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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聲:新的IP場景已經長出了新物種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807/157984.shtml

吳聲:新的IP場景已經長出了新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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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聲:新的IP場景已經長出了新物種

新的場景、環境、空氣和土壤,一定會長出新物種。

 i黑馬訊8月7消息,由創業黑馬與達晨創投聯合主辦的第二屆黑馬創交會今日繼續在京舉行,“場景革命”概念提出者吳聲出席活動並發表主題演講《IP 連接:科技娛樂時代的新物種可能性》。

以下是經i黑馬編輯過的演講內容:

只有頭部的內容,才能引起廣泛的註意力,也只有頭部的人格才能完成流量的塑造,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我們談論IP連接,是因為所有的時代,都因此進化為了娛樂產業科技時代,都已經成為了互聯網底層基礎設施,孕育了新的場景。

我們為什麽談論新物種?是因為我們的水、土壤、空氣、能源等,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顛覆和系統性的變化。

數據已經成為了今天所有企業運營的核心資產,視頻和直播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新的空氣。直播+正在改變用戶的註意力,進而改變我們所有產業的運營邏輯。

我們不知道,短視頻會不會只是一陣風口,但我們知道,短視頻+,正在改變年輕人的話語體系和獲取資訊的方式。我們不知道真正意義上定義社交網絡的,是微信、微博、知乎、分答還是豆瓣?我們更在意的可能是朋友圈的更新,即便圍繞微信公眾號的戰爭已進入“下半場”,但它依然是我們所有企業內容體系的構建方式。

所以,社交網絡正成為新的水電。人機交互為什麽是新的土壤呢?毫無疑問,我們不是在與BAT、京東、小米等為敵,不是在跟光線、華誼、博納等爭取所謂的大IP,我們更加關註的是,為什麽不是VR+呢?當VR成為基於移動計算的下一代平臺,我們有可能能後發先制,或者彎道超車,因為,我們完全可以真正意義上形成新的,虛擬化的人格表達。每一輪的技術更叠,一定會產生新的內容、新的流量。

我不知道這組數據是不是準確,有人說微信的平均打開時長是每天3個半小時,當然這個數據是針對於90後、95後。

2015年的11月份的數據是,直播平臺占據用戶的時長為人均1小時11分鐘,但到了2016年4月,我們看到了兩組數據:年輕一代基於直播所使用的時長,已經占到了3個小時15分鐘,和微信差不多。所以,《三體》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我消滅你但與你無關”。當直播已經形成了伴隨功能的時候,很多APP、很多互聯網的應用形態竟難以生存。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新的場景、環境、空氣和土壤,一定會長出新物種。

毫無疑問,與兩個月前相比,我們已經不會將網紅汙名化。各位,難道新網紅不是人與科技相連接的新物種嗎?

當我們看到基於微整、基於PS、美瞳、自拍、裸妝,看到基於京東、優酷、淘寶的邊看邊買,看到基於眾籌、培訓、圍觀、打賞、廣告、電商等幾乎所有商業模式的閉環,新的場景到來了,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變化。

我在想,黑馬創交會為什麽要如此地興師動眾?因為我們相信,以人為中心的時代,鏈接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以產品為中心的叠代能力,不斷地在進化為以人為中心的連接邏輯。

滴滴和Uber的合並表明共享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有人說它的競爭對手一定會是易到或神州,但我們甚至會想象,它的競爭對手是蘋果、特斯拉、Google。

但我們恰恰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是誰在用戶場景的範圍里,誰會和他們必有一戰?衣食住行遊購娛,Airbnb反而更有可能是滴滴、Uber最大的競爭對手。當然,AirB&B是不是水土不服?這就有待於中國的螞蟻短租、小豬短租、木鳥短租、青鳥短租等,是不是能轉動這個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和機會。

為什麽我沒有強調蘋果、特斯拉和Google,反而去強調類Airbnb的企業呢?因為,這是新生活方式崛起所帶來的一種邊緣性的顛覆,抑或創新。這個時代的奧秘,並不是一種存量的競爭,而在於我們有沒有洞察到新生活方式的崛起。

我在和京東金融,包括京東眾籌的各位高管聊天的時候發現,真正會成就我們的,並不是巨大的流量,並不是我們基於眾創、眾籌的生態體系,並不是我們百里挑一的好產品、極致單品,抑或魅力人格。我們真正在意的是,有沒有新的場景痛點被我們所洞察,有沒有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崛起成為我們意想不到的一種姿態?這種姿態用凱文凱利在《必然》里的話說叫“近托邦”,它開始的時候假裝成人畜無害,但慢慢它變了。

我們發現,互聯網手機不是手機,電視不是電視,特斯拉不是汽車。我們發現,今天我們所思考的各種泡沫、新網紅,已經不是韓國造星工廠的錐子臉。牛文文、雷軍、周鴻祎、梁宏達、羅振宇,誰有顏值?我有嗎?今天,有態度、有想法、有勢能、有能力,才是顏值。黃渤居然作為男神被跪舔。我們甚至會發現,連我們不堪忍受的《太子妃升職記》都想要提前看三集,我要買樂視會員,我們會因不堪忍受《太陽的後裔》片頭廣告而買愛奇藝會員,你以為這是個VIP嗎?NO!這是基於優質內容的付費,這是向內容付費習慣的轉化,是新品類、新物種。

B站的四大MC和鬥魚的四大主播,誰是真正的新物種?我想,因為時間關系,我不能足夠充分地展開這樣一個貌似荒誕不經的敘事邏輯。然而,它底層的意義清晰可見,我們正在從共享經濟進化為意願經濟,正在由意願經濟進化為意義經濟。原來情懷真的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付費依據和價值邏輯。輸出價值觀,就是最大的價值。

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黑馬,我們在談論屌絲的時候,是因為只有逆襲的姿態,才會熠熠閃光;我們在談論網紅的時候,只有每個人成為這個時代的網紅,我們才能夠成為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價值輸出者。我們不介意成為這個時代的基礎設施,因為成就更牛逼的人,成為達人的平臺,本身就是這個時代的意義。

所以,在今年發起新物種實驗計劃的時候,我講過幾句話,我說也許新物種永遠是通向不可抵達之處,但我更願意理解為:得未曾有、意義重生,我沒有講IP,難道是叫各位去買我的新書《超級IP》嗎?不,不要去買,買一本就夠了。——這樣一個赤裸裸的廣告,因為現在最受歡迎的廣告形式,第一名是“神反轉”,由新華社的兩名記者貢獻,六神磊磊和王左中右,他們何以成為年輕人的心頭大號呢?“我就是來看廣告的”。第二名,廣告即內容,本身就是新物種。

讓我們為自己振臂大呼,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成就者。

黑馬創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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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永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倒退呼喚新的國際秩序

從金融危機到希臘債務危機,從歐洲難民潮到恐怖主義肆虐,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的驚人之語,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經濟一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調整和自我修複。與此同時,二戰後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經濟體變得愈發密不可分。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斷言將避開新一輪國際秩序調整的裹挾。相反,一些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紛紛努力讓國際秩序的變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包括難民潮和脫歐等多種新問題出現的過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戰。例如: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英國在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和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很多聲音對歐盟、甚至歐洲文明的存續提出質疑,為脫歐歡呼的英國獨立黨正在獲得民意支持,歐洲的左翼政黨同樣歡欣鼓舞,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聲音漸漸清晰了起來。

再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過去的7年執政期間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秩序的變化。而多年來美國產業轉移的結果導致了制造業的流失,產業失衡的危機已然顯現,這就對其主動參與秩序調整提出了現實需求。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就近來一些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輿論對全球化倒退的擔憂采訪了國際關系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鄭永年       圖/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國際秩序永遠在變化

“國際秩序並沒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它永遠會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體演變成帝國,帝國解體後又變成民族國家,美國逐漸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以國際組織的形式包裝出了國際秩序。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現在國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情況,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國際秩序,但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會有人說只有商業流動、物的流動,而思想不流動,現在思想在流動,甚至連恐怖主義等各個方面都在流動。”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以只能說,以前以西方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現在無法對付這些由秩序本身產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又處於秩序變動之中,那麽不光是恐怖主義的問題,越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就越重要。”

鄭永年認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書寫規則就能建立秩序,書寫規則容易,但是當各方規則不一時就要求國家要有力量去執行。“現在美國硬要書寫規則,但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去執行這個規則,甚至沒有力量去維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擱淺不代表全球化終結

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對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數聲音認為該協定在國會獲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均明確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憂。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47%的民眾不支持自由貿易,超過支持者(45%)。共和黨人對自由貿易尤其不感興趣。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和歐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國出於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加入這個體系以後,在體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國開始覺得這個體系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無法用這個體系制衡中國了,所以美國試圖脫離這些體系去書寫其他的規則,要建立另外的體系,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就是這樣。”鄭永年稱,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反對TPP,但TPP夭折並不見得全球化會終結。

“美國和歐洲的內部秩序出了問題,最後導致國際秩序出問題。比如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失衡。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每個國家經濟失衡的疊加,現在的國際秩序問題也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秩序的問題疊加起來的,包括一戰、二戰都是這樣,所以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續。”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新自由主義鋪設了路徑,從此,一套倡導貿易自由,釋放市場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國家邊界,商品、技術、人員自由流動的社會思潮主導著西方主要經濟體。但是,在移民潮湧現、經濟複蘇乏力等背景下,人們對開放邊界和自由貿易的擔憂開始增加。諾貝爾獎得主、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發聲,直言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至終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也寫道,不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陷入一種暫停和調整當中,他也同意,在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化給美國的工人帶來不小壓力,但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壞處很多是政治選擇,而非必然結果。

中國可以重建規則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出現崩塌,但是會出現新的全球化,像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讓其他很多國家因此成長起來。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動,後來是美國。”鄭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會消失,另外一種類型全球化的出現要求規則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推動的一套秩序,以後也許會有不同的規則會出現,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新的規則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系統,還是說中國來接手過去的那一套系統?”

鄭永年認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體正在出現問題,西方輸出的秩序更是在解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換一個管家”,從自由貿易的角度出發,中國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針對新情況,在老規則基礎上加一部分新規則,“一種新的秩序形成並不是幾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幾百年的事情,以世紀來算,50年太短。”

鄭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導的秩序沒落也為東亞秩序和上世紀80年代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其他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東亞的秩序確實跟西方不一樣。像新加坡,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東西合理地吸收消化進來,但主體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機會。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亞洲價值觀,所以亞洲經過這樣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東西學來了,把自己的東西整合進去,我覺得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亞洲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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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將申報新的民營銀行:希望名額可以多一些

在第一家民營銀行華瑞銀行之外,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經過爭取,上海今年會繼續申報新的民營銀行。

9月14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周波表示,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民營企業積極參與。雖然民營銀行的成立需要審批,且有一定的額度,但“上海民營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具備申請條件,我們希望名額可以更多一點。”

周波同時表示,上海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建設,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行三會”已經給予很大支持,我們會繼續努力。

作為首批5家民營銀行之一,也是上海第一家民營銀行的華瑞銀行,2015年1月27日由上海銀監局批複開業。註冊資本30億元人民幣。經營範圍包括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結算和票據等業務。

截至今年6月底,華瑞銀行實現資產規模260億元,不良率為零,並成為投貸聯動首批試點之一。

周波表示,華瑞銀行去年略有虧損,今年上半年略有盈利,雖然盈利數字不多,但發展態勢比較平穩。“除了傳統的銀行業務,我們更希望(華瑞銀行)能為小微企業服務,也積極爭取試點。下一步希望它能夠更多的運用互聯網思維做出一些特色和特點來,不是簡單的一般銀行業務。”

另外,華瑞銀行也是一家在上海自貿區內發起設立的民營銀行, 2015年8月24日,獲準對外開辦FT業務。華瑞銀行行長朱韜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年來,華瑞銀行在自貿金融領域快速發展。目前,跨境金融總量接近100億元,包括內保外貸、FT賬戶融資等產品,支持了多家企業“走出去”,其中,中小企業占比約50%。

同時,作為首批8家試點銀行之一,華瑞銀行去年10月發行自貿區跨境同業CD;今年,該行又獲得自律協會觀察員資格,下一步將在區外複制推廣通過發行同業存單,進一步提升民營銀行主動負債能力。

除了推進民營銀行的擴容,素來國企和外企比重較大的上海,民營經濟的比重也在逐漸上升,民營經濟增加值占比,從2012年的25%,增長到了現在的26.7%。

目前,央企和地方國企在上海的占比近45%,外企占比近30%。“這個結構是上海本身這個城市發展幾十年來的特征,也是上海開放的象征。”但是,周波也表示,外企、國企以大企業為主,如果小微企業沒有活力,上海的經濟也不會有活力。

周波表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上海市創新的重要力量,擴大就業的主體力量,推動和體現上海經濟活力的骨幹力量。

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25.8%,稅收占比29.9%,商品零售額占比21.6%,新設企業戶數占比95.8%,進出口總額占比18.9%,累計招工(上海市戶籍人口)占比75%,近半數的專利授權由民營企業獲得。

但值得註意的是,上海民企的固定資產投資中,近80%都投入到了房地產領域。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企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25.69億元,其中,完成房地產投資576.97億元,同比增長8.7%,而工業投資僅為89.50億元,同比下降18.6%。但同期,包含所有經濟類型企業上海全市工業投資同比降幅僅為2.3%。

周波說,民營企業投資房地產占了大多數,一方面是因為除了央企、部分國企以外,房地產做得比較好的基本都是民營企業,這和企業本身的屬性有關。

另外,上海的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歡迎各方來投資參與,但上海的產業政策主要是體現國家戰略,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的合作和競爭,如航空航天、大飛機、燃氣輪機和航空發動機、北鬥導航衛星等,而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偏小。

周波表示,這和政府相關的服務配套沒有跟上有一定關系,比如,民企要進入航空航天等高大上的領域,門檻怎麽降低,怎麽融合,需要觀念上的轉變。

“下一步上海市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制定一視同仁的政策。”周波說,已經要求經信委專門服務民營企業的辦公室,和工商聯一起,對政府已出臺的各項政策進行認真的梳理、匯總、提煉,去掉那些部門之間意見不一致的東西。對很多原則性和指導性的政策,要加快推動出臺各種具體的操作辦法和實施細則。無論是在領域的開放,政府購買服務和PPP合作等方面,都要通過減少政府審批等方式,擴大民營企業進入,做到放、管、服緊密結合。

“同時,政府也在大力打造網上政府,今年年底所有市區兩級政府審批項目全部在網上進行,流程更清晰,手續更便利。按照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單一窗口的要求,提高服務民營經濟的效率和水平。”周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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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專家看一帶一路:創造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導向

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科技創新可以發揮怎麽樣的作用?在9月25日的2016浦江論壇之“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專題研討會上,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學者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和建議。

科技創新要突出合作

中國南亞技術轉移中心的副主任馬敏象在論壇上表示,創新的靈魂是文化,創新的根本是制度,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科技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因為創新的技術和產品將會推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技術的雙向開放式的轉移也將提升國家間文化交流的水平。

在中科院地理資源所“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劉衛東看來,“一帶一路”是“中國期望走的一條全球化道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議。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首先必須了解沿線的國家。

“傳統的世界被視為‘核心—邊緣’的二元結構,所以過去我們主要從發達國家那里學習經驗和技術。但現在世界已經形成了‘發達國家—新興國家—欠發達國家’的三元結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需要攜手兩端,在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劉衛東認為,“一帶一路”建設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在政府搭建好合作平臺後,民間應該增強交流,深入了解當地實情,找到彼此的利益契合點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學會打交道比急於打交道更重要。”他這樣說。

對於科技創新,劉衛東表示,最重要的是加強合作、加深理解。在他看來,任何合作都應該是促進民心溝通的過程。“最核心的就是要讓當地老百姓切身體會到雙方合作給他們帶來實質性好處。”

“科技界往往重視技術上的創新,但其實還有理念和制度上的創新。”劉衛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比起具體建設項目,“一帶一路”更是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的創新,更具有“道”的意味,它倡導的是絲路精神,是“共同把蛋糕做大、然後共同分享”的理念。這種理念創新需要加強傳播。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梅飛虎(Maximilian Mayer)給自己取了個地道地中國名,也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在當天的論壇上,梅飛虎表示,從德國的角度來說,創新首先要思考為誰創新以及如何創新。而“一帶一路”本身就是創新,創造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導向。

自稱三分之一是上海人的原尼泊爾帕坦醫科大學校長沙阿(Jay Narayan Shah)也是個中國通。他在論壇上說,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是尊重意識形態多樣化,能夠求同存異的,這個獨特性需要大聲說出來,讓大家了解。

重視人才和軟實力建設

劉衛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帶一路”的建設中非常缺乏懂得沿線國家國情和文化的人才。“過去,很少人願意去這些地方留學。”他說,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我們應該派大量人才去這些沿線國家留學,政策也應該鼓勵學者到實地進行深入研究。

另外,日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鑒。“當年日本企業“走出去”的時候,他們的行業協會往往先組織對投資地的研究,讓所屬企業共享研究成果,更好地了解當地。中國企業也可以嘗試共同出資去研究沿線國家。”劉衛東說,這種投入3~5年就可以看到收獲。

澳大利亞投資智庫Business Foundation執行主管坎普(Phillip Kemp)也在論壇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表示,中國中小企業應該要走出去,但在國際化的過程應該以業務和商業為中心。

“我所說的商業就是以利潤為驅動,以賺錢為導向地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坎普提出,除了物理上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要加強人才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正在打造第四代孵化器,它尤其看重創業的生態和人才培養,中國對外投資更多的關註點也應該放到這種軟實力的基礎設施建設上。”

梅飛虎則建議,應該建立一個政府資金來支持“一帶一路”的相關研究,以推動高校間的跨領域、跨學科合作,從而推動整個知識經濟體的轉型以及體制改革。

“一帶一路”應避免幾個誤區

劉衛東認為應該從“包容性全球化”的視角來理解“一帶一路”。

他表示,首先,“一帶一路”具有“開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建設理念,不劃小圈子,也不搞“一言堂”;秉持開放態度,歡迎有願意的國家或地區平等地參與。

其次,“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特別強調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另外,“一帶一路”堅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念。在維護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上共謀發展、共求繁榮、共享和平,這是大多數國家的共同願望。

最後,劉衛東指出了對“一帶一路”的認識誤區。其中包括,“一帶一路”不是要重建歷史時期的跨國貿易路線;不是中國的政府工程,而是中國為世界資本流動搭建的一個公共服務平臺;不是區域發展戰略,而是中國的全球戰略;不是單向“走出去”,而是“走出去”與“引進來”的有機結合。同時,“一帶一路”不能被解讀成地緣戰略;它也並非是“線狀”經濟體,而是一個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國際區域合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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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投資崔欣欣:新一代的基礎設施在催生新的空間創新丨黑馬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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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地產行業、空間創新等感興趣,本文內容肯定會有啟發。

推薦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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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在消費升級的大潮下,未來房產行業的趨勢如何?非常傳統的地產行業創新方向在哪?黑馬哥推薦此文。本文由分享投資(微信ID:fxtzvc)授權i黑馬網發布。

近日,分享投資管理合夥人崔欣欣在2016北京國際設計周郎園分會場 “城市更新”系列論壇之[消費升級與地產創新]發表了主題演講摘要。在消費升級的大潮下,非常傳統的地產行業創新方向在哪?如果你對地產行業、空間創新等感興趣,以下內容肯定會有啟發。

以下為崔欣欣演講幹貨整理:

大家好,我是分享投資崔欣欣。在房地產行業,我們有幾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投資案例,如房多多、愛空間、多彩投等。

我們常說今天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過去的幾十年是一個工業化時代。但實際上,每一個細分行業所處的時代是不一樣的,並不同步。有很多細分行業即使到今天,依然停留在農耕時代的狀態,這里包括了房地產相關產業鏈里很多的部分環節。

在一些迅速發展的領域里,即使原來在農耕時代,通過互聯網的聯系,就把這個行業直接從農耕時代拉到互聯網時代,比如說出行,打車。但有些行業的互聯網創新,則在資本和創業大潮退去後,出現了一長串去年底廣為流傳的死亡名單。

因此,更多的行業本身處在農耕時代,並沒有進入一個標準化、工業化的改造的時候,互聯網的力量並不足以讓他發生本質的變化。

這股浪潮退去之後會不會再來?我相信一定會的。2000年的時候阿里巴巴同樣經歷過這樣一個過程。 

如果我們不回過頭來看的話,大家不會發現這個世界變化那麽大。十年前提到基礎設施,我們只能想到公路、電信,但今天的基礎設施,是微信、移動互聯網、移動支付、現代物流、地鐵網絡、新的出行方式等等。

表面上看,很多行業依然沒有變化,但是實際上企業也好,個人也好,我們身邊的很多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的生活習慣、工作方式的變化,我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創業者,他能夠利用當代的基礎設施和技術,重構他的生產關系,重組生產流程,重塑企業邊界,從而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來滿足特定的細分市場,一群新的客戶的需要,從而能夠探索和組織出新的商業模式。

比如眾創空間、聯合辦公,這里面進駐的企業,跟我們原來辦公樓出租面對的客戶人群一樣嗎?不一樣,這些企業都有他們的特點,特別年輕有活力,特別註重外部資源的連接,並且樂意和“鄰居”交流。

基於空間產業鏈升級的創新創業

房地產的相關產業鏈是我們新一期基金的關註重點,是基於空間的創新創業。這包含了很多方面,如公寓、裝修、線下流量的轉化、交易服務、社區服務、建築材料的創新、零售新業態、空間的創新應用等。

如果看日本的家裝行業,有著非常多的模塊化、標準化的工藝流程。一個房子裝修只需要幾天時間,由一些技術工人簡單施工,就把一套房子裝修結束了。但是今天國內還沒有到這樣的水平,創新的空間非常大。

商場里的環境也在變化。如果留心觀察會發現,從一樓到五樓,商戶在不斷調整。最明顯的變化是,商戶里零售店面的比例在縮小,餐飲娛樂類和體驗經濟的比例在迅速增加。

另外,我們也越來越難以定義,哪個店鋪到底是什麽店鋪。有的空間,比如今天會議所在的地方本身是一個西餐廳,但經常做很多不同種類的分享活動,你說它到底是一個餐廳還是一個會議中心?

還有就是交易服務方面的創新,包括以前我們投過的房多多、多彩投,其實都在這個產業鏈條里。這些商業形態出現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鏈條里運轉效率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們基金的LP里有很多房地產百強開發商的參與,他們也希望能夠跟這個鏈條上的創業者產生更好的協同效應和資源互補。這個行業的創新遇到阻礙,有時恰恰是因為有很多的行業資源創新企業、創業者根本觸碰不到。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基金投資和創業者一起來推動這個領域的創新。

除了基金以外,我們還跟明源雲、混沌大學聯合辦了一個地產生態營,這是一個學習、互動、探討、案例分析相結合的課程,不是傳統的MBA教學,也不是單純的講座。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班級能夠聚集一批深耕地產相關領域、有一定的創新思維、並且已經取得一定的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創始人,當他們在一起學習的時候會發生怎樣的思想火花和協同反應,我們非常期待。

消費升級帶來的新模式

對地產行業的推動作用

最近我們非常關註這樣一種趨勢,一些設計特別時尚、品牌調性非常符合年輕人喜好的服務型的項目,開始慢慢地滲透到許多商業地產項目里去。這類消費升級的項目其實對行業是有強推動作用的。

在深圳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健身館,叫超級猩猩健身。它包括了分散在各個樓宇和小區周邊的完全自助式的健身集裝箱,還有一些單獨的專門上健身課程的場所,健身愛好者在微信公眾號里面直接預約課程,到了以後憑密碼進場,課程結束後就離開。

過去我們去健身館,買年卡,鍛煉完了之後還在里面蒸個桑拿洗個澡,一般都消磨幾個小時。這種消費習慣跟現在的年輕人完全不一樣。

現在年輕人的生活節奏更快了,最好一個小時鍛煉完,然後馬上換了衣服還要去參加別的活動,更不願意花太多時間在路上,流動性的提高也讓大家覺得辦會員卡不劃算,按次計費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所以集中式的健身中心目前經營越來越困難,而類似超級猩猩這種形式越來越受歡迎,我了解到很多物業已經在邀請他們進場合作。

如果我們把一個物業當作一個院線的話,未來還會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內容,像影片發行方一樣不斷地出現。

另一個例子是艾美電影院,傳統看電影都是100、200人在一起看一個電影,而在艾美電影院里頭可以兩個人包一個廳,看一個大屏幕,音效也非常好,最新發行的影片都能看到。這種新形態的出現,其實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很多商業、物業的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創新的消費形態的項目出現的話,其實是負擔不起越來越高的租金的。

此外還有餐飲的創新,越來越多的餐飲店其實不僅僅只提供餐飲了。除了提供堂食以外還有外賣,還可以買他們家的食材,隨時在手機上操作一下,他們家的最新鮮的食材就送到你家里。甚至還有在很好格調的餐廳里賣衣服、賣高跟鞋這種跨界導流形式的出現。

我之前和雲海肴的創始人朱海琴交流,發現去雲海肴吃飯的人流量,足以跟我們現在手機上比較火的APP相比美。針對這樣的流量,企業為他們提供什麽樣的服務才能獲得商業價值的提升,是每一個傳統企業在消費升級的大潮中都需要思考的。我認為只要大家抱著一個開放的心態去擁抱這些變化,或者說去支持這些創新的探索者,我相信這個變化會越來越快。

空間創新 聯合辦公 分享投資 崔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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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須知:從結果到方法,一種新的思考模式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027/159458.shtml

創業者須知:從結果到方法,一種新的思考模式
小馬宋 小馬宋

創業者須知:從結果到方法,一種新的思考模式

羅列常用方法很簡單,找到具體方案很複雜。

本文系作者小馬宋(微信ID:zhongguowenlian)授權i黑馬發布。

去跟一些公司老板聊天,我常常聽他們說這樣的話:我們是一家結果導向的公司。可是後來觀察他們公司的做事方法,其實並不是結果導向,而是方法導向。

什麽叫方法導向呢?就是我們在接到一個任務的時候,首先會確定這個任務的性質,然後就調用通常慣用的方法來開展工作。

比如在新媒體傳播中,廣告公司的提案幾乎千篇一律:KOL,事件營銷,H5,病毒視頻,微信微博,等等。其實這些提案,準確的說不是在提方案,這是在羅列方法,而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案。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羅列常用方法很簡單,找到具體方案很複雜。

有時候,即使你真心想解決問題,卻依然受到習慣做法的影響而無法解決,因為這個問題可能永遠無法用常用的方法來解決。

這種慣性思維,同樣影響著特別大量的人群。

美國人的草坪

美國中產階級都喜歡在自家門前搞個草坪,還要花很多時間去維護它們。但是草坪對一個家庭來說有什麽意義呢?其實單純的草坪並不好玩,有時候還不如日本或者中國的庭院設計,可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喜歡弄個草坪,他們不喜歡灌木,也不喜歡大樹和花,不喜歡小池塘,更不喜歡門口左邊一棵是棗樹,右邊一棵也是棗樹。

其實是歷史習慣,形成了歐美人的草坪崇拜。在工業革命之前,草坪是只有貴族才有的東西,因為沒有機械化,完全靠人力維護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沒有任何實際的產出,所以只有貴族家才會有草坪。

這才有了歐美人的草坪崇拜,所以現在他們家家都搞個草坪。

這就像江西和和湖南地區,至今做菜鹹得要死,因為以前有錢人家才吃得起鹽。歐洲人喜歡吃甜食這種極不健康的食物也是一樣的,因為當年歐洲引進甘蔗時,歐洲只有很小的一塊地方可以種植甘蔗,所以糖是非常珍貴的,這就形成了對甜食的崇拜,崇拜成為習慣,習慣又強化了人對甜食的依賴。

人類母乳幾乎是不甜的,小時候如果控制孩子進食糖的含量,小孩長大後也不會對甜食有很大依賴。

倒過來的思考方式:從結果到方法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習慣的力量非常可怕,它會把你帶入死胡同。慣性思維讓你無視你的方法是否能夠達成目標,而習慣性地按照原來的方法去做,結果是否達成了呢?直到最後,你才會發現,原來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所以不循規蹈矩的人,是結果為先的。

T型車可能是汽車歷史上無法超越的奇跡了,福特讓汽車的價格從20世紀初的4700美元降低到了1910年的360美元,當時福特T型車的產量超過了全世界汽車總產量的一半。

很多人以為,亨利福特是因為找到了流水線裝配的標準生產流程,從而降低了成本,然後才推出了價格極低的T型車。其實這就是典型的慣性思維,因為傳統的定價方式就是成本決定價格。

可是,老福特並沒有這麽想,他用的方法倒了過來,是讓價格決定成本。福特經過計算,認為只有汽車的售價降低到這個價格水平,美國人民才會大量消費汽車。所以他是先定了價格(也就是目標),再去尋找大規模降低成本的方法,這就是價格決定成本。

這是一種特立獨行的思考方式,我把它稱之為“從結果到方法”,盡管100多年前的福特就用這種思維方式創造了T型車的奇跡,可是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們還是習慣於從方法到結果的思考模式。

名古屋機場

日本名古屋機場,據說是日本最賺錢的機場。

這個機場是因為當年愛知世博會而建,當時接到任務時,他們研究測算發現,按照現有的建造方式,即使接到任務的當晚就開工建設,也不可能在世博會前建設完成。

這些負責建設機場的團隊並沒有馬上開工,而是開始開會研究如何盡早建成機場。結果這個會,一開開了半年,機場沒有任何動靜。

半年後,這群日本人制定了詳細的計劃,將工期大大縮短了,結果真的在世博會開幕前交付,成本竟然也節省了25%,當然,交給中國人的話,肯定也能如期完成,是吧。

舉個例子,名古屋機場的建設,當時需要先填海造地,然後再打地基建設機場。結果他們改成了邊填海造地,邊打地基建機場,兩個工程周期中間可以重疊一年半以上。

還有,原來的一條跑道上有兩萬盞引航燈,每維護一次就要揭掉封條然後每個檢查再擰上去,每個燈的維護時間是15分鐘。結果引航燈的廠商改變了引航燈的結構,可以直接用插入式結構,插入一個新的引航燈,舊的直接送廠里檢查,結果每個引航燈維修維護時間從15分鐘降低到了1分鐘。

原來的引航燈是日本航空局認可的,可是這個廠商通過改變結構,讓引航燈的維護成本極大地降低了。

先制定目標,然後根據目標來選擇達成的方法,而不是根據常用做法直接去幹成了事,這才讓名古屋機場成為最賺錢的機場。

而且,名古屋機場認為,機場追求的是安全、快速的運營並且盈利,而不是追求外觀的豪華和氣派,這也讓機場削減了大量的成本。

產品經理套餐

我們再說一個例子,雖然關註我的公號的朋友可能對這個例子早就熟悉了。

我在暴風的時候,HR給過我一個任務,就是幫忙設計一個招聘產品經理的廣告,因為那時候我們急缺大量產品經理。

我的思考是,既然過去這麽久,我們都沒有通過那些傳統渠道找到合適的產品經理,難道再做一個廣告,就可以找到嗎?

所以我們打破了原來的做法,我們跟西少爺肉夾饃聯合,在他們所有連鎖餐廳推出了產品經理套餐(因為西少爺的餐廳分布恰好與北京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分布重合),只要拿產品經理的名片過來,就可以用1元吃一個產品經理套餐。

結果我們就收集了大量的產品經理名片,然後讓HR去打電話挖角了。

如果你用傳統的方法招人,要等到多久呢?

“從結果到方法”的思考方式,就是鼓勵我們做事情的時候,要先認真思考一下,我們受到慣性思維和方法的影響有多深?是不是可以試著打破它們的限制?能不能從結果倒推過來,找到合適的方法呢?

如果你曾經有過這種打破常規做法獲得成功的例子,歡迎在評論區分享給大家。

思維模式 結果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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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局:未對匯兌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管制措施

今日,有媒體報道外匯局針對銀行結售匯逆差擴大情況對部分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要求部分商業銀行采取適當措施,收窄結售匯逆差。

外匯局對此報道作出澄清。外匯管理部門未對匯兌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管制措施,但要求銀行遵守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切實履行展業自律要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與之前相比,外匯管理政策連續一貫,沒有任何變化。目前,各類購付匯和收結匯交易均正常進行。

下一步,外匯管理將有序推進重點領域改革,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支持銀行完善展業自律機制,嚴格履行真實性合規性審核等展業要求和責任,保持對外匯違法違規高壓打擊態勢,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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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烏鎮互聯網大會 | 法國前總理:互聯網帶來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

11月16日,為期三日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開幕,本屆大會的主題是“創新驅動 造福人類——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據新華社報道,大會設置16場論壇、20個議題,涉及互聯網經濟、互聯網創新、互聯網文化、互聯網治理、互聯網國際合作等前沿熱點問題。

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在下午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全體會議上發言。他表示,我們的世界隨著數字化的創新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短短數年時間內,互聯網已經幫助我們達成了個人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公司之間的橋梁,互聯網塑造了一個新世界,社會互動、全球流動和經濟貿易發展迅速,而且更加便利。網絡在與他人分享、獲取知識和探索增長與發展新領域方面也創造了新的可能。但是每一個進步的背後都有風險。

他指出,虛擬世界的出現,並不意味著風險也是虛擬的,恰恰相反,如今的安全威脅似乎比以往任何時間都要廣泛。數字化武器的創造增加了技術上的權利沖突;虛擬空間的擴張為極端主義提供了新的溫床;最後,互聯網的公共和私人使用,尤其是數據收集和數字主權方面界限也是非常模糊的。

此外,網絡空間加劇了社區和不同群體的分裂,它創造了一個割裂的世界,人們只與誌同道合的人有一些聯系。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潛在的沖突,直接接觸到世界任何一個地區的信息和圖像,使得政治狂熱愈演愈烈,也為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的沖突創造了條件。另外,特朗普的當選也表明現在政治正出現狂熱的狂潮。

他提到,在過去二十年間,互聯網創造了新的空間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新的機遇。

首先,互聯網創造了我們對世界新的認識,數字革命是現代人類歷史的轉折點,迅速改變著我們的工作、學習和交流的方式。我們生活在全球一半人口已經互聯互通的世界,網民數量達到34億,而2008年僅有16億。今天,互聯網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2015年全球GDP約1/5是由數字經濟所驅動的。在發達國家如此,在新興國家亦是如此,尤其是在非洲。比如說數字創新在2025年將帶來3000億美元的經濟價值。中國“雙十一”的巨大成功也表明了電商正在崛起。

互聯網的崛起同樣也能推進我們達成共識和實現全球的發展。社交網絡與搜索引擎提供了全世界進行互動與數據分享的渠道。但是互聯網同樣也造成了緊張局勢,影響全球穩定,美國對網絡空間的壟斷仍然是不平衡的重要來源。

另外,由於監管的缺位,互聯網也成為了仇恨與憤怒的滋生地。互聯網創造了新的極端主義發泄地,互聯網使各種宣傳活動能夠像病毒一樣傳播,互聯網也能夠容納暴力極端主義。比如說聖戰組織他們會進行網絡攻擊,招募狂熱的分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由於缺乏數字化的經驗和合作,國家無法憑一己之力來加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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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盛:深度學習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上)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1130/160093.shtml

傅盛:深度學習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上)
傅盛 傅盛

傅盛:深度學習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上)

深度學習絕不只是一場技術革命,或一種算法的改良。本質上,它是一種全新的理解用戶和商業模式的思維方式。

本文系盛盛GO(微信ID:fstalk)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傅盛。

落後最怕的是思維方式的落後。

過去獵豹在安全和工具層面,抓住了上一個時代的大風口。如今這條賽道不再像以前那樣野蠻生長。

互聯網已經進入下半場,廣度紅利時代結束。原先粗放式的流量經營模式遭遇瓶頸,用戶增長受限,且再難出現爆發性機會。下一個機會點在哪?

我講過,人工智能會是下一個風口。

但,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工智能一定不是簡單的一個神經網絡,也不是用一個新的函數替代一個舊的函數。人工智能是對整個產業的重構,是對我們整個思維方法的重新塑造。

它將現實所有物理事件產生的東西歸結於一個點——數據。然後,再把這個數據,用神經網絡的方式去認知和理解,達到過去所有算法無法企及的高度。

而深度學習,無疑成為當今人工智能大爆炸的核心驅動。它不只是一種算法的升級,而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

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深度學習,利用海量數據的快速運算,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幫助我們認知世界。

這種認知的可能性,最廣為人知的就是AlphaGo打敗李世石。我說過,現象即規律。這個現象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把過去圍棋的定式算法問題,轉換成了黑白點的數據問題。它利用神經網絡超大規模的數據處理能力,去理解人類記錄過的圍棋數據,以及自己左右互搏產生的海量數據,在人類也不明白的情況下,一舉碾壓了人族。

它帶來的顛覆性在於:將人類過去癡迷的算法問題,變成了數據和計算問題。

我認為,這是重構技術模式,產品形態,用戶理解的新方式。深度學習的突飛猛進,也將使得獵豹這樣的工具廠商,有機會與社交產品站在同一維度同臺競爭。

唯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用戶成為一種生產力?

比如,你覺得特斯拉是汽車生產商嗎?如果你重新換個角度,會發現特斯拉本質是一個數據采集器。它利用汽車載體實現了對人類駕駛行為的觸達。

我最新買的特斯拉P90D,已經可以自主學習變道。它會多次來回試探,學習你開車的動作。你每一次開車,都是在給它貢獻數據。它跟谷歌的無人駕駛有很大不同。

他們走了完全不一樣的路線,思維角度也不一樣。

谷歌是傳統的軟件工程思維。用高精尖地圖,把一段路的地圖精確到厘米級,以便車子開的過程中就知道路況,通過激光來避開路面障礙。但問題在於,這套方案,只有知道地圖和路況不發生改變時才能運行。

但特斯拉用的是NVIDIA+Mobileye的方案,跟人開車的狀態一樣。它認為,輔助駕駛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實現無人駕駛。只要收集大量的駕駛數據做處理。不用管地圖,用產品就能實現數據收集。實際上,就是把所有路況信息和人的操作動作數據化。

我認為,未來的公司本質都是數據公司。市場的競爭,一定會從技術競爭演變成數據競爭。

各公司的商業策略和產品策略,都會圍繞著獲取數據開展。後進的公司要想不坐以待斃,唯一的辦法就是快速獲得數據。

深度學習絕不只是一場技術革命,或一種算法的改良。本質上,它是一種全新的理解用戶和商業模式的思維方式。

深度學習 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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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萬達等中國公司美國收購交易將面臨新的審查

《華爾街日報》12月1日報導,在周三的一封信中,參議院少數黨新一屆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中國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收購美國公司的交易應受到進一步的審查,以確定這些交易背後是否牽扯中國政府利益;若果真如此,可能使美國公司陷入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此舉將增大美國重新審視其對中國投資美國公司的立場的可能性。

萬達及其位於美國的公司今年已完成多樁娛樂業的收購交易,該企業集團斥資10億美元收購Dick Clark Productions的交易尚待完成。

舒默也向候任總統特朗普抄送了這封信函。特朗普曾暗示,他的新政府也將對此類交易實施更加嚴格的審核。

如果特朗普兌現有關加強對此類交易審查的承諾,那麽舒默的信函可能預示美國對華政策將發生轉變。數十年來,美國兩黨議員一直不滿白宮的政策,無論是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 又稱小布什)還是奧巴馬(Barack Obama)當政都是如此。美國兩黨議員認為小布什和奧巴馬對華態度過於軟弱。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國。

舒默寫道,可以確定的是,新國會將在2017年研究制定立法,進一步擴大美國財政部下屬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簡稱CFIUS)的監管權力。CFIUS負責審查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海外交易,該委員會的審核歷來比較關註航空航天等領域。

萬達集團此前回應了類似的審查呼聲,稱該公司已經並且將繼續遵守一切涉及其在美媒體及娛樂投資的相關法律,包括但不限於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簡稱FTC)和美國司法部遞交適當的文件。

舒默的立場使得民主黨與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特朗普過渡團隊傳閱的一份文件稱,政府將要求CFIUS審查那些無法被美國實體複制的外資交易。中國受到牽涉的投資可能遠不限於電影行業,因為中國公司可以持有美國資產的多數股權,但中國不允許美國公司如此。

萬達在好萊塢的收購引發了美國政客和一些娛樂業高管的擔憂,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打出的軟實力牌,旨在通過美國媒體傳播中國文化和訊息。中國是僅次於北美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但每年從國外進口電影的配額只有34部。

過去幾年來,萬達已通過26億美元收購AMC娛樂控股公司(AMC Entertainment Holding Inc., AMC)成為全球最大影院運營商,並通過以35億美元收購傳奇娛樂(Legendary Entertainment)進軍電影制作市場,同時其收購Dick Clark的交易標誌著該公司正拓展電視業務。萬達在好萊塢已因收購更多資產的永不滿足的興趣而聞名,同時王健林已公開表態希望收購好萊塢的一個主要電影制作公司。

自9月以來,美國國會對中國在媒體行業收購交易的審查力度一直在加大,當時有16名眾議員要求美國政府問責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調查CFIUS的權限是否跟上了美國國內外商投資不斷擴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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