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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領導力專欄】美國反思：“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美國正在反思第三條道路，一條公益資本主義的道路(Benefit Capitalism)。

2016年，美國240年國慶之前的一周， 3000名各界領袖聚集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本山區，反思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案。過去7年對經濟危機的點綴修補已經肯定為失敗，一個同時包含公益價值和經濟利潤的市場制度成為未來必然的選擇。自成立伊始，“阿斯本學會”(Aspen Institute)就扮演著“第三只眼睛”看社會的反思角色。今年，它以“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為主題，成功地做了兩件事：反思為何舊制度破產了，展現公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過時了!”愛德曼先生(Richard Edelman)開門見山，直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已經失去社會信任。作為全球最大的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 Worldwide)的總裁，他長期關心社會信任與商業興盛之間的關系。愛德曼對20多個國家、連續16年的年度社會信任調查顯示，信任正成為最稀缺的制度資源。

過去，權威等級和地位猶如垂直的勢能，可以轉換為自上而下的信任。可是，垂直信任的時代結束了。今天，人們更相信同輩之間的社交信息，更受私下交流的影響。75%的人寧願相信小夥伴的建議而不願意聽從廣告的引導。橫向信任的時代已經降臨。不幸的是，全球範圍內的政府、商業公司、媒體、非政府機構等，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組織“橫向信任”的能力。

不信任制度，那是因為幻想破滅。首先，全球化經濟的幻想破滅了。“阿斯本學會”會長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開篇直敘全球化的挽歌：自由貿易、自由人才和資金流動、平等自由價值觀，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均在今天搖搖欲墜。歐洲的問題不過是全球化挽歌的序曲。

其次，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社會默契被踐踏。二戰後，美國至少有三項社會默契：社會精英代表判斷能力，精英會從全社會利益角度做判斷，只要努力，人人有機會成為精英。但次貸危機和後續恢複過程打碎了這一社會默契。人們看到精英以社會為代價謀求自利。不公平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值得勞工大眾追求。金融家拉特納(StevenRattner)在演講中羅列了四大問題：絕對貧窮人數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劇、勞工參與機會惡化、公司行為的短期主義。它們撕裂了社會信任。

新技術是大眾幻想破滅的另一“幫兇”。在機械化和電氣化革命時代，技術帶來了普遍的繁榮，產業上下遊利益均沾。可是，互聯網信息技術主導的極客經濟(Geek Economy)只為1%的人帶來巨大的利益，而普羅大眾的工作機會和實際工資水平與90年代相差無幾。國會參議員華納(Mark Warner)直指“臨場經濟”(Contingent Economy)與“隨需經濟”(On-demand Economy)組成的兩面性。“隨需”有經濟效率，“臨場”卻帶來心理危機。舊制度已經難以簡單修補。在他看來，美國需要構建新的社會契約。

反思至深觀自在。受邀請的“公益資本主義”實踐者讓與會者看到了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個選擇。

美國施樂公司的總裁伯恩斯(Ursula Burns)把教育列為任期內的重要策略目標。“太多的信息，太低的判斷能力”，伯恩斯說，它們成為一對當代矛盾。因此，提高員工的判斷能力便成為公司教育策略目標。它不一定會馬上兌現為利潤回報，但卻有利於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組織。對施樂，員工教育就是公益。

“全州保險”董事長威爾遜(Thomas Wilson II)則把“意義”放到策略首位。他努力讓2萬員工的個人目標與公司目標形成一一對應的關系，讓工作成為一件自願的事業，這是他們的公益。

“米舍”(Method)家用清潔劑是美國著名的逆襲案例。一個小公司逆襲寶潔，用完全環保的產品打入大公司壟斷的成熟市場。討論中，該公司創辦人洛瑞(Adam Lowry)講解自己的環保產品哲學：讓環保成為超級產品的內涵，而不是低級產品的外部營銷包裝。他新創立的產品“素奶”(Ripple Food)是另一個經典，“素奶”追求口感好，營養足，並替代動物奶。為同步追求公益價值，洛瑞的企業建立起相應的監控和衡量體系。對洛瑞而言，社會公益就是優質利潤的來源。

上述企業正代表著“公益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在美國，除了有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現在還多出一個新公司物種：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它同時以利潤和公益為目的。截至2015年底，美國有31個州正式接受“公益公司”的法律地位，提供單獨的註冊。來自全球50個國家、130個產業的1785家企業獲得了“公益公司”(B-certified)認證。通過認證的四大條件包括：選擇一項公益指標;該項指標讓它成為企業的正式政策;建立跟蹤衡量體系;法律登記註冊為“公益公司”。2015年底，法國達能食品宣布加入這項社會運動的議事會。

促進“公益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是千禧一代員工價值觀的變化。“愛德曼”調查表明，在真正貫徹公益的企業中，員工的組織承諾度高出平均水平15%，它成為買不到的效益。

不到阿斯本，不知道“社會價值創新”時代已經開始。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國，正值萬科股權大戰之時，現代股權制度的始作俑者卻在醞釀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如果“公益資本主義”流行，表率企業必然廣泛吸納社會意願，並收獲思想紅利，這才是中國企業不能缺席的大戲。

只要是人造的制度，它總有到期大修的日子，阿斯本大會樹立了一個制度反思的榜樣。創造“反思社會”概念(Reflexive Society)的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是《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的作者。在這個高風險、多機遇的時代，吉登斯建議，我們要做有思想的行動人，而非被動的制度人，制度是我們的。我們的反思是經線，行動是緯線，一經一緯交織成為制度。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第一領導力專欄】新時期走入非洲 中國企業需要更多藝術策略

來自丹麥的布里克森(Karen Blixen)最終還是未能獲得丹尼斯(Deny F. Hatton)的愛情。當這位桀驁不馴的獵人飛機失事後，布里克森孑然躑躅於蒙巴薩(Mombasa)那個小火車站，卻又不得不離開這塊殖民地。《走出非洲》這段自傳仿佛定格了所有外來者與神秘非洲之間的戀情: 因為好奇走到一起，因為相識而分離。

隨著全球經濟形勢下行，在非洲的中國企業也在遭遇布里克森式的去留選擇。假如留下，相比於經濟方式太過單薄，藝術投資倒是一個另類選擇。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總署的數據顯示，2000年，中非之間貿易額為105億美元，2014年，迅速上升到2000億美元。中國已經躍升為非洲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並對一些小國的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例如，中國貿易和投資影響到津巴布韋10%的GDP。影響增大，連帶的責任肯定隨之提高。當全球經濟出現波動時，中國企業便容易成為當地人抱怨的對象。心思一轉，許多援建的友誼象征也能被曲解為占領的標識。甚至50年的老朋友津巴布韋也開始指桑罵槐。

面對這種情況，對策在哪?“遠觀英國人，近學黎巴嫩。”酋長佩瑞建議。佩瑞來自尼日利亞，曾經經營過當地的高爾夫球場，近距離觀察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賈，包括中國企業家。我請教酋長直言相告他認為中國企業在非洲面臨的問題。這位酋長把當年的英國人、最近的中國人和一直在西非的黎巴嫩人放在一起做了一番比較。

“上世紀初，英國人到尼日利亞，他們對當地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喜歡文化探險，甚至直接與部落為鄰。英國人花了10年，搞明白沒有一個整體的非洲，也沒有唯一的文化身份，部落、宗教和酋長制度才是理解當地社會組成的基本概念。”佩瑞回憶與英國人共事的經歷時表示，明白這一點後，英國人開始搞社會管理，引入他們的規矩，“例如我曾經經營的高爾夫球場。當地人感受到英國那套方法帶來秩序和穩定，慢慢就願意與之共同相處”。

“別看黎巴嫩是戰亂紛飛的小國，黎巴嫩商人卻在西非有著廣泛的影響。他們不能與大國在石油礦產上競爭，卻擅長捕捉民生產品的商機。例如大米，從運輸到銷售，黎巴嫩人控制著當地大米的產業鏈，他們是真正當地化的外國商人。吃喝住行、說學逗唱，全部當地化。”酋長和他年輕的隨從談起黎巴嫩人在非洲，沒有絲毫違和感。

“英國人和黎巴嫩人的優點差不多，這也剛好是中國朋友的缺點。”老謀深算的酋長委婉地道出對中國企業在非洲策略的不滿。

今天的非洲，以其經濟發展的活力吸引著來自全球的投資。但若外來企業或團體只以“在商言商”的策略經營非洲業務，友誼的小船指不定說翻就翻。

2015年，丹麥的路易斯安娜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非洲”展覽。展覽入口處，一幅非洲地圖被改畫為資本分布圖、資源輸出圖、碳排放圖……剎那間，中國企業15年來為非洲經濟所做的貢獻，被藝術形式的批判顛倒過來。面對這種誇張的藝術批判，中國企業往往有口難辯。

被藝術顛倒的，只能通過藝術再次顛倒過來。

未來，中國投資者應該更多地考慮利用藝術策略走入非洲。覺醒的非洲精英們正以從未有過的廣度和深度思考當地的文化身份和社會傳統。他們不拒絕引進，但排斥下載。任何無法參與到社會意識形態對話中的外來者，都註定成為攻擊對象，中國企業就是這些攻擊的受害者之一。而藝術則有望成為非洲精英與中國企業對話最合適的生動領域。

事實上，西方文化商人已經在積極開展與非洲的藝術對話了，因為那里面藏滿了只有藝術才能承載的“符號利潤”。作為文化象征符號的藝術，越是有沖突和對抗，越有價值;越是有共鳴和融合，也越有價值。正反都是利好，藝術可以左右逢源。在全球同質化浪潮下，只有非洲還大規模保留著異質文化符號，這也令非洲大陸再次成為文化商人的尋寶之地。

2010年10月，世界上最古老的藝術拍賣行之一，英國寶龍(Bonhams)拍出有史以來最高價的非洲藝術家作品。南非藝術家斯坦(Irma Stern)的一幅“土著女孩” 拍出330萬美元的高價。2012年，倫敦“泰特”(Tate)博物館首次展出現代非洲藝術作品。在以收藏木乃伊和埃及法老物件為主的倫敦博物館界，這是一次歷史的轉變。2016年初，紐約的“艾默里展會”(Amory Show)展出了八位非洲藝術家的作品。

“非洲視野”一時間成為倫敦和紐約藝術界的年度話題。來自非洲的藝術家瑪若圖(Julie Mehretu)、姆圖(WangechiMutu)和埃納穗( El Anatsui)也成為國際藝術界的新寵。

與西方相比，中國更有初次開發非洲藝術的機會優勢。早在上個世紀初，畢加索、高更、賈科梅蒂、達利、馬蒂斯，這些西方最著名的藝術家均以非洲原始藝術為養料，開辟了屬於自己的畫風和雕塑形式。當下，正值中國藝術界想象力“貧血”之際，走入非洲或可以帶來意想不到的創意風暴。論及藝術收藏品，引入非洲藝術品比購買溢價的畢加索作品來說更睿智。“中國投資者，不要用看中國市場的眼光看非洲，而應該以國際市場的胸懷融入非洲。”佩瑞如是說。

作為有著超過200年歷史的貿易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些策略，在當下看來仍有借鑒作用。1612年進入印度後，東印度公司參與到當地社區建設達260年。英國人用有效的公用事業管理模式來換取當地精英的支持。

要走入21世紀的非洲，公用事業的老方法已經不那麽靈，但其精英聯盟的邏輯仍然有效。通過與非洲藝術的雙向交流，中國投資者可以建立與當地社會精英的文化聯盟。在匯聚共同意願方面，藝術語言通用且強大。

當人人都擁有網上地圖後，沒有標識的道路反而最快捷。在通向非洲市場的道路中，經過藝術博物館的那條最美。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領導力】京東傻不傻？要看1號店的整合效果

“這三周以來，我們幾乎每周都要開一次會議，雙方的接觸非常頻繁，對於未來的合作也都在緊鑼密鼓地策劃中。”京東商城CEO沈皓瑜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的“緋聞”，三周前，京東(JD.NASDAQ)和沃爾瑪(WMT.NYSE)宣布，京東將擁有1號商城包括“1號店”的品牌、網站、App等主要資產，沃爾瑪將繼續經營1號店自營業務，還將獲得京東5%股權。這樣重大的合作，業內消息稱，其實雙方的談判時間很短，甚至雙方高層在美國吃了一頓簡餐後，就已基本達成了合作意向。

沃爾瑪、京東、1號店三者之間的合作已然落定，但仍存在重重疑問，尤其對已經重資入股永輝超市的京東來說，如何平衡與上述兩大零售巨頭的關系;另一方面，上述交易的三方將面臨的，也是一道如何對接與整合的管理難題。

借力京東的入倉模式

時隔一個月，坐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面前的沃爾瑪亞洲區總裁兼CEO貝思哲(Scott Price)，在此前接受本報專訪時就透露了跨境電商業務對沃爾瑪的重要性。如今回想起來，當時，貝思哲就應該已經知道接下來1號店會有重大資本動作。

談及大家都最關註的幾方合作，貝思哲表示：“既然雙方合作，那麽沃爾瑪肯定是發揮線下優勢，京東則是發揮電商平臺優勢，比如我們的山姆會員店會在京東開設旗艦店。”

相比貝思哲的宏觀說法，沈皓瑜給出的答案比較細化：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大家應該能看到沃爾瑪的山姆會員店在京東開設旗艦店。山姆會員店有約四、五千個非常精選的產品。有些東西不適合線上賣，有各種不同的原因，比如太難保存，或者量不多，門店內貨品可能本來線下就不夠賣的，如果從門店調貨則可能門店要缺貨了。“此前山姆會員店之前在1號店，及自身APP的運營模式是，基於門店發貨。而沃爾瑪未來與京東的合作將是入京東貨倉發貨模式，簡而言之，即沃爾瑪擁有貨品，其將貨放入京東的貨倉。”

沈皓瑜上述合作方式被稱為入倉模式。由於京東的銷售量較大，用戶數量也很龐大，因此采用入倉模式則有助於統一管理，如果從門店調貨則易產生庫存管理混亂，也會打亂門店的正常經營，甚至導致缺貨。

“我們在全國有7個倉，我們還沒有定從哪些倉開始或所有倉都進去。但入倉模式是可以運作的。”沈皓瑜頗有信心地說。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美國看到，沃爾瑪在美國開展的電商模式是消費者在線預訂，然後駕車到門店取貨的 “PICK UP”模式，因為在美國市場，沃爾瑪有數千家門店，分布廣，且美國消費者大都開車出行。然而“PICK UP”在中國市場並不能十分順暢地推廣，因為沃爾瑪在中國區的布局遠不如美國廣泛，且消費者駕車比例也遠低於美國。因此沃爾瑪需要一個有強大物流和倉儲資源的合作者。

“京東就是這樣的一個合作夥伴。通過京東貨倉、京東到家和達達，可幫助沃爾瑪電商業務節省倉儲和物流成本。且入倉模式之下，沃爾瑪可借力京東，翻倍電商業務銷售量和流量。”資深零售業人士陳嶽峰分析。

京東商城CEO沈皓瑜與 沃爾瑪亞洲區總裁兼CEO貝思哲(Scott Price)

意在線下資源

根據上述計劃，可見沃爾瑪將獲益匪淺，既“甩掉了1號店包袱”，又節省了電商成本。

但京東也絕對不傻，沒有好處的生意其不會做。京東此前就對線下零售業務非常看重，已經入股永輝超市，而這次讓沃爾瑪持股京東5%，並拿下1號店，自然有其線下資源收攬的考量。

沈皓瑜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號店在商超品類現在非常強，尤其是在華東、長三角地區，在華南的表現也不錯。而京東的傳統優勢項目來說是3C產品包括家電。兩家公司有非常好的互補，包括在品類、區域、定位上。“我們也註意到沃爾瑪在全球的采購優勢，本身沃爾瑪就會對中國區引入全球合適的進口商品，1號店也通過這個渠道采購，所以我們也在考慮聯合采購，相信很快就會實現的進口產品的采購。1號店這幾年也打了很多進口食品的理念，也是借助沃爾瑪的規模。這一方面，我們能更好地合作。”

在陳嶽峰看來，京東要在競爭激烈的電商市場中脫穎而出，則線下資源，尤其是生鮮和進口商品資源必不可少。“電商擅長的是線上的運營，但實體店擁有的是線下SKU品類管理和強大的供應商資源。無論是當時投資永輝超市，還是這次聯手沃爾瑪，京東看好的就是實體零售業者的商品資源。”

為了表示與沃爾瑪、1號店合作的誠意，京東甚至已開始在7月11日剛剛舉行的1號店的大促活動中提供支持和推送，還支援了一些相關的人員，在微信上，京東也給1號店的大促支援了流量。

平衡與挑戰

京東對“新歡”的支持可以理解，然而其對“舊愛”永輝超市要如何平衡?

雖然沈皓瑜表示依舊會保持與永輝超市的O2O合作，但其與“舊愛”永輝的合作狀況似乎並不十分理想。

公開信息顯示，自2015年12月正式宣布啟動O2O業務以來，永輝超市共有60多家門店“接入”京東到家，占永輝超市當前門店比重15%左右。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共有40多家永輝超市門店接入京東到家。永輝超市的強勢市場區域 ，西南區的重慶、成都有20多家門店接入京東到家。有接近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其與京東到家的合作並不算太理想。

有消息稱，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的40多家永輝門店的目前單店日均訂單量在100多單左右，整個區域日均訂單總計5000多單。重慶、成都的20多家門店，單店日均訂單在75單左右，區域日均總單量在1500單左右。客單價在50元左右。若年內數據不變，永輝超市2016年能通過京東到家實現的銷售收入僅僅“過億”，即使與永輝超市2015年營業收入比較，所占比重也還不到0.3%。離早前預期的單店營收提振8%～10%的預期值還有較遠距離。

此次，京東和沃爾瑪表示要共建供應鏈。而京東也對“舊愛”永輝也做過相同的表示。有知情者透露，京東並沒有很好地利用永輝超市的供應鏈，永輝超市方面則很想共享自身供應鏈。

“京東與永輝的合作還不算太成功，如今又要牽手沃爾瑪，發力1號店，如何平衡與永輝超市的合作並且可以真正地共建供應鏈，這對京東而言，似乎是個挑戰。”陳嶽峰指出。

而京東要面對的挑戰可能還不止於此。

騰訊曾以2.15億美元收購京東3.5億多股普通股股份。騰訊將旗下拍拍C2C、QQ網購等附屬關聯公司註冊資本、資產、業務轉移給京東，其中包括電商平臺易迅。可惜如今，易迅已退出歷史舞臺。也有業者擔心，1號店被京東整合會否踏上易迅的“老路”。

對此，沈皓瑜表示會支持1號店獨立運作。

但業界認為，整合1號店、沃爾瑪和京東三方的後臺運作並非易事，比如上述入倉模式需要複雜的前期準備工作，要測試銷量，且不同品相的商品要放到不同貨倉中，物流體系、後臺系統協同以及采購等後臺的對接、技術和打通搭建都十分複雜。加上另一個強勁對手阿里巴巴動作不斷，阿里與蘇寧結盟後實力也在進一步增加，京東要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還很大。

【第一領導力專欄】共享辦公：工作遊民告別孤獨

“雙創”氛圍下，從2013開始，全國新註冊市場主體連續三年超過500萬，新註冊的中小企業也將共享辦公推向新高潮。“點點租”、“SOHO3Q”、 “優客工場”、“We+聯合辦公”、“聯合創業辦公社”、科技寺、米域等國內企業設計的共享辦公場所在各大城市登臺。

上述國內企業往往以成立於2010年的“WeWork”為行業標桿。究其原理，它能夠迅速被市場認同，甚至躍升160億美元的估值，是因為WeWork致力於營造共享辦公的社區活件。表面看，WeWork在軟硬件兩方面解決了辦公室經濟問題；往深處瞧，它則為現代工作遊民創造了一個值得歸屬的社區。

共享辦公符合時代趨勢和中國的制度特征，但怎樣擺脫“二房東”的思維?許多企業還在掙紮中。

只有把它當作一個社區新生事物，找到對應的社區價值觀、行為方式、活動設計和治理結構，共享辦公才能成為持久的社會事物。而關於建設個性社區，美國的移民歷史提供了好的借鑒。

美國賓州有兩個獨特的移民社區，“羅塞塔”(Roseto)和“阿米什”(Amish)。一百多年來，他們仍舊保留著在意大利和瑞士老家的傳統。即便遠隔重洋，他們也能夠複制家鄉生活，那是得益於向心力極強的社區生活習性。共同的文化價值認同、對社區的心理歸屬感、有個性的語言和行為方式，這些都成為複制和維系“羅塞塔”和“阿米什”小社會的活件。

活件，一套有自我組織、修複和再生效果的社會關系活動，它也是現代新型辦公社會的靈魂所在。

工業革命正邁向“工業4.0”，圍繞社會和技術變化的組織思想也需要更新到“辦公4.0”。人們已經看到辦公環境和家具需要革命性轉型，但在社會關系的轉型上，組織思想明顯落後於社會現象，辦公社區活件遠遠落後於辦公場所的軟硬件。

工業革命走過四個不同階段：機器、流水線、自動化、自組織。針對前三個階段，辦公也有相應的變化：1)為機器服務的行政辦公，包括秘書打字記錄和文件管理;2)成為流水線系統的一個延伸環節，包括采購和銷售等;3)執行專業職能活動，包括控制、溝通、協調(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上述“3C”仍然是目前辦公活動的核心。

在新生產技術沖擊下，舊的辦公秩序正處於瓦解中。最近20年，組織技術(信息、電腦、數據化)帶動了組織方式變化(移動、橫向、自組織、多時態)。在二者合力作用下，新秩序強調創新、移動、智能、持續增值。任何可預測的、周而複始的、物理的、標準信息化的任務要麽由智能機器去完成，要麽可以在不同時空下分別執行。牛津大學兩位教授(Carl B. Frey， Michael A. Osborne)的研究顯示，發達國家47%的工作能被智能機器替代。麥肯錫的報告則進一步指出，工作中78%的重複性身體活動可以被自動化，而非重複性的工作則比較難替代。

辦公場所是工業秩序的有形體現。例如，美國的“約翰遜·瓦格斯大樓”(Johnson Wax Building)是以控制為中心的工業秩序的生動代表。這座1939年完成的建築內部排列著縱橫交錯有序的辦公座椅。員工如組織機器的齒輪，精密地咬合在一起。早前的椅子只有三只腳。一不留神會摔倒。這樣，人們只能“正襟危坐”。

新技術打破了“瓦格斯大樓”代表的舊辦公秩序。但是，模擬複制高科技企業的辦公軟硬件並不能自動提高辦公生產力。共享辦公企業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人的工作活動特征、心理和社會關系的需求，其次設計配套的社區關系活件，再次是誘導社員參與共享。三者缺一不可。

建設共享辦公的社區活件，我們可以從3C向3E價值轉變開始。進入工作4.0，辦公場所的意義來自下面三種新價值需求:

1)為求共識的親面溝通(Elaborative Communication)。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意見都有道理”的多元社會，但交易和創新都需要共識。辦公場所親面溝通幫人們求同存異，實現商業目標。例如，共享辦公Bespoke設立在大商場中，它成為關鍵客戶做焦點溝通的現場舞臺。

2)為歸屬感而求辦公氛圍(Empathic Organizing)。常去健身房的人知道自己有一圈“熟悉的陌生人”，大家同屬一個熱愛的時空，這就足夠形成親切友好的社會關系。共享辦公環境更加如此。“感受共同在現場”這種隱約曖昧的歸屬感得益於辦公的場效應。例如，奧斯陸的“創業實驗室”(Startup Lab)和斯德哥爾摩的“超46區”(Sup46)嚴格選擇入駐的企業，希望能創造一種“兄弟會”和“姐妹會”那樣的組織歸屬感。

3)為超越體驗(Emancipative Moments)而求一個集體環境。工作成功卻無人知曉，如錦衣夜行。在共享工作場所，人們能慶祝每一個人成功的瞬間，集體吟唱的慶祝之歌是勾魂的海妖塞壬(Sirens)。例如，多倫多市的聯合辦公區DMZ定期安排企業分享成功、慶祝進步，慶典儀式成為一大吸引力。

知易行難。讓新思想轉化為新習性，很難。這方面，我們可以向維斯女士(Brownie Wise)取經。1951年，維斯女士為塑料盒“特百惠”(Tupperware)設計了“特百惠聚餐”的社交模式，成功地讓一套塑料盒系列成為家庭主婦餐聚社交方式的載體。通過一套家庭聚會的儀式活動，她讓“特百惠”變成家庭社交的媒介和代名詞。共享辦公也必須建立一套類似的社會關系互動模式，這就是社區活件的必要性。

圍繞著社區建設，“WeWork”正在推廣共享居住“WeLive”服務。從辦公到居住，他們把共享當作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來理解。怎樣讓現代工作遊民能夠在孤獨的人群中相互吸引，這才是共享辦公模式的核心問題。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第一領導力專欄】什麽樣的城市環境鼓勵創新？

創新面壁，打破它要有意想不到的主意。人們常形容思維大轉折為開腦洞，想要開腦洞可以去布拉格，因為那是一個充滿了卡夫卡式思維大轉彎的城市。

走過布拉格七扭八拐的石子路鋪成的巷道，你會漸漸理解卡夫卡(Franz Kafka)在《變形記》、《城堡》、《審判》、《鄉村醫生》等作品中描寫的荒誕。英國詩人奧登(W.H.Auden)稱卡夫卡為20世紀的但丁，因為他用筆冷酷地雕刻出一個時代的特征。凡是難以理喻的、無厘頭的、黑色幽默的、怎麽繞也沒有出口的、讓人噩夢連連的，人們都統稱之為“卡夫卡格式”(Kafkaesque)。

20世紀的科學成果說明，看不見的不是不存在;卡夫卡的文學則讓我們體會到，荒誕的不一定就是壞的。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卡夫卡時空中。

卡夫卡的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當地人的心理和行為。歷史上，面對荒誕，當地人擅長腦筋急轉彎。例如，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氣勢洶洶的侵略者進入布拉格時，當地人都選擇了忍受暫時的屈辱，從而保全自己小小的種族和精致的城池。從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納粹統治到後來的一系列政權更叠中，當地人似乎特別明白什麽是自己想做的、什麽是能做的、什麽是不必做且不會有改變的。20世紀9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終於能自治自主時，他們做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讓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開。在開疆爭土的時代，這無疑也是一個腦洞大開的選擇。

捷克人對戰爭的態度令人唏噓，多少史詩般的事件只有換個荒誕的角度才能逃脫它令人無法喘息的重負。難怪昆德拉(MilanKundera)先理解了卡夫卡，再寫出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那個沈重的世界需要荒誕的幽默。

布拉格

布拉格還有全球有名的搞怪藝術團體，就叫“腦洞大開”(Ztohoven Group, the way out)。為警醒現代人對廣告信號的麻木認識，2003年，這群行蹤不定的藝術家一夜間將750個地鐵信號燈貼上白紙黑問號。他們用危險而荒誕的街頭藝術揭示廣告對人潛意識的強暴。2010年，他們做了一個實驗：用影像技術把兩個人的面孔合成在一張相片上，卻看上去跟兩個人都像。然後，他們用同一張合成的相片辦理了各種證件，甚至登記結婚。12個月後，他們展示了整個過程。剎那間人們發現，自己的社會身份、影像、角色之間是如此模糊可欺。

每一次“腦洞大開”的搞怪藝術活動，都包含著難以理喻的社會哲學問題，這就是荒誕對意識的扭轉力量。

造訪位於布拉格德爾尼卡大道475號(Delnicka 475/43)的“平行社會體”(Paralelni Polis，下稱“平社”)， 筆者能感受到“卡夫卡格式”甚至影響到了比特幣這樣的高科技行業。

2008年，金融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衍生指數引發的金融危機;虛擬貨幣比特幣誕生。作為不需要中央銀行的虛擬貨幣，比特幣可以說就是對當代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反動。采訪平社的創始人後，筆者更能體會捷克一個小社團在比特幣世界可以產生的影響。

作為一個探討比特幣背後社會意義的小俱樂部，平社位於一幢低矮的公寓樓，一樓是“比特幣咖啡店”，店內的座椅都是回收紙做的蜂窩狀板塊搭建的。店員表示，蜂窩紙板構成咖啡店內裝飾的新材料，是因為這群組織平社的人也希望探索組合社會的新材料。

平社的創始人之一齊卡(Petr Zilka)解釋了“parallel” 和“polis”的含義。在創辦平社的這群友好黑客看來，比特幣的意義遠不止於“虛擬貨幣”。它代表一種社會理想，即創造一個平行的社會體。“Polis”源自柏拉圖的《理想國》，意味著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平社希望尋找一個能夠替代資本主義貨幣體系的新社會單位。如果不能替代，那也要爭取平行共存。

比特幣未來的發展對社會制度將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它能平行於現有金融制度而存在嗎?怎樣的情形下，比特幣可能出現驚天逆轉?齊卡和他的同伴西普(Martin Sip)向筆者描述了比特幣未來發展的幾種情境。

比特幣不會死，但可能越來越艱難，政府管制是重要的外在原因。盡管當代金融制度已經成為危險的煉丹術，例如金融衍生指數代表的財富是實體財富的10倍，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離不開金融產業，金融對美國GDP的貢獻接近10%。因此，反中央銀行權威的比特幣是各國政府嚴格管制對象。不過，在齊卡看來，政府管控會刺激比特幣社區開發出更加複雜的加密技術，管制反而可能刺激技術發展，某種程度上，它們也將成為一對荒誕關系。

比特幣內在的技術瓶頸可能引發變種。發明人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把比特幣的總數量設定在2100萬BTC。圈外人擔心它成為數量瓶頸，其實1個BTC可以無限分割。比特幣消耗的能量也是一個瓶頸。2015年，比特幣交易認證過程消耗的電能為1.46萬億瓦 (1.46 terawatts)，相當於13.5萬個美國家庭年用量總和。但是，特制芯片已經大大降低能耗。

所以，瓶頸也可以刺激創新。例如聯合開礦的新模式(slushpool)創造出共同開礦、共同富裕的合作平臺。這個聯合開礦的模式就是由平社的會員普拉提那斯 (Marek Slush Palatinus)創造出來的。

量子計算機的出現，對比特幣既是詛咒也是加持。詛咒，是因為量子計算可以輕易地破譯現在的加密級別；加持，則因為有量子計算機支持，新加密技術和算法也會出現幾何級數的突變。

有新技術加持，在跨國金融系統中處於劣勢的非洲國家可能率先選擇比特幣做主權貨幣，那將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顛覆性的影響。設想有朝一日，來自非洲的比特幣主權貨幣流行全球，那將是多麽“卡夫卡”的場景!

什麽樣的城市環境鼓勵、包容創新?為何荒誕反而有醍醐灌頂的效果?從平社出來，轉到卡夫卡博物館，看到門口那對著捷克地圖尿尿的雕像，筆者心里有了答案。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專訪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世界正期望中美在解決問題上展示領導力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將於9月4日至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9月2~9日訪問中國和老撾，其間出席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這也是奧巴馬任內最後一次參加G20峰會。

對這次峰會怎麽看?《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了美國駐中國大使博卡斯(Max Baucus)。博卡斯指出，“世界正期望美國和中國在解決問題上展示其領導力。世界將根據我們的成就——行動，不是言語——來評判我們的成功。”

博卡斯並在采訪中就《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進度作答，他表示仍相信中美可以就一個雙邊投資條約達成協議，“但前提是我們有一個高標準的條約文本以及一個有限的、小範圍的、代表中國投資市場實質性自由化的中方負面清單。”

與此同時，針對目前的中美雙邊關系，博卡斯表示：“美中關系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系。”

“雖然我們仍有嚴重分歧，但我也相信我們將繼續尋找存在共同利益、我們可以合作的新領域。”博卡斯指出，美中關系已經證明，當我們的領導人有意願這樣做時，我們能夠找到複雜問題的解決之道。

在G20重申對開放一體化全球經濟的支持

第一財經日報：此次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最後一次G20峰會之旅。請問奧巴馬總統是否希望借此機會，在此次中國舉辦的G20杭州峰會上傳遞何種重要訊息?

博卡斯：我認為，主要國家領導人經常會晤、面對面地討論影響我們所有人的問題，這至關重要。G20就是這類討論的重要機會。

美國把G20視作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我們相信，G20將繼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預防重新出現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的各類失衡和監管空白。

我們還將繼續強調G20確保勞動者和企業有一個公平賽場的努力的重要性。近年來，G20在打擊腐敗和著手解決逃稅和避稅等問題上取得顯著進展。這些努力對促進基礎廣泛的經濟機會仍將至關重要。

日報：美方希望在此次G20峰會上，促成各方在哪些領域達成共識?

博卡斯：在杭州，總統將呼籲他的同行們繼續貫徹G20承諾，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財政政策——實現強勁和包容性增長。

我們還將重申我們對一個開放、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的支持。正如總統所說，對全球化和技術存在著非常真切的擔憂，但答案不能是封閉我們自己。我們期待著討論如何確保G20堅持高標準、保護勞動者、確保公平的賽場及擴大機遇。

世界期待中美領導力

日報：在G20峰會上，如何促進自由貿易仍是主要議題之一。你如何看待目前在全球(包括美國內部)蔓延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

博卡斯：我曾將促進公平和開放的貿易作為我多年在美國參議院工作的一個優先事項，這包括領導為中國得到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的努力。我仍然認為，公平和開放的貿易是推動中國、美國和世界繁榮的最重要引擎之一。

然而，關鍵詞還是“公平”。當媒體討論“保護主義”時，它通常指的是對一國進入另一國的商品征收的關稅。然而，對媒體公司或金融和法律服務提供者參與到一國的市場設置的壁壘也是一種保護主義，因為他們阻礙進入市場的機會，從而剝奪公司的收入。有關使用本地產品或強制性技術轉移的規定也可以有同樣的效果。

日報：你希望此屆G20杭州峰會，各參會方能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方面達成何種成果?

博卡斯：在G20峰會上，奧巴馬總統將重申他對一個開放、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的支持。他期待著討論如何確保G20堅持高標準、保護勞動者、確保一個公平的賽場及擴大機遇。

我不能預先判斷任何成果，但我要說的是我經常表達的觀點，那就是世界正期望美國和中國在解決問題上展示其領導力。世界將根據我們的成就——行動，不是言語——來評判我們的成功。

我希望看到在G20峰會上取得具體進展的一個領域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環境產品協定》。對幫助我們減少汙染和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產品取消關稅，這對全球貿易和地球都有好處。

仍有望達成BIT

日報：你認為是否會如此前所預期的，中美仍可在本屆美國政府任期之內結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對於中美雙方來說，什麽是最優談判結果?

博卡斯：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希望實現經濟改革，我仍然認為雙邊投資條約將為支持這一經濟改革提供一個重要的平臺。我還認為它將為中國市場中的美國企業整平賽場，為美國市場中的中國投資者提供條約級別的保證。

與雙邊關系中的其他任何挑戰一樣，我相信我們可以就一個雙邊投資條約達成協議，但前提是我們有一個高標準的條約文本以及一個有限的、小範圍的、代表中國投資市場實質性自由化的中方負面清單。

中美關系世界上最具影響力

日報：作為美國駐華大使，你如何定義當下的中美關系以及中美關系合作前景?

博卡斯：我已經說過，我們的領導人也已經說過，美中關系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系。這使得我和有幸致力於這一關系的其他所有人肩負起一項特定責任，恰當處理這一關系。正如我常說的，證明就在於我們可以取得的具體結果中——我們的行動，而不只是我們的言語。

雖然我們仍有嚴重分歧，但我也相信我們將繼續尋找存在共同利益、我們可以合作的新領域。美中關系已經證明，當我們的領導人有意願這樣做時，我們能夠找到複雜問題的解決之道。如果我們能夠在我們雙方關切的問題上繼續堅定這樣的決心，我對我們將取得真正的進展仍然樂觀。

美中議程上的許多問題都是全球性的，並要求美國和中國通過我們的言語和行動展現出領導力。我們通過在巴黎達成的氣候協議證明了這樣的領導力是多麽有效。

IMF總裁拉加德贊揚中國領導力 支“四招”提振全球經濟

中國首次主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於9月5日在杭州順利閉幕。面對長期增長疲軟、不平等加劇以及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等問題，此次峰會恰逢其時，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於5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為提振全球經濟增速支招，並高度贊揚了中國在此次G20峰會中所展現的領導力。

“祝賀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在G20峰會中發揮的領導力，感謝中國在美麗的杭州安排這場盛宴。當下，全球長期低增長、技術變革、增長未被廣泛分享，G20領導人在峰會上表示了應對這些挑戰的決心，並將動用一系列強效措施。”

在峰會前後，拉加德為提振全球增長支了“四招”——動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支持需求，推動結構性改革，振興貿易，政策應確保增長能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分享。 同時，拉加德也強調，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架構的穩定性和韌性。

采取強有力措施提振增長

IMF預計，2016 年將是全球 GDP 增速連續低於長期均值 3.7%（1990~2007年）的第5年，2017年則很可能是第6年。自上世紀 90 年代早期受經濟轉型波及造成增長放緩以來，世界經濟從未在如此長的時間內這樣疲軟。

對發達國家而言，其實際增速低於 1990~2007 年的平均值近1個百分點。許多國家仍受危機遺留問題的影響，如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積壓、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受損等。結果是導致需求持續疲軟，而需求疲軟持續的時間越長，對長期增長的威脅就越大，因為企業會削減產能，失業者退出勞動力隊伍以及重要的勞動技能喪失。同時，需求疲軟也損害了貿易，使生產率的增長更加不盡如人意。

同時，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減速之中，但減速始於過去十年的極高增速，各經濟體之間的發展狀況差別很大。IMF認為，一是中國經濟正處於從投資轉向消費、從外需轉向內需的再平衡過程中，對於那些出口依賴中國需求的貿易夥伴而言，中國轉型帶來的成本變得高昂，這一過程也可能引發金融波動，同時，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也會使得商品出口國的財政情況惡化。

拉加德在發布會上建議，提高增長是G20的第一大優先領域，需要運用所有的政策來拉動增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她稱，首先要支持需求，尤其是處於產能之下的經濟體。近年來，這一任務大多委托給了中央銀行，但貨幣政策的壓力越來越大，數家央行已達到或接近政策利率的實際下限。 “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利率處於歷史低位時，若具備財政空間，則正是提升公共投資和基礎設施升級的絕佳時機。”

第二則是結構性改革。這也恰巧是各國最為欠缺的領域之一。“兩年前，G20成員國承諾開展改革，這些改革在之後五年將使這些國家的總體 GDP規模額外提高2%。但近期評估顯示，迄今為止所推出的措施，最多達到上述規模的一半——因此亟需推出更多改革。”拉加德稱。

此外，正是由於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的情緒也不斷擡頭。因此再次振興貿易是第三大要素，通過降低貿易成本、撤銷臨時性的貿易壁壘來實現。IMF表示，人們很容易將一國遭受的全部痛苦歸咎於貿易——但若抑制自由貿易，將會導致在過去數十年給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的引擎熄滅。

“不過，為了讓貿易使各方受益，
政策制定者應通過再培訓、技能培養以及為職業變動和地域流動提供幫助等形式，對受到負面影響的人們提供幫助。”拉加德稱。

最後，“政策應確保增長能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分享。”拉加德認為，稅收和福利應支持低收入人群並獎勵勞動。許多新興經濟體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教育投資可同時提高生產率並改善低工資收入者的前景。

強化全球金融架構韌性

除了增長本身，拉加德在發布會上也強調了需要強化全球金融架構的韌性和穩定性。

“G20支持以當下的幾大機制來強化全球金融架構的韌性和穩定性，包括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絡，以IMF為核心，並結合區域性的融資安排，例如清邁倡議。”她稱。

值得慶幸的是，經歷了五年的博弈和等待後，美國國會終於在去年12月通過了IMF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即第14次份額總檢視。至此，新興市場在IMF中的話語權將大幅上升，中國也一躍成為IMF第三大份額國(6.394%)，僅次於美國(17.407%)和日本(6.464%)，“IMF當前也正向第15次份額總檢視，爭取在2017年IMF年會前完成檢視。”拉加德稱。

就清邁倡議而言，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10+3”國家就同意在2000年簽署了清邁倡議，實現雙邊的互換協議，以便能夠解決流動性短缺問題。清邁倡議內容龐雜，且可動用的危機應急資金數額太小，其貨幣互換至今未被使用，但該協議仍代表著一個標誌性起點。

2015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願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因此，中國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10月1日，新的SDR貨幣籃子也將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也就在G20峰會召開前，世界銀行成功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第一期SDR計價債券，這也標誌著中國和IMF旨在提高SDR全球使用的決心。

拉加德稱：“人民幣進入SDR有助於強化全球貨幣體系，也有助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MF將會持續積極探索，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

美日力保TPP不能黃 若失敗將令美國在亞太領導力受質疑

在訪問亞洲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表露了要在離任前為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同美國國會再拼一次的決心。

不僅如此，在訪問老撾之際，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對TPP議題保持低調平和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一下子露出了鋒芒，表示如果TPP失敗，這將不僅僅產生經濟後果，而且會令美國的領導力在亞太這一重要區域受到質疑。

“即便國內政治困難，我要在離任之前繼續猛推TPP在美國國會通過，因為我認為這對(亞太)整個區域和美國都重要。”奧巴馬表示。

此前在9月5日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日方記者會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TPP不能黃，下一步就將努力讓TPP在日本國會獲批通過。

對東南亞最後一次訪問仍“推銷”TPP

這極有可能是奧巴馬任內對東南亞地區的最後一次訪問。在訪問前的吹風中，白宮就暗示奧巴馬將親自上陣推銷TPP。

6日，在老撾訪問的奧巴馬表示，TPP如此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其在經濟方面的原因，也因為TPP具有重要的戰略利益：TPP是美國重新平衡亞太地區的核心支柱，而貿易和經濟增長將支持美國的安全同盟和區域夥伴關系的發展，這將促進該區域的一體化，並加深整個地區的信任。

此前在杭州的一場小型記者會上，奧巴馬表示，他不需要向其他已經參加談判的亞洲領導人“推銷”TPP，因為他們知道這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都有益。

“TPP能夠開放那些此前關閉的領域和市場，如果你好好看看它的結構的話。”奧巴馬表示，”我們的市場比他們的市場大部分都要更開放，因此我們將從（他們）降低關稅等諸多方面受益。”

“但對他們(亞洲國家)來說，他們從結構性改革的激勵中受益，並在長期範圍內將重振他們的經濟。”奧巴馬提出，譬如日本的安倍首相，他正在做開放此前在很多方面都關閉的市場的艱難決定，但是他也在面臨幾十年的停滯和增長乏力問題。他對日本人民說的是，“如果我們要擺脫這一點，那麽我們將不得不改變我們做生意的方式，這為我們提供了要如何在世界上更有競爭力的路線圖”。

安倍則在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的記者會上表示，日本必須盡早讓TPP批準案在秋季臨時國會(9月26日)上獲得通過。

離任前要再跟國會拼一次

奧巴馬此次出訪，還將出席東盟系列峰會。他表示，就目前有關TPP的問題，“我會告訴他們的是，美國從來沒有順利地批準過貿易協定，但最終都能得到完成”。

“而且我打算把這件事情搞成。”奧巴馬稱，無可爭辯的是，TPP它所創作的貿易協定比目前的現狀都要更好。

奧巴馬還表示，現在沒有人能有能力說服他TPP有缺陷：“即便是那些批評貿易的人，現在也沒有能力能給我描述出TPP不能為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顯著改善現狀的圖景來。”

“所以我打算做這樣。”奧巴馬表示，“等大選季節結束，我們就要反駁那些亂糟糟的噪音。”

目前，奧巴馬政府仍希望美國國會能在明年1月20日他離任前批準TPP，並希望充分利用11月8日之後的跛腳鴨時期推動對TPP的批準。

在8月12日，奧巴馬政府悄悄釋放出一項《行政行為聲明》，表明白宮已正式通知國會將把有關TPP的法案送至參眾兩院的議員面前。

可惜的是，由於得不到兩黨任何一方候選人的支持，參眾兩院尚無在11月大選結束後的“跛腳鴨”期間對此進行投票的計劃。

即便是奧巴馬政府官員再打“中國威脅論”牌也無濟於事。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邁克爾·韋塞爾(Michael Wessel)一針見血地指出，TPP目前如此步履蹣跚，原因就是奧巴馬政府賦予了TPP過多外交政策的內涵，而在真正的經濟紅利方面考慮不足。

“從非常早期開始，論調就從為美國創造就業轉向了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韋賽爾表示，“美國工人早就厭倦了這種為了外交政策目標而犧牲自己工作機會的暗箱交易了。”

TPP歷經5年多的談判，在2015年10月達成一致，其中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馬來西亞等12個國家，2016年2月正式簽署協定文本，目前還需獲得各國立法機構批準才能生效。

【第一領導力專欄】小贏積大勝的創新策略

顛覆性創新動搖的不僅是產業結構，還有人們的心理。心理學研究表明，大悲大喜帶來的惶恐和激動都不利於深思熟慮，無助於跬步徐行。大願景之後，小贏的策略便是關鍵。創立醫療物流企業TNT的瓦倫深得其味。

瓦倫的新公司坐落在溫哥華的菲沙河邊。當筆者問他作為總裁的工作內容時，瓦倫回答：“我每天上班前在左口袋放10枚‘女王帆船’(加幣10分錢硬幣)，下班時檢查它們是否換到了右口袋。每天如此。”瓦倫規定自己要每天發現10個小成就，10個員工的閃光點。每發現一個，他就移動一枚硬幣。為員工創造工作中閃光點的條件，這成為他心心念念的日常挑戰。

員工的閃光點一定是公司的小進步。任何偉大的創新都必須能解構為日常的小進步，才有實現的可能。在管理大師維克(KarlWeick)理論中，小贏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同時，顛覆性的大贏大勝不只是困難，而是不可能的虛妄幻象。

“悖論是，當人們不把挑戰當作問題時，才會解決問題。”維克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問題與挑戰對人們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問題越大，刺激越深，情緒起伏越大，人們調動的認知能力越原始。人們的心理情緒警醒程度和行為遵守“耶基斯-多德森定律“(Yerkes-DodsonLaw),即警醒度與表現力有著一個倒U形的關系。當人們的情緒警醒到一定高度後，進一步的激動只會降低行為表現。所以，被大策略、大願景過度刺激後，人們反而會無所適從。當問題大到令人不安的地步後，人們往往會放棄行動。

維克的理論也解釋了為什麽”柿子一定要撿軟的捏”。美國橄欖球隊勝負記錄的統計顯示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便自己的實力略高，獲勝率低的球隊遭遇獲勝率高的對手時，往往敗下陣來，反之亦然。低獲勝率的統計數字已經在球員頭腦中構成“軟柿子”。它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當領導者構建“可以小贏”的工作挑戰時，它也就像“軟柿子”一樣，會激發員工去攻克這個能夠戰勝的難關。

懂得“小贏積大勝”的道理不難，難在怎樣把宏偉願景轉化為能夠小贏的日常目標。小贏任務一般有三個特征：1)能直接感受，不是抽象概念;2)有可視的物理形態，方便眼見為實;3)對應執行人的能力水平，感覺可以控制。

例如，顛覆出租車業務的專車公司把抽象的“服務體驗”細化到高端車、整潔環境、瓶裝水。不過，最近用車客戶可以感受到，隨著國際競爭者退出，專車各項“小贏”設計正淪為“小輸”，各項體驗明顯下降。

越是新興的事業，越要處心積慮地設計小贏序列。如今美國環境保護委員會(EPA)對企業投資有一言九鼎的影響力。可是，在它剛剛創建的上世紀70年代，人們還不能體會它的作用。當人們抱怨空氣汙染時，EPA選擇了五大城市的水汙染為治理目標。與治理漫無邊際的空氣汙染相比，治理水汙染更直接，更能取得初期勝利。EPA小贏積大勝的策略是智慧的。它的一個成功鋪墊了下一個成功，也因為有持續小贏的記錄，其在國會和社會的支持度逐漸上升，直至建立制度性的權威。

決策學家林德布洛姆(CharlesLindblom)對小贏策略有類似的看法:扭轉乾坤的決策很難執行。決策者需要設計“不重要的變量，明顯變化。或者重要的變量，不明顯的變化。”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可以對最近的“18省市試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及“貧困地區企業IPO綠色通道”有新的認識。從不重要到重要，從不明顯到明顯，采取小贏鋪墊大勝策略，並解釋它的必然性。顛覆性創新和重大公共政策都需要小贏的決策設計。

顛覆性創新比常規商業活動更需要小贏策略，因為人們的認知局限和情感特征。維克用“意義建構”解釋小贏在創新大業中的作用。習慣舊秩序的人們往往任由下意識左右日常行為。創新卻直接沖擊思維習慣，制造出意識亂流。對普通人來說，他們很難迅速理解宏偉策略，而不理解會帶來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小贏對意識流的作用就在於容易把握，便於理解，能快速獲得成功的反饋。這樣的“小樂惠”容易激發出積極心理。更重要的是，當一群人從各式各樣的小贏中獲得不同的小樂惠後，他們的積極心理會互相影響，產生共鳴共振的場效應。

基於小贏理論，筆者向摩拜單車的創始人王曉峰提出如下建議：1)讓摩拜單車交匯時，車能發出友好的蜂鳴聲;2)讓電子圖顯示周邊騎摩拜單車的友好陌生人，增加安全感;3)有可以下載的性格軟件，例如允許同星座的人互相打招呼，樹立一種與眾不同的社會心理身份。作為新生事物，摩拜單車的環保意義必須從各式各樣的小贏策略中生動體現出來。只有在它獲得新型社區意義後，摩拜單車才能成為制度化的社會物種，難以動搖。

小贏只是顛覆性創新的第一步。要至大勝，領導者還得懂得維克所說的“意義建構”策略。第一，領導者要善於用倒敘和回憶的方法，讓星星點點的小贏串聯起來;第二，要給串聯後的小贏一個系統一致的邏輯;第三，要扶植那些有學習和適應能力的追隨者，讓他們成為你策略邏輯的宣傳員;第四，要選擇有代表意義的小贏方法，像樂高遊戲的模塊一樣，把小贏方法變成標準化的基本程序。

如果讓你清點1000頁紙，在不斷被周遭環境幹擾的情況下，你只能不斷從頭再來。但如果你把它分為10摞，即使有幹擾，你仍然可以很快清點完畢。同理，在動蕩的環境中創新，你也必須有自己積小贏至大勝的策略。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克里稱如TPP失敗，美國亞太領導力將隨之隕落

“就像我的老同事、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麥凱恩最近說的那樣，‘如果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失敗了，美國在亞太區域的領導力也會跟著一起隕落。”美國國務卿克里在當地時間28日的一場演講中為TPP辯護，措辭激烈而動情。

克里表示，他的底線是，相信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境況之下，TPP對美國的經濟福祉、國家安全和維持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我希望在幾個星期後，當大選結束，國會完成未完成任務時，會啟動程序並批準TPP。”

圖為克里28日發言

多少老領導都說TPP重要

克里在演講中表示，不僅僅是他認為TPP重要，這也是民主共和兩黨中最高級別的軍事專家和防務專家的共識，而許多國內外的重要領導人、前總統以及國務卿也這樣認為。

“想想有多少前將領、海軍將領和國防部長這樣說：‘如果我們不能確保這個協議，我們的盟友和夥伴會質疑我們的承諾，懷疑我們的決心，並不可避免地尋求其他的合作夥伴。’”克里表示，“美國的聲望、影響力和領導力都命懸一線。”

克里表示，簡單地說，TPP是協助美國參與亞太地區事務的重要途徑，是同美國的區域夥伴發展更緊密的外交和戰略聯系的重要平臺。

這些區域夥伴會躬身自問：“如果我們不能依靠美國，我們應該轉向誰?”克里表示，“如果那些寫進TPP的原則和規則對於美國而言無關緊要，我們(指美國的盟友)又為什麽要接受呢?如果美國不會在經濟問題上與我們合作，我們又為何要尋求華盛頓在政治或安全問題上的指導?”

而“不可避免的底線是，有了TPP，我們將可以更好地提高我們的國家安全。”克里說，“並在這個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區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利益。”

針對兩黨候選人在第一次電視辯論上公開批評貿易協定的行為，克里也含蓄地予以反擊。他表示，那些持續認為貿易將導致經濟下行和萎靡的貿易懷疑論者，“一直都被證明是錯的”。

奧巴馬的最後一擊

捍衛任內達成的TPP法案，並敦促美國國會盡快通過TPP，成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收官之戰。

克里的演講，是奧巴馬發起的這最後一擊之中的一環。此前，奧巴馬還在白宮會見了俄亥俄州州長卡西奇並罕見地邀請他在白宮參加記者發布會。奧巴馬此舉希望兩黨能達成合作，幫助他在離開白宮前，促使共和黨批準TPP協議。

而就在本周二，美國貿易辦公室代表弗羅曼發表文章警告稱，美國有將陣地向中國拱手相讓的危險，“如果國會推遲批準，中國將填補空缺，而我們最親密的盟友也將感到他們該向前看了。”

TPP歷經5年多的談判，在2015年10月達成一致，其中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馬來西亞等12個國家。盡管TPP文本已在2016年2月正式簽署，目前還需獲得各國立法機構批準才能生效。

然而由於得不到兩黨任何一方候選人的支持，參眾兩院尚無在11月大選結束後的“跛腳鴨”期間對此進行投票的計劃。

此前，美國智庫彼得森研究所(PIIE)在最新的研究報告《美國總統競選選戰中的貿易議程評估》中專門討論了美國失去TPP的危害。報告稱，兩位候選人目前都表示不支持TPP，“這不僅將削弱我們與亞洲同盟國的關系，壯大我們的對手，還會侵蝕美國的國家安全。”報告認為，如果TPP最終未能獲批，美國將把在亞太地區設立貿易規則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而PIIE研究員皮崔(Petri)等人在此前的另一份報告中稱，TPP每推遲一年批準，美國就將損失770億~1230億美元的收入。

PIIE還在報告中強調：“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放棄在規則制定方面傳統角色的長期成本，可能會大大超過僅僅對於TPP的成本和收益的狹義計算。”

不過正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近日指出的那樣：“不幸的是，長期的戰略思維在當下美國政治的漩渦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其結果是，奧巴馬在離任時面臨這樣一種悲傷的前景：帶有他簽名的‘重返亞洲’外交政策倡議沈到了太平洋的驚濤駭浪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