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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國資委

中國龐大的國有資產該如何管理，長久以來存在著針鋒相對的兩條路線圖。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的正式出臺，讓這一問題重新成為萬眾焦點。國資委何去何從，則是其中核心所在。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正式出臺。

這份文件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重啟國企改革之後，關於國企改革“1+N”頂層設計中的“1”——一份統領性的國企改革路線圖。其配套的“N”——關於國資管理體制、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分類和重組等文件，還將陸續出臺。

長達8章、30節、1萬多字的指導意見中，最引人關註的焦點之一是，以國資委為核心的國資管理體制將何去何從。

“婆婆”與“老板”之變

指導意見專辟一章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中國的國有資產有兩套管理體制，其中金融與文化類企業國有資產由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實業類國有資產則由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

指導意見將改革範圍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的“國有資本”，縮小到了“國有企業”，暗指改革暫不會波及金融與文化類國資，而限於國資委系統。“因為國資的牽涉面太廣了，不好提，不同意見和觀點比較多。”一位接近國資委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兩套國資管理體制大相徑庭。財政部主要通過匯金公司來管理金融國資，其體制接近於新加坡淡馬錫模式；而國資委則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方式直接監管國企，如中央級國資委直接監管112家央企，地方國企則由地方國資委監管。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資改革做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部署後，不少人解讀是實業類國資將複制匯金模式，而國資委淡出。不過，國資委似乎並不這樣認為。

各界對國資委系統的主要質疑，集中在其既當國企的“老板”（出資人）又當“婆婆”（監管者）的角色沖突，和其行政化的管理風格。

本次指導意見專辟一章（1400余字）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指導意見以“管資本為主”為基調，做了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等四項改革部署。

其中對於國資委的“婆婆”（監管者）職能，指導意見要求，“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於企業”，“將配合承擔的公共管理職能歸位於相關政府部門和單位”，“改變行政化管理方式”。

換句話說，國資委不再對國企用行政化方式過多監管。其他部委的公共管理職能也不再通過國資委這個“統一出口”行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對文件的解讀是，國資委將回歸真正的出資人身份，其監管職能將分配給紀檢、反貪、食品安全等部門。

在“老板”（出資人職責）角色上，指導意見明確，將由獲得國資委授權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對國有資本履行出資人職責，對所出資企業行使股東職責。同時，“開展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

也就是說，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加入一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出資人代表，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今後國資委不再直接對所監管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由於指導意見只是一份綱要性文件，還有諸多細節需等待後續文件的出臺才能見分曉，比如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究竟如何設立，其與國資委和財政部等部委之間的關系如何安排，上述“直接授權”的試點範圍劃定等，目前均未可知。

兩條路線圖

財政部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指導意見出臺後，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公開撰文指出，“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總體上不是淡馬錫模式，也不是三層框架。“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淡馬錫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改建或組建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並不是新增一個中間管理層級，而只是一個國有資本運作平臺企業，這些公司依然是由國資監管機構（國資委）直接監管，所以還是兩層架構。

他還認為，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內在統一、不可分割，“出資人代表天然擁有監管職能”。為了切實保護股東的正當權益，股東絕對不能僅僅是收益分配權，必須同時有監管權，特別是重大投資決策、經營決策、產權變動等的監管。

而對於指導意見中的“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他認為這是針對目前由財政部作為出資人的“文化領域”等，“把這些領域的企業從黨政部門脫離出來，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同時又納入了統一的國資監管體系。”

彭建國的觀點實際上不無所指，其背景是關於國資改革的兩條路線之爭。

與他的觀點針鋒相對，另一路線圖可以表述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該走淡馬錫模式，實行政府（出資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三層管理框架；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也就是“老板”與“婆婆”職能必須分開；出資人職責直接授權的試點，針對的是國資委管理的實業國資。

這兩條路線之爭存在已久，從未平息，也讓國資改革一度膠著不前，多年來難有大突破。

變化發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新一輪國企改革由此啟幕，並對國資管理體制提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前任主任蔣潔敏被查，國資委並沒有深度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因此造成上述關於國資改革的內容“對國資委很不利”。

此後，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分別牽頭國資改革具體方案設計。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剛結束，財政部企業司司長率團考察了新加坡淡馬錫、以色列財政部國有企業局，事後形成的報告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必須加快轉變職能，由現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多重身份轉變為專業監管者”。

報告的改革方案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人事權歸屬中組部；國資預算權由財政部負責；政策及發展戰略由發改委和工信部制定；財政部、發改委等公共管理部門研究制定各投資運營公司的經營目標、考核辦法等。國有資本存量管理、動態調整規劃、收益收繳和支出管理、財務管理及防範內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規，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

而國資委的職能，僅是按照“一企一策”原則對國有投資運營公司進行監督。

換句話說，上述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不僅財政部這麽想，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撰寫的“383改革方案”中也提出，國資改革要參照淡馬錫資產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制度。

在中國，最接近淡馬錫模式的是金融國資的“匯金模式”。

與國資委同一年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的出資人權責，掌控了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匯金模式采用“財政部（出資人）-匯金-國有金融企業”三層架構，是“管資本”的典範。

曾任匯金公司董事長的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年對“匯金模式”的歸納是，根據國家授權，遵循市場化方式，積極履行國家註資改制平臺和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代表兩大職責，“只做股東，不做婆婆，沒有任何行政審批色彩”。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市場一度盛傳匯金模式為藍本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會大行其道。

國資委將何去何從，外界也猜測四起。2014年6月，《財經》雜誌刊發題為“遲暮國資委”的封面報道，指出“時至今日，國資委的存在，恰恰是下一個十年國資改革的天然障礙”。

國資委的反擊

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

成立11年，擁有近30個司局、300多個處室的國資委顯然不願成為歷史。2014年下半年，相對沈默的國資委展開了反擊。

2014年7月，國資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管資本”的涵義，國資委部署以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國投”）、中糧集團為平臺，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

國投與中糧是兩種不同的投資運營模式。

成立於1995年的國投是國資委旗下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下設1個投資部、11個全資子公司和12個控股子公司；擁有三級以上全資和控股投資企業184家，其中7家控股上市公司。類似的投資控股平臺公司還有1999年成立的誠通集團。

而中糧是國資委旗下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致力於打造農產品、食品行業的“全產業鏈”巨頭。

“國資委實際上是在給決策層提供參考選項。它的意思是，要搞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已有現成的模板。”一位國資改革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如果想搞淡馬錫那樣的跨行業產權投資平臺，也有國投和誠通模式。如果不想大改，中糧這樣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就是現成的模板。”

但這兩種模式中，國資委都還是出資人代表和主要監管者。

在此之前，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2014年4月17日在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發言時指出，不宜否定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的原則，“匯金的職能非常有限，如果認為匯金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而對於本次國資管理改革的“兩層”變“三層”架構，邵寧指出，其在1980年代末的“國資局時代”早已出現過，但效果不佳。

邵寧介紹，當時在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都設置了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對下面的國企行使出資人權利，對上面的市國資委負責。但這一架構在實際運行中很不順利，矛盾和摩擦不斷，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後不得已又變回了兩層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當年的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是類行政機構，而非市場化企業。

有意思的是，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國資委作為特設機構行使出資人職責，在橫向上完成了政企分開。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只有通過財政部門授權匯金公司這樣的出資人代表，才能實現縱向的政企分開。

以新加坡為師

“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雖然如今國資委極力反對新加坡淡馬錫模式，但在歷史的長鏡頭中，國資委體制本身就是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結果。

經過20世紀中後期的私有化浪潮，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國有企業都已變成大陸法系中的“公法人”。和作為“私法人”的私人商業企業對應，它具有經營範圍受限制、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壟斷性地位等特點。

但在少數國家還存在兩類以私法人形式運作的國企，一類是英聯邦國家的“黃金股”模式，即國家在上市企業中持有股權，但不行使投票權，也不參與分紅；另一類即是新加坡、俄羅斯和一些海灣國家，國企由國有資本出資建立，聘請職業經理人管理，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向全民分紅。

中國的國企存在於“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從概念上似乎提供的是公共產品，但又以普通商業公司（私法人）方式註冊，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

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國企改革的設計者們選擇了最具接近性的新加坡模式。

1980年代後期，承包制因為內部人控制問題已難以為繼，1993年吳敬璉等所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書提出全新的視角，將當時按部門和級別來劃分的國企按壟斷行業、大型企業集團、機構投資者和全能銀行四個序列進行資產重組，成立頂層控股公司，相互交叉持股。頂層控股公司之下是直接從事經營的國企，之上是行使出資人職責的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後者對人大負責。

與此同時，建立股權可以公開轉讓的公共資本市場。

這個方案把當時的“市場派”和“產權派”的分歧巧妙地結合起來，想一舉解決兩個難題：一是承包制下無法測量的代理人績效，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上的股價得以公允體現；二是通過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搭建一個隔離層，解決政企不分、政府幹預企業微觀經營的問題。

由於國情和政體原因，上述設計方案在落實時，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變成了國務院下設的“特設機構”國資委——其前身是財政部下設負責產權登記和確認的國資管理局。

早在1999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的李榮融參觀了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在後來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李榮融回憶，淡馬錫集團負責人的一句“國有企業無一虧損”讓他始終無法釋懷。

4年後成立的國資委與淡馬錫相比，身份明顯不同。前者是政府特設機構，而後者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原副局長賈小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尷尬國資委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按照2003年4月25日國務院印發的“三定（即定機構、定編制、定職能）”方案，國資委集中監管中央所屬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資產，行使出資人職責，不得直接幹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是國資委成立時給自己的定位。

但這個定位，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通過梳理國資委頒布的數百個法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峰認為，“這些年國資委對市場和企業的控制和幹預，是非常全面、系統和任性的，大大超出了出資人職責。”

國資委通過一系列法規，對產權轉讓和資產重組的交易程序、合同對價、資產評估等都加以嚴格控制；對國企對外投資、債券發行、申請股票發行、子企業境外註冊並上市等都須經國資委批準。

李曙光在某大型國企當獨董時曾發現，在一個資產規模過千億的公司里，價值30萬的公司要撤銷、解散，都必須經過國資委審批，“作為出資人，國資委有時管得太細，下一步必須建立權力清單”。

而對企業內部事務，國資委的幹預甚至細致到職工教育培訓經費、女職工工作、企業財務信息化等。這些幹預有時會影響國企的公司治理，比如國資委曾未經股東會同意就強令央企退出非主業投資，直接限制其經營範圍，劃撥相關資產，而這些公司很多都是上市企業。

按企業國有資產法，國資委肩負兩重使命，一是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二是防止國資流失，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實踐中，這兩大目標很多時候是矛盾的。鄧峰認為，此時作為一個機構，國資委天然地會傾向於“可以控制的、容易證明的”目標，即防止國資流失，因此它會無視“不得幹預企業經營活動”的明文法規。

事實上，國資委一度非常想引入淡馬錫政企分開的制度。寶鋼等7家央企也試行了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決策權（董事會）和經營權（總經理）的分離。但在實踐中，央企董事會的獨立性，至今仍是頂層設計的難點。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其一是寄望於資本市場解決代理人績效難題，但股市後來直接和間接公有股的比例占到60%-70%，結構扭曲規則失效。

“我們本來設想在一個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公有之魚’將學會遊泳，實際上卻變成了一頭鯨魚在一個淺水的池塘里，反而它左右著市場。”鄧峰說。

其二是希望這套體制能解決“政企不分”的痼疾，但這正是國資委至今一直受到的質疑。

《紐約時報》：人工智能或將重塑矽谷產業鏈

導讀 : 正當矽谷的預言家們還在爭論最近的科技泡沫是否瀕臨破滅的時候，有人已經開始討論科技產業的下個爆發點。

本文經機器之心（微信公眾號：almosthuman2014）授權轉載，禁止二次轉載

選自《紐約時報》

機器之心編譯出品

編譯：陳剛、趙賽坡

正當矽谷的預言家們還在爭論最近的科技泡沫是否瀕臨破滅的時候，有人已經開始討論科技產業的下個爆發點。

我們使用計算的方式正在發生改變，隨著數據量暴增，我們利用雲端數據中心收集海量數據，然後分析這些數據並打造出新的產業。

與新的產業相關的詞條通常是「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或「A.I.」，由此孵化出的產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從全球規模的計算系統到普通人吃飯付款的方式。

「設計公司將迎來爆發，因為人們需要快速瀏覽大量的信息，」 負責谷歌雲計算引擎（Google Compute Engine）的 Diane B. Greene 表示，谷歌也是希望引領人工智能浪潮的公司之一。「僅訓練計算機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就是一項大產業。」

這類改變是矽谷持續向前的驅動力。PC取代大型計算機不僅為蘋果敞開了大門，還為開發PC 商業軟件、遊戲和出版業軟件的公司提供了機遇。在聯網效應和因特網帶來變革中，風險投資人投資這些新計算模式的公司，於是又一代行業巨頭誕生了。

過去十幾年，智能手機、社交網絡和雲計算已經從為 Facebook 和 Twitter 這類公司提供養料跳躍到了 Uber、Airbnb 以及其它利用手機、個人評級系統和強大的雲端遠程計算機自我創造產業的公司。

不管你信不信，這些產業已經開始落伍。科技產業新的架構不僅建立在谷歌、微軟和亞馬遜的大型公共雲計算上，還在於這些公司的人工智能技術。這些公司的雲計算提供了更有效率、更靈活的計算資源，並可供任意公司租用，還可以對接到公司內部使用小規模的雲。

Greene 給谷歌提供的人工智能資源是引人註目的。很多人會使用谷歌搜索自動補全功能，該功能可瞬間連接不同地區500臺計算機，猜測我們的搜索內容。谷歌地圖和谷歌照片這類服務已經服務了超過10億用戶，計算機可依地點和面部特征分類。Gmail 每天可篩選1.4PB 數據，約等同於20 億本書提供的數據量。

為了處理以上所有數據，以及翻譯和語音識別等任務，谷歌已經積累了大量可供用戶使用的分析技術。根據Greene 的首席技術架構師 Urs Hölzle 預測，谷歌出租機器學習和軟件分析的業務最終會超過其廣告業務。2015年，谷歌廣告收益為160.4億美元。

「八十年代是關於電子數據表格，」知名計算機設計專家 Andreas Bechtolsheim 說，他也是谷歌首個投資人。「現在是關於如何利用機器學習。」

他還說：「更好的地圖和照片只是開始。將來會是生命科學、自動駕駛，所有一切。」

很多創業公司已經瞄準了這個新的架構。位於加利福尼亞山景城的 Mashgin 公司使用「計算機視覺」使得零售業結算自動化。Alluxio 公司正致力於提升基於雲的人工智能。上周，舊金山一家名為 Mesosphere 的公司融資7300萬美元，該公司提出不同公司集團和公共雲運營的解決方案。

微軟和亞馬遜正在與谷歌競爭，爭奪新的架構的統治權。

3月底4月初，微軟將在舊金山召開峰會，關註如何使用機器智能去分析「Microsoft graph」或幾十年來微軟產品已經收集的數據。

亞馬遜去年就發布了機器學習服務，而且正在積累自己的企業數據庫。

矽谷老牌企業惠普正努力在新浪潮中尋找機會，惠普是 Mesosphere 投資人之一。

「當你在建立預測性數據的時候，你無法知道接下來需要什麽，」惠普高級副總裁William Hilf 說。「如果某人押註微軟或谷歌的機器學習，他們也許需要犧牲舊的數據系統。我們正在打造將以上所有連接起來的平臺。」

對 Greene而言，當谷歌開始發力新的人工智能技術時，目前所有的數據，連同計算規模和複雜性，與其帶來的結果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我們也許會打造一個可供所有業務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統，」她開玩笑說，「科技巨頭與深度機器智能之間的關系才剛剛開始。」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機器之心（微信公眾賬號：almosthuman2014），如需轉載請聯系原發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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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人工智能

以互聯網思維重塑管理——如何打造高創造力公司？

導讀 : 我需要創造力，需要那些不是來工作，而是自己有自主自發性的人。

文 | 加里·哈默（Gary Hamel）

美國管理學大師，與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共同提出了核心能力概念，創辦了管理咨詢公司Strategos。著有《競爭大未來》、《管理的未來》等著作。

我在矽谷住了二十年，正好有機會看到矽谷過去二十年的蓬勃發展。根據我的觀察，最成功的網絡公司有幾點做得特別好。

1.他們非常有野心

他們想的是把所在行業的優勢、盈利擴大十倍。谷歌現在做無人駕駛汽車，谷歌問的問題是：怎麽樣才能把我的車改善十倍？比如說汽車的安全性，怎麽樣才能擴大十倍，而不是一倍兩倍。

大家要知道創造力的基礎是什麽。這個基礎就是你的資源和你的目標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大創造力越大。所以當你的資源變大的時候，如果你的目標不隨著資源擴大而擴大，那目標和資源之間差距變小，創造力就變小。

2.他們非常註重精益

而且思考速度非常快。在今天要成功，真正重要的並不是你手上的資源，而是你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是不是能夠足夠的靈活和快速，並且能夠非常快地去了解現在的環境和市場。

3.他們在重新思考用戶體驗

今天，不管什麽行業都在進行重塑，而且都是從客戶要求和體驗開始進行重塑。但是很多公司都沒有趕上這個最新潮流。

那怎麽樣學習互聯網公司來重新塑造管理？而且要持續的重新塑造管理。

張瑞敏首席跟我有一個非常棒的談話。我們有一個共識，其中一點就是：大多數公司今天的管理方法還是以樹型圖管理的，這個體系有一個缺陷——能力的缺乏，缺乏創新力，不是很有適應力。這個管理體系里的很多人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麽激情。

喬布斯是這個時代最有創造力的領導人。第二個是谷歌的創始人，第三個是臉書的紮克伯格。他們創造了1.3萬億美元的市值。最上面是比爾蓋茨，想象一下這些人都為比爾·蓋茨工作會怎麽樣？如果他們都是微軟的副總裁會變成什麽樣？他們還會像今天這麽有創造力嗎？我覺得不會。

為什麽我說傳統的分級式的管理樹型圖是危險的？因為這一種樹型圖有個默認前提——最高領導人智慧是高於下面領導人或者下面雇員的。所以對微軟來說，基本上所有的大的開發，在過去二十年當中都晚於人家一步：在搜索功能上晚一步，移動終端方面也晚一步，輔助廣告的APP也晚了一步，在軟件服務方面晚了一步，雲技術上面晚了一步。過去二十年微軟都是比人家晚一步。微軟晚一步的原因在於，所有決定都要高層來做，企業發展受高層智慧的局限。

那要如何釋放人類的創造力呢？我有一個金字塔。

最底端是順從，上班老板讓幹什麽就幹什麽，這很重要。順從的上面一層是勤奮，努力工作、加班、周末還來，勤奮也很重要。再往上一層是智慧，腦子聰明，能很好地培訓，能夠聰明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我覺得最底部的這三種能力，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貨物，付錢就可以獲得。我幾乎就沒有什麽代價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購買到這三種能力。如果光有三種能力的話我覺得還不夠，難以成功。

那我還需要什麽？創造力。我需要創造力，需要那些不是來工作，而是自己有自主自發性的人。在小微企業里，員工是有自主性的，他們看到一個問題，看到一個機遇，他們不等，自己沖上去抓住這個機遇，解決這個問題，把創造力帶到工作當中來。

所以我這個金字塔最上面三個要素——激情、想象力和積極性，是不能購買的東西，這不是貨物，是員工給企業的一個禮物。大多數情況下員工是不會帶來的。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Gary Hamel，轉自清華管理評論（ID：tbr2013)。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題圖來自123RF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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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互聯網思維 創新

酷派總裁李斌：樂視生態模式將“重塑”酷派

“這幾年酷派一直在做互聯網方面的轉型嘗試，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包括引入資金和合作夥伴，但現在我們算是找到了方向。”7月15日，在2016年天翼智能終端交易博覽會上，酷派總裁李斌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表示，與樂視的進一步合作將增強酷派的互聯網生態能力，讓酷派轉型升級為以硬件為用戶入口及節點的互聯網生態公司。同時，雙方在戰略、資本和業務上也將高度融合。

右為酷派總裁李斌

據李斌介紹，與樂視“合作”的一款基於電商平臺銷售的手機新品將於8月面市。

一個月前，酷派（02369.HK）發布公告，稱獲大股東Data Dreamland和買方告知，Data Dreamland將出售11%股權給該買方。該協議實施後，郭德英家族持有的Data Dreamland將僅持有酷派9.23%股權，而該買方共持有28.9%酷派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這意味著，樂視從過去的戰略投資者變為了控股酷派的大股東。

樂視在去年1月正式宣布進入手機行業，在“有幸”發布會上，樂視挖來了聯想原副總裁、移動業務集團中國總經理馮幸肩挑手機板塊，表示要做不靠硬件盈利的生態手機。2015年，樂視手機實現500萬臺銷量。

對於酷派，樂視移動CEO馮幸曾評價說，他認為酷派在端到端全業務鏈上是成功的傳統手機廠商。“酷派有很堅實的端到端能力，包括產品的研發、制造、采購、市場、售後等，他們在互聯網轉型上需要我們，另外，樂視的生態也需要和每年有上千萬銷量的終端廠商合作。”

而在采訪中，李斌表示目前和樂視的合作已經開始。“我們和樂視在手機產品上有各自的定位和分工，酷派的強項在於研發和供應鏈上，而樂視的強項在於品牌運作上。”

李斌對記者表示，酷派通過引入樂視生態，可以進一步提升酷派手機在互聯網資源上的優勢，為用戶提供更加豐富的體驗。依托於樂視的生態系統，通過“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完整生態模式，提升酷派手機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在樂視成為大股東後，酷派將在內容、服務、生態整合，以及對用戶的影響力和品牌上獲得支撐，形成“硬件+軟件+互聯網生態模式”的新型運營模式。李斌認為，與樂視的合作，不僅僅是現有資源的整合與交融，更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外界看來，2015年是酷派轉型最艱難的一年。因為向360出售大神品牌，放大了酷派2015年營收下降幅度，而在行業渠道變革方面，ivvi的獨立運營也分食了酷派的渠道能力。

對於過去一年的得與失，李斌對記者表示，“得”在於找到了市場方向，而“失”則是市場份額在“試錯”中的下降。

酷派常務副總裁杜金彪

但深耕渠道仍然是酷派未來的“安身”之本，據酷派常務副總裁杜金彪向記者介紹，酷派接下來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完成廠商一體化策略和“終極合夥人”計劃，即將酷派的產品覆蓋全國120個城市的主要地包商，進入全國1000個縣級市場的最大代理渠道門店以及打造1萬個形象售點。

杜金彪此前為中國電信佛山分公司總經理，在運營商等渠道上有較深的資源和經驗。

李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運營商市場也期待酷派和樂視之間的合作，在後者的生態概念帶動下，流量的經營的能力將會得到提高。他同時透露，運營商渠道中，今年酷派將計劃與中國電信達成千萬級的銷量目標，並同時推出更多搭載“生態基因”的明星產品。

私募資管新規重塑行業 強化約束監管導向成型

7月18日起，針對私募資管業務的新規“新八條底線”開始實施。受訪的券商資管、私募基金人士紛紛坦言，新規對業務影響重大，證券期貨領域機構主動適應變革，並積極嘗試布局。

“我們現在就是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新的產品沒上線的按照新規來發行，已經上線的要完全按照執行，如果有違背的要修改協議、補充協議修改。這不存在討價還價的余地，基金公司也都是在自查自改的過程中。”上海一家私募基金高管向記者表示。

“新八條底線”體現了監管層對私募資管業務“正本清源、強化約束”的監管導向，強化了對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的合規要求。這無疑對解決當前私募行業存在的突出問題、對促進私募資產管理行業規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新規也傳達出監管層對券商、基金子公司等機構中通道業務作出改變的信號。

影響

7月15日，證監會發布《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簡稱《暫行規定》)。這是2015年3月實施的“八條底線”的升級版，也被業內人士稱為“新八條底線”。

“《暫行規定》出臺的影響挺大的。”滬上一家私募高管與本報私下交流時表示，必須要按照新規來修改自己的操作。

多位受訪人士指出，《暫行規定》的出臺主要對產品結構、投顧的選擇、產品資金的投向和募集等多方面產生影響。

“前段時間清理了8000多空殼私募，也代表了對私募行業的清理。在監管趨嚴的大背景下，這是符合趨勢的。資管新規對資金的投向，包括資管計劃、杠桿率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對市場的非標準化或者是非規範類資金的流入的限制會比之前更多。”北京一家私募老總向《第一財經日報》如是表示。

上述上海私募高管指出，《暫行規定》實施後，簡單來說新的產品必須按照規定來執行，不到期的、繼續存在的也要按照新的規定來。

《暫行規定》自2016年7月18日起正式實施，並且該規定要求溯及既往。其中，不符合第三條要求，即在資產管理計劃名稱中含有“保本”字樣的產品，不得新增凈申購規模，產品到期後應當轉為非保本產品或者清盤、終止，不得續期。

對於不滿足《暫行規定》關於“直接或間接對優先級提供保本安排”、“杠桿比例超過比例限制”(股票類、混合類超過1倍;固收類超過3倍;其他類超過2倍)、“結構化產品嵌套其他結構化劣後級”、“總資產占凈資產比例超限”(結構化超140%;1對多超200%)等四種情況的，在“合同到期前不得提高杠桿倍數，不得新增優先級份額凈申購規模，合同到期後予以清盤，不得續期”。

中新融創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定增領域的專業資管公司，對於新規影響，公司合規部李豫川表示，按照新規，舊規則下成立的高杠桿產品根據《暫行規定》第16條的要求，就要面臨清盤的命運。

“杠桿比例超過1：1的結構化產品到期不能續期。新規出臺前，如果結構化產品投資上市公司定增股票的，理論上產品到期時如果股票鎖定期沒有結束或者減持價位不好，在委托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有續期的空間。但根據新規的要求，這些根據以前規定杠桿倍數在1：10以內成立的定增產品，就必須要盡快投出去，否則產品到期時可能出現股票鎖定期沒有結束或倉促減持的風險。”李豫川說。

同時，為落實《暫行規定》相關自律管理要求，加強對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管業務的備案管理和風險監測，基金業協會起草下發了《關於落實<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有關事項的通知》，在《暫行規定》實施後，基金業協會有監測、報告的職責。

改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比新舊“八條底線”後發現，新規主要在優先預期收益率、穿透核算、杠桿及資管投資顧問資格等方面有所改變。

“對杠桿限制的很死，原先一般是銀行做優先級，券商的自有資金做劣後，這樣的話很多自有資金參與結構化的產品不能做了。帶保本的和預期收益字樣的一律不行，也不能投資金池。我們公司的風控比較嚴，影響較大的就是結構化的股票質押沒法做了。”北京一家券商資管人士對本報表示。

投資顧問方面，《暫行規定》明確指出，符合提供投資建議條件的第三方機構，是指依法可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以及同時符合以下2個條件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第一是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滿一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的會員;第二是具備 3 年以上連續可追溯證券、期貨投資管理業績的投資管理人員不少於 3 人、無不良從業記錄。

上述北京私募老總也指出，這對小私募基金公司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私募的註冊時間也好，還是專業人士的儲備，不光是有沒有的問題，還要看符不符合相關的要求。”他說。

“如果不符合的話，肯定就沒法開展相關的投顧類的業務。8月1號清理了8000多家私募的殼公司，這就不代表私募行業的監管整改結束了，我覺得有可能只是開始。”該北京私募老總表示，保殼公司的業務有所規範。

《暫行規定》的第三條、第四條都對優先級做出了相關分析，比如有分析人士指出，《暫行規定》出臺後，結構化資產管理計劃不得違背“風險與收益相匹配原則”，那麽也意味著，分級產品已不能設計成優先級保本保收益而劣後虧損的的模式，而這也是結構化產品不能宣傳優先級預期收益率的原因之一。

去通道

“有的券商通道業務做得不多，以權益主動管理為主，那樣的影響不大。而新規後像一些通道做的多的券商影響是比較大的。”上海一家券商人士表示。

監管層近期多次釋放“去通道”信號，無論是私募資管新規，還是證監會高層在保代培訓會的“窗口指導”，都表明監管層對機構依靠牌照優勢坐收通道費的情況希望做出改變。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8月4日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也表示，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機構，要依法合規穩健地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秉承“賣者有責”原則，履行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管理人職責。

近期發布的《暫行規定》，便是針對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開展私募資管業務中暴露出的問題進行明確規範，旨在“正本清源、強化約束”，推動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資管業務能力水平，“特別是主動管理能力”，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和投資者多元化的理財需求。

在李豫川看來，通道業務有其兩面性，對行業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首先，通道業務不利於市場透明。一方面，通過產品的設計、股權代持，會隱藏一些市場主體或交易信息，給監管層的管理增加難度;另一方面，分業監管背景下，不同的“通道”之間存在監管套利的空間。

“通道業務的錢很好賺，但我們也討論過，這種模式是不能持續的。”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副總亦與本報記者交流時表示。

不過，李豫川也認為“通道”業務很難馬上消亡。一些“通道”機構除了牌照價值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價值，即品牌價值和基礎設施功能。比如以大型持牌券商作為通道，會增加產品的市場接受度;再比如，許多業務的開展需要一定的人力、設備等基礎設施條件，大型“通道”機構可以為小型機構提供基礎設施方面的支持。

發改委能源所：“重塑能源”可助力經濟到2050年實現6倍增長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等機構9月6日發布的研究報告稱，中國完全有可能以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社會可接受的方式，通過重塑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到2050年實現經濟6倍增長，同時一次能源需求量僅比2010年增長1%。

該報告認為，在重塑情景下，2050年中國非化石電力占全國電力消費的比重可達82%，其中，可再生能源將為全國提供68%的發電量;中國有望2025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水平降低42%。

這一題為《重塑能源：中國——面向2050年能源消費和生產革命路線圖研究》的報告在當日於北京舉行的G20能效論壇上發布。

“重塑能源：中國”項目中方負責人、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戴彥德在論壇上介紹，“重塑能源：中國”研究項目由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於2013年6月發起，並聯合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落基山研究所和能源基金會(中國)三家國際機構的50多名行業專家通力協作歷時3年共同完成。

該研究采用系統模型分析方法，聚焦電力、工業、交通和建築四大部門進行全面、系統的定量研究，並分析具體技術路線選擇、成本有效性、環境和社會影響等。

報告稱，過去三十多年，化石能源發展助力中國經濟增長，推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也帶來巨大資源環境代價，造成發展方式不可持續後果。面臨全面實現小康和現代化艱巨任務，推動能源發展加快轉型，是破解資源環境矛盾、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創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關鍵。

數據顯示，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大、增長快，但整體能源利用效率水平不高。1978-2015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年均增長5.6%，是同期全球能源消費增速的2.9倍。2015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占全球的22.4%，但創造的GDP僅占全球的12.2%，單位GDP能耗與發達國家相差4-6倍。

與發達國家普遍進入油氣時代、部分發達國家開始步入可再生能源時代相比，煤炭長期在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和增量中占主導地位。如果延續傳統能源發展道路，即使考慮未來技術進步，到2050年，中國一次能源總需求將達70億噸標準煤以上，無論資源保障、生態環境，還是能源安全、經濟代價等都將難以承受。

報告認為，重塑能源是重構未來中國全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和標誌。目前，全球能源技術醞釀重大突破，市場變革和科技創新不斷加快，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了宏偉的能源重塑目標。

歐盟在“3個20%”目標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到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相比1990年水平減少80-95%，可再生能源占終端能源消費比重達75%。美國在《中美氣候變化聲明》中提出，到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美國落基山研究所進一步提出重塑美國能源體系，到2050年，在美國GDP增長1.58倍前提下，不再使用石油、煤炭、核能、並大大減少天然氣用量。

“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消費國，中國面臨發揮後發優勢、重塑能源體系的巨大戰略機遇。”報告稱。

重塑能源的主要路徑應包括：

工業領域以產業革命為契機推動用能率先達峰，利用新產業革命所釋放的技術紅利，通過結構調整、需求減量、能效提升和脫碳化這四大途徑，最大可能利用成本有效的高能效技術和可再生能源。

建築領域以超低能耗建築為核心破解建築用能高增長鎖定效應，通過實施引導建築面積規模合理增長及推行建築工業化、普及一體化和被動式設計、提高建築用能系統和設備效率、發展智能系統、建築終端用能清潔化。

在交通運輸領域以模式和技術創新推動交通運輸去油化、電氣化。報告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交通運輸部門能源需求仍有很大增長空間，若延續當前“汽車化”“公路化”以及“燃油化”發展方式，交通擁堵會加劇，大氣質量、居民出行與生活質量將惡化，石油對外依存度將超過80%，能源安全問題更加突出。交通運輸部門可通過合理引導交通服務需求、優化調整交通運輸結構、加快清潔燃料替代以及顯著提升交通設備能效水平等，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排放。

在電力領域以可再生電力加快發展為突破口實現能源供應轉型升級，電力部門可通過變革理念、技術革命、制度創新，在發電側、用戶側和電網側實現系統變革。

研究團隊測算結果顯示，重塑能源蘊含大量既有益實體經濟、又增進民生福祉的增長機會，能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環境和社會效益巨大。2010-2050年，按照凈現值計算，重塑情景下僅節約的能源總成本達56萬億元(2010年價)，需要新增的總投資為35萬億元(2010年價)，實現的凈收益為21萬億元(2010年價)。如果考慮間接帶來的經濟效益、能源安全改善紅利，以及汙染物大幅減排帶來的健康效益和環境效益等，其產生的綜合經濟、環境、社會效益更加巨大。

上述報告還建議，加強綠色低碳資源開發合作，依托“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推動跨國天然氣管道加快建設、跨境水利資源合作開發，促進區域電網互聯互通，增加綠色低碳能源供應和進口。推動中國能源企業海外發展，加強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化水平，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開放，為提升低碳能源產業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與此同時，推動全球能效、可再生能源領域加強合作，加強共同研發和最佳實踐案例推廣，在保護各自知識產權的基礎上，促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轉移。消除綠色貿易壁壘，不斷增加先進高效節能技術產品供給和需求規模，推動節能環保和可再生能源相關產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高效節能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產品在全世界加快推廣應用。

PC隕落 戴爾期冀物聯網重塑科技產業

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昨天的蘋果發布會上時，全球規模最大的私人控股科技公司誕生了。歷時近一年，戴爾公司昨天宣布完成與易安信(EMC)600億美元規模的歷史性合並，正式成立戴爾科技集團，公司將為數字化業務和IT轉型提供至關重要的基礎架構。

戴爾集團稱，希望借助獨特的企業架構靈活地像初創企業那樣實現創新、投資研發以獲得長期發展，同時具備大型企業所能夠提供的信任、服務和全球業務覆蓋。戴爾同時預計，合並後的公司總收入將高達740億美元，能夠為客戶解決在混合雲、軟件定義數據中心、融合架構、平臺即服務、數據分析、移動化、網絡安全等IT行業快速增長的領域中存在的複雜問題。

戴爾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戴爾在分析師和媒體的電話會議上表示：“我們正處於下一次工業革命的黎明，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智能，每一分鐘都緊密連接，最終將變成緊密交織的龐大物聯網，為我們的客戶開展偉大事業鋪平道路。這正是我們創立戴爾科技集團的初衷。”

戴爾還表示，企業計算市場已經轉向了新型的技術和雲計算，因此他預計未來在傳統服務器和硬件存儲行業的整合趨勢還會進一步加速。“我們知道如何在整合的過程中取勝，我們已經證明過這一點，並將再次證明。”戴爾表示。

Canalys亞太研究總監彭路平對第一財經表示：“戴爾在傳統硬件方面的實力很強。最近把軟件的業務銷售出去，主要也是為了並購EMC。此外，戴爾在IT渠道的影響力近年也在增強，就像以前的HP。在私有化以後，戴爾的表現依然非常強勁，尤其在數字化轉型和軟件定義、數據中心，雲計算和網絡安全方面有長期投入。和EMC合並能夠為戴爾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

作為戴爾和EMC的全球最大客戶之一，摩根大通每年在科技上的投入超過90億美元，其中包括對基礎架構、雲計算、大數據分析以及網絡安全的投入。摩根大通公司董事長兼CEO 戴蒙(Jamie Dimon)表示：“金融服務是最早擁抱科技的行業之一，我們憑借科技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下一波數字化浪潮將會延續這樣的趨勢，這從未改變過。我們必需確保我們的投資是明智的，而且我們在合作夥伴的選擇上非常謹慎。”戴蒙和戴爾已經認識超過三十年，戴蒙相信戴爾科技集團能夠創造新的未來。

Salesforce是戴爾和EMC共同的客戶。Salesforce董事長兼CEO Marc Benioff表示：“戴爾和EMC的合作關系對推動整個產業的創新有很大好處，邁克將再次重塑科技產業。”

這次合並是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戴爾科技集團旗下企業還包含Boomi、Pivotal、RSA、SecureWorks、Virtustream以及VMware。PC Connection主席兼CEO Tim McGrath評論道：“我們與戴爾的關系在過去六年多里得到了驚人的成長。作為戴爾、EMC、VMware和RSA的合作夥伴，我們能夠為客戶帶來創新的、推動價值的、且安全的端到端IT解決方案。”

盡管戴爾科技集團將繼續公布其財務報告，但是公司擁有對於物聯網、雲計算、網絡安全和大數據分析等新科技領域的投資自由。戴爾在發布會上表示：“這些都是我們感興趣的投資領域。”戴爾本周二公布的截至今年7月29日的財報顯示，過去一個季度收入增長至130.5億美元，虧損收窄至2.64億美元。

戴爾和EMC的合並也是全球科技產業轉型的最好例證。隨著PC向移動設備遷移，戴爾和EMC的核心業務的市場份額都在縮水，服務器和硬件存儲的市場空間也在變小，利潤率大幅下滑，而新興的雲計算開始崛起。戴爾在今年5月的貴陽大數據博覽會上曾對第一財經表示：“戴爾將為科技產業帶來更強大的創新、研發投資以及服務能力，通過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新技術為客戶帶來更高效及高性價比的解決方案。”

根據IDC的數據，去年全球PC出貨量下滑10.4%，今年預計還將進一步下滑7.3%，銷量縮減至1610億美元。全球640億規模的服務器、存儲和網絡硬件市場增長從2014年起就開始下滑，預計未來四年每年還將以1.3%的速度進一步萎縮。

IDC認為，戴爾和EMC的合並能夠發揮雙方的互補性優勢。戴爾目前是全球第三大PC生產商，以中小型客戶為主。EMC是全球最大的存儲方案供應商，擁有眾多大企業客戶。兩家企業合並達到了1+1大於2的效應。

8月30日戴爾獲得了完成並購交易前的最後一道關卡——中國商務部的批準。此前戴爾已接受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反壟斷監管機構的盡職調查以及其它司法程序調查。

重塑廣州國際交往中心地位 廣州將主辦2017《財富》全球論壇

中軸線，珠江新城高樓爭艷，小蠻腰一塔傾城。

Hello Allen，2016年9月13日晚上9點左右，廣州地標建築廣州塔（也叫“小蠻腰”）燈光打出這句問候時，正在珠江上乘坐遊船的美國時代公司首席內容官兼《財富》雜誌主編穆瑞瀾(Alan Murray)很興奮，他跟周圍陪同的廣州市政府工作人員開玩笑說，“這個能永久保留嗎？”

下一個節目是，在海心沙碼頭等著29架億航無人機。等他們下船後，這些無人機在半空中飛出FGF(全球財富論壇簡稱)字樣。

6個小時前，穆瑞瀾在廣州塔二樓平臺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財富》將在中國廣州主辦2017年《財富》全球論壇。這句問候，是廣州市政府送給他的一份驚喜。

《財富》雜誌是全球知名的商業期刊，《財富》全球論壇創辦於1995年，與《財富》全球500強排行榜並稱為《財富》雜誌的兩張超級名片。該論壇每16至18個月舉辦一次，邀請全球跨國公司的主席、總裁、首席執行官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經濟學者參加，共同探討全球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迄今為止，《財富》全球論壇已先後在新加坡、西班牙巴塞羅那、泰國曼谷、匈牙利布達佩斯、中國上海、法國巴黎、中國香港、美國華盛頓、中國北京、印度新德里、南非開普敦、中國成都以及美國舊金山等13個城市舉行，具有較大的國際影響。

繼上海、北京、香港、成都之後，這將是該論壇第五次在中國城市主辦。

《財富》全球論壇駐中國首席代表吉米－弗洛科魯茲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每一屆論壇，同時都會有多個國家的城市來競爭。這一次，廣州為理想之選。

穆瑞瀾表示，在選擇會議地點時，《財富》考慮到廣州作為一個對商業友好的城市而久負盛名，與全球五大洲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和貿易往來。

“廣州作為國際貿易的中心，是中國參與全球商業的著名的象征和現代的代表。”穆瑞瀾在發布會中指出，“如今，當全球化遭受攻擊的時候，我們相信，廣州論壇將有力地表明，全球商業是多麽重要，以及技術正在給全球商業帶來多麽深刻的變化。”

廣州市副市長蔡朝林在發布會上介紹，今天的廣州與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往來，288家世界500強企業投資廣州。蔡朝林同時指出，廣州國際交往中心地位，在現代有所削弱，就跟大連舉辦達沃斯會議、杭州舉辦G20會議一樣，希望《財富》論壇能夠幫助重塑廣州地位。廣州將抓住論壇機遇，進一步優化城市環境、營商環境，讓世界走向廣州，牽手財富，創造財富。

論壇將在2017年11月底或12月初召開。

智能汽車重塑產業鏈將迎來井噴

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速度遠超預期，Uber 自動駕駛出租車在美上路，福特則於近期宣布計劃在2021年前開發出沒有方向盤和踏板的全自動駕駛汽車，汽車的智能化和網聯化成為汽車界公認的發展方向。

“智能汽車產業鏈條非常長，由於現在又加了新能源、輕量化、電動，所以不再是汽車工業和IT行業兩家的事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全球智能駕駛的實踐近乎火爆。”在浦江創新論壇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分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李德毅表示。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李德毅

智能駕駛腦

在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生態中，輔助駕駛和自動駕駛是目前業界關註的焦點。在李德毅看來，智能聯網汽車的市場無限大，將來將會向以人駕為主轉到機器駕駛為主，人可幹預，機駕為主。

“汽車最終的目標是輪式機器人，發動機是性能，頭腦就是駕駛腦，弱化了駕駛員的駕駛技能，用現有的認知幫助當前的感知是很重要的，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汽車的變革和人工智能給社會帶來的實惠。”李德毅說。

特斯拉一直是智能網聯汽車領域的先行者，並在不斷嘗試打造基於大數據和深度學習的系統，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特斯拉汽車一直和駕駛員進行互動，收集到的信息通過空中升級的方式推送給車輛，把智能駕駛變成更安全的交通方式。

特斯拉汽車公司中國區總裁朱曉彤稱，未來的人類交通是非常強的互聯網狀態，會實現車與車、車與人、車與基礎設施之間的互聯，打破現階段車與車之間的壁壘，形成人、車、路的互通互聯。

朱曉彤於2014年4月加入特斯拉汽車公司，先是擔任特斯拉中國超級充電項目的總監，隨後於當年12月就任特斯拉汽車中國區總裁，是公司的核心領導人之一，參與特斯拉公司的戰略規劃。

特斯拉汽車公司中國區總裁朱曉彤

據其介紹，美國每年有33000人死於交通事故，每年有55億小時的交通擁堵時間，對於生產力提高是非常大的制約，在中國2014年交通事故發生率是198000起，其中傷亡人數多達58000人。

高德公司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10個最主要的交通擁堵城市，累計的交通擁堵時間達到11000小時，有一些城市達6個小時，對於城市運轉的整體效率和個人生產效率提升產生極大制約。

在朱曉彤看來，“智能網聯汽車能夠有效降低事故率和擁堵的發生，提升交通的整體效率。”工信部在解讀《中國制造2025》時提及，裝備智能輔助駕駛系統的智能網聯汽車，會減少交通事故30%，減少傷亡10%。

據朱曉彤透露，目前特斯拉不僅在做乘用性車，也開始涉足未來小型的城市公交，未來甚至不再有公交司機的概念，而是有一個公交車隊的管理者的概念。因為那個時候車輛實現高度智能化和集成化，單人控制一個車隊，這種高效的控制減少了人為幹預，車與車之間互聯互通性，對道路的占用、對事故的處理效率大幅提升。

重塑全產業鏈

正如李德毅所言，智能汽車產業鏈條非常長，已經不再是汽車工業和IT行業兩家的事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因此汽車產品與技術的升級，更是帶來汽車及相關產業全業態和價值鏈體系的重塑。

現在電氣化、自動化和互聯化已經成為移動性未來的三大趨勢，汽車要想實現智能化、聯網化必然離不開傳感器等基礎聯網設備的鋪墊。車用MEMS傳感器龍頭博世也在積極布局智能網聯汽車，尤其在輔助駕駛系統和互聯泊車方面表現積極。“博世現在已經將互聯網的汽車變為私人助理。”博世底盤控制系統中國區總監Renaud Bonhomme告訴記者。

電池也是制約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一大障礙，電動車最關鍵的就是電池，電池的價格也占據了電動汽車很大一部分成本。在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能量存儲實驗中心主管George Crabtree看來，隨著市場前景的看好，科研機構和企業都在不斷加大投入，電池技術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未來的五年內，能夠用於電動汽車的電池儲電量有望提高五倍，而成本有望降到目前的五分之一。”George Crabtree說，這對於智能汽車的普及無疑是極大的利好消息。

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能量存儲實驗中心主管George Crabtree

新考驗

但智能網聯汽車的普及仍需要長久的市場教育，Renaud Bonhomme認為，包括自動巡航技術在內，目前的輔助駕駛技術也是經過了長期的市場教育才被用戶接受，未來自動駕駛同樣離不開這一過程。

“這個行業要一步步推進，不允許犯錯，任何一個錯誤都會使名聲受損，影響整個行業的前進步伐。”Renaud Bonhomme說。

在市場上，關於自動駕駛可能帶來的事故和責任判定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倫理問題，也一直是智能網聯汽車討論的焦點。但在李德毅看來，智能汽車帶來的倫理問題和法律問題沒有想象的那麽難。

“智能汽車不是災難而是福音，智能汽車渴望成為互聯網時代手機之後的新型端設備，包括自動駕駛汽車在內的輪式機器人產業將迎來井噴。” 李德毅呼籲相關部門盡快建立智能車測試場和智能駕駛示範區，制定智能車行駛標準，發放智能車生產許可證和智能車駕照，以促進產業的發展。

博世底盤控制系統中國區總監Renaud Bonhomme

借力場景應用重塑動產信用   物流企業圈地物流金融 

物流企業在金融領域跑馬圈地，傳統金融機構也紛紛改變自身的業務模式。借助場景應用、數據分析，物流企業、金融機構之間的競合，正在快速改變物流金融的格局。

近日，物流巨頭順豐宣布“下鄉”。其旗下順豐速運與中國供銷集團下屬企業簽訂協議，雙方將在縣域物流體系合作、倉儲物流建設與管理輸出、特色農產品電商銷售、農村電商物流培訓、物流金融服務等方面進行合作。

在此之前的2015年，順豐集團就已介入物流金融，以供應鏈為基礎，組建了金融服務事業群，推出了倉儲、訂單、保理等金融業務，為其客戶提供額度在100萬元～3000萬元的融資服務。

“順豐金融的定位是，在為合作夥伴提供倉儲、配送等物流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商流方面的深度合作，實現業務互補，並能為合作夥伴提供B端信貸、商業保理、融資租賃等金融上的支持，打造合作共贏的供應鏈金融生態。”9月23日，在參加2016中國物流金融創新高峰論壇時，順豐供應鏈金融負責人劉英華說。

物流公司進軍金融，已非個案。實際上，除了順豐集團，菜鳥網絡也在近期殺進物流金融。9月18日，菜鳥網絡與網商銀行一起，正式上線供應鏈金融產品，為商家和合作方提供單筆最高3000萬元的貸款業務。而其客戶定位則瞄準淘寶、天貓等阿里電商用戶。

曾與平安銀行合作的感動公司總裁宋屹東說，重複質押、監管問題，使動產融資面臨較大風險。在有效解決監管的前提下，物流金融將會大大降低動產融資風險。而動產融資市場潛力巨大，目前規模達16萬億元左右，而未來可能達到35萬億。

業內人士認為，如果一個平臺能夠形成資金、資產、業務相互促進的動態閉環，那就應該去做金融業務。在平臺之下物流金融具有場景真實性、數據精確性、平臺增值性、雙邊擴展性四大特性。

在物流企業蜂擁開展金融業務的同時，金融機構也看到了物流金融的巨大市場空間。早在2013年8月，平安銀行就成立了交通金融事業部。2014年，該行與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推出面向貨代企業的互聯網貸款產品。

此外，2015年，平安銀行還利用物聯網技術，通過重力傳感器、定位、3D掃描等技術，實時采集貨物重量、存放倉庫位置、貨物輪廓等信息，實現重塑動產融資信用環境，在能源、建材、礦產品、化工、農產品等多個行業，大力開展動產融資業務。

看到機會的並不只是平安銀行。平安產險近日也與國內一家整車運力平臺合作，雙方將在業務、數據和服務層面合作，建立保險服務體系、金融服務體系、支付結算體系以及信用體系。目前，合作已進入系統對接與產品測試階段。

“我們也很早專註商貿物流，通過整合各類物流信息平臺，實現互聯互通，降低行業運行成本。並積極推動建立統一的行業標準，打破信息壁壘，引導物流行業健康持續發展。”鄭州銀行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張明艷說。張明艷同時指出，以去中間化、中心化、邊界化為特征的各類物流平臺正在興起，並已成為物流業發展趨勢，但物流業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稅收政策不完善、“信息孤島”仍制約著行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