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縣小南山區林木茂密的景象。攝影/章軻

10月的晉北大地，林木茂密。小葉楊的葉子多數已經泛黃，遠遠望去，一片金色。加上樟子松、油松的翠綠和略顯枯黃的草場，以及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仿佛就是一幅典型的黃土高原油畫。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在山西省采訪時了解到，目前該省國有林場林地改造任務艱巨，面臨著資源保護壓力較大、部分職工生活貧困、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和人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亟待政策保障。

改造“小老樹”林地

在朔州市金沙灘林場，老職工魏明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林場所在地叫黃花梁，這里曾是一個青山綠水、松柏參天、百鳥鳴啾、虎嘯猿啼的綠色王國。但由於生態退化和多年的過度砍伐，黃花梁早已成了風沙遮日、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在當地，過去有民諺說：“砍盡黃花梁，修建應縣塔”。還有一段民謠道：“雁門關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種麻。百里並無梨棗樹，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過山頭雪，狂風遍地滿黃沙。上了黃花梁，兩眼淚汪汪。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山西九梁窪林場退化林分改造現場。攝影/章軻

自上世紀70年代起，幾代務林人營造了20多萬畝小葉楊防護林，將昔日的不毛之地變成了塞上綠洲。目前，整個金沙灘林場，林地面積達到15.98萬畝，總蓄積量達到17.6萬立方米，森林覆蓋率達到74.2%。

在晉北大同縣，演繹著同樣的造林防風沙故事。

10月13-14日，本報記者在大同縣九梁窪林場看到，成片的山林一眼望不到邊。林場場長高步化告訴記者，林場位於大同縣火山壟崗區，土地瘠薄，加上十年九旱，有“種樹比養娃還難”的說法。

九梁窪林場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是京津風沙源治理重點區域。從上世紀60年代起，林業人在當地大面積種下了小葉楊。這種樹自然也成了當地的“先鋒”樹種。

山西油坊林場苗圃。攝影/章軻

山西油坊林場圍墻上書寫的建設現代林業的標語。攝影/章軻

山西省楊樹局科技中心主任張有華介紹，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中，小葉楊樹以其頑強的生命力阻止了沙漠東移南侵，起到了調節氣候、保持水土、維持生態平衡的巨大作用。但這種樹矮小，退化嚴重。如今，大多數小葉楊樹已經變成樹幹彎曲，樹枝歪斜，樹皮枯燥，病蟲害頻發的“小老樹”。

“這些年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改造‘小老樹’林地，在退化的小葉楊樹下，栽植樟子松、油松等，實現針闊混交、喬灌混交，改造林分結構。”高步化說。

山西省楊樹豐產林實驗局給本報記者提供的資料稱，目前正在對綿延200公里、總面積110萬畝的上世紀栽植的退化小葉楊林進行生態改造。

林場生存與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除了間種外，記者在山西省楊樹局科技中心實驗基地看到，“楊樹伐樁嫁接”也已經取得成效。張有華告訴記者，所謂楊樹伐樁技術，是以活立木伐樁為砧木，以楊樹新品種作為接穗的一項綜合技術，嫁接成功率超過90%。

張有華說，這一技術具有周期短、成本低、成活率高、不用澆水、速生豐產、加快推廣、生態擾動少等七大優勢，是楊樹豐產林和低產林分快速更新換代的新技術，也是新品種更替的重要手段。目前，這一技術成果已經在山西廣泛應用，總面積超過2萬畝。

山西薛家莊林場林苗一體化基地里的護林員們。攝影/章軻

山西金沙灘林場楊樹伐樁嫁接項目。攝影/章軻

山西省楊樹局總工程師周玉泉對記者表示，退化林分改造實現了單一樹種林分向多樣化林分樹種轉變;脆弱的生態防護林向健康穩定的生態防護林轉變;從單純的生態建設向生態保護、生態景觀轉變。

記者在九梁窪林場看到，這里的種苗產業生意也十分紅火。高步化介紹，林場苗圃面積由建場初期的不足百畝已發展到目前的1200畝。2011年至2015年苗圃出售不同規格苗木743萬株，銷售收入達1032.3萬元。

在金沙灘林場，副場長楊海兵介紹，今年已完成300株大樹和900株小樹的修枝造型作業。大樹每株價格可賣2000元，小樹每株價格可以達到300元，為其原市場價格的3倍。

“但目前山西國有林場絕大部分還是自收自支性質，與所承擔的生態建設職責任務不相適應。”山西省國有林管理局信息產業科科長盧居峰對本報記者表示，山西全省現有36個全額財政保障林場，67個差額預算林場，164個自收自支林場(其中省直136個)沒有固定保障，林場的生存與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政策保障待完善

盧居峰介紹，山西國有林場目前還存在著資源保護壓力較大、部分職工生活貧困、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和人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尤其是市縣林場，各種開發建設占用林地現象比較嚴重。有些地方以建設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的名義隨意劃撥國有林場林地，造成林地流失。

2014年，山西國有林場年人均收入4.04萬元，其中市縣屬國有林場年人均收入3.45萬元(部分林場人均年工資不足1萬元)，是山西省2013年城鎮在崗職工年人均工資收入4.64萬元的74%。

本報記者在山西采訪時了解到，在一些市縣，國有林場基礎設施欠賬多，部分林場場部年久失修，大部分管護站租用民房或上世紀建造的土坯房，職工工作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管護手段落後。此外，現有職工年齡老化，專業技術人才短缺，山西全省市縣林場40歲以上的職工占63%以上，技術人員僅占總人數的14%。

山西金沙灘林區黃花梁瞭望臺護林員宿舍。攝影/章軻

山西金沙灘林區黃花梁瞭望臺護林員宿舍。攝影/章軻

山西現有267個國有林場，其中省直9個林局轄147個，市縣屬120個(其中市級國有林場6個)。林業在職職工10683人，離退休人員5474人。全省國有林場林地總面積4009萬畝(其中省直2262萬畝，市縣1746萬畝)，占全省林地面積的31.5%;有林地面積2406萬畝(其中省直1445.66萬畝，市縣960.13萬畝)，占全省有林地面積的61.3%;活立木蓄積7893萬立方米，占全省活立木蓄積的71.3%。

盧居峰介紹，根據《山西省國有林場改革實施方案(送審稿)》，2020年底，山西全省國有林場總數由267個減少到200個以內，事業編制減少30%左右，國有林區非林單位總數減少50%以上。國有林場經營面積由現在的4009萬畝增加到5000萬畝以上;有林地面積由現在的2400萬畝增加到3000萬畝以上;活立木蓄積由現在的7900萬立方米增加到1億立方米以上。

“國有林場保護著全省最精華的森林資源，需要完善政策保障。”盧居峰說，應按照事權劃分、分級負責的原則，將國有林場事業編制內人員相關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將國有林場扶貧工作納入各級政府扶貧工作計劃，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對林場基本公共服務的政策支持力度，促進林場與周邊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盧居峰認為，下一步應按照改革後國有林場相應類別及標準，實現職工“五險一金”全覆蓋。同時開發適合國有林場特點的信貸產品，充分利用林業貸款中央財政貼息政策，拓寬國有林場融資渠道。

張宏偉/文  

從前三季度來看，“救市”政策頻發，央行也累計有五次降息四次降準，一線城市、部分二線城市（庫存去化周期在15個月以下的城市，比如南京、蘇州、南昌等城市）樓市需求政策刺激之下開始集中釋放，樓市基本面好轉，金九銀十已經沒有什麽太多的懸念，價格也趨於堅挺，甚至接下來幾個月可能會慣性漲價。

但繁榮的背後是“救市”政策不斷刺激不斷透支樓市需求的結果，背後潛伏著樓市新危機。而這場危機極有可能在2016年爆發，屆時，樓市可能將陷入新一輪調整周期。

樓市需求透支，“繁榮”不可持續

同策咨詢研究部結果顯示，2010年左右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戶均套數已經達到1.0套，這意味著中國房地產市場供求已基本平衡，未來樓市增量房增速將遞減，房地產市場將進入存量房時代。未來房地產市場會體現出增速較為平穩、需求更加差異化的特征。

從樓市大趨勢來看，供求基本面來看已基本平衡，市場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今年由於多輪“救市”政策導致樓市基本面複蘇好轉的“大年”不可持續。

從投資增速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1~9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7053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2%），增速比1~8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增速繼續小幅回落，房企投資意願繼續回落，這也反映出樓市下半場需求不足導致房企投資動力不足。

今年 “3·30新政”以來，大中城市（一線城市、部分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成交量價的回升主要是過去積壓需求的集中釋放，以及由於需求的集中釋放而帶來的市場需求的透支，如果房企據此以為未來樓市一直會保持這樣的量價走勢，那其實就是對於市場的誤判。

從市場發展趨勢來看，待本輪市場需求在第四季度集中釋放完畢之時，下一輪市場的階段性調整也就來臨了。筆者認為，央行“雙降”、9·30新政降首套首付之後，本輪樓市量價齊升最多持續到今年第四季度末，也就是說，央行貨幣政策寬松將導致樓市需求在今年下半年大量透支，樓市在下半年瘋狂後將陷入調整期，從時間的角度來看，2016年初開始新一輪的房地產市場調整極有可能會來臨。

同時，美元加息預期強烈，從全球投資客或財富階層的資產配置方向來看，購置美元資產或增加美元資產成為他們的最優選擇，美國房地產市場更加具有投資價值。在此市場背景下，全球投資客或財富階層對比中美樓市的投資價值，還是會選擇投資價值較高的美國房產，不會選擇中國樓市。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樓市已經被美元“做空”，投資客即使選擇中國樓市進行投資，也只是關註一線城市及極少數二線城市當中的中高端物業，難以改變樓市整體大趨勢。

大蕭條或在明年初到來

今年以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合肥、南京、武漢等城市“地王”頻現。筆者認為，今年以來土地市場高溢價、“地王”現象確實在商品住宅市場成交量回暖的市場背景下出現，如果市場成交量剛剛反彈就導致開發商在土地市場瘋狂拿地，如果這樣的“地王”的拿地成為常態，那麽，市場可能很快將走向另外一個方向：瘋狂之後的市場調整期。

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是如此，2009~2010年、2013年土地市場“地王”頻出瘋狂之後，2011年、2014年樓市包括土地市場陷入大蕭條。從今年土地市場表現來看，如果土地市場“地王”現象在今年下半年持續頻現，那麽，這也就意味著2016年樓市將陷入大蕭條的調整期。

土地市場“高溢價”、“地王”是魔鬼，這或將導致樓市調控政策由當前的“救市”為主的時期轉為再度收緊，市場也將再度陷入低迷。

另一方面，樓市“救市”政策越頻發，反而說明當前經濟形勢依賴樓市越嚴重，中國未來的樓市形勢越嚴峻，未來會隱藏更多的市場風險。

從短期來看，當前樓市仍然是調整期，“去庫存”仍然為市場主旋律，這個基調並不會因為一線城市、部分二線城市成交量回升而明顯改變；待市場需求在第四季度集中釋放完畢之時，下一輪市場的階段性調整也就來臨了。

（作者為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

央行今日宣布雙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調降50個BP，對符合支持三農和小微標準的金融機構額外調降50個BP，1年存貸款基準利率調降25個BP，並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招商銀行同業金融總部劉東亮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央行此舉符合我們對近期雙降時機的判斷。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意味著利率市場化已經基本完成，利率管制已不存在，金融機構以資產定負債的趨勢將會更加明顯，在資產配置荒的環境下，決定了金融機構難有大規模擴張負債的沖動，即使取消上限，存款利率也不會出現明顯上行，這有利於持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但也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提出更高要求。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雙降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合理運用降準、定向降準、降息等貨幣政策手段，要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創新貨幣政策手段”，總理親自表態實際上為近期彌漫的雙降無用論畫上了句號，特別是在外匯占款持續大幅下降之際，降準對維持資金利率寬松有格外重要的意義。我們有理由認為，央行的寬松舉動將會持續至2016年，明年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可能降至1.0%以下，而“創新貨幣政策手段”則充滿想象空間，在利率日益接近極低區間，且利率管制取消之際，央行如何進一步通過市場化手段傳導貨幣政策?不排除央行未來會醞釀推出類QE政策;如果我們的判斷正確，債券市場利率下行空間依然十分看好，談拐點為時尚早;

劉東亮稱，也必須承認，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作用正在衰減，宏觀經濟的表現持續低於預期，因此未來財政政策必然會發揮更大的作用，PPP、政府引導基金、自發自還地方債、專項金融債預計會加速落地;

此外，雙降會令市場看貶人民幣的情緒持續，人民幣未來貶值壓力依然較大，預計短期央行仍可能會積極維穩，匯率較大概率維持雙向波動，但中長期而言，人民幣貶值壓力的消失還是要依靠宏觀經濟的實質性好轉。

10月23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保爾森基金會可持續性年會2015”在北京舉行，年會主題為可持續的經濟轉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融資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議題。

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主持的“可持續的未來：商業投資與合作”分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李吉平表示，中國國情下，解決融資發展，兩頭都要走，不能偏激，不能由過去單純靠財政，轉到今天完全商業性。還是要走政府主導的，通過市場方式，來解決資金的融資問題。在他看來，國家開發性金融的概念就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發揮作用，政策性銀行將在可持續發展道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探討可持續的經濟轉型問題，不可忽視的是構建綠色金融的主題。一方面，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生態形勢很嚴峻，去年，我們國家74個主要城市，只有8個城市空氣達標;75%城市的水資源超標;19%的公共土地面積超標。另外我們生態建設資金也有重大缺口。“李吉平指出。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測算，在資金需求總量上，“十三五”期間，按照落實現有已經制定的環境規劃、計劃和標準的“低方案”，中國在工業汙染治理、環境修複、可持續能源、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與資源節約五大領域的綠色融資需求為14.6萬億元;若基於環境無退化原則的“高方案”，則資金需求高達30萬億元。

李吉平表示：“近五年的用於治理空氣汙染的就要1.7萬億以上，財政供應的程度最多10%～15%的樣子。實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包括能源的持續發展，不可不構建可持續發展和綠色金融。”

那麽，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金融體系將如何構建?李吉平指出，可以把財政、金融、稅收融為一體，打造全方位綠色金融體系，釋放市場能量。具體他提出了幾點建議。

一是由政府和大型金融機構合作設立政性策導向的綠色金融基金，以經營和適當獲利的原則，為商業性的綠色基金提供融資支持。

再一個，由政府和大型金融機構合資設立股份制的商業化運作的合作機制，政府提供優惠的政策支持，由國內的銀行、保險等機構聯合設立專業化、商業化基金。

此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加快促進綠色金融發展的政府投融資平臺，積極推動財政體制改革，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政策收入來源渠道，提高政府在現有分稅制體系中的分享比重，發揮政府對綠色金融的支持。

最後，還考慮整合目前政府的綠色金融和建設基金來源渠道，發展資金的來源，包括產業化貸款等都用於支持發展。

“中國國情下 解決融資發展，兩頭都要走，不能偏激，不能由過去單純靠財政，轉到今天完全商業性，我覺得中國還是要走政府主導的，市場方式的，來解決資金的融資問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一個好方法，但是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有一個逐步運用的過程。”李吉平在論壇上說。

國家開發銀行最新改革定位為政策性開發銀行，在這一過程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李吉平指出，開發性金融的概念是指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發揮作用。通過融資規劃和政府合作，整合資源，連接市場和政府，建設信用和金融的問題。他認為，將來通過國家的、財政的、中央的、地方的、市場的、商業金融等多種渠道，足以解決可持續發展道路中的資金需求問題。

根據10月29日晚最新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未來中國將全面實施二胎政策，以應對人口老齡化。這是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後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普遍二孩新政策如果落實，將對醫藥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

“其實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考慮，一是考慮‘生’的問題，涉及到的一些醫院、醫療技術手段，比如產前篩查、試管嬰兒技術等；二是‘養’的問題，也就是兒童在營養、用藥方面的需求。”醫藥投資機構高特佳合夥人王海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作為投資者來說，最關心的是新政策的落地二級市場有哪些標的是值得關註的?

從“生”的角度考慮：

最直接的是婦幼產子醫院，此前北京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就曾對一財記者表示，在“單獨二胎”政策放開後，孕產婦的年齡普遍增加。此前，《第一財經日報》在進行“私立產子醫院”系列報道時也曾做過調查，在考慮生二胎的母親人群中，年齡在30~35歲的女性比例為29%，35歲以上的女性比例達到了23%，也就是說，“二胎媽媽”在30歲以上的比例超過了50%。

“現在看來，三四十歲的孕產婦開始增加，他們更舍得在生子上花錢，住條件好一些的私立產子醫院。”盤仲瑩告知了記者和睦家近幾年的產婦情況，據悉，在近幾年北京和睦家的營業額每年都保持著十幾、二十的告訴增長，消費人群也從過去的外籍人士變為了外籍、國人一半一半的局面。

但受限於政策規定，目前國內A股尙未能有私立醫院上市公司，包括莆田系在內的私立醫院、投資公司開始將目光瞄準了港股的上市公司，比如今年7月7日，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旗下林玉明所創建的醫療集團和美醫療(01509.HK)在香港聯交所主板完成了掛牌上市。作為莆田系的後起之秀，和美醫療成立僅十余年，旗下主要品牌為“和美婦兒”及“現代女子”。

產婦年齡上升除了會讓條件優越的私立產子醫院從中獲益外，一些從事輔助生殖手段的醫療上市公司也會從中獲益。目前由於國家嚴控牌照、公立醫院動力不足帶來了供給瓶頸，國內輔助生殖市場嚴重供不應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一個試管嬰兒手術平均要排隊6個月~1年。根據國泰君安2013年的研究報告，估算輔助生殖潛在市場規模為950億-1250億元，為2013年現有市場的19~21倍，而二胎政策全面放開後，這一市場將更大擴大。

通策醫療(600763.SH)是在試管嬰兒技術方面布局較早的醫療類上市公司，據悉，通策醫療已與昆明市婦幼保健醫院、英國波恩公司合作建有多個輔助生殖中心，其中昆明市婦幼保健醫院已擁有“人工授精”輔助生殖技術牌照，可用以拓展公司的試管嬰兒相關業務，而波恩公司則為擁有IVF國際領先技術的公司，其創始人羅伯特·愛德華茲被譽為“試管嬰兒之父”。

“除此之外，孕產婦的年齡上升還會直接促進產前篩查的業務爆發，因為高齡孕婦嬰兒的畸形率會有所上升，產前篩查國內涉及的上市公司比如科華生物(002022.SZ)、達安基因(002030.SZ)、迪安診斷(300244.SZ)等都會直接受益。”王海蛟對記者表示。

從“養”的角度考慮:

盡管二胎政策放開，與嬰幼兒數量直接上升尚未能直接劃上等號，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可以預計的是未來兒童藥物、醫療器械的生產必定會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事實上，在今年8月18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中，兒童藥就已與罕見藥一起被提上了加速審批“綠色通道”的議程。顯然，此次二胎政策放開後，未來在藥品審評等方面將會迎來更多的政策優惠。在A股的上市公司中包括葵花藥業(002737.SZ)、康芝藥業(300086.SZ)、華潤三九(000999.SZ)、長春高新(000661.SZ)等都在兒童用藥中銷量較大的解熱鎮痛類、感冒類、抗生素類、呼吸系統類、消食定驚類和營養類中有較大比例的產品覆蓋。

而在醫療器械方面，值得關註的嬰兒保育設備細分行業龍頭企業是戴維醫療(300314.SZ)，事實上，戴維醫療也曾一度成為二級市場的“二胎龍頭股”，據了解，目前該公司的主要產品包括嬰兒培養箱、嬰兒輻射保暖臺和新生兒黃疸治療設備等三大系列品種。

10月29日晚間，推行“全面二孩”政策消息一出，引得眾人關註。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攜程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梁建章在29日晚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該政策的開放有利於拉動諸多產業，但同時也依然要註意養老問題。

梁建章認為，很多人都為中國經濟近期增長放緩的勢頭感到擔憂，而所有問題的實質，其實在於自從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中國國內普遍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狀況，很多產業的投資機會都在萎縮。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況，那麽就必須發現如今仍然投資不足的領域，並且從中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從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無論政府還是投資者，目前都在尋找這些可供投資的新領域。而在其看來，“人力資本”就是最需要也最值得投資的方向。

“從‘單獨二孩’政策實行一年多的實際效果來看，每年受惠於新政而增加了幾十萬新生兒。再加上本次進一步放寬限制的‘全面二孩’，根據估算，未來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規模預計將在250萬左右。我覺得今天宣布放開二孩政策並不令人驚訝，這是一個遲早的事情，而且這個政策會非常有利於拉動各個產業，比如嬰幼兒產業、房地產、教育、創新創新等，就旅遊產業而言，短期不一定立竿見影，但長期而言會非常有利。”梁建章表示，按照每個孩子每年帶來3萬元消費來計算，那麽每年新增的消費就是750億元。

至於有沒有必要限制“三胎”，梁建章認為，生三個孩子的人還是比較少，管理難度很成本都很高，所以暫時沒有必要限制“三胎”。

“我們也註意到此前有人覺得單獨二孩政策開放時其實是遇冷的，似乎並沒有那麽多人一定要生，至於此次新政是否會遇冷，我覺得是否遇冷看你如何預期。”梁建章表示。

同時，梁建章認為，盡管未來可能人口會有20%~30%左右的增長，但是養老依然會是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

“無論如何，這次新政的開放都是一大進步。”梁建章認為，本次“全面二孩”的政策，則會提振海內外資本投資中國經濟的信心。

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是一項得民心的改革，但是政府仍需努力營造良好氛圍，讓更多有生育意願的人真的“敢生”。否則，放開全面二孩的效應將大打折扣。多位人口學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達了上述觀點。

今天閉幕的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表示，由於生育的主體80後、90後的生育觀念與上幾代人完全不同，而且婚育的機會成本和生養的撫養成本都很高，因此，政府和社會應當采取積極措施鼓勵生育，修訂現行的一切不利於生育水平回升的法律法規。

實行了三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深深改變了中國人的生育觀。根據1980年以來的兩百多次生育意願調查，中國人整體的生育意願已經非常低下，目前生育意願大致在1.6~1.8之間。而由於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落差，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更低。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在1.2左右。

另據本報記者上周在個人公眾號“人口內參”上針對全面放開二孩所做的民意調研，不願意再生二孩的原因，36%是花錢太多，養不起;39%是養孩子太耗精力，累不起。8%是怕耽誤工作。4%的人認為一個孩子足夠了，無需再要。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認為，單獨二孩政策遇冷已經敲響了一記警鐘。從2014年初開始到2015年中，一年多的時間，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妻中僅有13%左右申請了再生育。

“這說明現在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已經低到非常低的地步，下一步政府有必要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鼓勵更多願意生育的人能真的生育。”顧寶昌說。

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是中國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但如果只有允許生的政策，沒有任何扶持的政策，可能並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姚美雄建議，政府需要做好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服務，營造一個願意生二孩的社會氛圍。比如，可以把幼兒園納入公立教育，把產假延長到6個月等。

“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現在看來，進展的不錯，比如說利率市場化。應該說這個利率市場化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就是把存款利率放開了。但是在金融市場方面有很多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2015年10月25日，在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十周年慶典上，經濟學家吳敬璉說。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利率市場化之後，不會出現商業銀行惡性競爭的局面。在這個時機將存款利率上限取消，不會產生負面影響，是金融改革很好的一個步驟。

他指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對於利率市場化具有重要意義但還不是全部。利率市場化工作還在進行中，後面將思考如何建立完整的利率曲線、利率體系以及人民銀行如何執行更好的貨幣政策。在約束不像原來那麽嚴格以後，如何更好實施貨幣政策，還要繼續探索。

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良貸款影響正面

今年5月，央行上調存款利率浮動區間，從130%調至150%。10月23日晚間，人民銀行再次宣布降準降息，同時宣布，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

“之前央行有窗口，基準利率可以提到1.5倍，但也很多銀行也沒到那里。這說明存款利率上限對於銀行而言已經不起到約束作用，沒有銀行把基準利率上浮到150%的上限，所以把上限取消了不會有什麽太大影響。” 白重恩說。

降息加上放開對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上限，業內人士認為，銀行存款從此“貨比三家”，以後銀行“躺著掙錢的日子已經結束。”商業銀行2015年半年報已經暴露，利率市場化沖擊下，息差進一步縮小、凈利潤增速明顯下降、不良攀升，陸續公布的上市銀行三季報也令人堪憂。

白重恩指出，2015年銀行所面臨的沖擊不僅僅和貨幣政策有關。例如，商業銀行不良率上升就與貨幣政策沒有太大關系。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三期疊加”，正在經歷前期經濟刺激的消化期。前期一些不良的影響現在已經逐漸體現出來。

他認為，現在的貨幣政策對於商業銀行減少“不良”是有好處的。如果利率很高，企業的債務成本就會更大，銀行的不良就會更多。企業債務成本降下來，銀行的“不良”會稍微少一些。所以說，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良產生了正面影響。

擔心貨幣過多流入政策扶持部門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央行2015年進行了5次降準、5次降息以及若幹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寬松程度顯著高於往年。

白重恩指出，利率市場化以後，最大的擔心就是過多資金流入政策扶持部門。如果貨幣政策放松使得國企部門獲得了更多的資金，這就與貨幣政策設計的初衷違背了。

所謂政策扶持部門，就是在政府刺激經濟過程中，產生大量基礎建設投資，投資過程中雖然很多生產活動是由非國有企業完成的，受到了政策扶持部門支持和影響。

白重恩舉例：中國經濟發展至今產生了一些“怪相”，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按慣例，實際利率應該是下降。因為經濟增長乏力會抑制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企業對資本需求比較弱。但是在中國正好相反，從2012年開始GDP的增長一直都在下降，但是利率一直到上個季度為止還在上升。

之所以會在中國產生“怪相”，白重恩認為，是因為中國的政府部門占用了大量資源，擠壓了市場部門的發展。

“中國過去幾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資本回報率下降，同時資本成本上升。就是因為政策扶持部門占用了太多資本和勞動力，因為他們占有了這些資源，使得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白重恩說。但同時因為有這樣的新二元結構(市場部門與政策扶持部門)，中國經濟效率不斷下降，GDP增速不斷下滑。

白重恩指出，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思路，如果政府太看重經濟增長短期目標，政府不靠刺激經濟就做不到，很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與此同時，“雙降以後，尤其是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下調之後，銀行有更多的資金可以投。但是銀行會因為風險大不願意將貨幣投向市場部門，而是更多流向政策扶持部門。”

白重恩表示，不能寄希望於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中國更需要企業改革，尤其是政府增長思路的改革。在貨幣政策積極配合的情況下，其他的改革希望可以同步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