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人交，兩個老年人用” 職工醫保“虧空”考驗湖南

湖南一些地方出現的醫保虧空，為職工醫保制度的應變能力敲響了警鐘。長期沈積的歷史欠賬、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基金管理運營等新老問題，一起考驗著醫保基金。

近日，據多家媒體報道，湖南省邵陽、懷化等地存在著普遍的醫保虧空問題。其中，至2015年3月，邵陽市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懷化市的洪江區，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一些基金統籌區域甚至到了無力支付醫院的診療費用，從而有可能影響職工醫保病人治療質量的地步。

這與全國醫保基金的運行狀況不甚相符。2015年5月，財政部公布2015年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情況，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829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6%。本年收支結余948.23億元，年末滾存結余9898.86億元。

在全國各地“適量結余”的背景下，為何湖南一些地級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醫保基金“入不敷出”？南方周末調查發現，出現醫保基金大面積虧空的地區，多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重鎮。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的大面積國企改制，給職工醫保留下了歷史欠賬。隨著時間的推移，湖南國企改制的歷史包袱並沒有被逐步消化，反而暴露出長年積壓的後遺癥。

由此引發的醫保基金虧空問題，不僅提醒著人們國有企業離退休、下崗職工人員的安置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還考驗著職工醫保制度設計本身應變特殊狀況的能力。

老職工，新機制

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從湖南懷化剛落成沒多久的高鐵南站出發，公交車一路向南行駛，兩旁的山勢漸趨陡峭。半個小時之後，車窗外青山巍峨，長江支流沅江湍急的水流映入眼簾，在局促的河谷公路帶上，建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格的老式建築，星羅棋布佇立山間。這里便是湖南省懷化市曾經最密集的工業區——洪江。

“上世紀八十年代，洪江城區就是現在的規模了。那個時候繁華得很。”上了年歲的洪江區醫保局副局長姚加權，時常給年輕的同事回憶洪江輝煌的過往。洪江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內陸工業城市，這個人口僅有5萬余人的小城，曾誕生過130多家國有企業，其中大中型企業就有7家。

1965年，湖南響應中央號召，組織“三線”建設，在湘西的懷化、邵陽、常德等地的山區，籌建起一大批國有工業項目。然而到了1990年代，湖南與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遭遇到的狀況類似，經營管理陷入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面臨著關閉、破產、轉制的命運。

截至2000年，洪江區國有企業停產或半停產的達50%。

就在國有企業大面積改制，大批下崗職工需要安置的背景下，1998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44號文”），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下簡稱“職工醫保”）。

44號文頒布後，從2000年1月起，湖南有計劃地全面啟動新的醫療保險制度，同時停止執行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職工醫保的，新制度出臺後，原來國企員工醫療保障就需要轉軌。”姚加權認為，此番醫改的重點、難點，便是如何將離退休員工，或者職業生涯行進至中途的職工，納入新的醫保體系之內。尤其是，洪江存在著大量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企。

在44號文的框架下，各地參保單位的繳費費率盡管高低不等，但總體上執行了“6+2”的費率政策，即用人單位按照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個人按照本人工資收入的2%繳納。

在2000年左右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單位入職後按照新規繳納醫保費用，即可享受到現有保障待遇。

但對於實施職工醫保制度之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國家的安置政策規定，按國家規定計算為連續工齡的時間，可以作為“視同繳費年限”，並且可以與實際“繳費年限”合並，計發醫療保險金。

於是，作為過渡措施，離退休人員、原有在崗職工、下崗職工，就需要單位、個人或政府兜底，繳納一筆費用，納入統賬結合管理，方能保障醫保基金的平穩運行。

然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以及職工個人，並無這樣的財力。

誰來還歷史欠賬

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

理論上，這筆費用應該由政府財政承擔，因為計劃經濟時代職工低工資的前提是醫保由國家保障。但由於財政緊張，當時政府也沒有拿出這筆錢，而是寄望於“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1998年是給了政策，但是沒有給錢。”前湖南張家界市醫保中心主任陶天清說，醫保轉軌最大的難題，就是“缺錢”。他已在社會保障系統工作了幾十年，曾親歷了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的醫保體制轉軌。

2002年，張家界一家名為穗豐公司的國有企業破產，並將部分資產變現。陶天清開始嘗試用這部分資金，將該公司的幾十名退休員工納入全市的職工醫療保障。陶天清說，2002年納入的退休員工並不多，由於力量有限，該項工作只能“以點帶面”慢慢展開。

“這些錢是肯定不夠的，但是按照44號文精神，到了60歲，必須要把他們管起來。管得到要管，管不到也要管。”經過測算，陶天清認為當時的醫保基金結余，只承擔得起一小部分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

包括邵陽、懷化在內的湖南省地級市中，因旅遊建市的張家界成立時間最短，歷史包袱相對輕松。即便如此，到2006年左右，張家界共有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383家，需要轉軌的職工25272人，其中退休人員12916人，占51.1%。

這一階段，醫保制度轉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破產改制企業的資產變現。但是，破產改制、經營困難國企絕大部分資產少、負債多，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時，沒能力足額給予職工經濟補償，更沒能力為職工繳納醫保費用。

洪江也遇到同樣的局面，一百多家改制企業的狀況千差萬別，政府便按照“一廠一策”的辦法，分情況解決國有企業員工的醫保問題。

“這些人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到老了還是要想辦法給他們保障。”姚加權說，盡管困難重重，洪江還是陸陸續續將一些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納入了新的醫保體系。而且，大部分是以“視同繳費年限”的方式納入，並沒有拿出多少真金白銀。

邵陽市醫療和生育基金管理處征繳科科長鄧淇夫，在2010年發表於《中國醫療保險》雜誌的一篇論文上分析，“視同繳費年限”實際上是對醫療保險基金的歷史拖欠，這種欠賬同樣應由政府財政承擔相應責任，否則將對現有參保人的利益構成損害。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構成對廣大參保人員利益的侵占。

到2009年，轉機出現，中央財政新安排一次性補助資金429億元，用以集中解決全國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而在兩年前，當時的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困難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意見》（湘勞社政字［2007］11號）（以下簡稱“11號文”），計劃將全省80萬困難企業職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

“這次是既給了政策，又給錢了，而且給得還不少。”陶天清說，在11號文頒布之前，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職工的“病有所醫”問題基本沒有解決，國家撥款後職工醫保基金可承擔負擔的能力增加了不少。

2014年，湖南省財政又新增預算5000萬元，采取“以獎代補”形式對各統籌地區困難企業退休退養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予以適當補助。

即便如此，財政補貼也難以補上所有老職工的醫保缺口。1959年出生的李誌偉，2001年在洪江區原紡織廠下崗，2013年到醫保部門辦理職工醫保，被告知要補繳10年的醫保費用21000元。“一次性要繳這麽多錢，對我來講是不小的負擔。”他說。

而事實上，在醫改過程中，國家方針已針對困難或弱勢群體采取了傾斜政策。比如將醫保金費率改為了標準較低的定額。2009年之前納入職工醫保的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員工，按照“視同繳費年限”辦法，沒有繳納或者繳納了少量的費率。2009年之後納入職工醫保的員工，在國家專項資金的支持下，一次性繳納了較少金額的費率。

“一個人養三個人”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醫保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但如果提高統籌層次，也會因地區發展水平差別而產生諸多問題。

職工醫保基金承擔起國企改制的包袱後，已經變得十分脆弱，再加上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等隱患集中爆發，這些地方的醫保基金出現虧空不可避免。

邵陽市當年制定改制企業醫保政策時，其繳費基數測算是以2002年的醫療消費水平為基數。但近10年來，邵陽市醫療費用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0%以上，歷年來改制企業人員的年人均醫保基金消耗，自2004年的274元/人，上升到2011年的3065元/人。

自改制開始至今的10年時間里，邵陽人均累計已消耗醫保基金15526元，遠遠超過改制繳費標準。

人均壽命的延長，也加重了醫保的負擔。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報告，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估計達到74.83歲，這使得湖南各地的職工醫保年齡結構出現失衡。

2009年國家的醫保補助資金到位後，張家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退休人員參保9554人，而同期經營困難企業的在職職工參保人數才2184。退休人員占應參保總數的74%。

而洪江區退休人員達12380人，占職工醫保參保總人數的67%。退休職工的醫保支出大大超出其繳費，導致洪江職工醫保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

姚加權舉例說，原洪江瓷廠破產改制後844名退休退養人員共繳費115萬元參加職工醫保，十年來醫保基金為他們共計支出855萬元。“一個在職人員供養兩個退休人員，再加上自己，實際上是在養三個人。”姚加權說，洪江醫保基金虧空的問題屬於“重癥”，懷化其他地方的問題屬於“感冒、發燒”。

邵陽市醫保處處長唐足平曾向媒體公開介紹，至2015年3月，邵陽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為還醫院欠賬，甚至動用了屬於參保人員私人財產的個人賬戶余額。邵陽市中心醫院院長張國華介紹，該院已經有1.6億元的醫保欠賬。

“醫保欠醫院的錢大家都知道，醫院也沒有辦法。”邵陽市第一人民醫院一線員工彭祝民對南方周末說，一方面醫保基金拖欠醫院經費，另一方面又對醫院的醫保報銷執行情況進行非常嚴格的監督檢查。“查的主要就是推諉病人，符合政策的都要給看。”他說。

姚加權介紹，目前洪江的醫保僅依靠省里的一部分轉移支付在維持，如果沒有外部資金提供支持，洪江的職工醫療保險很難繼續運行下去。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實行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

為此有人呼籲，應該提升職工醫保基金的統籌層次，將區縣統籌提高到地市級統籌，在有條件的地方試點推進省級統籌。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教授認為，醫保基金的區縣統籌制度，與中國的財政制度有一定關系，因為中國的財政制度是以區縣為單位。

“各自用的是各自鍋里的錢，沒有全國性的整合，國家只給一個原則性的政策。”蔡禾說，縣域內的發展失衡一般不會特別突出，但放在地級市範圍內，先進區縣與落後區縣的差距就有可能十分明顯。發展水平不一樣，那麽繳費費率就會不同，想把所有的錢匯集到一個籠子里很困難。蔡禾建議，可以嘗試先打通制度，實現異地報銷，從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

“出了虧空，要看是制度問題，還是管理問題。”陶天清認為，現有的職工醫療保障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根本性缺陷，雖然醫療費用在上漲、年齡結構在變化，但社會人均收入也在增加，只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重新測算繳費基數，不斷做出調整即可。

（應受訪者要求，彭祝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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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林小昭 2015-11-17 1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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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三年 湖南鳳凰古城暫停收費背後

2016年3月31日，鳳凰古城北面的壁輝門。在暫停收費之前，古城有31處驗票點，坊間傳言有不下31種逃票方法。（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圖）

有一段時間，古城內“能鬧的”客棧可以讓住客憑身份證免費入城。“這把我們搞死了，住古城里面就不用花148元，誰還住古城外？”韓銀妹直接跑到縣政府討說法。結果是古城內客棧的“福利”統一取消。

“我們原來每賣出一張門票，給政府22元。現在國家不讓收‘兩費一金’了，門票這一塊兒的收益權，他們想按照同等的比例（以別的名義）享受。”古城公司內部人士說，“我們提了一個數，好像是15塊，但沒談攏。”

暫停圍城驗票的消息一經擴散，客棧老板吳榮賢就接到了三四通退房的電話。原本打算清明來的遊客紛紛改期，有的遊客會多問一句：“到了五·一真的可以免費進城嗎？”

“這是最冷清的一個清明。”

2016年4月1日傍晚，湖南鳳凰邊城小溪客棧老板韓銀妹坐在客廳沙發上，她邊吃晚飯邊抱怨，樓上10間客房當晚只訂出去兩間，“以前哦，我這張沙發都能賣280！”

鳳凰縣政府3月下發的一紙公函是導致古城生意變差的直接誘因。三年前，湖南鳳凰古城突然由免費開始收費，遊客需要購買148元門票才能進入古城。然而今年3月30日，鳳凰縣又令人意外地宣布從4月10日起，暫停鳳凰古城圍城設卡驗票方式，保留古城景點驗票方式。

鳳凰縣委一位相關負責人解釋：暫停圍城收費，是因為反對聲音一直比較大。

鳳凰古城再次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對於這項政府決策的直接相關方——居民、政府、合作公司和個體經營業者來說，到底誰受益，誰受損？“圍城收費”又是為何走入了死胡同？

“圍城是由縣政府主導的”

4月2日，天空下起了雨。在古城西北角驗票口，遊客還要刷驗身份證，並交費148元方可入城。這種收費方式始於2015年，是鳳凰古城文化旅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古城公司”）推出的與身份證系統聯網的“智能門票”。

清明假期第一日，湖南鳳凰古城表面上還是人頭攢動，但南方周末記者並沒有感到多擁擠，只是沱江泛舟景點那里排起了長龍。生意的好壞，只有經營業者最清楚，沱江下遊回龍閣，晚上七八點還有一溜客棧掛出告示牌：“臨江有房。”

蔣利亞經營的客棧開在沱江上遊風雨橋邊，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蔣利亞透過玻璃窗俯瞰著霧蒙蒙的古城，點燃了第四支煙：“小城故事多。”

按照當初的“收費新政”，古城門票每張售價為148元，里面包含景區內的10個景點。但是，國民革命軍少將陳鬥南的宅院並不在其中。不圍城的時候，古城內的景點各賣各的門票，遊客要想來參觀這個古宅要花40元。收費之後，遊客已經很少有人特意來參觀陳鬥南的宅院了。

4月1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陳宅，只見宅院緊鄰東門城樓，門匾上書“文光射鬥”，落款是光緒二十八年。外墻上還掛著鳳凰縣旅遊局頒發的“平安景點”標牌，宅院的大門卻緊閉著。古宅主人、陳鬥南後人陳啟偉就坐在天井中央的太師椅上，有遊客敲門，他也不應答。

陳啟偉心里當然有怨氣。每天入城時，他從不肯說一句鳳凰話證明自己是本地人，故意一言不發往前沖。有時驗票員一路追著他來到古宅門口，喊：“你聾了還是啞了？”可陳啟偉覺得自己沒必要多費口舌：“這房子產權是我的，他們憑什麽圍起來？”

作為本地居民，陳啟偉當然不用買票，但遊客逃票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古城有31處驗票點，坊間傳言有不下31種逃票方法，最基本的包括學幾句方言裝本地人，或者背個菜簍裝餐館夥計，但這些只是初級方法，失敗率極高。

“在鳳凰，家里要是有個地道進古城反而掙錢了。”韓銀妹開玩笑說。韓銀妹的客棧開在東關門外。4月1日，她告訴前來住宿的一對情侶說，可以拿著她家的單據，從東關門進古城。

這是韓銀妹“鬥爭”的成果。圍城第一年，她組織東關門外兩條街的所有商鋪罷市，每家至少出一人，二三百號人聚集在城門外高喊：“路是人民的路，為什麽要收錢？”

他們的努力取得了效果，政府和古城公司做了部分妥協，遊客從東關門入城可以遊覽古城的三分之一區域。然而這顯然不能滿足遊客的全部需求，韓銀妹只好對情侶補充一句：“驗票的晚上11點下班，到時再進去看夜景。”

有一段時間，古城內“能鬧的”客棧可以讓住客憑身份證免費入城。“這把我們搞死了，住古城里面就不用花148元，誰還住古城外？”韓銀妹直接跑到縣政府討說法。結果是古城內客棧的“福利”統一取消。

三年來，鳳凰縣的居民對這項“新政”一直頗有微詞，甚至引起了極大的“不高興”。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鳳凰縣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古城居民和商戶為反對卡點驗票持續上訪。這份文件總結說：“信訪維穩壓力很大，造成不穩定因素”。

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采訪當地居民獲悉，2016年3月，估算著“圍城協議”三年期滿，古城內八百多家住戶聯名給政府寫請願書，要求取消現行驗票方式，如不取消則要求賠償損失。將近20頁信紙，八百多個簽名，每個名字上覆著鮮紅的手印。

“輪到政府坐莊了”

三年前，鳳凰縣政府曾表示，鳳凰古城的管理與保護面臨極大人力、財力困境，充斥零負團費、環境臟亂、欺客宰客等現象。實施“一票制”等管理服務新體系的目的，不僅可以控制景區內客流量，提升旅遊體驗，還可以依靠門票收入，加強古城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

“圍城是由縣政府主導的。”3月31日，鳳凰縣委副書記時榮芬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當時也不是說實施幾年會停。我們就是想，鳳凰休養生息不是一年兩年，要三年以上。於是我們幾家就約定，三年之內大家緊密合作，三年之後大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再拿出新的方案。”

古城公司則把“圍城收費”歸咎於“一個談判的過程”。一位古城公司內部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我們對古城的客流量有一個預估，覺得門票收費可以帶來收入的增長。不過，當地居民肯定不用買票，古城這麽多關卡，如果老百姓都要帶人進城，我們是沒有執法權的，所以一定要依靠政府才行。”

三年後，預期目標實現了嗎？至少官方口徑與民間觀感差別很大。按照縣政府和古城公司的數據，遊客年年在增長，2013年，鳳凰全縣共接待遊客842萬人次；2014年956萬人次；2015年1200萬人次。今年春節黃金周，鳳凰古城人流量達到了42萬人次的高峰，每天進出的車輛5萬臺。

3月30日下午，在鳳凰縣政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鳳凰古城風景名勝區管理處主任姚文凱說：“現在看來，圍城收費和遊客人數沒有直接關聯。”

時至今日，無論鳳凰縣政府還是古城公司，沒有人公開承認“圍城協議”是敗筆。但從門票收費暫停這一結果看，他們之間的“合作”肯定早就出現了裂痕。

在古城公司內部人士看來，他們和政府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利益分配問題，核心則是“兩費一金”（旅遊資源有償使用費、旅遊宣傳促銷費和價格調節基金）從有到無。2015年10月，湖南省公布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兩費”不在其中。2016年1月，國務院決定停征價格調節基金。

“我們原來每賣出一張門票，給政府22元。現在國家不讓收‘兩費一金’了，門票這一塊兒的收益權，他們想按照同等的比例（以別的名義）享受。”上述古城公司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是一分錢不給政府也不可能，我們提了一個數，好像是15塊，但沒談攏。”

鳳凰縣政府內部文件中也不避諱這個問題：“通過征收‘兩費一金’從門票收益中獲得古城保護資金的協議條款，存在政策障礙，已經無法實施。”“（古城公司）只把控門票銷售權，而不履行對其他兩家公司的保底分成約定的義務等，政府的‘兩費一金’也難於征收到位……”

當年參與“圍城協議”的還有兩家公司，他們分別經營南華山景區和鄉村遊路線，後者由鳳凰縣政府控股，董事長是副縣長蔡龍。據知情人士介紹，當時政府的本意是整合鳳凰的旅遊資源，借古城的知名度帶動鄉村遊，不過三年下來效果並不理想。

如今在官方話語體系中，鳳凰古城取消一票制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帶動鄉村遊。“鳳凰這張門票四兩撥千斤。”在鳳凰縣委副書記時榮芬的設想中，圍城驗票取消後，遊客的選擇就多了。來鳳凰的人們可以在古城街道上走走，不看古城的景點，然後買鄉村遊的門票去鄉下苗寨度假，“我們是湘西的龍頭嘛，要嘗試走‘全域旅遊’的第一步。”

這恰是讓古城公司最憤怒的地方。“‘鳳凰古城’既然是我們的商標，如果我不允許，任何商業用途是不能用這四個字的。”上述古城公司內部人士說。

“想簡單一點，政府也是經營者。”在客棧老板蔣利亞眼中，鳳凰的局勢剛好湊成一桌麻將：古城、南華山、鄉村遊三個“大佬”陪縣政府坐一桌，鄉村遊和縣政府還是一家人；原來古城公司錢多，話語權比較大，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輪到政府坐莊了”。

政府賺了錢，老百姓呢？

鳳凰是湘西一座小城，建於清康熙四十三年。鳳凰是中國文學大家沈從文的故鄉，它也曾被新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稱贊為中國最美麗的小城。

鳳凰古城開始被普通中國人註意到是從本世紀初開始。2001年，鳳凰縣被列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當時正在經營張家界黃龍洞景區的葉文智出價8.33億，從鳳凰縣政府手中買下了古城內八處景點50年的經營權，隨後成立了古城公司。

這是一筆大生意。此後十多年，鳳凰縣政府和古城公司攜手將破舊的古城打造成了聞名全國的旅遊勝地。2013年，“圍城收費”開始了，這讓政府一下就有了錢。根據當時約定的比例，三年下來，政府從中收取“兩費一金”共計1.19億元。2015年，鳳凰縣全年的財政收入還不足8.33億。

“收入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時榮芬對南方周末記者肯定地說。

政府靠賣門票賺了錢，可老百姓未必得到了好處。圍城這三年，鳳凰的遊客到底多了還是少了，從來是個謎。客棧老板吳榮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前不收古城門票，具體人數很難統計，要靠我們交的稅來倒推，其實是藏富於民。這三年說是來的人多了，但我們客棧的入住率不會騙人。”

吳榮賢是苗族人，2012年他和妻子在古城南華門旁邊開了一家客棧。開客棧第一年，刨去近20萬的開支，吳榮賢和妻子賺了十六七萬。沒想到第二年古城就開始圍城收門票，這讓他們的收入銳減。

以前鳳凰古城沒有淡旺季之分，春夏秋三季都是遊人如織，冬天相對人少一些，一收費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鳳凰古城正規註冊的床位數在4000至5000之間，旺季入住率約七成，淡季不滿五成，“國慶以後到第二年3月，可能三成都不到”。吳榮賢說，圍城三年，吳榮賢的客棧每年利潤在10萬元上下，入住率下降兩成，“尤其到了冬天入住率更低。我才知道什麽叫做寒冬。”

“寒冬”時，吳榮賢在周末常看到附近縣市的中小學生，一車一車地被拉到南華門。他們穿著校服，老師帶隊橫穿古城，走到虹橋就上車離開，不購物，不住宿。看到這一幕，吳榮賢和朋友們都譏笑說：“這是他們請來刷單的吧？”

土家族人龔道平跟吳榮賢的感受差不多。龔道平在最熱鬧的東正街上擺攤賣苗藥。古城沒收費前，他的一小包飛龍草賣20塊，生意最好的一個月能賣出兩萬元。然而收費這三年，他沒有哪個月賣出過一萬塊。

“如果2015年真有400萬遊客，意味著很多客棧不會倒閉，很多人不會混不下去。”4月1日，曾經在鳳凰古城做生意的肖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肖江不是鳳凰人，2007年他在回龍閣開了一間客棧，“圍城收費”之後，肖江的生意每況愈下，後來他幹脆關閉了客棧，離開了鳳凰。

無論政策怎麽變，肖江是打定主意不再回鳳凰了：“回不去了，口碑已經壞了。”

“五一真的可以免費進城嗎”

暫停圍城驗票的消息一經擴散，客棧老板吳榮賢就接到了三四通退房的電話。原本打算清明來的遊客紛紛改期，有的遊客會多問一句：“到了五一真的可以免費進城嗎？”吳榮賢只能照實回答：“我現在知道的和你一樣多。”

相較而言，已經開了十年的永豐橋路上的老湯粉館老板娘很樂觀，她預計4月10日以後，生意會變得和三年前一樣紅火。但是，她並不領任何人的情：“就是他們幾家分多分少沒搞好，才取消門票的。

為了立此存照，在南沱街上賣苗族服裝的田井群把暫停景區驗票的公函照片收藏在手機里，“這是政府蓋了章的”。她很懷念從前的好日子，那時一個黃金周抵得上現在一年的收入。雖然即將回到過去，但她卻不相信遊客會暴漲：“說不定要開收古城維護費，這個費那個費。看景點還要再收148元，一樣的。”

鳳凰縣政府曾經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正式取消圍城收費前需要經過一些程序，這讓邊城小溪客棧的老板韓銀妹很擔心：“他說暫停，那到時不收費也沒錯，繼續收費也沒錯。”

無論未來如何變化，國民革命軍少將陳鬥南的後人陳啟偉反正不想再等了。他最近一直在修繕古宅，打算盡快開門，重迎遊客。

夕陽照進天井，陳啟偉摩挲著老照片上黑白的吊腳樓、石板街，長嘆一聲：“鳳凰很美，鳳凰很複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蔣利亞、吳榮賢、龔道平、肖江為化名）

湖南農業“散戶”受災較重，洪水對涉農上市公司尚無影響

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的湖南，在此輪強降水暴雨襲擊中遭受了較大損失，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正是農業。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方了解，省內農業受災最嚴重的是農民或規模較小的種養戶，而相關的上市公司均表示目前並沒有受到影響。

湖南省防汛辦提供的通報數據顯示，截至7月5日，本輪降雨造成10個市州62縣市區608個鄉鎮350.36萬人受災，因災死亡9人，失蹤1人，轉移36.47萬人，倒房5383間，農作物受災面積213.85千公頃，直接經濟總損失56.41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電話采訪了幾個重災區。懷化市民政局的數字顯示，截至7月5日當地在本輪洪災中受災面積32707公頃，成災17411公頃，其中，農業損失43540萬元，絕收6007公頃;至7月4日，常德市農作物受災面積4.7萬公頃，成災面積2.5萬公頃。

農村基層的數據則更為具體。

以臨湘市為例，該市畜牲水產局的數據稱，臨湘市養殖業幾乎遭受滅頂之災。據初步統計，截至7月5日12時，全市受淹養殖水面71300余畝，其中魚池27000余畝，受淹湘蓮面積14000多畝，水毀網箱21420口，淹滅特種水產(如珍珠、甲魚、牛蛙、龍蝦等)養殖面積12300畝，共計損失水產品5793噸。與此同時，倒塌魚棚38間，沖毀堤壩116處，損毀船只19條，損壞機埠32臺。

另外，全市沖垮畜禽欄舍8600平方米，因災死亡生豬4600余頭、牛43頭、羊870頭、家禽56000多羽。受災養殖戶達2364戶。

益陽市資陽區接城堤社區接城堤村一位種養戶在電話中告訴本報記者，該村是有名的水產種養基地，在這輪洪災中受災面積至少超過200畝，估計直接損失在千萬元以上，他自家養殖的30畝青蛙全部死亡，預計損失400萬元以上。

與“散戶”不同，記者采訪的湖南省幾家農業類上市公司，包括大湖股份、隆平高科、新五豐、唐人神四家在內，均表示目前並未受到影響。

湖南臺副臺長羅毅接受調查 曾主抓廣播和廣告

7月8日下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一則消息：據湖南省紀委消息，湖南廣播電視臺黨委委員、副臺長羅毅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中紀委網站登出的簡歷顯示，羅毅，女，漢族，1962年5月出生，湖南漢壽縣人，本科文化，高級政工師。1993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10月參加工作，歷任湖南電視臺信息頻道辦公室主任、圖文編播部主任，湖南人民廣播電臺交通頻道總監，湖南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臺長等職務，2010年3月起任湖南廣播電視臺黨委委員、副臺長。

據了解，羅毅所在的湖南廣電在國內具有極高影響力，她本人則是這一體系下頗具知名度的代表之一。

羅毅1997年開始創辦湖南電臺交通頻道，而後擔任該頻道總監，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羅造就了湖南交通頻道這一平臺的輝煌——曾在不短的時期內雄居全國電臺收聽率第一的寶座;湖南交通頻道的廣告收入多年領先於湖南省內各個電臺。湖南交通頻道的成功，也給羅毅帶來了各種榮譽和晉升：曾獲得的榮譽包括被湖南省記一等功、湖南省巾幗創業明星、湖南省“三八”紅旗手、2004年被授予全國總工會授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等，並被提拔為湖南廣電黨委委員、副臺長。

多位接觸過羅毅的人介紹，其工作作風具有穩健和大膽極端的兩面，開拓創新意識十分明顯，同時善於利用資源。在升任省臺領導後，羅毅仍分管廣播業務，同時廣告業務一直是其重要的關註領域。

目前尚不清楚羅毅涉嫌嚴重違紀的具體情況。

有湖南廣電人士對第一財經介紹，上周還曾與羅毅通過電話，還有人反映，羅毅7月1日還發過一條微信朋友圈文。

湖南："九不準"嚴禁領導幹部違規插手公共資源交易

記者16日從湖南省紀委獲悉，湖南省紀委省監察廳日前出臺“九不準”規定，嚴禁領導幹部違規插手公共資源交易活動。

據介紹，在《嚴禁違規插手幹預公共資源交易活動“九不準”規定》中，“九不準”規定具體為：

為推動“九不準”落實，湖南省紀委監察廳表示，對於違反“九不準”規定的，一經查實，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追究主體責任時，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分管的領導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的領導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對錯誤決策提出明確反對意見的，不承擔領導責任。領導幹部不因崗位變動而免責。

湖南張家界原副市長程丹峰被提起公訴 系蘇榮女婿

據最高檢網站消息，2016年7月27日，湖南省張家界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經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由株洲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程丹峰享有的訴訟權利，並訊問了被告人程丹峰，聽取了其委托的辯護人意見。株洲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程丹峰利用其嶽父蘇榮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程丹峰

公開資料顯示，程丹峰出生於1970年7月，河北張家口市人。22歲從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畢業後，進入財政部工作，先後任職地方司、預算司、國庫司等部門。其間，程丹峰在中央財經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此後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還曾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做了半年多訪問學者。

2011年7月，程丹峰離開工作了近19年的財政部“空降”湖南，擔任湖南省有色金屬管理局副局長。次年底，再一步“空降”到地市，擔任張家界市市委常委、副市長。

作為分管旅遊和招商的副市長，程丹峰近年來一直強調要加快張家界旅遊轉型提質升級。

2015年11月17日，湖南省紀委官網宣布，張家界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在宣布被調查五天前，程丹峰還赴慈利縣考察。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蘇榮女婿的身份，令程丹峰的落馬顯得十分“矚目”。

2014年6月1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宣布，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2015年2月，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被“雙開”。中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和江西省委書記強衛談及蘇榮案時都曾表示，蘇榮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敗，家里面從老到小、從男到女都有參與。

銀監會批複籌建湖南三湘銀行

三一重工公告稱，銀監會同意批複籌建湖南三湘銀行，銀行類別為民營銀行，註冊資本為人民幣三十億元。

其中，三一集團有限公司、湖南三一智能控制設備有限公司、湖南漢森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邵東縣新仁鋁業有限責任公司分別認購該行總股本18%、12%、15%、12%股份的發起人資格。籌建事宜自批複之日起 6 個月內完成籌建工作。

無湘不成軍！為什麽湖南多出創業CEO？

青山資本 2016-08-03 11:51

“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

如果問起湖南人的特質是什麽，很多湖南人會用這12字概括。

在最近十年中國互聯網創業者中，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很多創始人都是湖南籍人士，創業成功率相對比較高。

這些人的名字幾乎信手拈來，比如58同城創始人姚勁波、微信事業群總裁張小龍，陌陌CEO唐巖等都是湖南人，近期風頭正勁的直播應用映客創始人奉佑生、回家吃飯創始人唐萬里，iReader掌閱科技創始人成湘均、互聯網保險悟空保創始人陳誌華、面包旅行創始人彭韜等也是湖南人，更早之前的創始人，比如分眾傳媒CEO江南春，Yahoo創始人楊致遠等也都是湖南籍人士。

據湖南省經信委2015年的統計數據，全國移動互聯網領域，近1/3是湘籍企業家。自古“無湘不成軍”，如今，創業大軍里也有被湖南人占領之勢。

陳誌華說， 回顧辛亥革命的歷史，有人用三句話總結——“廣東人出錢，江浙人出謀略，湖南人出命。”湖南人的這種精神和情懷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某種程度上，創業需要一些湖南人的精神：“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

“霸蠻”是湖南方言，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之意。湖南在古代曾是蠻荒之地，被稱為“南蠻子”。據說，這種“蠻”的性格使得湖南人的血性特別剛硬。湖南人自己稱自己“霸蠻”，常掛在口頭邊的是：“我們不信邪，你就是天皇老子，我也不怕。”

吃得苦 播下種子就堅持到收獲

如果提及阿里系創業者，很多人會想到滴滴創始人程維，很少人知道，家廚共享平臺回家吃飯創始人唐萬里和程維在當年是王剛（滴滴天使投資人，原阿里B2B業務負責人）麾下最年輕的兩名大區幹部，B2B業務有“阿里鐵軍”之稱。過去一年，回家吃飯已經完成了金沙江、今日資本等四輪融資。

“我最大的特點是能堅持，就像播種一樣，很多人撒了一把種子下去，短時間里沒看到收獲就離開了，但內心足夠頑強的人，最後都會得到想要的，他們需要的只是時間。”唐萬里這樣評價自己。

在2006年最初進入阿里巴巴從事銷售工作時，唐萬里曾連續3次考核不及格，業績在全部門墊底，每天低著頭，灰溜溜地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但他對這份工作卻很執著，因為有說不清理由的熱情。

很快，他的潛力爆發出來，5年內晉升了3次，成為公司最年輕的區域經理之一。28歲時，他手下有100多人，每年完成1億多銷售額。“我的管理、執行、聚集人才的能力都是在這個階段形成的。”

耐得煩 像騾子一樣忍受枯燥重複

一看掌閱科技CEO成湘均的名字，有個“湘”字，就與湖南人有關。

創業七年，掌閱科技堅持不靠融資而是靠付費用戶，直到今年1月，完成首輪融資，估值超過10億美金。他在一次分享中特地提到湖南人的性格：

我是湖南人，大家總結湖南人的性格是騾子性格，我覺得這個比喻還是比較貼切的。騾子是一個很奇特的動物，能忍受圍著一個點轉上幾百圈也不會煩躁，是最能忍受枯燥和重複的動物。所以騾子最適合的工作是拉磨，拉著磨轉一天也不會有抵觸情緒，世界上好像還沒有其他動物能更好的勝任這個工作了。

朋友們評價我是典型的湖南人騾子性格，所以以我自己的感受來猜想，騾子自己未必覺得這種重複和單調是件很苦的事，反而可能是很享受。

因為我自己的感受是，同時做幾件事情時會感覺很痛苦，但是如果只讓我做一件事，我可以很享受的把這一件事情堅持做一百次，一千次。

不怕死 創業永遠不怕失敗                        

湖南人一向尚武，很早之前，從曾國藩開始，就有“無湘不成軍”的美譽。譚嗣同也曾大義凜然道：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到了近現代，眾所周知，天下幾乎都是湖南人打下來的。到了解放後的中國，無論是元帥還是將軍，湖南人幾乎占了半壁江山。

在去年獲得青山資本、梅花創投和唱吧CEO陳華等1500萬天使輪融資後，今年悟空保獲得了來自鳳凰祥瑞資本領投、風雲資本1億元人民幣Pre-A輪融資。

陳誌華說：

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缺點和不足，但是至少有唯一一個優點，就是有點革命的浪漫主義情懷 。我們回顧辛亥革命這段歷史，會發現有三句話可以形容中國近代史：廣東人出錢，江浙人出謀略，湖南人出力，譚嗣同、宋教仁也好，都是湖南人，我認為在湖南人的血液中用“使命”或者“情懷”去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他講到為什麽要取 “悟空保”這個名字，孫悟空敢於闖地獄、鬧天宮的氣勢，和我們的精神非常一致，有這樣一種能量在里面，是完全匹配的。

創業中語境中的“不怕死”，可以替換成“不怕失敗”。

同為湖南人，已經獲得騰訊等C輪融資的面包旅行CEO彭韜在分享自己的創業經驗時，第一條就是：永遠不要害怕失敗。“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比智商還重要！” 摔倒了，爬起來，拍拍灰，再繼續前行；陷入困境，找準問題，迎難而上，重新來過。

一次采訪中，彭韜曾這樣講述：

我爬過乞力馬紮羅山，非常有意思，當時有3個最大的挑戰，第一是高原反應，頭暈暈的；第二是很容易睡著；第三是特別冷，快到山頂的時候，因為準備不夠充分，我喝的水結冰了。最後咬著牙，經過9個小時之後，一步一步,爬到了乞力馬紮羅山的山頂。那種感覺真是非常美妙。 

有人說，創業是一件比難更難的事情，一路舍命狂奔。九死一生，每天都在面臨死亡威脅。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撞南墻不回頭，這種蠻勁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懷天下社稷的情懷奇妙地融合在一起，這或許是湖南籍人士創業成功的一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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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原副秘書長馬勇被雙開 曾幹預命案致重罪輕判

據中紀委網站4日通報，近日，經湖南省紀委立案審查並報經湖南省委批準，決定給予第十屆湖南省委原委員、省委副秘書長馬勇開除黨籍處分，終止其黨的十八大代表、湖南省第十次黨代會代表資格;經湖南省委批準，決定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已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經查，馬勇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組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違反工作紀律，違規幹預和插手司法活動並收受財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決定給予馬勇開除黨籍處分，終止其黨的十八大代表、湖南省第十次黨代會代表資格;經湖南省委批準，決定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已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市委書記收10萬和一根金條 為命案打招呼

馬勇曾因幹預一起命案致重罪輕判，被中央政法委點名通報。通報稱，經查明，在該案辦理過程中，時任益陽市委書記的馬勇收受被告人親屬賄賂， 借口“保護外來投資者合法權益”，違法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益陽市多名政法幹警和案件辯護律師違法幫助被告人減輕罪責，導致該案重罪輕判。

2012年 11月，犯罪嫌疑人胡氏兄弟2人因故與受害人袁某發生爭執，對袁某進行毆打，其中1人持水果刀將袁某捅死。2013年8月，益陽市赫山區法院以故意傷害 罪，分別判處兩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據澎湃新聞報道，多個交叉信源證實，合議庭審理該案後，對於主犯胡勛燾的量刑意見是10年以上，但該案在赫山區法院審委會討論後，最終變為5年有期徒刑;胡勛燾的立功行為系造假，具體方法是“移花接木”，將一個制毒販毒者的線索“做”到了胡勛燾頭上。

胡勛燾、胡勛恒故意傷害案判決發生效力2年後，2015年8月11日，益陽檢察院向益陽中院提起再審抗訴，益陽中院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6年2月17日，湖南高院指定該案由郴州中院審理。郴州中院於2016年3月30日開庭審理此案，並將其“故意傷害案”改名為“故意殺人案”。

2016年3月29日，郴州中院審理馬勇涉嫌犯濫用職權、受賄罪時，公訴人指控，2012年至2013年期間，馬勇向益陽市政法委、益陽市公安 局相關領導就胡勛燾、胡勛恒故意傷害一案打招呼，後馬勇收受了胡雙福托人送來的10萬人民幣和價值3.3萬元的100克金條一根。

【馬勇簡歷】

馬勇,男,漢族,重慶市巴縣人,1957年1月出生,1975年5月參加工作,1984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公共管理碩士。

1975年5月至1978年2月在隆回縣五里公社園藝場、衡陽紡織機械廠工作;

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湖南農學院農學系學習,獲農學學士學位;

1982年1月到湖南省統計局工作;

1988年1月任省統計局農業處副處長;

1988年10月至1990年11月任大庸地級市籌備組經濟綜合組組長、市計劃經濟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

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任省統計局工交處副處長;

1992年1月後歷任省統計局工交處處長、綜合平衡處處長;

1996年1月任省統計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2000年9月任省統計局黨組副書記;

2001年6月任省統計局局長、黨組書記(2003年1月至12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2006年9月任益陽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代市長;

2007年1月任益陽市委副書記、政府市長;

2008年3月任益陽市委書記。

2013年4月任湖南省委副秘書長。

第九屆中共湖南省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