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將非農經濟和就業超7成的村莊納入城鎮

山東：將非農經濟和就業超7成的村莊納入城鎮

一財網 李攻 2016-01-24 14:19:00

2016年山東省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7.5%-8%，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8.5%。

嘉凱城折戟城鎮化？恒大或成其接盤俠

4月13日，停牌多日的浙江省國有上市房企嘉凱城（000918.SZ）發布公告稱，其國有股東擬轉讓共持有的52.78%股份。

公告顯示，嘉凱城的三大國有股東浙江省商業集團有限公司（占總股本比例28.46%）、杭州鋼鐵集團公司(占總股本比例15.02%)和浙江國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占總股本比例9.3%）基於戰略發展需要，擬聯合通過公開征集投資者並協議轉讓方式轉讓持有的部分嘉凱城股份。這意味著，交易一旦達成，嘉凱城的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均將易主。

有意思的是，上述公告對於受讓方提出了苛刻條件。嘉凱城方面表示，擬受讓方或其所屬集團公司主營業務須為房地產開發業務；擬受讓方或其所屬集團公司2015年度房地產銷售金額不低於2000億元，且銷售面積不低於1500萬平方米（相關數據應以權威機構克而瑞研究中心發布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數據為準）。

而滿足上述條件的房企，目前只有三家：萬科、綠地、恒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方求證獲悉，目前基本確定恒大將成為嘉凱城的“接盤俠”。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恒大一直有意收購嘉凱城，雙方已經談判數月，目前基本可以確定。

雖然嘉凱城官方並不願意承認，但是在上述房企中只有恒大有著三四線開發商的強大經驗，而萬科、綠地的業務更多集中在一二線城市，並不會“覬覦”嘉凱城在三四線城市的項目。此外，萬科、綠地都有了A股上市平臺，控股嘉凱城意義並不大，而恒大正可以借機回A。

根據公告，嘉凱城此次的股份轉讓價定為不低於3.79元/股，若是恒大收購，則最少需要支付36億元人民幣。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嘉凱城從2015年開始已經數度變賣資產。

2015年4月22日，嘉凱城采取公開掛牌交易的方式轉讓其持有的凱祥公司70%的股權，當時的掛牌價格不低於5.91億元。

2015年11月4日，嘉凱城以2.53億元價格公開掛牌轉讓其持有的上海凱祥房地產有限公司30%的股權。

2015年12月7日，嘉凱城公司全資子公司嘉凱城集團（上海）有限公司以公開掛牌交易的方式，轉讓其持有的青島嘉凱城51%的股權。

嘉凱城2015年的業績表現不佳。年度業績預報顯示，2015年全年凈利潤虧損預計約23億元，同比下降6138.19%，這個虧損情況非常嚴重。同時，2015年嘉凱城多位高層離職，包括公司前任董事長邊華才、董事趙國恩、監事方明義、總裁姜叢華、副總裁趙衛群和副總裁林環等。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嘉凱城高層相繼離職，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嘉凱城業務發展不利。

各省戶籍城鎮化率比較：浙江、福建本地人最不愛城鎮戶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並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麽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麽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下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於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願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後。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後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2014年，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北京緊隨上海之後，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於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北京之後，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註意的是2010年2014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後，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後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後於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與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一。西南的雲南提升了12.58個百分點。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慶(7.14)和廣西(6.81)兩個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愛落戶城市？

與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等地相比，東南沿海的兩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明顯偏低，兩省的這一數值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中下遊。其中，福建這一數值為34.26%，位居全國第18位;浙江這一數值為32.52，位列全國第21位。

不僅如此，4年間，兩省這一數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較小，福建4年間提升了0.31個百分點，浙江提升了1.58個百分點。兩省提升幅度均小於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浙江達到了64.87%、福建61.8%，兩省均位居全國上遊。從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來看，浙江和福建成為差距最大的兩個省份。其中浙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32.35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兩者差距27.5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二。也就是說，這兩個省大量的人口已經居住在城市里，但戶籍都還在農村。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和福建兩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區域發展最為均衡的兩個省份。為何這兩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麽低?是這兩個省份的人都不愛落戶城市嗎?

在丁長發看來，這一現象與兩省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廣東和江蘇外企眾多，國企也不少。而山東、東北等地國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國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營經濟為主，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資本要求不高，這些企業在解決落戶、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發展較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鄉鎮經濟發達，不少地方農村口比城鎮戶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啟動戶籍改革之後，從城鎮到農村的戶口遷移，比農民進城落戶要多很多。在溫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將戶口遷回原籍。

來自福建泉州的陳先生大學06年畢業後在泉州市區一家金融企業上班，4年前為了生二胎特地將戶口遷回泉州農村。“戶口放在農村，孩子讀書啥的也沒多大影響。放回農村還可以有一些分紅。”陳先生說，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讀書，但大部分人戶口都還在農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遷到城鎮獲得的福利和收益還沒農村戶口多，那自然就沒有吸引力”，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們是否落戶城市，關鍵在於背後的含金量。每個人都會根據成本與收益比來決定是否落戶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發達農村戶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資源值錢，所以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

在此前4月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會有不少農民不願意落戶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產權上有特殊的權利，有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有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產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他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

“但是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離城市或者城鎮比較近的地區，而在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個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錢，承包地掙到的錢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種，種糧食一畝地就一年幾百塊錢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幾千塊錢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說。

表1 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變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

(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局)

藍皮書：北京城遊蕩著大量“半城鎮化的人”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

“中國第一鎮”官員談新型城鎮化試點：簡政強鎮改革還要繼續突破

走在廣東東莞市虎門鎮的中心區域，恍若來到了一個大城市：高樓林立，某知名地產公司的樓盤間或映入眼簾。

這個位於東莞西南隅、建成區面積不過78平方公里的小鎮曾因工業造就的經濟實力被譽為“中國第一鎮”。即便近年來不再雄踞中國百強鎮榜首，其經濟總量仍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不容小覷。

去年5月，在國務院出臺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後，虎門和東莞另一強鎮長安被當地設立為新型市或區，提高行政管理權限。一年多過去，試點落實得如何?當地政府又有哪些訴求?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國家發改委調研組奔赴虎門和長安後發現，雖然撤鎮後究竟是設區還是設市，尚未明確，但是簡政強鎮事權改革實現了多項突破，虎門和長安的行政管理權限基本已經達到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與此同時，經濟總量也在快速增長。2015年，虎門生產總值447億元，同比增長8.1%;長安生產總值400.5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1.1%。

但在提高管理權限的同時，如何進一步調整鎮的稅收分成比例，以便與撤鎮後的行政體制相適應，成為當地市鎮兩級政府共同探討的話題。

行政管理權限提高

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浪潮下，許多寂寂無聞的小城鎮伴隨著工業化步伐的加速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成為中國區域版圖中耀眼的坐標。

然而，由於城市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制約越來越明顯，許多經濟強鎮出現“小馬拉大車”的情況：行政管理級別、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等和龐大的經濟總量不匹配。

就拿包括虎門、長安在內的一些珠三角經濟強鎮來說，他們的經濟體量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但管理權限只是科級，鎮一級行政部門無法提供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有人曾將這一矛盾形象地描述為“責任如西瓜、權限如芝麻。”

2014年底，國家發改委通知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全國共有62個城市(鎮)被列為試點地區，東莞是其中之一。根據方案，虎門鎮和長安鎮將進行撤鎮設市設區試點，並被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重點解決上述“小馬拉大車”問題。

次年5月，東莞出臺了具體的落實方案。具體做法為，精簡班子配備，新型市或區不按有關規格配備四套班子;減少行政層級，新型市或區不設街道辦事處，在行政架構上繼續實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另外一個頗為外界關註的點是，通過梳理新型市權責清單，進一步簡政放權，直接賦予虎門、長安縣級管理權限，推動事權下放。

這不是東莞“富可敵市”的鎮第一次在行政體制上進行改革。早在2009年，東莞就開始效仿浙江的紹興和義烏，開展擴權強鎮的試點，以破解城市管理體制的制約。2010年，強鎮擴權改革在東莞全面鋪開，多項權限下放到鎮。

6月29日，在由東莞市、鎮兩級官員參加的座談會上，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介紹，2009年以來，東莞市共計將市經信局等35個行政機關的531項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及權限以委托、交辦等形式交由相關鎮實施，內容涵蓋了經濟和教育等多個方面。

他說：“多項市一級部門代為行使的縣級事權及其他權限也下放給了各中心鎮行使，進一步理順了市和鎮街兩級的權責關系。同時，由於減少了審批層級，下放審批事項的辦理時間普遍縮短3—8個工作日，提高了行政效率，節約了行政成本。”

他補充道：“經過六年多的時間，虎門鎮和長安鎮等中心鎮的行政管理權限得到切實擴大，已經基本達到了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缺乏法律主體資格制約管理

雖然上述兩項改革擴大了鎮一級政府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但是由於部門權限鎮級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資格，造成在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仍存在制約。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虎門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管理。“你看人這麽多，產業這麽多，所有的責任都在我們基層政府，但是我們連法律主體都不是。如果我要拆個違建的房子，我們需要向相關部門去申請，然後走較長時間的程序，這樣違章建築商就不太顧忌。”

他舉例說，此前虎門鎮一位開發商建造一棟違法建築。早在他打樁的時候，虎門鎮政府就發出停工通知書，但是開發商扔下一句話：“你們八個月後再來吧。”

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解釋，許多放權事項，法律法規對行使主體有明確規定，多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改革中，東莞市主要通過委托的方式下放事權到鎮一級，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從而導致鎮一級不能通過放權政策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強制執行。

探索調整財政分成比例

東莞市在下放大量權限給各中心鎮行使的同時，也著力擴財權、增財力，強化鎮一級的財政保障。

曾智明介紹，東莞市將現行保留作為市級收入的10家原市屬大型工業企業下劃屬地鎮街管理，其稅收鎮街參與分成。另外，也規範了基本公共服務財力性補助制度，凡鎮街標準支出超過標準收入的，由市全額給予補助。

不過，上述兩個鎮希望能進一步提高分成比例。長安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我們要解決的事情比普通的一個鎮要多得多。

他以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口為例：長安鎮本地人口只有4萬多，但是常住人口高達66萬，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之高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

他說：“要想留住這些外來人口，為產業發展做出支撐，就要推動這些人口的市民化，成本約12.4萬元/人。加上為這些外來人口提供的社會管理和配套措施，耗資巨大。”

東莞市民政局區劃地名科科長莫曉宇表示，當地市鎮利益分配矛盾仍然不變，財稅分成等傳統觀念上的障礙仍然存在。

第一財經記者從東莞市財政局了解到，在稅收方面，東莞市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給國家後，除了由市財政投資的基建項目稅收等規定的稅收之外，其他的全部和鎮五五分成。在非稅收方面，有些也是五五分成，有些則是全部返還。

為了激勵和扶持鎮街發展，東莞市財政局也規定，從2016年起，以2015年為基期年，參與分成稅收增量部分，按照50%~80%的比例返還。此外，在2016年，東莞市安排對鎮街財力性轉移支付總額20億元，並從2017年起每年遞增10%。

差距繼續縮小 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漲幅高於城鎮0.9個百分點

據中國政府網，上半年，我國農業農村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亮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獲得新進展。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全面深化，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7%。

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7%，高於城鎮漲幅0.9個百分點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當前的突出問題是品種結構不平衡，玉米出現階段性供大於求，大豆、棉花、油料、糖料等供求缺口逐年擴大、進口不斷增加。解決 問 題的思路是，一保、一減、一增、一穩。“一保”就是保口糧、保谷物，“一減”就是減非優勢區玉米，“一增”就是恢複增加優質食用大豆，“一穩”就是穩定棉 油糖自給水平。其中調減玉米是重點，目標是到2020年將玉米面積穩定在5億畝，減5000萬畝。

此外，還要以生豬和草食畜牧業為重點推進畜牧業結構調整，以保護資源和減量增收為重點推進漁業結構調整。

農業形勢勢頭良好

當前農業形勢呈現良好勢頭，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支撐。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6050元，實際增長6.7%，高於城鎮居民收入漲幅0.9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呈繼續縮小態勢。

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伴隨著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農村改革正在全面深化。目前，全國已有22個省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整省試點，確權面積達6.5億 畝;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持續發 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總量近270萬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組建運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試點紮實推進。

九方面推進農村供給側改革

韓長賦表示，接下來 要突出抓好九個方面，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以玉米為重點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二是以生豬和草食畜牧業為重點推進畜牧業結構調整;三是以保護資 源和減量增收為重點推進漁業結構調整;四是以扶持農民工和大學生返鄉創業為重點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五是以推進標準化和可追溯為重點確保農產品質量安 全;六是以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為重點推進經營方式轉變;七是以節本增效為重點推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八是以發展電子商務為重點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 九是以打好農業面源汙染治理攻堅戰為重點推進農業資源環境保護。

(來源：中國政府網、人民日報)

統計局：遼寧城鎮調查失業率遠高於全國 內部壓力較大

據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7月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仍在5%左右；遼寧省7月城鎮調查失業率超過7%。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今天表示，遼寧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由於它的經濟在調整，內部壓力是比較大的。

8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介紹2016年7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並答記者問。

談到遼寧省的問題，盛來運表示，遼寧在這一輪經濟調整中調整幅度確實比較深，這里既有國際國內大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有遼寧自身產業結構和體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路透社記者對此提問：“能否講一下地區經濟的情況?上半年遼寧省是負增長，解釋一下最近遼寧的情況。遼寧上半年雖然是負增長，但是它的失業率比全國平均失業率低很多？”

盛來運表示，中國經濟近兩年處於結構調整的關鍵階段，產業分化、地區分化比較明顯。那些經濟結構多元化，改革創新力度大，轉型升級動手早的地區，經濟表現相對比較穩健。但產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國有企業比重比較大，尤其是重化工企業所占比重比較大的地區，確實面臨著下行壓力。具體到你提到的遼寧，在這一輪經濟調整中調整幅度確實比較深，這里既有國際國內大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有遼寧自身產業結構和體制方面的一些因素。從大環境角度來講，國際經濟處於深度調整，複蘇比較緩慢，對我們的出口，包括對遼寧省的出口都會帶來較大的壓力。從國內來看，我們正處在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傳統產業過剩和市場有效需求成長不足的矛盾還是比較大，傳統產業調整的陣痛還在釋放。這樣的大背景環境下，遼寧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盛來運介紹，另外與遼寧自身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有關，遼寧是我國著名的老工業基地，重化工業占比較高，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化工比重占比將近80%，比全國高近10個百分點，而且國有企業占比也較大，老國企的歷史包袱比較重。所以這一輪調整中，恰恰是重化工產品價格調整深度最深，所以不可避免的給遼寧經濟帶來下行壓力。

盛運來稱，大家也觀察到遼寧的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包括固定投資增速下滑幅度都比較大，實際上和遼寧這幾年加快城鎮化發展都有關系，遼寧省的城鎮化率將近68%，僅次於北京、上海、廣州，在全國排第四，城鎮化率比較高。在“十二五”期間，由於城鎮化的發展，房地產的擴張，遼寧的基礎設施發展的比較好，房地產基數也比較高。進入“十三五”以後，這一輪房地產的調整，由於它原來的基數比較高，從數據表現來講要比其他地區下降得多。所以遼寧的經濟調整是有特殊的經濟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影響也有結構性因素影響，還有基數效應的影響，總體是在調整過程中。

“你剛才談到的經濟增速和就業指標表現不一致的情況。”盛來運稱“不知道你了解的失業率是什麽數字，據我了解的情況，遼寧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由於它的經濟在調整，內部壓力是比較大的。遼寧省委省政府堅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一方面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非常註重職工的妥善安置，所以雖然經濟增速在回落，但民生指標表現還可以，就業、收入、物價總體穩定。從近兩個月數據觀察看，遼寧經濟有企穩的跡象，指標降幅在收窄。遼寧是老工業基地，技術基礎比較雄厚。省委省政府又特別重視，利用這次調整的機會加大結構改革的力度。我們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包括遼寧在內的東北地區的經濟會再現往日老工業基地的雄風。”

上海首個新型城鎮化PPP項目啟動 投資超百億

上海首個落地實施的新型城鎮化PPP項目——青浦區重固鎮新型城鎮化PPP項目啟動，這也是上海入選國家發改委PPP項目庫的唯一重點推薦項目。

8月25日，上海青浦區重固鎮新型城鎮化PPP項目民生工程集中啟動，首批啟動的是養護院、農貿市場、動遷安置房、道路、交通樞紐等五大重點民生工程。

該項目由青浦區政府授權重固鎮人民政府與中國建築旗下中國建築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建方程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采用PPP模式合作開發建設。項目合作周期10年。合作業務涵蓋規劃策劃、土地整治、基礎設施、公建配套、保障房建設、城鎮更新和產業服務運營等方面。

重固鎮地處青浦區東部，鎮域面積24平方公里，是上海市郊區城鄉一體化發展試點，全鎮戶籍人口1.6萬，外來人口4萬，經濟實力在青浦區處於中等水平。

青浦區區委書記趙慧琴說，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不能靠政府唱“獨角戲”。“我們希望通過市場化運作，使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百姓需求有效對接，從而激發三方共奏一場新型城鎮化‘交響樂’。”

中建八局副總會計師儲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項目一期靜態投資120億，資金來源有三，一是各股東方根據投入資金需求所需投入的註冊資本金;一是政府給予的政策性城鎮化基金支持;一是市場化的金融機構融資。

中建八局副總經理、城鎮化公司董事長高波說，為推動項目建設，中建聯合體、青浦區、重固鎮兩級平臺公司按照一定股權比例合資設立了項目公司——中建(上海)新型城鎮化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作為項目的實施主體，其中，政府和社會資本之比約為3:7。

而在政府的30%中，重固鎮集體經濟組織作為政府性基金還占了10%的股權。這也意味著項目公司與農民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聯合體、利益共同體，從而使政府、集體、農民與企業實現多重收益、多方共贏，從根本上解決純農地區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的問題。

整個PPP項目采用“1+X”的模式。“1”是指青浦區政府一次性、排他性授權中建聯合體負責項目範圍內的新型城鎮化建設;“X”是指根據各子項目的性質不同，采用不同的合作方式。比如，經營性項目采用特許經營權模式，準經營性項目采用特許經營權授予與缺口補償結合模式，非經營性項目采用政府購買服務模式。

對當地政府而言，采用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很好地規避了融資負債運營的問題。

而對中建八局來說，也意味著轉型發展的新機遇。

中建八局董事長黃克斯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表示，中建集團也正在探索轉型發展的新機遇，要從建築商、地產商、投資商進一步成長為城市運營商，而重固新型城鎮化PPP項目就是個不錯的實踐機會。經過長期的建設和運營，城鎮發展的潛力和價值將會被進一步得到挖掘。

儲小彬說，中建八局通過PPP方式來做的綜合投資，主要有兩類項目，一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比如深圳地鐵9號線、南京軌道交通2號線等;二是片區綜合開發，比如小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鎮化。

房價這麽高，政府為何還禁城鎮居民去農村買房?

在當前推進城鎮化的背景下，農民進城買房一般沒有什麽障礙(在限購城市需要滿足社保或納稅條件)，甚至還會得到政策上的些許鼓勵，但反過來卻行不通，政府已經多年禁止城鎮居民去農民買房。

道理何在?尤其是現在一、二線城市房價這麽高，政府為什麽還不放開這個限制?

房子和土地不能分開嗎？

或許很多人士會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不符合政策規定。筆者也知道我國各級政府曾多次下發文件規定不允許城鎮居民區農村買房，但這樣做的法律依據在哪里?

首先，我國《憲法》中並沒有這樣的規定。

《物權法》中對宅基地使用權做了若幹規定，但也沒有涉及宅基地上的住房轉讓問題。

《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

按照這里的規定，農村住房可以出賣出租，但沒有規定出賣出租的對象範圍。

再來看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其第一條是：為了加強對城市房地產的管理，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保障房地產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以此來看，農民住房的相關問題並不適用於此法。

當然，我國政府有相關規定，宅基地使用權的轉讓對象只能是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換言之，城鎮居民不能去購買宅基地的使用權。

但農村的宅基地和農村住房不能分開嗎?城鎮居民不能去買宅基地的使用權，就意味著也不能去買農村住房嗎?

有人會說，房子和宅基地怎麽可能分開，農村的房子又不能脫離宅基地建設在空中。

終歸這是兩件事，能不能買宅基地使用權和能不能買農村住房其實可以分開來談。現實中也存在城鎮居民去農民買房的案例。

從操作層面，當前城鎮居民去買農村住房不能辦理銀行貸款，不能獲得土地使用權證，同時按照政府政策也拿不到城市的房產證，因此一旦發生糾紛不能受到法律保護。

不過，有一些限制條件與完全禁止也是兩回事，如果有城鎮居民願意全款買農村住房，不在乎會不會獲得相關證件，那政府也不允許這種購買行為嗎?

讓我們回顧下歷史。2004年，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其中規定，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審批制度，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

請註意，這里依然說的是“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沒有提及住房問題。

但到了2007年12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其中的相關口徑便有了變化和遞進：農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給本村村民，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搞房地產開發。

這種口徑上的變化或者說政策收緊，與其間北京通州宋莊畫家村農房訴訟案件不無關系。

這個案子的終審在2007年12月17日，但案件的緣起卻是在2002年。

馬海濤原系北京市通州區宋莊鎮辛店村農民。李玉蘭系城鎮居民，戶籍地為河北省邯鄲市。2002年7月1日，馬海濤與李玉蘭簽訂《買賣房協議書》，將訴爭房屋及院落以4.5萬元的價格賣給李玉蘭。2006年2月，馬海濤夫婦要求確認購買合同無效。

據新華社報道顯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判決認定買賣宅基地合同無效。其依據是：馬海濤與李玉蘭所簽之《買賣房協議書》的買賣標的物不僅是房屋，還包含相應的宅基地使用權。李玉蘭並非通州區宋莊鎮辛店村村民，且訴爭院落的《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至今未由原土地登記機關依法變更登記至李玉蘭名下。因此，原審法院根據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規、政策之規定，認定合同無效是正確的。

除了這個案子，宋莊畫家村陸續發生賣房農民因反悔起訴畫家的案件，形成了十余起農民討房訴訟。這些農民討房案起訴的理由基本相同：購房者不是農民，所以雙方的房屋買賣協議無效，依據則是“城里人不許買農民房”的政策。

都是房子，一貴一賤

宋莊畫家村農房買賣案件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它將城鎮居民買賣農房的潛在風險擺上了臺面。2007年6月，原建設部發出風險提示，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購買小產權房，將無法辦理房屋產權登記，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

也就是這時候，小產權房的稱謂才流行開來。所謂小產權房，並非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在眾多城市郊區，一些集體經濟組織在集體土地上集中建設農民住宅樓，除用來安置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外，還以較低的價格向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成員銷售。這些房子一般俗稱“小產權房”。

2007年小產權房之所以被輿論關註，還在於當年城市房價開始快速上漲，這些沒有像城市住房那樣繳納過土地出讓金的農村住房，價格相對便宜很多，不少人因無力購房城市住房，轉而冒著風險去購買郊區的小產權房。

明知有風險還要去買，本質上這也是一種逐利行為。但也是一種無奈，日漸高漲的城市房價，確實逼退了很多城市剛需群體，便宜的小產權房能夠乘機而入，也在於城鄉二元制造成了城市住房和農村住房的巨大價差。

官方並沒有公布過小產權房的規模。但有非官方數據稱，全國小產權房面積約60億平方米。當然，官方從未承認過該數據。

作為對抗城市高房價的一種衍生品，小產權房事實上已經大量存在，雖然官方一再強調不準在建，但那些已經建完，甚至已經入住的小產權房怎麽處置?

國土部門曾一度拋出分類處置的設想，但時至今日，仍無具體方案出臺。

曾有觀點認為政府之所以不願意小產權房合法化，是因為後者一旦合法，就相當於破除了地方政府對城市住宅土地的壟斷，進而減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

但這也純屬分析猜測，與這種潛在的利益切割相比，城鎮居民去農村買房的法理困境才是直接因素，是現實層面的實際障礙。

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過諸如補繳土地出讓金轉正、集體土地流轉等處置方式，但也未能得到官方認可。

自2014年，中國開始啟動不動產統一登記工作，作為不動產中的一類，小產權房能否乘機合法化的問題又開始凸顯。

2015年2月，針對“小產權房”問題，國土部不動產登記局負責人強調，不動產登記是依法保護不動產所有人權利的法律行動，不可能登記任何不合法的東西。現行法律法規明確，世界普遍實施土地用管制，所以“小產權房”不可能予以登記，這樣的念頭應該打消。

由此來看，城鎮居民還是不要去買農村住房了，雖然大城市房價越來越貴，但貴有貴的道理，相對而言，它是“合法”的。

中國城鎮人均預期壽命已達80歲 但亞健康城市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9月30日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城鎮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80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5歲。

該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9——邁向健康城市之路》。藍皮書稱，200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71.4歲，其中城鎮居民75.21歲，農村居民69.55歲。2015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6.1歲，比2000年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了4.7歲。

藍皮書說，據此推算，中國城鎮居民人均預期壽命應已達到80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報告，2015年全球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1.4歲，與中國2000年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相當。

總體來看，目前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位於前列，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5歲，也高於同為“金磚國家”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的水平，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如美國的總體預期壽命為79.3歲，澳大利亞、瑞士、新加坡、法國、加拿大等國家均達到或超過了82歲，日本的總體預期壽命為83.7歲，居世界第一。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我國亞健康城市占比較高，安全問題是制約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短板。”

藍皮書稱，總體來看，在當前階段，安全問題是制約我國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短板”。回顧2015年，交通事故、電梯事故、城市火災、危險品爆炸、城市內澇等各類安全事故頻發，經濟社會損失嚴重。

藍皮書說，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各類安全事故是社會發展難以避免的代價，但如何通過人本化、智能化、精細化的管理提升城市安全水平，增強安全意識、消除安全隱患，是當下亟需關註的問題。

藍皮書公布的評價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亞健康城市占比依然較高，全國僅有28座城市處於相對健康發展狀態，包括深圳、上海、佛山、蘇州、杭州、寧波、廣州、長沙、紹興、東營、無錫、廈門、鎮江、中山、溫州、揚州、龍巖、嶽陽、福州、濱州、湘潭、大慶、西安、昆明、株洲、濰坊、泰安、銀川。

其中，長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全部入圍，顯示出該城市群在兩型社會建設和轉型創新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西部地區的健康城市數量有所上升，占到健康城市總數的25%;東北地區城市健康發展指數持續下滑，需要著重加以關註;北京的環境健康指數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應進一步推進結構性調整。

藍皮書表示，我國的健康城市建設，應該說，已經大體完成了第一個階段，也就是衛生城市的內容，目前正在著力推進安全城市和可持續城市的建設。而生態文明轉型，也將為健康城市的建設提供理論和方法論支撐，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經驗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