個人。

　　不久之後，毛遂自薦的卡恩成為格雷厄姆的助手。白天，他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位於棉花交易所的辦公室上班，下午他又和格雷厄姆一起乘地鐵到哥倫比亞大學，為後者在商學院聞名遐邇的課程提供協助。

　　通過格雷厄姆「現身說法」式的教導，卡恩很快開始接受價值投資的理念。1929年，認為股市早已瘋狂的卡恩，在當年的7月份開啟了自己的第一筆 交易，做空了一個名為馬格馬銅業公司的股票。1929年10月24日，著名的「黑色星期四」不期而至，股市開始瘋狂下跌，而卡恩的投資生涯卻獲得了一個完美的開局。

　　抵禦快錢誘惑

　　卡恩是一個對格雷厄姆提出的「淨流動資產價值」(Net-Nets)概念的嚴格實踐者。所謂「淨流動資產價值」是指對普通股，根據盈利和紅利計算出來的價值或者市場價格比淨流動資產價值要小，那麼這種股票就值得投資。從長期的經驗來看，通過這種選股方法，投資許多企業幾乎可以肯定在一定的時間段內盈利。

　　在這一方法的基礎上，卡恩所做的只是去研究資產負債表就可以了。然而，僅憑藉這一看似簡單的方法並不能成為卡恩獲得成功最重要的理由。

　　有人說，卡恩身上還集中體現了格雷厄姆1949年經典著作《聰明的投資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中闡述的投資美德。這種美德正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聰明的投資者》第四版的前言中說到的那樣：「投資成功不需要天才般的智商、非比尋常 的經濟眼光，或是內幕消息，所需要的只是在做出投資決策時的正確思維模式，以及有能力避免情緒破壞理性的思考。」

　　不過卡恩還是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格雷厄姆。他認為自己從格雷厄姆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抵禦賺取快錢誘惑的能力：「在大多數時候，格雷厄姆對這種快進快出的賺錢方式都不為所動。除非他認為這筆投資的賺錢幾率要大大高於虧損幾率，否則他不會下手。」

　　作為一名保守的投資者，卡恩每一筆投資年限至少是3年，有的甚至長達15年，直到股票的價值回歸。此外，卡恩在投資的過程中從不借錢投資，因為「如果手頭現金充足，即使在某筆投資上犯了錯誤，也不用太擔心」。

　　嚴於律己是卡恩獲得成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除去突然要見醫生或是患上重感冒，在卡恩107年的漫長記憶中，他沒有翹過一天班。只不過，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已經很有限。

　　隨著時代的變遷，卡恩的投資方式出現了一些改變，因為他發現現在的市場中，符合格雷厄姆「Net-Nets」財務標準的公司已經越來越少。不過，卡恩相信：「對耐心的投資者來說，如今的市場環境要好得多。因為20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初，當時的企業財務披露制度還具有較大的隨意性，擁有證券 的那些傢伙知道的企業內情比你多得多。」

　　卡恩指出，投資就是「以正確的理由做正確的事」，只要避免「進入自己不瞭解的領域」，個人投資者依然有很大機會可以擊敗專業投資者，尤其是專注於投資小市值股票的話。

　　喜歡農業股

　　卡恩對一切事物，尤其是對科學的興趣是他投資靈感的來源。例如他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清潔水資源的問題，而這令他非常看好通用電氣旗下的污水淨化設備生產商奧斯莫尼斯公司(Osmonics).卡恩還認為，投資就是回歸本源，因此他對農業股的興趣濃厚。正如他所說的，「太陽會為你辦妥一切。」在近期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就表示他一直持有種子和除草劑巨頭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股票。

　　此外，卡恩還對外界宣稱他最喜歡的股票還有在香港上市的中國高科技元器件製造商南太電子公司(Nam Tai Electronics).

　　根據2011年以來卡恩兄弟公司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持倉報告，卡恩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每個季度都會不斷加倉南太電子公司、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和紐約時報集團(New York Times Company)這三個公司的股票。

　　Related卡恩小檔案

　　1905年12月19日，作為東歐的猶太移民後代的卡恩出生在紐約市。他的父親在愛迪生把電力帶入曼哈頓之後，進入照明燈具行業，母親則經營著自己的襯衫生意。

　　1923年，卡恩從德威特克林頓高中(DeWitt Clinton High School)畢業後進入紐約城市學院學習(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在未完成學業的情況下，他就開始在華爾街身兼三職，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大蕭條」前幾近瘋狂的股市。

　　在拜格雷厄姆為師之後，卡恩不僅完成了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碩士課程，並協助格雷厄姆和戴維·多德(David Dodd)出版了價值投資的經典之作《證券分析》，他還在格雷厄姆的課程上遇到了後來與他相伴近70年的妻子露絲(Ruth).格雷厄姆於1956年正式退休，卡恩也結束了自己長達27年的助理工作。此後，他又在亞伯拉罕公司(Abraham &Co.)度過了20年的光陰。1978年，已經年過古稀的卡恩與自己的兩個兒子艾倫(Alan)和湯姆斯(Thomas)一同創建了卡恩兄弟集團。

　　如今，卡恩已經度過了107個春秋，他每天早晨還能自己刮鬍子，能自己洗浴，甚至每天去上班。除了1996年，妻子的去世給他的精神帶來巨大的打擊之外，他一生中從未生過威脅到生命的疾病。科學家對如此驚人的長壽的解釋是，富足的生活能為他提供專職陪護對卡恩的健康生活有所幫助。另外，他一向以來的低調生活也是一部分原因。

　　不過卡恩認為：「長壽沒有秘訣，這是老天爺給的。每年都有數百萬人死於一種本可以避免的毛病，這個毛病就是不夠理智，缺乏控制自己衝動的能力。」

　　卡恩並不擔心死亡，他假設這會發生在睡夢之中。相比於死亡，他更擔心智力的下降，這也是他每天堅持讀三份報紙並觀看有線電視所有節目的原因。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地方“激進版”vs“漸進版” 萬億PPP里的誘惑與陷阱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871

“PPP以前是一條小道，現在大家都一下子湧到這條道上。”

PPP元年

面臨“缺錢”和“欠債”的雙重壓力，地方政府亟須尋找新的融資模式。

“從項目落地看，2015年才是真正的PPP元年。”研究PPP模式十多年的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教授王守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PPP火了，王守清也火了，自2014年開始，他一直在路上。1月26日，王守清在微信朋友圈中寫道，“一周之內，從西北邊陲烏魯木齊經北京、杭州到東南沿海深圳，從零下19度到零上19度，從國企到大民企……不變的還是俺講PPP。”

2013年7月3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利用特許經營、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經營性項目建設與運營。作為新一輪城鎮化建設中的重大改革舉措，這被認為是PPP模式開啟的信號。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簡而言之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

2014年以來，國務院、財政部、發改委接連發文倡導PPP模式。目前，從各省公布的地方政府報告來看，全國有19個省市自治區將PPP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探索”、“鼓勵”、“積極推廣”PPP模式。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2015年省級地方政府披露的PPP項目計劃投資總額達1.1萬多億。

一時間，各級地方政府忙著推出PPP項目，國企央企、民營企業、銀行、律師紛紛解讀政策、進行PPP培訓。

忙碌的不只是王守清。律師、咨詢機構、大學教授、離退休官員都加入到PPP授課隊伍中。

張燎是濟邦咨詢的董事總經理，2002年他創立了這家專門為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提供投融資咨詢服務的公司。“從去年5月份開始，我去過十多個省級財政部門給政府和企業講PPP模式。”

作為PPP項目咨詢機構總經理，張燎用一種專門的APP統計了自己近三年的飛行記錄，2012年到2014年，他的飛行次數分別為55次、73次、120次，“朋友開玩笑說這個數可以作為指示中國PPP熱度的指針”。

2014年，國務院一紙“43號文”，結束了地方政府傳統的融資平臺和融資模式。但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仍然巨大。審計署數據顯示，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為20.7萬億。

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並未完成，財政部網站刊登的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的講話稱，預計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由此帶來的投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

面臨“缺錢”和“欠債”的雙重壓力，地方政府亟須尋找新的融資模式。而“43號文”的出臺為地方政府指明了路徑：發行政府債券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

今後，以PPP模式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提供公共產品，這意味著像高速公路、城市交通、汙水處理、供水、供熱等跟大眾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在將來都可能由社會資本提供並運營，而服務的價格究竟如何變化，取決於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同設計。

對地方政府而言，這種模式不僅減輕了財政壓力，更重要的是，PPP模式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轉變職能、改革創新、依法行政的“倒逼”。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許多省份都選出了一批PPP試點項目，力爭在短時間之內上馬。

面對這一熱潮，不少專家和實務界人士也表示出了擔心。“感覺PPP這個彎轉得太大了，以前是一條小道，現在大家都一下子湧到這條道上了。”大嶽咨詢的董事長金永祥說。

30年運行經驗

“我曾見過一份只有3頁的BOT合同管一個二十幾年的項目”。

實際上，在中國，PPP模式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也曾經遍地開花。

這種模式最早起源於1980年代的英國，此後傳入中國，最初在公路、水務、城市軌道交通建設中被部分采用，當時的社會資本方大多為國外資本，主要采用BOT（建設-運營-轉讓）模式。

從1990年到2000年，一批港商進入了中國高速公路建設領域，以合資企業的形式，與多個省市政府合作，在中國建造了至少80個合資高速公路項目。

2000年以後，全國各主要城市掀起了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的高潮，PPP被大規模運用到了汙水處理行業中。此外，采用PPP模式的還有自來水、地鐵、新城開發、開發區建設、燃氣、路橋等若幹項目。

雖然有成功的案例，但失敗的例子更多。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公共利益和企業收益之間經常產生矛盾，在引入私人資本之初，由於缺乏相關的行業經驗，政府缺少跟私營企業簽訂公平合理合同的能力，也沒有一整套的制度設計，政府違約的情況屢見不鮮。

相比而言，歐美會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合理定價，同時又會隨時間等因素進行調整，有一個“利益分割帶”。另一方面，國外在設計一個項目時，會請專門的咨詢機構進行評估設計。

上海財經大學助理教授王茵介紹，在國外，由於項目周期長，中間變數多，從立項之初，就要充分考慮到各種問題，“招投標過程中企業的一份企劃書由設計方、施工方、金融機構、律師等專業團隊打磨幾輪完成，光是企劃書的造價就高達500萬-1000萬美金”。

國內則是先做了再說，問題都是在過程中才慢慢出現，並沒有一個合同能夠約定責任主體，這也是造成很多PPP項目最終“流產”的原因之一。“我曾見過一份只有3頁的BOT合同管一個二十幾年的項目。”張燎說。

2007年左右，中央要求清理此類項目。2008年推出“四萬億”後，地方政府“不差錢”了，PPP模式受了“冷遇”。但不久後，強刺激弊端開始顯現，PPP重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視線。

地方政府很著急

“如果報人大進行決議，半天就能搞定。”

2014年，全國各地紛紛推出PPP項目。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四川、河南、福建等八省份共推出了469個PPP試點項目，總投資額共計8223億元。

2014年8月到9月，就有安徽、重慶、江蘇、福建、青海五省份推出共計175個項目，而在去年12月，四川公布了264個項目，總投資額達到2534億人民幣，是目前項目最多的省份，但已簽約的合作項目協議僅28個，總投資額約404億元。

“這一輪的參與方大大拓展了，行業也拓展了，不再局限於供水、垃圾處理等市政工程，拓展到幾乎所有公共產品和服務，養老、醫療、教育、旅遊、水利建設等。”君合律師事務所律師劉世堅透露。

“PPP成了目前地方政府重要的抓手。”君合的客戶中除了政府和行業投資人，還擴展到了財務投資人，券商、信托、基金。“我個人比較樂觀，估計高潮要持續5-10年左右。”

“地方政府對PPP這種模式非常熱情，如果報人大進行決議，半天就能搞定。”一位股份制銀行公司部老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在張燎看來，“和BOT如火如荼地推進的形勢相比，地方政府對PPP的認識程度很讓人擔心，他們不知道PPP的關鍵點是什麽，采購流程怎麽搞，合同如何起草……”

國際上的PPP項目，一般根據不同的項目需要，設計成不同的方式，千差萬別，但企業都會參與PPP項目運營。

企業一旦參與運營，意味著企業和政府之間就形成一個長期的契約關系。多位專家都強調，這輪PPP模式和過去還有一個重大的差異，即企業和政府是平等的關系，需要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如果地方政府能力不強、水平不高，不能妥善設計和實施，可能導致項目失敗，帶來風險。

此外，社會資本的投資選擇非常敏銳，如果一個地方沒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潛力，沒有法治、高效的政府支撐體系，PPP項目無法落地，更無法生根。

“政府很難適應跟企業平起平坐，以前是由政府拍板，而今後政府說了還不算。”常年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中信銀行機構業務部總經理張春中說。

但不管適不適應，行動已經開始了。地方政府出文件、上項目、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培訓、開推介會……“政府目前很急，希望能夠盡快推進PPP項目的落實。”一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說。

而在實際操作中，則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目前是省一級政府想得比較明白，但到了縣市級就不一定了！”張春中說，“哪負責的都有，不見得就是財政部門負責，有的甚至是政協、統戰部門！”

“有一次我問一個企業家，我說，你談成啦？他說，早就談成了，這已經是第三次簽約了！”王守清說，“好多項目的細節並沒談好，很多只是簽一個框架協議。”

“戴著PPP帽子做BT”

使用者付費項目普遍集中在高速公路、供水、燃氣等領域。

“很多地方政府宣傳的項目並不是PPP模式，只是戴著PPP的帽子做BT（建造－移交）。”常年在一線調研咨詢的張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一個由專家、媒體等人組成的PPP微信群里，一條消息蹦出來得到很多人認同，“新建基礎設施市場如今充斥著滿腦子BT思維的工程承包商，面對如山洪般爆發奔湧的PPP項目，承包商不改變BT思維，將在新一輪PPP卡位戰中頻頻失分！”

王守清說，“2014年10月份，各省政府向財政部報了六七十個PPP示範項目，但是不少都是打著PPP旗號的BT項目，第一輪就刷掉近一半。”

張燎說，“我曾接到一個中部省份官員的電話，當地一個用BT模式做的商貿市場，現在做不下去了，想設計成PPP模式。這根本就不能做啊，商貿市場根本就不屬於公共服務產品。”

過去幾年，地方政府往往采用BT方式建造基礎設施，政府根據與企業簽訂的回購協議分期向其支付資金。

實際上，從廣義上來講，BT也屬於PPP模式的一種。但此輪重提PPP則排除了BT。

從中國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運作情況來看，BT項目很多是由政府所屬融資平臺或其控股國有企業承擔；這種項目往往造成政府大量的債務問題，而且項目本身的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

PPP和BT的主要區別是，第一，時間長短，BT項目時間一般在三到五年，而PPP項目時間一般都在10年以上；第二，也是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企業有沒有參與到這個項目的運營維護中。

參與運營維護目的是要讓企業真正提供服務，提高效率。吸引社會資本來做項目是政府最迫切的願望。財政部力推的是“使用者付費”的項目。

從項目收入來源上劃分，PPP項目主要包括使用者付費、使用者付費與政府補貼相結合、政府付費購買服務三種方式。

相比之下，有固定現金流的“使用者付費”模式更能吸引企業。但一位東部省份的地方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類項目並不多，比較多的還是一些政府補貼的項目。”

使用者付費項目普遍集中在高速公路、供水、燃氣等領域，“這種項目就像是肉，需要政府補貼或付費的項目就像是骨頭，誰願意把肉扔出來，肯定是先把骨頭扔出來啊。”張燎說。

從目前各地推出的一些項目來看，主要涉及交通設施、市政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治理、城鎮生活垃圾汙水處理、網管改造等領域。

目前推出的多數項目為準經營性項目和公益性項目，即政府補貼與使用者付費相結合、完全由政府補貼的方式。

但對企業來講，他們“優先選有現金流的項目，無論是百姓還是政府付費，另外還要選守信用的地方政府”。

根據目前財政部的文件，可以參與PPP項目的社會資本包括，除本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控股國企之外的所有企業。

當前，不管是國企、央企還是民企，都特別想參與到PPP這股大潮中。但是，“投資者因PPP項目時間太長、地方政府信用不好、融資成本高、對回報期望也高等因素，還比較謹慎。”王守清說。

一個正在負責PPP項目的地方政府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目前還是考慮央企、國企為主。”

王守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民營企業還有一些問題，與央企/大國企相比，一是融資能力不行，二是信用不行，第三是技術可能還不行，其中第一和第二是最重要的且相互關聯。但是不能永遠都讓它不行，要扶持它。真正讓民營企業動起來才是PPP本來的內涵，即政府（公）與民企（私）長期合作。”

張燎則擔心，“從經濟結構的調整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無非是央企和地方國企之間利益格局重新洗牌而已。”

戴著枷鎖前行

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國家，PPP項目在所有公共物品提供里面只占到10％-20%。

“千萬不要把PPP模式當成地方政府解決地方債務的靈丹妙藥，不要作為地方政府推卸其提供公共產品/服務責任的借口，很多項目是不適合PPP的，而且如果PPP模式做砸了，後果比傳統模式更糟糕。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國家，PPP項目在所有公共產品項目里也只占到10％-20%。”王守清說。

全國各地都在著急上項目，但真正如何運作，如何避免走過去的彎路，地方政府難說真正想清楚。

在王守清看來，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法制、地方政府信用、金融體系和公眾參與決策與監管（包括透明）機制等問題。2011年亞洲開發銀行對亞太地區15個國家及英國的PPP成熟度進行評估，結果顯示，雖然中國PPP操作成熟度排名首位，但法律環境和機構設置得分較低。

當前對於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的權利，到底是究竟是用行政法來管還是合同法來管，目前在法律層面並無界定。

但常年在一線運作具體項目的金永祥認為，目前來看，在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哪個是找不到法律的。“目前的法律規章就已經足夠了，重要的是要去踐行。”

踐行過程中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更缺少公眾和社會的監督。王守清說，“這次財政部的第一個示範項目——池州項目，合同、成本等什麽都不公布，這樣做PPP，公眾心里踏實嗎？”

投资随笔：深V诱惑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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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贵林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狂热中毁灭。

如果今天只有半天的交易时间，估计大部份股民要崩溃了。又是5%不见，很多股票几乎都是一根直线下坠，全是融资带血筹码涌出。绝望之情显现。 没有办法，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市场要降杠杆，这就是必须的动作，响应慢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转眼之间，主板4200和创业板3200，就这么样蹦跳着来到了眼前。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有着清醒的认识，有着坚定的信念，有着专业的前瞻性。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胆略。而是市场兑现了你的预期。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知行合一，按照自己的判断，大胆地干。

在牛市里，没有比这样的急跌更好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非常短暂的，稍纵即逝，非常宝贵。面对近期的跌幅达到40%，50%以上，腰斩的股票，先抢了再说，合理、合法地接下融资止损盘，这是市场给予你的礼物。只要敢抢，短期20%的利润，完全可以预期。非常容易。

面对腰斩的股票，躺在跌停板的股票，满心欢喜，没有谁和你在抢，都在板上等你去宠爱。任你挑，任你选，多暇意。所以，我是超级喜欢跌停板的股票，尤其是质量上乘，被误判的，这是上天的恩赐。

恐 慌中，一般是很少人敢于主动承接的，都怕接到刀子。所以越是临近调整的底部，一般情况下，成交量是很少的。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的专业判断能力，考验 你的市场心态素质，市场最终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此。等市场真正企稳，大家都有了共识，那已经不是超额利润，而只是平均利润了。

投 资是一项专业的工作，除了严谨的逻辑思考、扎实的专业研究、周密的策划外，还必须主动去实施。面对未来还有更高的牛市，如果面对这样的恐慌盘而无动于衷， 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那就太对不起这次机会了。未来牛市，我们还要赚大钱，现在就不是保守的时候。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要想后面赚更多的钱，这个时候，必 须要去承受一定的波动亏损。利用这样的恐慌期，把我们的持股品种和仓位调整到最佳状态，等待市场企稳后，我们的净值快速奔跑。

这就是牛市和它的波动期。

市 场是聪明的，各类资金云集，聪明人很多。所以，下午的反转，看似意外，实则必然。中国古成语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群。即使今天市场走出比上周三更诱惑人的更 深，更开放的深v诱惑，却难不到意志坚定的人，也扰乱不了真正有品德、有实力的人，坚决、果断、清醒、冷静。这就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独立人格之魅力。当 然，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生存之道。

所以今天上午。因恐惧而不敢买入，因恐慌而盲目减仓。差点崩溃的投资者，就不要报怨，多想想自己为什么恐慌？为什么不敢抄底。牛市的震荡就是如此的惨烈，同时又是如此的有诱惑力。你把持不住，就会很快错过。股市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冷静的心态和专业的判断。

佛 说：人生的幸福和烦恼是等量的，看你如何感受。就像在沙漠里发现半瓶水，如果你说：“太好，还有半瓶水。”你感受到的是幸福。如果你说：“糟糕，只剩下半 瓶了”。你感受到的是烦恼。老天给予每个人同样多的幸福，就看我们能感受到多少。如果你有知足、包容的心，你就会一直被幸福包围。今天的市场就是如此。不 要羡慕命运给他人的多，他人拥有的不一定适合你。不要抱怨命运给你的太少，因为这在你的生命中也弥足珍惜。因上努力，不虚今生此行；果上随缘，尊重自然规 律。不刻意追逐，不盲目攀比，做正知的事，走正见的路，远近相安间，是自由的呼吸。

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新进的投资者也经历了一轮投资 者再教育，市场的无情是冷却剂，是清醒剂。在国家严控杠杆和风险偏好收敛的共震下，估值复苏驱动和资金驱动的第一阶段牛市基本结束，未来一段时间，进入消 化、休复、喘息阶段。休复形态、休复状态，平复一下跌停的心态，感受一下牛市的暴风雨洗礼，积蓄积蓄下半年新的能量，等待新牛市再踏上牛途。相信未来的牛 市场应该进入寻找盈利空间和成长兑现时期，专业、研究、心态、逻辑、理念会越来越重要。

当然，由于杀跌过重，心态难以平复，短期内，也别指望市场再如前期般强势，反弹反弹，震荡震荡，休整休整。所以，操作上，别如之前那样太激进。注意控制。有了利润，给自己设定一定目标，见好就收。控制好仓位，要留有余地。夏至刚到，假期还长，收获的秋季还早。别太着急。

雲通訊的商業誘惑力有多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126/152955.shtml

萬億級車後市場存誘惑 互聯網公司玩不轉的傳統物流公司能否玩轉 ？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25908.html

萬億級車後市場存誘惑 互聯網公司玩不轉的傳統物流公司能否玩轉 ？

一財網 楊海艷 2015-12-15 18:58:00

隨著互聯網+概念的興起，傳統物流行業的利潤在被攤薄，與此同時，由於進口車市場的預期不容樂觀。日郵中國試圖在此前的物流業務之外，進一步發力汽車後市場。

偉哥的誘惑

網頁設計中，那些誘惑你大腦狂的“原始人”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222/154361.shtml

以色列的誘惑

搭乘俄羅斯航空班機，從浦東國際機場出發，中途在莫斯科的謝列蔑契娃機場中轉，然後再次飛行4個多小時，才能最終到達特拉維夫機場。

從中國上海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即便是最短的航班也需要近17個小時。兩地之間固然相距遙遠，耗時頗久的另一個原因則是航線需要精心設計、繞一個大彎以避開與以色列關系不睦的鄰國領空。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和投資人正在沿著這一線路，進出這個位於地中海東南方向的國家。地理位置上，以色列是處於被包圍的狀態，而實際國際貿易中，以色列是一個開放的國度。那些此前盯著美國矽谷前沿科技的投資者現在發現特拉維夫有獨特的吸引力。

以色列人口800余萬，這不足上海人口的一半。特拉維夫則是以色列標誌性的“創新創業”城市，科技類的產品是這個國家的強項。“以色列出口總額中近51%是科技類產品”， 位於以色列的Catalyst基金首席執行官顧克文(Edouard Cukierman)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自然資源有限、以色列很多科技類企業從創立初期瞄準的就是國際市場。

美國以及歐洲的企業一直青睞以色列公司，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近80家以色列公司在美國完成IPO(首次公開發行)。過去五年間中國的財務和戰略投資者在與以色列企業的交易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來，這其中包括了位於位於上海的複星集團以及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團。在2015年初，阿里巴巴集團宣布投資了以色列的Visualead公司，位於特拉維夫的Visualead開發了一種具有專利的二維碼，以使用色彩和動畫與用戶實現更好的視覺互動。除此之外，阿里巴巴還投資了位於以色列的風險投資基金。在2015年中國光明食品集團完成了對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的收購。

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很多以色列初創科技企業設立的初衷就是待技術成熟後將企業賣掉，顧克文告訴記者，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陷於危機中的美國和歐洲公司對於並購更趨謹慎，以色列初創公司與財務顧問公司有意識的將初創公司的股權或者技術產品推向中國市場。

顧克文發給記者的文件顯示，過去五年中國並購以色列公司的金額累計近89億美元。2015年，Catalyst與中國光大控股集團共同成立一支基金，以投資以色列科技企業。在2016年9月20日，一場聲勢浩大的中以投資論壇將召開以促成更多項目對接和收購。

顧克文認為，以色列初創公司之所以對中國的風險資金構成吸引力，源於其科技類公司“物美價廉”。一年前，已經有投資人對記者抱怨中國的初創公司已經貴過矽谷。一年後，顧克文在與記者交流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目前中國的初創企業估值已經超過矽谷，而矽谷初創企業的估值則超過特拉維夫。

誘惑與挑戰並存 中企試水全球化

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的一塊工地上，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的生產廠區正在加緊生產，那里也是金龍銅管集團在美國的第一家工廠。

太平洋的另一端，在河南新鄉的金龍銅管總部，這里生產出的空調與制冷用精密銅管，占據了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的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其他部分產業因為原材料、客戶等原因選擇到歐美等地區設廠。

免費的誘惑

金龍決定到美國建廠時，正值奧巴馬政府發起“制造業回歸”的導引，美國的各地州政府從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進行著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而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實惠的能源、稅收。

根據記者獲悉的金龍銅管與當地簽署的相關協議資料，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比如在勞工培訓方面，州政府就出資300萬美元，將金龍在中國的培訓課程轉化為美國當地人可以理解的英文，並到新鄉拍攝生產現場視頻。

金龍建廠所占據的300畝土地，也是當地政府免費提供，州所得稅及非教育部分的財產稅、登記稅均獲得減免。由於建廠所在地有鐵路經過，為方便員工上下班，當地政府甚至出資建設了一座通行橋。

李長傑告訴本報記者，由於美國的人工、材料費用比中國要貴，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比到中國的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止銅管，造紙行業也看中了美國市場。

以太陽紙業為例，太陽紙業擬在美國阿肯色州新建年產70萬噸絨毛漿生產基地，項目總投資約13.6億美元，預計建設周期為30個月，將為當地創造250個全職直接工作崗位，以及1000個間接工作崗位。

根據投資合作意向書，美國阿肯色州將為太陽紙業提供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及基礎設施建設扶持資金等激勵政策並在2017年5月1日之前落實，以確保生物精煉項目的穩步推進並最終投產運行。

據悉，絨毛漿在全球以及中國的需求增長潛力都較大，而中國目前絨毛漿基本依賴進口。絨毛漿是經過漂白、抽出有機溶劑等操作後的木漿、草漿，是一種用作吸水介質的紙漿，常用於衛生巾、嬰兒尿布、醫院床墊等衛生用品。針葉木是生產絨毛漿最好的原料，而中國針葉木資源匱乏，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建設新廠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計劃在美進行投資的造紙企業並非太陽紙業一家，此前山東泉林紙業有限責任公司計劃投資20億美元，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建廠，項目預計將在2020年完成。

“中國造紙行業原料進口依賴度偏高，廢紙進口依賴度在40%左右，木漿進口依賴度在50%以上。而中國紙企原料話語權偏低，因此紙品毛利率偏低位運行。”卓創資訊分析師常俊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現實的挑戰

不過，李長傑也指出，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工廠投產後發現，工人工作效率和人力成本是比較大的問題，”李長傑對記者透露，雖然當地政府提前幫助公司對當地人進行了培訓，但在實際管理中還是會遇到不少困難，以至於投產兩年了，目前美國工廠還沒有完全達產，公司派去的60多個工程技術人員也一直沒有回國。

“亞拉巴馬州靠近我們最大的美國客戶休斯敦古德曼制造公司(Goodman Manufacturing)，在美國銷售的產品與國內相比價格會相對高，但金屬等備品備件價格也比國內高，”李長傑進一步告訴記者，相比之下，公司在墨西哥已經達產的工廠，各項成本會比美國更低一些，也更容易實現達產和盈利。

事實上，近年來像金龍一樣希望走出去到美國等國外設廠的中國企業並不在少數，因為一些企業發現，隨著勞動力等各項成本的不斷攀升，在中國生產產品再出口的成本優勢，在逐漸被弱化，將在中國進行生產的各種要素成本與正在推動“制造業回歸”的美國相比，很多美國地區的成本可能還更低(比如很多美國偏遠地區的土地其實非常便宜，而由於貨車、卡車運輸網絡發達，物流運輸成本也會降低)。

不過，一想到美國投資的企業管理層人士也告訴記者，其在考慮到美國選址建廠時，原本決定哪個州給的現金補貼多就到哪里投資，但接觸和了解後才發現，各個州在稅收、基礎設施、環保政策，甚至可提供的就業人員數量和素質上，千差萬別。

“很多企業到美國建工廠，只想建在現有客戶的附近，但未來的客戶在哪並沒有考慮。所以要先想清楚企業到美國來建廠到底是為了什麽，要考慮未來的5年、10年、15年、20年之後的情況。”三葉集團(SoZo Group)的總裁鄭禮明(Raymond Cheng)告訴記者。

過去幾年，鄭禮明所領導的三葉集團，一直在為中國的大型制造商尋找到美國建廠的機會。他告訴記者，工廠建設地的社區、環保審批、勞工水平和接受外國文化的意願，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對項目的關心程度，都會影響投資最終是否取得成功，因此，找到正確的州政府支持你的投資，也是中國公司進入美國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鄭禮明介紹，在投資美國的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多個視角。首先看哪些區域更支持制造業的發展，有沒有這樣的氛圍。“比如底特律有很多汽車企業，這里也有很多重要的制造企業，制造業的實力在這個地區非常的強大，而現在，我們還發現汽車企業正在逐漸往美國的東南部轉移。”

同時，還應該了解工會這一因素，在美國的東南部地區，很多地方都沒有工會，這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就比較好，因為如果有工會可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還有一個需要關註的數據，就是物流，包括原材料和產成品的運費，比如美國中部的印第安納州，在地理位置上看，在整個美國不管什麽樣的貨物進行運輸，印第安納都是中心，因此美國的很多集散中心都在印第安納的南部。此外，還要註意一些基礎設施的配備情況，比如高速公路、港口等。

鄭禮明進一步指出，稅收問題也很重要，需要充分地了解有些州和州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不同的稅收要求。此外，中國公司的管理層還必須重視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和儲備，改善公司治理和采納西方先進的公司文化，並建議企業要找對顧問，尤其在法律、政府關系、選址和融資四個方面。

孔雀東南飛

除了布局歐美，中國企業還向東南亞地區前行。

“有很多中國的投資者都去越南投資。問到為什麽來越南投資的時候，投資者們一般都會說兩個原因：一個是有更大的市場。”越南棉紗和紡織協會 (VCOSA)主席及越南紡織和服裝協會(VITAS)副秘書長 Nguyen Van Tuan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有更大的市場是因為越南跟很多國家、經濟體簽過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日本、韓國，甚至還有南美的智利、秘魯，還有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這些都有相關的合作，所以會有更大的市場。”

另一個是相對於中國國內，越南生產的綜合成本更加低。Nguyen Van Tuan向第一財經表示：首先體現在人工成本方面，目前越南的人工平均月工資在250美元左右。雖然比2014年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28美元已經上漲了不少，但這依舊遠低於中國該行業目前的平均勞力薪金。

人力成本上升也許無法避免，但相關地方政府還是給予外來投資者盡量大的優惠政策：比如廠房租金，越南的工業園區租金約在20~60美元/平方米，在中國，這一租金達到150~200美元/平方米;越南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20%，中國則是25%。通常情況下，新的投資者還能夠在開始的2年可以享受免稅的政策，而在此後的4~9年里的稅費則是減半。此外，越南屬於東盟國家，企業進口回中國國內是零關稅。

對於國內的服裝紡織行業來說，上述的各個條件確實具有吸引力。

對於越南本地的紡織服裝企業來說，中國客戶只是采購棉紗這些的初級、低利潤的產品顯然不夠。前者還是想要致力於高附加值時尚棉紡織品的制造與銷售。

以越南當地紡織行業排名前五名的Fortex為例，其90%的客戶來自中國。南通欣妍家紡董事長劉軍告訴記者，早在五年前，其公司就開始與Fortex合作，從越南采購棉紗線。

隨著中國國內的各項綜合成本上升，從事紡織的企業迫於生存壓力不得不尋求其他出路。讓這些企業“走出去”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棉花配額的問題。“在國內，發改委發放配額有嚴格限制，比如條件之一是企業規模要在5萬錠以上。一般只有大企業才能夠拿到配額。”上海國際棉花交易中心信息總監汪前進指出，2011~2014年，由於收儲政策，國內外的棉價差額高達4000~6000元/噸。也是在這三年里，產業轉移加速。

據《中國紡織報》報道，在國內外棉價差最高時期，山東某大型紡企一年可以拿到30萬噸棉花進口配額，能節省企業用棉成本12億元左右。這對於利潤微薄的棉紡織企業來說可謂天文數字。

雖然這兩年的棉花價格有所下調，但目前國內外的棉價差維持在1500~2000元/噸。“進口棉價格優勢明顯，且外棉質量要好於國棉，特別是美棉和澳棉。”汪前進表示，家紡企業對於棉紗的支數要求不高，如果是低支數的紗線，東南亞進口只需國內的一半價格。由於拿不到進口配額，無法從國外進口棉花，所以不難理解國內的紡織企業為什麽會選擇直接從國外采購棉紗。

“我們現在主要形式是貿易，中國工廠去采購我們公司的棉紗產品。”Fortex 副主席Hoang Xuan Chinh期待未來有更多種合作形式，“比如生產制造商跟我們一起合作建廠，或者投資者一起合作。”這也是他們來中國舉辦宴會和路演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吸引到更多的戰略投資者。

雖是如此，在越南投資其實不容易，早前不少企業投資越南設廠都以失敗告終。而目前在越南成功辦廠且順利投入運行的多是國內服裝紡織領域的大型企業。

百隆東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衛新公開指出，越南不缺紡紗廠，缺的是面料、針織和印染企業。但目前越南的環保要求比中國還嚴格，汙水要100%合格才能排放，因此進軍越南市場並不如想象中那麽容易。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天虹集團的創始人洪天祝。目前天虹在越南有125萬錠的投資規模，投資規模達8億美元，成為中國內地企業在越投資規模之首。洪天祝認為越南是中國紡織工業走出去的首選之地，但不一定所有企業都適合走出去，需要根據企業自身優勢和國內行業現狀進行最終決策。

去柬埔寨和印度建廠，最大的誘惑是市場和關稅

這已經是李春偉今年第6次赴印度考察了。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再過幾天他就會回紹興，把一年來的考察內容詳細反饋給老板，然後做出最終的決定——是否要在印度建一家紡織廠。

李春偉是浙江紹興飛昂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飛昂紡織”）的副總經理。由於近幾年全球經濟低迷，主營絨毯等床上用品的公司出口量明顯回落。為了增加訂單、提高盈利水平，負責出口業務的李春偉萌生了去海外市場建廠的想法。

“今年公司出口到印度的訂單大概有四分之一。”由於來自印度的訂單越來越多，再加上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以及正在快速增長的經濟，印度成為他的首個考察目的地。

作為安徽最大的服裝進出口公司，安徽省服裝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徽服裝”）到海外建廠的腳步邁得比飛昂紡織快一些。該公司於兩年前就已經在柬埔寨建立了一家有800多名工人的大規模服裝廠。

那麽，在印度和在柬埔寨建廠和在中國建廠相比，綜合的運營成本和盈利到底有多大的差別？人工明顯比中國便宜的東南亞現實中一定能省下成本或多賺錢嗎？真實的賬單背後其實有著更大的誘惑：市場和關稅。

印度建廠最大誘惑是市場

“印度工廠的運營成本比中國還高。由於中國工廠的效率高，所以盈利率也還是中國高。”已進軍印度十來年的海爾集團南亞印度產品總監黃德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進入印度9年後，海爾印度公司才開始轉虧為盈，該公司在印度冰箱市場排名第三、為當地人最受歡迎的中國品牌之一。

黃德成的說法刷新了不少人對於印度制造成本低的看法。雖然李春偉考察一年並沒有得出印度制造成本比中國高的結論，但他在綜合了人工效率、電力供應、技術人員派駐、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後，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印度紡織業的綜合制造成本並不比中國低多少。

印度紡織業的綜合制造成本並不比中國低多少。

“我們在印度設廠就不會去考慮其他的市場，只在印度銷售。從稅收來說，如果都是內銷，印度稅收肯定比中國低，大概低4％～5%。”李春偉說，就人力成本來說，雖然印度工人的工資水平不到中國工人的四分之一，但工作效率只有中國工人的一半，所以人力綜合成本大概能省下30%。

然而，如果要在印度設廠，公司就需要從中國國內派駐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至少3～4個，技術人員20個左右。”李春偉說，這部分派駐人員的成本幾乎會把工人省下的30%抹平。

在用地和水電能源的成本上，印度和中國看起來相差不大。但印度存在嚴重的缺電問題，這讓企業不得不考慮自備發電設備，用柴油發電，這都是中國工廠無需考慮的附加成本。

第一財經記者曾探訪印度，上海電氣印度分公司業務拓展處處長張清華稱，自備柴油發電機是印度商用建築的標配，工業區更是必備。每天間歇性地停電也有三五次，每次幾分鐘。幾秒鐘後備用的柴油發電機就會發電。

隧道股份上海城建在印度的施工現場也自備有發電設備。該公司項目經理李榮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備發電設備價值約1000萬人民幣，每天消耗3000升柴油，差不多是每天2萬元成本。按照李榮祥的估算，由於停電問題，印度的用電成本比國內至少翻一番。就每度電而言，用柴油機發電的成本接近印度市政統一電價的三倍。

對李春偉來說，自備設備還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會影響效率，增加次品率。“切換自備發電設備不僅需要時間，而且機器驟停也會增加次品的比率。”

印度的環保成本目前比中國低，暫不考慮印度人愛放假等社會文化領域的不確定性或隱形成本，李春偉最終核算稱，印度制造的綜合成本總體會比中國低10%左右。

但如果把在印度建廠、在印度銷售和在中國生產、再出口到印度對比，前者卻可以省下包括關稅和運輸成本在內的近25%費用。“印染環節的原材料目前不得不從中國進口，因此估計還會增加5%左右的成本。”李春偉說，綜合起來，印度本地制造對應中國對印度的出口來說，將會有20%左右的成本優勢。

在企業國內盈利率僅5%的艱難時期，確保持續有訂單讓企業生存下去或許是眼下最大的問題。

隨著印度莫迪政府打出印度制造的口號，當地官員抵制中國制造的產品時有發生。為了能順利獲得印度的訂單，享受印度的可觀市場，李春偉認為，即使在印度建廠並不那麽省錢，難度也不小，但仍然值得一試。

關於海外建廠的根本目的，李春偉想得很清楚。“從長遠來說，印度經濟在上升，本身基礎差，所以上升空間大。再加上人口龐大，有可觀的市場。比如孟加拉國，經濟太差，不是簡單轉移生產成本就可以。這個工廠要做就得依托當地的國內市場。所以暫時不會考慮孟加拉國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對海爾、上海電氣、上海城建等企業來說，進軍印度的最大目的也同樣是看中當地的大規模市場和未來的潛力。

如果要建廠，時間上已不允許李春偉他們再有遲疑。“一方面國內的制造成本在增加，另一方面印度類似的產品也在發展，最多3年，我們的產品就沒法往印度賣了，因為當地的技術可能就能達到了，而我們的優勢完全沒有了。”李春偉說，和那些把市場瞄準西方國家、制造工廠從中國遷入東南亞和印度的外資企業不同，飛昂紡織的考慮不同，抓緊時間獲取訂單是比節省成本更大的目的。

柬埔寨的零關稅才誘人

安徽服裝的柬埔寨工廠已經運營2年多了。和國內的工廠相比，柬埔寨工廠規模大了近2倍，共約800名工人。

關於制造成本，該公司日本部經理孟卓收集了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三四家工廠和安徽工廠的數據，認真給第一財經記者算了一筆賬：

就人力成本而言，包括1～2小時的加班時間，柬埔寨工人的工資平均每個月220美元（約合人民幣1500元），是中國工人的50%。但柬埔寨工人的效率只有中國工人的50%～70%，因此綜合人力成本略低一點，約為10%。

在稅收方面，柬埔寨工廠的整體稅費大約比中國低20%，但在最“大頭”的增值稅上，對於服裝出口企業來說兩國基本沒差別。“柬埔寨的增值稅是10%，首都金邊對外資企業可以免稅3年，還能申請延期2年。而中國的增值稅是17%，但出口的產品可以享受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所以雖然兩國增值稅在表面上有差別，實際上對服裝工廠來說都是零。”孟卓說，他們運營不到3年的柬埔寨工廠目前為免稅狀態，作為出口企業，他們的出口產品也可享受到出口退稅的優惠。

柬埔寨工廠的制造優勢並不比中國大太多。真正讓企業覺得實在的，其實是柬埔寨對歐美、日本等國的出口優惠。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官網顯示，柬埔寨對私人投資企業所征收的主要稅種和稅率分別是：利潤稅9%、增值稅10%、營業稅2%。而中國企業“大頭”的稅除了增值稅外還有企業稅，後者相當於柬埔寨的利潤稅。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則減按15%的稅率征收。另外，我國規定的增值稅率為17%。而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規定，有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出口的貨物（除另有規定者外）可在貨物報關出口並在財務上作銷售後，憑有關憑證按月報送稅務機關批準退還或免征增值稅和消費稅。

在用地成本上，柬埔寨工廠的成本比安徽工廠便宜10%左右。能源成本對孟卓所在的服裝制造企業來說，相差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孟卓稱，在紡織領域，接近90%的主要原材料目前必須要從中國進口，而中國生產這些原材料的地區又距離柬埔寨較遠，因此這部分長途運輸的時間和成本，以及進出口的稅費將會明顯增加柬埔寨工廠的運營成本。

另外，和李春偉提到的外派人員一樣，孟卓所在的企業也面臨因為外派而管理成本上升的情況。

因此，考慮到更多的因素，柬埔寨工廠的制造優勢並不比中國大太多。真正讓企業覺得實在的，其實是柬埔寨對歐美、日本等國的出口優惠。

根據柬埔寨對外貿易的法規和政策規定，作為最不發達國家，歐盟、美國、日本等28個國家給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美國給予柬埔寨較寬松的配額和進口關稅，歐盟在“除軍火外所有商品倡議”下，給予柬埔寨除軍火外幾乎所有產品零關稅的待遇。柬埔寨對日本的出口也享受零關稅待遇，和從中國直接出口到日本需要繳納大約10%的關稅相比，在柬埔寨生產的產品銷往日本顯然更具價格競爭力。

雖然日本也給中國普惠制待遇，但仍然收取10%左右的進口關稅。更糟糕的是，今年11月24日，日本財務省宣布，重新審視面向新興國家實施的“特惠關稅制度”，即普惠制待遇，決定將中國等5個國家從名單中剔除出去。在日本，2015年度適用優惠稅率的進口產品當中，60%來自中國。實行新規定後，數千個品目的關稅將會上漲。

“日本和中國特惠關稅馬上結束了，雖然不一定，但理論上關稅可能會提高。”孟卓說，這種發展趨勢讓柬埔寨工廠的優勢增強了不少。

綜合整個運營成本，柬埔寨工廠只能比中國工廠省下5%～10%，但10%的關稅減免對利潤極薄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誘惑。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普遍招工難的情況下，到柬埔寨設廠有利於企業擴大生產，從而解決訂單的供應問題，持續吸引到來自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客戶。

“雖然柬埔寨工廠的生產效率不如中國工廠，但整體來說肯定不吃虧。也就是說沒有那麽省錢，但肯定比中國工廠的盈利率高。”孟卓這樣總結。

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孟卓所在的服裝制造業最需要的是人力，而不是技術或設備，因此和引發熱議的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選擇去美國開設工廠的需求不同，孟卓認為，服裝工廠必須要去人多的地方，才能找到穩定的雇員以解決生產的需求。另外，服裝制造業對於自動化的依賴程度也不如玻璃等工廠，尤其是一些定制化的生產還得主要靠人工完成。

“像服裝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繼續向東南亞轉移，也會向印度和墨西哥等國轉移。但是我認為不會向美國、日本和德國之類的發達國家轉移。”孟卓說得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