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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籲建綜合農民合作體系 成立國家“農政部”

“僅僅靠有效的農業經營模式，並不能保證農戶的利益。”29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仝誌輝表示，在“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模式中，大量存在小農戶利益被忽視乃至被剝奪的情況。而在更為普遍的大農戶和小農戶的關系中，也存在利益不均衡的情況。

仝誌輝認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需要走出一條農民合作的新路。

當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京聯合發布《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等四部研究成果。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還建議，設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和指導綜合合作體系創建和發展;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政部，並具體執行對綜合合作體系的扶持政策。

仝誌輝介紹，目前的農業經營主體已經多元化，包括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和城市務工的兼業小農戶、專業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經營的專業農戶(這其中有家庭農場、農機農技供銷服務的專業農戶)、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外來資本參與或主導的農業企業等。

他介紹，每一種農業經營主體，其實對應著不同的農業經營模式，兼業小農戶和專業農戶被認為是家庭經營，但是專業農戶中的一些是專門提供農技、技術、購銷的農戶，也有很多是土地面積超過1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有些家庭農場已經很大程度上依靠雇工，土地面積大、有雇工的家庭農場已經純粹是為利潤而生產。

這些專業農戶、家庭農場主很多並不完全是本地農民，而是有越來越多的外地農民和市民加入其中。農民專業合作社被認為是合作經營，合作經營模式包括勞動合作、土地股份合作、資金合作、購銷合作等多種形式。農業企業主要是資本投資形成，但是也和專業合作社、農戶之間發展“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模式。

調研發現，“依靠多樣化的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經營模式，並不足以同時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增收的雙重目標。”目前，以大戶為主導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出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成了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要形式。“聯合後利從何來?利潤很重要一部分來自盤剝小農的利益。”

仝誌輝調研發現，這樣的盤剝有三個層次：其一是合作社內部大農對小農的盤剝，其二是合作社對社外小農的盤剝，其三是大合作社對小合作社的盤剝。大農聯合小農組建合作社的最初目的是獲取國家財政扶持資金和相關優惠政策，自然不會真正完善合作社內部的民主管理和合作制度。因為若實現民主控制，則組織的剩余控制權與剩余收益權將在大農和小農之間平均分配，這顯然是不符合大農利益的。

“如此，小農無法分享合作收益，其對交易成本的節約也只會止於社員的購銷需求的匯集。在這樣的合作社里，執行的是‘大農吃小農’的邏輯。”仝誌輝說。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介紹，資本和部門下鄉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從宏觀層面來講，必將優先選擇農業產業化鏈條中利潤相對豐厚的環節，擠壓農民自發合作的利益空間，惡化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社的發展環境。

仝誌輝舉例說，2007年，全國豬肉價格大幅度上漲之後，國家對養殖業制定了相當優惠的財政、稅收扶持政策。由於小規模家庭養殖模式的市場效應不明顯，地方政府紛紛引入資本的實力，在全國各地興建了一批新的數量多、規模大的養殖場。

由於市場需求總額的相對穩定，新的養殖場的興建必然加劇全國市場上養殖業的內部競爭，資本和部門利益結合形成的市場合力自然要遠遠強於弱勢的分散小農，家庭養殖業的發展形勢必然會隨之進一步惡化。

“根據我們的調查，近些年，全國各地農村分散的、小規模的家庭養殖業幾乎都已經趨於破產，養殖業基本上已經被資本所控制。”仝誌輝說，以此為鑒，如果給資本以下鄉的機會，經濟作物和有利可圖的部分大宗糧食作物的經營權都有可能掌握在資本手中，這必將損害農民的利益，實際上等於不斷地將農民從農業經營的各個領域驅趕出去，一步步侵蝕農民分享農業收益的能力和權利。

仝誌輝建議，在財政支持方面，努力構建普惠的財政支持體制，讓盡可能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小農受益，減小因合作社而導致的農民分化。政策支持方面，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社長的培訓和農戶的合作化教育，提高他們的合作意識並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讓他們在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設計上進行探索，看是否可以突破“大農吃小農”的邏輯鎖定，真正使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各方利益緊密聯結的合作性組織。

仝誌輝認為，推動“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才能真正“去部門”“化資本”。他解釋說，這一“三位一體”農民綜合合作，指的是以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為基本構成單位，通過橫向聯合和縱向整合，形成的將農業全產業鏈利潤留給農戶，實現農戶家庭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合作組織體系。

《農民合作新路：構建“三位一體”合作體系》建議，設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和指導綜合合作體系創建和發展;考慮重組中農辦、農業部、林業局、科技部、水利部、商務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供銷總社等部門的涉農行政職能，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政部”，在省、市、縣設立農政廳、農政局。原農業部整體改組進入農政部。縣以下原則上不必再設立獨立農政機關，可由農政機關委托基層農協代行有關職能。

“設立農政部，對於建立綜合性農民合作體系具有如下兩點意義。”仝誌輝認為，第一，消除涉農部門之間的摩擦;第二，抑制涉農部門的營利性。此外，仝誌輝還建議金融主管機構和監管部門允許試點縣和鄉鎮在農民合作組織內部開展規範的合作金融業務。要將其作為服務社員、增強內生實力的重要內容。對其業務開展進行人才培訓和業務指導。

專家認為我國應盡快建立農戶家庭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合作組織體系。攝影/章軻

國家林業局：將抓緊清理與野保法不一致規章和標準

國家林業局4日表示，將抓緊清理與野生動物保護法不一致的規章、規範性文件和相關技術標準，並要求地方林業主管部門同時推進這項工作。

此前，林業部門有關棲息地保護、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等多項與野生動物保護的規定在社會上爭議較大。

7月2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簡稱野生動物保護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訂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增加了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保護和名錄制度、野生動物收容救護制度、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制度、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管理制度、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標識制度、禁止生產經營使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禁止為食用非法購買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制度、引進外來野生動物的核準管理和野生動物放生制度，以及涉及野生動物管理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等。

此外，野生動物保護法還增加了禁止性規定及相應的法律責任，提高了罰款額度，增加並細化了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有關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作為及不依法查處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明確了縣級以上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對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出售、購買、利用、運輸、寄遞等活動進行監督檢查。

一直以來，民眾對虎骨、犀牛角、熊膽是否可以入藥公開銷售爭議很大。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但“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1993年5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其中第三條規定，“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藥用標準，今後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藥。”因此，人工養殖的虎骨、犀牛角等重點野生保護動物制品仍禁止入藥。

修訂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將野生動物放生至野外環境，應當選擇適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當地物種，不得幹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產，避免對生態系統造成危害。隨意放生野生動物，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或者危害生態系統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在4日上午召開的全國林業法治工作會議上，國家林業局副局長陳鳳學表示，根據修訂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處理好保護和利用的關系”。他說，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規定，國家保障依法從事野生動物科學研究、人工繁育等保護及相關活動的單位和個人的合法權益。為了適應國家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客觀需要，野生動物保護法簡化了科學研究、人工繁育和經營利用野生動物的審批程序和環節，同時也加大了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陳鳳學介紹，野生動物保護法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保護、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專用標識等許多方面作出了新的規定。這些新制度的實施，還需要抓緊修改完善《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按照立法程序報國務院審議發布。

陳鳳學透露，國家林業局將制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許可證管理辦法、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專用標識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和相關規範性文件，抓緊清理與野生動物保護法不一致的規章、規範性文件和相關技術標準。地方林業主管部門要抓緊清理、修改和完善有關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和規範性文件。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凡設區的市和自治州林業主管部門要結合本地方的實際，起草制定與野生動物保護法配套的規定，履行立法程序，確保野生動物保護法在本地方的順利實施。

中國網絡信息安全“國家隊”正在變道超車

國家對網絡信息安全日益重視。

作為網絡安全與信息化產業“國家隊”，中國電子初步構建了“可發現、可防範、可替代”的自主可控信息安全防護體系，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已成為我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域的重要支撐力量，有望實現發展路徑的“變道超車”。

上述信息是中國電子董事長芮曉武在國資委組織的“走進央企·創新組歌”活動中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的。

芮曉武指出，中國電子逐步解決了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缺芯、少屏、免疫力低”等重大問題方面，早在2011年7月就啟動實施“網絡安全系統工程”，全面開展“本質安全”、“過程安全”、“工控安全”建設，服務於重要行業、重點部門領域，保障國家重要信息系統和關鍵基礎網絡的信息安全。

自2013年6月”棱鏡門”事件以後,國家將信息安全上升到戰略層面，國家級別的政策、法規快速推出。2013年8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組織實施2013年國家信息安全專項有關事項的通知》。2014年8月,工信部發布《加強電信和互聯網行業網絡安全工作指導意見》。2015年6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並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當前網絡安全形勢嚴峻，網絡安全威脅和風險日益突出，並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國防等領域傳導滲透。芮曉武指出，國家關鍵部門、核心要害要著力打造自主可控的基礎設施，構築堅不可摧的網絡安全防控能力。作為網絡信息安全國家隊，我們要具備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的能力，建立全面網絡安全防護體系。要把握好自主與開放的關系，要選對肩膀，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聯合創新，打造自主先進的產業發展生態環境。

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布的《2015年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報告》指出，針對中國重要信息系統的高強度、有組織攻擊威脅“形勢嚴峻”。據報告，當年中國境內有近5000個IP地址感染竊密木馬，涉及政府機構和重要行業的高危漏洞持續增多。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理事長方濱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建設網絡強國，企業要發揮核心的作用。他指出，首先要有自主過硬的技術，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其次，要有全面的信息服務網絡;第三，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形成雄厚的網絡經濟;第四，要有高素質的網絡安全信息化人才隊伍;第五，在國際上要形成話語權。

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表示，中國電子基於ARM架構芯片的成功研發，有望讓我國實現換道超車。目前的網絡安全技術體系大多是建立在國外的技術基礎之上，創新需要勇氣，更需要科學的態度，要在基礎應用技術、“殺手鐧”技術，以及顛覆性技術上有所突破。

據介紹，中國電子年科技投入比例保持在3%左右，這對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除成功研發出DDR4內存緩沖控制器芯片等多款自主可控網絡安全產品外，中國電子還自主研發了“白細胞”可信計算平臺，可為計算機建立“免疫系統”，使其能夠自我防護、主動免疫。

魏少軍還指出，信息安全要靠強大的產業基礎來支撐，不能把信息安全和產業發展割裂開來。信息安全產業需要開放合作、協同發展，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把國內的一些優秀企業、優秀技術聚集起來，打造一個大格局。

英國“脫歐” 這個國家偷著樂

外交經驗老到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上周在和歐盟外長進行午餐會時，忍不住開了個玩笑。對著歐盟外長們，拉夫羅夫嘲笑道，一旦英國完全脫離歐盟，“歐盟在聯合國安理會就只剩一票了”。

和拉夫羅夫共進午餐的歐盟外長們可能很難欣賞他的幽默，拉夫羅夫的話暗示在英國人公投選擇離開歐盟後，莫斯科政治精英們出現了一種激動得有些難以自持的情緒——畢竟歐盟是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手，且長期以來很多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為歐盟的增長付出了代價。

對俄羅斯有利？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二戰的五大戰勝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在安理會有一票否決權。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自2000年首次當選總統至今的16年中，歐洲政客一直不懈地批評他破壞公民自由和民主。2014年，烏克蘭爆發“廣場革命”，俄歐分歧演變為公開的對峙，普京指責該革命是西方支持的政變。

歐盟則自2014年7月31日開始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制裁包括銀行、國防和石油行業，與烏克蘭危機相關的重要人物也列在“黑名單”上。

近日，歐盟宣布把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再延長半年至明年1月31日。俄方則回應稱，延長制裁無法迫使俄改變外交方針。普京也簽署總統令，決定將對西方國家的反制裁措施日期從2016年8月6日延長至2017年12月31日。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科爾圖諾夫(Andrei Kortunov)說，烏克蘭危機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說過一句“名言”，她說普京“活在另一個世界”。“現在默克爾可能仍然會那麽說普京，但普京可能會回：‘是，我就是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但我的世界比你的更加真實’。”科爾圖諾夫認為，“任何人都無法簡單駁回他對世界的看法。”

就算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前，普京及很多其他俄羅斯人也對現代歐洲頗感困惑，甚至是厭惡。在他們看來，歐洲大陸已經放棄了例如國家自豪感、對法律和制度的尊重等傳統價值觀。

現在，莫斯科一些人希望英國脫歐公投是歐洲政治改變的先兆，民粹主義獲得更多共鳴和支持，從而令普京的世界觀得到更多支持。一個現成的例子是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同時她也是普京的仰慕者。

科爾圖諾夫認為：“很明顯，現在所有的變化，無論是在法國、德國，還是其他地方，將更有利於俄羅斯。”

感情層面

除了戰略利益，可能也有感情層面的東西。對那些經歷過蘇聯解體的俄羅斯人來說，英國脫歐作為歐盟分裂的第一個跡象引起了深深的共鳴。普京曾將蘇聯解體稱為20世紀最大的災難。

一名駐俄羅斯的歐洲外交官稱：“這才是普京主義者看待英國脫歐真正的語境：蘇聯解體使他們失去了帝國，令他們在全球的力量不斷流失，現在他們認為同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英國，甚至整個歐盟。”

也許是考慮到了這點，盧基揚諾夫和其他一些外交政策專家擔心，陷入混亂的歐盟可能對俄羅斯帶來影響。他警告稱：“決策機制可能變得非常不正常，他們甚至無法共同行動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

現在，莫斯科正試圖利用歐洲的危機感，在歐盟政府忙於處理英國退歐後續事宜之際，普京開始推動俄羅斯和歐洲關系的修複。

當地時間1日，普京的長期夥伴和密友之一亞庫寧(Vladimir Yakunin)在柏林啟動建立了一個智庫，該智庫將著眼於文明對話。他稱曾經管理過多種族國家的蘇聯經驗，可以為面臨移民問題的歐盟提供寶貴的經驗。

“在這里，歐洲的中心，我們看到有在全球都造成不安的現象出現：恐怖主義、仇外、極端主義。”亞庫寧說，“從那個角度，俄羅斯經驗可能是有需要的。”

歐亞經濟聯盟

莫斯科還夢想著有一天能將歐盟納入自己的經濟聯盟，即歐亞經濟聯盟。2014年5月29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簽署《歐亞經濟聯盟條約》，宣布歐亞經濟聯盟於2015年1月1日正式啟動，旨在建立類似於歐盟的經濟聯盟。2015年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加入歐亞經濟聯盟。

上個月，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歐亞經濟委員會主席薩爾基相出現在同一個論壇小組上，這也是兩人第一次同場出現。

有外交官稱，如果提前得知，容克可能不會出現，因為歐盟不希望在明斯克協議完全實施前和歐亞經濟聯盟有所接觸。

但從短期來看，莫斯科明顯還是最希望英國逐漸減少對歐盟的影響。正是在英國堅定的支持下，默克爾上月才能凝聚足夠的支持票，再度延長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國家信訪局：簡易信訪事項10日內出具意見

國家衛計委首度回應疫苗短缺問題 促各省勿觀望等待

針對各地報道疫苗短缺和疫苗政策過渡期銜接問題（（詳見《南方周末》2016年7月1日《疫苗一株難求，疫苗新政再檢討》）），2016年7月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相關負責人首度回應，並敦促各省積極建成新的平臺。

該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截止到7月7日，全國六省區已經建成了二類疫苗的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分別是四川、寧夏、重慶、山西、陜西、山東，其中四川和寧夏已經通過該平臺進行二類疫苗招標，而吉林、上海、浙江、河南、廣西、雲南等省市則通過原有的疫苗招采程序完成招標。

“我委已經註意到疫苗短缺和政策過渡期的問題，並采取了措施，目前疫苗總體滿足需求，但過渡期不可能無限期延長。”該負責人表示，希望各省按照國家要求，早日建立平臺，而不是觀望等待。

脊灰疫苗的短缺也是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今年5月1日，由於全國脊灰疫苗免疫策略調整，我國已經全面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糖丸），並首針采用脊灰滅活疫苗（IPV），剩余采用二價脊灰疫苗（boPV）。據統計，除河南省外，其余的30個省份和新疆建設兵團都采購調度了二價脊灰疫苗（boPV）；21省采購調度了脊灰滅活疫苗（IPV）。

“IPV疫苗存在缺口。我們也在積極會同各部商討解決辦法。”國家衛計委承認，目前我國boPV疫苗的產量基本可以滿足，但因為各地履行采購程序、疫苗分發、配送均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出現個別地區的疫苗短缺現象。而IPV僅有兩家疫苗企業生產，按照兩家企業目前上報的產量，今年，整個IPV疫苗缺口有160萬支，而到了2017年，缺口可能達到800萬支。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系由Ⅰ、Ⅱ、Ⅲ型脊灰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多發於嬰幼兒，曾被醫學界稱為“威脅兒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殺手”。目前世界各國主要通過使用註射用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IPV）和口服Sabin株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OPV）進行預防。而首針接種滅活疫苗（IPV），將大大降低疫苗相關病例的發生。

據了解，在新政調整之前，IPV疫苗屬於二類疫苗，企業自主定價，每劑的售價大概為140元-190元，每個小孩要打4次，算下來就760元左右。據統計，2014年中國新生兒為1687萬人，依此推算，如果每個小孩都接種國外進口的滅活疫苗，每年花費120多億元。而如果能納入一類疫苗，采購價將大大降低，僅為30~40元。有人據此批評政府幹涉市場定價。

“進入一類疫苗降價太多，企業可能會不願意。”有疫苗企業人士說，他解釋因為脊灰疫苗短缺是全球現象，企業更願意銷售到售價更高的地區，以昆明所為例，該疫苗研發多年，投入巨大，剛上市，並不希望以低價進入一類疫苗，而巴斯德在全球市場上銷量很好，也不希望降價大量供應中國市場。

“一類疫苗盡管價格低，但用量大，長遠來說對企業是好事。我們希望企業能具有社會責任感，盡快加大產能供應，讓所有的寶寶都能順利得到免費接種。”衛計委相關負責人呼籲，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為兒童提供最大程度的健康保障才是最終目的。

“調整期間，按程序需要接種脊灰減毒活疫苗的兒童需暫時推遲接種，但並不會影響接種效果，希望家長放心。”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免疫規劃中心主任醫師鄭景山說。

福建高院昨夜舉行聽證會 蒙冤22年，4“殺人犯”提出3300萬國家賠償

7月7曰晚上，福建高院就許金龍等4人“搶劫殺人”冤案國家賠償申請舉行聽證會。此前，蒙冤入獄22年的4人共提起總額超3300萬元的國家賠償。

1994年1月，福建莆田一66歲老者在家中被殺，當地的許金龍等4名年輕人被認定為兇手，蒙冤入獄，後被判處死緩。經過4人的不懈申訴，今年2月4日，福建省高院再審此案，4人被宣告無罪。

今年6月初，4人相繼向福建省高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此前福建省高院提出，讓4人在申請賠償階段解聘申訴階段聘請的北京律師，改請福建當地律師。但許金龍和另一位蒙冤者許玉森堅持己見，仍聘請了北京律師，分別提出了900多萬元賠償申請；另兩位蒙冤者張美來、蔡金森則聘請了福建律師，各自提出了700多萬賠償申請。4人提出的賠償總額超過3300萬。

福建高院原定今天（7月8日）上午對他們的賠償申請進行聽證，但由於未來幾天當地有超強臺風，遂臨時將時間改成昨晚。

聽證會分兩場召開，聘請北京律師的許金龍、許玉森2人被分成一組，對他們的國家賠償申請聽證從晚上6:30開始，持續到晚上9點。他們離開法院後，聘請福建當地律師的張美來、蔡金森走進法院，進行下一場聽證。

昨天的聽證會，4名當事人聘請的律師悉數到場。 據律師介紹，福建省高院的兩位法官稱，將在法定框架之內積極協調，同時會盡力爭取額外補償。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

脊灰滅活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計劃，但供貨嚴重不足

一粒糖丸（三價脊灰），在2000年時完成了中國無脊灰目標的使命。2016年5月1日，這粒糖丸將退出市場。

此前，國家衛計委發布通知，中國於5月1日實施新的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tOPV），用二價脊灰減毒活疫苗（bOPV）替代tOPV，並將脊灰滅活疫苗（IPV）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國家衛計委稱，這次脊灰疫苗免疫策略的調整是全球消滅脊灰的統一行動，也是我國脊灰防控工作的實際需要。但這一需要，將導致1500萬左右的兒童的IPV量暫時出現不足。

“目前昆明所生產的IPV的量在600萬份，巴斯德進口IPV在550萬份，尚不能夠滿足當前的量，IPV疫苗存在缺口，我們也在積極會同各部商討解決辦法。”國家衛計委方面表示。

此次轉換並非突然

脊灰病毒有I型、II型和III型3個血清型，相應的疫苗也需要包含3個血清型的疫苗毒株，即三價脊灰疫苗。

2000年，我國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證，實現了無脊灰目標。但由於鄰近多國仍有脊灰野病毒流行，為防止脊灰輸入病例的發生，2000年以來我國仍然繼續使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II型脊灰野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被消滅，接種含II型毒株的減毒活疫苗已經沒有必要。為此，世衛組織決定全球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改用含有I型、III型兩個血清型的二價減毒活疫苗，同時要求各國應引入至少1劑次脊灰滅活疫苗。

本次調整，包括中國在內的仍在使用脊灰減毒活疫苗的155個國家同步實施。

“世界衛生組織之所以建議使用1劑IPV，是因為IPV是滅活疫苗，可以讓兒童先獲得免疫功能，而且它帶來的不良反應少，不會因為接種而誘發小兒麻痹。先接種IPV，可以減少這種不良反應。”一位免疫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下，中國選擇了首劑脊灰滅活疫苗IPV，加三劑次二價脊灰減毒疫苗的免疫規劃程序。經國務院同意，確定我國脊灰疫苗轉換安排為2016年5月1日起，全國將1劑次脊灰滅活疫苗和3劑次二價脊灰減毒活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珍貴的量

“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建議是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量不足，沒有做夠事前工作。”一位免疫專家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中國市場上擁有兩家IPV供應企業，一個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昆明所），一個是巴斯德。自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國家食藥監對於IPV的批簽發情況如下：巴斯德8359584支，昆明所3364793支。而昆明所最大的產量是每年600萬，巴斯德能夠給中國提供的最大量是550萬。在1500萬左右的兒童需求之間，這個量還是差那麽一點。

“1999年時，世界衛生組織就提出了建議，要求轉換免疫程序，把滅活脊灰疫苗IPV納入免疫規劃，可以全程使用IPV，也可以部分使用。很多國家采納了這個建議，組織企業進行研發和生產。在中國，即使在五六年前也提出了相關的建議，但是儲備不足，目前只有一家企業投入了生產，其他三家企業還處於研發階段。”一位原世界衛生組織免疫規劃專家表示。

昆明所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個脊灰滅活疫苗IPV於2015年7月1日正式上市。疫苗上市後，因國家尚未將其納入兒童計劃免疫，故僅作為二類疫苗在部分地區使用。

“2015年11月，國家疾控中心為將脊灰滅活疫苗IPV納入國家計劃免疫而進行的疫苗試點工作，僅向昆明所訂購了112萬劑（試點還包括由巴斯德提供疫苗的北京和天津），而至2016年4月山東疫苗事件發生之時，該試點工作尚未完成，因而脊灰滅活疫苗IPV仍未納入國家計劃免疫工作。”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據了解，2016年5月1日，國家宣布實施新的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後，昆明所接到多個省市的脊灰滅活疫苗IPV“借苗”需求。

“在沒有付款沒有銷售合同，甚至沒有招標采購的狀況下，昆明所第一時間滿足國家需求，把庫存的110多萬疫苗全部發往需求地區，包括最邊遠的西藏、新疆等，以全力支持國家的脊灰轉換策略。”上述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但是由於國家在6月14日發布的“關於貫徹實施《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不得采購單一成分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作為二類苗使用。目前，昆明所正在將做為二類疫苗銷往部分地區的脊灰滅活疫苗IPV全部轉為一類苗。

就是這一轉換過程，潛在給企業帶來1000余萬元的損失都還不是重點，問題出在以二類苗在流通路上的脊灰滅活疫苗IPV需先返回企業，再以一類苗出臺。看似簡單的回收，疫苗卻不同，必須進行批批檢合格後才能回收入庫，而批檢需要的量是每批次200支的疫苗。

“最大的問題是已經以二類疫苗身份進入渠道的300多萬份IPV，在轉換為二類疫苗環節出現了問題，不能直接轉化，需要退回企業，然後再以一類疫苗進入。退貨的第一道關便是企業需要每個批次拿出200份作為檢驗，合格後才能入庫，但是之前合格的疫苗，為了身份的轉換而損失掉，這很可惜，更何況現在IPV的量本身就不夠。”上述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其實已經在渠道的脊灰滅活疫苗可以直接轉為一類苗，但是目前不知各省疾控如何做，他們完全可以直接轉。因為一類苗的包裝上需要貼一個‘免費苗’標簽，如果各省疾控覺得這個標簽退回企業來貼更簡單的話，他們可能會考慮先退貨，然後再進貨，他們可能不考慮原本就緊缺的量。”一位衛生行政部門的官員表示。

在今年5月份前，進入渠道的IPV在500萬份左右，昆明所300萬左右，巴斯德200萬左右。但是尚未使用完的IPV的身份轉換，如何節省已經不足的量，是當前需要考慮的一個環節。但是由於一類苗需要貼上免費的標簽才能進入渠道，否則不能進入，到底如何解決，目前尚無答案。

但是為了IPV的量，目前除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已獲得脊灰滅活疫苗IPV的批準文號外，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興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在進行Sabin株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的研發工作。如果這三家投產後，IPV的量不足問題有望緩解。

國家統計局將加快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起緣於自然資源的核算和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制，將自然資本價值編列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上，目前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的共識。

在此次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上，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王益烜副司長就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中的統計問題進行了闡述。

王益烜介紹，關於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一系列重要決定和文件出臺，第一次是由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務院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總體方案》，對於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提出了具體要求。

國家統計局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目的，據王益烜介紹，是為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信息基礎。但是在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的過程中，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就是如何實現國際標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王益烜介紹，編制中國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首先應立足於中國自然資源的現實。因此應該參照我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結合聯合國相關標準，同時借鑒發達國家自然資源核算的先進經驗，通過創新的方式來編制中國特色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其次，王益烜表示，編制過程中應該明確如何界定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結構和內容，在她看來，應該在編制過程中突出核算重點、不斷完善體系，既要反映自然資源資產的存量情況，還要反映自然資源質量狀況和變化。實現自然資源資產檢測的動態和靜態的結合。

在王益烜看來，自然資源管理部門與統計部門之間指標口徑與分類標準的協調，制約著我國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工作。她表示，編制過程中所需要的基礎數據來自各自然資源管理部門，主要適用於本部門管理的需要，在納入國民核算指標體系時，需要重新調整。

此外，不同資源管理部門的指標口徑和分類標準存在不一致，也容易在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過程中產生混淆，不便於國家層面對於負債表的管理。

最後一個問題，王益烜認為市縣一級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資料缺口比較大。據她介紹，國家統計局在全國範圍開展數據收集監測過程中發現市縣一級數據比較少，這就造成了數據的不全面。

針對國家統計局的下一步工作安排，王益烜表示，統計局將繼續修訂完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制度》，同時加快編制全國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林毅夫開藥方：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發達國家跨越

迎接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積極應對，南南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團結互助、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分論壇上，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在亟需經濟現代化的當下，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

林毅夫首先表示，對於廣大南方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減少貧困、追求繁榮是一個共同的夢想。但是二戰結束之後，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繁榮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數量非常少。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往往以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和理論為藍本來指導本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出現經驗“水土不服”的現象。

對於如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跨越，林毅夫認為，真正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此一目標的，大多都是利用了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會。比如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是在發達國家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後帶來的產業轉出機遇以獲得發展機會。

與之前日本、韓國等國的產業轉移不同，中國的產業轉移將會為全世界更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之所以這樣認為，林毅夫在會上表示主要是基於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就業人口。

據林毅夫介紹，當時日本開始出現產業轉移的時候，整個日本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大概有970萬，而中國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卻達到了1.25億，而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有8500萬人。因此中國產業轉移所釋放的空間無疑將是巨大的。

但正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林毅夫表示，發達國家的經濟形態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受氣候異常的威脅較少。但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氣候異常時，由於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及收入水平較低，所以表現得更為脆弱，應對能力很弱。而且按照氣候變化協定，新增碳排放容量特別少，如果發達國家不率先減少碳排放，那麽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就無法實現。因此面對這種威脅，強調南南氣候合作，對於南方國家實現減貧困目標會提供很大的幫助。

面對這些威脅，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首先應該形成共識，來共同督導發達國家實現巴黎協定的兩大承諾。同時南方國家之間也要交換相互之間的經驗，利用後發優勢，采用新的綠色技術，在工業化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林毅夫最後認為，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南方國家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能帶來更為綠色和可持續的全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