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凈利潤仍被“碾壓” 國產手機與蘋果銷量差距在縮小

最新的數據顯示，蘋果公司2016財年第二季度營收為505.5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80.10億美元下滑13%;凈利潤為105.1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35.69億美元下滑22%，這是蘋果公司營收自2003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同時，作為蘋果的明星產品，iPhone的銷售量更是首次出現下降，作為蘋果近年來極為重視的市場，大中華區下滑比例達到26%。

一切看上去並不那麽如意，但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在財報發布後的分析師會議上卻依然樂觀。他認為，在升級、新興市場和轉換客戶推動下，蘋果將實現營收的再增長，並透露將在中國再開40家店。

但在分析師看來，手機市場未來充滿挑戰，在中國以及更多的新興市場，蘋果最大的競爭對手“本土手機廠商們”仍在發力。

縮小的銷量差距

對於二季度蘋果業績的表現，庫克認為是一個“非常忙碌和具有挑戰性的季度”，“很難進行數據同比”，大量安卓用戶轉投蘋果設備，Mac新用戶數量大幅增加。他同時強調，iPhone對智能手機新用戶吸引力依然強大，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印度iPhone銷量同比增長56%。

而在過去，庫克提及最多的增長市場是大中華區。去年，大中華區貢獻了兩位數的增長比例，在中國零售店開幕的現場，也能看到庫克親自“站臺”。

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市場，蘋果遭遇了強烈沖擊。

財報中，若按地區劃分，蘋果在美洲、歐洲、大中華區、亞太剩余地區均出現了營收下滑，只有日本市場同比增24%。但下滑最嚴重的是大中華區，同比達到26%，其次是亞太剩余地區25%、美洲地區10%、歐洲地區5%。

市場研究公司KWC發布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間在中國市場，兩年來蘋果iPhone手機份額首次遭遇下滑，僅22.2%。而華為手機重新成為中國城市地區最暢銷智能機品牌，市場份額為24.4%，並帶動其他國產品牌，中興、vivo、OPPO、金立等也開始沖擊這個價位區間。

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日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季度華為的銷售收入同比增長61%，其中智能手機銷售收入同比增長達到了63%。而在調研機構IHS iSuppli的研究總監王陽的分析中，華為智能手機一季度銷量為2839.2萬部，與蘋果5120萬部的差距繼續拉小。在今年，華為對於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期待是1.4億部。

“但不能否認的是，蘋果依然是手機行業里最會賺錢的公司，105億美元的單季凈利潤可能相當於一些國產手機全年的營收，利潤差達到萬倍。”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海外市場，國產手機廠商也在發力。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獲得的一份IDC手機品牌歐洲市場占比報告顯示，去年二季度開始，兩種形態的中國廠商在歐洲市場表現強勢：一種是以ODM為主做歐洲貼牌的代工廠商，而另一種則是像TCL阿爾卡特、華為這樣的國產品牌廠商，二季度增速均超過40%。

TCL通訊歐洲區總經理AlainPakiry告訴記者，國產手機廠商開始瞄準公開渠道以及電商渠道擴展歐洲市場，順應了市場發展趨勢。

技術上的追趕

“在趕超三星和蘋果的目標中，華為確實已經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市場，現在希望是在兩到三年做到全球第二，五年份額做到第一，因為去年，華為已經是中國市場份額的第一。”余承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華為的產品在工藝上並不輸蘋果和三星，“比如P9的優勢在於，‘水果手機'一半的價格，技術卻領先了半年。”

手機行業的新軍樂視，其CEO賈躍亭甚至炮轟蘋果已過時，丟失了創新精神。

事實上，國產手機的底氣來自於對供應鏈的掌控以及對手機研發產品的持續投入。

隨著近一年來國產手機紛紛轉向中高端市場，上遊供應鏈明星企業不斷冒出，比如做指紋技術的匯頂科技、玻璃加工商藍思科技和伯恩光學、觸控面板廠商歐菲光、電感供應商順絡電子，以及提供鋰電池與移動電源的欣旺達與卓翼科技等。

去年9月發布的蘋果iPhone6S及iPhone6S Plus，最大亮點無疑是全新壓力觸摸屏Force Touch，這塊被賦予壓力觸摸的黑科技或將被蘋果命名為“3D Touch”(3D觸摸)。“在蘋果發布該產品的同時，國內相關供應鏈的相關技術也開始準備量產。”觸控廠商匯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也讓國產手機在新技術的追趕上跑在了前面。就趕在蘋果發布前，華為的Mate S手機已經搭配了“Force Touch”技術並應用於手機交互。

中興手機負責人曾學忠對記者表示，隨著國產手機自身的進步，蘋果已經不再是這個行業中遙遙領先的超級領跑者，雖然仍處於第一方陣，但已經不再是觸不可及。

“這些能力是什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都會看到。我們花了這麽大的研發投入，我們的研發投入是國內同行的很多倍，我們主要的投資在未來，所以未來會看到我們的力量爆發驚人。”在此前的采訪中，余承東說，華為消費者業務在未來將有機會沖擊1000億美元年收入。

但他也坦言，雖然這幾年華為利潤持續穩步增長，但如果跟國外的蘋果、三星比還是微不足道。從一季度國產手機公布的財報利潤數據看，有的甚至只有百萬美元，和蘋果差距甚大。

“相信更多的國產手機廠商未來會更關註利潤和品牌，以真正縮小和蘋果的差距。”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印度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印度的貧富差距大麽？這個問題在眾人印象里好像向來是證據確鑿的：很大，非常大。那麽，到底有多大？

最近，從2000年就停止公布國民納稅數據的印度政府破天荒地發布了2013年的納稅數據。數據顯示，2013年只有1%的印度人納了稅，2%的人提交了納稅申報單。

莫迪：印度邁出了一大步

這個意外開的小窗口被印度總理莫迪興奮地稱為“政府向透明度和開放度邁出的一大步”。頗愛與網民互動的他還第一時間把喜訊發在了推特上：“我們政府已經對公布稅收數據做出了標誌性的決策。這是政府在決策制定上透明度與開放度的一大進步。”

對於這種自我肯定，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Piketty)卻有點不以為然。他表示，要想真正認識印度的貧富差距，這些數據還遠不足夠。

事實上，早在之前皮凱蒂就敦促印度政府公布稅收數據，因為缺少這些統計很難真正了解印度的財富分配情況。“在印度，透明的數據尤其是收入和納稅數據實在是太缺乏了。”今年1月，他曾這樣明確表態。

皮凱蒂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主要研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他寫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用圖表反映出了過去幾個世紀里世界各地的收入不均問題，如今已售出超過200萬本。

該書改變了現代人對於財富和不平等的認識。它解釋了這個世界如何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逐漸變得越來越不平等，並提出這種不平等可能會隨著社會凝聚力以及經濟的增長變得愈加嚴重。

皮凱蒂：數據缺失制約評估

有意思的是，這一小部分數據非但沒有讓人們為印度政府的“一大步”鼓掌，還引發了公眾對於印度人逃稅的激勵辯論。有評論人士犀利地指出，最高收入的那欄里為什麽只有極少數的納稅申報單？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只有6人在最高的納稅一欄，歸入該納稅欄的平均收入為1040億美元。但根據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印度至少有84位億萬富翁，由此可見印度的稅收缺口有多大。

由於印度納稅數據的嚴重缺失，皮凱蒂認為要想準確了解印度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現狀完全不可能，更何況這個人口大國還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速的國家。

“我們根本不知道（印度貧富差距多大）。” 皮凱蒂只能憑感覺粗略估算，“印度大概是和那些收入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比如巴西和南非更接近，而不像美國和歐洲國家那樣。但具體是怎麽樣，我們的確無從可知，主要就是因為沒有可靠的數據。”

除了納稅數據，印度在不同種姓的人口普查數據上也同樣存在嚴重缺失，這無疑切斷了人口和收入以及財富分配上的聯系，讓皮凱蒂這些研究者有心無力。

當然，對於上述印度政府最新公布的納稅數據，皮凱蒂也不否認“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真的僅僅只是開始”。畢竟對研究者來說，需要掌握的是所有年度的詳細數據，而不只是2012～2013這一年。

就目前而言，要想了解印度的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現狀，皮凱蒂認為還缺少2000～2012年的詳細納稅數據，更確切的說是1997～2012年，因為1997～2000年的公開數據存在不少問題。皮凱蒂說，如果能收集到靠譜的數據，他很樂意對印度這個典型的樣本作出詳細的分析和研究，並給出有價值的結論。

林伯強：中國儲能技術如何縮小與國際的差距

在低碳清潔發展的旗幟下，全球能源領域正處於快速技術創新時期，新的技術進步不斷湧現。特別是近年來以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的發展，將改變未來世界能源的格局。但在人類全面邁向新的能源使用方式的道路上，也存在著困難和阻礙，其中儲能技術是極為關鍵的一環。

由於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和波動性特點，沒有儲能，電網將無法大規模對其進行消納，而電動汽車的推廣也取決於電池的續航能力和充電的便捷性。

國際方面，儲能裝機在2015年仍保持快速增長，其中電池儲能的發展尤為引人註目。根據美國能源局(DOE)的全球儲能數據庫最新更新的數據，2015年全球電池儲能累計裝機0.74GW，較2014年增長了25%以上。此外，目前在建或已簽訂合同的項目預計為0.9GW。按國別來看，全球已裝機和計劃裝機的儲能裝置有一半以上都位於美國。無論從儲能的裝機規模還是增速上，美國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政策方面，各國對儲能日益重視。2016年初美國對FERC745號法案進行修訂，允許消費側的電力產品與服務進入零售市場，並且在補償上與傳統發電裝置一視同仁。該政策有利於提高儲能投資的收益，促進消費側儲能的發展。此外，有媒體報道德國政府也在考慮延長光伏儲能補貼政策的年限。

技術方面，隨著成本的下降，電池儲能正處於全面商業化的進程中，但電極材料方面近期還未有具備產業化應用價值的突破。近期比較值得關註的，包括中科院石墨烯超級電容以及軌道儲能等新技術。雖然超級電容的能量密度還是無法與電池儲能相比，但其充放電速度極快，幾秒鐘便可完成充電，而且其循環次數能達到10萬次以上，未來有潛力廣泛應用於電網調頻以及軌道交通和公交汽車等公共交通中。此外，美國內華達州最近批準的軌道儲能項目也值得關註，該項目利用軌道將重物運輸至高處進行儲能。其原理與抽水蓄能類似，都是將電力轉換為重力勢能。所不同的是軌道儲能的介質可以是固體，理論上只要存在一定海拔落差的地區即可進行儲能。

儲能技術也已引起中國政府的日益關註。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近日下發了《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並同時發布了《能源技術革命重點創新行動路線圖》。其中行動計劃明確未來的重點任務包括先進儲能技術創新，提出要掌握儲能技術各環節的關鍵核心技術，完成示範驗證，整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引領國際儲能技術與產業發展。國家能源局3月發布的《關於在能源領域積極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通知》提出要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投資能源領域。其中儲能技術也被納入了能源領域推廣PPP的範圍。

但是我們也看到，國內與國際儲能發展差距依然明顯。

從產業發展上看，由於國外廠商對於儲能產品的投入相對較早，積累了較為明顯的技術和產業規模的優勢。

一方面，影響儲能投資經濟性的因素，除了單位容量的成本之外，還包括儲能系統的壽命(循環次數)、衰減率、能量轉換效率等因素，這無論對單體的電池品質，還是整體控制系統，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所以客觀說，目前國內廠商單體電池的穩定性與均一性方面，與美國和日本的企業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中國雖然是電池生產大國，但生產較為分散，單個廠商的成本較高。而國外的電池產業相對集中，規模經濟效應明顯。比如特斯拉將於2017年投產的超級電池工廠，其單個工廠的產量就相當於2013年全球鋰電池產量，而且規模投產後將使電池成本下降30%。

從政策方面來看，國內對於儲能關註相對較晚，除了電動汽車領域有相應的補貼政策外，關於電網與分布式電源的儲能應用方面的政策一直處於空白。雖然近期的一些政策文件開始提到要重視儲能技術的發展，但配套細則還未出臺。與之對應的，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幾年前就開始陸續出臺針對儲能的扶持政策。比如美國2011年通過儲能法案對儲能投資給予了20%的聯邦稅收抵免，德國對於中小規模的光伏發電系統配套的儲能系統進行補貼，日本也對符合標準的接入電網的電池儲能項目給予相當於投資額1/3的補貼。此外各國還對電池的研發予以資助，比如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上任之初就宣布撥款24億美元，用於支持環保電動汽車與儲能電池的研發與制造。日本政府則對鈉硫電池等技術從研發到應用等各環節都給予高額補貼。

市場機制方面，中國電力市場的壟斷與相對封閉，對儲能發展客觀上造成不利影響。目前儲能具備可操作性的應用，主要還是基於峰谷電價的電力套利。而對於儲能系統是否可以作為電源參與供電服務，儲能的調峰調頻服務如何進行補償，以及如何進行儲能電價的設定等問題，仍然沒有明確。而國外早已設計了較為完善的市場機制。比如美國的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FERC)的890號法案允許儲能系統參與調頻服務。755法案和784法案則要求根據調頻效果支付費用，以保障儲能系統收益，並為儲能在全美推廣提供法律保障。792法案則將儲能定義為小型發電設備，允許其並網運行。而歐洲則建立了電網調頻拍賣市場，電池儲能提供者可以參與調頻服務的競拍。

由於儲能技術對改變人類能源系統和清潔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在儲能發展方面不能落後，應盡快通過政策支持，縮小國內國際的差距。

首先，鑒於儲能技術可能帶來的社會收益，以及產業發展初期的脆弱性，應對其研發與應用進行補貼與扶持。可以根據儲能應用的社會效益，設計合理的補貼政策。補貼的方式可以是投資直補，也可以是貸款利率優惠或拉大峰谷電價差等方式。但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特別註意激勵機制的合理性，以避免補貼資源的浪費。此外，應該鼓勵產業集中化發展，以形成規模效應的優勢。

其次，要改革有益於儲能發展的市場機制，降低儲能系統的入網障礙，允許儲能作為電源參與到供電服務中，並對儲能提供的調峰調頻服務等進行補償。同時可以制定更加靈活的電價政策，鼓勵通過價格套利等方式充分發揮儲能調峰的功能。

最後，鼓勵儲能在電網與分布式電源中的應用。目前中國“棄風棄光”現象嚴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負荷中心遠離電源中心，電網成本過高。而利用儲能進行供給或需求側的調峰，則可以在不增加電網投入的情況下提升電源使用效率。此外，儲能與分布式電源的結合也是解決可再生能源長距離輸電問題的重要方案。

(作者系廈門大學能源經濟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日本汙泥處理是不惜代價” 中日汙泥處理差距：至少二十年

舞洲汙泥處理中心講解員吉田很享受“汙泥”與“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參觀者臉上造成的表情變化。（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圖）

在日本大阪，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由政府投資建設，日常運營完全依靠居民的汙水管理費。在一些地方，汙泥焚燒制磚之後，除了補貼，政府優先購買用於市政建設。在另一家汙泥處理工廠，甚至負責人就是市長，政府部門協作極少“打架”。

2016年4月18日，一輛大巴停在了日本大阪市舞洲人工島上的一座“童話城堡”前。

69歲的講解員吉田先生穿著藍色工裝，將一臉錯愕的中國參觀者迎進了會議室。這座有著藍色煙囪、橙色外墻的“城堡”，是他們計劃參觀的舞洲汙泥處理中心。每天，大阪市12座汙水處理廠產生的約四千噸汙泥（含水量98%），通過地下管道流入這里，經過脫水、幹燥、熔融，最後變成25噸無害的黑色顆粒狀熔渣。

自2007年建成以來，舞洲汙泥處理中心已接待參觀者近兩萬人次。吉田很享受“汙泥”與“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參觀者臉上造成的表情變化。

不過這一次，面對“中國青年豐田環境保護資助行動”研修團（以下簡稱研修團）的連番發問，感到驚訝的反而是吉田。

“你們的問題，我有的答不出來。”吉田不明白，為什麽比起汙泥處理技術和工廠外觀，這群中國人更關心在他看來理所當然的問題：“你們建設、運營的錢從哪里來”“你們廠是事業單位還是國有企業”“你們和政府關系怎麽樣”“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門會不會打架”……

吉田不知道，這些問題正是中國汙泥處理與處置困境的癥結所在。

汙泥是汙水處理過程中形成的沈澱物，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質及重金屬。中國水處理產業長期“重水輕泥”，住建部城建司水務處處長曹燕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近50%的城市汙泥未做到無害化處理。

中日差距二十年

就在研修團赴日的一周前，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巡視員張悅宣布，環保部和住建部即將聯合發布通知，將汙泥處理處置與減排核查正式捆綁，一旦無法核實汙水處理廠汙泥去向，將扣減汙染物減排量。

“文件下來以後，大家會有一定壓力，但是壓力不是直接給各位汙水處理廠廠長的，是給城市政府。”張悅在一個汙泥處理處置的研討會上表示，政策通過把汙水處理廠的汙泥納入總量減排核算，責任落實到地方政府，以此推動汙泥的無害化和減量化。

“汙泥難題不是一天兩天了。”張悅感慨，“我們爭取把它作為一個重點工作，在十三五期間解決了。”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副總工程師杭世珺至少已為此奔走呼籲了二十年。而中日在汙泥處理上的差距，也“至少二十年”。

杭世珺在1980年代留學日本，研修城市汙水處理。“那時候，日本的（汙泥）焚燒爐都建得滿滿的了。”2016年4月14日，杭世珺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日本最早的汙泥處置方式是海洋投棄。在1920年代，日本第一座汙水處理廠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汙泥，就直接傾倒入海。

其後，日本汙泥處理經歷了自然幹燥、脫水填埋等一系列演變。到1960年代，因為征地困難，日本開始推進能快速實現汙泥減量化的焚燒技術。1977年成立了汙泥處理調查委員會，強調汙泥的資源化和再利用。1996年，日本修改下水道法，要求公共下水道管理者用脫水、燃燒等方式實現汙泥減量的同時，應當盡量將汙泥作為燃料或肥料實現再生利用。

據東京大學水環境控制研究室教授、日本下水道協會成員古米弘明介紹，近十年來，日本汙泥年產生量變化不大。2010年，日本全國產業廢棄物總量約3.86億噸，含水率97%的汙泥占約19%，約7471萬噸。

雖有汙泥熔融、碳化等新技術出現，但焚燒依然在日本占據主流。2008年，日本幹汙泥（經過脫水等處理後的汙泥）年產量220萬噸，其中焚燒灰渣占68%。

在進行減量處理的同時，日本很註重汙泥的再生利用。

日本2014年度下水道新技術研究所年報顯示，汙泥有效利用率從1988年的15%，已提高到2010年的78%，2011年37%的汙泥用於制作建築材料。

“汙泥處理在中國的演變過程跟日本很相似，但中日的差距主要不是技術。”杭世珺表示。

中節能博實（湖北）環境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錢鳴亦有類似觀點，該公司2008年引進日本的汙泥碳化技術。“日本下水道協會把碳化作為替代熔融和焚燒的技術，是比較先進的。我們在引進時也根據中國汙泥狀況做了改進。技術不是問題。”錢鳴謹慎地說，“但是，在推廣過程中還是有一些障礙、一些困惑。”

“我們完全沒考慮要掙錢”

錢鳴遇見的障礙，首先就是汙泥處理處置的費用不足。

“國家在技術政策中明確指出，汙泥（處理處置）的費用在汙水處理費中代收，但代收多少沒有明確界定。既然不明確，政府也就不論技術好壞，反正哪個方法便宜，就先用哪個對付一下。”錢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運營汙水處理的公司喊窮，現在汙水處理費都不夠，還拿多少給汙泥呢？”

“我們運行靠的也是居民的汙水處理費。”在舞洲汙泥處理中心，南方周末記者將錢鳴的困惑轉告吉田，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完全沒有考慮要掙錢。我們收的（家庭月用水量）10立方米以內550日元（不含稅，約33.6元人民幣）就是根據運營成本核算好的，再向居民收取。”

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的建設費用為620億日元，其中六成來自日本國家政府，四成來自大阪政府。建成以後，其日常運營費用不再依靠國家補貼。

在日本，居民需按月用水量交納水道費和下水道費，後者相當於中國居民水價中的汙水處理費。大阪市水道局網站顯示，當家庭月用水量在10立方米以內時，水道費為1026日元，下水道費為594日元（含稅）。在10至20立方米之間，下水道費為66日元/噸（約合人民幣4.04元）。

“大阪的汙水處理費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吉田強調了兩次。但這個數字已足夠讓他的中國同行羨慕——中國一家產業研究機構的水價數據庫顯示，目前全國36個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的汙水處理費平均為0.82元/噸。

和中國一樣，日本的汙泥處理費被包含在汙水處理費中。日本國土交通省數據顯示，2012年日本下水道維持管理費共9008億日元，汙泥處理費占5%，即450.4億日元（約27.52億元人民幣）。

“中國排水費（即汙水處理費）就這麽一點，汙泥處理費高了就吃不消。排水費要提高，自來水費就得上去，那就要開聽證會，老百姓又可能不理解你。”上海交通大學固體廢棄物處理處置技術研究所所長朱南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海一座汙水處理廠和某水泥集團談一個汙泥建材化利用項目，談了七八年也沒開建，“就是價格談不來”。

朱南文研究過大阪市對汙泥建材化利用項目的支持機制。大野汙水汙泥處理廠（除了舞洲，大阪另外一個汙泥處理工廠）用汙泥焚燒灰制造透水性磚，政府除了按照汙泥填埋的同等價格進行補貼外，還會優先購買用於市政建設，保證銷路。“日本的整套體系都設計好了，不會卡在哪個環節。”朱南文說。

“日本汙泥處理是不惜代價，他們的工程建設成本和運行費用其實比我們高多了。”錢鳴表示。

而在中國，汙泥處理處置費用該誰出，還是一筆糊塗賬。張悅的意見或許代表了目前的政策思路：“（汙泥）無害化治理，政府應該承擔成本。”

“體制差別，沒法借鑒”

“原來，吉田是公務員啊！”就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的性質糾纏了將近二十分鐘以後，研修團終於搞清楚了吉田的身份。

舞洲汙泥處理中心隸屬於大阪市建設局下水道部，但負責運營的是一個共同企業體。目前的工作人員共有85人，其中9人是大阪市建設局的公務員，包括吉田在內。

吉田聽不懂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區別，而汙泥處理廠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對他而言也過於微妙。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釋：“我們是屬於大阪市的，但為了更好地運營，有專門的運營單位。”

在中國，作為第一個將汙泥碳化技術投入商業化運營的企業負責人，錢鳴不僅要處理和政府的關系，還要處理和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

“日本的汙泥處理，協同性做得好。比如將汙泥和餐廚垃圾協同進行厭氧處理，咱們國內也有幾個項目，但在實際操作中總有些瓶頸突破不了。垃圾屬於城管部門的，市政汙泥屬於水務部門，汙水處理廠建設屬於住建部，監管又歸環保部，不在一個體系里面，怎麽協同？”

有一次，錢鳴在日本秋田市參觀了幾個固廢處理中心。在其中一個推行汙泥與餐廚垃圾焚燒協同發電的處理中心，他很感慨：“你知道這個中心的主任是誰嗎？就是秋田市的市長！市長是處理中心的一把手，下面的管理體制就比較簡單了。”

在杭世珺看來，目前中國汙泥處理處置最嚴峻的問題，不是缺少經濟杠桿。“這不是我一個專家的意見，大家都認為後門堵死了。”

管理上政出多門。例如目前我國建設部門在汙泥處置上鼓勵土地利用。“問題是，農業部不讓汙泥進土地。建設部門有擬定標準，但農業部不認。東北一個汙泥堆肥廠做得很好，但沒出路。”杭世珺研究了一輩子汙水和汙泥，參與了許多標準制定，她將中國汙泥處理的癥結歸為政府部門間的阻力太大。

赴日研修團中有一位媒體人。在參觀舞洲汙泥處理中心之前，他想寫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的汙泥處理處置經驗。但參觀結束後，他放棄了這個念頭：“體制差別太大，沒法借鑒。”

（感謝中國青年豐田環境保護資助行動的支持）

“償二代”SARMRA自評分預計提高背後：保險業離精細化風險管理仍有差距

7月初，2016年度針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的“償二代”SARMRA評估正式啟動。針對這項評估，普華永道調查顯示，此次自評得分預計將較去年9月有顯著提升。但在這背後，保險行業整體離精細化風險管理還有很大差距，建立合適的風險偏好系統、人才缺乏等將是行業面臨的重大挑戰。

所謂SARMRA評估，即以“償二代”中《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第11號：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要求與評估》為基礎，對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進行評估。具體內容包括：償付能力風險管理的基礎與環境、償付能力風險管理的目標與工具、保險風險管理能力、市場風險管理能力、信用風險管理能力、操作風險管理能力、戰略風險管理能力、聲譽風險管理能力、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

保監會表示，償付能力風險管理是保險公司的“免疫系統”和“反應系統”，是償付能力監管的基礎，也是償二代第二支柱定性監管要求的重要內容。

在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管理提出監管要求的基礎上，償二代建立了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評估機制，由監管機構每年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管理能力進行一次全面評價，識別公司的控制風險，並建立了保險公司風險管理能力與資本要求相掛鉤的激勵和懲戒機制。

據悉，風險管理能力強的公司最低資本將降低，最多可減少10%的最低資本;風險管理能力差的公司最低資本將提高，最多可增加40%的最低資本，從而促進保險公司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普華永道在2016年5~6月期間，向國內99家保險公司(需要完全滿足償二代11號指引要求)發出問卷進行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76份，其保額占中國保險市場超過80%的份額。

普華永道表示，2015年9月的第一次自評結果為行業平均約71分，而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隨著保險公司按照“償二代”要求逐步建設風險管理體系，SARMRA的得分預計將在2016年較上次的自評結果有顯著提升，行業的自評結果估計將達78分。當然，基於去年監管抽查複評的情況，普華永道估計今年在監管複評之後，這一評估得分將會下調5分左右。

然而在這背後，保險業離精細化風險管理仍有差距。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保險公司已經初步建立了風險管理框架，但距離領先公司仍有較大差距。相較之下，壽險公司的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狀況明顯好於產險公司。

“在2010年11月，保監會就發布了《人身保險公司全面風險管理實施指引》，雖然這個指引相對而言比較‘原則性’，但整個壽險行業對於風險管理的起步相對於產險行業是比較早的。另外，壽險業的風險管理比產險公司更複雜，所以也不排除有一些壽險公司意識到了自身風險管理的複雜性而比較早地開始這項工作。”普華永道中國金融行業管理咨詢合夥人周瑾表示。

在SARMRA評估的各項內容中，調查結果顯示“目標與工具”對於各種規模類型的保險公司來說均為最薄弱環節。“操作風險”排在“目標與工具”之後，位列第二大薄弱的領域，1/3的保險公司反饋，操作風險難落地、難監控、管理複雜，在“償二代”要求下無法量化，管理投入成本高。

普華永道表示，風險偏好是風險管理體系的核心內容和技術難點，雖然過去兩年行業普遍努力建立完善風險偏好體系，但仍有近半數公司尚未建立符合償二代的風險偏好體系。模型技術、跨部門的配合協調、以及數據問題是風險偏好體系建設中的三類最大挑戰。

除此之外，普華永道認為，保險行業風險管理中的資產負債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和操作風險管理領域總體還處於初期階段，大部分公司主要按照監管最低要求完成合規事項和監管報表報送，只有少數公司根據自身特點和管理需要在分析管理方法、模型、技術、工具和決策支持應用上處於領先地位。

“目前看來，風險管理建設較好的公司有以下共性：首先，眼光放在全球和銀行業等其他風險管理起步較早的金融行業，而不僅僅是國內同業；其次，把監管要求放在第一層次，但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將國際的最佳實踐結合自身的管理需要；最後，管理層對風險管理建設較為重視。”周瑾表示。

另外，流動性風險屬於中國保險行業正在上升的風險類型。對於中小壽險公司而言，中短存續期產品的大幅增長以及監管要求的出臺，加之資本市場的波動因素，客觀上導致壽險公司流動性風險急劇上升。調查顯示，這一趨勢的關註與跟進目前尚未在保險公司的風險管理方面體現。

此外，普華永道註意到，大型公司已開始制定流動性應急計劃和開展演練工作。由於流動性風險相對較小，產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尚未制定應急計劃和開展演練工作的比例較壽險公司高。

而在專業人才方面，普華永道表示，超過一半保險公司已經任命了獨立的首席風險官(CRO)，超過60%保險公司設立了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而且這兩項占比仍在不斷上升，普華永道預計保險公司內部管理層和風險管理團隊將會越來越專業化。

然而，現階段風險管理專業人才的缺乏是保險行業實施償二代和建立風險管理體系的重大制約因素，體現在風險管理專業人員的配備以及風險管理人員的經驗/資歷上，由於保險行業的高速發展以及風險管理專業人才的傳統儲備不足，預計該制約因素在一定時期內還將持續存在。

就現階段而言，普華永道認為保險行業風險管理工作仍然還處在一個起步階段，保險公司和監管需要在不斷摸索中學習進步，也需要不斷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參考銀行業，普華永道認為，中國保險行業至少需要4-5年才能逐步建立完善科學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

“包括框架的建設、平臺、隊伍的建設，以及要將風險管理整個嵌入到管理決策中去，提升決策的科學性，這都需要一段時間慢慢推進。”周瑾稱。

差距繼續縮小 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漲幅高於城鎮0.9個百分點

據中國政府網，上半年，我國農業農村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亮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獲得新進展。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全面深化，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7%。

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7%，高於城鎮漲幅0.9個百分點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當前的突出問題是品種結構不平衡，玉米出現階段性供大於求，大豆、棉花、油料、糖料等供求缺口逐年擴大、進口不斷增加。解決 問 題的思路是，一保、一減、一增、一穩。“一保”就是保口糧、保谷物，“一減”就是減非優勢區玉米，“一增”就是恢複增加優質食用大豆，“一穩”就是穩定棉 油糖自給水平。其中調減玉米是重點，目標是到2020年將玉米面積穩定在5億畝，減5000萬畝。

此外，還要以生豬和草食畜牧業為重點推進畜牧業結構調整，以保護資源和減量增收為重點推進漁業結構調整。

農業形勢勢頭良好

當前農業形勢呈現良好勢頭，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支撐。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6050元，實際增長6.7%，高於城鎮居民收入漲幅0.9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呈繼續縮小態勢。

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伴隨著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農村改革正在全面深化。目前，全國已有22個省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整省試點，確權面積達6.5億 畝;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持續發 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總量近270萬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組建運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試點紮實推進。

九方面推進農村供給側改革

韓長賦表示，接下來 要突出抓好九個方面，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以玉米為重點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二是以生豬和草食畜牧業為重點推進畜牧業結構調整;三是以保護資 源和減量增收為重點推進漁業結構調整;四是以扶持農民工和大學生返鄉創業為重點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五是以推進標準化和可追溯為重點確保農產品質量安 全;六是以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為重點推進經營方式轉變;七是以節本增效為重點推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八是以發展電子商務為重點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 九是以打好農業面源汙染治理攻堅戰為重點推進農業資源環境保護。

(來源：中國政府網、人民日報)

28省份半年財收：粵滬飆升 地區差距擴大

財政收支反映了地方政府實力，也是地區經濟增速的晴雨表。

經《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截至8月7日，除四川、黑龍江、西藏等省份外，其余28個省份披露了上半年財政收入情況。

從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額來看，排前三名的省份並無懸念，依然是廣東(5439億元)、江蘇(4516億元)和上海(4196億元)。不過，與去年同期相比，廣東與江蘇收入正快速拉開，相差近千億，而上海則緊逼江蘇。

收入增速更能反映地區經濟增長潛力。上半年上海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遙遙領先，同比增長高達30.6%。廣東以18%的增速位居第二，遼寧則以18.6%的負增長繼續墊底，不過收入下滑速度較去年同期放緩。

廣東上海財政收入飆升

財政總收入彰顯一個地區財政實力。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各地財政、統計官網梳理發現，今年上半年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5000億元，約5439億元，依舊穩居各省份之首。

而此前財政收入緊追廣東的江蘇，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有所放緩，與廣東差距逐漸拉大，雖然依然保持收入總額第二，但與廣東相差923億元，與去年同期相差約500億元。

上海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4000億元，排在第三名，與第二名的江蘇收入差距正在快速縮小。

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跨入3000億陣營的有兩個省，分別是浙江和山東。北京、湖北、河南、安徽、湖南、福建六地收入位於2000億元~3000億元之間，河北、天津、江西、重慶、遼寧、吉林、內蒙古、陜西等地收入處於1000億元~2000億元之間。山西、貴州、廣西、海南、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等地收入不足千億。

上海和廣東兩地財政收入增速遙遙領先於其他地方。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7.1%。而上半年上海和廣東這一數字分別是30.6%和18%。貢獻廣東省三分之一財力的深圳市，上半年同比增長24.4%。

上半年收入增速超過10%的省份有河北、貴州、河南、北京、湖北、浙江、天津、甘肅和重慶。

從全國來看，上海和廣東兩地財政收入及增速搶眼，這受益於當地第三產業發達。

國家稅務總局分析稱，今年上半年，第三產業稅收增長10.9%，稅收占比為58.2%，較去年同期提高2.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中，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稅收分別增長39%和27.7%，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稅收較快增長的重要力量。

上海市財政局分析稱，從行業來看，上半年金融、租賃和商務服務、房地產等行業對財政收入增長貢獻較大。

上半年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繼續提高，達到70.8%，同比提高3.7個百分點。其中，上半年上海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772.82億元，增長16.5%；金融業增加值2402.22億元，增長17.1%；房地產業增加值821.31億元，增長6.9%。

遼寧山西收入仍負增長

不同於地區間經濟增速差距較小，財政收入增速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增速最高的上海與增速最低的遼寧相差近50個百分點。

目前披露上半年財政收入的省份中，重工業大省遼寧和煤炭資源大省山西延續去年態勢，繼續呈現收入負增長。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188.2億元，同比減少271.9億元，下降18.6%。山西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856.9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7.4%，減收68.1億元。

遼寧省財政廳分析稱，受上年高基數及政策性減收因素顯現等影響，財政收入降幅有所擴大，其中6月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50.4%。此外，國家全面實施“營改增”政策和增值稅共享體制調整減收影響本月開始顯現，本月對5月份營改增相關收入按照增值稅共享體制進行了調庫，相應減少了稅收收入。

遼寧省房地產、金融、建築等行業稅收受政策性因素影響增速回落，但部分傳統行業稅收有所好轉。上半年，當地房地產、金融、建築業稅收增速分別比1~5月份回落17.3、7.1和27.6個百分點。當地石化業稅收占比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同比增長6.5%。鋼鐵業稅收占比比上年同期提高0.4個百分點，同比增長11.8%。

遼寧省財政廳稱，總的來看，在當前市場形勢未明顯好轉，以及傳統行業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上述行業稅收增收的基礎尚不穩固。

缺錢、缺人、產業化程度低 中美轉基因科研實力差距大

轉基因重大產品產業化，是“十三五”期間中國要推進的工作之一。但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的科研實力跟國外仍然存在相當差距。

日前，在全國媒體記者轉基因報道研修班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轉基因重大專項”總工程師萬建民稱，當前，中國在轉基因原始創新能力、研究能力處於第一方隊相對偏後的位置，可能超越了日本，接近歐盟，但是跟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以1980-2014年批準轉基因專利數為例，美國以6023項位列第一，占全部授權專利的44.0%，中國為2812項(20.5%)位居第二，但是數量明顯少於美國。不過，跟為列第三的日本(10.5%)已經存在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到，我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棉花這些作物上，水稻和玉米的抗蟲性狀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的準備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認為，這是可以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國的整體水平跟美國存在差距，特別是在產業化的推進上，中國是滯後的。

在產業化方面，中國存在的不足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金投入的不足。

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稱，跟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劣勢很明顯。因為他們起步很早，前幾年的專利都壟斷在前六家跨國公司手中，而且他們的科研資金、人才投入非常充足。還有，跨國企業長期在全球各國布局。

以先正達為例，公司每天的預算都有2000萬，在科研的長期積累和資金支持方面，中國肯定處於劣勢。因為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政府投入只有100多億，而且是13年的總預算，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只有200多億。頂多是先正達這一家公司一千天的預算。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晚，專利申請方面的人才奇缺。

萬建民稱，過去所有的育種專家都希望把培育的品種或者基因無償提供出來，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如今來看，假如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麽重大的成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必須由市場機制來推動這些成果的使用。這就使得科學家的知識產權的意識越來越強。

令人遺憾的是，在跟國際接軌的同時，外國會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施壓。

當前，中國在國際上受保護的專利數量並不多。而且中國的專利水平保護低，範圍小。不過，同樣的專利，如果讓專業人士來申請的話，專利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廣，這樣讓其它人侵犯專利的範圍就更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人才缺乏，導致我國申請的時候往往只申請一方面，很多方面都丟了。

萬建民提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法規部門都有大量的專家從事轉基因產業化方面的法規研究。目前的人才引進政策中，沒有將這方面的人才納入。

三是生物育種產業化程度低。

跟國外研發體系以企業為主體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萬建民提到，這些科學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研究，是以個人的貢獻來考慮的，對市場需求的了解跟公司相比存在差距。

林祥明更是直言，科學家不能太任性，不能過分按照個人興趣去做科研。他認為，如果在市場中沒有產生價值，即使很多東西處於領先，但是並沒有意義。以目前已經頒發安全證書的7種作物為例，除了4個證書尚在有效以外，其中有3個已經作廢了，在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商業化。

盡管存在不足，但是中國本土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

張世平認為，跨國企業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泛，但是國內企業可以將研究方向收窄。同時，開發出針對本土市場、環境的產品。比如，在中國，亞洲玉米、東方黏蟲是對國產玉米危害較大的蟲害。那麽國內企業開發出對應產品，將會很快占有市場，而且還能擁有相應專利。此外，國內成本較低也是優勢之一。

在未來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萬建民認為，阻力首先來源於產品本身，即是否有好的產品，能夠打敗國外、能夠打敗傳統的產品，其次才是社會能不能接受，再然後才是國家對轉基因采取的政策。

江蘇追趕了這麽多年 但今年與廣東差距又拉大了

盡管連續多年來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和第二經濟大省江蘇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甚至江蘇大有趕超廣東成為第一經濟大省的態勢，但今年以來，兩省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重新擴大。

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廣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7061.17億元，同期江蘇實現生產總值55281.5億元，兩者之間相差約1780億元。如果考慮到廣東下半年占比較大這一特征，則全年下來兩省之間的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歷史數據發現，2013年前三季度、2014年前三季度和2015年前三季度，兩省之間的差距分別為2537億、2488億、1320億元，呈現出不斷縮小的態勢。不過今年前三季度，兩省之間的差距又重新擴大到1780億元。

從全年數據來看，2008年廣東領先江蘇5814億元，其後7年的差距分別約5025億元、4587億元、4100億元、3100億元、3002億元、2704億元、2696億元。從數據上看，雖然差距在不斷縮小，但到2015年江蘇追趕的步伐已明顯放緩。

追趕步伐的放緩有多個因素，一是經過多年的追趕，目前江蘇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重要指標已經明顯放緩。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江蘇固定資產投資額為34897.97，同比增長8.5%，比同期廣東低了3.8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作為外貿依存度最高的省份，廣東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所受的沖擊最大，轉型升級也進行得最早，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的轉型升級已經初見成效。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1-9月，先進制造業完成增加值增長9.5%，高於規模以上工業2.8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48.7%;高技術制造業增長11.4%，高於規模以上工業4.7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27.3%。

對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廣東來說，盡管外貿出口受阻，但國內市場開拓力度大，國內消費拉動趨勢更加明顯。尤其是電商的發展進一步突破了地理空間的制約和各種壁壘，有利於廣東制造業優勢的發揮。數據顯示，1-9月，廣東規模以上工業實現銷售產值9.23萬億元，增長5.6%，其中內銷比重進一步提升到74.1%，占比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

不過，盡管廣東與江蘇的絕對值差距在拉大，但未來廣東仍然面臨著被江蘇趕超的危險。

“我們的實際增速是可比價的，但是總量是現價。”廣東省統計局一位官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今年廣東的平均價格水平比江蘇高一些，所以算起來的現價也就高。扣除價格因素後，江蘇的實際增速仍比廣東高。

尤其是，盡管廣東的經濟總量仍然領先江蘇，但在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廣東與江蘇和浙江有不小的距離。此外，在區域發展方面，廣東是目前沿海幾個發達省份中區域發展最為失衡的省份，在珠三角高速發展的同時，粵西粵北的大部分地級市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前述官員認為，江蘇的區域發展更為均衡，發展後勁更大。因此廣東仍要保持危機感，不斷推進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的步伐。

表1：2016年前三季度沿海大省經濟數據

省份

前三季度GDP

實際增速

名義增速

廣東

57061

7.30%

8.64%

江蘇

55281.5

8.10%

7.97%

山東

48703.8

7.50%

6.54%

浙江

32234

7.50%

8.59%

表2:部分沿海省份 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單位：元)

省份

城鎮

農村

全體

上海

52962

23205

49867

北京

52859

20569

48458

浙江

43714

21125

35537

江蘇

37173

16257

29539

廣東

34757

13360

27859

國資委放開科技央企分紅激勵：適度拉開激勵對象收入分配差距

國務院國資委22日發布新規，鼓勵符合條件的中央科技型企業優先開展崗位分紅激勵。

這是國企改革明確了新方向後，國資委進一步落實政策要求所出臺的新文件。

早在2010年，財政部和科技部就發文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實施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按照中關村試點的經驗和國企改革所明確的股權激勵方向，國資委所出臺的這一文件將把中關村經驗擴大到所有中央科技型企業。

分紅激勵被給予鼓勵定位

對於哪些企業能開展激勵，國資委表示，優先支持符合《“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戰略布局和中央企業“十三五”科技創新重點研發方向，創新能力較強、成果技術水平較高、市場前景較好的企業或項目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

國資委強調，企業應當綜合考慮職工崗位價值、實際貢獻、承擔風險和服務年限等因素，重點激勵在自主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主要作用的關鍵核心技術、管理人員。

第一財經註意到，對於股權激勵和分紅激勵，國資委此次給予了不同的要求，一個要穩妥、一個要鼓勵。

在股權激勵上，國資委表示，要穩妥實施股權激勵，企業應當在積累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在分紅激勵上，國資委表示，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優先開展崗位分紅激勵。科技成果轉化和項目收支明確的企業可選擇項目分紅激勵。

在此前的國資研究中，對股權激勵和分紅激勵已經做了很多的探討。而相對於股權激勵存在股權授予審批、轉讓退出的操作問題，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曾表示，“分紅權改革”的優勢在於易啟動、見效快。

周放生分析，“分紅權改革”幾乎沒有門檻，不動產權，不動決策權;不動存量，不涉及改制，不涉及流失;不影響職工崗位，保持企業穩定。易啟動，見效快。“分紅權改革”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創造出改革紅利。完全符合中央“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共享”理念。當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本質就是“收益權改革、分紅權改革”。

周放生此前還建議，民企員工通過“分紅權改革”成為民企的主人，國企的員工同樣可以通過“分紅權改革”成為國企的主人。“分紅權改革”完全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國企廣泛實行。在“虧損企業”中可以更大膽一些，“死馬當活馬治”實行減虧分紅、扭虧分紅。只要企業能脫困解決問題，什麽招都可以用。治理僵屍企業思想不能僵。

此次，國資委實施分紅激勵時也貫徹了靈活運用的原則，給予企業激勵的自主權，國資委負責監督。

國資委表示，中央企業是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的責任主體，負責本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制度建設、組織實施及規範管理等工作，審批所屬科技型企業激勵方案，並且對其合規性負責。

而國資委作為監督管理部門，負責推動中央企業做好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貫徹落實工作，除承擔中央企業集團公司激勵方案審批外，主要側重政策指導以及對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

激勵要計入工資總額、不能重複激勵

第一財經也註意到，為了避免過度激勵，國資委此次也明確，在股權和分紅激勵起步階段，同一企業原則上應當以一種方式為主。同一激勵對象就同一職務科技成果或產業化項目，只能采取一種激勵方式、給予一次激勵。

同時，為了避免過度激勵，國資委此次也給分紅激勵加上約束線。

中央企業應當從經營發展戰略以及自身經濟效益狀況出發，分類分步推進股權和分紅激勵工作。

第一條約束線是激勵總額的約束線。

國資委要求，中央企業應當將股權和分紅激勵計劃納入預算管理，在年度財務決算後兌現，其中分紅激勵總額納入工資總額預算單列管理。企業堅持效益導向和增量激勵原則，根據企業人工成本承受能力和經營業績狀況，合理確定總體激勵水平。

國資委要求，崗位分紅激勵總額的確定應當統籌好與當期工資總額管理的關系，避免因實施分紅激勵出現工資效益不匹配。

企業在實施項目分紅激勵原則上應當采取與重要技術人員約定的方式進行，明確激勵水平、兌現方式和違約責任等，激勵總額根據項目規模、市場化程度合理確定。國資委鼓勵央企建立健全以成果貢獻為評價標準的科技創新人才薪酬制度，在科學評價科研團隊、個人業績的基礎上，適度拉開激勵對象收入分配差距。

國資委的第二條約束線是業績增長的約束線。

國資委明確，要求實施崗位分紅激勵的，應當明確年度業績考核指標，除企業處於初創階段等特殊情況外，原則上各年度凈利潤增長率應當高於企業實施崗位分紅激勵近3年平均增長水平。

第三條約束線是動態監督的約束線。

國資委表示，將中央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工作納入收入分配監督檢查事項範圍，采取抽查和專項檢查等方式，對企業實施情況進行監督評估。對違反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企業，國資委將責令其調整或終止方案，並且追究相關企業和人員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