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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的是大學里考試的意義嗎？

2017年1月1日淩晨，北京，一些大學生們在備戰期末考試。（新華社記者 李京/圖）

也許大學里最輕松的一刻，就是在期末考試全部結束之後的時刻了。無論考得如何，終究是長長舒了一口氣。沒有認真複習的，會有掛科的憂慮；即使認真複習的，也會有成績不理想的憂慮。

倘若你平時上課認真聽講，期末複習把老師上課的筆記都認真地背誦，最後考試的題目很多卻是你的任課老師根本沒講過的，又會作何想法。而這，正是我所在的學院切實發生的事情。2016年我們學院的專業課之一傳播學概論由兩個老師教，最後的考試卻是一個老師單獨出題；上學期的新聞學概論也是兩個老師教，最後的試題是兩個老師各出一張卷，隨機抽取其中一張作為試題卷。

理工科的知識傳授或許還有譜可依，而人文社科的講授大不相同，即便是講同一門課，用同一本教材，但所講的內容，從宏觀的框架結構到具體的知識細節，都大異其趣。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理解。這對教學來說本大有益處，人文社科本無標準答案，而且多元的教學可以促進學生視野的開闊、理解的深入。

然而，臨到期末考試的時候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如果運氣好，抽到了自己任課老師出的題，那你的複習必定事半功倍；如果運氣不好，抽到的試題是別的老師出的，兩個老師所講授的內容又有較大差異的話，複習大多是事倍功半。

這真的是大學里考試的意義嗎？學生不同意，老師也未必同意。前不久靠編劇小說式的考題，引起輿論關註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車浩認為，考試的功能和意義在於“第一，考試是教學過程的延長甚至高峰；第二，考試是師生之間的一次深度溝通和告別”。顯然，僅就我的這幾門專業課考試來說，連第一條都做不到。

其實老師也知其弊端，解決辦法大致有兩種：其一是自己的任課老師看一下其他任課老師出的試題，在最後一節課把考試內容中自己沒講過的劃出重點，然後讓自己的學生參考教材或者另一個班同學的筆記。但這樣的方式太依賴任課教師自身了，不是長久之計，而且讓教學和考試變得脫節，遑論高峰。

其二則是較為不錯的解決辦法，老師們合出卷，根據各自的授課內容設置題目，幾方的題目放在一起；接著把題型設置為可選擇的，比如簡答題可以“六選三”、論述題可以“四選二”。如此，既把教學與考試內容結合起來了，讓學生免於多背之苦，對所有考生也都公平，不會因為試題不合理的原因而影響分數。

眼下正是高等教育改革發力的時候，前不久取消了“985、211”，改實行“雙一流”工程。這些影響深遠的變革一時半會難以體現在具體而微的行動實踐中，但考試命題的細節卻是每一個大學生都能感受得到的。高等教育的改革固然對各種宏闊的措施不可或缺，但“改革”除了壯士斷腕之外，還得來點“匠人精神”，這些幽微的細節或許才是支撐高校的基底，畢竟“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作者為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大二學生）

北大饒毅再發犀利言論：稱湖畔大學是賺錢培訓班

1月15日，未來論壇2017年會暨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在上午關於未來教育的圓桌討論中，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委員饒毅再發一串犀利言論。因為理念不同，饒毅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現場“相愛相殺”了一番，直言自己對於錢穎一同時參加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和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意見非常大”。饒毅自己還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錢穎一，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因為怕錢穎一不高興。

饒毅說，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了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饒毅甚至“質問”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麽被拷問的?

除了吐槽湖畔大學，饒毅還“炮轟”了美國教育，稱特朗普當選代表了美國教育的失敗。

饒毅指出，盡管中國很想學習美國的教育體系，認為它是鼓勵創新的。但是美國教育有自身無法回避的弊端，比如它長期為權貴家庭子弟服務，這代表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美國教育對考試成績有缺陷的權貴子弟開路，放棄了基本的底線。

他認為，此外，美國高等教育給中國的教訓是：美國普通人如果自己能力不夠，不會反思自己能力的問題，而是會歸結於別人的問題。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對普通人的腐蝕，我們的教育改革要避免這一點。

在1月15日的未來論壇2017年會上，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在討論一開始，1986年圖靈獎得主、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John HOPCROFT就拋出問題：“如果你是中國教育部長，你會怎麽做?”這個問題引發了參與討論的科學家、教育家和投資人的激烈討論。

以下為論壇圓桌討論實錄的部分內容：

John HOPCROFT（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1986年圖靈獎獲得者）： 我可以從最後開始，專家可以去評論一下，如果你們要成為教育部的部長的話，會怎麽做?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就是現在中國所有的學位都是教育部和國家發的。大學的學位證書不能是大學自己發的，都是全國統一的。所以他的教育部要管很多事情，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麽要管很多呢?因為學位是他發的，而且只有一家發，其他的大學，只是在運作、運行，所以他就要管很多很多事情，剛才李凱教授講了原因，要管很多事情，其中這是一個基本原因。

其中一個改革的方向，各個大學自己發自己的學位，這樣的話，大學之間是有競爭的，而且大學的聲譽是非常重要的。其實跟這個類比的是經濟改革，改革前，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國家全部都管，有計劃的，現在教育上也是，每一個教學項目招多少人，中外合作的項目都需要教育部批準，因為這個學位都是一家發。有一個擔心，各個大學如果都發學位，會不會發濫了，有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經濟改革初期也有這種擔心，一樣的。怕如果每個企業都可以自己定價，每個企業都可以決定自己生產什麽，是不是也會濫呢?事實證明，這里面取決於市場的競爭，取決於一些監管等等，同樣的道理，每一個大學是不一樣的，有自己的聲望，他很在乎自己的聲望，大學特別在乎自己的聲望，因為大學跟企業不一樣，學生的質量和教學的結果和研究的結果，在社會中的聲望是極其重要的，而且大學延續的時間又很長，從世界的各個大學中可以看到，如果每一個大學自己發學位，自己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關註自己的聲望，這樣一種良性的競爭會既使得教育部管的事情不會這麽多，另一方面，它也會改進高等教育的質量。

張磊（高瓴資本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校董事會董事）： 我想說兩點，我覺得剛才講到了教育的發展西慶也講了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和大的問題，我想距離，因為我們談教育可以談一整天也談不完，今天我就想講一個高考和教育不公平的問題。其實高考在中國的體系中，以及在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發展環境中對中國來說是最公平的選擇，對更多的窮人子弟，雖然是獨木橋但至少有機會能改變命運，很多人在會場也通過這個實現了社會流動性。但我最近有一個事情是比較值得警惕的，我非常不同意在中國現階段就立即實現像耶魯這樣的招生政策，我們不見得不成績為主體，中國的制度還是有很多合理性的。可是很值得警惕的是，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的發展，使窮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對教育資源以及備考資源的占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跟當年的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這是我覺得在這上面要進行一些改革，是能夠照顧到包括教育公平的問題的。另外我覺得改變現狀的另外一點是要鼓勵多方位的辦學主體，既然這個社會發生了變化，不只是一個，也不見得是把全部的橋拆了，但至少不能只建一座橋，要有多種橋，甚至有擺渡船幫助大家以各種方式到達教育和自我認知、自我豐富的彼岸。我非常同意西慶講的這一點，對教育的多樣性的要求，有精英教育、有普惠教育、有技能性的教育，還有剛才講的對職業的教育，我覺得這種多樣性的要求更需要我們要盡快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使教育參加的主體多樣化。換句話說，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呼籲教育的供給側改革。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認為如果是在2016年11月8日以前，剛才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可是特朗普的當選代表著美國教育的失敗，也就是說我們得註意中國的教育在哪些方面學習美國的教育，哪些方面避免美國的失敗，包括美國的教育家應該認為這是美國教育的失敗，至少有兩個層面是美國教育失敗的結果。第一，在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包括耶魯這樣的大學，當時普林斯頓和哈佛也沒有例外，他們長期為權貴家族的子弟，大大低於正常標準入學，像特朗普這種不讀書的人，不僅入學還可以課程及格，這是全世界很奇葩的問題，這代表了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不懂的人，能從美國的高等大學畢業，這個畢業就代表美國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首先中國不能學，各個學校一定要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我們的考試成績優缺陷但避免了另外開一條路，為權貴家族開路。第二，這個問題還有關目前中國大量權貴家族被美國的精英大學錄取，而且低於標準地通過各種所謂的環節。美國高等教育的腐敗成份在對中國進行腐蝕。我們如何避免以後只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學位就可以到中國來橫行，這就是中國的民眾堵住美國腐敗分子對我們的影響。

從普通也是general的大學來說，不是精英教學來說，美國人民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經過辛勤努力改善自己的狀況的情況下，美國人民不思進取，美國一般人民把自己的無能當做別人的問題，而以堵住全球化而不是rechange自己，讓自己適應現在的社會，這是美國普通高等教育對美國普通人民的腐敗，美國人民要在這種腐朽的教育制度重型過來，所以我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面臨著更大的危機，在沒有這些問題解決的情況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墮落只會越走越遠，而不會像有些人認為的在制度的限制下會很快地恢複。這是我對現代高等教育特別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教訓對中國教育的啟示。

我認為中國今天設立未來科學獎，正好與美國反智主義傾向是相反的，我們要認可和要肯定的就是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人們，自然科學是比較容易有共識認可追求卓越的人，他們帶來的是智慧，而不是腐敗。所以我認為，我們未來科學大獎在中國的設立，實際上是向美國宣戰，我們就是認為特朗普極其積極地支持者，包括像考試很差的一些人都是反智主義的，我們就是要走一條與特朗普為代表的相反的道路，我們認為特朗普的當選、特朗普繼續做這些事只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特朗普會使中國變得偉大，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Richard Charles LEVIN（Coursera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前校長）： 一個人說教育不好不能代表教育就真的不好，其實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最開始我們要談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教育的變革，我再說幾個點吧，張磊說的關於差異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來說當然希望看到非常一流的高質量的教育以及研究機構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有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另外有一點我剛剛也提到了，就是關於掌握技能的這種教育或者是在職的培訓，對一流的教育機構來說，他們現在做的還不夠。所以我們現在要著眼的地方就是如何提高二流的、三流的提供職業在職培訓教育的教育機構他們的效率以及他們的規模，我相信我說的技術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也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了技術在這方面帶來了一些革新。另外，我也非常同意李凱剛剛說到的，要讓一個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往前走，其實是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的。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一流的大學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其實還不夠強，如果他們希望成長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的話，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成就，政治的因素就應該在學校里更加地弱化，不要什麽事都需要經過黨委書記的簽字認可，這是行不通的，這樣中國的一流大學才能在世界起到更多學術方面的引導作用，這會是非常有幫助的。

Jeffery S.LEHMAN（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兼美方校長）： 我想要說的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說到教育的管理，我們其實是希望達到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教育的快速發展，大學的快速發展，他們希望在教學方面取得更好的質量。第二，是質量的控制，這和其他的行業並沒有什麽樣的不同，我們一般性的想法是，如果你希望快速地推動創新，我們必須要進入到一個自由的市場上，每個人可以自由地做、自由地競爭，如果要進行品質的控制的話，不能允許這樣做，你必須處於二者之間，即一個自由的市場和中央的規劃之間達成平衡。一方面我們可以讓人們自己做出教育質量的判斷，我會告訴教育部的部長說，中國現在有太多的集中的中央的規劃了，可是也不可能直接走向一個極端進行完全沒有監管的自由的市場。質量的控制需要透明度良好的高質量的信息，這樣的話可以讓人們去評判提供的教育的質量。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們把討論拉回方向性的問題，因為我們錢穎一老師在杭州參加兩個大學，一個是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一個是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我對錢穎一同時參加這兩個大學意見非常大。我曾經寫了一封信，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怕他不高興，我還不能把它讀出來。因為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的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有可能這兩個大學都不代表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方向，但也有可能是代表兩個決然相反的方向。在這樣一個苗頭出現的時候，我在想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麽被拷問的?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饒毅在幾個月之前已經跟我交換過看法，可是我沒有答案，今天問題的討論跟我們這個很相關。我確實是在推動杭州的兩所大學，西湖大學還沒有，現在是高等研究院，希望將來是大學，湖畔大學雖然叫大學，但是它還不是教育部意義下的大學，因為它現在做的事情是培訓年輕一代的企業家。我覺得這個討論也是我回答饒毅教授的問題，跟我們的討論非常相關，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務、它的使命、它的目的，或者說它的任務task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人才的需要也是多層次的，剛才很多人都講到要考慮到多元性的方面。至少，我看到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兩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我們的企業、社會感覺大量的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實踐經驗，不能馬上發揮作用，不好使用，這是大量的企業反映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一類。還有一類對於精英大學、對於高層次的精英大學的抱怨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創造性不夠，你說這兩種抱怨都對不對呢?都對，因為這個社會、這個經濟既需要大量的、有技能的生產者，也需要有創造性的創造者，所以我覺得這不是either or or，不是只要這個不要那個的問題，西湖大學或者說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目的旨在辦小型的、高端的、世界一流的大學或研究院，我覺得這是中國極其需要的，這就是我為什麽非常支持，盡管我不是自然科學家。同時，剛才你說到湖畔大學，它一點不賺錢，它是往里投入了巨大的資金，是為了培養中國年輕一代的同樣具有創造性的，但是不是在自然科學界而是在創業方面的創造者。一年只是40個人左右，有幾千人、上萬人報名，也是為了教他們一種教學方法，剛才LEVIN教授講了技術的變化，在線教育是不同於課堂教學的。經過我過去10年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的歷程，我也感覺到有另一種不同於教室中教學的方式、課堂中教學的方式，英文叫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實際上像湖畔大學這樣的，包括經管學院也在嘗試通過實踐項目學習，這個也是一種將來的方向。其實醫學院早就采用了這種方式，現在商學院也在更多地嘗試。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這兩個大學都是代表了中國將來高等教育的發展的方向，所以，我只不過是在這里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覺得討論這兩個大學的方向跟美國建國的歷史是有密切關系的。美國建國的一個故事是五月花號，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到美國，美國還有一個不太想說的是弗吉尼亞的Jams Town，這個簡單地解釋一下這個傳統就是今天的特朗普傳統，長期在歷史敘述說美國人不好意思說，但到今天終於爆發出來，特朗普的當選不是一個人代表美國有一批希拉里·克林頓說的我完全贊同的，一群人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造成的結果。我不是政治家，美國一直有一批只看眼前利益的人。那麽我們中國當然也有不同的人，錢老師說我們既要有施一公也要有馬雲代表的兩種教育，他說這叫多元化，我認為這就是方向性的不同。我們中國有這麽多人，老錢說申請馬雲的大學，這也代表中國的人民也有這樣一大群人。如果我們不在這過程中提倡施一公的方向，壓抑馬雲代表的方向，我們以後也會走入即使發展了一段程度也會翻車，也會從世界的高峰跌落下來。美國1991年到1995年是世界的高峰，最後變成世界人民都唾棄的民族和國家。

人民大學報告評估這些國家的能源投資風險高

“一帶一路”是沿線各國合作共贏之路，也是各類企業和商人的淘金之路。但這又是一條充滿荊棘與挑戰的風險之路。

“說到‘一帶一路’，很多政府和企業都特別怕風險。”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能源與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許勤華說，前不久有個能源企業請許勤華寫一份報告，但不許提風險。

“什麽叫風險?風險就像人身上的癌癥細胞，每個人身上都有癌癥細胞，只不過你的生活方式是否觸發這個癌癥細胞真正變成癌癥。風險對任何類別性質的國家都同等存在。”許勤華說，國別、地區結構性的風險永遠存在，企業和商人要意識到會遇到什麽風險，要采取什麽樣的投資模式可以規避這個風險，否則投資就會打水漂。

“有些外國人認為，中國到‘一帶一路’進行能源投資，是為了拿資源。此言差矣。”許勤華說，投資不只是從中國人自身去投資“一帶一路”，而是要建設一個平臺，建設一個廣闊的框架，讓“一帶一路”所經過的所有國家，包括“一帶一路”之外的國家來一起投資這個地區的能源基礎設施，提高這個地區的能源安全，降低能源貧窮。

“我去過印度很多次，從北走到南，他們到夏天的時候是怎麽進行供冷的呢?他們是在窗戶外面蓄一池水，然後用很微弱的電力帶動電風扇，把水汽吹到房間里，來降低房間的熱度。”許勤華說，能源投資不是中國人一家想做這個事情，而是大家都想，急迫改變的。

許勤華說，基於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能源資源稟賦的差異性，通過能源合作投資既可以加強“一帶一路”地區國家的能源安全、減少地區能源貧困、改善地區人民生活質量，也可以為中國與沿途國家開展其他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中國制造的大型機械正在準備通過中歐鐵路出境。攝影/章軻

“但有投資就有風險，能源投資金額相對較大，所有風險中政治風險最不可量化和把控，更需要提前預防。”許勤華說。

許勤華帶領的研究團隊將政治風險歸納為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氣候約束在內的複雜、多因素聯動變化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據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當日發布的《2017“一帶一路”能源資源投資政治風險評估報告》(下稱《風險評估報告》)在2016年指數研究結果基礎上，完善了人大能源風險指數評級體系，綜合了經濟基礎、社會風險、政治風險、中國因素、能源因素和環境風險等六大維度37個子指標，參考了共11個大型全球數據庫，以全面量化評估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 64個沿線國家的能源資源投資政治風險程度以及主要變化原因。

《風險評估報告》認為，能源資源投資低政治風險國家為2個，是新加坡和阿聯酋;

較低風險國家為14個，分別是馬來西亞、文萊、捷克共和國、卡塔爾、阿曼、科威特、羅馬尼亞、沙特阿拉伯、格魯吉亞、波蘭、以色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約旦;

中等風險國家為30個，分別是立陶宛、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越南、蒙古、拉脫維亞、泰國、吉爾吉斯斯坦、菲律賓、克羅地亞、愛沙尼亞、阿塞拜疆、斯里蘭卡、土庫曼斯坦、土耳其、塞爾維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黑山、阿爾巴尼亞、俄羅斯、老撾、伊拉克、埃及、塔吉克斯坦、伊朗、巴林、馬其頓;

較高風險國家為14個，分別是孟加拉國、亞美尼亞、波黑、緬甸、烏克蘭、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烏茲別克斯坦、也門共和國、敘利亞、不丹、馬爾代夫、摩爾多瓦;高風險國家為共4個，分別是尼泊爾、東帝汶、巴勒斯坦、阿富汗。

“與2016年的評估相比，2017年高風險和較高風險國家增多，低風險和較低風險國家減少”，許勤華說，從區域來看，較高風險投資地區不變，仍是南亞和西亞北非地區，投資風險升高明顯的是中東歐和獨聯體(除俄羅斯)地區。

但整體來看，中東歐地區的投資風險仍然較低，獨聯體地區投資風險較高，中亞地區較穩定沒有大變動，俄羅斯的投資風險由“較低風險”變為“中等風險”。

許勤華分析，主要有三個因素導致了以上變化：一是歐元的大幅貶值對中東歐等地區的匯率變動產生劇烈影響;二是烏克蘭危機後歐美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產生種種後果;三是國際油價下跌打擊資源國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風險評估報告》中可以明顯看到，由於重建後的環境風險維度指數更關註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因此，在環境風險維度的排名中，較為靠前即低風險的國家以歐洲國家為主，這得益於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中一以貫之的責任意識與領導力，同時歐洲國家本身較高的環境治理水平也使其有更好的環境表現。”許勤華說。

《風險評估報告》顯示，環境維度高風險13個國家中，分別為5個南亞國家、4個東南亞國家、2個西亞國家、1個中東歐國家和1個中亞國家。除巴勒斯坦地區由於數據的缺失原因導致兩年連續排名墊底以外，大多數國家都處在工業化或準備工業化的進程中。

許勤華說，越是能源資源投資環境風險高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受到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責任的高壓力，原本不清晰不完善的環境法律規章就越有突然改變或者被高度政治化的危險，給能源資源投資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就越大。

“從普惠的意義上來講，‘一帶一路’戰略不僅要使中國受益，而且也使‘一帶一路’國家受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十三五”國際產能合作專項規劃專家委委員徐佳賓表示，能源在政治、經濟領域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產品，也是一個政治產品。收益跟風險是相伴隨的，中國所能做的就是讓受益的地區和國家擴大受益，降低風險。

相關：

“一帶一路”64個沿線國家的能源資源投資政治風險程度

國家 能源因素 社會風險 政治風險 經濟基礎 中國因素 環境因素 綜合評分

阿富汗 Afghanistan 32.22 47.70 6.89 31.34 22.19 28.51 28.11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34.50 67.43 53.34 46.68 48.17 87.50 53.43

亞美尼亞 Armenia 21.36 72.06 43.71 41.66 47.17 90.00 49.27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58.59 79.61 28.57 47.09 55.99 89.57 57.21

巴林 Bahrain 32.36 83.45 51.44 52.76 39.51 50.04 51.74

孟加拉國 Bangladesh 51.23 59.87 21.52 43.94 69.61 52.78 49.56

白俄羅斯 Belarus 50.63 71.80 29.92 37.91 59.81 98.09 54.38

不丹 Bhutan 24.00 65.12 66.33 42.86 13.11 50.03 42.99

波黑 Bosnia and

Herzegovina 51.11 63.49 42.35 45.68 50.90 30.04 48.83

文萊 Brunei 71.57 86.62 71.91 42.15 58.56 87.04 68.06

保加利亞 Bulgaria 30.55 74.25 59.83 46.82 39.88 97.99 54.60

柬埔寨 Cambodia 32.44 68.91 25.55 49.27 71.09 30.03 47.69

克羅地亞 Croatia 30.12 69.77 67.86 48.99 51.54 99.11 57.79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35.15 83.63 82.45 53.94 57.66 97.78 65.77

埃及 Egypt 60.20 61.16 23.98 45.13 73.73 50.04 52.59

愛沙尼亞 Estonia 22.88 77.65 87.50 37.27 41.24 99.25 57.48

格魯吉亞 Georgia 53.93 78.77 64.41 42.94 60.48 86.82 62.54

匈牙利 Hungary 24.82 78.67 71.24 47.54 63.19 98.14 60.82

印度 India 64.36 59.54 47.32 49.40 65.35 32.39 54.94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64.11 71.25 42.81 41.73 55.67 50.04 54.65

伊朗 Iran 82.98 53.25 20.26 35.34 67.74 50.03 51.74

伊拉克 Iraq 90.96 55.81 6.37 57.59 53.86 50.04 52.65

以色列 Israel 25.26 79.20 72.93 53.51 58.13 97.43 61.41

約旦 Jordan 47.19 74.67 51.31 53.23 58.25 97.03 60.58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81.30 71.95 38.89 45.37 74.07 50.04 61.20

科威特 Kuwait 80.01 78.49 48.23 52.25 71.93 50.04 64.71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 56.90 71.76 21.89 44.94 75.83 97.16 58.16

老撾 Laos 52.41 58.70 28.37 55.20 83.27 29.98 53.26

拉脫維亞 Latvia 21.86 74.72 77.12 47.06 54.01 99.07 58.96

黎巴嫩 Lebanon 17.04 67.12 27.22 55.51 42.55 96.97 46.89

立陶宛 Lithuania 27.62 71.26 81.89 61.05 37.33 98.88 59.74

馬其頓 Macedonia 19.55 65.61 53.32 43.76 52.04 98.83 51.58

馬來西亞 Malaysia 58.24 84.38 65.33 57.23 85.42 50.04 68.30

馬爾代夫 Maldives 7.40 74.23 43.49 53.96 33.71 30.79 41.49

摩爾多瓦 Moldova 18.32 71.78 37.71 37.47 36.72 50.04 41.28

蒙古 Mongolia 47.44 67.42 49.53 43.32 73.60 86.22 58.99

黑山 Montenegro 22.88 72.54 58.87 48.91 42.48 99.14 53.68

緬甸 Myanmar 56.34 63.54 10.23 43.56 67.81 53.78 48.80

尼泊爾 Nepal 36.37 56.25 25.48 34.30 44.65 30.03 38.56

阿曼 Oman 65.62 75.82 59.58 56.31 71.99 55.52 64.92

巴基斯坦 Pakistan 56.09 50.89 21.92 43.50 78.71 22.92 47.74

巴勒斯坦 Palestine 12.61 63.91 29.91 57.90 11.62 22.53 34.04

菲律賓 Philippines 58.23 59.92 46.00 51.25 60.66 87.28 58.13

波蘭 Poland 56.74 77.76 79.99 51.01 47.76 50.04 61.51

卡塔爾 Qatar 61.57 73.09 71.14 62.87 65.93 50.04 65.38

羅馬尼亞 Romania 62.09 76.66 62.34 46.46 58.44 98.69 64.61

俄羅斯 Russia 75.46 60.72 26.28 32.81 73.55 50.04 53.43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80.43 67.72 45.78 54.03 74.98 50.04 63.26

塞爾維亞 Serbia 51.42 67.52 57.54 48.15 55.08 50.04 55.40

新加坡 Singapore 37.73 93.67 91.71 68.56 68.46 99.15 74.49

斯洛伐克 Slovakia 25.16 75.29 76.35 58.75 41.19 97.96 59.22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21.39 78.87 80.05 56.80 41.31 99.17 59.64

斯里蘭卡 Sri Lanka 35.66 71.30 50.26 46.14 61.94 96.44 57.00

敘利亞 Syria 66.56 47.05 1.41 33.39 45.79 87.43 43.26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50.73 63.61 14.06 39.45 70.45 97.22 52.17

泰國 Thailand 37.57 75.24 45.15 50.45 69.98 86.84 58.51

東帝汶 Timor-Leste 30.83 59.12 26.68 44.22 22.18 33.09 36.29

土耳其 Turkey 53.86 72.31 48.13 44.35 61.24 50.04 55.44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68.43 52.95 11.96 49.91 79.57 86.35 55.63

烏克蘭 Ukraine 51.48 63.86 26.53 30.68 70.34 50.04 48.71

阿聯酋 UAE 77.65 79.17 72.59 62.38 73.91 50.04 71.04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51.84 63.48 13.83 36.05 67.67 35.64 45.58

越南 Vietnam 64.57 71.11 39.52 59.24 73.09 34.29 59.03

也門共和國 Yemen 58.48 44.81 4.44 40.49 76.88 30.03 43.66

清華大學白重恩：中國稅費負擔重的主因是社保繳費

“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在2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作了上述發言。

白重恩在會上分享了一份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這個報告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白重恩表示，這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白重恩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白重恩分析稱，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繳費在國際上的情況，美國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則是35%。

白重恩指出，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如果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白重恩還列舉了更進一步的數據。2010年，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中國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中國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以下為白重恩演講實錄：

白重恩：今年年會的組織者叫我講動力，我想動力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為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察和我剛才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為什麽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麽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麽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才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里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里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麽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麽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有人說這是法定繳費率，但是其實法定繳費率和實際繳費率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代表負擔輕了，守法的企業要按法定的繳費率來繳費，所以負擔仍然是很重的。我們希望降低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們地方融資平臺借債做的投資效率，我給大家一個數，投資回報率是在不斷下降。我們怎麽辦?既然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提出一個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政府資產更好的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於我們改善剛才說的那個惡性循環，走出那個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我就匯報到這兒，謝謝。

富士康欲招1.2萬名大學生 要求從工人做起

新年伊始，富士康開啟新一年人才招募計劃，今年招募計劃重點擴大了高端人才的招募範圍，從往年7000名上升到1.2萬名。

據富士康人資部門相關負責人張占武介紹，此次計劃將針對電子商貿、信息技術、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自動化、新材料、機械工程、精密模具等創新領域，在年內招募1.2萬名大學生，以及6000名中專技校畢業生，涵蓋富士康大陸30余個園區。

根據郭臺銘介紹，所招募大學生必須從基層做起，從基層線組長崗位開始錘煉，服務集團頂尖客戶的合作項目，逐步培養起在智能制造、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工業互聯網、科技服務、電子商務等方面獨當一面的人才。

配合此次招募計劃，富士康還將出臺三年擢才計劃。這些年輕化高科技人才在經過三年的生產一線錘煉後，將有機會進入集團接班人梯隊，進行重點培養。“我的位置絕對屬於年輕人，希望他們都能成為實體經濟的接班人和領軍人才。”郭臺銘說道。

專訪馬里蘭大學教授Brent：特朗普移民政策不利於矽谷創業生態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滿一月之際，紐約、芝加哥、波士頓等多個美國城市2月19日舉行集會和遊行，抗議政府此前頒布的限制移民行政令。

包括移民政策在內的一系列特朗普新政會對矽谷的創業和風投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第一財經記者就此采訪了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Brent Goldfarb。Brent Goldfarb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初創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與影響，以及與科技相關的政策等，他在采訪中指出，特朗普無法提供就業崗位，但他可以提供“白人化”，這就是其移民政策的重點。

CBN：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反彈聲音越來越大，您評估這個政策將在多大程度上對矽谷科技業造成打擊?

Dr.BrentGoldfarb：現在尚不清楚法院是否會支持移民令，但我完全相信政府會增大移民難度——首先是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同時還會增加獲取美國簽證的難度。這將不利於已建立的矽谷跨國企業及創業生態系統。

CBN：移民在矽谷的發展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Dr.BrentGoldfarb：在矽谷，大約三分之一的C級職位(註：C級是一個公司的最高級別職位)是由移民者從事的。移民企業家不僅成功地建立了一些美國最偉大的公司，而且還把這些成功帶回自己的原籍國，這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移民對美國關鍵行業的興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汽車、無線電和航空業等。

CBN：矽谷的天使投資行業如何看待移民政策?

Dr.BrentGoldfarb：如果被移民令惹怒了，他們可能會去其他地方尋求機會，但這並不容易。對於天使投資者和其他早期私人股本投資者來說，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交易流程——他們需要獲得最好的交易。這都是要通過良好地嵌入社會網絡來實現的。如果他們搬到一個不同的地方，可能會喪失這些有利的資源，而且需要投資者和創業團隊之間進行大量的協調。

CBN：您認為移民政策影響的根源在什麽地方?

Dr.BrentGoldfarb：我並不擔心該移民令本身，而是擔心政府有能力制定一系列政策增加移民難度。我不認為它的影響會立竿見影，但是如果大多數人才因此而不再尋求來美國，那麽它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起到侵蝕效果。當我們看到政策對美國的高等教育部門產生的影響時，我們就會知道是否存在大的問題。如果申請數量和學生人數急劇減少，美國的創業生態系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開始擁有較少的人才儲備。

CBN：對於美國中產階級來說，包括移民令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是否是解決問題的好棋?

Dr.BrentGoldfarb：回答是肯定的，但我想闡明：“美國中產階級”是一個很寬泛的名詞，而且美國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國家。較之收入，教育和種族是預測總統支持率的更佳指標。特朗普成功地將這種焦慮轉移到種族主義和對“他者”的恐懼中。這是特朗普維護其權力戰略的關鍵部分。他利用增加就業和“白人化”參與競選。他其實無法提供就業崗位，因為追根朔源失業率的原因不在於移民或外包，而主要在於自動化技術。但是他可以提供“白人化”，這就是他移民政策的重點。

CBN：您認為特朗普可能會向矽谷妥協嗎?

Dr.BrentGoldfarb：如果這些問題能在一夜之間得以解決，我會很驚訝。

CBN：另一個值得關註的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矽谷無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總統進一步推進貿易保護政策，矽谷的從業者將如何應對海外市場可能的反彈?

Dr.BrentGoldfarb：貿易保護主義是有害的。像蘋果公司這樣來自矽谷的跨國公司，他們依賴於全球一體化的供應鏈，打破供應鏈對這些公司來說意味著高昂的代價。兩個方面會變得更糟：一是如果政府突然實施保護主義政策，企業進行調整既困難又耗資巨大。二是保護主義也將為美國以外的初創企業和公司開辟機會，因為它們將能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發展。無論阿里巴巴和百度的目的何在，他們一直是保護主義政策的受益者。

CBN：那麽，您如何看待互聯網的創業和宏觀經濟的關系?矽谷那麽多先進的技術，但是整體來看，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卻在下降，互聯網到底是否能夠帶來第四次工業革命?

Dr.BrentGoldfarb：盡管增長並不像過去那麽快，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下降。問題是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改進是否將開始取代服務業。例如：自動駕駛的汽車將取代卡車司機，這是教育程度有限的人可以做的最後一個高薪工作。所以，雖然很難預測其速度，但我相信第四次工業革命會發生。然而，我不認為人們在將來找不到可從事的工作，即使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將來可從事的工作是怎樣的。

我們不應該忽視科技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就像今天的卡車司機終會被機器人取代，這種轉變對失業工人來說是種創傷。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在幫助工人向新的工作機會過渡方面做得很差。遺憾的是，我看不出有任何證據表明本屆政府在這方面會有所改善。

斯坦福大學實現高性能低功耗人工突觸，可用於神經網絡計算

機器之心 2017-02-24 16:24

本文由機器之心（微信 ID:  almosthuman2014）授權i黑馬發布。

盡管這些年來，計算機技術取得不少進展，但是，在再造大腦低能耗、簡潔的信息處理過程這方面，我們仍然步履蹣跚。現在，斯坦福大學和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取得了重要進展，該研究可以幫助計算機模擬某塊大腦高效設計，亦即人工突觸。

Alberto Salleo，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副教授，研究生 Scott Keene 在確知用於神經網絡計算的人工突觸的電化學性能。他們是創造這一新設備團隊的成員。

Alberto Salleo 說，它運行起來就像是真的突觸，不過，它是一個可以制造出來的電子設備。Alberto Salleo 是斯坦福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副教授，也是這篇論文的資深作者（senior author）。「這是一套全新的設備系列，之前並沒有看到過這類架構。許多關鍵標準測評後，我們發現，這款設備的性能要比其他任何非有機設備要好。」

相關研究發表在了 2 月 20 日 的 Nature Materials上，該人工突觸模仿了大腦突觸從通過其中的信號中進行學習的方式。較之傳統計算方式，這種方式要節能得多，傳統方法通常分別處理信息然後再將這些信息存儲到存儲器中。就是在這里，處理過程創造出記憶。

或許有一天，這款突觸能夠成為一臺更接近大腦計算機的一部分，它特別有利於處理視覺、聽覺信號的計算過程。比如，聲控接口以及自動駕駛汽車。過去，這一領域已經研究出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的高效神經網絡，但是，這些模仿者距離大腦仍然比較遙遠，因為，它們還依賴傳統的能耗計算機硬件。

建造一個大腦

人類學習時，電子信號會在大腦神經元之間傳遞。首次橫穿神經元最耗費能量。再往後，連接所需的能力就少了。這也是突觸為學習新東西、記住已學內容創造便利條件的方式。人工突觸，和所有其他類腦計算版本不同，可以同時完成（學習和記憶）這兩項任務，並能顯著節省能量。

深度學習算法非常強大，不過，仍然依賴處理器來計算、模擬電子狀態並將其保存在某個地方，就能耗和時間而言，這可不夠高效，Yoeri van de Burgt 說，他之前是 Salleo lab 的博士後研究人員（postdoctoral scholar），也是這篇論文的第一作者。「我們沒有模擬一個神經網絡，而是試著制造一個神經網絡。」

這款人工突觸是以電池設計為基礎的。由兩個靈活的薄膜組成，薄膜帶有三個終端，這些終端通過鹽水電解質連接起來。它的功能就像一個晶體管，其中一個終端控制其與其他兩個終端之間的電流。

就像大腦中的神經通路可以通過學習得到加強，研究人員通過重複放電、充電，為人工突觸編程。訓練後，他們就能預測（不確定性僅為 1%）需要多少伏電，才能讓突觸處於某種特定電信號狀態（electrical state），而且一旦抵達那種狀態，它就可以保持該狀態。易言之，不同於普通電腦，關掉電腦前，你會先將工作保存在硬件上，人工突觸能回憶起它的編程過程而無需任何其他操作或部件。

測試人工突觸網絡

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的研究者目前只制造了一個人工神經突觸，但是，他們使用有關突觸實驗中獲得的 15,000 個測量結果來模擬某一列（array）突觸在神經網絡中的運行方式。他們測試了模擬網絡識別手寫數字 0 到 9 的能力。三個數據集上的測試結果顯示其識別手寫數字準確度達 93%~97%。

盡管這項工作對於人類來說顯得相對簡單，但是對於傳統計算機而言，要解釋視覺與聽覺信號曾經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期望計算設備能做的工作越來越多，這就需要模擬大腦工作方式的計算方式，因為用傳統計算來完成這些工作，能耗巨大，」A. Alec Talin 說，「我們已經證實這款設備很適合實現這些算法，而且很節能。」A. Alec Talin 是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的傑出技術研究員，也是這篇論文的資深作者。

該設備極其適合於傳統計算機執行起來很費勁的信號識別和分類工作。數字晶體管只能處於兩種狀態，比如 0 或 1，但是研究人員在一個人工突觸上成功編碼了 500 種狀態，對於神經元類計算模型來說，這很有用。從一種狀態切換到另一種狀態所使用的能耗約為當前最先進計算系統的 1/10，最先進的計算系統需要這些能耗將數據從處理單元移動到存儲器。

然而，較之一個生物突觸引發放電所需的最低能耗，這款人工突觸仍然不夠節能，所需能耗是前者的 10000 倍。研究人員希望，一旦他們測試用於更小的設備的人工神經突觸，他們可以實現類似生物神經元級別的能耗水平。

有機材料的潛力

設備的每一部分都由便宜的有機材料制成。雖然在自然界中找不到這些材料，但是它們大部分都由氫、碳兩種元素構成，而且與大腦化學物質兼容。細胞已經可以在這些物質上生長，並且已經被來打造用於神經遞質（neural transmitters）的人工泵。用於訓練這類人工突觸的電伏也和穿行人類神經元所需的能量相同。

這些都使得人工神經突觸與生物神經元之間的交流成為可能，可借此改進腦機接口。同時，設備的柔軟性與靈活性也使得它可被用於生物環境。但是，進行任何生物學方面應用之前，團隊計劃先打造一列人工神經突觸，用於進一步研究與測試。

原文鏈接：http://news.stanford.edu/2017/02/20/artificial-synapse-neural-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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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貸成校園害：12省市150余名大學生身陷信貸詐騙

對人們而言，“校園貸”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利用“校園貸”詐騙的情況也開始出現。日前，吉林長春警方破獲一起特大“校園貸”詐騙案，涉案學生多達150余人。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案的？為何百余名大學生深陷其中？案件暴露出哪些問題？請看記者調查。

瘋狂倆月盆缽滿

以為命中遇貴人

在長春市公安局朝陽分局的問詢室中，22歲的鄭義春在記者面前掉下了眼淚。因涉嫌參與一起“校園貸”詐騙案，鄭義春日前被長春市公安局逮捕，目前正處於取保候審階段。

“現在回想起那兩個月，只能用‘瘋狂’來形容。”小鄭追悔莫及。去年6月，他在朋友圈中看到一則消息：“專業辦理大學生貸款，最快48小時放款，缺錢的同學請加下面的微信……有驚喜……”然而，讓他意想不到的是，等待他的並不是“驚喜”，而是一個無底的黑洞。

當時，鄭義春馬上通過微信聯系上了同為大三學生的王樂君，對方告訴他，只要提供身份證號、手機號和輔導員的聯系方式，就可以在2天之內得到2000元，王樂君還說，他們是通過“名校貸”和“優分期”兩個平臺拿錢的，並且“內部有人”，可以屏蔽信息，不用還款。“貸款不用還，還是頭一回聽說。”小鄭有些猶豫。但經過兩天思想鬥爭，他決定賭一把。在王樂君的指引下，小鄭很快在“名校貸”和“優分期”兩個校園貸平臺註冊了賬號，48小時之後，他的賬戶一下子出現了一個大數目：1.8萬元。

按照約定，小鄭自留了2000元，並將其余1.6萬元轉給了王樂君。剛開始小鄭心里並不踏實， “但幾天後，當我再用自己的賬號登錄這兩個平臺時，網站顯示‘該賬號不存在’。”小鄭心里的石頭落下了，原來王樂君沒有騙自己，真的能把貸款信息屏蔽。

“王樂君說，如果願意，可以當他的代理人，每發展一個同學，我就能拿1000元提成。”鄭義春說，抱著“有錢大家一起賺”的想法，他立馬將這條“生財之道”分享給了幾個高中“老鐵”，為打消朋友的疑慮，小鄭都會加上一句“我也辦了，真的沒問題。”此後兩個月，鄭義春一共發展了20多個下線，下線又繼續發展下線，按照逐層提成的方式，他一共獲利5萬余元。

與鄭義春相同的是，王樂君也是被同學推薦入夥的。在發現這條“生財之道”後，王樂君一發不可收拾，接連發展了50余名下線，從中獲利9萬余元。2016年8月，因為“業績突出”，小王在該項目“全國總代理”李繼東的介紹下，在長春見到了“幕後老板”張弦。“我當時覺得我遇到命中‘貴人’了。”王樂君說，張弦當場送給他一輛價值10萬余元的汽車作為獎勵，並鼓勵他繼續好好幹，“我當時覺得我這是在創業，根本聯想不到‘詐騙’。”

傳銷方式斂錢財

誠信缺失引人憂

“8月末的一天，我接到了貸款公司的催款電話。”鄭義春突然意識到，這場貸款“遊戲”有可能是一個騙局，他馬上聯系王樂君，而小王表示自己也收到了相同的電話。不久之後，他們發展的下線陸續找上門來，兩人抵不住壓力，分別於大連和長春報警。

“調查越深入，案情就越讓我們震驚。”最初發現線索的長春樂山鎮派出所所長李國忠介紹說，截至目前，此案涉案大學生已達150余人，涉及東北三省、山東、廣東、重慶等12個省市。經過縝密偵查，長春警方於去年9月、12月將主犯李繼東和張弦抓獲。

據警方介紹，李繼東等人的詐騙方式，是首先騙取大學生的身份信息，待貸款下來後，用身份信息在校園貸網站上把學生的用戶名更改，學生無法登錄，便會對“屏蔽貸款信息”一說深信不疑。

“這是一起借助‘校園貸’平臺，並利用傳銷方式進行逐級斂財的特大詐騙案。”長春市公安局朝陽區機動治安大隊大隊長王旭說，以往涉“校園貸”的多是經濟糾紛案，而利用其進行詐騙的還十分罕見。

“我們從支付寶公司獲取的嫌疑人間的轉賬記錄，打印出來就有兩尺多厚。”王旭介紹道，為了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他們跑遍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造訪了“名校貸”“優分期”等公司。偵查工作並非一帆風順，“嫌疑人利用傳銷方式，內部層級錯綜複雜，最多的涉及10余層。”王旭說，150多人只是警方已掌握證據的數量，還有相當一部分處於傳銷鏈底端的大學生很難聯系上。據了解，部分所貸資金已被嫌疑人揮霍，追繳有難度；更有甚者，在被催款後繼續采用詐騙的方式，用他人的貸款來彌補自己的資金缺口。

“本案的一大特點，是不少被害人同時也是作案人。”李國忠介紹道，截至目前， 警方已對6名在校學生正式批捕，但由於案件仍在逐步浮現新情況，嫌疑人身份特殊，這6人已被取保候審。

“令我們震驚並痛心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簡單的伎倆，竟蒙騙了上百名大學生。”王旭說，涉案學生普遍存有僥幸心理，即使認為“貸款不還”涉嫌違法，也鮮有人主動報案，並且還積極發展下線。“

他們的誠信意識和道德水準令人擔憂。”王旭感嘆道。

平臺監管存漏洞

高校防範有疏忽

為一探究竟，記者登錄了嫌疑人使用最多的“名校貸”官網。在借用了在校朋友的身份信息後，僅花3分鐘就註冊成功，隨時可以進入辦貸階段。至於輔導員聯系方式等信息，鄭義春等人介紹，他們填的全都是假的，因為平臺一般不會去與輔導員聯系。

此外，“名校貸”官網還清楚地寫著：可貸100元—50000元不等，90%貸款1小時內到賬。

“客觀上，辦貸程序過於簡單，為不法分子利用其漏洞進行詐騙提供了溫床。”律師郗研宇分析道，“名校貸”等平臺缺乏基本的反查機制，讓並無太強償還能力的大學生借款如同探囊取物。

徐渺是吉林市某高校的專職輔導員，她所在的高校有多名學生涉案。“校園貸廣告隨處可見，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它可以與詐騙聯系到一起。”徐渺坦言，案發之前她從未接到過學生的咨詢或求助，“事實證明，我們和學生的溝通並不順暢。”據她介紹，在接到警方通報後，學校立刻對學生展開了誠信教育，以免事態進一步惡化。

“此案暴露出，高校對學生信息的掌控能力嚴重不足。”王旭說，嫌疑人用在校生身份進行貸款，而學校毫不知情，這一點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但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條文，將學生貸款納入到學校管理職責之內，因此學校監管也存有不少難點與盲區。

“涉案學生普遍缺乏基本的誠信意識和信貸常識，對在校生的身份並不珍惜，甚至對欠貸不還對自己今後造成的信用汙點毫不了解。”相關專家認為，在校園貸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各高校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的風險和誠信教育，讓更多學生知道：個人身份信息，是絕不能出賣的東西！

去年12月，鄭義春在公安局遇到了同被逮捕的“幕後老板”張弦，小鄭二話沒話，上去就踹了他一腳，並痛罵“騙子！”“可我又何嘗不是騙了幾十個同學呢？”小鄭苦笑道，“如果能夠繼續學業，進入社會，我一定會自食其力掙幹凈錢！”（文中學生均為化名） 

■記者手記

誠信和風險教育不可缺

變了味的“校園貸”，還不起的“青春債”。長春警方破獲的這起特大“校園貸”詐騙案，最令人痛心的是涉案學生風險意識和誠信意識的嚴重匱乏。在涉案學生眼中，個人征信信息是可以拿去做交易的籌碼，而傳銷方式的引入，讓更多的被害人變成了犯罪嫌疑人。“禍莫大於無信”，對於這些在校學生而言，這無疑是十分慘痛的教訓。

當今各類新興事物風靡，校園客觀上已不再是“只讀聖賢書”的場所，加大誠信教育的力度，拓寬常識教育的廣度，已成為時代對高校思政工作者的要求。教書必先育人，成人方能成才，願每一個大學生耳邊常有警示，健康進入社會。記者 李家鼎

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等涉犯罪違紀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

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資料圖/圖）

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虞海燕（資料圖/圖）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24日表決通過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終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由解放軍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6年12月28日，國防大學選舉委員會決定接受其辭職。由甘肅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虞海燕，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責令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1月25日，甘肅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

由山東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山東省日照市國資委原黨委書記杜傳誌，因涉嫌違紀，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1月18日，山東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由山東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建山東省棗莊市委原主委、棗莊市原副市長趙聯冠，因嚴重違紀，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2月3日，山東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

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喜斌、虞海燕、杜傳誌、趙聯冠的代表資格終止。

（來源：新華社）

全國人大代表胡葆森：建議政府支持“企業家辦大學”

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建議，在變革時代，我們急需更具創新精神的教育。教育體制改革需要全社會的推動，企業在推動教育變革方面應當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參與程度尚有巨大的發揮空間。

在教育改革的參與力量中，企業的參與尤為重要。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變化最敏捷的機構，企業在推動教育變革方面可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當前國內企業對於教育的參與主要形式為捐贈辦學、捐資辦學等層面。胡葆森建議，還可以進一步進行有意義的深層次參與，真正觸及到教育的理念和需求層面。

比如，對教育體制改革、對學校辦學理念的影響、對教育如何滿足人才需求方的要求、對學校尤其是對高校的課程設置和專業設置的改革等方面都可以加深探索。

他認為，在這些大的層面上，如果依然沒有企業的共同參與，教育與社會、企業的供求失衡局面也許還是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我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伴隨企業界和企業家階層的壯大成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當代社會變革的敏銳而活躍的因素。越來越多企業家對於高質量的教育事業表現出高度責任感和參與熱情。他們有視野、有熱情、有資源、有行動力，在教育領域發揮更重要作用，成為促進教育變革的一種創新力量。

建議中提到，要鼓勵和推進企業參與教育改革和創新事業。

具體來說，建議政府從戰略角度來出臺政策引導和規劃企業參與到教育改革中。設立企業參與教育改革和創新的固定平臺，賦予企業明確的參與渠道和參與機制。鼓勵企業和公立高校建立雙向交流制度。

除了捐資辦學、投資辦學、建立教育基金會、資助教育公益機構、創辦互聯網教育項目等，還要鼓勵讓企業不再停留於以物質財富支持教育，而是更廣泛更多元地參與到教育改革的大事業中，切實打破企業界和教育界的藩籬。

胡葆森建議，政府要明確支持“企業家辦大學”，以更大的開放性鼓勵企業家籌辦具備世界水平的民辦大學。通過開放社會資本，探索資源引入機制和特色運營機制，實現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的公平競爭，制定民辦大學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在未來，辦出幾所具有世界水平的民辦高校。

另外，還要鼓勵企業界建立教育基金會，對教育捐贈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教育基金會是目前企業參與教育改革事業較為成熟的方式，胡葆森建議教育部同財政部、民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進行研究協商，根據相關法規，制定相應政策，統一並明確對教育、慈善基金會等公益組織的收入實行稅收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