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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紙公司六月十二日股東會,改選董監事,以證券商公會理事長、兆豐證券前董事長簡鴻文為首的「券商公會幫」,拿下台紙經營權,讓股票掛牌五十二年的台紙「變天」。協助簡鴻文拿到經營權、出任台紙董事長的關鍵人物,是京城銀行董事長戴誠志。 戴誠志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京城銀行董事長,另一個則是低調的投資界大鱷。二○○五年,他在擔任誠泰銀行執行董事時,徹底改善誠泰體質,讓新光金以每股二十八.二元,高於淨值近一倍的價格購併誠泰銀行,他個人在這個案子的投資報酬率超過一倍。 二○○九年底歐債危機,投資人聞「歐」色變時,他逆勢大買歐債、歐股,「危機入市」讓他獲利超過一倍。戴誠志擅長分析與洞悉趨勢,連有投資銀行教父之稱的宋學仁,和南霸天之稱的京城建設董事長蔡天贊,都跟隨他的投資腳步。 創造百分百投報率,戴誠志除了重視投資標的的產業前景外,更靠著「邏輯不通的不投」與「ROE」(股東權益報酬率)兩大絕招。 絕招一:邏輯不通的不買沒碰太陽能,躲掉大跌危機 「趨勢對了,投資出現錯誤的機會比較小,」戴誠志說。出手投資前,他除了會認真看資料,還要把產業上下游邏輯弄懂。兩年多前,市場一片瘋太陽能股時,戴誠志研究過後,決定不出手。「太陽能是耗費能源的產業,怎麼會節能,邏輯不對嘛!」讓他躲過太陽能股價大跌一劫。從邏輯來判斷前景,是他在檢視自己不懂產業的利器。 也因為他曾參與經營銀行,二○一○年,戴誠志大舉投入十億元,以每股十元,參與認購京城銀行私募。以目前的股價計算,已經創造出一.八倍的獲利率。 絕招二:首重配發股利買REITs基金,配息優於定存 既然是長線投資,「公司是不是能穩定配發股利很重要,」戴誠志說。所以ROE要比同業平均投報率高的公司,他才會投資。有穩定的收益,持股才能放得久。 兩、三年前,戴誠志開始投資REITs基金駿馬一號,看中的是每年比定存利率高的配息外,基金還有可能因為房地產漲價,而被清算產生出來的超額利潤。駿馬一號在今年四月底舉行的受益人大會上,在戴誠志與野村證券前台灣區總經理翁明正等人聯手下,讓該基金清算。算一算,投資三年,投資報酬率超過一倍,又為他的投資再添一筆戰績。挾著過去漂亮的投資成績單,最近一個月,戴誠志做成兩筆一進、一出的交易,格外引人注意。 首先,戴誠志家族五月底從日本三井集團手中買下ViVa購物台八五%股權,交易金額約六億元。「可以跟日本人一起學習管理的觀念,三井管理得很好,我想跟三井集團學習,」戴誠志說。六月六日,他把五萬五千張京城銀行股票,轉讓給三商美邦人壽,金額達十五億五千萬元,藉此雙方經營觸角得以延伸,擴大在金融領域版圖,戴誠志以「心痛」兩字來詮釋他出售京城銀行股票的心情。 「我會設定好未來兩到三年要做的事,」戴誠志說。不論是學習也罷、心痛也好,他在下手投資前,眼光已經預先看到兩年後標的物的樣貌,才會放心投資。這一次戴誠志全家出動,以兒子戴頌偉、媳婦陳如舜、女兒戴頌琪名義,取得台紙兩董一監席次。不管是挺朋友,或是想訓練兒子,至少兩、三年後的台紙,會有不一樣的風貌。 【延伸閱讀】券商公會幫轉進紙業,是看上台紙土地一直在證券界打滾的證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為何會想在中年轉業?據瞭解,簡鴻文創辦投資的國際證券,併入兆豐金控後,和金控高層一直處在磨合期。近年股市成交量萎縮,兆豐證在金控子公司的業績排名,敬陪末座。兆豐金控召開會議常以「業績」排位置,簡鴻文經常被排在最後,而高層不留情面的批評,讓他不好受。「好歹他也是個老闆啊!」兆豐金員工說。 選擇台紙做新戰場,是因簡鴻文家族原本就是台紙大股東,簡鴻文是嘉義人,父親曾在嘉義經營機械廠,產品包括裁紙機等紙類機械,對造紙業熟悉,而簡鴻文早年也曾經營過這家公司;台紙台南廠位於台南新營,距離嘉義近,地緣關係,家族很早就資台紙。 三年前,簡鴻文曾找來券商公會班底,包括京城銀行董事長戴誠志、德信證券董事長王貴增兩位券商公會理事,組成經營班底打算入主台紙,但因委託書收購不足敗北,這屆捲土重來,和原經營團隊談判,順利入主。 土地,是這群人結合的關鍵。台紙本業獲利能力不佳,但台南、越南的土地價值高,均有價值,越南華越公司土地開發案,已獲得政府核准變更為住宅區。這兩筆土地,是吸引「券商公會幫」投資的原因,也是戴誠志找來「麻吉」京城建設董事長蔡天贊共襄盛舉的理由。(文 賴寧寧) 【延伸閱讀】10年來,5次出手都賺錢——戴誠志投資戰績2004年:與京城建設董事長蔡天贊投資高雄凱悅建案,帳面利益超過1倍2005年:促成新光金以每股28.2元購併誠泰銀行,獲利約1.5倍2010年:買進歐洲區債券、股票,大賺1倍2014年:4月底清算駿馬一號基金,獲利約3成/2010年投資京城銀行10億元,2014年6月賣出,獲利1.8倍整理:吳美慧 |
" 在硅谷如果你想創業,霍夫曼是第一個你應該找的人 "
投資扎克伯格
2004 年秋天,美國門羅公園沙丘路兩旁的橡樹如撐開的金色巨傘。雷德 · 霍夫曼 ( Reid Hoffman ) 領著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馬克 · 扎克伯格 ( Mark Zuckerberg ) 走進了一間普通辦公室。霍夫曼的 PayPal 前同事、風險投資人彼得 · 蒂爾 ( Peter Thiel ) 正等著他們。
扎克伯格沒穿正裝,短袖衫、牛仔褲和阿迪達斯的橡膠人字拖鞋,坐在沙發上陷入沉思,偶爾回答幾個問題,然後呆呆地看著霍夫曼和蒂爾。
提起與扎克伯格初見時的情景,我眼前的霍夫曼露出了狡黠的笑容。5 月 24 日午後,在北京亮馬橋四季酒店的第 26 層,坐在一張棕色軟皮沙發上,霍夫曼向我們抖出了投資秘籍,夾雜一些硅谷的八卦。
霍夫曼是 Facebook 最早的天使投資人,也是全球第三大社交網絡 LinkedIn 的創始人,他在硅谷博得大名還因為支付平台 PayPal。在硅谷有個赫赫有名的創業和天使投資人群體叫 PayPal 黑幫 ( PayPal Mafia ) ,霍夫曼是其精神領袖之一。
" 在硅谷如果你想創業,霍夫曼是第一個你應該找的人。"LinkedIn 聯合創始人、產品設計副總裁艾倫 · 布魯 ( Allen Blue ) 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
初見扎克伯格時,霍夫曼剛創立一年多的職業社交網站 LinkedIn 的用戶已接近 100 萬,他認為社交媒體是大勢所趨。彼時,扎克伯格的校園交友網 Facebook 不到半年也已聚集 20 萬用戶,但遇到了資金問題。霍夫曼和蒂爾正考慮是否要給這個年輕人一筆資金。
扎克伯格沒有裝腔作勢,他說了幾個樸素的想法,比如在 Facebook 中加入 Wirehog 這種社區分享服務,使其真正實現圖片分享。這讓霍夫曼和蒂爾印象深刻,並決定投資 50 萬美元。2012 年 Facebook 在納斯達克上市,這 50 萬美元成了硅谷歷史上最有遠見的投資之一,十年間升值 2 萬倍。截至 2014 年 6 月 27 日,其市值已達 1723 億美元,用戶超 10 億,在新一代的硅谷公司中遙遙領先。
" 扎克伯格幾乎具備優秀創業家的全部特質,他有非常好的產品感覺和技術能力,並且成長迅速,他值得投資。" 霍夫曼說。過去十年,他總共投資了 140 家初創公司,包括 Facebook、Groupon、Zynga、Airbnb、Flickr、Digg 等,其中 80% 帶有 " 社交 " 性質。如今他是全美頂尖風投 Greylock Partner 的合夥人,並身兼硅谷社交新寵 Shopkick、Wrapp 以及 Edmodo 等 8 家公司的董事。
" 我能幫你點兒什麼?" 通常是霍夫曼會見所有人時所說的第一句話。這位身價 31 億美元,被《福布斯》雜誌譽為全球最有權勢及硅谷人脈最廣的創投人,始終有著好為人師的個性。2013 年,他被美國總統奧巴馬欽點為全球創業精神總統特使,幫助創業者創立並發展企業。
霍夫曼笑得有些靦腆,在談到自己的成功經驗時,他不否認自己掌握了一些訣竅。作為 TED 大會(全球著名的技術、娛樂、設計領域的分享平台)和美國著名脫口秀節目《查理 · 羅斯訪談錄》的常客,他將自己在硅谷 20 年來的創業及投資經驗歸結為一點:成為一個 " 網絡人 "。
當霍夫曼走進一間辦公室時,第六感就會浮現。他看見的不是鬼魂,而是人際關係網。他每天接到 40 位創業者的商業計劃書,700 封郵件,常年奔走於 LinkedIn 位於山景城的辦公室及幾公里以外門羅公園 Greylock 辦公室之間。
" 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能成為好的投資者," 他微微揚起頭," 必須得有廣闊的人脈,並向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學習,有時投資機會就在身邊。" 霍夫曼投資失誤極少,但並不是百發百中。他承認有五六家公司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 但去投資永遠是正確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掌控人脈等於掌控一切
在硅谷,創業者中間流傳著一句話:" 你和雷德 · 霍夫曼聊過嗎?"
接受採訪的這天清晨,霍夫曼 6 點半就起了床,早餐是東北水餃。作為 LinkedIn 的創始人兼董事長,他 9 點在四季酒店有一場宣講會。幾天前,他接到了一位創業者的電話。電話中,這位創業者向霍夫曼做了自我介紹並希望得到一筆投資。
放下電話後,霍夫曼立即聯繫該創業者提到的幾個介紹人核實情況。確信此人靠譜後,不到兩天時間,週三就達成了合作協議,週四,霍夫曼已經到中國了。
這個 46 歲,身高 190cm 的美國加州大個子,用心寬體胖四個字形容再準確不過。過去二十年,霍夫曼演繹了一個硅谷的狼圖騰:無論你要創業還是投資,掌握了人脈就掌握了一切。
創業者找他,有的是為了得到他的投資,有的是為了聽取建議,有的是為了獲取他的人脈關係,更多時候,是希望從他對科技業界的敏感中獲得啟發。這個胖傢伙從骨子裡透著一股四通八達的江湖氣。霍夫曼的好友,專注風險投資的創始人基金總裁蒂爾在接受《福布斯》採訪時曾說:" 我不知道,反社交者的反義詞怎麼說,他就是那種人。" 據美國資本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Venture Research ) 數據顯示,2011 年美國有 318480 名活躍的 " 天使 ",共投資了 66230 家公司,其中 60% 來自互聯網等科技領域,這個數字十年間翻了兩倍。據《硅谷科技投資報告》,光是 2013 年,硅谷天使投資就達到了 315 億美元。
與大手筆高風險高回報的風投相比,天使投資多了些理想主義。回報不高,風險較大。美國新漢普郡大學風險投資研究中心的一項報告指出,2011 年超過一半天使投資案例打了水漂兒。" 硅谷教父 "、Google 的天使投資者羅恩 · 康威 ( Ron Conway ) 甚至將自己的投資描繪成慈善。霍夫曼說,是天使投資讓硅谷的創新生生不息。他 2012 年出版的暢銷書《至關重要的關係》 ( The Start-up Of You ) 不厭其煩地警醒人們,底特律是如何由於缺乏創新活力而衰敗的。
" 如果一家公司能讓數百萬人參與到改變自己生活的行動中,那才是投資最偉大的回報。" 霍夫曼說。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伊藤襄一 ( Joi Ito ) 是霍夫曼的好友,他在接受《連線》 ( Wired ) 雜誌英國版的採訪時表示:" 霍夫曼總是從一個社會層面去思考商業。" 如果說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這些企業家是造夢者,霍夫曼就是那些為造夢者提供床墊的人,花費不多但非常實際。
Paypal 黑幫
門打開的瞬間,那幫 " 惡漢 " 投來了冷峻的眼神。桌上散亂著酒杯和撲克牌,牆上懸掛著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幅油畫。如果沒有攝影師,人們或以為誤闖了意大利黑手黨的聚會。這是 2007 年的秋天,《財富》雜誌拍攝的一幅封面大片。
照片中這些 " 咄咄逼人 " 的傢伙已注定成了硅谷最有野心的團夥之一,他們都曾供職於電子支付公司 PayPal,並有一個令人遐想的名字:PayPal 黑幫。
霍夫曼坐在照片正中一張紅絲絨沙發上,棕色的頭髮整齊地梳在腦後。他表情篤定,敞開的領口處一條金項鏈若隱若現。坐最前方的是蒂爾,有一頭濃黑的頭髮,馬克斯 · 列夫琴 ( Max Levchin ) 是網站 Slide 的創始人,埃隆 · 馬斯克 ( Elon Musk ) 創立了美國太空探索公司 ( SpaceX ) 以及特斯拉汽車,還有陳士俊 ( Steve Chen ) 聯合創立了社交視頻網站 YouTube,大衛 · 薩克斯 ( David Sacks ) 是企業客戶社交網站 Yam m e r 的創始人 …… 除投資外,PayPal 黑幫成員們也獨自創建了數十家企業,至今總價值達近 300 億美元。
" 如果蒂爾不是我的朋友,沒有 PayPal,我的命運也許永遠無法改變。" 霍夫曼聳聳肩。14 年前,霍夫曼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場逆境。出生於優渥的知識分子家庭,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及牛津大學哲學系,生活一直順風順水。他總希望能幹點改變世界的事情。
" 我一直對如何用互聯網服務創造良好的公共和私人空間很感興趣。人們又是如何通過社交網絡建立起正確聯繫的?" 霍夫曼對《商業週刊 / 中文版》說道。他認為社交網絡模擬了人們原本的社交屬性:約會。於是,1997 年從蘋果公司辭職的霍夫曼創立了一家約會服務網站 SocialNet,被認為是社交網站的雛形,那時扎克伯格還在上初中。由於缺少搜索等應用,SocialNet 在商業上難以為繼。
"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霍夫曼,當時他非常沮喪。" 蒂爾在一次彭博社訪談中回憶道。那是 1998 年夏天,蒂爾和馬克斯正籌劃著做電子錢包 PayPal,他邀請創業失敗的霍夫曼加入公司。蒂爾運營的一家基金公司將提供 2 萬美元的啟動資金。霍夫曼答應了,並成為支付服務部門董事兼 COO。
進展並非一帆風順。2000 年春天,在加州北部海岸的外祖父家,霍夫曼、蒂爾以及馬克斯和埃隆冒了一次險。那時,PayPal 只是依託於 Palm PDA 掌上電腦的交易軟件。當 PayPal 開始飛快燒錢時,他們才意識到互聯網已改變了人們的支付習慣。" 我們決定放棄掌上電腦擁抱互聯網,那是唯一機會。" 霍夫曼說道。
霍夫曼認為敢於冒險是 PayPal 黑幫的一個重要特徵," 那時在互聯網做金融平台是銀行想都不敢想的事,卻恰恰被一群不懂金融的人做成了。" 他說。這種冒險精神後來也體現在霍夫曼自己的創業和投資理念上。
這一時刻也成了 PayPal 黑幫所有人的原點。他們不僅收穫了友情,還建立起了一種獨一無二的關係網。
"PayPal 黑幫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關係網。" 霍夫曼這樣解釋道。在競爭激烈的硅谷,黑幫體現了最好的人脈關係特徵:長期經營。2001 年年底,PayPal 以 15 億美元被 eBay 收購,成員們陸續離開,各自創業或投資其他公司。儘管他們多是自由主義者,強烈地依賴自身的感覺及判斷,但仍然定期聚會,誰要有資金困難,就會互相幫助。
2002 年,霍夫曼給自己放了一個長假。那時,剛經歷過 2000 年年初的網絡泡沫,整個硅谷對互聯網公司還心有餘悸。他在澳大利亞的海灘前來回踱步,思考了兩個問題。一是資本都將目光轉向了軟件和清潔能源科技,但忽略了消費者公司的前景。二是社交網絡有兩種可能:個人應用和商務應用,後者的市場尚且空白,這也許是建立職業社交網站的最好時機。他決定冒險。然而面對泡沫,新成立的公司根本得不到任何投資。
霍夫曼首先想到了蒂爾。當時蒂爾的基金公司已做得有聲有色,他立即表示支持,並提供了首輪融資。2002 年 11 月最後一週,霍夫曼利用已有的人脈召集了 7 名 SocialNet 以及 PayPal 的前同事。第二天,一行人帶上手機和電腦搬進了山景城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前一天霍夫曼的一個朋友剛從那搬走。霍夫曼打印了一張印有 "LinkedIn" 字樣的海報貼在牆上,作為公司的招牌。直到第五年,LinkedIn 才開始盈利。" 一個企業是否能成長,要看它創造了何種價值," 霍夫曼說," 談生意、諮詢、分享知識、找工作,網絡平台只要堅持到 100 萬人就成功了。"
除了 LinkedIn,蒂爾的創投基金也參與了 SpaceX、Yelp、Yammer 等眾多 PayPal 黑幫公司的早期投資。霍夫曼也參與了部分投資,並經常為其他成員的產品設計提供建議。
PayPal 黑幫加深了霍夫曼對關係網的理解。他開始思考高質量的人際關係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如何找尋盟友。英國人類學家羅賓 · 鄧巴 ( Robin Dunbar ) 曾提出人類智力決定了人只能擁有 150 人的穩定社交網絡。儘管霍夫曼崇尚鄧巴數字," 但能同時擁有的深度人脈往往只有 8 到 10 人,這些人能夠成為同盟,值得長期投資。" 霍夫曼說。他在自己的書中總結了 PayPal 黑幫的成功:" 優質人才,共同紐帶,分享與合作的風氣,聚集在同一區域或行業,這些特性使得機遇快速流動。"
霍夫曼為《商業策略》等雜誌撰寫了大量有關社交的學術論文,並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在《至關重要的關係》中,他極力推崇約翰 · 皮爾蓬 · 摩根 ( John Pierpont Morgan ) 。這位 20 世紀初期的傑出投資銀行家到去世時竟然身為 24 家不同協會的會員。硅谷與華爾街一樣,隨時都在發生關係。但無論為了生意、愛情還是友情,一切都建基於可靠的關係。
PayPal 黑幫是硅谷創業家社區的一個樣本。《經濟學人》在年初的科技特刊《白堊紀》 ( A Cambrian Moment ) 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硅谷是一個典型的創業家生態系統。創業者、律師事務所、投資人各司其職,又彼此協作,造就了一個複雜又可靠的關係網。在哈佛商學院教授湯姆 · 艾森曼 ( Tom Eisenmanne ) 看來,關係網促成了類似 Facebook 的網絡效應,即使一筆 2.5 萬美元的天使投資也能推動 Google、Facebook 還有 LinkedIn 這樣的企業步入歷史舞台。當企業進入成長期,就能吸引風投進行更大規模的融資。
1951年,美國作家埃裡克.霍弗寫了本名為《狂熱分子》的書。裡面描述了一種知名人士,他們名聲在外,讚譽等身,受人追捧的同時又飽受偽善和狡詐的指責。在書裡,霍弗提供了一種辨別狂熱分子的方法:看其身邊最親近的人如何評價這個人——人無法在朋友面前偽裝。這次,我們從商業角度抵近採訪韓寒身邊的商人朋友,還原這個新晉導演的商業價值和人性點滴。
作家韓寒曾吃過不懂商業的虧。2007年,因合同爭議他曾被某出版社告上法庭,那份合同中暗含了幾條「陷阱」,但「一分鐘就簽完」的韓寒沒有注意這些,以至於在後續的官司中顯得很被動。隨後韓寒發表聲明,以後和他簽合同全部不要紙筆,只需口頭協議就好。
現在,導演韓寒將這種「不夠職業」的做法保留了下來——《後會無期》殺青後,韓寒才和製片人簽訂了完整的合作協議。如果不是因為「財務流程」的需要,他或許就將這事兒給忘了。
這種「不商業」的做法帶來的結果是,所有和韓寒長期合作的商人,都必須是他信賴的朋友。相比起商業契約,他似乎更信賴朋友間的承諾。
在《後會無期》拍攝中,和韓寒合作的商人有三個:整部影片的製作投資來自路金波和方勵,前者是韓寒合作12年的出版商,後者是業內著名製片人。在影片拍攝到四分之三時,他們又引入了最後一位出品人,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其中,韓寒身兼劇本、編劇和導演,路金波掌管影片的外聯和商務;方勵負責製片;於冬負責影片的宣發。
這是一種建立在熟人關係上的商業合作,於冬對《財經天下》週刊說,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韓寒拍片子需要一個製作人,那就是方勵;需要一個發行人,那就是我「於老闆」。
方勵則在電話裡和路金波討論韓寒預算超支的問題,「看他(韓寒)能走到哪兒?我們讓他玩兒!」
韓寒最灑脫,所有關於金錢的問題,他一概回覆「去問老方、去問金波吧!這些我都不管。」
維繫他們關係的不僅僅是金錢。
新導演和「地下電影教父」
7月4日,15:30,韓寒出現在北京東北角的一個創意園中,這裡位處東五環,距離天安門廣場有一個半小時車程,周邊是低矮的民房和石棉瓦房搭建的棚戶,一幅城鄉接合部的畫面。園區門口的石碑上刻著「七棵樹創意園」幾個字。
韓寒進門就開始笑著向我們打招呼,抱歉說自己遲到了。他要求先去洗把臉,讓自己清醒一下。據他的導演助理於夢說,由於正值《後會無期》後期製作的關鍵時刻,韓寒已經連續一週每天只睡兩小時。
距離採訪當日再有20天,韓寒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後會無期》將在全國公映。採訪當日,這部被寄予厚望的電影成片就在距離採訪點幾百米外的工作室裡進行緊張的後期製作。韓寒用了兩間連在一起的工作棚,一間用來做畫面,另一間用來做錄音。這是他的製片人,也是投資人之一的方勵特意幫他選定的地方,「兩個棚連在一起,才能最高效地完成後期製作。」
採訪中,剪輯師隔一會就會抱著電腦跑過來朝韓寒喊:「導演,你看看這一段該怎麼弄?」
「不要讓這支煙抽完了,鏡頭定在這兒沒意思。」
得了指令,剪輯師轉身回去。
對「導演」這個新稱謂,韓寒有點不好意思,「我尚無作品,就這麼喊我……不習慣。」
其實一開始沒人喊他「導演」,個個都直呼他的姓名。「是方勵每次開會時,稱呼我為導演。」韓寒說。製片人的改口帶動所有人的變化,幫助他樹立了威信。
「私底下?私下我叫他老方,他叫我韓寒。」韓寒說。在劇組中,「老方」是一個出名的「老頑童」,心直口快,豁達豪爽,一個著名的段子是,他自稱是一個從不生氣的人,「都是直接發火了事。」
採訪過半,天色擦黑的時候,61歲的「老方」穿著POLO衫、牛仔褲和大頭皮鞋出現在我們視線中。這幾天,他和韓寒一樣在七棵樹創意園盯著影片的後期製作。
不修邊幅,是方勵給人的第一印象,深藍色的POLO衫邊角處已經洗得泛白,胸前還有塊黑黢黢的污漬。有人提醒他,他低頭看看,用手指在油漬處徒勞地刮擦兩下,眼見無法清理,便哈哈一笑了之。
作為《後會無期》的出品人之一,方勵的勞雷影業為《後會無期》投資了2500萬元,佔整個影片製作費用的一半。
如果沒有看過他的簡歷,大部分人很難將眼前這個老頭兒和億萬富翁這個身份聯繫在一起。
1982年9月,方勵從華東地質學院應用地球物理專業畢業。他用手機向我們展示當年的照片,這是一張黑白照,年輕的他頗符合當年的審美。
「像韓寒嗎?」他問。
沒等記者回答,他自己先笑了。「韓寒和年輕的我很像,都很悶騷。」他理解的悶騷是「外表靠譜,內心貪玩」。而實際上他大學畢業那年韓寒才剛出生。
1991年,方勵創辦勞雷工業,做高科技儀器系統,其公司官網上介紹是「世界上最大的集地球物理儀器開發與銷售為一體的地球物理儀器公司。」這份事業讓方勵成為成功的商人。但因為對電影的狂熱愛好,最近十幾年這個精明的商人已經在這個新領域虧損了數千萬元投資。
2000年,方勵成立北京勞雷影視文化有限責任公司,出任總裁,他偏愛出品文藝電影,為人熟知的作品有李玉導演的《蘋果》、《觀音山》、《二次曝光》。在此之前,他投資的包括《安陽嬰兒》、《頤和園》在內的多部電影未能在國內公映,虧損達到數千萬元,他也被媒體稱為「地下電影教父」。
對於為何投資那些賠錢電影,他有多種解釋。如「最初傻逼,不懂得拍電影還需要許可證」或是「導演違約騙了我」。此外還有一條「喜歡有個性的怪人,如果說誰誰誰是瘋子,我就肯定喜歡」。
和韓寒合作,因為韓寒符合了他的最後一個標準——有個性的怪人。「這孩子太他媽可愛了。」他這樣稱讚韓寒,「有時候也真拿他沒辦法,生氣都生不起來。」
方勵和韓寒相識源於一首歌,2010年,由李玉導演,范冰冰主演,方勵擔當製片的《觀音山》獲得上映資格,心情激動的方勵想請一個文藝青年來寫歌詞,有人推薦了韓寒,加之李玉希望拍攝韓寒的小說《光榮日》,於是方勵帶著影片DVD飛赴上海去見韓寒。
在路上他就已經盤算好了,先向韓寒提請求,韓寒願意填詞,那最好不過,如果韓寒覺得片子爛不願意寫歌,那他就厚著臉皮扛著,不能讓李玉和范冰冰「兩個女孩子」受委屈。
兩人第一次見面地點在上海靜安寺旁的璞麗酒店,這是韓寒最喜歡的酒店之一。韓寒穿著黑色皮夾克,戴了墨鏡,直長發遮住眼角,酷勁兒十足,符合方勵對賽車手的想像。甫一接觸方勵就感到「這孩子很害羞」,再深聊,他嗅到了韓寒身上那股熟悉的感覺。「像我,年輕時愛玩兒得不得了,我們臭味相投。」
這次見面後,韓寒不但答應了方勵填寫歌詞的要求,還謝絕了方勵高額的佣金報酬。
三年後,這種相投的意氣成為《後會無期》團隊合作的基礎。2013年5月後,方勵接到路金波對韓寒拍電影的邀請電話,「老方,這次韓寒認真了。你來吧!咱倆搭檔把他給辦了。」
很快,在上海松江,韓寒家附近的五星級酒店裡,50後的方勵、70後的路金波和80後的韓寒三代男人暢聊到凌晨3點,制定了基礎的電影拍攝分工計劃:韓寒負責電影劇本創作並任編劇和導演,方勵負責製片,路金波負責商務和外聯。
製作電影的資金由路金波和方勵投資,二人五五均攤,韓寒不出錢,但也不收取任何的酬勞。收益人排名中,路金波和方勵自然是靠前的,等他們成本回收後,後續收益再由三人按比例分配。「除去成本後的利潤,韓寒會多拿點兒,畢竟他沒有收導演費和編劇費,我們不能太虧待他。」方勵對《財經天下》週刊說。
最初的劇本講述幾個年輕人從中國東部的某個小島出發,西行遊歷大陸的過程。這些方勵和路金波都不陌生,此前幾年中韓寒和他們多次討論過類似的故事情節。之所以將主人公選擇在小島上,是因為韓寒覺得「島上的年輕人就和這個時代有滯後感,和大陸青年的視角不同,更容易製造衝突」。
原本他們想讓主角走向大陸西南方的西藏地區,但方勵認為這可能會在審批上產生麻煩,於是籠統地改成向西行進。多年「地下電影教父」的經驗讓方勵對這些問題敏感無比。在一場炸房子的戲份中,方勵會立刻提醒韓寒,「不能用炸藥啊!最多煤氣瓶。」
方勵享受這種參與感,這也是他進入電影行業的初衷。他強調花錢都是小事兒,「我付出一年的時間和心血,哪是一兩千萬買得來的?」
於冬給了「保底價」
今年1月,《後會無期》劇組正式成立,全組有200人、60輛車。第一個鏡頭在上海奉賢的海邊開拍,一個月後他們轉場到四川西昌,那裡有他們需要的四種不同特徵的地貌,隨後內蒙古—上海—舟山—東極島,5月底影片殺青,120分鐘的剪輯版幾乎同時誕生——在現場,導演安排了三個剪輯組,要求趁著記憶清晰的檔口剪輯。一個星期後成片調整到100分鐘,陰差陽錯,第一個開拍鏡頭剪成影片最後一個收尾鏡頭。40天內做完後期,韓寒對這個效率感到滿意。
轉場線路和影片故事中所述線路幾乎是相向的。在上海他們主要拍攝了棚內戲份,不涉及天氣。3月份轉入西昌,利用豐富的地貌資源,劇組將「合適的戶外鏡頭」全部拍完。進入4月,他們再次轉場至內蒙古。最後回到故事的起始地東極島,那裡是二十幾度的海邊,正符合劇中人出發的時間。
三個多月的拍攝期並不算長,但足以引得各方關注,消息放出的同時,各路合作者找上門來——有投資人,也有發行方,但成功者只有於冬。
作為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經營著一家以擅長影片發行而著稱的電影公司,該公司於2010年在美國上市。「宣傳發行是博納自己花錢,所以他們也算是一個出品人。」方勵向《財經天下》週刊解釋說。
也就是說,博納影業以發行費用和資源來作為投資的成本,意味著博納將自己的利益和《後會無期》的最終票房關聯在一起。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為了爭取更大的收益,博納一定會賣力地爭取影片在院線的曝光度和排片量。
引入於冬,是韓寒、路金波和方勵三人的共同決定,不僅因為上述的優勢,更是由于于冬給出了高額的「保底票房」——3.5億元人民幣的承諾。
「保底票房」一般出現在強勢影片發行中,大多伴隨著競爭一起出現,3.5億元的保底價格意味著,即便《後會無期》的票房最終不到3.5億元,博納也需要按照這個數字給韓寒方面進行票房分成,超過3.5億元則雙方再按照相應的比例另算收益。去年上映的《西遊降魔篇》和《小時代》兩部影片的發行方都採用了「保底發行」方式。前者據接近項目的核心人士透露,保底金額為5億元左右,後者為2.3億元。
對文藝片而言,3.5億元保底價是一個不小的數字。採訪中的韓寒對此隻字未提,他在忙著發微信和打電話,手機關了靜音,但嗡嗡的震動聲幾乎每隔一分鐘都會響起。和所有忙碌的商業精英一樣,他現在也一刻不停地攥著手機和充電器。
和於冬聯繫《後會無期》合作事宜的是路金波,但真正吸引於冬入股的是韓寒。七年前的一個晚上,在北京的一次私人聚會上,於冬第一次見到韓寒,「第一印象非常好」。這個北京籍娛樂圈老闆對《財經天下》週刊說。
隨後於冬和身邊很多朋友都討論過韓寒,其中包括香港導演關錦鵬。2009年,關錦鵬看中了韓寒的小說《他的國》,動過拍電影的念頭。於冬熱烈響應,但該計劃終因「審查未通過」而告吹。這次,於冬不願意再錯過韓寒。
《後會無期》在東極島拍攝時於冬曾去探班,在東海邊,一南一北,兩個相差11歲的男人盡興地聊了一天,話題集中在興趣和個人愛好上。對於這個身兼作家、博客寫手、賽車手和導演多重身份的人,於冬說,「他只談他能給我的,他想幹的事兒。」
一見面韓寒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於冬,「這個事情是可能會砸的,沒有什麼是確保能夠賺的。」
然後韓寒又給於冬看了他們前期剪輯的一個5分鐘片花,看完後於冬決定拍板合作。
當然,對比方勵的豁達,於冬顯得更加謹慎。願意花這樣的資金來參股《後會無期》和博納當前的處境有關。
於冬說從2013年底開始,他就和韓寒團隊接觸希望能獲得影片的出品權,但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2014年是博納的重要年份。在此前的兩年內,國產電影連創佳績,《泰囧》刷新票房,《西雅圖》、《致青春》、《合夥人》甚至《小時代》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但這些收穫都和博納無關。作為國內唯一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影業公司,博納過去兩年裡顯得有些落寞,除了《桃姐》一枝獨秀之外,其他諸如《大上海》、《河東獅吼2》等影片都未能引得市場太多關注。
今年,《後會無期》的出現恰如其分。
精明的商人必須會看市場走向:2013年《小時代》的後一年,但於冬說他看好韓寒。他認為韓寒是「80後這一代人的偶像」。他向我們舉例說,在韓寒轉場去內蒙古時路過北京,並到他公司小坐,等他送韓寒出辦公室時,突然發現年輕的助理和秘書們都已經不再工作,所有的員工圍在他辦公室門口等著讓韓寒簽名合影。這一刻讓於冬感到——「韓寒就是80後的代言人」。
這種「某人代言某個時代」的感覺於冬並不常有,在韓寒之前,讓他有這種感覺的人是姜文。在90年代看完《陽光燦爛的日子》後,於冬大為感慨,稱自己「給驚著了」。他覺得姜文用《陽光燦爛的日子》給觀眾展現了「文革」期間的青春歲月,能引得深深的共鳴,今天他同樣認為韓寒能用《後會無期》告訴觀眾80後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就像當年的《陽光》一樣,會給現在的年輕人帶來驚喜和興奮。」
和路金波、方勵不同,後期入股的於冬毫不掩飾對於《後會無期》票房上的渴望。在今年的上海電影節上,他面對著諸多媒體喊出了「《後會無期》票房8億」的豪言,並說不和《小時代3》同天上映是「免得別人說我們欺負它」。
事實上,《後會無期》從來不缺少投資者,尤其是在《致青春》、《小時代》等取得不錯的票房成績後,來找韓寒拍電影的人很多。路金波替韓寒擋掉過很多「送錢人」,其中包含「娛樂寶」這樣的網絡金主。
在上海電影節上,負責娛樂寶業務開拓的李瑞被堵在牆角接受採訪,他一直在感慨投資《後會無期》的困難。「韓寒這部電影,4月份我們就和路金波接觸,聊過兩次,我們也分析過他的博客、微博,覺得符合我們的投資標準,甚至對電影本身的內容、上映檔期都做了瞭解。」
娛樂寶選擇電影的標準帶有明顯的網絡公司特徵,他們用BI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工具分析影片,然後對該片子打分,權重包括藝術指數、用戶指數、熱度等等,隨後再形成綜合排名。依照排名順序來選擇影片投資。除此之外,他們還會蒐羅微博上的詞頻熱度,用來考量這部電影是否有票房。
按照以上原則,《後會無期》是他們最早選中的影片之一,但最終還是未能達成合作。李瑞說,「他們(韓寒方面)覺得和我們調性不合,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的觀影人群更成熟。」
路金波否定了這個原因,讓他拒絕各類投資人,選擇於冬的原因還在於對待《後會無期》的態度——他們要做一個烙滿韓寒印記的片子,不允許任何人插手他的創作自由。「我和別的電影公司也接觸過一點,想法特別多。我覺得博納最簡單,就是賣電影的。我們的合作方不要太強。不要太強就是說不要給我們提太多的意見。博納是發行公司,對自己的定位比較清楚。能給我們最大的自由做擅長的事情。」
「我們當時就抱著一點兒共識,前期我們誰都不要引進更多投資。」方勵說。他們決心要讓韓寒做一部「獨立思考、獨立製作的獨立電影」,而不是一個按照常規商業運作體系做出來的商品。
商業啟蒙者
第一個知道韓寒想要拍電影的人是路金波。他也是和韓寒交往最久的商業夥伴——相識12年,付給韓寒超過4000萬元的稿酬。
在路金波看來,韓寒準備拍電影的標誌是「他停止在博客上寫影評了。」 路金波向《財經天下》週刊回憶說,三年前韓寒曾玩笑似的說過,我不能再寫影評罵中國電影了,我以後也要拍電影,要從現在攢人品,不能把同行都得罪光。
此前韓寒曾嘗試著拍一部MV來「練手」。2008年,路金波想幫饒雪漫《離歌》拍一個MV,起初路備了10萬人民幣的預算,「找個佳能5Dmax湊合下就行了」。沒想到韓寒自告奮勇不拿片酬來做導演,搭建了一個60來人、20輛車的劇組。最終韓寒將這個10萬預算的MV成功超支到30萬,並且自己貼錢拍攝。這讓路金波有點兒震驚,「現在看來,他是有預謀的。」
拍攝《後會無期》時路金波已經不再懷疑韓寒的導演能力,「只是將60個人、20輛車增加到200個人、60輛車而已。」開機一個禮拜後,路金波去探班,收穫了劇組對韓寒的評價——「一個非常成熟的導演」。
韓寒確實認真學習過導演知識,因為「不學不能服眾」。路金波專門研究過韓寒的學習方式,他拿自己和韓寒做對比:他的知識大部分來自於閱讀、學習、模仿,而韓寒則更多的是實踐、體驗、感受。在面對一群經驗豐富的電影人時,韓寒不允許自己有不懂的知識點或者看起來很外行的表現,他認為「那樣很傻」。
「我現在其實,甚至有點迷信韓寒。」路金波說。
假如時光倒退11年,路金波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感嘆。那時,他是韓寒的伯樂,是讓韓寒逐漸商業化的關鍵人物。
2003年1月的冬夜,在北京奧體中心北門,路金波堵住韓寒,他兜裡揣了5000塊錢來購買韓寒《像少年啦飛馳》的互聯網漫畫改編權。當時韓寒恰逢人生低谷期,高中肄業,駕車北漂。文學圈裡稱他為「用舊了的鑰匙」。他想用作品反駁,但打開電腦卻一個字也敲不出來。他那點兒生活閱歷已經在《三重門》中消耗殆盡,「像一個孤獨的馬桶搋子」,韓寒在博客中自喻。
路金波的事業也剛剛起步。當這個嗅覺靈敏的出版商發現了韓寒時,他覺得他找到了一個可造之材。
兩年半後,路金波以200萬元人民幣買斷了韓寒《一座城池》的出版權。這讓韓寒有了轉圜的空間。再兩年,路金波的萬榕書業連續出版了韓寒的《他的國》、《光榮日》。隨著韓寒在博客上的知名度高漲,萬榕也迎來了黃金增長期。
至今路金波共出版了韓寒18本書,付給韓寒超過4000萬的版稅。「出版利潤對開,韓寒一半,我們公司一半。」
路金波成為了讓韓寒實現財務自由的關鍵人物。並且此後一直以韓寒「經紀人」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路金波從韓寒的第一個代言凡客開始替韓寒談各類合作,原則是代言費不能低於一千萬。「凡客沒有一千萬,從雀巢開始,駱駝,大眾,都是一線明星的(代言)價格。平均一年一個,價格都非常高。不想讓他代言太多,能出得起這個價錢的肯定都是大公司,五百強。」路金波說。
在《後會無期》整個拍攝過程中,書商仍然延續他「商業經紀人」的身份——「我不比他們輕鬆,我管的事兒也挺多,只不過他們是手工活,我管的是外聯。我管商務部分,包括引入博納合作夥伴,另外就是所有的植入,上海大眾,58同城是我們的贊助商。優酷、新浪這些算是我們的聯席出品方,都是我在管。給我們什麼資源,什麼好處,宣傳類的都是我在統籌。」路金波告訴《財經天下》週刊。目前在《後會無期》中總共植入了三個品牌,其中包括韓寒代言的大眾汽車。而三家,也將是韓寒以後電影中植入品牌的上限。
路金波覺得自己對電影本身的貢獻很小,大部分精力還是花在商業上,「我們這個三人團隊,他們偏成品,我偏商務。」
私底下,他和韓寒走得很近,「我們以前老踢球,碰得多。今年見得非常頻繁,在劇組,開會。一星期可能有兩三回。」
路金波說,「說我是韓寒的經紀人,那是看低我;說我是他的人生導師,那是看高我。我們互為良師益友。」他說現在很多大電影公司都想找韓寒合作電影,「尤其在郭敬明成功之後,但韓寒永遠是朋友優先的人。選擇就是我和方總。他特別怕跟新的人打交道,朋友優先。」
韓寒的另一個商業伯樂是大眾333車隊老闆夏青,也是韓寒私下交流最多的商人之一。韓寒在場地賽中始終效力於上海大眾333車隊,並在該車隊獲得了數個全國年度冠軍車手稱號。
夏青告訴《財經天下》週刊,有了女兒韓小野以後韓寒變得「想賺錢了」,「在此之前是玩比賺錢重要,現在賺錢比玩更重要。」
2004年,去馬來西亞遊玩的夏青第一次看到韓寒。當時韓寒正在馬來參加寶馬方程式獎學金資格賽,當看到賽場上有中國車手,夏青就順道打了招呼。當時上海大眾333車隊已經是賽車界的王牌,有「賽車界黃埔軍校」這樣的美譽。
夏青對韓寒的第一印象是「黑瘦、土氣的農村孩子」。但當時夏青急需一個上海車手——上海車隊怎麼能沒有一個上海籍車手?
韓寒很快加盟333車隊,並在進入車隊一年後奪得兩個分站冠軍。夏青說韓寒是比賽型選手,在賽場上總能爆發出驚人實力。「一個用腦開車的運動員」。夏青說。
他和方勵一樣,將韓寒看作是一個愛玩的大孩子。夏青拍過一張照片,裡面的三個主角是王睿、韓寒和他自己的兒子。那是2006年他們一起去珠海參加比賽,七八月份的珠海溽熱難當,比賽間隙,三個人在一台備用車裡睡著了,沒有空調,三人睡得汗流滿面卻又憨態可掬。「三人都屬狗,韓寒比王睿小一輪,我兒子比韓寒小一輪。」夏青就將這張照片取名為「三條狗」。
「現在,三條狗都長大囉。」夏青笑著搖頭。這兩年,他和韓寒聊天的內容已經不再是賽車和美女,而轉向企業管理、商業模式、股份分成。
2004年至今,夏青帶給韓寒的,除了賽場上的好成績,還有飆升的車手身價——初入上海大眾333車隊時韓寒年薪為8萬元人民幣,外加上各類的獎金補貼總收入有20萬元上下。而當他轉會斯巴魯賽車隊的時候,他在博客上公佈自己在賽車方面的年收入已經達到了「七位數」。
十年賽車,改變韓寒車技的同時也改變了他的處世方法,他從自由叛逆者變成了「懂得如何更好與人相處的人」。在外地比賽的時候,韓寒會在車隊的安排下出席當地政府舉辦的活動,十分配合。這些經驗最終轉換為韓寒結交更多商人朋友的優勢。夏青最後總結韓寒說,「他情商很高,懂得相處之道,現在賺得比我多。」
主角還是配角
曾有人給韓寒的商人身份下定義,認為他是被身邊團隊推著走的「老爺車」,是吉祥物而非主角。方勵第一個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韓寒一點都「不聽話」,「我說一句,他有十句等著。」
採訪當天,造型師過來幫方勵換衣服,脫去帶油漬的T恤,套上一件亮黃色風雨衣,穿門而出的時候,韓寒叫住他問:「老方,你怎麼穿得跟個香蕉似的?」方勵笑說,不怨他們,主要是我太胖了。
很快,他們的話題又轉到電影的後期製作上。《後會無期》的殺青時間和上映時間間隔不到兩個月,這讓他們的後期製作變得爭分奪秒。方勵抱怨過韓寒完全是用非常規操作來製作電影。最近,抱怨幾乎成了他們的溝通方式之一,在電影拍攝期間,方勵不止一次抱怨韓寒「不聽話」。
最近的一次爭執出現在採訪當天中午,韓寒在微博上發齣電影slogan宣傳語,「聽過許多道理,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這是方勵極為反對的一句話。
不僅是方勵,包括路金波、魏君子都不讚成用這麼「灰暗」的句子來作為電影的口號。魏是影評人和電影研究者,在去年7月份被方勵拉入韓寒劇組負責劇本策劃和後期宣傳。
「我們認為宣傳語應該多用肯定句。」路金波在電話那頭向《財經天下》週刊回憶說,他們都勸說韓寒放棄這麼「灰暗悲觀」的句子。
路金波甚至在辦公室裡對著韓寒大聲喊:「這裡不僅只有你一個文青!我們也都是文青!」
韓寒沒聽。
下午14:17,韓寒在微博上發佈slogan:「聽過許多道理,依然過不好這一生。」半小時後「依然體」橫空出世——段子手們蜂擁而上,用「依然」造句,內容涵蓋笑話、戀愛、哲思、旅遊等。該微博24小時轉發量達到16萬,點贊12萬,評論達到3萬。
這下,方勵不說話了,路金波也沉默了,魏君子呵呵一笑。「沒辦法呀,只能相信韓寒會創造奇蹟。」
坐在攝影棚閣樓的沙發上,韓寒也回憶起這個片段,他認為像「做自己」這樣煽情、強調個性和理想主義的宣傳語已經「被玩兒爛了」,「喜感的東西能擊中三成人,但傷感的東西能擊中所有人。」
類似的爭執還出現在影片的拍攝當中,這部電影韓寒轉場6次,尤其在拍攝東極島的外景時,韓寒多次打亂製片計劃,讓方勵叫苦不迭。這其中有演員檔期問題,也有登島的海況影響。方勵大叫韓寒不是個省錢的傢伙,前期準備的酒店訂金、群眾演員等等都只能作罷。
「所有的錢都廢了。」惱火的方勵電話路金波,「你就等著增加預算吧,超支了可別賴我!」
最終《後會無期》的投資達到了5000萬元人民幣,比原計劃整整多出2000萬元。
韓寒不以為然,他坐在導演凳上,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一定不會虧的」,他掰著指頭對《財經天下》週刊表示,「有的時候電影大致有一個可以計算的方式,當然不是能算出來票房和口碑,但你只要有些地方控制得好,你虧與不虧,是基本上能知道的。」
即使是《後會無期》這個名字,其誕生過程也充滿韓寒和其合作者的爭執。在北京亮馬橋路的四季酒店、勞雷影視的辦公室,甚至是韓寒上海的住宅中,主創人員來回討論劇本,韓寒自擬多個電影名字讓大家投票,多方權衡後他再一個個親手斃掉。最終定下一個不甚「喜慶」的名字——《後會無期》。
路金波對此十分不滿,「為什麼要這麼陰暗?」為了讓韓寒改掉影片名字,書商還引用了書本上的觀點,「按傳統習慣商業宣傳、廣告語只使用肯定句,最好不要用否定句,不要用負能量的,最好用歡歡喜喜過大年,送禮只送腦白金這一類。」
「相信我,絕對沒有問題,年輕人就是喜歡這個。」韓寒回答。
坐在一旁的魏君子心裡開始嘀咕,是不是我們真的老了……
路金波說:「我覺得韓寒是聽不進別人建議的那一類人。他是很有主見,很固執的人,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會假裝認真聽,但實際上他聽不進。如果你說得對,過一段時間他才能回過勁兒來主動和你聊這個。」
魏君子也有同感,在定了《後會無期》這個片名後,他一直建議韓寒中和下這種悲涼灰暗的感覺,後來韓寒接納了他的建議在海報上添加了一句「相聚有時」。
在英文片名上,韓寒又和方勵槓上了,方勵覺得影片的英文名稱「Continent」不能更好地反映影片內涵。「掰扯了一個月」後他還是選擇尊重韓寒,因為「這是他的電影」。最終,韓寒在Continent前面加上一個定冠詞The,這讓方勵高興了好一陣子。
路金波說,在電影拍攝前,他們就有一個原則,十件事如果有四個觀點不一樣,他們會妥協兩三個,可能會有一個堅持爭取下,跟他據理力爭。但大體上還是聽從導演的意見。
魏君子也時常為韓寒「超出常規」的想法感到驚嘆。韓寒說他要拍公路片,魏君子就和他聊《中央車站》、《末路狂花》、《逍遙騎士》這類電影。每次都聊得「好橋段頻出」,但過一天後韓寒就親手推翻原來的想法。
這讓魏君子很不習慣,此前他曾和劉德華、徐克、程小東有過合作。一般都是他們這些策劃人建議導演按照市場需求來更改橋段。但韓寒則完全不同,他不需要策劃人幫助增添或刪除橋段,他完全是自己來,每次討論時他最積極地想橋段,但第二天又最積極地刪橋段。
在經歷了多次的重複後,魏君子終於明白,韓寒就是要一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影片。「他和你聊這個,並不是他要模仿,而恰恰是他要迴避。」另一方面,韓寒也會照顧到朋友的感受,在策劃劇本時他不會直接否定魏君子的橋段,而是用更好的橋段來替代,在獲得魏君子的佩服後,他再轉口說,「這個還是不夠好,不是我想要的。」
就連預告片的發布韓寒也一意孤行。行業慣例預告片是在新聞發佈會上發佈,然後交由媒體擴散,隨後再自己放到微博上推廣。但韓寒偏要改一改規矩,下午2點的發布會,他堅持上午9點在自己微博上率先發佈預告片。
「那發佈會還有什麼意義?」 魏君子質疑。
下午2點發佈會召開,5個小時內《後會無期》預告片在微博上的轉發量已經超過了19萬。此前最高的轉發紀錄由郭敬明的《小時代3》保持,24小時轉發了26萬次。而同等時長下《後會無期》的最終轉發量達到了34萬次。
「大獲全勝。」魏君子說。
參加完這次策劃後,魏君子將在《後會無期》的同名電影書中撰寫一篇隨筆。「名字已經想好了,叫《做過幾部電影,依然搞不懂後會無期》。」
同樣感覺「搞不懂」韓寒的還有方勵,這個商人說他領教了韓寒的交友合作之道。
2013年9月,韓寒迎來了電影的第一個演員——馮紹峰。馮是方勵介紹來的,他們曾在李玉執導的《二次曝光》中有過合作。不過二十分鐘,韓寒和馮就聊上了賽車。旁若無人地說了一個多小時。 另一個主演——陳柏霖,進組沒幾天也成了韓寒的好朋友,韓寒很快就找到了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都是美劇《絕命毒師》的死忠粉。
方勵說,韓寒是聰明的,聊到最後演員都成了他的哥們兒,感情上比我這個介紹人都親密。「演員對導演信任的時候,就將全身心交給你,任你指導拍攝,相信你做出來的東西不會差。而當演員對你有戒備,只是純工作關係的時候,演員就是吝嗇的。這樣下來出來的電影質量也會受影響。一旦信任以後就成一群朋友了,真正的合作夥伴。」
方勵告訴我們,《後會無期》能邀請日本著名音樂人小林武史加盟也因為韓寒這種特殊的交際能力,第一次來中國的小林武史在飯桌上認識了韓寒,沒聊兩句就「很快拉近了距離」答應擔當《後會無期》的音樂製作人。
「韓寒想和某人合作首先要和這個人變成朋友,其實成了朋友之後他會掠奪得更多,搾取得更多。」方勵笑說。
走進裡間換衣服的韓寒聽到這個說法,馬上走出來,很認真地說:「朋友,那就更不能辜負了啊!」
【訪談】
EW:《後會無期》的標籤是「公路、喜劇、愛情」,什麼時候定下這個調子的?
韓寒:這些我覺得是他們宣傳發行,他們看了片以後會想一些元素。你如果要上到網站上,你後面會有幾個選,你的電影類型,比如說劇情、喜劇、愛情什麼的,你不選空著也不行,你必須得選。與其要選,我們就先把大致符合的元素說好,不然你隨便一勾,勾成了驚悚、兒童之類的,就不恰當了。這些不是我考慮的部分。我覺得真正優秀的電影,是可以跨元素,跨類型的。它不用考慮到那麼多。
EW:拍電影想過粉絲效應嗎?
韓寒:不會。因為任何一個人的粉絲,在國內,哪怕你再火的明星,死忠粉可能最多幾十萬個。幾十萬粉絲折合下來的票房,可能就一兩千萬?兩三千萬?這是你的粉絲能夠帶給你的所有的票房。所以,做所有的事情,都不能依賴著你這些死忠的粉絲,你必須去把事情做好,做到更廣闊的天地裡去。想著粉絲的話,你肯定走不遠。
EW:為什麼不拍自己已經出版的小說?
韓寒:我不想重複自己以前的作品,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對我而言結果無非兩種,小說寫得比電影好,電影拍得比小說好。每個其實都是自我否定。以後我的電影幾乎不可能是自己的小說改編,我的電影拍完了以後也不會寫成小說。
EW:這次拍電影也是一個商業化的過程,你怎麼考慮商業化?
韓寒:所有的藝術行為,都是必須商業的,這是沒有辦法的。就像你出版一樣,我沒有辦法自己在那裡印書,我也沒有辦法靠自己的錢拿個幾百萬拍一部電影,後期都做不好,然後就自己去弄個拷貝去電影院裡面去找發行了。說到底,你貢獻出來的東西是優秀的或者說是劣質的,這是最重要的。只要貢獻出來的是優秀的,那麼所有的商業化流程,只能使它更加的優秀。改變這個社會的,除了我們每個公民的努力跟每個文人的努力以外,另外兩點,我覺得更加重要的,第一就是科技,第二就是商業,商業跟科技其實也都是綁定在一起的。商業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積極的向上的詞彙,完全沒有必要去避諱它。
EW:你覺得你是一個早熟的人嗎?在乎別人評價嗎?
韓寒:算是。要不然也不會從學校退學……我覺得我學到的最多東西,就是說不要去理會這些。所有的讚美,所有的詆毀,所有的什麼,你如果在生活中被這些所左右的話,那你做的事情,其實都毫無意義,會變得完全的不像你自己,你喜歡什麼樣子,你就去做什麼樣子的。不管我像誰,我不像誰,只要我喜歡就可以了。我喜歡我可以像一切人,而且我可以用這些人的方式打敗所有人。
EW:你對錢怎麼看?
韓寒:我對錢不那麼在乎跟斤斤計較,但是,打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比如說在車隊工作,我可以要很低的薪水,一點問題都沒有。而且我可以拿最好的成績。但是如果你請來了一個車手,可能成績比我差,但是薪水比我高的話,那我會馬上就跳槽。因為這是彼此之間的尊重。
本文刊發於《財經天下》週刊2014年7月28日刊
記者:盧華磊 編輯:唐曉園 服裝編輯:羅建川 攝影:時會理 王振宇 小管
浙江橫店集團董事局主席徐文榮。 (CFP/圖)
橫店集團一直是經濟學家們樂於解讀的公司。在市場化浪潮中,大量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以量化厘清私人與集體的股權。橫店集團卻反其道行之,用自己獨有的“市場型公有制”或稱“橫店式共有制”,這些從字面難以完全讀懂的所有制模式,把自己做成一塊集體經濟的活化石。
“橫店”兩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橫在路旁的簡陋店面”。這里古時為東陽境內一條驛道,浙江中部一個不起眼的貧窮小鎮。
簡陋的店面早已成了王國。橫店集團已經成為一個同時涉足電氣電子、醫藥化工、影視旅遊、金融、航空、房地產等行業、總資產達472.9億元的特大集團。
事實上,影視文化產業在整個橫店集團只占到10%左右的產值。這個已經擁有三家上市公司的集團,風頭往往被體量並不大的影視文化產業所掩蓋。
而橫店集團這家集體企業出身的公司,最令外界好奇的是它的所有制模式——“市場型公有制”或“橫店式共有制”。這種奇特的模式,不僅與通行的股份制無關,也迥異於華西村這樣的集體經濟標本。
橫店集團發軔於徐文榮率領鄉民創辦的東陽橫店絲廠。這是橫店集團的第一桶金,也是橫店集體經濟的起點。
按照《徐文榮口述風雨人生》一書的記述,1975年4月18日,經過徐多次跑到省里催問,東陽橫店絲廠的批文終於下發。在那個時代,只有以政社合一的社隊集體的名義才具備辦企業的合法性。
隨後,在全公社共39個大隊中,籌集了50254元人民幣作為三年無息借款,加上送禮跑銀行跑來的26萬元貸款,作為絲廠最初的資本金。為跑貸款,徐文榮甚至去給行長的夫人找過胎盤。
1976年底,橫店絲廠開工的第一年就賺了6.7萬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達到15萬元,第三年又翻了一番多,達到35萬元。
橫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簡稱“四共委”)辦公室主任李堅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後來村民的借款都如數歸還,銀行貸款也按期還完了,剩下的企業資本歸誰呢?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私人,“就應該是集體共有的”。
以絲廠為起點,橫店集團最終演進成為一個跨行業經營,並擁有三家上市公司的大型集團。在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徐文榮建立起了一套高管享有絕對控制權的社團所有制經濟模式。
1984年,徐文榮極力要求政企分開。當時一位鄉黨委副書記在全鄉黨員大會上說:“我們鄉有個人,論本事可以做皇帝,論錯誤可以槍斃。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
直到現在,80歲的徐文榮仍時常對周邊的人提及這一幕。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如果推動改革要被槍斃的話,我早被槍斃過好幾次了。”一種說法是,為了從制度上實行“徹底的政企分開”,徐文榮曾先後“趕走”了5位不放棄幹預企業自主權的鄉鎮領導。
經過這樣的博弈,徐文榮建立起對企業控制權的合法性,但公司所有制結構卻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徐文榮一直表示,“橫店集團不是我徐文榮的。”甚至在兒子徐永安接位後,他有意讓自己的其他兩個孩子離開橫店集團,以免受“橫店集團成為家族企業”的詬病。
南方周末曾於2008年報道,2000年橫店集團的總資產超過了70億元(詳見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徐文榮:我是一個農民》),《福布斯》在這一年發布的“中國大陸50富豪榜”中,出現了徐文榮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資產為27億元。徐文榮看到這一富豪榜單後,派人邀請制榜人胡潤前來橫店喝茶。徐文榮說,“這麽多錢你要說我個人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如果說整個集團,就不可能只有這麽一點”。
鎮上居民一般稱徐文榮為“老爺子”、“大老板”、“徐老大”,在諸多居民乃至外來群眾演員的評價中,他幾乎已經成了一個改變橫店的偉人。
隨著企業不斷壯大,徐文榮與政府關系也變得非常密切。
他曾將東陽市甚至浙江省里的一些退休領導請到橫店來,幫自己和集團出謀劃策。曾在2008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圓明新園項目,最終因土地審批不規範遭到國土資源部的叫停。但在此之前,項目用地卻已經被東陽市各部門核準,甚至已經成立了橫店圓明新園籌建工作協調小組,準備搶先施工。
橫店集團的控制權,掌握在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橫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三個社團法人(合稱為橫店“三會”)手中。
前兩者是橫店集團的投資主體,其中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占股70%,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占股30%。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的會長和法定代表人即是橫店集團的實際控制人、總裁徐永安,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的會長則是徐文財,其同時任橫店集團副總裁。所有權和經營權在名義上分開之後,實際操作中又回到了一起。
為了符合公司法的規定,2001年8月,橫店集團成立了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作為橫店社團經濟的核心——橫店集團有限公司和橫店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資主體,實現“投資者”與“經營者”的分離。
創始人徐文榮現在的職務,只剩下了橫店“四共委”主席。
“四共委”的辦公區設在明清民居博覽城旁的一個小山坡上。這里被修建成一座不開放的古典府邸,低調的矮樓,草坪上有考究的擺設。和景區里的王府一樣,雕梁畫壁,紅柱長廊,遙望八面山。山下的明清民居則是於2001年至2008年,從全國各地一磚一瓦拆遷挪來建成。
“四共委”的辦公室里,徐文榮十年內要做的“十件善事”被裝裱起來,擺放在書櫃頂上,其中包括了橫店普通農民的養老保障、免費教育、醫療補貼和新村建設。
作為一個社團法人,橫店“四共委”稱自己不屬於集團,也不負責任何經營活動,但是仍有投資和慈善的功能,並通過名下的三農促進會和文化產業聯合會兩個經營實體實現。建在“四共委”旁的健康咨詢服務站和文化娛樂中心,就都是三農促進會負責的項目,免費提供服務。下午兩三點,戲院里幾乎坐滿了聚精會神的老人,舞臺上定期演出各類地方戲曲。
“其實這有點類似初級的共產主義。”橫店“四共委”辦公室主任李堅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盡管“四共委”在名義上獨立於橫店集團之外,但是如果沒有橫店集團的資金支持,大手筆的投資與慈善事務恐難以完成。
一位“四共委”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訪問時說,“四共委”退出經營活動,所以把許多固定資產都“給”橫店集團了,“之前‘四共委’轉移了那麽多資產給集團,他們也該給點租金吧”。
集團的酒店房間都擺著《徐文榮口述風雨人生》,書簽上從右至左印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八個字。這是“四共委”名字的由來,也被徐文榮作為橫店集團的夢想。
這種“共有”同樣顯得很穿越,並且“懸在空中”。
一名橫店集團中層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並不認為普通員工都擁有股份,“可能上市公司的高管會擁有股份吧”。在實踐中,年終獎金確實會根據同事以及領導的評價來決定,這或許是唯一可以看出普通勞動者對於集團事務決定權的地方。
即便在名義上,股份被每一個在集團勞動的員工“共同擁有”,但因為沒有被量化,社團成員個人不可能也沒有從企業得到股份、利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收入。
按照徐文榮自己的解釋和集團的對外口徑,橫店集團企業勞動群眾集體就是這筆巨大財富的終極控制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天下太平”。徐文榮在自己的書中稱,橫店集團資產由社團成員“共同擁有”,但社團成員的身份是開放的,“不管來自何方都可以成為集團成員”,“在集團勞動就是集團成員,離開集團就失去集團成員身份”。
橫店與華西村整齊劃一的別墅景觀截然不同,集團員工或者本地居民都沒有享受到太多有別於他處的福利。橫店集團針對符合一定條件的當地老人發放福利金,提供出入景區的優惠,為他們搭建戲臺和醫療站提供免費服務。但最為當地老人津津樂道的,卻是他們原來是農村戶口,但是現在交足15年社保,也可以領養老金了。
即便和年紀稍長的、更熟悉徐文榮的當地人或者知曉情況的集團員工聊天,也很難感受到“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帶來的印記。徐文榮更像是一個“能人”、“幹才”的符號,存在於村民們的書架上、聊天中和記憶里。
42歲的厲女士在鎮中心萬盛街開了一家眼鏡店,她仔細回想,自己與橫店集團的直接聯系就只有每年每人600元的征地費。這個數額在不同的村各有不同,被眾多景區包夾的良渡村,則是每人每年1000元。
考察過橫店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論文中指出,橫店所有制的實質,是“高度集中在集團總部和總裁手中的對企業投資和經營活動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權,以及與這種控制權不相對稱的剩余索取權”。
除了徐文榮自己的話和著作,南方周末記者所接觸到的多位高管均對這種所有制的安排表示敏感。“‘社團所有制’很難一下子解釋清楚”,這是受訪的橫店集團高管們或多或少透露出的共同的難言之隱。
周其仁在文中提到,“1989年《關於經濟責任制的規定(總綱)》曾提出,‘進一步完善獎金責任制,並積極創造條件向股份制過渡’。但後來橫店集團公司發現要量化幾十年形成的資產存量,幾乎怎樣做都會引起問題。”
根據其調查,“公有財產”量化困難的不只是橫店一家。浙江另一家明星鄉鎮企業萬向企業集團,在著名企業家魯冠球領導下抵制“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理由,也是如果要量化沒有初始契約的企業資產,麻煩可能大到足以攪亂企業的正常營運。
對於父輩曾秉持的社團經濟理念,現任橫店集團總裁的徐永安也曾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明言,“我就是在橫店這樣的管理模式下長大的,應該講非常符合橫店集團的發展狀況,社團經濟是橫店的基礎,這條道路我們肯定要走下去,但不是死板的延續發展,肯定會有所創新。”
有可能不斷增加的上市公司數量,或將成為倒逼橫店集團制度改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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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西政治人物來說,八月是最黑暗的月份,包括獨裁者瓦加斯(Getulio Vargas)、前總統夸德羅斯(Janio Quadros)及庫比切克(Juscelino Kubitschek),過去都在八月去世或下台。如今這張黑名單又添新人:巴西總統候選人坎柏斯(Eduardo Campos),八月十三日死於空難,享年四十九歲。 巴西政治向來是兩黨對決,近二十年來由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與工人黨(PT)輪流執政,然而這個局面近年來卻被坎柏斯打破一個缺口。他代表的巴西社會主義黨(PSB),打著「第三條路」旗號,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新興勢力。 巴西政治人物都是左派,但坎柏斯搞的卻是「左右平衡」。他是巴西東北部的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州長,該州是全國最窮的州之一,他自二○○七年擔任州長起,便引進民營企業,義大利的飛雅特汽車就到當地設廠,還有食品、紡織等工業,也都在該州陸續成立。 此外,坎柏斯還開放私人資金經營醫院。在公立中學,坎柏斯打破老師薪資「吃大鍋飯」的制度,改為薪資與授課表現掛鉤,並雇用民間基金會來改革公立中學,原本一天只上課四小時,被他改革成一天要上課八小時。 在坎柏斯擔任州長五年期間,該州工業產值比重已從二○%提升到二五%,和其他州不進反退成強烈對比。對州內許多窮人,坎柏斯不像其他政治人物只知送錢,而是「基礎建設、民營資金、教育改革」三管齊下,他認為這些治本之道才能「終結貧窮循環」。 坎柏斯在大學念的是經濟學,後來到美國念研究所。雖然在祖父阿雷斯(Miguel Arraes)引導下踏入政壇,但他並未遵循祖父這位老牌社會主義者的路線,而是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 坎柏斯去世後,他的女副手席爾瓦(Marina Silva)將代披戰袍參選。席爾瓦以環保主義著名,和坎柏斯結盟是政治謀略的她,是否會延續坎柏斯未竟之志也在未定之天。因此坎柏斯的意外身亡,對巴西來說,損失的不只是一位地方幹吏與總統候選人而已,「第三條路」若隨著坎柏斯人亡政息,恐怕才是巴西最大的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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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美國科羅拉多州誕生一只堅固耐用的行李箱,以《聖經》中強而有力的聖者Samson命名為Samsonite。一百年後,它成為全球最大的旅行箱集團。如今,新秀麗集團亞洲及中東區總裁徐富錫,要讓這個百年品牌變年輕。 撰文‧黃玉景 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至五月,旅行箱大廠新秀麗集團旗下品牌Samsonite RED在台銷量整整成長了四.六倍。對於這款品牌你必然有印象,因為今年的代言人之一,正是韓國當紅偶像金秀賢。他主演的《來自星星的你》在台暴紅,自然也刺激了台灣消費者對Samsonite RED的認同感。 對於這樣的成績,「只能說,我們真的很幸運!」新秀麗集團亞洲及中東區總裁徐富錫(Leo Suh)這麼說。 從事過CHANEL、PRADA等精品的行銷業務,徐富錫對精品的基礎行銷術瞭若指掌;○五年加入新秀麗集團擔任行銷高級主管,當時,他才三十七歲,被賦予的任務很明確:要讓新秀麗「變年輕」。 任務明確,但也困難,畢竟這是一九一○年創立的品牌,在徐富錫加入時,新秀麗已經高齡九十五歲了;但到今天,他所主導的回春工程顯然成果不俗,徐富錫兩年前一手打造、主打年輕市場的Samsonite RED,去年營收金額已占新秀麗集團旗下休閒類商品的八三%。這個兩歲的年輕品牌,儼然成為百年新秀麗的成長動力主要來源。 至於回春工程的成功原因,徐富錫先從台灣最夯的「星星效應」開始談起。「就是很幸運啊!」原來,去年九月在挑選年度代言人時,金秀賢雖列入討論名單中,但並非唯一人選。 「當時面臨代言人二擇一的困難,一位是還不算真正走紅的男演員(金秀賢),另一位則是當紅的韓國流行歌手。」徐富錫回憶,經過無數次討論後,他們以「差異化」為由選了金秀賢,「這真的像是在下賭注一樣!」只期待新面孔能創造新氣象,沒想到,締造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瘋狂回響。 比利時包品牌Hedgren資深行銷企畫聞曉蓮就表示,Samsonite RED確實隨著明星效應與合理的價位,帶動了後背包的市場,也改變了一般休閒包款的流行風格。 不只好看 還很實用 休憩椅式行李箱 耐重百公斤選中金秀賢或許真有運氣的成分存在,但在一連串的回春工程中,每一步,幾乎都是扎扎實實的挑戰,成功絕非只憑「運氣」兩字。 品牌定位向來是管理者的難題,對徐富錫來說更是困難,「這是百年的行李箱品牌啊!一進公司,發現我的夥伴大多比我資深十幾、二十年。」要改變,就得徹頭徹尾地拋掉過去的成功經驗。「我想了半天,決定從跳脫框架開始,把『賣行李箱』的定位拋開。」接下來,他開始思考新秀麗的新意義,「不是『行李箱』品牌,而是『增添生活品味』的品牌。」徐富錫由此尋找新的拓展空間,「旅遊的時候,不只是需要行李箱,也需要背包吧。」徐富錫回歸消費者的角色思考,「我發現『騰出雙手的自由』對旅客來說是種幸福,你可以拿飲料,你可以簽字……於是,後背包浮出我的腦海。」「什麼樣的後背包能造就不一樣的體驗呢?我回想,我們經常看到別人的背包很塌扁,不美觀也很沒精神,有沒有辦法克服因為擠壓而塌扁的外形問題呢?」想到這,他靈光一閃,「以行李箱的硬殼,取代軟質的帆布,簡潔又堅固的特性不就能實現我們追求細節的生活品味嗎?」徐富錫得意地拿出他的後背包,「保有經典品牌的不敗技術,迎接新的客群變化,這就是Samsonite返老還童的精神。」他說。 此外,掌理各國業務而往來如空中飛人的他,常以機場中穿梭的人群作為靈感來源,「我發現機場中的人們常常等待,等待登機、拿行李、轉機……我何不打造一個座椅,讓等待無須一直罰站?」一個耐重一百公斤的休憩椅式的行李箱Marshmallow如是誕生。「最近我也在思考行李箱的轉盤如果多一點變化,客人等待的時間可能會有趣一些,假若每一個行李都成為藝術品會怎樣?」他笑說。古靈精怪的點子骨碌碌地轉了出來,讓人感受到他燃燒品牌的生命力。 從消費者角度想新招 唯一不變的心法就是「變」老牌子還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主客群年紀漸長,新客群缺乏連結,「我們需要接觸新的客群,而這群新興消費者不同於過去,他們不完全受控於品牌迷思,而是追求與眾不同、凸顯自我獨特的品味。」徐富錫說。這個想法便成了之後Samsonite RED的開發源頭,鮮明的紅、橙、藍、綠甚至螢光、亮彩,都成了Samsonite RED的品牌識別。 「我只是領導者,我的團隊才是英雄。」採訪過程中,這句話他至少重複了三次。背著自家背包,配上親切的微笑,徐富錫一四年升任新秀麗亞洲及中東區總裁,如今掌管韓國至印度等七個亞洲國家的市場,也肩負起更重的開拓市場責任。 台灣區總經理林福平表示,他印象中的徐富錫相當客氣沒架子,平常與團隊一起用午餐也交流彼此感情,取代下班的喝酒應酬,到台灣機場也不強求台灣代表的親自接送。 接下來,他還有什麼新招?又要押注什麼潛力代言人呢?徐富錫沒有直接回答,倒是從背包裡拿出了筆記本,說明他「永遠不變」的行銷心法。心法只有四個字:易地思之。 「不斷從消費者的角度想,就能想出新招啊!」他說。 徐富錫 出生:1968年, 韓國首爾 現職:新秀麗集團亞洲及中東區總裁經歷:CHANEL行銷業務、韓國COSA LIEBERMANN旗下的Bally行銷業務經理、PRADA資深業務行銷經理等 | ||||||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於華鵬 匯源果汁董事長朱新禮決定參與中石化銷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用他的話說,中石化的3萬多個加油站銷售網絡是吸引他的最重要因素,而傅成玉是他放心投資的根本。
朱新禮和傅成玉是長江商學院的同學,也是北大國學班的同學,兩人熟識已久。但是,面對這次混合所有制背景下的“產業合作”,兩人的身份卻更加微妙,一個是民營企業大佬,一個是國企掌門,兩者的合作能否帶來新的混改火花?
在朱新禮的眼中,傅成玉是怎樣一個人?他又是怎樣看待這次混改合作的呢?朱新禮為何要參與投資,他又是如何決定的呢?
“他”是順勢而為
經濟觀察報:匯源與中石化的這次合作是通過中國德源資本(香港)有限公司投資來實現的,投了30億元 ,占股0.84% ,你如何看待這次投資?
朱新禮:當時報了50億元,後來中石化批了30億元,後來知道25家基本都是報的多批的少,我們還是很想多分一點的。
經濟觀察報:對於混改本身呢?有什麽看法?和國企合作,有沒有過猶豫?
朱新禮:沒有猶豫,一點都沒有。沒有必要猶豫,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改這是國策,而且這個決定出來萬眾矚目,全球都在看,要是做不好,丟人,不光是中石化的事,國家信譽也會受到影響,這是毫不懷疑的。
中石化的壓力更大,比我們的大多了,如果我們這些錢投進來,如果對這些股東不負責任的話,中石化的壓力遠遠大於我們,國家深化改革的又一步,沒任何必要擔心。
第二,中石化經過這麽多年市場的磨練,在揚長避短上,不盡人意的地方上,有一套應對的措施,中石化加油站里邊無論是服務,競爭意識,還是蠻強的,並不是說進來以後,加油,愛加不加,愛理不理,早走晚開門,沒有這種情況,他們也是非常市場化的,上邊國策大方向的指引,下邊幾十年市場競爭的沖擊,沒有必要去擔心,還有我們進入以後,是幫忙,我們的車和人本身也是它的用戶,從用戶成為朋友,又成為合作夥伴,成為一家人過日子了,大家的利益目標是一樣的,沒有什麽擔心的。
經濟觀察報:對於中石化的銷售公司混改,傅成玉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你怎麽看待傅成玉本人?
朱新禮:他這樣做也是順勢而為。能夠把大國企的弊病避免,中石化能夠率先走出這一步,與他很有關系。
我和傅成玉是長江商學院的同學,也是北大國學班的同學,他是班長。他很有智慧,非常能幹,是很難得很優秀的企業家、官員,無論幹什麽都是盡力盡心,要求幹到最好,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是很讓人敬佩,這也是我放心把錢拿到他那里,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對人不信任,還是比較擔心的。
經濟觀察報:在確定合作的過程中,你們溝通過嗎?
朱新禮:合作中從來沒見過。我覺得沒必要。
為何要參與中石化混改?
經濟觀察報:為何要參與中石化銷售公司的混改?你當初是怎麽考慮的?
朱新禮:一開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改,沒有太在意,圈子里很多人表示不參與,但是後來知道中石化要混改以後,就去加油站觀察了一下,真是不得了。
4月份、5月份和6月份,我多次去歐洲觀察歐洲的加油站,同時了解了美國加油站的情況,讓我吃驚的是歐美的加油站非油品業務收入遠遠超出了賣油,這個機會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們公司有水、茶、果汁,果業有幹果、鮮果、罐頭、果酒,農業有各種農副產品,而這也是易捷便利店特別需要的,易捷的非油業務收入只占總收入的1%,占這麽點,所以增長空間還是很大的,因為歐洲好的加油站非油收入占60%左右,平均也有30%左右,而中石化的只占了1%,這個潛力很大。
再者,觀察歐洲的加油站,吃的喝的,小的紀念品,特別紅火,大家進了加油站一方面車要加油,人要上洗手間,順便買點東西,吃的喝的買一大包,我們也經常提著東西放到車上,在車上一邊吃一邊趕路,在城里好的地方,大家去買點東西,停車不方便,加油的時候,後備箱吃的東西也不貴,比較方便,就都買齊了,這個是匯源的好機會,回來我們就開始成立了一個小組,緊盯混改這個事,之後找了財務顧問,找了律師,直到入圍。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匯源這次合作看重的是中石化的銷售網絡?
朱新禮:對。中石化看重的是找一個穩固的供應基地、供應鏈,中國人最害怕的就是食品安全的問題,如果采購這個又采購那個,產業鏈上控制不住一旦出問題,對中石化品牌影響巨大,在加油的時候買到什麽假冒偽劣,不安全的東西,是重大的隱患,匯源無論是生產、基地,還是果農果園和加工物流方面都是全部可控的,這也是中石化所看重的。
經濟觀察報:中石化拿出30%做混改,你怎麽看?
朱新禮:首先說明中石化自己的底氣,一下子進來三分之一,實際上,怎麽把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聚合起來,大家向一個目標往前奮進,要有點能力。
如果領導人和領導班子很沒有眼光、不自信的話,很難做這件事,說不定引來很多麻煩,不光引進企業的麻煩,同時媒體、社會、整個批評是引火燒身的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這個事後,中石化率先做,我非常佩服中石化的勇敢,也有說國企混改是又一次的私有化、國資流失、忽悠錢等等,說什麽的都有,但是我認為走出這一步不容易,未來3年或5年以後,再來看這個事情,看是否給股東帶來了什麽價值,給整個國家的財富帶來什麽價值,這個到時會有數據可以說話的。
經濟觀察報:對於這次混改,董事會的名單也是外界十分關註的事情,你有進入董事會的想法嗎?
朱新禮:沒有想。我們的占股不夠2.5%,分不到一個董事的席位,組團的話,25家中大部分企業都不是太熟悉,我們也沒開過會,沒有聯系過,所以還是服從安排。
作為這次混改後的中石化銷售公司的董事,不是一種榮譽,更多的是一個很大的責任,也是萬眾矚目,董事能不能給一個新的混改型的企業帶來價值,責任很大,如果從25家企業里頭挑選一下,覺得我進入董事會能給企業能帶來更多價值,讓我當董事,我覺得是很高興的,很開心,也很樂意,但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是一樣,當股東也很滿意。
經濟觀察報:對於中石化自身存續資產的估值,最終是2500億元,我們的報價估值是多少,你認為這2500億元高了還是低了?
朱新禮:我個人對中石化的預期潛力是非常認可的,所以我們的估值在競標者中還是比較有優勢的,確定的是比2500億元要高,但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中高偏上,我們認為蠻值的。
經濟觀察報:對於中石化銷售公司的後續上市,你是否有預期?
朱新禮:還沒研究,我重點考慮的是如何利用加油站的這些銷售網絡,每一個店配一個人員,就需要兩萬多人,上市的問題,財務投資者更關註。
經濟觀察報:一方面是利用中石化的銷售網絡,那麽匯源自己的銷售網絡有何考慮?
朱新禮:我們以前主要看重的是大城市、商超,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流通、餐飲和特供這些方面徘徊,或者倒退。從今年開始,我們不光是商超,基本上是反正有人的地方,就要有我們的銷售人員,原來我們是完全大經銷商制,後來發現一個城市一個省一兩個經銷商,根本沒法完成我們細化的服務,深度分銷,精耕細作,我們現在要求不放過縣城、鄉鎮。
經濟觀察報:那下一步我們如何利用中石化的銷售網絡?如何推進合作?
朱新禮:雙方都希望加快業務發展,接下來會跟各個省談,但不可能一下子把30個省都談下來,比如山東,河北,這些省份會可能提前,也會有幾個省一起開始談,第一批定完第二批再拓展,一批批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