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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舊金山分行高級顧問：如何發現中國最優貨幣政策？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部、外部的多重挑戰。近一段時期，國際外匯市場受英國“脫歐”影響出現較大波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近日央行再次重申，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

人民幣匯率正在加速向市場化轉變。在中國匯率體制下，資本流入流出有限制，如何發現最優的貨幣政策?

“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經濟體，在對外政策上資本項目的管制與匯率的控制是兩個比較顯著的特點。這兩個條件下，如果有經常項目順差，央行就有被動收購外匯的壓力。用什麽來收購?發新貨幣將造成通脹壓力，不發新貨幣而進行沖銷幹預，則意味著發行國債去換外匯。”在7月3日第二屆孫冶方金融創新獎頒獎典禮上，美聯儲舊金山分行高級顧問劉錚指出。

沖銷成本VS通貨膨脹壓力

在劉錚的這篇獲得孫冶方金融創新獲獎的論文《資本項目管制下的最優貨幣政策》(《Capital Controls and Optimal Chinese Monetary Polic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中，作者運用DSGE模型主要研究了沖銷成本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以及央行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貨幣政策。

劉錚指出，沖銷是要成本的。例如發一個國債，出口商拿到了美元，美元收入必須交給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可以發人民幣，也可以用國債去換美元，換國債是要付利息的，拿到美元之後的收入可以放到美國的國債里面或者MBS，都是正利息。

在全球經濟危機之後，發達國家全部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條件下，國際資產收益率大幅下降，相對來說人民幣債券的收益率利率要高於美元資產的利率。這種情況下，沖銷的成本就上來了。

沖銷成本上來之後最理性的反應就是減少沖銷，減少沖銷就會造成通脹。在危機之前，美元債券收益率高於人民幣債權收益率，央行做沖銷有利可圖，沒有成本。2007年-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期間，美元債券收益率降到了接近0的水平，人民幣債券利率在3%到5%區間，沖銷成本顯著上升。

劉錚認為，此時央行的反應是必須減少沖銷，增加貨幣發行。但又不想全部進入系統，所以在短短幾年之內，央行將準備金率從8.5%調到21.5%。盡管如此，從中國2009年通貨膨脹率從-1.5%，到2011年已經變為+6.5%。所以即使在最優貨幣政策下，當國際上主要經濟體利率下降時，依然有通貨膨脹壓力。

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升社會生產效率

“中國很大的特點是二元經濟體，有國企有民企，二元經濟體的融資渠道也不一樣，國企能夠更容易從銀行拿到貸款，民企大部分則是從非銀行機構(影子銀行)融資。在這種融資環境下，如果國企平均生產效率低於民企，提高準備金率其實並不完全壞。”劉錚說。

劉錚認為，在中國的二元經濟體中，國企從銀行貸款有國家擔保，銀行也願意給國企貸款。但是銀行貸款受準備金率的影響，準備金率的上升會影響銀行的貸款利率，也會影響國企的融資成本。

民企則更多從影子銀行融資，影子銀行沒有準備金率的影響，也不受限制，但是貸款風險比較大，沒有國家的保障。民企的貸款有風險溢價。

他指出，在一般的西方的模型里面，如果一個部門民企居多，這個情況下提高準備金率就是貨幣政策的收縮。但這個模型在中國並不適用，在中國國企、民企二元經濟體系的兩個部門中，提高準備金率會直接影響國企，導致國企的融資成本上升，一些國企還不起銀行貸款就會倒閉。

這時，資金流向民企和影子銀行，這對社會生產效率有一定好處，因為民企相對國企總體而言更加有效率。但是國企的倒閉需要國家去擔保，也需要用資源去清理這些倒閉的國企。

作者發現，在經濟周期波動情況下，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即利率政策工具，對經濟周期波動的穩定，應對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增長效果有限。但是，如果能夠將調整準備金率這個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資源、分配資本在國企和民企之間分配。

專訪納斯達克高級副總裁： 中概股退市潮是市場自然規律

到納斯達克和紐交所上市曾經是每個中國企業家的夢想。然而，自2015 年以來，已經有10 多家中概股企業提出了私有化邀約，這麽看來，似乎美國的資本市場正在喪失魅力?

2014 年，有16 家中國企業赴美上市，2015 年有10 家，2016 年已過去大半，只有4 家，其中納斯達克3 家，紐交所1 家。而且，相比中國，美國今年的IPO 市場並不景氣。因此，納斯達克對此並不以為意。其高級副總裁、亞太區主席麥柯奕(Robert H.McCooey, J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納斯達克並不是在跟900 個等待在中國市場上市的公司競爭。

納斯達克高級副總裁、亞太區主席麥柯奕

“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勸說已經在當地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並認為它們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麥柯奕說，“因為對大多數公司來說，它們應該在當地的證交所上市，這樣它們能得到更多的幫助和關註度，尤其是當它們的業務和當地有密切關聯的時候。但同時也有少數公司想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拓展業務版圖，當一個公司決定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相信納斯達克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目前已經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有相當成功的範例。納斯達克100指數中就有四家來自中國的企業：網易、百度、攜程和京東，在納斯達克100 指數中占了很重要的分量。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首次有兩家生物技術公司百濟神州(BeiGene)和香港的和黃中國醫藥科技(Hutchison China Meditech)在納斯達克上市。“中國仍然是我們巨大的機會，”麥柯奕說，“當我們有資源支持這些公司並當時機成熟時給予它們上市的機會，這個市場會更加活躍。今年下半年到2017 年，會有更多中國的企業尋求在美國上市，我們希望它們選擇納斯達克。”

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有15%是美國以外的企業，亞太地區是納斯達克除美國公司以外最重要的市場。而這其中又以中國為最大市場，目前有102 家中國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以色列居次。而且，從大約十年前開始，納斯達克已經從單純的上市交易業務，發展到為券商提供技術服務，為公司提供發行服務。在發行業務層面，創建了投資者關系業務，發布新聞、網絡廣播和電話會議。2013年納斯達克收購了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部分業務，現在有1.8萬個企業客戶。納斯達克還在北京、香港、東京、首爾、新加坡等地設有辦事處。

針對中概股去年以來在美國市場的退市浪潮。麥柯奕認為上市和退市都是市場的一部分。

“在美國企業上市，偶爾私募股權公司選擇私有化，它們可能被更大的公司掌控，”麥柯奕說，“有些時候它們選擇拆分成幾部分展開其他領域的業務，使用一些手段在納斯達克上市，例如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拆分成21 世紀福克斯和新聞集團。這些金融交易業務我認為都是全球市場經濟自然規律的一部分。對於一些公司選擇從美國退市，再重新在中國上市，是這些公司試圖為自己創造金融機會，很難評價究竟是好是壞。”

那麽這些退市行為是否會對將來想要到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麥柯奕認為，私有化是這些公司退市的原因，它們甚至也付出了更高的價格，這是市場自然規律的一部分。

麥柯奕對未來中國公司到納斯達克上市依然非常客觀。實際上，《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當天正逢中國貸款有限公司(China Lending Corporation)在納斯達克上市。

“它們在美國市場的關註度會更高。會有額外的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些公司有的來自中國西部。”麥柯奕說，“最近還有遼寧的企業來上市，這是該省第一家來到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令我們很興奮。我們認為會有更多的公司跟隨他們的腳步。”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即將亮相杭州

G20來了。

伴隨G20一起到來的，還有《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G20亮相在即，數字普惠已經成為正在不斷升溫的熱詞。

此前，7月24日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會議公報稱，G20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並鼓勵各國在制定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首次披露了《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舉世矚目的G20在今年將於中國杭州召開，此次大會上，有兩個同金融相關的主題，即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其中與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議題是包容性增長，不斷整合所有的資源讓更多用戶受益，與另一主題綠色金融相匹配的則是可持續增長。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指出，未來經濟將轉型至消費驅動型經濟，順應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為消費者以及所有企業提供專業化、小型化、公司化的增產服務。“這個時代需要的增長是包容性的增長，需要的金融是包容性的金融。”

從上述兩大議題的包容性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共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普惠金融，即讓遊離在傳統金融服務業務之外的各種人群能夠通過普惠金融享受平等的、公平的金融服務，另一個則是享受金融服務的途徑，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

在陳龍看來，金融有兩個核心挑戰，一是普惠金融機構觸達用戶的成本高企。例如，在農村讓農民開戶的成本十分高。第二個挑戰則是對於主動使用產品及服務用戶的風險甄別能力。

而上述兩大挑戰正在逐步被科技改變，這也正是在“普惠金融”前面加註“數字”兩個字的原因。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技術的飛速提升，金融難題、金融挑戰正在被一一破除。

陳龍進一步解釋到，普惠金融應該從四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是“普”，即讓所有階層和人群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當需要金融服務的時候能夠公平地得到金融服務。“不僅僅是指所有人群，而且是指所有時間和地點。”陳龍表示，人群僅僅是一個方面，此外“普”的角度還應包括時間和地點。

第二是“惠”，即應該所有用戶群體能夠承擔的服務，可以享受到並且使用到的服務。

第三是“全面”，在普惠金融的多個應用層面中，既包含支付、小貸，也包含理財、保險、信用等多個角度。

第四是“可持續”。從商業角度出發，可持續似乎並非是公益行為，但是換角度思考可以發現，如果沒有技術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效率，那麽商業上必然難以持續。

本報記者從普華永道處獲得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境內非現金交易的數量將增長69％，相當於每分鐘發生超過一百萬宗交易。

“目前，支付寶的年活躍用戶約4.5億，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巨大群體，且每筆交易成本已低至2分錢，充分體現了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易綱說。

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提高了小額支付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改善了微型金融發展的支付環境，基於此，碎片化理財、小額借貸、場景化保險等諸多互聯網產品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從支付的可得性角度來看，網絡和移動支付已經顯著提高偏關地區金融服務的覆蓋度，進一步消除了有地域帶來的“金融”歧視問題。

不過，隨著電子支付的不斷普及，網絡犯罪與欺詐行為也將進一步蔓延。在更多的支付企業看來，目前最關鍵的行業趨勢是開發先進工具與技術，用來保護消費者免受網絡安全攻擊與欺詐行為的侵害。

征信作為普惠金融形成商業可持續性的重要一環也在不斷不足短板。2015年1月5日，央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允許首批8家社會機構開展個人征信業務，如今這些機構無論是在用戶獲取、場景布局、機構合作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

以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為例，其經過一年多的運營，已經累積超過1億用戶在使用芝麻分，並且布局了多種場景。“例如同金融機構合作，幫助銀行甄別風險，在信用卡端識別信用客戶，提高信用卡部門的發卡率。”陳龍表示。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科技合夥人張俊賢表示：“眾多金融科技公司想方設法通過支付平臺來增加收入，相關消費交易數據對公司有非常高的價值。公司通過這些數據可以來向消費者推送更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如理財服務和貸款業務）。因此，公司需要在短期回報和長期投入之間尋求平衡。”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發布 提出平衡創新與風險

被業界稱為金融與場景融合開出“一朵花兒”的數字普惠金融迎來了首份國際性高級原則。

近日，人民銀行官網發布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其中提出了8條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和具體的66條建議，成為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性準則。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旨在促使G20領導人采取行動運用數字方法實現普惠金融目標，以及實現包容性發展和提高婦女經濟活動參與度等G20相關目標。”《原則》認為，迫切需要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高質量、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該目標。

《原則》表示，落實《原則》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在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制定可實施的國家戰略、相關的國家行動計劃並采取國家層面的行動。

普惠金融“數字化”

對於“數字普惠金融”的界定，《原則》指還處於不斷發展階段，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

不過《原則》也給出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具體內容，涵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如支付、轉賬、儲蓄、信貸、保險、證券、財務規劃和銀行對賬單服務等)，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技術進行交易，如電子貨幣(通過線上或者移動電話發起)、支付卡和常規銀行賬戶。

2005年，聯合國提出了“普惠金融體系”(或稱為包容性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務惠及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

普惠金融經過10年的發展，如今又提出了“數字化”。

“在這十年中，數字金融已經成功地提高了G20以及非G20國家婦女、窮人、年輕人、老年人、農民、中小企業和其他未獲得充分服務的消費者群體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原則》稱，成功的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監管規則和監管手段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出現。

2016年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發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早期階段是傳統金融業務的互聯網化，例如2007年肯尼亞的運營商Safaricom在2007年3月推出的手機轉賬業務。

發展到現階段，數字普惠金融不再是簡單的傳統金融業務加數字化、互聯網化元素，更多的是以非金融機構主導的、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新的金融產品設計，或金融服務商業模式的重塑。

“數字普惠金融的含義就是利用大數據的方法來解決普惠金融的問題，大數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百融金服CEO張韶峰對第一財經稱。

在普惠金融中之所以要強調數字，張韶峰表示是因為要給大量的個人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靠傳統的人工服務是不行的。需要利用機構掌握借款人的數據，包括借款人的資質、信用、還款能力等各項數據，建立自動化的模型來審批貸款，再利用遠程界面完成結果的傳輸。

“隨著各種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在傳統金融模式下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對稱、風險大、成本高種種難題，已經有了全新的解決方案。” 世界銀行全球金融與市場局原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在解讀《原則》時表示。

八項高級原則

在明確了數字技術與有效監管對縮小普惠金融差距至關重要的背景下，《原則》對數字普惠金融提出了八項高級原則。

一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這一原則將數字普惠金融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要求包括協調一致、可監測和可評估的國家戰略和行動計劃。

二是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

三是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監管框架。

四是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系統，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同學基礎設施建設等，尤其在農村和缺乏金融服務的地區。

在八項高級原則中的第五項，G20提出了采取負責任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即創立一種綜合性的消費者和數據保護方法，重點關註與數字金融服務相關的具體問題。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互聯網互聯互通的特性，既加速了信息傳播，也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如果不註重構建信息安保措施，建立敏感信息權限管理體系等，可能會導致重要信息泄露，給消費者造成損失。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G20給出的建議是設計數字金融服務消費者保護框架。構建穩定的法律框架以保障不受審慎監管的服務提供商所持有的客戶資金的安全。確保投訴解決機制便於消費者使用等。

第六項原則是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基礎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第七是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第八是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值得註意的是，在促進數字金融服務客戶身份識別的建議中，G20特別提及必要時，開發和推進新的身份登記和驗證方式(如數字生物身份識別產品和在線身份驗證服務)，同時鼓勵開發安全可靠的數字簽名系統。

業界專家認為，這一原則的推行或將打破目前傳統金融服務模式下的“面簽”模式，遠程開戶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可能。同時，對於監管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從過去的註重事前監管，到未來的全過程監管。

創新與風險平衡挑戰

在《原則》中，“風險”一次被提及58次。在發展普惠金融中，風險和可持續性是關鍵詞，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中則面臨創新與風險的平衡。

“數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高速度廣覆蓋為優勢，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傳統普惠金融數十年都無法企及的目標。”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曾表示，正如每一次創新都伴隨著新的風險一樣，數字化普惠金融也有其發展過程的痛點，那就是創新與風險之間的平衡。

螞蟻金服戰略部資深總監孫濤也表示，要認真研究、識別和評估使用新數字技術引發的風險，確保對風險進行有效監控和管理。只有平衡創新和風險，才能實現數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原則》稱，政策制定者也要認識到迅速發展的數字創新也帶來了許多個別的和系統性新風險，需要及時有效地識別和處理這些風險。

數字金融的風險可能來自於已有的和新型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組合可能來自於新技術的運用、對代理商網絡的過度依賴、多個服務提供商的新產品綁定、消費者較差的金融素養等。

而數字技術風險在整個數字金融服務與市場價值鏈上都有可能出現，如運行層面、清算層面、流動性層面、信貸層面、消費層面和反洗錢/反恐融資層面。

上述《報告》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挑戰來源包括金融本身的固有風險和數字技術的額外風險。

金融本身固有風險中金融風險防控在微觀和宏觀上應分別以消費者保護和金融市場穩定為核心，基本底線是金融合規。數字技術相關風險則包括了系統安全、信息安全和資金安全三個層面。

對於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中的創新與風險的關鍵行動，《原則》提出了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和公私部門的合作，鼓勵數字創新，鼓勵金融行業為數字金融服務研發安全簡單的使用界面，在監管者和服務提供商之間建立常規的信息分享機制以及暢通的交流渠道等建議。

“與傳統金融一樣，數字普惠金融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包括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有效的司法制度等。”王君稱，“如果監管體系嚴重落後於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則或者成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掣肘，或者因為疏漏而導致系統性風險。”

日媒：普京將新設高級職位 專門負責日俄經濟合作

24日據日本共同社消息，俄羅斯總統府23日發布消息稱，總統普京日前決定新設負責對日經濟合作的職位，已指示總理梅德韋傑夫最晚於10月15日要提交相關人選和職務權限的建議。

報道稱，普京還要求經濟發展部部長烏柳卡耶夫就日方向俄方出示的經濟合作計劃匯總相應報告，在普京12月15日於山口縣舉行日俄首腦會談前提交。

有分析認為，該措施可能是為了與日本新設俄羅斯經濟領域合作擔當相表明推進對俄經濟合作的姿態相呼應。

9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出席在俄羅斯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普京在取得上述成果後作出了指示。

在“東方經濟論壇”上，安倍與普京握手。

報道指出，俄方欲通過吸引日本等國在落後的遠東地區投資以推動當地發展。普京顯示出加強日俄經濟關系的意願，就雙邊經濟關系設置高級別職位的做法實屬罕見。

任正非憑什麽讓華為2000多名高級專家和幹部“下崗”？

黑馬哥 2016-10-31 09:05

10月29號，同一天，華為任正非和微信張小龍的演講在社交網絡瘋傳。

10月28日，華為動員了2000多名高級幹部和專家，把他們重新投放到一線，探索無人區，別以為都是歐美，也包括非洲、中東等“艱苦的地區和國家”。

很多人或許會說，這沒什麽啊，16年前華為也有過一次這樣的舉動。但各位創始人請註意，那時華為還比較窮，為了生存，不得不四處征戰，“青山處處埋忠骨”。而當下華為派遣的2000多年高級專家和幹部，按華為全員持股政策和優厚的薪酬體系，都是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了，早已財富相對自由的他們，為什麽在任正非一聲令下就奔赴一線呢？

1、這是華為的需要

今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任正非當著國家領導人和上千名兩院院士的面，充滿危機感地說：“隨著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而對大流量、低時延的理論還未創造出來，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華為已前進在迷航中。”

“我們錯過了語音時代、數據時代，世界的戰略高地我們沒有占據，我們再不能錯過圖像時代。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以招聘新員工培訓後撲入戰場，等3~5年他們成熟的時候，這個機會窗已經半開半掩了，我們又失去了一次占領圖像高地、雲化時代的機會。”

所以，任正非需要2000多名高級專家和幹部沖到一線去，奪取這個技術高地。“我們短時間直接選拔了，有15~20年研發經驗的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投入戰場，他們對技術深刻的理解能力，與前線將士的戰場掌控能力結合在一起，一定會勝利的。”

2、華為多年形成的奮鬥文化和軍旅文化起作用的結果

提起華為的奮鬥文化，那是相當的厲害。創業黑馬學院的一個學員本已是10億身家的人，但跟著黑馬營到華為學習一趟後，受華為奮鬥文化感召，回京後重新開始創業。

華為創立時，一窮二白，早年做數字交換機時籍籍無名，沒錢、沒技術。華為的產品技術雖一般，但服務做到極致——只要客戶有需要，華為人可以半夜兩三點還能趕到客戶那。華為至今還保留著所有高管和中層手機24小時開機的習慣。這種極致的服務體驗最終讓華為在早期彌補了技術上的弱勢，贏得了市場。極致服務至今依然被任正非認為是華為“進攻中的重要防線”。

當然，除了“奮鬥”文化，華為還有很強的“軍旅”文化。任正非自己就是軍隊轉業的高級幹部，對於華為，外界比較熟知的是“行軍床”，任正非的各種講話里充滿了各種軍事術語。華為管理體系借鑒了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度，設立輪值CEO等體制。軍隊文化強調服從，強調打勝仗。為了打勝仗，少將可以隨時到前線當連長，帶領別動隊完成特殊任務和使命。

3、華為“厚祿高爵”的威力

但筆者認為，任正非所以能讓這2000多名高級幹部和專家能奔赴前線，很重要的原因是華為舍得下血本“收買”知識分子。據小道消息，這次被派遣出征的高級專家和幹部，人人加薪升職，而且加的不是一點半點。顯然，任正非深諳此道——華為95%以上都是知識分子，華為2015年的收入是3900億元，花了員工身上的錢達到1377億，相當於阿里巴巴一年的收入。按17萬員工計算，平均下來，人均年收入超過80萬元，年薪百萬的員工超過萬人，年入500萬元的人超過千人。

任正非既能用情懷、夢想去激勵這些高級專家和幹部，讓他們拼命幹活，也能給足“金元”。按以前華為的經驗，凡是到艱苦地區和前線奮鬥過且出好成績的員工，華為給予的激勵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豐厚。這就是華為在全球的研發中心都能挖愛立信等頂級人才的核心原因。

4、2000多名高級專家和幹部到一線會帶來什麽結果？

不得不說，任老板這招很厲害。

2000多名高級專家和幹部被趕到一線，那意味著空缺出那麽多崗位，華為研發體系徹底被激活。

上面說到，華為薪酬優厚，每年離職率都是個位數，而業界普遍水平是兩位數。這可能導致華為出現板結，十幾年的老員工比比皆是，年輕人沒有出頭的機會，坑都被“老幹部”占了。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老幹部”呆在公司時間長了，很容易形成山頭。更為危險的是，按他們的薪資水平，早已經相對財務自由，缺乏奮鬥的動力。

“不能打仗的主官將會離開崗位。隨時準備下臺，才能不下臺。”任正非這句話道出了這次調動的重要原因。

老人被趕到“一線”崗位，重新熟悉用戶和市場，探索未知區域，激發出新的活力。而老人一走，年輕人大量上位（2000多個高級崗位啊），也給原來的研發體系帶來創新活力。任老板再給這些年輕人一年數幾十億美的研發投入，上下一心，一起摸索技術無人區，哪有不成的道理？

以下文章摘自任正非在“出征·磨礪·贏未來”研發將士出征大會的講話提綱：

在當前行業數字化及網絡轉型的時機，我們從研發集結了2000名高級專家及幹部，奔赴戰場，與幾萬名熟悉場景的前線將士，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鐵流。在機會窗開啟的時間，撲上去，撕開它，縱向發展，橫向擴張。

我們的總戰略正如徐直軍在法蘭克福寬帶大會上所說的，“做多連接，撐大管道”。我們錯過了語音時代、數據時代，世界的戰略高地我們沒有占據，我們再不能錯過圖像時代。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以招聘新員工培訓後撲入戰場，等3~5年他們成熟的時候，這個機會窗已經半開半掩了，我們又失去了一次占領圖像高地、雲化時代的機會。因此，我們短時間直接選拔了，有15~20年研發經驗的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投入戰場，他們對技術深刻的理解能力，與前線將士的戰場掌控能力結合在一起，一定會勝利的。

像這樣的誓師大會，我印象很深的，還有2000年的五洲賓館的出征將士的送行大會。“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的大標語，充滿了一種悲壯，其實我們那時連馬革也沒有。為了身份的證明，我們需要世界市場的成功，在完全不了解世界的情況，就踏入了茫茫的“五洲四洋”，那時非洲還在戰亂中……

風蕭蕭兮易水寒，在那外匯管制的時代，常常發生我們的員工在麥當勞刷不出卡來的窘境。有一本小書《槍林彈雨中成長》就記錄了一代人的艱辛。今天能達到800多億美元的銷售收入，融進了多少人的青春、血汗與生命。我們今天成功了，不要忘記一起奮鬥過的人。不要忘記不管是因公，還是因私，獻出了生命的人。我們今天已有大片土地，一定能找到紀念他們的形式。

今天我們的勇士又要出征了，我們已經擁有170個國家武裝到牙齒的鐵的隊伍，我們的流程IT已經能支持到單兵作戰。每年我們仍會繼續投入上百億美元，改善產品與作戰條件。我們要從使用“漢陽造”到駕駛“航母”的現代作戰方式轉變。我們除了在傳統增量市場大量培養將軍，創造成績，多生產糧食外。

在新的機會領域，我們也要努力成長。雲化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圖像雖然我們領先，但海外除德國大規模實踐的經驗外，在其他國家還沒有規模化的成功，還沒有建立一支成熟的隊伍。特別是面對大視頻帶來的流量洪水和更低的時延要求，我們還沒能駕馭。戰略預備隊只能一邊學、一邊教、一邊幹，讓小老師逐漸成為“大教授”；讓二等兵在戰火中升為將軍。大時代呼喚著英雄兒女，機會將降臨有準備的人。大江東去浪淘沙，天翻地覆慨而慷，不能打仗的主官將會離開崗位。隨時準備下臺，才能不下臺。

服務是我們進攻中的重要防線，網絡容量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維護越來越困難，任何新公司、黑天鵝要全球化，都不可逾越此障礙。沒有多年的積累是不可能建立起來活的“萬里長城”、“馬奇諾防線”，我們這道歷時28年建立的服務體系，不是容易超越的，特別是這條防線正在逐步人工智能化。GTS這些年的進步，為我們建立了鞏固的防線，使我們進可攻退可守。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的專家、將軍，建立起對未來複雜網絡，更鞏固的防線。“江山代有才人出”，服務將是我們不敗的基礎。

20多年前我們走出國門，是為了身份的證明，我們曾借用二戰蘇聯紅軍瓦西里？克洛奇科夫的一句口號，“背後就是莫斯科，我們已無退路”。莫斯科不是我們的，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退路。我們向前走，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在進攻，退後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在萌芽，當我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里時，面對陌生的妻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對客戶說得太多了。

在他們最需要陪他們遊戲，給他們講講故事的時候，我們生命的時間，完全被為生存而戰全部絞殺了。兒女總有一天會明白，他們的父、母無怨無悔的一生，明白他們父、母像中央空調一樣溫暖了全人類，沒有像電風扇只吹拂他們的偉大情懷。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報答自己父輩的良心自責，將久久縈懷。

我們除了在市場戰線要獲得成功外，在技術戰線我們也要有所作為。我們每年除了給開發撥付80~90億美元以上的開發經費外，將給研究每年超過30多億美元的經費。我們為什麽要延伸到基礎研究領域，因為這個時代發展太快了，網絡進步的恐怖式發展，使我們不能按過去科學家發表論文，我們理解後去做工程實驗，然後產品，這樣緩慢的道路。

我們現在就要選擇在科學家探索研究的時候，探進腦袋去思考如何工程化的問題。我們不僅要使自己數十個能力中心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努力探索，不怕失敗。而且要越過工卡文化，大量支持全球同方向的科學家。我們的投資是不具狹義目的的。正如我在白俄羅斯科學院所說的，我們支持科學家是無私的，投資並不占據他的論文，不占有他的專利、他的成果，我們只需要有知曉權。不光是成功的，包括他失敗過程的知曉權。像燈塔一樣，你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別人，而且燈塔是你的，完全不影響你產業化。

我們今天集結2000多名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走上戰場，讓他們真正去理解客戶需求，背上他們自己制造的降落傘，空降到戰火繽紛的戰場。“春江水暖鴨先知，你不下水，怎麽知道天氣變化”。當前“天氣預報”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作出的。美國不僅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而且創新機制、創新動力洶湧澎湃。我們要敢於聚焦目標，飽和攻擊，英勇沖鋒。不惜使用範弗里特彈藥量，對準同一城墻口，數十年持之以恒的攻擊。敢於在狹義的技術領域，也為人類作出“天氣預報”。努力在基礎科學上領先，與以客戶為中心並不矛盾。客戶需求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

正如胡厚崑所說的，我們每年要破格提拔4000多個員工，以激活奮鬥的力量。讓優秀人才在最佳時間、最佳角色，作出貢獻。人力資源的評價體系要一國一制，用什麽考核什麽，不進行無目的的考核，讓前線將士聚焦在作戰上。人力資源要研究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死現象，避免華為過早地沈澱和死亡。

郭平提出，用法律遵從的確定性，來應對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給我們指出了正確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向。我們的財務管理已達到行業領先水平，結束區域站點存貨無法盤點歷史，中心倉存貨的帳實準確率99.89%，站點存貨的帳實一致率98.17%。有成功實踐經驗的優秀專家及幹部正在大規模成長，但不能就此滿足。要有應對金融危機的預案，要壓縮超長期庫存和超長期欠款。提高合同質量是最根本的措施。

三十年的奮鬥，我們已從幼稚走向了成熟，成熟也會使我們惰怠。只有組織充滿活力，奮鬥者充滿一種精神，沒有不勝利的可能。炮火震動著我們的心，勝利鼓舞著我們，讓我們的青春無愧無悔吧。

春江水暖鴨先知，不破樓蘭誓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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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送2000名高級幹部出征海外：不破樓蘭誓不還

周路平 2016-10-29 18:11

i黑馬訊 10月29日消息 10月28日，華為舉行“出征·磨礪·贏未來”研發將士出征大會，創始人任正非親自為2000多名華為高級專家和幹部送行，並在演講中強調，“春江水暖鴨先知，不破樓蘭誓不還。”16年前，華為第一次出征海外，當時的口號是：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

這次2000名華為高級專家和幹部將奔赴海外，任正非給他們下達了非常明確而的任務：“奔赴戰場，與幾萬名熟悉場景的前線將士，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鐵流。在機會窗開啟的時間，撲上去，撕開它，縱向發展，橫向擴張。”

以下為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演講全文：

在當前行業數字化及網絡轉型的時機，我們從研發集結了2000名高級專家及幹部，奔赴戰場，與幾萬名熟悉場景的前線將士，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鐵流。在機會窗開啟的時間，撲上去，撕開它，縱向發展，橫向擴張。我們的總戰略正如徐直軍在法蘭克福寬帶大會上所說的，“做多連接，撐大管道”。我們錯過了語音時代、數據時代，世界的戰略高地我們沒有占據，我們再不能錯過圖像時代。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以招聘新員工培訓後撲入戰場，等3~5年他們成熟的時候，這個機會窗已經半開半掩了，我們又失去了一次占領圖像高地、雲化時代的機會。因此，我們短時間直接選拔了，有15~20年研發經驗的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投入戰場，他們對技術深刻的理解能力，與前線將士的戰場掌控能力結合在一起，一定會勝利的。

像這樣的誓師大會，我印象很深的，還有2000年的五洲賓館的出征將士的送行大會。“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的大標語，充滿了一種悲壯，其實我們那時連馬革也沒有。為了身份的證明，我們需要世界市場的成功，在完全不了解世界的情況，就踏入了茫茫的“五洲四洋”，那時非洲還在戰亂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在那外匯管制的時代，常常發生我們的員工在麥當勞刷不出卡來的窘境。有一本小書《槍林彈雨中成長》就記錄了一代人的艱辛。今天能達到800多億美元的銷售收入，融進了多少人的青春、血汗與生命。我們今天成功了，不要忘記一起奮鬥過的人。不要忘記不管是因公，還是因私，獻出了生命的人。我們今天已有大片土地，一定能找到紀念他們的形式。

今天我們的勇士又要出征了，我們已經擁有170個國家武裝到牙齒的鐵的隊伍，我們的流程IT已經能支持到單兵作戰。每年我們仍會繼續投入上百億美元，改善產品與作戰條件。我們要從使用“漢陽造”到駕駛“航母”的現代作戰方式轉變。我們除了在傳統增量市場大量培養將軍，創造成績，多生產糧食外。在新的機會領域，我們也要努力成長。雲化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圖像雖然我們領先，但海外除德國大規模實踐的經驗外，在其他國家還沒有規模化的成功，還沒有建立一支成熟的隊伍。特別是面對大視頻帶來的流量洪水和更低的時延要求，我們還沒能駕馭。戰略預備隊只能一邊學、一邊教、一邊幹，讓小老師逐漸成為“大教授”；讓二等兵在戰火中升為將軍。大時代呼喚著英雄兒女，機會將降臨有準備的人。大江東去浪淘沙，天翻地覆慨而慷，不能打仗的主官將會離開崗位。隨時準備下臺，才能不下臺。

服務是我們進攻中的重要防線，網絡容量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維護越來越困難，任何新公司、黑天鵝要全球化，都不可逾越此障礙。沒有多年的積累是不可能建立起來活的“萬里長城”、“馬奇諾防線”，我們這道歷時28年建立的服務體系，不是容易超越的，特別是這條防線正在逐步人工智能化。GTS這些年的進步，為我們建立了鞏固的防線，使我們進可攻退可守。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的專家、將軍，建立起對未來複雜網絡，更鞏固的防線。“江山代有才人出”，服務將是我們不敗的基礎。

20多年前我們走出國門，是為了身份的證明，我們曾借用二戰蘇聯紅軍瓦西里?克洛奇科夫的一句口號，“背後就是莫斯科，我們已無退路”。莫斯科不是我們的，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退路。我們向前走，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在進攻，退後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在萌芽，當我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里時，面對陌生的妻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對客戶說得太多了。在他們最需要陪他們遊戲，給他們講講故事……的時候，我們生命的時間，完全被為生存而戰全部絞殺了。兒女總有一天會明白，他們的父、母無怨無悔的一生，明白他們父、母像中央空調一樣溫暖了全人類，沒有像電風扇只吹拂他們的偉大情懷。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報答自己父輩的良心自責，將久久縈懷。

我們除了在市場戰線要獲得成功外，在技術戰線我們也要有所作為。我們每年除了給開發撥付80~90億美元以上的開發經費外，將給研究每年超過30多億美元的經費。我們為什麽要延伸到基礎研究領域，因為這個時代發展太快了，網絡進步的恐怖式發展，使我們不能按過去科學家發表論文，我們理解後去做工程實驗，然後產品，這樣緩慢的道路。我們現在就要選擇在科學家探索研究的時候，探進腦袋去思考如何工程化的問題。我們不僅要使自己數十個能力中心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努力探索，不怕失敗。而且要越過工卡文化，大量支持全球同方向的科學家。我們的投資是不具狹義目的的。正如我在白俄羅斯科學院所說的，我們支持科學家是無私的，投資並不占據他的論文，不占有他的專利、他的成果，我們只需要有知曉權。不光是成功的，包括他失敗過程的知曉權。像燈塔一樣，你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別人，而且燈塔是你的，完全不影響你產業化。

我們今天集結2000多名高級專家及高級幹部走上戰場，讓他們真正去理解客戶需求，背上他們自己制造的降落傘，空降到戰火繽紛的戰場。“春江水暖鴨先知，你不下水，怎麽知道天氣變化”。當前“天氣預報”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作出的。美國不僅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而且創新機制、創新動力洶湧澎湃。我們要敢於聚焦目標，飽和攻擊，英勇沖鋒。不惜使用範弗里特彈藥量，對準同一城墻口，數十年持之以恒的攻擊。敢於在狹義的技術領域，也為人類作出“天氣預報”。努力在基礎科學上領先，與以客戶為中心並不矛盾。客戶需求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

正如胡厚崑所說的，我們每年要破格提拔4000多個員工，以激活奮鬥的力量。讓優秀人才在最佳時間、最佳角色，作出貢獻。人力資源的評價體系要一國一制，用什麽考核什麽，不進行無目的的考核，讓前線將士聚焦在作戰上。人力資源要研究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死現象，避免華為過早地沈澱和死亡。

郭平提出，用法律遵從的確定性，來應對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給我們指出了正確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向。我們的財務管理已達到行業領先水平，結束區域站點存貨無法盤點歷史，中心倉存貨的帳實準確率99.89%，站點存貨的帳實一致率98.17%。有成功實踐經驗的優秀專家及幹部正在大規模成長，但不能就此滿足。要有應對金融危機的預案，要壓縮超長期庫存和超長期欠款。提高合同質量是最根本的措施。

三十年的奮鬥，我們已從幼稚走向了成熟，成熟也會使我們惰怠。只有組織充滿活力，奮鬥者充滿一種精神，沒有不勝利的可能。炮火震動著我們的心，勝利鼓舞著我們，讓我們的青春無愧無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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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佑慈善基金理事長王兵：打造生態圈是公益的高級階段

作為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施行後國內首家註冊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愛佑慈善基金會(下稱“愛佑”)成立至今已逾十年。

與國內眾多的慈善基金會不同，愛佑由企業家發起並管理運作，從組建的第一天起，其主要創始人與理事均來自工商界。經過了多年的探索與發展，愛佑目前已經形成了孤貧兒童救助與公益創投兩大公益矩陣，籌建了國內首個兒童先心數據庫，並正在構建新的公益生態。

“愛佑現在不僅僅是一個項目，而是已經在構建生態和做一些孵化，著眼未來。”愛佑理事長王兵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和第一財經電視的聯合采訪時如是說。

“慈善比商業難十倍”

在王兵看來中國的企業家和商人已經很多了，但是中國的慈善家不多。“從所謂的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到現在的紮克伯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企業家轉型為慈善家的例子有很多。這是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中國需要慈善家的出現，而我認為企業家和商人是最具有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那一類群體，也是最可能成為慈善家，而且能把慈善事業做好的一類人群。”

對於慈善的定義與表現形式長久以來各方觀點莫衷一是，也正因為如此，由於缺乏明確而統一的標準化執行方法，因此從企業家向慈善家轉變的難度不言而喻。

“從標準角度來講，做慈善要比做商業難十倍。如果你做商業，比如說如果作評估的話，上市公司就是公布年報，根據一定標準，不管是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投資者都可以拿手或者拿腳來投票。但是，慈善不一樣，實際上慈善的標準是可以有無數種的。所以我覺得中國最稀缺的是慈善家，更稀缺的則是能把商業的理念和手法運用到慈善當中，而且能把慈善事業發揚光大的企業家。”王兵稱。

商業的基因在某種程度上為愛佑帶來了關於慈善的不同概念與思維。

在商業思維的作用下，愛佑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孤貧先天性心臟病患兒手術治療項目，並啟用了網絡業務平臺系統，實現了全部業務和日常管理的平臺化運營，之後又設計了一套閉環的流程管理系統：用數據庫實時監控受助人申請、審批、核準和錢款結算的過程，對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控，保證救助款項精準高效地使用。

通過建立專業化的組織機構，成熟的商業項目管理模式、完善的制度設計、規範的流程管理，創造了高效率的捐贈、救助途徑，保證良好的社會信譽。愛佑所募善款100%用於救項目，基金會的運作費用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資支付。基金會的財務獨立於任何發起人或發起人企業，由資深會計師事務所管理，保證善款管理及使用過程的安全、高效、透明。

2016年10月11日，民政部公布了“2015年度全國性社會組織評估等級”結果，愛佑慈善基金會獲評為5A級基金會，是基金會等級評估中的最高級別，也是該批次中唯一一家5A級基金會。

“作為非政府組織，我們拿上市公司的標準來進行自我要求。另外，我們所有的運行費用和‘人吃馬餵’、所有項目的管理費用都另行籌資。”王兵表示，“從捐贈人和社會角度來看，如果你不是公開透明的，如果你不誠信，如果你不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如果你不高效，如果你不是以結果為導向，那最終你會失去別人對你的信任。”

多維度把握慈善脈搏

如果用工業發展進程作比慈善事業的發展階段，在王兵看來愛佑目前的發展階段是工業2.0~3.0之間，而國內整個行業則處於1.0~2.0之間，若想要達到信息化與智能化的狀態，則任重道遠。

基於此，愛佑並未獨善其身，不僅授人以漁，還在為改善整個行業的狀況作出努力。

“對於中國現在的慈善情況，其實我們還在做很多基礎工作，比如說我們的愛佑公益創投項目就是每年無償資助民間的慈善機構，從2013年開始做了三年，今年我們做了100家來提升它們整體的能力。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公益生態不能是一兩家來做，需要更多的機構百花齊放。我們現在除了自我提升以外，也是在扶持其他更加弱小和有潛力的機構，讓它們能夠茁壯成長，我們並不是要把一個機構做好，同時也希望把商業資源都帶到慈善當中來。”

相關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底，愛佑公益創投項目累計資助機構30家，首批資助的3家機構收入2014年平均增長70.10%，2015年平均增長33.94%，第二批資助的7家機構收入2015年平均增長38.70%。

除了進行垂直整合，在王兵看來橫向整合也十分必要，兩相形成的價值網是企業之間進行生態競爭的重要借力。因此，成為平臺型基金會是愛佑的發展目標。

“從愛佑的角度來說，十年規劃，我們希望做一個線下的基金會;十年到二十年，我們希望做一個平臺，引領、放大公益生態圈和成為公益機構間的橋梁;二十年到三十年，我們希望做一個進化型的基金會，能在我們的生態里面進化出更多的慈善項目，有更多的捐贈需求出現以後，捐贈需求和捐贈項目互相促進、進化發展，不斷湧現。我相信隨著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整個慈善生態也是一個移動互聯網下的智能生態。所以，我相信愛佑倡導的——讓公益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會在這張價值網上自然而然地發生。”王兵說道。

按照王兵的說法，愛佑就是一個資源的橋梁和平臺，通過把商業的資源、閱歷、手法、頭腦都帶到慈善當中來，把慈善做大做強。值得註意的是，在愛佑的理事會成員中不乏來自BAT的商業大咖，基本上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有基金會，而愛佑作為一個平臺能夠打破企業的束縛、放大慈善的價值與影響力，這也成為這些優秀的人才參與愛佑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力無疑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王兵看來領導力是能帶動一大批誌同道合的人，把他們組織起來，並且能和他們一起把想要完成的事業做好。王兵認為，對於商業企業和慈善機構而言，在貫徹領導力的時候，前瞻性、專註力、激情與責任感都是必不可少的關鍵詞。

真格基金高級顧問邵恒：好萊塢山下尋覓創新內容的源泉

真格基金 2017-01-10 09:48

本文由真格基金（ID：zhenfund）授權i黑馬發布。

Andy Warhol 在 1968 年提出，在未來每個人都會成名十五分鐘。

社交網絡和網上內容傳播平臺的崛起讓 Warhol 的預言成為了現實：從Youtube, Instagram 到微博、微信，這些新興的內容平臺正在構建起新的產業生態。

怎麽才能讓內容制作人保持源源不斷的創造力——對於這個內容創業者們的終極問題，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王強在去年11月帶領 9 家優秀內容創業公司來到美國西海岸開啟了 ZhenBridge 內容產業之旅，向美國的頂級 streaming company 、科技公司和頂級網紅們“取了經”。

邵恒是真格基金高級傳媒顧問，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在此之前她曾任福布斯英文雜誌記者。

登上 BuzzFeed 公司位於洛杉磯日落大道上的辦公樓頂層，眼前頓時一亮：藍得刺眼的晴空下，高大碧綠的棕櫚樹穿插在一棟棟小洋房之間，一直綿延到 4 英里外的好萊塢山下。山脊上巨大的白色“Hollywood”標誌清晰可見，雜誌封面般的景色瞬間讓這棟不起眼的五層辦公樓染上了一層低調的奢華。

王強沒顧上欣賞景色，他攔住 BuzzFeed 視頻與影視部的商務拓展負責人 Matthew Henick，問了一個他思索許久的問題：怎麽才能讓內容制作人保持源源不斷的創造力？真格基金的聯合創始人王強是“真格基金文化創業產業之旅”的領隊。

11 月初，他帶著真格基金投資或合作的 Papi醬團隊、熊貓TV、新榜、即刻等 9 家新媒體和“網紅”公司，參觀了 BuzzFeed、YouTube、Facebook、CAA 等美國一線科技媒體和娛樂產業巨頭，讓中國內容創業新秀“走近美國文化創業搖籃”。在位於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王強和 Papi醬與 500 多位中國留學生進行了對話，這是 Papi醬走紅後公開訪談首秀。

讓人費解的是，在真格基金整個投資團隊中，王強應該是離“網紅”和“流行”最遠的投資人。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和收藏稀有的經典圖書以及古書上。別說“網紅”不是他關註的重點，就連流行圖書他認為都沒有讀的必要——在他看來“流行”就意味著很快會過氣。

在與 Papi醬的對話活動上，王強開門見山地表達了他對“網紅”概念的否定：“任何紅起來的東西很可能馬上就會走下坡路，任何高潮都意味著達到頂點，走向低潮。”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否定一切借助互聯網崛起的內容創業者—對於那些有能力持續輸出優質內容的創業者，他更願意用另外一個概念來定位他們的身份—“Digital Talent”：這是王強在此次美國之行學到的一個新詞，原本泛指在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化領域具有專業技能的人。但王強賦予了它一個新的涵義：富有才華的內容創造者，能夠通過網絡呈現內容、傳播並進行商業化，簡稱 “網才”。

AndyWarhol 在 1968 年提出，在未來每個人都會成名十五分鐘。社交網絡和網上內容傳播平臺的崛起讓 Warhol 的預言成為了現實。在海外，視頻網站巨頭 YouTube 憑借清晰的收入分成機制和廣泛的用戶基礎成為了最強大的“網紅”輸出平臺。

2015 年福布斯首次發布 YouTube 明星富豪榜，年僅25歲的電競遊戲玩家 PewDiePie 身居榜首，年收入高達 1200 萬美金。在榜單上收入排名前十的還有小提琴演奏家 Lindsey Stirling：這個愛好一邊跳舞一邊用小提琴演奏流行曲的女孩可謂是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草根逆襲”的典範。知名唱片公司曾拒絕和她簽約，她參加電視真人秀節目 America’s Got Talent 在四分之一決賽中出局，出局的原因是評委認為她並非世界級的小提琴家。不久後 Lindsey Stirling 就在 YouTube 上找到了自己的觀眾。目前她的 YouTube 頻道有近九百萬訂閱者，她不僅發布了多張唱片，舉辦了世界巡演，出版了自傳，還作為嘉賓被邀請回訪新一季的 America’s Got Talent。

繼 YouTube 作為網紅制造機而崛起，近兩年出現的新型社交媒體也奮起直追。“6秒短視頻” 網站 Vine、以“閱後即焚”著名的社交應用 SnapChat、被 Facebook 收購的圖片與短視頻分享社區 Instagram、以及主打電競遊戲直播的網站 Twitch 都是美國網紅生態中近幾年崛起的生力軍。

人才是網紅經濟的核心生命力

美國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之一，創立於 1975 年的 Creative Arts Agency 是此次真格文化創業產業之旅的第一站。來到其位於洛杉磯市西部世紀城區的總部，一行人首先被告知室內不允許拍照，因為在辦公樓內隨時有可能遇到耳熟能詳的明星藝人。湯姆克魯斯、碧昂斯、貝克漢姆、詹姆斯等諸多娛樂和體育巨星都是 CAA 的客戶。

雖然在傳統娛樂行業有著穩固的地位，CAA 卻敏銳地嗅到“網紅”的商業價值，專門成立了 “Digital Talents” 部門，做起了幫“網紅”過渡到主流娛樂產業的生意。CAA 的經紀人觀察到“網紅”與傳統娛樂明星的一個鮮明的區別:傳統娛樂明星往往集中精力在某一個特定的領域，而這些新興“網紅”更希望在新媒體、電影、圖書出版、電商等多個領域同步推進。這背後不僅是商業模式的區別，更是互聯網這樣多元化、飛速發展的大舞臺所催生的人的變化：

CAA 簽約的短視頻 “網紅” Zach King 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瘦高的中美混血男孩背著雙肩背，穿著休閑帽衫，一頂鴨舌帽反扣在頭上走進了會議室。他用蹩腳的中文打了個招呼：“你好”，立刻引起了一屋子人的笑聲。

1990 年出生的 Zach King 畢業於南加州一所基督教大學，主修電影專業。他用視頻剪輯工具制作魔術般的特效短視頻，在 Vine 網站上積累了四百萬粉絲。今年，在持續輸出新內容的同時，他與全球五大出版商之一 HarperCollins 簽約，出版了傳記性質的故事集。在此之後不久，他又與導演斯皮爾伯格簽署了將傳記改編成電影的合約。同時，他還在籌備一個能與他的視頻剪輯技術相結合的教育項目。

“我邀請你來中國，與我們投資的線上教育公司“一起作業”開展合作！” 王強聽了 Zach King 的介紹，立即向他發出了熱情的邀請。在 CAA 接觸到的“網紅”，以及此次行程中與 BuzzFeed 的交流，讓王強在思考已久的“網紅”生命力問題上獲得了不少啟發。

“你看，像 BuzzFeed 這樣的公司，招人的時候只招“通才”。內容制作人並非是某個領域的專家，但是他必須什麽都會，自己會拍攝、采訪、寫作、剪輯視頻。” 王強說，這正是文章開頭 BuzzFeed 影視部負責人 Matthew Henick 傳授的“經驗”。

“網紅”如何避免成為曇花一現的現象？王強提出了一個“CIA”理論——這跟美國中情局沒有任何關系，而是指 Content（內容）、Interaction（與觀眾的互動）以及 Advertising（廣告變現的能力）。從人才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網紅”也需要成為“通才”。他們不僅需要是富有創造力的內容制作者，也需要在媒體運營、商業對接等多方面具有能力乃至天賦。

美國新媒體巨頭 BuzzFeed 是此次真格內容之行的重要一站。團隊參觀的 BuzzFeed 洛杉磯辦公室是日落大道上一棟五層高的白色小樓，雖然外觀毫不起眼，但一進門就發現，辦公樓的“大廳”竟是一家雅致的咖啡廳，坐在前臺的女孩懷抱著一只吉娃娃正為訪客登記，空氣里彌漫著美國互聯網科技公司特有的休閑和人文氣息。

BuzzFeed 成立於 2006 年，早期依靠發布娛樂性質的榜單、測試題以及熱門事件鏈接積累了大量用戶。2014 年，BuzzFeed 正式設立了影視部門，自行生產創意視頻內容。300人的視頻團隊每周在 YouTube、Facebook、Snapchat 等各大平臺發布 100 多個原創視頻。

“BuzzFeed 隨便做的一個節目，我就在想這個節目如果在國內做，我需要多少人才能做出相同質量的節目，我覺得要耗費他們幾倍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ImbaTV 的創始人周淩翔對於 BuzzFeed 的生產效率和制作成本感受頗深。網名“海濤”的周淩翔是活躍在電競行業的“網紅”，走在洛杉磯街頭都被華人粉絲認出要求合影。他曾經是優酷網遊戲頻道點播量最高的主播，在 2014 年創立了生產電競直播內容的 ImbaTV。

“主要還是從業者素質有差距，最優秀的人才還沒有到我們這個行業中，”周淩翔說。“大家雖然會覺得電競是個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中央電視臺做一個編導，會比在電競行業做一個編導獲得更多的認可。這個觀念慢慢在改變，但是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做得更好。”

機制與數據是創造力的基石

除了人才本身的素質以外，對於人才的管理機制和與觀眾互動的數據反饋機制也是美國內容公司保持創造力的“秘訣”之一。

談到 BuzzFeed 團隊的創作過程，Henick 介紹說 BuzzFeed 的視頻編輯們會定期組合成小隊，圍繞某個特定的主題進行創作。該主題的任務完成後，編輯們再重新分組，開始下一個階段新主題的創作。

而在選題上，BuzzFeed極度關註內容與觀眾的互動，對用戶的反饋進行大量的、多維度的數據分析，對於內容的傳播平臺也有十分精準的定位。

Henick 以 BuzzFeed 的火爆視頻節目“Tasty”為例：這是一期專門針對社交網站 Facebook 制作的節目。在觀察 Facebook 用戶的瀏覽習慣時，BuzzFeed 視頻團隊發現絕大多數用戶都是在聲音關閉的情況下瀏覽視頻。針對這個特點，視頻團隊推出了一系列美食教學視頻，搭配指示食材的字幕，這樣用戶無需打開聲音即可獲得視頻傳遞的所有信息。

在測試階段，BuzzFeed 團隊又通過數據分析發現，由頂部垂直向下拍攝的視頻播放量格外高，於是 Tasty 所有的視頻都采用了這種特殊的角度拍攝。目前 Tasty 已經成為 BuzzFeed 最受歡迎的視頻系列，在 Facebook 上吸引了將近 8000 萬訂閱者。

Henick 還帶著真格團隊參觀了 Tasty 的拍攝間，整個拍攝間是個偌大的公共廚房，六、七個燈火通明的“爐竈”供拍攝使用，旁邊占滿一整面墻的架子上擺著各式各樣的調料。緊挨著拍攝區的是一排辦公桌，七八個 BuzzFeed 的員工正坐在桌邊敲擊著電腦。

“現在國內的內容制作還是偏感性的，只強調整體的調性，但是對數據的收集和用戶的反饋並不是特別重視。而國外的內容創作者非常重視社交性，數據對於內容的產出導向是非常明確的。” 智能新聞推送 APP 即刻的創始人林航感嘆道。

“數據驅動決策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 Facebook 的視頻在網站上自動播放，這並非是某個產品經理拍腦袋決定的事，而是數據工程師做了小範圍測試後，才決定全平臺要使用這種方式。我覺得這些經驗都是我們平時在產品開發和叠代中可以借鑒的。” 林航說。

Papi醬團隊的內容負責人霍泥芳也收獲頗豐，在離開 BuzzFeed 的路上和同行的成員興奮地交流著感想。今年 7 月，Papi醬與合夥人楊銘創立了新項目 PapiTube，致力於孵化 Papi醬一樣有現象級傳播潛力的“網紅”，目前已經吸收了將近 20 名創作者。然而霍泥芳表示，PapiTube 的各個“網紅”都在各自的領域中進行獨立創作，彼此之間少有合作。她認為 BuzzFeed 將制作團隊打散重組的機制或許值得借鑒嘗試。

 “網紅”跨境，路在何方

“Papi醬今天來了嗎？哪位是Papi？” 在CAA參觀行程中安排的一場交流會上，Collab 公司亞洲負責人 Eugene Choi 的語氣中充滿了期待。

Collab 是一家從事 Content Claiming（版權聲明）的公司，是 YouTube 平臺成熟的廣告分成與版權機制下的特殊產物。這家公司的一項核心業務是為網紅“維權”：舉例來說，如果 Papi醬是合作客戶，那麽這家公司的工作就是在 YouTube 上尋找所有與 Papi醬相關的視頻，對於其中未經 Papi醬授權發布的視頻，Collab 會在 YouTube 上將視頻標記為 Papi醬版權所有。如此一來，這些未經授權發布的視頻在 YouTube 平臺上產生的一切廣告收入，都將自動進入 Papi醬和 Collab 的賬戶。

對於缺乏海外運作經驗和資源的中國內容制作者來說，這種方式也許是除了將視頻內容上傳 YouTube 之外，門檻最低的海外商業化渠道。然而如何進行更深一步的商業化和內容合作，克服“水土不服”，中美兩方的內容制作者似乎都沒想清楚明確的路徑。

“要成為世界級的公司，這條路還蠻遠的，因為涉及到環境、國情決定的東西，在國外不適用。國外的公司進入中國需要本土化，國內的公司進入國外的時候依然要進行本土化，甚至根據不同的國家本土化。” 熊貓TV 的 COO 張菊元聽了 YouTube 針對美國、日本、印度市場的特性進行本土化的介紹，有感而發。

張菊元認為競爭的激烈程度是中美商業環境最主要的不同之一。電競直播起家的熊貓TV 在一年前成立，逐漸拓寬到了泛娛樂直播領域。整個 2016 年，中國直播市場經歷了爆發性的增長，300 多家直播平臺異軍突起。而在美國，電競直播平臺 Twitch 和社交直播平臺 YouNow 在各自的領域一家獨大。社交網站巨頭 Facebook 雖然推出了 Facebook Live，但是一直作為社交網站的輔助功能進行開發推廣，並未像中國的直播行業一樣形成獨立的產品和生態。

FacebookLive 的介紹讓張菊元松了一口氣。“從直播這個細分領域來看我們其實已經超越了美國，他們處於比較安逸的狀態，風平浪靜、沒有特別大的競爭壓力。而中國每一步都在賽跑，因為一旦動作慢了，就掉隊被淘汰了。國內的很多東西是在極大的競爭壓力下，企業逼迫自己迅速發展出來的新模式，是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商業模式。”他說。

在互聯網大潮的新產業中，對於國內企業的崛起乃至反超，張菊元認為為吸引頂尖人才回國發展創造了極大的機會。此次真格文化產業之旅的一站是與斯坦福大學的學生進行交流，兩個小時的對話結束後，張菊元迅速被湧到臺前的學生圍住。

“我在跟這些學生交流中發現，以前留學生向往的是留在國外，但是現在通過一些中美交流他們發現國內互聯網領域蘊含著更大的機會，” 張菊元說。“如果中國能夠發展出更多更好的商業模式和就業機會，能夠極大地促進世界級的人才回流。而人才回流的直接結果就是生產力的提升。”

站在 BuzzFeed 的天臺上，真格訪問團的成員與好萊塢山的背景合影，也感嘆著美國科技公司舒適的工作環境。王強拿出一本裝幀精美的《書蠹牛津消夏記》，送給了 BuzzFeed 的負責人 Matthew Henick 以表感謝。這是王強今年剛剛出版的“藏書筆記”，書中展示了不少他的藏品中極為罕見的典籍。

“雖然你看不懂中文，也可以看看圖片。”王強笑著詮釋這份禮物。也許，從這些流芳百世的經典作品中，他和 Henick 都能琢磨出更多關於創造力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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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特朗普女婿兼高級顧問庫什納曾與中國駐美大使閉門會談

當地時間2月1日晚，美國“第一千金”伊萬卡帶著女兒阿拉貝拉前往中國駐美大使館，恭賀中國農歷新年。在中美關系因特朗普入主白宮後面臨許多新的不確定性之時，伊萬卡出席中國大使館的活動格外引人關註。

而據美國彭博社8日報道稱，在當天，伊萬卡的丈夫、特朗普的高級顧問庫什納還與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進行了閉門會面。據一名白宮官員透露，庫什納與崔大使進行了“廣泛而積極的對話”。這名官員要求匿名，因為這些會面都是私下的。

2月1日，伊萬卡帶著正在學中文的女兒參加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辦的2017年中國文化之夜。（圖：央視新聞）

英國《每日郵報》8日稱，庫什納和伊萬卡不同，他有白宮顧問的官職，他與中國大使的接觸為中國提供了美國國務院之外的渠道。此外，伊萬卡一家和中國大使館還是鄰居，他們同在華盛頓的卡洛拉馬街區。

庫什納於1月被任命為白宮高級顧問，其工作預計集中在政府和私營部門的聯系、中東以及貿易協議上。（圖：東方IC）

報道稱，有專家認為，與特朗普家人接觸，是中美關系保持穩定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特朗普及其家人還與中國商界有著密切聯系。特朗普上月會見馬雲，而庫什納也與中國企業有聯系。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行動將對特朗普本人產生何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