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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教育的幽靈湧向民辦校◎ 財新記者 藍方 實習記者 盛夢露 文3月的第一個週末,距杭州「小升初」正式報名還有兩個月,當地八所民辦名校之一的杭州市拱墅區的育才中學就險些被家長們擠破了門。 這個備受各類奧數網站推崇的中學接待室裡擠滿家長。他們大都拎著裝滿證書的大口袋。一位家長將孩子30多份證書一一展開交給老師,自豪地介紹著孩子過去六年間在體育、奧數、書法方面的優異成績。老師手邊,則已堆上厚厚一遝簡歷,每份都製作精良。一旁等待的家長隨手翻看,一面和自己的孩子做著對比,不時嘖嘖驚嘆。 正當「小升初」擇校難題成為中國大城市學生和家長普遍的焦慮源頭,杭州卻在2012年就實現100%「零擇校」 。 通過多年來「教育集團化」的策略均衡教育資源,杭州「小升初」一律就近免試入學,學校不得設重點班、不得補課,鼓勵推進課堂教育改革,以期回歸教育本意,為不同資質的孩子提供多元但平等的教育發展空間。而這一點,恰是2014年春節前後,教育部連發兩份實施「小升初」新政的文件所鼓勵的。該文件重申 「免試就近入學」的原則,要求各地在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的同時,進一步縮小擇校的空間。 然而,即便杭州這座「零擇校」之城,卻並非沒有擇校之憂。均衡、免費的義務教育之外,杭州初中階段的民辦教育比重佔到了20%。其中有多所初中,從重點高中的初中部轉制而來,成立之初就頗受追捧。 它們在全市乃至全省範圍內選拔最優秀的學生,以期借優生的聚集推高其重點高中的升學率。 對於民辦校熱火朝天的「擇校」競爭,杭州出手治理。從2006年開始,杭州市教育部門即要求民辦學校以搖號的方式招錄絕大部分學生;對搖號外的「自主招生」 ,杭州在2013年提出只許「面談」不得「面試」 。 2014年,為了避免學校在搖號報名環節以學科成績、競賽證書暗設「門檻」 ,教育部門進一步要求民辦學校的招生報名在網上統一進行。 但家長們的擇校熱情並未消退。 各個學校的「面談」方案尚未出台,杭州教育培訓市場已經推出了備戰「小升初」面談的大量培訓班。奧數、藝體類的培訓火爆不減。家長們都相信,各種奧數盃賽的證書與藝體考級證書,可助孩子的簡歷脫穎而出。 「零擇校」 如何實現 杭州實現「零擇校」的目標,是2012年提出的。其底氣,來自於當地多年在公辦學校均衡教育資源的努力。 杭州市教育局初中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對財新記者介紹,杭州從上世紀80 年代末開始實行學區劃片招生。不過,和大多數城市一樣,杭州的公辦學校依然留有一定比例的擇校口子。 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方展畫分析,最初允許擇校,動力之一在於教育投資不足。擇校費不僅可以改善辦學條件、補充教師待遇,校長的管理也有了激勵手段。 「既然有了擇校空間,學校也是能挑則挑。 」蔣鋒介紹,過去常見的情景是,小學還沒畢業,家長帶著孩子四處考試,考完民辦考重點公辦。 隨著近年來政府投入的不斷增加以及教師績效工資的落地,學校「創收」動力銳減,各區縣也從自身財力負擔出發,要求減少跨區擇校的學生人數。至2011年底,浙江省出台治理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擇校亂收費的文件,嚴厲杜絕擇校費,但對於學校的多餘學位,仍提出可以「搖號擇校」 。 據蔣鋒介紹,多年來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化,此時已令杭州具備「零擇校」的基礎。此前,杭州實行了標準化的城鄉校園建設,而最重要的舉措,是「名校集團化」 。從1999年求是小學試水、2006年全市推廣,到現在杭州已有超七成名校都不同程度地參與「集團化」 。 杭州師範大學學者孫德芳對杭州的「名校集團化」頗有研究。他介紹,效果最明顯的,是「名校 + 新校」策略,凡新建樓盤,必須配套相應的學校。新校則直接作為老牌名校的分校,由同一個校長進行管理,在集團內調配師資。 此外,還有「名校 + 弱校」 「城校+ 農校」等組合。教育局通過對這些學校的「綑綁式」評價,促進集團內的資源均衡。與此同時,杭州還引進高校、研究機構等資源,與中小學合作辦學,為一些傳統的薄弱校引入新的教學管理理念和資源。 從市場反應來看, 「名校集團化」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家長們對優質資源的需求。 杭州我愛我家營銷企劃中心總監周包軍介紹,在新房市場上,如果一個樓盤裡有名校的分校,絕對是一大賣點。 「很多新樓盤所在處,原本只有鎮中心小學等農村學校,但現在卻配置了名校的管理、師資資源,分流了相當的學區房需求。 」有了教育均衡的基礎,杭州從2012 年開始嚴格推進「零擇校」 ,規範招生程序,並要求各個學校建立網站,公示全部招生信息,接受公眾監督。 「像我過去都要打招呼幫一些關係擇校,現在打招呼徹底是沒用了。 」方展畫說。 素質教育萌芽 「零擇校」帶來的好處首先是生源的均衡。蔣鋒認為,這更有助於促進教育的均衡發展。同時整個教育行業的行風大為改善,校長、老師都告別過去「托關係」的各種煩惱,把精力放到教學上。 但公辦學校不甘心失去最後的「掐尖」機會。杭州下城區一「重點」小學的老師介紹, 「零擇校」之初,不少公辦在六年級上半學期期末考試後,和成績優異的學生簽協議,承諾讓他們進實驗班,配備最好的老師。這種做法很快也遭到了教育局「打壓」 。 「現在即便有實驗班,也只能偷偷搞。 」上述老師說。 不許擇校「掐尖」 、不許辦重點班、不許補課,但同時又要公辦學校拿出成績。方展畫認為,正是這樣的外部壓力,讓公辦學校不得不另闢蹊徑,開始了課堂改革。 他舉例,省教科院與教育局合辦的省教科院附屬學校,便是在合併兩所薄弱校的基礎上建立。引入教科院的資源後,學校從2010年進行全面課改,課堂教學採取「先學後教」的方式,改變老師主導的教學理念。2011年,學校優質高中入學率是21%,2012年達到40%,到2013年,就提高到51% 了。方展畫認為,課堂改革才是教育改革真正的深水區。改變教育方式,提高教學效率,才能將孩子們從應試的壓力中解放出來,也能在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 杭州市教育局也在調整對校長老師的考核指標。蔣鋒介紹,不斷強化的有體育和藝術素養兩個指標。尤其是對學生的體質測試,結果一律進行排名公示。 中考成績仍是重要的指標之一,但教育局更加看重「後三分之一」抽測結果。 每年教育局會抽一半的學校,抽查成績排名後三分之一的學生的兩門課業成績,以督促學校關注所謂的「後進生」 ,促進教育過程的公平。 擇校到民辦 公立學校一系列的改革,為杭州贏得了來自學界、業界的喝彩聲。 在《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2年對中國主要城市公眾教育公平感的調查中,杭州市民對教育部門治理「小升初」過程中公辦學校的擇校現象的滿意度,位於30個城市之首 ;對教育入學機會的平等性、教育過程的公平性的評價,杭州亦排在第一位。 並不是所有家長對這樣的改革都買單——尤其是「優生」的家長。在杭州「小升初」的網絡論壇上,一些家長對學校裡的「課堂改革」表示擔憂。孩子看起來「越來越輕鬆」 ,讓家長擔心他們無法應對未來的應試競爭。 杭州家長陳先生則根本反對所謂的「均衡」理念。 「孩子的水平是不同的,就應該分層教育、有實驗班。不允許學習優異的孩子學得更快,本身就不科學。 」他的兒子已經學了近一年的奧數,成績優異。在他眼中,優秀的孩子,就應配置最好的學校和師資,優質資源就是要集中才能凸顯優勢。 一批頗有口碑的民辦學校則為學生和家長們提供了選擇機會。這些民辦學校,大多有著「國有民辦」的背景。所謂國有民辦,首先是指學校的資產仍是國家所有,教師也是公辦教師編制;但學校同時擁有民辦學校的自主辦學權,運營經費由學校自行籌集。 方展畫介紹,在2000年前後,杭州的初中曾是「教育窪地」 ,由於重點高中挖走了太多優秀的初中教師,初中教育相對薄弱。於是,教育局要求各重點高中各自成立初中部,以提升初中階段的教學質量。最早在1995年,杭二中、杭州高級中學、杭四中先後成立了「國有民辦」的附屬初中。2001年,杭州市政府發文將此種做法推廣。 杭州一所民辦名校的負責人認為,自主辦學最大的兩個優勢,其一是在師資上,嚴格的優勝劣汰機制,學校有著相對自主的用人權,而不至於只能按教育局的分配來用人;其二是日常教學的靈活性,可以選擇自己的校本教材,也可以較為靈活地加課、調整課時。 國有民辦學校既佔有政府的充分投入,又享有自主辦學的優勢,一時間集聚了杭州市乃至全省最優秀的老師和學生。但鑑於其亦公亦私的複雜身份,杭州在2009年啟動了對國有民辦的改製工作,學校要麼姓公,要麼姓私。29所國有民辦學校有11所徹底轉成了民辦學校。全杭州升學率排名前八的民辦學校中,有七所便是由國有民辦轉制而來。 轉制並非一帆風順,教師編制的去留成為最大的問題。政府最終的改革方案做出妥協,承認轉為民辦校後「原有教師身份不變」 , 「今後根據學校實際情況逐步進行調整」 。 轉制後依然享有部分公辦資源的民辦名校,教學成績令人驚嘆。一所民辦名校的任課教師介紹,在高考的大指揮棒下,相較公辦學校,民辦校有著更強的應試取向。例如她所在的學校,實驗班的學生每學期都面臨著5% 的淘汰率,對老師的考核也以分數為重中之重。 在杭州的家長群中廣泛流傳著一份數據,是2012年杭州排名前八的民辦初中,考入排名前三名及前八名重點高中的學生比例。排名第一的杭州文瀾中學,77.31% 的學生考入「前八」;杭州建蘭中學有68% 的學生進「前八」;杭州育才中學的比例則是69.47%。 另一份數據,是杭州赫赫有名的重點高中杭二中,在2011年考試錄取了353名學生,考入人數最多的前三所學校全是民辦學校,人數佔三分之一。 「基本上一多半家長都是想讓孩子上民辦學校的。 」回憶起兩年前女兒「小升初」時的種種糾結,杭州家長陳先生很能理解家長們的心態。 「畢竟民辦的學習氛圍好,就算自己的孩子成績較差,也想通過好的學習氛圍來提高成績。 」學習環境的優劣,事實上也是家長們最重要的考慮。 「光有好老師沒用。 」西湖區的一名家長十分堅定地為孩子報考民辦校。 「一半以上成績好的孩子都去了民辦校,公辦學校都是挑剩下的學生。那種好學生之間你爭我趕的氛圍,公辦校看不到。 」在公辦校徹底實行「零擇校」後,本來就受到追捧的民辦校,集中了原公辦體系內所有的擇校需求。 蔣鋒坦言,儘管杭州在「名校集團化」方面頗有作為,老牌名校和薄弱校之間不可能做到完全均衡。 2012年之後,民辦學校的報名非常火爆。 「用當時媒體的說法,叫做『井噴』 。 」 應試幽靈難滅 面對遠遠大於供給的市場需求,民辦學校的招生選拔方式變得至關重要。 辦學之初,民辦校便以自主考試的方式選拔最優秀的學生。不過,在2006 年《義務教育法》提出「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後,這些民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限開始受到限制。蔣鋒介紹,杭州從那時開始要求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的民辦學校,要通過搖號派位的方式錄取大部分學生。 按照規定,學生報名搖號通過學校進行。蔣鋒表示,此舉是為了讓家長和學校、學生有面對面溝通,避免盲目報名。但在現實中,學校在收搖號登記表時,就會要求家長們提供相應的成績證 明、盃賽證書等。 「五六年級成績不是全優的孩子,搖號報名就報不進去,直接就被勸退了。 」上述民辦名校的任課老師說。 搖號之外,學校還留有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名額。一些學校會在搖號之前就組織小規模的筆試或面試,與成績優異的學生「簽約」;如果「簽約」的學生在搖號環節被搖中,多出來的名額又可再次通過考試篩選。 另一些學校,則是在搖號當晚組織落選的學生考試,從中擇優錄取。上述民辦名校的任課老師介紹,這些考試的選拔性非常強,試題難度也較大,會做奧數題目是基本要求。 「考什麼,就教什麼。 」方展畫指出,應試選拔給小學階段的正常教學帶來衝擊。即便學校不允許組織奧數培訓,課外的輔導班依然會提供相應的課程。而且各個社會培訓機構都會把學生考入民辦名校的數量作為宣傳賣點,以標榜其教學質量。 「家長肯定都很糾結。 」前述家長陳先生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畫畫、書法、樂器、英語、閱讀、奧數通通都學過。 「雙休日都在外面上課。否則進民辦可能報名表都不收你的。 」2013年,為削弱民辦學校招生的應試性,杭州市教育局將各區各校自主招生的比例統一在30%,並明確「禁考」: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考試,只能進行「面談」 。 2014年,政策進一步升級。為了避免學校在接收報名環節對學生「面試」 ,今年的搖號報名將在網上統一進行;與此同時,作為對學校「自主權」的補償,自主招生名額上升至40%,但同樣要求只許「面談」 ,不得考試。 這樣的要求,一些民辦學校的老師其實是歡迎的。 「考試不符合教學規律。 」一所民辦名校的辦公室負責人說, 「不管是民辦、公辦,還是不能脫離基礎教育的主線。 」從她個人的角度來說, 「教育是不能挑學生的。沒有最好,只有最合適的學生,用合適的教育方式,把他們送進最合適的高中。 」但從學校的角度來說, 「肯定希望生源越優秀越好」 。 這位負責人介紹,學校不能組織考試,社會的考試成績就很重要。 「有各種盃賽的證書,才有面談的機會。 」為了提高面談的甄別度,這所學校的招生老師還要研究知名外企、公務員的面試題目, 「非常花心思」 。 不過,杭州一家「一對一」的培訓機構對名校的面談題目進行梳理、分析後,認為所謂「面談」只是形式變化:數學方面老師可能直接考問學生奧數方面的題目,語文方面則會要求學生對答古文、考測閱讀能力。 另有一些學校,則選擇與市場上的培訓機構合作。 「全靠面談甄別學生不太現實。 」杭州市一知名課外輔導機構在今年年初推出了「小升初」全科培訓課程。10次課程1980元, 目前已經爆滿。 課程的負責老師介紹,機構與民辦學校建立起合作關係後,機構會組織培訓班上的孩子參觀校園,與校方見面,並投遞簡歷資料;而後在4月上旬,學校會給機構送來考試試卷,由機構組織考試。成績優異者儘管不能保證錄取,但在面談中會多了一份籌碼。培訓班上,會組織孩子們練習目標名校過去多年的筆試真題,還會給孩子們培訓面談技巧。 教育局方面對這些情況並非不知情。 「這麼多人報名,總要有個選拔的辦法。 」蔣鋒說,很多家長反映,還不如放開考試。 「如果不考試,怎麼保證錄取的公正公平?」蔣鋒坦言,教育部門確實很為難。教育局目前採取的方案,是要求學校公示自己的自主招生方案,教育局監督學校究竟有沒有按公示的方案執行。 對具體的招生標準,教育局也提出了「底線」要求:不得以學業成績為單 一指標評價學生 ;學生的學習、競賽成績以及獲得各類獎勵、證書等情況不得設置為否決性指標 ;不得將奧數競賽情況列入評價指標。對於變相考試、提前「簽約」招生等行為,也提出將對學校進行包括核減自主招生名額、核減政府資助等方式的處罰。 不過,一些家長對這些懲戒並不看好。 「每年民辦也會積極創新,想出各種辦法。 」一位家長在「小升初」的論壇上分析。 「說到底,還是要看中考改革怎麼走,高考的指揮棒怎麼揮。 」蔣鋒坦言,面對家長的需求、民辦學校擇優的衝動,「打壓」民辦校起不到根本作用。他介紹,在中考環節,杭州已經在儘可能地降低考試難度,增加保送生名額,削弱升學的應試性。但只有高考真正能夠實現多元化錄取,才能最終引導基本教育走向多元化。 「小升初」擇校難題成 為中國大城市學生和 家長的焦慮源頭,杭州 卻在2012年就實現了 100%「零擇校」 2014年1月20日,杭州,一批六年級的小學生來到杭州建蘭中學參觀,他們將於今年9月升入建蘭就讀初中。 蔣鋒坦言, 面對家長的需求、 民辦學校擇優的衝動, 「打壓」民辦校 起不到根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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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天晚上,*ST長油發佈公告,首次公開退市時間表:4月23日之前進入退市整理期交易。30個交易日的整理期結束後,公司股票將從上證所摘牌。
如無意外,*ST長油將成為退市新規實行以來首家從上證所退市的上市公司,也是A股市場首家退市的央企。當資本市場一再呼籲健全通暢的退市機制時,以上一幕正是中國式退市的一個尷尬縮影。
四年巨虧80億
*ST長油全稱中國長江航運集團南京油運股份有限公司,為央企中外運長航集團旗下上市公司。2010年、2011年連續兩年虧損,由長航油運更名為*ST長油。此後兩年,*ST長油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虧損額由2010年的不足億元,到2011年7.49億元,2012年12.38億元,今年3月22日*ST長油公佈的年報顯示, 2013年虧損額高達59.22億元。
四年光陰,巨虧超過80億元,作為央企的*ST長油何以淪落至此?
「主要是2007年以來槓桿放得比較高,戰略過於激進。」一位大型券商航運業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為了進口原油運輸安全和供應穩定,國家在「十五」期間提出「國油國運」戰略,計劃大幅提高國內運輸企業承運能力。包括中遠、招商局、中海在內的航運老大紛紛響應,而長航集團旗下的長油無疑是最積極的那個。
2010年,時任中外運長航集團黨委書記劉錫漢在「長江之榮」交船儀式上的致辭或許可以佐證長油的雄心壯志。「自2008年以來的2年時間內,長航油運自有VLCC(超大型油輪,載重量一般在20萬至30萬噸)船隊規模已達到7艘,春節前還要新接中船重工建造的2艘VLCC,到2012年底預計達到18艘。」及至2012年4月,長航油運披星戴帽成為*ST長油,其17艘VLCC的持有量已經位居國內第一。
「*ST長油的敗筆在於,行業最好的時候進入,買入最貴的資產。現在這些船折價高,又碰上行業下行週期運價低迷。」上述研究員表示。
另一個原因是中外運和長航的重組。由國資委主導的這場聯姻曠日持久而收效甚微。業內人士曾表示,兩家公司業務重合度高又風格迥異,直到如今*ST長油麵臨摘牌,雙方業務整合仍未實際啟動。
「我們要個說法」
無論如何,依據《證券法》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ST長油連續三年淨利潤為負被暫停上市後,最近披露的2013年度報告仍以虧損收場,已經觸發了《證券法》和上證所新規的退市機制。上證所將在年報披露後的15個交易日,也就是最遲4月14日,作出是否終止*ST長油股票上市的決定。
「我們從五湖四海來上海匯合找上證所『討個說法』,互相之間都不認識,就是因為相同的悲劇,被長油坑了!」股民劉女士(化名)邊說邊抹眼淚。
十餘名*ST長油股民走進上證大廈,與上證所相關工作負責人進行對話。
股民的訴求點主要在於*ST長油2010年的盈虧存疑。「本來2010年是盈利的,過了一年又說之前不對,是虧損的,中間還成功定向增發。這就好比孩子都生了又翻回頭來說婚姻是無效的!」股民王女士(化名)話音剛落,接待室就響起一陣掌聲。
與此相關的事實是,2012年4月,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為*ST長油出具前期會計差錯更正,更正後,2010年淨利潤由盈利283.1萬元變成虧損1859.47萬元。
而查閱2010年一季報、中報、三季報,其淨利潤均為正向指標。在信永中和給出的專項說明中,此次追溯重述對兩方面進行差錯更正,分別是售後回租賬務處理和燃料費成本及跨期收入。
「會計師事務所在兩種情況下會對上市公司的報表進行追溯調整,一是上市公司有重大的會計規則變更,二是更正以前年度的重大差錯。上述任一情況出現,都需要對以前年度的財務報表進行追溯調整的。」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上海分所合夥人陳傑稱。
「作為交易所,我們關注的是會計差錯調整是否履行了相應的決策程序並進行充分披露。至於會計差錯調整本身是否符合會計準則要求,是由會計師來發表審計意見的。」上證所相關工作負責人表示。
「如果*ST長油2010年實際是虧損的,那就不符合定增條件,既然已經定增完成了,那就要認定2010年是盈利的。」股民廖先生稱。
2010年9月,*ST長油定增方案獲證監會核准,2011年3月,以5.63元/股的價格,向三家機構非公開發行2.75億股。
就此,上證所相關工作負責人向記者解釋,「虧損不能定增」,這是股民的誤解。上市公司實施定向增發與公司虧損與否並無關聯。事實上,由於定向增發僅面向少量特定的投資者而非廣大公眾投資者,其推出之初,一個被稱道的優點就是虧損公司也可以實施,符合市場化原則,效率較高。
「如果2010年是盈利的,那我們還有一年的希望,說不定就是這一年還可以重組。」王女士稱。而組團前來上證所質疑的股民,多數是衝著*ST長油重組預期買入,結果慘遭套牢。
股民廖先生稱,其去年初斥資100多萬元買入近百萬股*ST長油,當時*ST長油股價已經跌至1.5元左右。「即使只漲到3元,那也有得賺。」
而殘酷的現實卻是,退市整理期間,*ST長油股價很可能大幅下跌。
資深市場人士對此表示,過往正是因為資本市場退市機制不暢,「不死鳥」的存在才讓「炒差」、「博重組」等行為往往獲益頗豐。「『炒差』扭曲了價格機制,錯配了資源,實行新的退市制度就是要扭轉這個風氣。」
「中國式退市」尷尬
雖然*ST長油實行退市與否,還要等待上證所最後裁定。但是目前連續四年虧損的事實認定較為清晰,摘牌退市已經箭在弦上。
而即使在30個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投資者沒有賣出股票,也並不意味著所持*ST長油股票會「老死手中」。2012年上證所發佈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方案規定,上市公司股票被交易所摘牌後,公司需要選擇並申請將其股票轉入場外市場進行股份轉讓。投資者可以通過該場外市場轉讓退市公司的股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投資者如果要在場外市場買入,則需要符合一定條件。
證監會主席肖鋼近期表示,今年爭取出台進一步的退市改革辦法。下一階段退市制度改革目標是建立市場化、多元化、常態化的退市機制。肖鋼的表態,讓退市制度再次受到市場的關注。
「退市制度是保證市場優勝劣汰的重要機制,也是證券市場資源正確配置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我國股票市場難進更難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市場定價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曾對媒體表示。
從統計數據來看,截至4月1日,A股上市公司總數2537家,退市的企業共計88家,績差企業因連續虧損而退市的不足50家,佔A股上市企業總數不足2%。早在1997年就被提出來的退市制度幾經修改仍舊近似於無,即使2012年退市制度再調整,從2007年就開始斷檔的上市公司退市,也僅有兩家公司在深交所摘牌,與此相對的卻是暫停上市的上市公司各顯神通,通過借殼起死回生,更有綠大地、萬福生科等造假上市的公司繼續在A股市場招搖過市。
只進不出,退市制度的形同虛設嚴重抑制資本市場的活力。然而一邊是退市機制常態化的呼聲此起彼伏,一邊卻是各方阻力層出不窮。「退市可以,別退到我頭上」的心態成為「民間共識」。
在遞上暫緩決定*ST長油終止上市的請願書後,股民三三兩兩離開了上證大廈,他們還在等待上證所的反饋。
千萬不要以為大人物就不會遇到沒錢付飯錢的尷尬事。這不,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五在曼哈頓西班牙餐廳Noho用餐結賬的時候就遇到了這樣的囧事。詳見CNBC的視頻。
奧巴馬事後表示,“我的信用卡好像使用的太少,所以銀行把這張卡暫時給凍結了。好在,第一夫人還有信用卡。”
Noho餐廳和白宮均未對此事發表評論。稍早之前,奧巴馬簽署了一項法案,允許將芯片和PIN碼嵌入到信用卡和借記卡之中,從而更好的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2014年最大房地產收購案或提前宣告失敗,但宋孫兩人的對手戲遠遠沒有結束
沒人會想到,春天還去意已決的宋衛平,隨即在秋天殺了個“回馬槍”。
這一戲劇性的反轉發生在5日。
當日,宋衛平通過媒體證實將回歸綠城,並給出了三點理由:質量問題遭到大量投訴;諸多業主對失去宋衛平的綠城表示擔憂;雙方做事有諸多不同。
比宋衛平回歸更讓人意外的,是孫宏斌的平靜放手:知情人士透露,在價格上,孫並沒有過多為難,只是在原有交易價格的基礎上“適當溢價”。
至此,2014年最大房地產收購案或提前宣告失敗,但宋孫兩人的對手戲遠遠沒有結束。宋衛平的“回馬槍”堪稱商戰經典,孫宏斌的理性則超越一場商戰的範疇。
正如孫宏斌在微博中所感嘆:“年紀大了點後,希望多做些雙贏的事,少做些一贏一輸的事,不做雙輸的事。”
“兄弟式”的聯手
融創中國[0.00%]董事長孫宏斌與綠城中國[-1.21%]董事長宋衛平兩人的這場對手戲,是從今年5月揭幕的。
5月22日,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01918.HK)發布公告,融創中國以62.98億港元代價收購綠城中國(03900.HK)24.313%股份。扣減2.84億港元的派息,融創中國實際支付金額為60.14億港元。雙方交易的最後截止時間是2014年12月底。
如果交易完成,融創中國持有的綠城中國股份與九龍倉並列為第一大股東,宋衛平及其一致行動人壽柏年等成為第三大股東。
各方消息顯示,鑒於宋孫二人此前的交情,使得雙方就收購的細節談判頗為順暢,甚至未設置必要的違約責任條款。
當時宋衛平和孫宏斌可謂惺惺相惜,曾在多個公開場合力撐對方。孫宏斌曾在當時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宋總的這種信任、這種選擇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宋衛平也毫不吝嗇地稱贊,孫宏斌是一個理想的接班人。
很快,7月,孫宏斌以及其率領的融創管理團隊接管了綠城的日常運營管理,綠城在香港舉行的2014年中期業績發布會也是孫宏斌以嘉賓身份出席,並且介紹了綠城未來的經營計劃。
即將失敗的交易
如果故事按照既定劇本走下去,那麽多年以後,這次交易足以成為經典為人膜拜,但現實沒有如果。
事實上,這樁買賣從一開始就面臨質疑和困境。
今年8月,有消息顯示,香港證監會質疑融創中國和宋衛平屬於一致行動人,需要按照香港法律進行全面收購。據估算,如果全面收購將涉及資金超過200億港元,外界曾因此懷疑此事將阻止孫宏斌收購綠城的計劃。當時,孫宏斌曾回應稱“不會放棄收購綠城”。
此後,10月底,有消息從藍城(宋衛平離開綠城後創立的新公司)傳出,宋將重新拿回綠城,哪怕為此多支付80億港元的交易對價。
直到11月5日,宋衛平將傳言證實。
宋衛平稱,自己決意回歸有三點原因:首先是他本人接到大量業主投訴,主要是質量問題,比如青島項目;再次,諸多業主對失去宋衛平的綠城表示擔憂。第三,雙方(融、綠,或孫、宋)在做事和考慮問題方面,有諸多不同之處。
也許背負著當年賣掉順馳時的難舍情結,孫宏斌在同意宋衛平拿回綠城股權這件事的表現上,比外界預料的更加灑脫和大度,雖然他曾經豪言壯語地宣稱“絕對不會放棄收購綠城”。
據知情人士透露,宋衛平在決定重新買回綠城股權之後,與孫宏斌進行過幾輪談判,便獲得其同意,並且在價格上並沒有設置較高門檻,只是在原有交易價格的基礎上“適當溢價”,付款條件也相對寬松。
孫宏斌始終未就放棄綠城作任何公開回應,僅在其個人微博中略帶感慨地寫道:“年輕的時候爭強好勝,曾經贏得暢快淋漓,也曾輸得一塌糊塗,但是我不後悔。年紀大了點後,希望多做些雙贏的事,少做些一贏一輸的事,不做雙輸的事。實在做不到,就保護你的員工的權益,保護股東們的利益,保護家人的平安幸福,支持你的朋友們。不做好人,不做壞人,做人。”
截至目前,無論融創中國還是綠城中國,兩家公司官方均未就最新的交易發布正式公告。
變了的綠城
盡管涉及融創與綠城的收購並未真正完結,但前後近5個月的時間里,綠城中國這個中國豪宅開發商內部卻已經悄然發生了許多變化。
知情人士透露,融創團隊自從7月進駐杭州後,給外界最大的感覺是在營銷上的“賣力”和“靈活”。
一個頗有趣的案例是,當樓盤廣告無法進入某個富人雲集的批發市場時,融創營銷人員換上清一色的聯邦快遞服裝,將樓盤宣傳資料發到該市場的客戶手中。
淩厲的營銷手段立刻體現在了綠城三季度銷售數據上。
數據顯示,綠城今年上半年總共賣了305億港元。但融創接手以後的第三季度,實現銷售352億港元,回款235億港元。
新的管理團隊還就人事等運營進行了調整。孫宏斌接手後,出任綠城總經理的田強在日前的一封內部信中披露,新的管理團隊到來後進行了許多整改,對不合理的開發節奏和支付堅決調整,對之前積累下來的對公司經營有重大影響和風險的涉及近30個項目的重難點問題進行突擊解決。
總體而言,融創試圖通過“降庫存、輕資產”的運作,使得綠城旗下積壓的資產盡量流動起來,以加速資產周轉率。但或許正是這樣的運營觸動了極為看重產品品質的宋衛平的底線。接近宋衛平的知情人士稱,降低綠城的產品標準是他無法接受的現實。
尷尬的員工
當綠城控制權即將重新回到宋衛平手中時,許多利益關聯者的心情也相當複雜。
首先是資本市場“用腳投票”,表明了對於文化情結濃厚且運營記錄不佳的宋衛平的回歸的擔憂。
11月5、6日兩個交易日內,綠城股價合計下跌超過5%,尤其是6日盤中最大跌幅一度逼近5.72%。
更加尷尬的是短時間經歷兩任老板交替的綠城員工。一位綠城內部人士以“這幾年都是這麽動蕩”來表達自己的無奈。
宋衛平當時離開綠城時,一部分員工隨他去了新創立的藍城,更多人選擇了留下。如今,無論當初離開或是留下的人員,又將面臨新的抉擇。
有消息顯示,跟隨宋衛平多年的元老、綠城中國常務副主席及行政總裁壽柏年將因為宋的回歸而離開綠城,這使得綠城內部許多現任高管的去留問題成為關註焦點。
另外,宋衛平創立的藍城將何去何從,目前一樣不得而知。在藍城創立之初,宋曾信心百倍地計劃再度運作一個上市公司,但隨著他本人重新回到綠城履新,其對藍城的運營目標是否發生改變,藍城的管理團隊和員工會不會回到綠城,這些都是他不得不厘清的問題。
更為關鍵的是,隨著宋衛平的回歸,已經改變了的綠城,是回到過去,還是按照現有思路繼續向前?
十字路口的抉擇,只有宋衛平自己知道。
原文鏈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107/13256137_0.shtml
歐盟官員周日表示,G20聯合公報將包含大量氣候變化的內容。而美國和其他大國也推翻了澳大利亞將氣候變化排除在G20峰會正式議程上的努力。
這令澳大利亞頗為尷尬。作為本次G20峰會的東道主,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做了一個頗具爭議的決定,他將氣候變化問題排除出G20峰會的議程。阿博特認為氣候問題不是明顯的經濟問題,所以不應在G20峰會上討論。事實上,阿博特一直質疑氣候變化背後的科學性。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各國領導人拒絕在不提及氣候變化的條件下,談論全球經濟增長。
“氣候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典型的議題,因此G20領導人自然會關註該問題。”
但美國和歐洲牽頭推動在本屆G20峰會上討論氣候變化。
路透援引一名匿名歐盟官員表示,“最艱難的討論是關於氣候變化的,這實在是‘壕溝戰’,只能一步一步前進。”
該官員表示,G20公報中的內容包括各國可以采取額實際措施,並提及了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美國總統奧巴馬周六宣布向該基金捐助30億美元,以協助貧窮國家處理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美國則走得更遠。周六,奧巴馬在昆士蘭大學的演講中就談到了氣候變化問題。而他第一次提及氣候變化問題時得到了群眾的掌聲,並談到了前不久與中國達成的減排協議,及向綠色氣候基金捐助30億美元。
他警告稱,氣候變化澳大利亞的標誌之一——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正面臨種種威脅。
在被要求評論此事時。阿博特的辦公室回應稱:“氣候變化的討論將出現在周日G20全體會議的能源議程中。”
本周400名示威者聚集悉尼邦迪海灘,他們將頭埋進沙灘,抗議阿博特對氣候變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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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直線式的”貶值,令與日本在諸多關鍵市場上存在著競爭關系的韓國坐立不良,何況韓企還面臨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
在“安倍經濟學”的指導下,日本進行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導致日元對主要貨幣創下多年新低。在過去的兩年中,日元對美元累計貶值33%,對韓元貶值35%。
日元如此大幅的貶值引發了韓國工業企業家、政客和貨幣政策決策者的擔憂,因為日元貶值增強了日本產品在價格上的優勢,而韓國與日本在很多產品線上存在競爭關系。
盡管韓國央行應對日元貶值的工具十分有限,該行行長李柱烈本月仍然表示,韓國央行不會“坐視不理”。
在11月18日的貨幣政策會議上,韓國央行維持了關鍵利率2%不變,但是李柱烈強調,鑒於日元貶值,“情況令人擔憂”。他表示,如果日本公司繼續削減出口價格,韓國的汽車、鋼鐵、機械和造船行業“一定會遭受打擊”。
韓國擁有高額外匯儲備,允許韓國央行通過幹預外匯市場的方式調節韓元對美元的匯率。
然而,韓元與日元不存在直接的匯率,而是通過各自與美元的匯率所計算出來的,這使得韓國央行的操作空間很受限。
法新社報道稱,理論上來說,韓國央行可以大幅拋售韓元,以壓低韓元對美元的匯率,最終壓低對日元的匯率,但是韓元大幅貶值會對那些需要進口原材料的企業造成傷害。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經濟學教授 Shin Se-Don表示:
韓元貶值將使外國投資者從股市和債市抽離資金,導致市場更加不穩定。
兩面夾擊
日本企業從日元貶值中享受到的好處是現代汽車等韓企無法企及的,同時也使得它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現代汽車上月宣布,三季度凈利潤下滑30%,其首席財務官Lee Won-hee隨後表示:
現在我們最大的風險在於被日元貶值所侵蝕掉的價格優勢。
不僅是日元貶值,中國的廉價產品也讓韓企飽受壓力。韓國LG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Lee Keun-Tae指出,很多韓國企業本來就面臨著來自中國的日益激烈的競爭。
在價格競爭上,韓國出口商跟中國企業沒得比,現在他們還要考慮來自日本的競爭。
韓企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兩面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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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4日,上海,一場名為“粉墨登場——魅力無窮的傳統戲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活動在華東理工大學校園舉行。圖為正在看京劇臉譜及介紹的大學生。 (CFP/圖)
對於人類這樣一種高度社會性的動物,面孔識別簡直太重要了。但是有些人卻不擅此道,還有的人是天生的臉盲患者。他們的冷漠並不是有意為之的結果。科學家正試圖從多個角度揭示這一令人尷尬的疾病。
38年前,美國宇航局(NASA)的火星探測器“維京1號”飛到了火星的上空,它對著一個名叫基多尼亞的地區拍攝了一系列照片。這本來是為了給後面的“維京2號”選擇合適的著陸地點。可是,天文學家們在收到的照片上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圖像。在某一張照片上,火星表面矗立著一個“人臉雕像”,眼睛、鼻子和嘴都清晰可辨,眼神似乎還在死死地盯著正在拍照的“維京1號”。
這張照片一經公開就引起了轟動。人們開始猜測那是不是外星文明留下的傑作。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也就是2001年,美國宇航局的另一架探測器“火星全球勘探者號”再次造訪該地。那個時候互聯網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大量的網民焦急地等待美國宇航局公布更加細致的照片。然而,新拍攝的照片徹底否定了各種瘋狂的猜想。那個“火星人臉”只是地形和光影造成的錯覺,“臉”是不存在的。
這個真實的故事顯示了人類對面孔的敏感程度。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哪怕是一座房子上有幾個位置恰到好處的窗戶,橙子上特別的皺紋,或者是裝了“眼睫毛”的汽車前燈,都可以讓人聯想到人臉。
在實驗室里,科學家發現,即便是最弱的線索,都可以激活人腦用於識別面孔的區域。在幾年前發表的一項研究里,科學家讓受試者玩了一個匿名捐款的遊戲,這些受試者在捐款之前會看到一個由三個黑點組成的圖案。有趣的地方在於,一部分受試者看到的圖案是上面兩個黑點、下面一個黑點,也就是分別位於眼睛和鼻子的位置;另一部分受試者看到的是“正常”的三角排列——上面一個黑點、下面兩個黑點。
結果,看到前一個圖案的人在進行捐贈行為時比看到後一個圖案的人要大方許多。盡管,每一個人在決定他的捐贈數額時都是完全匿名的,但“被人盯著看”的感覺讓前一部分受試者捐出了更多。
也許這些捐贈者沒有明確察覺人臉,但他們大腦中的一個區域——梭狀回——在他們看到三個黑點時變得活躍起來。梭狀回中的面部識別區正是被認為與面孔識別有很強關聯的腦區。
識別面孔對於人類這樣一種高度社會性的動物來說簡直太重要了。在兩個半月大的時候,嬰兒就已經會對笑臉報以微笑。這是嬰兒與母親進行互動的一種方式,也是其社會化的開端。面孔,或許是一個人出生之後最早賦予視覺意義並加以重視的物體。
中山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張華(化名)在周圍的同學看來是一個“高冷”的人。他走在路上,遇到老師和同學,常常不跟他們打招呼。但他的導師程樂華認為人們是誤解了他——張華並不是不願意跟熟人打招呼,而是認不出熟人的臉。
張華跟著程樂華學習已經有兩年了,但仍然會認不出程樂華。經常性地,只有當程樂華開口說話,張華才能從聲音中辨別出這是他的老師。
程樂華還遇到過另一名臉盲學生,他是這麽跟程樂華說的:大一時第一次見新同學,我問了四個男生的名字,然後很尷尬地發現,我問了同一個人四次。
這兩名學生所遇到的問題叫面孔失認癥,俗稱臉盲。這種癥狀最早得名並開始被系統研究是在整整70年前。
1944年,蘇聯紅軍向德國推進,一名36歲的德國中尉在戰事中負傷。他被送到戰地醫院,軍醫從他頭的後部取出一個彈片。傷愈之後,這名中尉發現奇怪的事情出現了——他不像以前那樣可以識別人臉了。
他隨後被送到斯圖加特附近的一所精神病醫院,在那里,醫生喬基姆·博達默(Joachim Bodamer)對他進行了細致的檢查。博達默把這名中尉結發七年的妻子打扮成護士,讓她與四名真護士站在一起,然後問中尉是否看出什麽問題。中尉表示,沒看出問題。他認不出穿上護士裝的妻子。甚至,在鏡子里看自己的時候,中尉也感到陌生。
博達默寫了一份長達47頁的醫學報告,其中把中尉所患的病癥稱為面孔失認癥。後來的醫生們發現,這種面部識別缺陷,可能出現在人的腦部受了外傷或是中風之後。
面孔失認癥和另一種被稱為“替身綜合征”的病癥是兩種非常奇怪的病癥,它們之間就像是鏡像關系。替身綜合征的患者能夠認出身邊熟悉的人的面孔,但他們對這些人缺乏熟悉感,他們會認為這些人是冒名頂替而來的;即便有很強的證據證明這些人並不是替身,替身綜合征患者也仍然會堅持他們的觀點。面孔失認癥患者的問題則表現在,看到熟悉的人的面孔時,他們無法將眼、口、耳、鼻等部位協調地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因而他們會對熟悉的人感到陌生。
不過,面孔失認癥的人一般來說對於識別面孔之外的其他物體並不存在困難。
這些現象的存在,讓許多科學家認為,人對人臉的識別與熟悉感是分開的過程,人對面孔的識別和對其他物體的識別也是不同的過程。在正常人的體驗中,面孔識別、熟悉感、其他物體的識別都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你察覺不出它們是由不同腦區參與控制的不同過程。只有缺陷出現了,你才發現它們是可以彼此分離的。
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心理科學系的喬安娜·帕蒂尼(Joanna Parketny)為了實驗室的研究項目,在互聯網上放了一套測試“臉盲”的試題。這個測試大概需要20分鐘,受試者會看到各種情形下的人臉,他們需要辨別出哪些是自己曾經見過的。
試題一開始很簡單,但越到後面就會越難。正常情況下,一個人識別的正確率應該在80%以上。如果低於了60%,那麽這個受試者就是臉盲了。正確率特別低的人,可能會被帕蒂尼請到他們的“腦與行為實驗室”,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帕蒂尼所研究的對象,不是那些腦部受傷後成為臉盲的人,而是在發育過程中成為臉盲的人。就像張華和那位把同一個人認了四次的同學,他們的頭部並沒有受過外傷,也沒有患過中風,他們的臉盲來自不一樣的過程。
根據一部分研究者的估計,英國人群中這種發育性臉盲患者的比例大約在1%到2%之間。帕蒂尼所在的實驗室正在嘗試找出這些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處理面孔信息的時候與普通人究竟有何不同。
“我們的目標,是理解為什麽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記憶和識別面孔時會有如此巨大的困難,”帕蒂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是跟他們的視覺記憶的質量有關呢,還是說他們感知面孔的方式就不一樣?又或者,也許他們編碼面孔信息的方式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但提取這些信息的過程出了問題?”
在實驗室里,帕蒂尼和同事用腦電圖的方式來查看普通人與臉盲患者在處理面孔信息時大腦活動的差異。
他們讓受試者看不同的人臉照片,有的圖是正著的,有的圖是倒著的。結果發現,正常人在看顛倒的人臉時,腦電波上會顯示出一種遲疑;而如果是臉盲患者來看兩種照片,腦電波就沒什麽區別。對於臉盲患者而言,臉是正的還是倒的,似乎是無所謂的。
同時,他們還發現,讓受試者把顛倒的人臉照片配對,臉盲患者比正常人做起來更輕松。
“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臉盲患者在編碼面孔時更趨向於基於各個部位,他們把註意力放在了單個的特征上,比如眉毛或嘴的形狀,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樣上來就對面孔進行整體性的識別。這就解釋了為什麽把人臉顛倒過來並不會讓他們感到有多少差別。”帕蒂尼說。
帕蒂尼和同事還讓一些臉盲患者觀看名人的照片,這些人會認不出那些名人。這讓研究者懷疑,至少對於一部分臉盲患者來說,他們的大腦是可以儲存面孔身份信息的,但卻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無法有意識地提取這些信息。
美國《連線》雜誌幾年前報道過一位名叫比爾·舒瓦瑟(Bill Choisser)的臉盲患者。
他在小的時候,一直以為自己跟其他人都一樣,直到發現他的同學們都能在大街上認出自己的母親,而他不能。後來他當了律師,一直努力讓客戶認為他是稱職的,但實際上他在法庭上都認不出自己的客戶。直到48歲的時候,他才第一次在鏡子中認出了自己的臉。
這一次,舒瓦瑟還主要是根據新留出的發型認出自己的臉的。
“我之前訪問臉盲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臉盲。”程樂華正在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研究臉盲,“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臉盲的原因就是,‘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個人啊,我就是認人啊,那幹嘛說我認人不行呢?我認人很好啊!’”
“為什麽他在遠處能認人呢?他不是看臉的,他是看身形的,這恰恰是臉盲的優勢。”程樂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他不能去看臉了,一定要發展其他因素,因而從其他特征識別人的能力就發展得比較強。”
在1997年,舒瓦瑟建立了一個簡易的網站,把他了解到的臉盲知識都寫了出來,希望“同類”能夠看到,並建立聯系。在此之前,許多人被臉盲癥狀困擾,但並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問題。包括神經科學的研究者,也並未註意到除了創傷造成的臉盲外,還存在天生臉盲的這樣一個群體。
一個雅虎的郵件組也建立起來,世界各地的臉盲患者在這里講述自己遇到的生活問題。最終,這引起了一名正在攻讀神經科學博士的年輕人的註意。他叫布拉德·杜津(Brad Duchaine),1998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接觸到發育性臉盲的患者,這也讓他第一次知道了舒瓦瑟的郵件組和網站。
自那個時候開始,杜津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到了今天,他已經成為臉盲這個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名研究者。
“我們已經發現,發育性的臉盲比早先所認為的更加普遍,”杜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它是具有家族聚集性的,患者的識別缺陷有時僅限於面孔,它與(腦部)右顳葉的功能失調有關。”
對於臉盲的家族聚集性這一點,杜津是最近幾年才在研究中予以確認的。此前,他曾碰到一些父親是臉盲、孩子也是臉盲的案例,於是他十分懷疑基因可能在起作用。
在隨後的研究中,杜津發現了一批有多個臉盲成員的家庭,最多的一家有八個臉盲患者。“在我們測試的發育性臉盲患者中,大約有40%到50%報告具有家族臉盲史。”杜津說,“我們對雙胞胎的研究也顯示面孔識別能力在人群中是具有高度遺傳性的。”
新出生的嬰兒的視力是很差的,他們只能分辨出一些明亮的光源,這就是為什麽你會發現嬰兒總是一動不動盯著光亮的地方看。在他們的眼里,大人的雙眼和嘴巴不過就是三個模糊的點,類似於本文開頭所講的捐款實驗中的黑點。
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面孔對於嬰兒也有超強的吸引力。在1990年代初,科學家就發現人腦的內在設定就是對面孔敏感,小孩一出生其註意力就會跟著面孔或面孔狀的圖案走。而且,這個時候,他們是不能區別出不同的面孔的。
不過要不了多久,嬰兒就開始學會區分不同的面孔。到6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就能夠記住他不曾見過的人臉了。這個時候,他們不但能夠區分人臉,還能夠區分猴子的臉。然而,正常情況下,到9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就會失去區分猴子臉的能力。之後,一直到成年,他們就都只能區分人臉而不能區分猴子臉了。
人腦是存在一些窗口期的。就像語言的學習,如果你在兒時沒有學過某一種語言,那麽成年之後再學這種語言,不管你多麽努力,都不會跟母語完全一樣了。對面孔的識別也是如此。在最初的六個月里,人腦是會根據環境來確定哪些功能是必要的。
假如環境中出現較多的是人臉,那麽孩子就會形成對人臉的敏感。如果環境中是猴子臉居多,那麽孩子就會善於區分猴子臉,而不能區分人臉。科學家們在實驗室中用猴子做了實驗,結果猴子的表現也是如此。他們相信人也會這樣。在實驗中,研究者甚至一度戴著無臉的面罩餵養猴子,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小猴子就成了徹底的臉盲——它們既不能識別人臉,也不能識別猴子臉。
同樣,這也是為什麽在成年人看來,外族人長得都一個樣。在他們嬰兒時期,看到最多的是同族人,所以大腦就選擇性地調整成只能識別同族人的面孔了。
有些嬰兒出生時就患有白內障,視物不清,他們長大一些之後,醫生用手術治好了白內障,他們的視力完全恢複正常。可是,由於錯過了形成人臉識別能力的窗口期,他們即便視力是正常的,但再也不能正常識別人臉了。
科學家已經註意到,臉盲與遺傳和早期發育都存在關系。
有趣的是,與臉盲相反,人群中還存在一些“超級認臉者”。帕蒂尼的那套臉盲測試題原本是設計用來測試英國人的,她和同事想要由此確定英國人群中臉盲的百分比。不過,她發現,這套試題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流行了起來,許多中國人也在參與測試。
“看起來有些中國人非常善於識別白種人的面孔!”帕蒂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面孔識別是一條譜系,有的人被臉盲問題所困擾,另一些人則對面孔有超強的識別和記憶能力。”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超強的人臉識別能力是否可以超越種族,如果可以的話,這些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又是如何。”帕蒂尼說。這是科學家尚未研究的問題。
自從1990年代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被用於研究臉盲以來,科學家已經發現了大腦的多個區域與之相關。它們包括儲存、提取和處理各種不同類型編碼信息的區域,以及那些複雜的將它們連接到一起的神經網絡。
“現在(科學界)的爭論不在於大腦中是否有一個用於面孔識別的專門區域,而在於人腦中是否存在一個專門的系統來執行這項任務。”帕蒂尼說。
現有的研究顯示,面孔識別的任務不止涉及早先發現的那些對人臉響應最大的腦區;換句話說,參與面孔識別的神經網絡比以前所想象的分布更廣。
“描繪出臉盲患者大腦中這些複雜的結構和功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帕蒂尼說。這些研究可能最終帶來能夠幫助到臉盲患者的方法。
程樂華最早開始研究臉盲的時候曾經懷疑過,臉盲是不是在理科生中比較多。但調查之後他發現,文科生臉盲的比例並不低於理科生。
他註意到,在他心理學公選課的60名學生中,有20名是臉盲。考慮到許多人可能本身是因尋求解決自身的某些困境才來選修心理學的,臉盲的比例會比一般性人群高,但三分之一仍然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比例。
在200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有學者估計漢族人中臉盲的比例為1.9%。然而在程樂華看來,這可能遠遠低估了實際情況。
一段時間以來,程樂華幾乎每天都會在微信朋友圈發一兩條他遇到的臉盲患者的故事。他最近一條寫的是:“我現在看諜戰片都在想,接頭的人是臉盲怎麽辦?一定是狗血的劇情。”
杜津也認為,有必要讓公眾更多地理解臉盲,並且對於一些崗位來說,比如海關邊檢的工作人員,也需要考慮臉盲可能帶來的問題。
不是臉盲的人其實很難想象臉盲者看到的世界是怎麽樣的。程樂華現在正在發展一種全新的方法,來了解每一個臉盲患者看到的人臉是什麽樣子的。他並不認為臉盲完全是一種劣勢,在某些情況下,它也有可能是優勢。比如對於臉盲的心理咨詢師來說,他們就更能夠不受臉的幹擾,走進咨詢者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