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新電改9號文出臺以來,多個省市和地區連續跟進,電改綜合試點和售電側改革試點全面開花。
截至目前,國家發改委共批複18個省市或自治區開展電力體制改革綜合試點(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海南、甘肅、北京、湖北、四川、遼寧、陜西、安徽、河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山東、寧夏、上海、內蒙古),8個省份或地區開展售電側改革試點(廣東、重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黑龍江、福建、河北、浙江、吉林)。
堅持市場定價,機制待健全
第一財經記者經過梳理發現,多個省份在電改試點方案中提出,針對特定領域建立優先發電、優先購電制度。山東、內蒙古、湖北、四川、陜西、河南等地提出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優先發電,大力開展電力綠色調度。河南、四川、遼寧、山東等地將農業用電、居民生活用電、重要公共事業、公益性服務行業納入優先購電等範圍,即上述享有優先購電權。
吉林、內蒙古、浙江均要求電網企業承擔供電營業區內的電力普遍服務,保障基本供電;無歧視地向市場主體及其用戶提供報裝、計量、抄表、 維修、收費等各類供電服務;保障電網公平無歧視開放,向市場主體提供輸配電服務,按約定履行保底供應商義務,確保無議價能力用戶也有電可用。
工作目標上,吉林、湖北均表示,3至5年內除保留必要的公益性、調節性發用電計劃之外,取消競爭性環節發用電計劃。山東省在方案中明確了“電改三年時間表”:2016 年,研究制定山東省電力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和各專項改革方案,做好相關前期準備工作,包括完成輸配電價成本調查和測算工作,研究制定發用電計劃有序放開、售電市場主體進入和退出的具體辦法,研究制定電力市場交易規則;2017 年,按照國家批準的實施方案落實電力體制改革各項任務。完成輸配電價成 本監審和核定工作;2018年,對電力體制改革情況進行總結評估,進一步修訂完善各項制度,基本形成現代電力市場體系。
吉林、浙江省均詳細規定了售電公司的分類、定位和經營原則。售電分三類:電網企業的售電公司;社會資本投資增量配電網,擁有配電網運營權的售電公司;獨立的售電公司,不擁有配電網運營權,不承擔保底供電服務。
售電公司的定位和經營原則基本相同,即售電公司應當以購售電交易為核心業務,以服務用戶為核心,以經濟、優質、安全、環保為經營原則,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售電公司應當將市場價格水平及時傳導給終端用戶,讓終端用戶享受改革紅利。
國家發改委在上月發布的《售電公司準入與退出管理辦法》對售電公司對資產作出明確要求:準入資格是資產總額不得低於 2000萬元人民幣;資產總額在 2000萬元至 1 億元人民幣的,可以從事年售電量 6億至 30 億千瓦時的售電業務;資產總額在 1億元至 2 億元人民幣的,可以從事年售電量 30億至 60 億千瓦時的售電業務;資產總額在 2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不限制其售電量;擁有配電網運營權的售電公司的註冊資本不低於其總資產的20%。
在此基礎上,吉林省規定資產總額2000萬人民幣的,可以從事年售電量6億千瓦時對售電業務,資產總額每增加1000萬元,準許售電量可增加3億千瓦時。
與市場主體準入機制相對應的退出機制,吉林、浙江兩省均規定了“黑名單原則”:吉林省要求,市場主體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嚴重違反交易規則和破產倒閉的須強制退出,列入黑名單,3年內不得再進入市場;浙江則要求進入黑名單的市場主體不得再進入市場,直接註銷。
山東、四川、內蒙古、遼寧、河南均做出了完善跨省跨區電力交易機制的要求。其中,山東提出,按照中長期交易為主、臨時交易為補充的跨區跨省交易模式,推進山東與相關省份的電力市場化交易,促進電力資源在更大範圍優化配置。其他幾個省也明確了建立跨省跨區電力交易與省內電力交易的協同銜接機制,統籌考慮省內外電力資源,同步放開進入市場。
多個省份已成立或籌備成立電力交易中心,此外,陜西、河南、山東等省份將設立市場管理委員會,由電網企業、發電企業、售電企業、電力用戶等組成,實行按市場主體類別投票表決等合理議事機制,主要負責研究審定陜西電力交易中心章程、交易和運營規則,協調電力交易市場相關事項等。
針對居民普遍關註的電價問題,發改委去年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指出,應“形成適應市場要求的電價機制”。近日,國家發改委給多地的電改綜合試點方案的複函中也要求,應堅持市場定價的原則。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北京、山西等地電改方案中均提到電價的市場化問題,要求還原電力的商品屬性、理順電價形成機制。參與市場交易的用戶供電價格可以通過協商確定,或通過集中撮合、市場競價的方式確定。參與市場交易的用戶購電價格由市場交易價格、輸配電價、政府性基金三部分組成。輸配電價由政府核定,未單獨核定輸配電價之前,可按現行電網購銷價差作為電力市場交易輸配電價。
與此同時,浙江省規定配電區域內的售電公司或電力用戶可以不受配電區域限制購電。向配電區域外電源購電的,購電價格由發電企業的交易價格、對應配電網電壓等級的輸電價格(含線損和政策性交叉補貼)、配電價格以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四部分組成。配電區域內居民、農業、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以外的用電價格,由發電企業或售電公司與電力用戶協商確定市場交易價格,配電網接入電壓等級對應的省級電網共用網絡輸配電價(含線損和政策性交叉補貼)、配電網的配電價格,以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組成。
上海、湖北等地都在電改試點方案中提到現行交易機制還不完善的問題。例如,運用市場化機制引導配置資源的能力有明顯差距,價格關系沒有理順,市場化定價機制尚未形成等。
具體來說,競爭性環節由市場決定電力價格的機制還沒有形成,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以政府定價為主,存在交叉補貼,滯後於成本變化,且不能及時合理反映環境保護支出和供求關系變化,制約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有效發揮。
此外,規劃協調機制缺失,監管體系不健全的問題依然存在。電網規劃以企業規劃代替,電力規劃剛性不強。對市場主體行為、電力普遍服務的監管尚不完善,自然壟斷環節價格科學核定和監管機制不到位,電網輸配電成本缺乏有效監管。
地區特色鮮明
發改委已批複的各省電改試點方案中,浙江、山東、廣東、內蒙古等地的改革方向和工作任務顯示出鮮明的地區特色。
以互聯網和中小微企業眾多的浙江省為例,浙江鼓勵互聯網龍頭企業、電務企業、金融機構等投資組建售電公司,開展售電業務。中小微企業可以“打捆”成聯合體、委托售電公司代理等方式參加購售電業務。
山東明確要求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和電力應急機制建設。按照常態化和精細化原則,引導用戶實施電力需求側管理,通過加強能效管理、實施需求響應等手段,優化電力資源配置,提高電能利用效率和效益。加強電力應急能力建設,提升應急響應水平,確保電力供需緊張狀態下重點用電需求,保障電力供應安全穩定可靠。
作為全國電改“先行軍”的廣東省日前公示了第五批擬列入售電公司目錄企業名單,合計59家。值得關註的是,公示的第五批目錄名單中出現了一家燃氣企業——廣東珠江燃氣集團有限公司,這也是燃氣企業首次入圍廣東售電目錄。如果這59家企業全部通過公示,加上前四批入圍的151家售電企業,至此,進入廣東售電目錄的企業將達到210家,繼續領跑全國。
內蒙古自治區因地域狹長等原因,全區電網分為蒙東電網、蒙西電網兩部分。蒙東電網由國家電網公司管理,蒙西電網由內蒙古電力公司管理。內蒙古的電力改革方案中,對蒙東和蒙西分別提出了要求。方案考慮到蒙東電網公司經營虧損嚴重、投資能力不足、同價資金缺口較大、電價改革難度大等問題,明確了爭取國家支持政策,多措並舉來解決上述問題;蒙西方面則繼續測算現行電價中交叉補貼額度,明確各類用戶承擔或享受交叉補貼水平,科學實施合理分攤和逐步消化。積極探索采取多種措施 保障交叉補貼資金來源,完善處理交叉補貼的政策措施。
國家發改委10日發布《關於全面推進輸配電價改革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全面推進輸配電價改革試點,加快建立獨立的輸配電價體系。
新增14個省級電網
《通知》要求,在目前已開展18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的基礎上,2016年9月在蒙東、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海南、甘肅、青海、新疆等14個省級電網啟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2017年在西藏電網,華東、華中、東北、西北等區域電網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
同時,《通知》明確了定價時間表。
《通知》顯示,2016年4月進行試點的12個省級電網,相關省級價格主管部門在成本監審工作結束後,認真測算當地電網輸配電價總水平和分電壓等級輸配電價標準,2016年10月底前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
《通知》要求本次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的14個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參照已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省份的經驗,結合當地實際,擬定適合當地電網特點的輸配電價改革試點方案,2016年11月底前報送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同時,根據成本監審結果,科學、合理測定當地省級電網輸配電價總水平和分電壓等級輸配電價標準,原則上2017年3月底前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
已試點地區價格均比去年低
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輸配電價是電價形成機制的重點內容。
去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第一個任務就是按照“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方法核定獨立、明晰的電網輸配電價和準許總收入,先後確定深圳、蒙西、寧夏、湖北、雲南、貴州、安徽進行先行試點,目前該七個省市區的首個周期輸配電價均已核準,改革全面落地。
今年3月輸配電價改革試點新增北京、天津等12個省級電網和華北區域電網以及國家綜合電改試點省份,按計劃將在2017年推至全國。
國家發改委較早批複的深圳供電局輸配電價采取“成本加收益”方法測算,第一周期為2015年-2017年。其中,220千伏輸配電價分別為0.1435元/千瓦時、0.1433元/千瓦時和0.1428元/千瓦時;110千伏輸配電價分別為0.0683元/千瓦時、0.0682元/千瓦時和0.0679;20千伏輸配電價分別為0.1363元/千瓦時、0.1360元/千瓦時和0.1354元/千瓦時;10千伏輸配電價為0.1805元/千瓦時、0.1802元/千瓦時和0.1794元/千瓦時。
深圳供電局2015年-2017年的綜合線損率均按4.1%計算,實際運行中線損率超過或低於4.1%帶來的風險或收益均由深圳供電局承擔。周期當中,深圳供電局有限公司預測的銷售電量分別為778.45億千瓦時、811.02億千瓦時和846.71億千瓦時。
湖北省是全國先期改革的5個試點省份之一,第一個監管周期為2016年至2018年。經國家發改委輸配電價成本監審組調查,測定了湖北省第一個監管周期的輸配電價格水平為0.2374元/千瓦時,比去年降低0.009元/千瓦時。
雲南省水能資源豐富,近年來,隨著省內大江幹流水電站的陸續投產發電,省內電力供求的矛盾得到了根本性改變。今年新核定的平均輸配電價標準與原核定目錄電價的購銷價差相比,每千瓦時降低了1.65分,預計可減輕全社會用電負擔31億元。
其中,與原目錄電價相比,110千伏和220千伏大工業用電電價每千瓦時由0.48元和0.468元下調為0.412元和0.394元,每千瓦時降低了6.8分和7.4分,有效降低了工業企業用電成本。
貴州電網輸配電價為每千瓦時0.1989元,分電壓等級輸配電價標準: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電不滿1千伏電度電價為0.4660元/千瓦時,10(20)千伏電度電價為0.3991元/千瓦時,35千伏電度電價為0.3365元/千瓦時;大工業用電10(20)千伏為0.1739元/千瓦時,35千伏為0.1302元/千瓦時,110千伏為0.0799元/千瓦時,220千伏為0.0567元/千瓦時。
1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基層衛生司在北京舉行了新農合(城鄉居民醫保)跨省就醫聯網結報簽約儀式,組織遼寧、吉林、黑龍江、海南、四川、貴州、陜西、甘肅8省份簽署了新農合(城鄉居民醫保)跨省就醫聯網結報服務協議。在這8省份內的參合患者經轉診至協議省份的定點聯網機構就醫,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結報服務。
據中新社報道,今後協議省份內參合患者經轉診至協議省份的定點聯網機構就醫,便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結報服務,患者僅需支付個人自付金額,即可出院,新農合基金報銷部分由醫療機構與就醫地省級新農合結算中心之間進行結算,最後由省級新農合結算中心之間再進行清算。
在這8省份內的參合患者經轉診至協議省份的定點聯網機構就醫,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結報服務
據介紹,在推進異地結報工作中,各地還註重與分級診療相結合,既規範就醫秩序,又減少患者墊付資金的壓力,促進了新農合管理的效率和水平的提高。
此外,為積極發揮社會力量參與異地結報工作,國家衛生計生委還引導中國人壽和中國銀聯探索PPP合作模式。中國人壽將出資建立跨省就醫結算備用金,銀聯將建立資金結算通道,共同優化跨省就醫結算資金周轉流程。
今年6月,國家衛生計生委會同財政部制定的《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異地就醫聯網結報實施方案》對外公布。根據該《方案》要求,2016年,要完善國家和省級新農合信息平臺,基本建成新農合異地就醫信息系統,實現省內異地就醫直接結報,開展新農合轉診住院患者跨省定點就醫結報試點。2017年,基本實現新農合轉診住院患者跨省定點就醫結報。
針對當前可供開發利用的耕地後備資源數量有限的嚴峻形勢,國土資源部28日表示,將繼續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強耕地占用的土地用途管制,強化永久基本農田特殊保護,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
當日,國土部日舉行“全國耕地後備資源調查評價結果新聞發布會”,對外介紹了2014年開展的新一輪全國耕地後備資源調查評價結果。
國土部地籍管司副司長馮文利介紹稱,匯總結果顯示,全國耕地後備資源總面積8029.15萬畝。其中,可開墾土地7742.63萬畝,占96.4%,可複墾土地286.52萬畝,占3.6%。全國耕地後備資源以可開墾荒草地(5161.62萬畝)、可開墾鹽堿地(976.49萬畝)、可開墾內陸灘塗(701.31萬畝)和可開墾裸地(641.60萬畝)為主,占耕地後備資源總量的93.2%。
與2000年年開展的上一輪調查評價結果相比,此次調查評價結果顯示耕地後備資源總量減少了近3000萬畝。
按照上一輪耕地後備資源調查評價的集中連片標準統計,全國集中連片的耕地後備資源2832.07萬畝,占耕地後備資源總量的35.3%;零散分布的耕地後備資源面積5197.08萬畝,占耕地後備資源總量的64.7%。
結合當前水資源利用限制等條件分析,全國近期可開發利用耕地後備資源3307.18萬畝。其中,集中連片耕地後備資源940.26萬畝,零散分布耕地後備資源2366.92萬畝。其余4721.97萬畝耕地後備資源,受水資源利用限制,短期內不適宜開發利用。
雖然總量超過八千萬畝,但全國耕地後備資源的區域分布不均衡。
馮文利表示,從區域分布看,耕地後備資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新疆、黑龍江、河南、雲南、甘肅等5個省份後備資源面積占到全國近一半,而經濟發展較快的東部11個省份之和僅占到全國15.4%。集中連片耕地後備資源集中在新疆(不含南疆)、黑龍江、吉林、甘肅和河南等5個省份,占69.6%。而東部11個省份之和僅占全國集中連片面積的11.0%。
“這反映出,經過多年持續開發利用,經濟發展快的地區後備資源稀缺甚至枯竭,在省域內實現占補平衡越來越難。”馮文利說。
此外,集中連片的耕地後備資源減少明顯。調查評價結果顯示,本輪耕地後備資源總面積相比上一輪減少了近3000萬畝,同口徑集中連片耕地後備資源減少了8183.77萬畝,減幅達到74%。全國僅除黑龍江、河南和貴州等3個省份同口徑較上一輪有適當增加外,其余28省份均在減少,其中北京、天津、江蘇、福建等10個省份減少幅度超過90%。
馮文利認為,這反映出,隨著多年來土地開發,大部分成規模的連片耕地後備資源已經被開發為耕地、園地、林地等。據土地變更調查統計,2002~2014年間,全國未利用地開發為耕地3177萬畝,開發為園地317萬畝,開發為林地2506萬畝。這也說明,前期容易開發的後備資源大多已開發,當前再繼續全面推行大規模土地開發利用的工作基礎已經不再具備。
從1月起,各省陸續進入地方兩會時間。目前,已有30個省區市召開了2017省級地方兩會,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也相繼出爐。兩會上,各省都制定了哪些發展改革小目標,百姓關心的眾多社會民生話題又將如何保障,一起來看看。
治霾,有決心也有目標
2016年冬,席卷全國多地的幾輪霧霾讓“治霾”繼續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高頻詞,也成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治理霧霾,各地不光有決心,包括京津冀在內的多個省份也提出了明確的治霾目標。
北京提出,2017年,將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力爭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天津提出,要改燃關停7臺煤電機組和380座燃煤鍋爐,關停淘汰落後企業100家,PM2.5年均濃度降幅好於去年,完成國家“大氣十條”目標任務。
河北提出,今年PM2.5平均濃度下降6%以上。
河南提出,確保PM10、PM2.5濃度穩定下降,空氣優良天數200天以上。
陜西提出要力爭關中地區PM2.5濃度降低3%以上,優良天數平均增加5天。
吉林提出,地級以上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75%以上。
落實河長制,多地在行動
2016年12月,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對外公布,該意見明確了推行河長制的主要任務,提出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長制。“落實‘河長制’”成為今年不少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關鍵詞。
寧夏提出,推行“河長制”,加強黃河支流、入黃排水溝、重點湖泊、城市黑臭水體治理,全面取締企業直排口,嚴厲打擊汙染黃河行為,堅決保護好“母親河”。
北京明確,要嚴格落實“河長制”,實施水環境區域補償機制,改善國家和市級監測斷面水質。建設生態清潔小流域29條,完成57條段黑臭水體治理任務,全面消除建成區黑臭水體。
雲南提出,要狠抓環境汙染防治,全面推行“河長制”,加強長江、珠江等六大水系和滇池、洱海等九大高原湖泊保護治理。
消化“僵屍企業” 繼續堅定不移去產能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產能”列為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在已過去的2016年,各地堅定“去產能”,重點行業去產能成效顯著。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加快結構調整優化,提升供給質量和水平,堅定不移“去產能”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議題。
河北結合本省實際,提出堅持“去”字為先、鋼鐵為重,強化政策引導,嚴格排查核驗,決不違規新增一噸鋼鐵。
山西、內蒙古、青海都表示,化解過剩產能將更好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
吉林新一年的去產能目標不僅具體到數,更具體到企業,明確通鋼集團壓減煉鐵產能80萬噸,亞泰水泥等企業壓減水泥熟料產能500萬噸。
廣西披露將為“僵屍企業”建立數據庫,並建立非國有“僵屍企業”處置機制。
安徽、河南、甘肅等地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堅定去產能決心,提出在完成化解過剩產能年度任務同時,要防止已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
四川、雲南則明確要鞏固鋼鐵去產能成果,嚴厲打擊違法生產銷售“地條鋼”。
“中國制造”為各地打開發展新思路
產能過剩並不意味著落後,要實現行業、企業更好的發展,“去產能”就一定要與“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等戰略相配合。
河北省省長張慶偉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說,2016年,河北省裝備制造業增加值超過鋼鐵工業成為第一大支柱產業,2017年,河北將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開展綠色制造專項行動,提升傳統產業質量效益。
遼寧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到,2016年,遼寧實施《中國制造2025遼寧行動綱要》,已推進首批50戶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務試點示範企業項目建設,高端裝備制造業占比17.2%。2017年將瞄準中高端,鞏固提升裝備制造業,推進100戶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務試點示範企業項目建設。
湖北省代省長王曉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湖北省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必須以新應新、以變應變,讓傳統動能煥發生機,讓新動能挑起大梁。2017年要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湖北行動綱要》《加快推進互聯網+行動實施意見》,深化制造業和互聯網融合發展,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省。
寧夏、新疆的政府工作報告均提到要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的本地行動綱要。寧夏特別明確要加快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轉化,推動煤化工與石油化工融合高效發展。新疆為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將支持傳統產業技術創新和改造,推動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促進傳統動能煥發生機。
房地產調控,去庫存穩房價
房地產去庫存是去年地方工作的重要內容。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7年中國樓市發展方向,強調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17年,多個省份繼續把房地產調控的落腳點放在去庫存,同時還堅決要求穩定房地產市場價格。
北京兩會指出,北京樓市調控的目標是穩定房價,要建立房地產發展的長效機制。今年要大力推進自住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讓住房真正回歸居住屬性。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房地產業發展與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機結合,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深圳市則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投資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適應市場規律的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有效降低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影響。
上海也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嚴格執行調控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同時,上海提出了新增供應5萬套各類保障性住房的目標。
扶貧攻堅,兜實兜牢民生底線
發展為了人民,成果要惠及百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之年,各地在工作中更加重視扶貧攻堅,改善民生。
貴州的“大扶貧”戰略在2016年取得可喜成績。去年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當頭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2017年,貴州提出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萬人以上。
湖南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脫貧攻堅“作為第一民生工程”來抓,確保今年實現減少110萬農村貧困人口,退出10個貧困縣、2500個貧困村。
今年,湖北將繼續紮實推進精準脫貧,力爭今年128萬人脫貧,9個貧困縣摘帽,切實把脫貧攻堅的各項措施落實到村到戶到人。
多舉措繼續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作為民生領域的重要關切,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一直備受關註。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提高住院報銷比例、推進城鄉居民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等問題被不少地方政府列入了今年的工作計劃。
北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要協調推進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全面實施醫藥分開,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推進複合型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同時要大力推行藥品陽光采購,完善基本藥物制度,促進大醫院與社區用藥銜接。
天津提出了“居民醫保補助標準提高到800元,住院報銷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的目標。
湖北省提出要全面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強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治等各項制度有效銜接,確保實現城鄉居民異地就醫直接結算。
河南明確要完善跨省異地就醫即時結算試點,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450元。
落實“四個最嚴” 為舌尖安全保駕護航
民以食為天,舌尖上的安全歷來備受百姓關註。嚴抓食品安全也被不少地方政府寫入了今年的工作計劃中。針對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多地強調要落實“四個最嚴”。
天津把“持續加強食品藥品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讓廣大市民吃得放心”列為了今年的工作目標。
河北省特別強調,要深入實施食品藥品安全放心工程,繼續開展對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點環節的集中整治,堅持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湖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要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落實“四個最嚴”要求,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貴州也提出了“嚴格落實食品藥品安全責任制,強化檢驗檢測,健全從生產到消費全過程監管體系”的目標。(綜合新華社、人民網、中新網消息)
相比生產總值(GDP),各地公共財政收入的數據含金量更高,更能真實反映地方經濟的運行活力。然而,受經濟下行壓力及以50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今年地方財力的變化更為複雜。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31省份近期相繼披露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發現,相比2015年有過半省份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小口徑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只有西藏、上海、廣東、天津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為17.4%、16.1%、10.9%和10%。地方收入的總體增速更是從前兩年的9%以上,下滑到了4.2%。
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是好事,但增速放緩並不一定是壞事。李克強總理曾在去年1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總理在今年1月13日與企業家的座談會上還明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經濟重燃活力後,反過來也能回補地方收入,率先改革的廣東、上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地域差距進一步擴大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以5000億元營改增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延續前兩年的下跌態勢。財政部數據顯示,自2014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度跌為個位數(同比增長9.9%)後,2015年這一數字(同比增長9.4%)繼續下滑,2016年僅為4.2%,實現兩位數增速的省份更是寥寥。
雖然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總體增速變慢了,但也不乏亮點。比如,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關口,約10390億元,連續第26年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121億元排第二名;上海位列第三,收入規模約為6406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近幾年數據發現,2016年廣東與江蘇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開,達到了2269億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1336億元。上海則是首次超越山東奪下“探花”,並緊追江蘇。
位於廣東南沙自貿區的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派繁榮景象
收入增速方面,西藏和上海以17.4%和16.1%遙遙領先,廣東、天津分別以10.9%和10%位列三、四位。其他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未實現兩位數增長。山西、黑龍江、新疆出現負增長,其中山西以-5.2%墊底,不過好於當地年初預想。
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收入達5000億元規模的有山東、浙江和北京,其中北京、浙江是首次突破5000億元;四川、河南、湖北均達到了3000億元規模;2000億元規模的省份數量最多,包括河北、天津、湖南、安徽、福建、重慶、遼寧、江西和內蒙古等九個省份,其中內蒙古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陜西、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新疆、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的收入為千億元規模;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元。
從數據來看,前三以外部分省份2016年的收入相近,競爭激烈。比如河南和湖北兩省,福建、安徽和湖南三省收入差距僅幾十億元;山西不僅被貴州反超,對廣西也只剩0.72億元的差距了。
分地域看,東部6省份占地方財力近半,與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
2016年東部的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於排名靠後的中西部11個省份收入總和。排名前6的東部6省份收入2016年總計約4.1萬億元,占地方總收入(8.7萬億元)比重為47.1%,這一比例較2015年提高約1.3個百分點。
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支持財力緊缺地區。比如財力緊缺的遼寧2016年爭取中央財政補助為2214.7億元,貴州拿到的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也達到2581.65億元,而財力雄厚的上海獲得的中央補助收入和稅收返還總額為687.4億元。
地方收入新動力
之所以選擇梳理小口徑財政收入數據,因為它以稅收為主,而稅收又能直接、真實地反映各地的經濟情況,是經濟的“晴雨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和增速的變化實質反映著地方經濟體量和經濟活力情況的變化,也體現了地方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兩者呈正向關系,收入規模和增速越高,經濟體量越大,經濟更有活力。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不僅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上在全國居首,且2016年反映經濟規模的全省生產總值(7.95萬億元)也位居全國首位。
馮俏彬稱,前些年廣東結構問題突出,經過幾年改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廣東新動能加快孕育,新興產業表現活躍,新產品新業態拉動力增強,經濟增長新動力持續增加。比如,2016年廣東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76.3%、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45.2%;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5.3%、18.3%、19.9%;廣東高鐵和快遞業也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
不僅僅是廣東,上海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快速增長也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效益明顯。
上海市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自貿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特別是金融等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19362.34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5%,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增加值4762.50億元,增長12.8%。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1618.58億元,增長15.1%。
“一煤獨大”“一股獨大”的煩惱
山西、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也反映出當地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馮俏彬稱,山西和黑龍江財政收入負增長反映出在整體制造業不景氣背景下,能源化工行業處於下行通道,而這些行業占兩省的經濟比重較大,也拖累了當地經濟增長,帶來收入下滑。
山西省省長樓陽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省經濟雖然呈現低位企穩、穩步向好的態勢,但仍沒有走出困難時期,多年積累的“一煤獨大”結構性矛盾、“一股獨大”體制性矛盾、創新不足素質性矛盾遠未從根本上解決,企穩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
黑龍江預算報告在談到2017年挑戰時稱,黑龍江省經濟轉型仍處於油煤糧木傳統產業領域集中負向拉動與培育新動能、新增長領域相互交織、相互賽跑的關鍵時期,能源工業波動,大慶油田減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等政策性減收,將給全省財政收入帶來一定影響。
盡管財政收入負增長,但由於兩地2017年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因此山西和黑龍江均預計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正增長。
另外,盡管2016年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3.4%的增長,但馮俏彬認為這主要與遼寧省2015年擠掉虛增財政收入水分後基數較低有關。
遼寧省所轄市縣的財政收入在2011年~2014年造假虛增後,2015年做實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33.4%。在此基礎上,2016年當地收入實現了3.4%的增速。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外貿出口已經基本飽和,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投資和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已成為目前我國經濟穩增長的重要一環。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4.6%,高於2015年4.9個百分點,高於2014年15.8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
對於各地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方面發展態勢,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各省份社會消費品零售(下稱“社消”)總額的統計和比較發現,目前已有14個省份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萬億大關;在增速方面,西南地區增速較快;在人均消費方面,京滬領銜,共有9個省份的人均消費突破3萬大關。
社消總量:14省過萬億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其他行業直接售給城鄉居民和社會集團的消費品零售額。
統計顯示,在消費總量方面,目前有14個省突破了萬億大關。這其中,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社消總額達到了34739億元,在各省份中高居榜首。比位於消費總量後十位的省份(西藏、青海、寧夏、海南、新疆、甘肅、貴州、天津、雲南、山西)之和還多。
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緊隨其後,其社消總額也突破了3萬億大關。
盡管江蘇的GDP總量在2009年之後就超越了山東,但在社消總額方面仍位列山東之後,以28707億元位列第三,其比“領頭羊”廣東少了6032億元,不過考慮到江蘇人口總量比廣東少了將近4千萬,因此在人均消費方面,江蘇明顯高於廣東。
粵魯蘇三強在總量方面遙遙領先,屬於第一梯隊。這三強之後,位居第四的是浙江,消費總額達到了21971億元。也就是說,目前共有4個省份消費總額超過了2萬億元。
從第五名的河南開始,各省份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尤其是湖北與四川,湖南與遼寧之間都咬得很緊。第11名的福建和身後的北京、上海之間的差距也很小。
安徽成為最新一個結緣“消費萬億俱樂部”的成員。日前召開的安徽全省商務工作會議顯示,該省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首次突破萬億元,達到10000.2億元,同比增長12.3%,增幅居全國第四位、中部第一位。
在安徽之後,無論是黑龍江還是吉林、陜西、重慶,社消總額離萬億尚有一定的距離,這些省份之間的絕對值差距都不大。有7個省份的消費總額低於5千億,其中3個省份低於1千億,分別是西藏、青海和寧夏,這幾個省份人口總量都在700萬以下,因此消費總量也較小。
在衡量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標——人均社會消費方面,有12個省份超過了24175元的全國平均水平,有9個省份的人均消費突破了3萬元大關。
這其中,京滬浙位列前三。北京以50703元的人均消費位居全國各省份中第一位,也是全國唯一一個人均社消突破5萬元大關的省份。當然,北京作為首都、強一線城市,吸引了很多周邊地區的人們過來消費,因此北京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量並不完全來自於本地人口消費。
上海以45322元的人均消費位居第二。同樣來自長三角的浙江則超越了直轄市天津,以39666元位居第三,遠高於江蘇、廣東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可見浙江全省的發展程度之高。
天津、江蘇、廣東、山東、遼寧、福建則分列第4到9位。從地理位置上看,前9名的省份都處於東部沿海地區。來自中部的湖北進入到第十名,除了湖北,處於2萬元梯隊的省份還有內蒙古、吉林和重慶,這幾個省份的人均消費都在2萬4到2萬7之間,差距很小。
剩下的省份人均社消全部位於1萬到2萬之間。其中最低的6個省份分別是貴州、新疆、雲南、甘肅、寧夏和廣西,全部來自西南和西北地區。可見,盡管西部省份近幾年經濟發展較快,但由於他們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市場化程度不高、城鎮化率仍比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總體水平仍比較低,未來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黑龍江未有2016年的公開數據,因此在此沒有納入統計。不過,參考2015年的數據,黑龍江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7640.2億元,則黑龍江消費總量大致位居全國第15位。此外,各省份的人口數據,采用的是2015年各省份統計公報中的數據。
增速:京滬低、西南高
在消費增速方面,則呈現出較明顯的地域分化,大體而言,京滬、東北、西北增速低,長江中上遊增速高。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33萬億元,達到332316.3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0.4%。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共有17個省份的增速高於10.4%的全國平均水平。
這其中,重慶以13.2%的增速在全國領跑,鄰省貴州緊隨其後,消費增速達到了13%。超過12%的還有安徽、雲南、江西、西藏這四個省份。此外,河南、湖北、四川、湖南也位居前十名。從地域分布上看,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上遊地區。
為何這些省份消費增速最快?一方面與這些地方經濟增速較快有關。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長江中上遊地區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這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效果不錯,產業結構比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等發展良好。其經濟增速也在全國位居前列。
以重慶為例,2016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3%。從企業效益看,1~11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20810.08億元,增長11.4%,實現利潤總額1332.85億元,增長14.5%。
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也是消費增速快的一大重要原因。老家重慶的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與東南沿海京滬浙粵等發達地區相比,西南的重慶、貴州等地仍處於經濟起飛階段,城鎮化率快速提高,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大量消費需求,如購買家具、家電、裝修等。這些省份的人均消費水平不高、基數低,因此只要增量大,消費增速就會上得很快。
此外,不同地域消費習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彭澎說,與東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人熱衷於置業、投資相比,西南、中部的重慶、四川、湖南等地的人盡管收入與東南沿海有較大差距,但他們在吃喝玩樂方面消費也不低。另外這些地方的房價水平比較低,在供房壓力較小的情況下,人們也更敢於消費。
相比之下,消費增速較低的省份集中在東北、華北、西北一些能源重化產業占比較大的省份及京滬津等發達省份。彭澎說,東北、華北、西北等能源重化省份受制於這幾年經濟滑坡,就業的情況不太好,收入受影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消費增速就會受到影響。
而京滬津粵等發達地區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彭澎說,這些地方的經濟較為發達,城鎮化率也比較高,很多人該買的電器、汽車、家具等都買了,進入到休閑旅遊的階段,消費層次比較高。此外,這些地方的人均消費基數已經很大,增速自然也沒那麽快了。
表1:各省份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黑龍江由於數據未公布故沒有納入)
表2:各省份人均社會消費比較
表3:2016年各省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
近段時間以來,上市公司再融資一事,頻繁被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提起,證監會也曾在新聞發布會上有所表示,但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似乎一直懸而未落。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今日(2月17日)下午,證監會官方微信發布了題為《證監會完善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規則 規範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文章,明確對再融資“亮劍”。
證監會到底是怎麽要求的?
證監會:已受理的再融資申請不受影響
今日下午,證監會官方微信發布了有關再融資監管要求的文章。文中表示,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部分條文進行了修訂,發布了《發行監管問答——關於引導規範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監管要求》(以下簡稱《監管問答》)。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監管問答》主要內容為:
一是上市公司申請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擬發行的股份數量不得超過本次發行前總股本的20%。
二是上市公司申請增發、配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本次發行董事會決議日距離前次募集資金到位日原則上不得少於18個月。前次募集資金包括首發、增發、配股、非公開發行股票。但對於發行可轉債、優先股和創業板小額快速融資的,不受此期限限制。
三是上市公司申請再融資時,除金融類企業外,原則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額較大、期限較長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借予他人款項、委托理財等財務性投資的情形。
不過,證監會特別表示,為實現規則平穩過渡,在適用時效上,《實施細則》和《監管問答》自發布或修訂之日起實施,新受理的再融資申請即予執行,已經受理的不受影響。規則調整實行新老劃斷,已經受理的再融資申請不受影響,給市場預留一定時間消化吸收。
新華社曾7分鐘連發兩文談再融資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進入今年2月以來,官方媒體頻頻對再融資發聲。
比如,2月9日16:45,新華社發布了一篇題為《IPO審核趨嚴再融資規模“瘦身” 上市公司融資“抽血”難了》的文章。文章稱,從近期定增市場呈現趨嚴的態勢看,防止定增套利、避免過度融資、引導“脫虛向實”是2017年監管政策的主基調。
當日16:52,新華社再度發表了一篇題為《防止“擴容恐懼癥”A股需要哪些“藥方”?》的文章,表示“求解‘擴容恐懼癥’,A股當先堵住再融資這個‘出血點’”。文章稱,“過度融資、融資結構不合理,募集資金使用隨意性大、效益不高……再融資種種亂象,已經被監管層納入視野。農歷猴年的最後一次例行發布會上,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明確表示,下一步將采取措施限制上市公司頻繁融資或單次融資金額過大,健全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現場檢查制度,督促保薦機構對在審上市公司再融資項目進行複核。”
早在1月17日,新華社就發布文章談及再融資問題。
彼時的背景是,A股市場受到新股擴容加速的影響,滬指和創業板指連續下跌,不少投資者憂心忡忡。在這樣的背景下,1月17日,新華社發文稱,“上市公司再融資門檻較低、規模較大,再融資後續的解禁減持,以及伴生的違法現象等,也讓市場擔心。數據顯示,2016年,A股市場整體募集資金(IPO、再融資合計)為18355億元,再融資額度達歷年新高。”
新華社上述文章最後一句話給市場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記者了解,目前監管層正在研究再融資相關政策。”
證監會早已表態: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
那麽,再融資市場到底處於一個什麽狀態呢?
據券商中國報道稱,2016年的最大權益融資,不是新股,而是增發!增發成為A股最強抽水機,一年的增發募資相當於2010~2013年四年總和1.45萬億(原文如此,編者註)。2016年A股增發募資總額達到1.46萬億元(原文如此,編者註),是新股募資的10倍,如將IPO、增發和配股合計,2016年的募資總額達1.62萬億元,變身為歷史第一位。
▲券商中國微信公眾號報道原文截圖
記者註意到,如果按照券商中國的數據,2016年A股增發募資總額1.46萬億,已經超過了去年海南省(4044億)、寧夏回族自治區(3150億)、青海省(2572億)和西藏自治區(1150億)四個省或自治區的GDP總和。
事實上,作為主管部門的證監會,對再融資問題早就做出了表態。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1月20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在當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下一步還將采取措施限制上市公司頻繁融資或單次融資金額過大,健全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現場檢查制度,督促保薦機構對在審上市公司再融資項目進行複核。”
新聞發言人稱,“現行再融資制度從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已逾十年,有必要對實施情況和效果進行評估,予以優化調整。總體考慮是嚴格再融資審核標準和條件,解決非公開發行與其他融資方式失衡的結構性問題,發展可轉債和優先股品種,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行為。”
分析人士認為,如上所述,證監會此前已非常明確地表示:要“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行為”。今天又明確表示要規範上市公司再融資行為,那麽,瘋狂的、不規範的再融資,要到頭了。
每經編輯 趙雲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家庭全部收入能用於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部分,作為反映一個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是了解居民生活變化情況的基礎。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4%,實際增長6.3%。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3下降為2.72。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016年各省份的全體居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多個指標的統計發現,目前有6個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萬元大關;在城鄉平衡發展方面,浙江的城鄉差距最小,西部地區最大。
6省份人均破3萬
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萬元大關,達到30295.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12.2元。
加上廣東在內,已有6個省份的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萬大關。其中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均突破5萬大關,上海以54305元位居榜首,北京以52530元緊隨其後。
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作為強一線城市,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而這正是高收入人群所集中的行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業114777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04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10元。從分布上看,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這些高收入行業最為集中的地區。
此外,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體,城市化率水平已經很高。相比之下,直轄市外的其他省區還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自然跟京滬會有明顯差距。
浙江以38529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居第3,超過直轄市天津,天津則以34074元位居第四。藏富於民,歷來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連續多年雄踞全國各省區首位(直轄市除外)。
江蘇和廣東分列第5和第6位。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盡管已經連續28年經濟總量位居第一,並且在2016年對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領先優勢重新擴大,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廣東與江蘇仍然差了將近2000元。
在廣東之後,下一個叩響3萬大關的省份是誰?福建無疑最為接近,2016年該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608元,按照該省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望在2017年突破3萬大關。
排名末尾的幾個省份中,貴州、雲南、青海、廣西等均是西部省份,經濟發展較為落後,城鎮化率較低,居民收入也較低,如貴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僅為上海的27.8%。
再以數據更為齊全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在統計的28個省份中,上海與北京均超過5.7萬元,上海比北京高出400多元。位居第三的浙江,達到了47237元。江蘇也超過了4萬元的大關。
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有3個省份超過了2萬元大關,其中上海以25520元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浙江,達到22866元,是直轄市外各省份中唯一一個農民人均收入突破2萬大關的,比第三名的北京還多500多元。
截止目前,有個別省份未發布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數據。還有部分省份僅發布城鎮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未發布全體居民的人均數據,不過,沿海幾個發達省份在這方面的數據都比較全面。
城鄉差距:貴州最大,浙江最小
城鄉居民收入比反映了區域均衡發展、城鄉一體化情況,在統計的28個省份中,有9個省份的城鄉收入比大於2.72的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城鄉差距比較大。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省份全部位於西部,尤其是貴州、雲南、青海、陜西的城鄉收入比都超過了3倍。貴州高達3.31,成為全國城鄉差距最大的省份。
為何西部省份的城鄉差距最大?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從全國範圍來看,東部縣域經濟發達,鄉鎮企業眾多,城鄉差距較小;中部和東北地區一馬平川,農業發達,人均耕地面積大,加上有農業補貼,農民收入相對不錯。相比之下,西部地區不少省份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就比較差,如平原少、山地高原多,土地貧瘠,交通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後。
數據顯示,目前有6個省份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於1萬元,分別是貴州、青海、雲南、西藏、陜西和寧夏,全部為西部省份。可見西部的農村經濟仍十分落後。
丁長發說,西部地區有很多農村兒童,由於經濟條件所限、飲食跟不上,容易造成營養不良等健康隱患,再加上教育水平滯後,也影響了成年後的就業競爭力。
總體上看,盡管西部省份近幾年經濟發展較快,但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市場化程度不高、城鎮化率仍比較低。未來要提高西部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需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資金投入,在交通、教育、醫療等方面增加投入與供給。
相比之下,中東部的城鄉差距要小很多。這其中,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是浙江,城鄉比僅為2.07,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8省份排名中列於第三、第二。
丁長發說,浙江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無論是勞動力要素、土地等制度創新都走在全國前列,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中所需的各種成本、費用。浙江最早在全國實行省管縣,縣域經濟、鄉鎮經濟都十分發達,每個縣都有自己的產業集群,形成了強大的產業競爭力。
從商業文化來看,浙江人的商業氛圍濃厚,並且極富冒險和拼搏精神。“我們那里有很多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繼續創業打拼。”來自浙江諸暨的張明說。
不過,同為沿海發達省份,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城鄉差距不僅遠高於浙江、江蘇,也高於山東和福建,成為東部幾個省區中城鄉差距最大的省份。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的區域差距太大,未來廣東要縮小城鄉差距,仍需要繼續下大力氣,振興粵東西北,縮小東西北同珠三角之間的鴻溝。
表1:2016年部分省份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單位:元)
表2 28省份及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單位:元)
表3 28省份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單位:元)
表4:28個省份及全國城鄉收入比
國家統計局於22日發布了31個省份2016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數據。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廣東、江蘇不出意外地牢牢占據著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不過廣東的第一經濟大省位子更穩了;在名義增速方面,則呈現了南快北慢的趨勢,西南地區的西藏、貴州和重慶均超過了11%,位列前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擠水分”後,遼寧在全國的GDP排名,從之前的第10名下滑到14名,排在了中部省份安徽的後面。
遼寧縮水6000多億
數據顯示,2016年,遼寧實現GDP達22037.88億元,比2015年少了6705.5億元,“縮水”幅度高達23.3%。縮水幅度這麽大,主要原因在於之前的數據存在較大“水分”,2016年擠掉了“水分”。
1月17日,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陳求發在遼寧省十二屆人大八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確認,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的問題,指出在2011年至2014年“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導致經濟數據被註入水分。
報告稱,遼寧省所轄市、縣財政普遍存在數據造假行為,且呈現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手段多樣等特點。在2011年至2014年,遼寧省所轄市、縣累計虛增財政收入約占同期財政收入的近20%,虛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虛增比例高達23%。
遼寧省財政廳數據顯示,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125.6億元,下降33.4%,其中稅收收入1650.2億元,下降29.2%;非稅收入475.4億元,下降44.9%。遼寧省財政廳當時對此的解釋是,造成全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中,排在首位的是按“三嚴三實”依法依規組織財政收入,做實了財政收入的影響。
遼寧數據造假的消息是在中央關註之後披露的。2014年,中央巡視組首輪巡視遼寧時指出,“遼寧全省普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其中重點提到大連虛增財政收入,沈陽、營口、盤錦等市招商引資弄虛作假。2016年2月27日至4月28日,中央巡視組“回頭看”,再次重申遼寧經濟數據造假。
在這之後,遼寧針對一個時期全省普遍存在的經濟數據造假問題,對全省各地區主要經濟指標數據進行嚴格評估審核,要求做到基層數據準確、宏觀數據匹配,指標統計數據客觀真實。
陳求發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解釋:“我們頂著面子上難看的壓力,認真地擠壓水分,2015年夯實了財政收據,2016年以來努力夯實其他經濟數據。”
也就是說,遼寧此次GDP數據縮水,是繼2015年擠掉財政收入數據的水分後,2016年再次對GDP數據進行了“擠水分”,也因此遼寧的GDP在全國的位次,從此前的第10位下降至第14,位居安徽之後。改革開放之初,遼寧的GDP總量高居全國第3,現如今卻只能位居全國中遊。
“這是一個好事,以前經濟下滑時,臉上掛不住,就開始拼命註水。”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擠掉水分之後,更有利於當地經濟健康發展。
名義增速南快北慢
各地統計部門目前發布的均為GDP實際增速,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用名義增速來觀察各地的經濟表現更為直觀。
通過對於30個省份(遼寧數據不具同比性,故未納入統計)名義增速的統計發現,2016年,名義增速最高的3個省份為西藏、貴州和重慶,均超過11%,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全部位居我國的西南地區。
三甲之後,上海、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海南、廣東的名義增速也位居前10。前10名的省份基本位於南方地區,其中既有上海、福建、廣東這樣的發達省份,也有貴州、重慶、江西等中西部省份。
在榜尾,名義增速位居後10位的省份全部位於北方,主要來自東北、華北、西北地區,有5個省份的名義增速低於5%,分別是山西、黑龍江、新疆、內蒙古和吉林。其中山西的名義增速僅為0.98%,黑龍江的名義增速也僅為2%。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不少北方省份的產業結構以能源重化工業為主,產業結構單一,在過去幾年能源價格下行的情況下,這些省份受到的沖擊比較大。相比之下,南方省份的能源、重化產業占比較小,輕工業比較發達,因此名義增速也較高。
廣東總量比肩西班牙
如果將各省份近年的GDP總量單獨拎出來與其他國家做對比的話,中國已有不少省份“富可敵國”。
其中,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已經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如果把廣東當作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世界排位約居第15位。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實現GDP為79512.05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是11578.8億美元,大致與墨西哥相當,直逼老牌發達國家西班牙。
有媒體報道,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可以對標墨西哥,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則可與印尼相提並論,而這兩個國家的GDP排名位列全球前20,而經濟總量全國第五的河南則超過排在世界第21位的阿根廷。
不過,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放緩,這種趕超的步伐也隨之放緩。
以廣東為例,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其經濟30多年來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先後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國香港、2007年超越中國臺灣,2014年一度有望趕超“亞洲四小龍”中最大的經濟體韓國。
數據顯示,2013年廣東經濟增長為8.5%,GDP達6.23萬億人民幣,成為全國唯一一個超6萬億的省份,同時突破1萬億美元,也成為我國首個萬億美元區域經濟體。當時廣東上下樂觀預計2014年即有望趕超韓國,從而完成對“亞洲四小龍”的集體超越。
不過3年過去,廣東並沒有超過韓國,目前與韓國的總量差距仍有2000多億美元。
“這樣的差距,顯然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趕上。”彭澎分析,近幾年廣東的增速明顯放緩,追趕的步伐變慢,相比之下,韓國這幾年經濟增長勢頭不錯,其經濟總量從之前的世界排名第15位升至現在的第11位。此外,人民幣貶值也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因素。
不過受韓進海運和三星等著名企業的影響,未來韓國經濟很可能放緩。彭澎說,2017年廣東有望縮小與韓國的經濟總量差距。
同時,彭澎也提醒,廣東不能只盯著經濟總量趕超韓國,應該將更多精力放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提升方面,不斷增強自身的創新能力、社會保障水平。韓國在創新能力、社會保障、文化軟實力等方面都值得廣東去學習。
彭澎曾到韓國考察,有一個細節讓他感受深刻,即韓國農村的房子雖然不新,但十分整潔。經濟總量只是一個表面,而內在的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才能反映出真正的差距。
表1:2016年31個省份GDP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2:2016年各省份名義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