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141008香港簡史(三) 吞併新界 和 革命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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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似懸絲身如寄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讀書劄記141008
香港簡史(三) 吞併新界 和 革命風雲
掌門執筆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2007) J. M. Carroll
13到了十九世紀末,香港是大英帝國全球殖民地中自治程度最低的一個.*** 原因是華洋隔閡極其嚴重, 而佔人口和經濟活動大比重的華人, 慣於接受專制統治,毫無民主訴求. 華人菁英主要是買辦階級,經濟和文化上依靠洋人, 對草根階層疏離猜忌,也沒有自治傾向.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局動盪不安, 香港無論華洋均感此身如寄, 命似懸絲:“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又怎會有民主自治的長遠打算呢?
1894香港人終於作出了政制改革的申訴, 要求“代議制”,那怕是止於市政.
反諷的是,申訴者卻是居港洋人, 而他們的代議要求是排除華人在外的!***
更反諷的是, 英廷殖民地部拒絕他們的理由竟然是:“絕不容許任何排除大多數華人人口在外的代議政制!” 有趣嗎?
朝廷吃透了他們, 如果代議制包納華人,他們當然寧可祖家專制. 華人菁英與洋人沆瀣一氣, 這波政制改革申訴無疾而終. 後來中國多事,香港多憂, 下次政制改革訴求要等到…..
〈吞併新界〉
14號稱日不沒落的大英帝國早已超出了殖民擴張的極限, 需要的是市場而不是領土和資源, 得到香港作為據點之後,決定不再侵佔中國土地.*** 不單如此, 起初她對列強侵吞中國領土還擺出一副抑止的姿態. 但其時列強工業革命均已竟功, 英國的相對國勢有所削弱,再無 “號令天下, 誰敢不從?” 的氣慨了.
這邊廂日本崛起, 1894中國甲午敗戰,海軍毀壞, 傾家蕩產,國力露底. 列強群鯊趨血,瓜分中國,一發不可收拾.
英國反應滯遲, 也得分點殘羹冷炙, 1898透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不花分文,租借新界(連大嶼山等離島)九十九年.*** 其時整個地區共有居民8萬人.
前此英國接收港島和九龍均未遇到抗拒, 不料接收新界卻遭逢原居民流血抗爭.*** “六日戰爭” 只是一場掃蕩和屠殺, 以英軍0陣亡:鄉民500人戰死告終. 英軍炮擊 錦田吉慶圍圍牆, 耆老象徵性交出一對大門鐵環投降,瞬間轉化為順民. 港督 蔔力Blake立刻將鐵環運回老家誇耀功績.
蔔力是個資深殖民地官員, 決定對新界實施間接統治, 地方治理交由 “鄉村委員會”負責. 1909新界被劃分為 北約和南約兩大區, 各設「理民府」, 由理民官治理, 此制度延續至二戰結束.
15 時移勢易, 世紀之交,香港成為華人資本主義擴張的樞紐, 新型華人商人和專業人士現身舞臺, 除了主宰對中國和東南亞貿易之外, 還開創了雛型的工業環節. 1910九廣鐵路通車, 有利於香港進口原料和出口工業製品, 省港連繫更形緊密.
此時,一批華人資本家因西方社會排華而從 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移居香港. 1900馬應彪創辦先施公司,1907郭樂郭泉兄弟創辦永安公司, 標誌著華人資產階級和炫耀性消費文化的成長.
1896創立的「中華會館」是首個代表新型華商利益的社會組織, 踏出與洋商分庭抗禮的第一步.
〈革命風雲〉
16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地位, 與及 活動和新聞自由程度, 成為南中國和東南亞革命分子的根據地和活動中心. 中國,越南和菲律賓最早的革命組織都是在香港成立的.***
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分會, 利用自由港的便利調動軍火, 1895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 1898百日維新失敗, 康有為在英國庇護下流亡香港. 1901興中會領袖 楊衢雲在香港遭到清廷派遣的刺客暗殺, 港府大為忿怒, 派警員保護 陳少白並發給他自衛手槍.
英國政府受到清廷的外交壓力, 指示殖民地政府不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 但是香港政府不願彈壓革命分子, 唯恐失去華人民心, 因為在港華人大多傾向聲援革命. 港府明面踩著鋼索, 而暗裡縱容革命黨人.
1896港督 羅便臣Robbinson一面拒絕廣州當局引渡孫中山的要求; 一面對他發出驅逐令.
其實英廷也有包庇革命分子的意圖, 但動機與港府不同, 英國是唯恐中國不亂. 1899外交部也拒絕清廷引渡康有為的要求, 但婉轉地建議他前往 “較安全的” 新架坡.
1911辛亥革命成功, 政治格局大變, 不旋踵風雨飄搖, 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 英廷傾向承認北京政權, 但港府卻必須與廣州國民黨政府周旋, 兩者之間矛盾時生.
“世亂則興” 乃是香港的宿命, 難民湧入, 1914人口達到50萬.***
17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一場歐洲戰爭, 並沒有實質波及香港. 但宗主英國卻是最主要的參戰國家, 約1/4香港英籍男人奔赴戰場, 歐資洋行實力亦為之削弱. 華人資本趁機入楔, 進入銀行和航運事業; 華人菁英伺隙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
香港也伺隙掙脫英廷的全面控制, 開始漫長的獨立自主生涯, 其間最值得稱道的建樹包括:
1912正式成立香港大學, 全靠港督 盧吉Lugard大力促成. 當年籌措經費絕非易事, 華人菁英反應冷淡, 因為自知對大學不會有監督權. 幸得印度商人 麼地Mody慷慨解囊18,000英鎊興建校舍, 他因此受封爵士. 太古洋行捐出40,000鎊, 因為該公司一名職員被指踢死一名年老華人, 希望藉捐款化解輿論壓力. 北京和廣州政府各捐25,000鎊. 英國最為吝嗇, 只捐出區區300鎊成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
港大開學首年收生約七十人, 學生來自香港廣州和其他殖民地. 經過一番爭取, 1921港大兼收女學生.
1928啓德機場啓用. *** 1936帝國航空公司開辦 馬來亞檳城航班, 旅客可轉飛英國; 泛美航空開辦 馬尼拉航班, 可轉飛 三藩市; 中國航空則開辦大陸航綫.
讀書劄記141013香港簡史(四) 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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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似懸絲身如寄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讀書劄記141013
香港簡史(四) 亂世:大罷工和淪陷
掌門執筆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2007) J. M. Carroll
(18) 以前的說法是香港工業發軔於內戰尾聲,期間大陸(尤其是上海)的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大量移進. 晚近的研究則顯示二戰之前香港工業已具雛型,上述機遇則使之騰飛.*** 到了一九六零年代,香港成為聞名世界的工業城市.
作者指出錯覺形成是由於官方統計資料的誤導, 政府經常有意無意間壓縮報道本地的工業規模. 原因是洋人財團對工業興趣缺缺, 幾乎全部輕工業都操諸華人手中,而政府的調查統計對華資中小型企業較為輕忽. 另一點有些陰謀論味道,英國是個出口工業製品國家,一向忌憚殖民地工業化, 港府不想刺激祖家的神經而刻意隱藏實力.
華資工業的成長既得益於,也助長了, 華資銀行的茁壯.***
1919東亞銀行創立和上市是本港金融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之前只有外資銀行,華資銀號不得經營支票戶口押滙信用狀等業務,不能滿足出口工業的業務需求.
反映華人經濟和社會地位躍升的象徵性事件是1926港督 金文泰Clementi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首位華人議員,*** 周氏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大罷工〉
(19)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香港社會的特點是罷工和抵制活動頻仍, 出發點是基層華人的愛國和抗爭心態.
一戰勝方協約國(以英國為首領)陰藏密約,將德國在華權益轉移予日本. 巴黎和會妄顧公義,以中國為犧牲,觸發了1919五四運動. 此一動勢以抵制日貨開始,瞬即席捲全國, 香港作為前沿城市自然如響斯應.
1920「機器工人罷工」是香港首次由工會組織的抗爭活動,***要求加薪40%. 事緣一戰爆發後港幣貶值50%, 百物騰貴,華人勞工工資卻沒有提高. (本已較高的洋人勞工已獲加15%.) 是年,大米被調往歐洲戰場,米價飊升引發罷工. 資方起初寸步不讓,三個星期後政府施壓,才同意加薪32.5%. 約有10,000名工人參與了這次罷工.
旗開得勝鼓舞了工運,同年成立了超過一百個工會. 港府通過表面上針對三合會的《社團條例》,卻用來取締了幾十個不受歡迎的工人組織. 此風也薰染了廣東省,使得工運頻興,社會激盪.
機器工人罷工純粹是經濟抗爭, 但1922戲劇性的「海員大罷工」卻充滿了政治味道. 工會要求大幅加薪, 並提出制度改革,海員須由工會而非包工頭介紹任職, 起初只有1,500人參加.
港督司徒拔Stubbs誤信華人菁英之言, 認為事件背後由共產黨策動,因而施加強力壓制.*** 他取締工會,拘捕領袖, 查封總部,卸下孫中山題寫的牌匾. 事態迅速惡化並且政治化, 工會號召全港工人罷工返穗, 約100,000人(包括港督府全體員工.)響應. 廣州市長孫科對罷工表態支持.
事件的高潮是司徒拔下令關閉九廣鐵路, 人們徒步上廣州,途經沙田時遭到警察開槍射擊,釀成五死八傷慘劇. 這還了得…..
最後工人的訴求全部獲得滿足,死傷者家人獲得賠償, 拆下牌匾的警員親手把它掛回原位.
(20) 最為波瀾壯闊的則非「省港大罷工」莫屬. 1925五月,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向中國示威者開火,至少九人死亡,史稱“五卅慘案”; 六月,廣州租界的英軍在沙面向示威者開火,造成五死一百二十傷,史稱“沙基慘案”. 香港和廣州爆發反英大罷工和抵制英貨活動.***
沙基慘案後, 兩周內50,000人離開香港, 銀行擠提,物價飛漲,經濟癱瘓,成為香港史上最大的社會危機. 七月底,約有250,000人離去, 一家著名華資銀行倒閉, 英國政府須提供三百萬英鎊商業貸款以防止經濟崩潰.***
時維廣州國民政府“聯俄容共”時期, 司徒拔和繼任的 金文泰都深信罷工由共產黨發動,因而禁制左派工會和報章, 這種意識形態恐共癥此後長期延續下去. 港府的行動獲得洋人和華人菁英階層全力支持,最終渡過了難關, 但也大為加深了社會上下階層的互不信任.***
1927蔣介石北伐途中清黨, 形勢丕變,罷工事態平息.
〈淪陷〉
(21) 1937日本全面侵華,八年抗日戰爭開打. 日本封鎖中國港口, 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主要進出口(約佔全國一半份額), 與及軍火來源地. 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為首, 國內銀行把總部搬遷此間,香港成為了中國的外滙中心.*** 很多報社和企業也這樣做,工業家把整間工廠搬過來,帶來了資金和技術.**** 這等事態影響極其深遠,絕大多數進來的資金從此再沒離開過.
1938日軍佔領廣州, 500,000難民湧入,香港人口超過1.5M, 使到居住環境長期極度惡劣,社會設施不堪重負.***
1941年12月8日 日本同步突襲 香港、馬來亞、菲律賓和珍珠港, 五架皇家空軍戰機被毀於啓德機場跑道之上.*** 十七天內香港全境淪陷, 港督 楊慕琦Young向日軍 酒井隆中將無條件投降.
然而香港防衛戰並非如想象中那麼不濟, 莫德庇Maltby少將率領一萬孤軍(包括義勇軍), 對抗有海空支援的二萬二千日本正規軍. 近期研究推算英軍1,560人陣亡或失蹤; 日軍2,000人陣亡,五六千人受傷.
(22)“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歲月愁雲慘霧,不堪回首…..
為了減少人口, 日本總督 磯谷亷介中將下令難民返鄉, 一年內香港人口減至1M,日治結束時降至不足0.6M.
日佔期間至少一萬平民被殺, 更多人遭受折磨,強姦和致殘. 香港本已缺乏資源, 再遭日軍搜刮抽調, 居民生計極度艱難,每天有數百屍骸棄置街頭.
因為交戰國的關係(註:英美荷都是日本的交戰國,中國反而不是.), 英美荷居民都被拘禁赤柱集中營. 盟軍戰俘被迫向華人躹躬,拉人力車和清潔街道. 理論上, 華人是被解放者,大東亞共榮圈的受益人; 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又看不起華人對洋人的奴顏婢膝.
酒井於佔領後兩周即於半島酒店宴請130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頭面人物, 席間大談驅除歐虜,共存共榮….. 同月磯谷上任, 立即成立 “華民代表會” 和 “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兩華會」), 負責管治華人. 兩華會的主席分別是大名鼎鼎的 羅旭龢與周壽臣.
戰後,有三名殖民地官員作証說, 淪陷前他們曾代表殖民地部密會羅周二人, 要求他們留港照顧華人利益, 所以他們原是 “身在曹營心在漢” 雲雲.
日治時期也非毫無建樹, 日人重衞生, 加以人口銳減, 傳染病比戰前有所舒緩. 另外, 洋人被囚, 華人和混血兒有機會在政府機構擔任較高職級. 這兩種情況都在戰後得到延續.
香港社會竟有一意想不到的受益於日佔之處, 華洋因戰亂及重建而同仇敵愾,胼手胝足, 大為和緩了一百年來的種族歧視和隔閡氛圍.
宏觀經濟學簡史:偽科學還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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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簡史:偽科學還是工程師? 作者:格隆
格隆大學學了10年經濟學,所以經常會在文章分析中使用一些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原以為這種晦澀拗口的理論只是類似格隆這種埋頭故紙堆做研究的人才有興趣,沒想到有很多的格隆匯朋友也對此非常有興趣,希望格隆就宏觀經濟學做一個通俗化的系統梳理。
邏輯上,宏觀經濟學更類似工程學,是探討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這些宏觀經濟問題並找出解決辦法的學科,它是在凱恩斯以後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在現實中也顯示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對它偽科學的抨擊也從來不少。格隆自己並無能力對經濟學各家流派、理論、傳承做出準確剖析。好在有很多大家做了類似工作。格隆此處借鑒了Mankiw的分析框架和內容,希望能幫助大家對宏觀經濟學發展脈絡與主要理論有個大概的認識。
經濟學讀起來肯定沒有小說那麽有吸引力,但,如果紮進去了,會遠比小說更耐咀嚼,更耐回味。
一、凱恩斯革命 “宏觀經濟學”一詞首次出現在學術文獻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觀經濟學的主題,即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長期以來激起了經濟學家的興趣。例如,18世紀,大衛·休謨(1752年)討論了貨幣投入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在許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來很象人們在現代貨幣經濟學家或中央銀行的分析中看到的東西。
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產業波動》為題的著作,試圖對經濟周期提供解釋。盡管如此,宏觀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特而又活躍的研究領域,卻是在大蕭條的陰影下出現的。沒有任何事象危機那樣引起人們的關註。
大蕭條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3年,美國失業率達到了25%,真實GDP比1929年的水平低31%。同這次海嘯相比,美國經濟之後的所有波動,都是平靜海面上的漣漪。該領域傑出經濟學家的自傳體文章,比如勞倫斯·克萊因、弗蘭克·莫迪利亞尼、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賓,都證實大蕭條是其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激勵事件(Breit and Hirsch, 2004)。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通論》,對於如何理解這些發展,是專業討論的焦點。上述五位諾獎得主均從第一手經歷中證實了這一點。托賓記錄了他在哈佛大學時的下述反應,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個學生:“年長的教師基本是堅決反對的……年輕的教師和研究生則對凱恩斯的書充滿熱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樣,對於新思想的沖擊,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更有眼光。
凱恩斯和馬歇爾,在1930年代是經濟雜誌引用最多的經濟學家,在1940年代是僅次於希克斯之後獲第二多引用的經濟學家(Quandt,1976)。這種影響持續了許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間,即使凱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獲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1990)。
凱恩斯不僅影響了經濟研究,而且影響了教學。薩繆爾森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初版於1948年,其組織結構反映了他察覺到對於入門者應提供什麽樣的專業知識。供給和需求,現在我們在向新生講授經濟學時處於核心位置;在608頁的教科書中,直至第447頁才引進來。
最先講的是宏觀經濟學,包括財政政策乘數、節儉悖論等概念。薩繆爾森寫到(第253頁):“盡管這種分析的大部分,應該歸功於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但目前,其廣大的基礎被所有學派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接受。”
當現代的經濟學家閱讀《通論》時,其經歷既令人興奮、又令人沮喪。一方面,該書是偉大思想應用於社會問題的著作,其流行性與深遠影響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盡管盡管此書的分析是廣博的,但它看起來似乎在邏輯上並不完整。太多的線條仍懸在那里。讀者會不停地問,將所有部分聯結在一起的經濟模型是什麽?
於是,在凱恩斯出版《通論》不久,一代宏觀經濟學家通過將他宏大的理論轉換成更為簡單、更為具體的模型,來回答這一問題。其中,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嘗試,是33歲的約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後,26歲的弗蘭克·莫迪利亞尼(1944年)拓展並更為充分地解釋了模型。
至今,IS-LM模型仍是對凱恩斯的解釋中,在中級水平的宏觀經濟教科書中最廣泛使用的模型。批評IS-LM模型的一些凱恩斯主義者抱怨,該模型過度簡化了凱恩斯在《通論》中的經濟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批評是對的。不過,簡化和過度簡化之間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確的。
當希克斯和莫迪利亞尼等理論家,對凱恩斯主義模型進行發展,以適於課堂教學,克萊因等計量經濟學家則致力於更具應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夠分析數據和用於政策分析。隨著時間的推演,為了變得更為現實,這些模型變得越來越大,逐漸包括了數百個變量和方程。
到1960年代,已經有了許多競爭性的模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以當時最出色的凱恩斯主義者的投入為基礎,比如同克萊因相聯系的Wharton Model、同Otto Eckstein相聯系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Inc.)、同Albert Ando和Modigliani相聯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Council)等。這些模型被廣泛用於預測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來由美聯儲維護,並成為FRB/US模型的前身,後者至今仍被美聯儲的員工維護和使用。
盡管這些模型的細節不同,但它們之間的相似性遠比其差異顯著。它們從根本上都擁有凱恩斯主義結構。在每一個模型的背後,模型構造者的腦海中都有一個同今天講授給大學生的同樣的簡單模型:將金融條件和財政政策同GDP的各組成成分聯系在一起的IS曲線,決定利率(作為令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均衡的價格)的LM曲線,以及描述經濟中的價格水平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動的、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
作為一種科學,《通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它所激發的革命,吸引了當時許多最優秀的年輕學者。他們的豐富成果,為理解短期經濟波動提供了新的方式。作為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薩繆爾森(1988)做出了簡潔的總結:“凱恩斯革命,是20世紀的經濟科學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許多經濟學家,均持有這種看法。
不過,凱恩斯革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科學性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的模型構建者,具有工程師的視角。他們受現實世界中問題的激發,且一旦他們建立了理論,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將它們付諸於實踐。直至1946年去世,凱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建議的提供。
早期的美國凱恩斯主義者亦是如此。托賓、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時間,離開學術研究,在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4年最終通過的肯尼迪減稅方案,在許多方面都是新出現的凱恩斯主義共識、以及體現這種共識的模型的直接結果。
二、新古典主義 到196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共識開始出現裂縫。這些裂縫最終會成長為裂痕,或許最終導致宏觀經濟學共識的瓦解,並削弱主流經濟計量模型的自信。面對這種處境,對於經濟的更古典的觀點會重新出現。
新古典經濟學的第一波是貨幣主義,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對永久性收入假說的早期研究,並不是直接針對貨幣和經濟周期,但它確實對經濟周期理論有潛在影響。它部分是對凱恩斯主義消費函數的一種攻擊,而後者為財政政策乘數提供了基礎,它是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處方的關鍵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論所表明的那樣,暫時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小,那麽財政政策對均衡收入的影響,將比許多凱恩斯主義者相信的那樣小得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國貨幣史”同經濟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聯系,它同樣削弱了凱恩斯主義的共識。絕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把經濟視為天生不穩定的,不斷受到不斷變化的投資者“動物精神”的打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認為,經濟不穩定性不應該歸結為私人部門的行為,而應該歸結為貨幣政策的無能。
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簡單貨幣規則、而不損害之,他們應該為此感到滿意。盡管弗里德曼建議的關於貨幣總量穩定增長的規則,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卻是目前世界許多央行為之努力的通脹目標制的前驅。
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就職演說,以及費爾普斯(Phelps, 1968),將目標對準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的最脆弱聯系紐帶:菲利普斯曲線關於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trade-off)。即使沒有凱恩斯本人的認可,但至少從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年)開始,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就已成為凱恩斯主義共識的一部分,薩繆爾森和索洛認識到了這種交替關系的理論脆弱性,他們的論文補充了關於長期交替關系和短期交替關系為何不同的警告。
但後來的文獻過於輕松地忘記了所有這些警告。菲利普斯曲線為完成凱恩斯主義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在解釋“為什麽價格不能令市場均衡”和“價格水平如何隨時間調整”等問題時總是遇到困難。
弗里德曼認為,在可以應用古典理論和貨幣為中性的長期,通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將不再成立。數據中之所以出現這種交替關系,是因為在短期,通脹通常是預料之外的,而預料之外的通脹能夠降低失業。弗里德曼認為的特定機制,是工人的貨幣幻覺。對於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將預期置於舞臺的中心。
它為第二波的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預期革命”——提供了準備。在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論文中,羅伯特·盧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觀點。在他的“經濟計量評估:一個批評”中,盧卡斯(1976)認為,由於主流凱恩斯主義模型沒有認真考慮預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沒有用處;其結果是,對於構成這些模型的、估計的經驗關系,如果實施的是另一種政策,則這些關系很可能不再成立。
盧卡斯(1973)還提出了一種基於不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設的經濟周期理論。在該理論中,只有在令人們預料不到、並引起他們混淆相對價格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才起作用。巴羅(1977)提供的證據顯示,該模型同美國時間序列數據一致。薩金特和華萊士(1975)指出了其關鍵的政策含義:由於不可能系統地出乎理性的人們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穩定經濟的系統的貨幣政策註定會失敗。
第三波的新古典經濟學,是Kydland& Prescott (1982)和Long & Plosser (1983)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正如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的理論一樣,這些理論同樣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價格瞬時調整以實現市場出清——它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過,同新古典先驅們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解釋經濟波動時,忽略了貨幣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將重點轉向技術隨機沖擊的作用,以及這些沖擊引起的消費和閑暇的跨期替代。
作為三波新古典經濟學的結果,宏觀經濟學領域變得越來越嚴謹、越來越同微觀經濟學中的分析工具密不可分。真實經濟周期模型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的具體的(specific)、動態(dynamic)的例子。事實上,這也是他們的主要賣點之一。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研究的支持者回避了(backed away from)經濟周期由同貨幣因素向對立的真實因素驅動的假設,並開始強調他們的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的貢獻。
今天,許多來自於新古典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家,樂於向凱恩斯主義關於粘性價格的假設讓步,只要該假設嵌入的是在下述方面適度嚴謹的模型:模型中的經濟主體是理性的(rational)和前向的(forward-looking)。由於強調重點的上述變化,相應的術語也在不斷演進,現在這類研究通常貼士“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的標簽。
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湧現之時,它們的一個目標是:不論在科學方面還是在工程方面,削弱舊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在他們的論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之後”中,薩金特和盧卡斯(1979)寫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實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建議,在科學的意義上,比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甚至經濟學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為合理的基礎。”
盡管薩金特和盧卡斯認為凱恩斯主義工程學以有缺陷的科學為基礎,他們亦知道新古典學派迄今仍沒有一個能夠提交給華盛頓的模型:“我們考慮將最好的現有均衡模型,作為更好的、未來的模型的原型;我們希望它將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夠取得實際用途。”他們還冒險說,“如果我們幸運”,這種模型將在“10年之內”可以得到。
正如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從事新古典運動的經濟學家,並沒有為他們的意圖感到羞愧,亦沒有為他們的成績感到謙卑(were not shy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modest about their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題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滅亡”一文中,盧卡斯甚至提出了一個更為坦率的看法:“人們不可能找到少於40個好的經濟學家,將他們或他們的成果標榜為‘凱恩斯主義’。
確實,如果稱之為‘凱恩斯主義’,人們甚至會感到惱火。在學術研討會上,人們不再認真對待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聽眾開始彼此吹口哨或竊笑。”不過,就在盧卡斯興高采烈地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寫悼詞的時候,該專業已開始迎接“新凱恩斯主義”一代。
三、新凱恩斯主義 在經濟周期方面被凱恩斯主義方法所吸引是經濟學家,很久以來就在微觀基礎問題上受到刁難。確實,克萊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觀經濟學”一詞的文章之一),開篇提及:“許多新近對於經濟體系構建的數學模型,尤其是經濟周期理論,同個體家庭或企業的行為(必須以經濟行為的全部理論為基礎)有密切的聯系”。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現代經濟學家都是古典經濟學家。他們向學生講授最優化、均衡和市場效率。如何調和對於經濟的兩種觀點,即一個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供求曲線、一個是凱恩斯對遭受有效總需求不足的經濟的分析,自宏觀經濟學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以來,就是一個深邃的、但不斷受到困擾的問題。
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譬如薩繆爾森、莫迪利亞尼和托賓,認為他們在有時稱為“新古典-凱恩斯主義者綜合”的觀點中,得到了調和。這些經濟學家相信,斯密和馬歇爾的古典理論,在長期是正確的,但看不見的手在短期則會象凱恩斯描述的那樣陷入癱瘓。
時間長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些價格(最顯著的是勞動力價格)隨著時間緩慢地調整。早期凱恩斯主義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經濟逐漸向其演進的均衡狀態,但凱恩斯模型則為可以將價格合理地視為既定的時間段的任何時刻的經濟,提供了更好的描述。
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neoclassical-Keynesiansynthesis)是合乎邏輯的,但同時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對於這些缺陷,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反應是拒絕綜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有許多東西應該保留。
他們的目標是利用微觀經濟學的工具,為早期凱恩斯主義者實現的令人不安的妥協,提供更多的縝密性。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經濟學把它視為過時的體系,並得出了必須拆除的結論,而新凱恩斯主義則欣賞其古老的工藝,並把它作為重建的機會而熱烈擁抱。
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一波研究,是對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來理解當市場不能出清時的資源配置的結果。工資和價格被視為給定的,分析重點放在:一個市場不能出清,如何影響相關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根據這些理論,一個經濟能夠確定它自身處於幾種體系(regime)下的哪一個,而這取決於哪一些市場正在經歷過度供給、哪一些市場正在經歷過度需求。
最為有趣的體系(在能最好地對應於我們在經濟衰退期間所能觀察到的現象的意義上)是所謂的“凱恩斯主義”體系;在該體系中,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均表現出過度供給。在凱恩斯主義體系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是勞動需求太低,以至於不能保證現行工資下的充分就業;勞動需求之所以低,是因為企業不能在現行價格下賣出它們所希望的銷售量;對企業產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則是因為許多消費者處於失業狀態。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源於需求不足的惡性循環,而刺激需求可以產生乘數效應。
新凱恩斯主義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問題:在不存在市場出清假設的情況下,如何將理性預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項研究同下述問題有關:通過表明系統的貨幣政策如何能夠在理性預期的情況下穩定經濟,來回應薩金特和華萊士關於貨幣政策無效性的結論(Fischer, 1977)。
從某種程度上講,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發:如何尋找到經驗上現實可行的通貨膨脹動態模型(Taylor, 1980)。這項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種形式的勞動合同,盡管從經驗基礎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難同微觀經濟理論相一致。
由於凱恩斯主義傳統,過於依賴“工資和價格不能實現市場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凱恩斯主義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釋為何會這樣。它們采用了各種各樣的假設。比如:企業在選擇改變價格時面臨“菜單成本”;企業向工人支付高於市場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資”,以提高工人的生產率;以及工資和價格的制定偏離完全理性等。
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與耶倫(1985)指出,在企業具有市場影響力(market power)的情況下,針對價格調整所進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計算和社會成本收益計算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粘性價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理性(或近似理性)的、而社會方面則是高成本的。
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勵和社會激勵之間的這一差異,部分源於總需求的外部性:當一個企業減價時,它提高了真實貨幣余額、從而提高了對所有企業的產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實剛性和名義剛性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對價格變動的任何動機,都將加劇名義價格的惰性。
回顧起來,上述各種新凱恩斯主義研究,都比它們當時看起來的那樣,更具相關性和互補性,即使對從事上述研究的人們來說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視作思路一條是有吸引力的——這類研究通過假定預先設定的價格,為自己播下了自我消亡的種子。事實上,目前的閱讀清單已很難看到這類研究。然而,當價格不會即時變動以平衡供給與需求時,人們可以看到同“經濟如何運轉”相關的思想的進展。
例如,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的關系,它們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註意到。具體而言,人們可以把第三波視為第一波所凸顯的凱恩斯主義體系的核心內容的構建。當企業擁有市場影響力時,它們索要一個超出邊際成本的價格,從而它們總是希望在現行價格下賣得更多。
在某種意義上,如果所有的企業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影響力,那麽產品市場通常會處於過度供給狀態。產品市場的這一理論,通常同具有高於均衡工資的勞動市場理論相聯系,比如效率工資模型。在這種情況下,廣義的超額供給的“凱恩斯主義”體系,並不僅僅是經濟的一種可能結果,而是一種典型的結果。
在個人看來,上述三波凱恩斯主義研究,意味著對於短期宏觀經濟現象,關於看不見的手的失效的一種內在一致的微觀經濟理論。我們理解了存在價格剛性時市場如何相互作用、預期能夠扮演的角色、以及價格制定者在選擇是否改變價格時所面臨的激勵。
作為一門科學,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研究並不是革命性的,但這並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種“反革命”:它們的目的是面對新古典的攻擊,試圖扞衛新古典-凱恩斯綜合的精髓。
這些研究作為“工程”是否同樣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夠幫助政策制定者設計出對付經濟周期的更好政策嗎?基本判斷是,肯定性必定很少。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新凱恩斯主義者從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傳統下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更願意成為宏觀經濟的“工程師”。在新古典學派的領軍人物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離開學術界、並在公共政策部門擔任重要職位。
相反,新凱恩斯主義運動,正如早期的凱恩斯主義一代一樣,到處都是犧牲幾年象牙塔時光、而到首都政府決策機構呆幾年的學者,著名的包括Stanley Fischer,Larry Summers,Joseph Stiglitz,Janet Yellen,JohnTaylor,Richard Clarida,Ben Bernanke。
在上述經濟學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頓時代就職於華盛頓,後四位是在布什時代。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分界線,從根本上講並不是政治上的左與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純科學家和經濟工程師之間的分別。
四、“新綜合”還是“休戰” 有一句古老格言,稱科學進步是一個葬禮接一個葬禮。今天,受益於預期壽命的增加,更準確的說法(如果不是太生硬)應該是:科學進步,是一個退休接一個退休。在宏觀經濟學領域,隨著老一代主要學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們已經被年輕一代的宏觀經濟學家代替,而這年輕一代宏觀經濟學家采用的是更有禮貌的文化。
與此同時,對於理解經濟波動的最優方式,新的共識已經開始出現。Marvin Goodfriend and Robert King(1997)將這種共識戲稱為“新新古典綜合”(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貨幣政策研究中,這種綜合模型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Clarida,Gali,and Gertler, 1999以及McCallum and Nelson,1999)。對這種新綜合的更為擴展的處理,是Michael Woodford(2003)這部不朽著作。
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新綜合試圖將它之前的競爭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從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的方法。偏好、約束和最優化是分析的起點,且分析以這些微觀經濟基礎展開。從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它取用了名義剛性,並利用名義剛性來解釋,為什麽貨幣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實效應。
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間歇性調整價格的壟斷競爭企業,從而導致了有時稱為“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的價格動態。新綜合的核心是,將經濟視為一個因價格粘性(以及或許各類其它市場不完美)而偏離帕累托最優的動態一般均衡體系。
人們將這種共識的出現,描述為巨大的進步。在某些方面,它確實是;不過,同樣也存在不怎麽樂觀的方面。也許,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一種綜合,不如說是智力戰鬥的一種休戰,以及雙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論是新古典還是新凱恩斯,都可以關註這一新綜合,並宣稱某種程度的勝利,而同時忽略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敗。
這一新綜合的核心(具有名義剛性的動態一般均衡體系),恰好是人們可以在早期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試圖將凱恩斯的思想放進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希克斯與阿羅因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貢獻,共同分享了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萊因、莫迪利亞尼和其它建模者,過去曾經試圖將一般均衡體系用於數據、以設計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綜合撿起的研究對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學術界所丟棄的東西。
作為事後諸葛亮,顯而易見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承諾的東西遠遠比他們能提供的多。他們聲稱他們的目標,是拋棄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代之以市場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夠令人信服地用於數據、進而用於政策分析。若以此為標準,他們顯然是失敗的。
相反,他們有助於發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於提出另一代假定價格粘性的模型;這種模型,在許多方面與新古典所抨擊的模型相似。
在這里,新凱恩斯主義可以聲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昭雪。新綜合拋棄了被索洛稱為“愚蠢的約束”、以及新凱恩斯主義通過對粘性價格的研究而旨在抨擊的“市場出清假設”。不過,新凱恩斯主義也應該收到批評,因為他在新古典的誘惑下,追求一種結果是過於抽象、現實性不足的研究。對於新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克魯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評價:“現在人們能夠解釋價格粘性如何‘會’發生。
不過,對於它何時發生和何時不發生的有用預測,或建立起從菜單成本到真實菲利普斯曲線的模型,看起來仍然沒有很快出現”。
五、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的觀點 如果上帝把宏觀經濟學家帶到地球上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那麽聖彼得最終將通過我們對經濟“工程學”的貢獻來判斷我們。於是,讓我們問問:經濟周期理論在過去幾十年的進展,改進了經濟政策的制定了嗎?或者,按照更溫和的目標,宏觀經濟科學的進步,改變了那些涉足政策過程的專業經濟學家如何分析和討論經濟政策了嗎?
尋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證據的一個地方,是勞倫斯·梅耶(Laurence Meyer)優美的回憶錄《在美聯儲的一個任期》(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離開了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職位,作為一名優秀的經濟顧問、以6年時間,成為美聯儲的主管(governor)。他寫的書,對於最接近貨幣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如何看待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使用什麽樣的方法分析經濟,提供了一個窗口。
此書給讀者留下了如下一個清晰印象:經濟周期理論的最近進展,包括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對於實際政策制定的影響接近於零。梅耶對經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分析是睿智的和細微縝密的,但沒有顯示出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任何痕跡。
對於那些受過盛行於1970年左右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教育、並完全忽略此後的學術文獻的人來說,他的分析幾乎是完全熟悉的。梅耶的世界觀如果是他的特有癖好,也許很容易作為老掉牙的東西而拋棄,但它不是。它是在世界上的中央銀行中占據頂尖職位的經濟學家的典型做法。
學術界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他們堅信中央銀行受到“規則還是相機抉擇”文獻的強有力的影響,尤其是始於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的時間不一致研究。人們通常將兩大制度變化與這些學術貢獻相聯系:一些國家(比如新西蘭等)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不斷增加,以及全球許多國家采用通脹目標制並作為一項政策制度。
這些制度變化,反過來同貨幣政策的改進相聯系。根據這種思路,我們應該為許多國家在過去20多年經歷的低而穩定的通脹,而感謝基德蘭德和普洛斯科特。
這種沾沾自喜的看法,會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觀察到的制度變化,充其量只能同理論文獻提出的問題做松散的聯系。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與一個規則約束的中央銀行,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美聯儲很久以前就擁有較高程度的獨立性,但甚至對它自己也沒有承諾某種政策規則。即使通脹目標,亦是更接近對意向的聲明、以及聯系公眾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對某一政策規則的承諾。本·伯南克(2003)曾稱之為“受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 discretion)。
第二個問題、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制度變化,並不一定同我們目睹的貨幣政策的改進相聯系。Laurence Ball和Niamh Sheridan(2005)考察了大樣本的許多國家,表明通脹目標制的采用,無助於解釋近來的低而穩定的通脹。不僅在這些采用通脹目標制的國家,還是在那些沒有采用通脹目標制的國家,貨幣政策都得到了改進。
全球範圍的通脹結果的這種改善,或許是因為:世界經濟不再不得不去1970年代所經歷的那種供給沖擊;或者由於中央銀行從1970年代的經歷中,學會了應該竭盡全力避免高通脹。不過,該證據表明,通脹目標制並不是好的貨幣政策的先決條件。
在這一點上,格林斯潘下的美聯儲就是一個例子。按照Alan Blinder and Ricardo Reis(2005),阿蘭·格林斯潘無疑是“最偉大的活著的中央銀行家”。確實,在絕大多數報道中,在他的領導下,貨幣政策運行得相當好。不過,在他掌管美聯儲的時間內,格林斯潘避免宣稱任何政策規則,而是重視借助於聲明的靈活性。如下表明了格林斯潘(2003)如何為他的選擇辯解:“某些批評家曾經認為,這樣一種政策太隨意(貌似斟酌)、太難以解釋。某些人下結論說,聯儲局應該通過對正式政策規則處方的單獨反應,盡量令操作更為正式。然而,任何沿著此方向的方法將導致經濟表現的改善的說法,是非常令人質疑的……規則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是簡單的,但當經濟環境中存在顯著的、不斷變化的不確定性時,它們不能代替風險管理範式,而後者顯然更適於政策的制定。”
不過,盡管格林斯潘討厭政策規則,通貨膨脹在他就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卻是低而穩定的。與基德蘭德和普洛斯科特想法,格林斯潘證明,中央銀行在顯著地舞弄酌情權的同時,中央銀行能夠產生合意的結果。
六、財政政策的觀點 尋求宏觀經濟理論實際影響的另一個地方,是財政政策分析。美國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
可以肯定的是,布什減稅政策的設計,有多方面的動機。例如,兒童信貸的擴張,基於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的考慮,同基於經濟的考慮同樣多。不過,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投入很多,因此考察一下他們使用的工具將很有啟發。
布什減稅計劃的經濟分析,一只眼放在長期增長、一只眼放在短期經濟周期。其長期視角應該是財政專業的學生熟悉的。最顯著的是,布什於2003年對公司資本所得廢除了雙重征稅。國會最終通過的法案並沒有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但對於紅利稅率的大幅削減沿著稅收中性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減少了相對於紅利的留存收益的偏差、相對於股權的債務的偏差、以及相對於公司資本的非公司資本偏差等。
同時,它還沿著對消費而非收入征稅的方向,將稅法推進了一大步。後一個目標同財政領域的現有文獻相一致(例如,Diamond and Mirrlees 1971,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Feldstein1978, Chamley 1986等),作為經濟理論沒有什麽是特別新的。30年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寫到,此後,一直存在“更偏愛消費稅而非所得稅的傳統推定”。
不過,同該文更為相關的則是對稅收政策的短期分析。隨著喬治·布什總統於2001年就職,經濟在1990年代末股市泡沫破滅後,一頭紮進衰退之中。減稅的一個目標是刺激經濟複蘇和就業。當布什總統簽署2003年“就業與增長減稅協調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時,他將該政策解釋如下:“當人們的錢更多時,他們就能夠將它花費在商品和服務上。
在我們的社會中,當他們需求額外的商品或服務時,必將有人去生產這些商品或服務。當有人生產這些商品或服務時,這意味著一些人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其中的邏輯,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
經濟顧問委員會(CEA)被要求對“減稅如何影響就業”進行量化分析。我們運用了一個主流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回答這一問題。當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時,我們使用的具體模型是宏觀經濟顧問勞倫斯·梅耶在就任聯儲局主管之前成立並經營的咨詢公司所維護的模型。事實上,美國不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該模型幾乎已經使用了20年。
不過,由於宏觀經濟顧問模型同其它大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比如聯儲局維護的FRB/US模型)類似,因而選擇這一特定模型並不是至關緊要的。從人類智力發展的歷史角度看,這些模型都是克萊因、莫迪利亞尼和Eckstein等早期模型化努力的直接後裔。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對這些模型的構建只曾產生過非常小的影響。令人難過的事實是:過去30年來的宏觀經濟研究,對於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的實際分析,僅僅產生了微不足道的影響。
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並不是政策領域的經濟學家忽略了近來的理論發展,而是相反:美國聯儲局的成員包括一些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博士;而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都從國家最頂尖的研究性大學挖掘人才。現代宏觀經濟研究沒有在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得到廣泛采用的事實,是它幾乎沒有用於這種目的的、初步認定的證據。作為科學,相關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對於宏觀經濟“工程”則沒有明顯的貢獻。
七、宏觀經濟學家幾乎沒有工程師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31)的一個著名看法是:“如果經濟學家能夠設法將他們自己的思想,視為類似於牙科醫生的謙虛和勝任,那將是很了不起的”。他表達的希望是,經濟學這門科學,應該演變為一種有用的、日例程的工程學。在這一未來的烏托邦中,避免衰退將同“填洞”一樣直截了當。
過去幾十年宏觀經濟學學術的主要進展,同牙科幾乎沒有什麽相似性。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研究,對於那些從事繁雜的實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現實宏觀經濟學家,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同樣,對於那些未來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投票的年輕人,當他們進入大學課堂時,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研究對他們的老師講授的內容也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從宏觀經濟工程學的角度看,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是一個錯誤的轉變。
然而,從宏觀經濟科學的更為抽象的角度看,這些研究可被視為更為積極的。在表明大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基於這些模型的政策處方的局限性等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家是成功的。他們令人們察覺到了預期的重要性和政策規則的重要性。
對於解釋工資和價格為何不能出清市場,以及更一般地,理解短期經濟波動需要何種類型的市場不完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提供了更好的模型。這兩種看法之間的緊張關系,盡管並不總是彬彬有禮的,但或許是富有生產性的,這時因為,競爭對智力進展同它對市場的結果一樣具有重要性。
它們所導致的創見,正在融入新綜合中;這種新綜合目前正在發展中,並將逐漸成為下一代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當我們展望未來,宏觀經濟學家所渴望的謙虛和稱職仍然是一種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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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41020香港簡史(五) 命似懸絲身如寄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20/%E8%AE%80%E6%9B%B8%E6%9C%AD%E8%A8%98141020%E9%A6%99%E6%B8%AF%E7%B0%A1%E5%8F%B2%E4%BA%94-%E5%91%BD%E4%BC%BC%E6%87%B8%E7%B5%B2%E8%BA%AB%E5%A6%82%E5%AF%84/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讀書劄記141020
香港簡史(五) 命似懸絲身如寄:停屍間的疑惑,紫石英號危機 和 臘鴨奇案
掌門執筆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2007) J. M. Carroll
二戰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 無論是香港身處的世界和東亞政治大格局, 抑或是殖民地內部的社會和經濟構造, 戰前戰後均大不相同. 大戰後是冷戰, 香港成為西方陣營的東方戰略據點, 也成為共產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 經濟上則由轉口貿易港, 轉型為工業和金融中心. 社會內部也從洋人壟斷一切政經權力, 轉變為華人主導經濟, 洋人主導行政的局面.
故此, 本書也可以從二戰後部分開始閱讀.
〈命似懸絲身如寄〉停屍間的疑惑
(23)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夏Harcourt少將銜命率艦隊從澳洲日夜兼程, 兩日後搶先一步進駐香港, 接受日軍投降.***
此際間不容髮!事緣蔣介石素有收復香港之誌, 兩年前開羅會議,更私下得到 羅斯福總統首肯助其一臂. 中英為同盟國, 任一方先據要津, 另一方不好動武. 此時國民黨六萬大軍已在廣州,力量上完全壓倒英國. 因此,弱勢的英方更要搶佔機先, 導入外交談判,以避免軍事摩擦.
在英方則幸好羅斯福四個月前去逝, 繼任的 杜魯門總統和主宰東方軍機的 麥克阿瑟將軍都無意背棄英國. 邱吉爾首相審時度勢,口出大言:“誰想爭奪香港, 請到我的停屍間索取.” 真不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他成功保著了香港, 當然,不是由於他舉世知名的狡猾, 而是中國內戰經已迫在眉睫.***
(24) “多難興邦”. (A字人面書批言不虛.) 內戰驅使最大量資金和技術,尤其是上海方面的紡織業,從外部傾註; 內部經過日佔洗禮, 社會融和,種族歧視減弱, 香港重建意誌昂揚,經濟強勁復甦.*** 1946人口迅速回升至1M, 貿易恢復戰前六成,國泰航空公司成立; 次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 此後數十年,邁開大步,蒸蒸日上.
香港也沒怎樣秋後算賬, 兩華會的頭領大多依然健在,周羅二公從公職引退, 羅文錦和周埈年取而代之. 129名在港被控戰爭罪行的日本軍人,當中只有21人被判死刑. 沒幾年,日本人重臨經營生意, 新錢齊齊揾,舊恨何須記.
(25) 1946楊慕琦重任港督,拋出激進的政制改革方案「楊慕琦計劃」, 認為必須給予華人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強化其接受英國統治的意願. 該計劃要求行政立法兩局增加華人議員, 建立市議會和公務員本地化. 它打從拋出之日, 即已註定無疾而終.
未幾,葛量洪Grantham繼任. 楊慕琦相信香港有可能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城邦國家; 葛量洪則徹底否定這種想法, 香港要麼是英國殖民地, 要麼回歸中國, 沒有獨立的可能. 他認為一切政改皆屬徒勞.
1949新中國建立,1950韓戰爆發. 1952兩局非官守議員突然表態反對任何改革,四個月後,英國全盤撤銷香港的政改方案.*** 香港從此與民主無緣,直到九七前夕.
〈紫石英號危機〉
(2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和香港是既喜且憂. 喜的是內戰結束,無須擔驚戰火蔓延; 憂的是共產中國份屬敵營,不知會否兵臨城下. 兩戰掏空國力, 解放軍直搗“大英帝國”的停屍間又有何難? 國際博弈桌上,英國只餘一張美國牌, 收回香港的主動權從此一直穩操中方手上.
幸而表面上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中國領導人骨子裡卻沈穩老練,極度務實.***
1949年四月解放軍在長江口炮擊英國戰艦“紫石英號Amethyst”. 艦長陣亡,戰艦逃至香港,受到英雄式歡迎. 事態緊張,港府鎮壓本地共黨活動, 立法局特別立法賦予港督更大審查權力, 並規定所有十二歲以上居民必須領取身份証.***
英國向香港增派駐軍. 十月, 解放軍陳師邊境,其勢如箭在弦….. 這是開埠邇來最大的軍事危機, 然而,甚麼事情也沒發生.
新中國帶給香港的禮物是人口, 由1945至1950約有1M人湧進,平均每天近三百人. 無法想象一個城市五年內人口翻了一翻,達到2M; 1955再增至2.5M.
〈疾風勁草〉板蕩中的平衡
(27)1950韓戰爆發,香港的地位和功能極其微妙,並且此後成為長期結構. 中英美臺都需要香港,正所謂“各取所需”“各說各話”, 香港就這樣成為一根夾縫中茁長的牆頭草.
首要的是中國認識到香港不可或缺! 「兩個禁運」:美國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 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物資禁運, 造就了香港成為中國的“離岸基地”.
某些國內短缺的戰略物資,如天然氣,煤油和盤尼西林, 只好從香港走私進口. 而購買這些物資的外滙也只能從香港汲取, 無論是透過貿易抑或僑滙的方式. 香港更是中國壓倒性重要的海外情報蒐集中心,「新華社」處理的又豈止新聞而已. 一句老話,香港是被圍堵的中國唯一的一扇對外窗口.****
對英國來說,二戰後的香港已成鷄肋.*** 工業製品轉口中國門戶已閉, 對香港的輸出額度有限, 軍事價值亦因殖民地喪失殆盡而可有可無. 但是堂堂大英帝國仍需維持面子.
面子要付代價, 英國一方面要靠美國扶持才能在國際上勉強撐著空架子; 另一方面又不敢過份挑釁中國,以免香港難以保存. “左右做人難”是英國此時的寫照. 但反過來看, 外交老練狡猾的英國也可以逆用矛盾, “左右逢源”. 1950英國搶先其他西方國家承認新中國, 對 “中國加入聯合國”也大耍戲法…..
對美國來說,本來無足輕重的香港因韓戰(及其後的越戰和漫長的冷戰)而有了新的戰略位置. 美國要圍堵中國, 香港是蒐集情報, 發動宣傳和策劃秘密行動的最佳地點.*** 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編制,竟然是全球美國領事館中最龐大的一個!CIA在領事館內設立監聽站, 美國新聞處在港出版反共宣傳刋物, 香港是美軍的渡假勝地.
“毋忘在莒”的臺灣更視香港為反攻大陸的側翼基地. 況且那時香港的人口構成以難民為大宗, 他們既為避秦而來,先天上自然親近臺灣.*** 上至文化人,下及黑社會, 心存故國,所在多有.
(28)有趣的〈臘鴨案〉
美國既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則從香港出口美國的貨物自然不能有任何中國製品.當時美國執法甚嚴, 揭發了一批疑為“中國製造”的臘鴨,遂向港府施加壓力. 港方辯稱鴨子確實在港飼養, 然而美方卻又查明孵出該批鴨子的蛋是從中國進口的. 控辯雙方就共產主義鴨蛋孵出的資本主義鴨子應否列入禁運名單而舌劍唇槍…..
最後的定案是: 共產國家受精的孕婦在資本主義國家誕下的孩子可以成為自由公民. 惟今後孵蛋之時應有檢查人員在場為新生鴨子烙印, 以証明其“根正苗藍”…..
同類案件:由於在香港水域捕撈的蝦子極有可能是從中國方面滲透進來的共黨份子, 一概從嚴,不準進口美國.
讀書劄記141209香港簡史(六) 風雲長遣動心魂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2/09/%e8%ae%80%e6%9b%b8%e6%9c%ad%e8%a8%98141209%e9%a6%99%e6%b8%af%e7%b0%a1%e5%8f%b2%e5%85%ad-%e9%a2%a8%e9%9b%b2%e9%95%b7%e9%81%a3%e5%8b%95%e5%bf%83%e9%ad%82/
讀書劄記141209
香港簡史(六) 風雲長遣動心魂
魚尾執筆
近日,因政改問題而爆發的群眾運動(雨傘運動)攪得香港滿城風雨,朋友間常因立場不同引發爭拗,社會出現撕裂現象。
這次是近幾十年來香港最激烈的社會運動,然而比起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抗爭及社會運動,其激烈程度卻是小巫見大巫。
〈1956雙十暴動 〉又稱 九龍暴動
(29) 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新中國成立,大量逃避共產統治的中國人來到了香港,很多親國民黨難民聚居在山邊的木屋區。 木屋區衛生環境惡劣,還隨時發生火災。政府在1952年有意推行建屋計劃,然而遭到華人精英反對,因為他們會是負擔成本的階層。***
“大火”終於1953年尾在 “石硤尾”發生,超過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 事件使得政府決心推行公共房屋政策,華人精英階層恐怕社會動盪,再也不敢阻撓。
大量徙置房屋在九龍興建,因居民多屬親國民黨難民,所以在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的時候,社區內常掛滿青天白日旗。
1956年10月10日,徙置區事務處職員撕去了李鄭屋村徙置區的青天白日旗及徽牌,引發居民不滿及集結,警察出動鎮壓。
暴亂很快擴散至其他區分,隨後演變成襲擊左派工廠及工會,工聯會助護更遭到輪姦。
10月12日,港府出動英軍鎮壓及戒嚴。 10月14日事件平息。 事件做成59人死,443人入院,超過1,000人被補,部分人士被逮解出境,前往臺灣。
有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周恩來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鎮壓暴動,當時港督 葛量洪反駁,認為北京幹預香港內政,好一句熟悉的「幹預內政」!
〈1966天星小輪事件〉
(30) 1958-62年間,中國大饑荒引致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人口高達五百萬,對社會造成沈重的壓力。
1966年4月4日,因為天星小輪頭等(二樓)加價五仙, 年輕華人 蘇守忠絕食抗議。 第二天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他,引起其他青年騷動,向警察擲石。
4月6日及7日晚,群眾再度聚集,放火燒車,搶掠商店,並攻擊警察。 政府出動英軍鎮壓,發射了772枚催淚彈,62發木彈及62發實彈! 一人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補。
吊詭的是,事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指稱騷動並非由經濟,政治或社會現況引發,但卻不提出任何解釋!
深層次社會問題未得舒緩,為次年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暴動埋下了火藥。
〈1967 六七暴動〉
1966年5月,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當時國內的指導方針是: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
平靜的局勢到了1967年5月1日終結。
勞動節傳統上是工人慶祝和遊行的日子, 兼且4月份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還未解決,這天,是三場罷工的開始。
5月6日,罷工演變成暴力衝突,警察拘捕21名工人。
5月11日,事件終於演變成政治運動,在新蒲崗有人貼出大字報及揮動毛語錄,又唱革命歌。 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頭和玻璃瓶,警察則以木製子彈及催淚彈還撃。 12日,工聯會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
到5月中,暴動蔓延到整個九龍和香港島, 此時謠言四起,如即將停水停電及大罷工等,市面物價飛漲。各行各業,甚至一些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
到6月尾7月初,中港邊界沙頭角的華界村民用炸彈及自動武器襲擊警崗,做成五名警察殉職! 而在香港其他地區的暴亂,也有一名警察殉職。
7月中,香港及九龍實施宵禁。 因有警員殉職,警察及英軍用更激烈的手段掃蕩懷疑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收繳武器,炸彈和宣傳品。 而左派也改變戰術,開始以炸彈襲擊警署及其他政府建築物,最後擴至戲院,街市及公眾地方。
到了8月份,左派由策動暴動改為襲擊反對他們的人,甚至在一次英軍的掃蕩行動後,改為把炸彈放在兒童容易接觸的地方! 更伏擊批評左派的播音員 林彬,把他活活燒死!
到了九月,本地左派開始失去北京的支持,眼看大勢已去。 警察乘勢查封許多左派大本營。 同時間,英國繼續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中英關係也得到改善,中國依照新協議,每天二十四小時向香港供水(暴動期間供水量有所減少)。
左派的暴力鬥爭路線一直得不到廣大市民的支持,騷動到1968年初大致平息。騷動做成51人死亡,802人受傷,1,936左派活動分子被檢控,更涉及1,167個炸彈!
記否上文敍述雙十暴動時,中國政府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鎮壓暴動;今次暴動,中國政府也有說話,只是將「要求」改成「譴責」而已! 即「中國政府強烈譴責港英政府鎮壓暴動」!!
六七暴動對香港是關鍵的轉捩點,港英政府雖然顯示它不會容忍這種動亂,但也明白到官民之間的鴻溝非縮窄不可,從此在政策上更關心及照顧低下階層,包括往後推出的免費義務教育,制訂更多的社會福利和勞工法例。 (例如: 1970年實施的每週一天的強制休息日。)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2007) J.M.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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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六) 風雲長遣動心魂
魚尾執筆
近日,因政改問題而爆發的群眾運動(雨傘運動)攪得香港滿城風雨,朋友間常因立場不同引發爭拗,社會出現撕裂現象。
這次是近幾十年來香港最激烈的社會運動,然而比起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抗爭及社會運動,其激烈程度卻是小巫見大巫。
〈1956雙十暴動 〉又稱 九龍暴動
(29) 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新中國成立,大量逃避共產統治的中國人來到了香港,很多親國民黨難民聚居在山邊的木屋區。 木屋區衛生環境惡劣,還隨時發生火災。政府在1952年有意推行建屋計劃,然而遭到華人精英反對,因為他們會是負擔成本的階層。***
“大火”終於1953年尾在 “石硤尾”發生,超過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 事件使得政府決心推行公共房屋政策,華人精英階層恐怕社會動盪,再也不敢阻撓。
大量徙置房屋在九龍興建,因居民多屬親國民黨難民,所以在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的時候,社區內常掛滿青天白日旗。
1956年10月10日,徙置區事務處職員撕去了李鄭屋村徙置區的青天白日旗及徽牌,引發居民不滿及集結,警察出動鎮壓。
暴亂很快擴散至其他區分,隨後演變成襲擊左派工廠及工會,工聯會助護更遭到輪姦。
10月12日,港府出動英軍鎮壓及戒嚴。 10月14日事件平息。 事件做成59人死,443人入院,超過1,000人被補,部分人士被逮解出境,前往臺灣。
有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周恩來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鎮壓暴動,當時港督 葛量洪反駁,認為北京幹預香港內政,好一句熟悉的「幹預內政」!
〈1966天星小輪事件〉
(30) 1958-62年間,中國大饑荒引致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人口高達五百萬,對社會造成沈重的壓力。
1966年4月4日,因為天星小輪頭等(二樓)加價五仙, 年輕華人 蘇守忠絕食抗議。 第二天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他,引起其他青年騷動,向警察擲石。
4月6日及7日晚,群眾再度聚集,放火燒車,搶掠商店,並攻擊警察。 政府出動英軍鎮壓,發射了772枚催淚彈,62發木彈及62發實彈! 一人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補。
吊詭的是,事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指稱騷動並非由經濟,政治或社會現況引發,但卻不提出任何解釋!
深層次社會問題未得舒緩,為次年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暴動埋下了火藥。
〈1967 六七暴動〉
1966年5月,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當時國內的指導方針是: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
平靜的局勢到了1967年5月1日終結。
勞動節傳統上是工人慶祝和遊行的日子, 兼且4月份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還未解決,這天,是三場罷工的開始。
5月6日,罷工演變成暴力衝突,警察拘捕21名工人。
5月11日,事件終於演變成政治運動,在新蒲崗有人貼出大字報及揮動毛語錄,又唱革命歌。 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頭和玻璃瓶,警察則以木製子彈及催淚彈還撃。 12日,工聯會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
到5月中,暴動蔓延到整個九龍和香港島, 此時謠言四起,如即將停水停電及大罷工等,市面物價飛漲。各行各業,甚至一些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
到6月尾7月初,中港邊界沙頭角的華界村民用炸彈及自動武器襲擊警崗,做成五名警察殉職! 而在香港其他地區的暴亂,也有一名警察殉職。
7月中,香港及九龍實施宵禁。 因有警員殉職,警察及英軍用更激烈的手段掃蕩懷疑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收繳武器,炸彈和宣傳品。 而左派也改變戰術,開始以炸彈襲擊警署及其他政府建築物,最後擴至戲院,街市及公眾地方。
到了8月份,左派由策動暴動改為襲擊反對他們的人,甚至在一次英軍的掃蕩行動後,改為把炸彈放在兒童容易接觸的地方! 更伏擊批評左派的播音員 林彬,把他活活燒死!
到了九月,本地左派開始失去北京的支持,眼看大勢已去。 警察乘勢查封許多左派大本營。 同時間,英國繼續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中英關係也得到改善,中國依照新協議,每天二十四小時向香港供水(暴動期間供水量有所減少)。
左派的暴力鬥爭路線一直得不到廣大市民的支持,騷動到1968年初大致平息。騷動做成51人死亡,802人受傷,1,936左派活動分子被檢控,更涉及1,167個炸彈!
記否上文敍述雙十暴動時,中國政府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鎮壓暴動;今次暴動,中國政府也有說話,只是將「要求」改成「譴責」而已! 即「中國政府強烈譴責港英政府鎮壓暴動」!!
六七暴動對香港是關鍵的轉捩點,港英政府雖然顯示它不會容忍這種動亂,但也明白到官民之間的鴻溝非縮窄不可,從此在政策上更關心及照顧低下階層,包括往後推出的免費義務教育,制訂更多的社會福利和勞工法例。 (例如: 1970年實施的每週一天的強制休息日。)
《香港簡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2007) J.M. Carroll
美國科技股簡史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026
說史151112前新界簡史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11/12/%e8%aa%aa%e5%8f%b2151112%e5%89%8d%e6%96%b0%e7%95%8c%e7%b0%a1%e5%8f%b2/
說史151112
前新界簡史
蕭律師執筆
英國經兩次鴉片戰爭後,取得了整個港島和大約現今九龍界限街以南的一大片土地作為殖民地。
1898年6月,英國以「香港是一處非拓展不足以資保衛的地方」為理由,與清政府簽立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現今九龍界限街以北之間一片主要是鄉郊的土地(現今就以此界定南九龍與北九龍),租期九十九年。 (筆者想:以當年英方的強勢談判力,租期長於九十九年又有何難。果如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國勢尚未大盛之時,關於「回歸」問題,是否會被提出?)這片新租地面積相當於港島和南九龍加起來的十倍左右,當中包括230個離島,其中大嶼山面積比港島還要大許多。整個地區約有80,000居民。
其實在較早期間,已有香港殖民地官員和英國商人提出各種理據,慫恿英國政府奪取新界— 這地區可作為阻隔中國的緩衝區,又可提供土地興建房屋和供軍隊駐紥、訓練所需的設施。英國政府本來不接納這些呼聲。建議擴張的人心懷將中國變成另一印度的圖謀,但英政府在1860年代已決定不在中國擴張領土,認為「中國通」誇大了中國的經濟潛力(直到十九世紀末,英國總出口貨品中賣給中國的不到2%。),或者覺得這種經濟潛力不足以構成奪取這片地方的理由,因為生絲和茶葉等貨品不須奪取領土就可輕易獲得。(中國向外輸出的貨品,超過一半出口到英國。)再者,在中國進一步擴張會令其他歐洲列強群起仿效,使中國像非洲那樣被瓜分,這反而會損害自由貿易並導致戰爭,並招致正積極在中國通商和傳教的美國所反對。
到了1890年代末,英國開始憂慮香港的防衛。香港的安全威脅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正在挑戰英國在華霸權地位的列強—俄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甲午戰爭(1894-5)日本戰勝,觸發列強爭相瓜分中國。 1897年德國藉口傳教士在山東被殺而趁機佔領膠州灣,翌年迫使清廷租借該地九十九年。 1892年,俄國佔領旅順、大連,隨即強廹清廷租讓這兩個港口二十五年。英國恐防「執輸」,要求清廷租借山東半島北部的威海衛。後來法國提出租借廣州灣九十九年,距離香港只200英里,英國這才急忙向新界出手。
談判租借新界過程堪稱順利。雖然英國人希望中國永久割讓該地,但主要談判代表認為租借九十九年事實上與永久割讓無異。 清廷談判代表李鴻章曾打算要求英國繳付租金,但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愈來愈嚴厲指摘朝廷喪權辱國,要求租金等於坐實這種指控。 因此英國不花分文,又在不影響與中國和列強關係之下,輕易得到了新界。
英國人接管新界並不順利,在多處鄉郊遭遇抵抗。也許是由於廣東當局的鼓動,英方新架設的蓆棚很快被村民燒毀。 1898年10月,錦田鄉民發起募款,表明如果英國人試圖接收他們的土地業權,就會起而反抗。英軍砲轟這條在錦田現今仍叫「吉慶圍」的圍牆。勢力懸殊,抵抗很快被瓦解,村中耆老交出圍村大門的鐵門環表示歸順。1899年春,有人號召鄉民再度抵抗侵略者,幾千鄉民響應,但還是被英國人不費吹灰之力擊潰,英軍破壞圍村鐵門,收繳武器,反抗軍首領被捕。
在1899年4月14日至19日的「六日戰爭」中,鄉勇是烏合之眾,戰事中英軍無人陣亡,鄉民五百人戰死。 歷史學者兼前公務員 夏思Patrick Hase後來指出,這是一場掃蕩戰。官方低報傷亡人數,直至一世紀後才公開。當年港督 ト力Henry Blake其實從一開始就反對鎮壓。他淡化事件,不準懲罰反抗者,著令軍隊全數撤離。鄉民也很快明白,反抗是徒勞的。
抵抗的鄉勇由地方鄉紳所組織。 他們擔心英政府會沒收這片歷代定居的土地、開徵新稅、幹涉傳統習俗、破壞風水,更謠傳女人會被強姦。雖然《拓展香港界址事條》訂明「在展界內,不可迫令居民遷移」;若須收取土地供官用,則「應從公給價」。 鄉民不信,因為兩名立法局華人議員 何啓和韋玉與其他華商一同散播謠言,說英政府將沒收所有土地,藉此誘使鄉民賤價賣地。大亨何東協助蒐集情報。一家本地投資公司派代表到新界收購地皮,囤積居奇,期望英國統治新界後土地漲價,從中漁利。 ( 唉!這種類似手法在過去二、三十年仍經常被應用。有些人得機預早看到政府的發展藍圖,而且知道政府的收地補價,在鄉民未知情前,用橫手低價收購。)
1899年4月16日,英國人開始接管新界,已沒有抵抗。英國人採用間接方式統治新界:除徵稅外,盡量不加幹涉,主要靠鄉紳父老去管理。ト力將新界劃分為若幹區,各設由鄉村耆老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管理及維持治安。整個新界由一名身兼警察司、巡理府和行政首長職責的英國官員統管。1909年後,新界分為南約和北約兩大區,各設「理民府」。多年以後,理民府制度擴大,新界不同區域都各有理民官負責管理。
由於新界土地業權混亂,殖民地政府著手勘測丈量土地。在管治的第一年,政府用於治理新界所花費用相當於從這裡獲得收入的三十倍以上。從英國佔領開始,新界就獲豁免許多適用香港的法例,如某些有關屠房和街市、公共衛生、鴉片、牌照登記的法例。隨著時間過去,新界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愈形重要。許多在香港和中國內陸(特別是1949新中國成立後)逐漸湮沒的傳統中國習俗,仍在新界保留下來。例如在1990前,婦女不能繼承土地,這在中國大陸和臺灣早成陳跡。港督葛量洪形容新界「的中國色彩,幾乎比中國本身更加濃厚。」
有史學家認為《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是「英國外交的一大失誤」,因為它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最後令原意想保衛的殖民地受到傷害。雖然英國按此條約租得新界,但擴大管轄權的文件源於1898年的一份樞密院令,新界根據這道樞密院令正式成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份。 這道樞密院令訂明英國的管轄權行使至租期屆滿為止,共九十九年,至1997年6月30終止。
資料來源: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作者:高馬可 John M. Carroll
譯者:林立偉
代購十年:中國跨境電商的發展簡史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5/1115/152803.shtml
導讀 : 海外代購發展至今,已經存在了很久,各個環節也已經相對成熟,卻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只有想不到,沒有買不到”,在發達的網絡時代,這句話絕對不是口號,網絡代購方式喚來了蜂擁而至的"代購族"。近年來,網絡海外代購作為一種便捷實惠的購物方式以其獨特的運營方式滿足了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備受青睞。這種既能使國內消費者以較低的格購買到高品質的產品,又能給代購商帶來較為豐厚的回報的商業模式,讓不少人趨之若鶩。海外代購這種中國特色商業模式,橫掃歐美、日韓,讓人民幣挺進多國,讓免簽國家地區逐年增長,正用短短時間讓世界記住中國、記住中國人。
起源:2005年個人代購

代購產業的起步階段,甚至稱不上是“產業”。只存在於在外留學的中國學生或者是在外工作的國人,每年回家的時候幫親戚朋友帶點國內沒有的化妝品、手表、皮包等物品。人們總是更期望得到他們從國外帶回來或者寄回來的物品,因為這些物品有些國內沒有,有些國內有但是價格高昂。而跑腿的次數一多,委托人自然要給些“小費”感謝。久而久之,以收取商品價格10%的代購費,成了不少代購的共識。隨著海外代購受到國人熱捧,除了職業代購人外,因公經常出差的人、境外導遊和空姐成了“私人代購”行業中的主力軍。一些理性的聰明人開始看到這種行為中存在的商機,他們開始聯合自己在國外的親戚朋友,幫人們購買他們想要的物品。這種傳統的代購模式下,用戶選擇好商品,找到靠譜代購,然後給予一定比例或金額的代購費,接下來的事情都由代購去完成。在這個流程里代購的選擇非常關鍵,往往依靠同事或者朋友的口碑推薦。
發展:2007年淘寶全球購

再然後,電腦與網絡開始走進每個家庭。電子商務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國內食品安全等問題,讓人們習慣於網上購物,並且購物範圍從國內發展到了國外。海淘開始興起,出現了一批專註於海淘的網站和企業,這些海淘網站和企業充當了過去代購者的角色。2007年,淘寶創立淘寶全球購,匯聚了銷售海外優質商品的賣家,真正滿足了消費者“足不出戶 淘遍全球”的心願。新模式讓海外購物變得更方便。如果僅靠朋友代購,只有小範圍的人才能從海外代購。但是如今,網絡平臺為人們提供了更方便的渠道。隨著全球購的商品越來越豐富,使得網民們足不出戶及可便捷購買全球正品大牌,讓奢侈品變得愈加親民。有資料表明,自從淘寶網開通海外代購服務以來,該網店每月成交量均增長3倍。因此,全球購壯大了代購行業的市場,也使得剛剛新興的代購市場的體系日趨完備。
壯大:2008年三鹿奶粉案

2008年,在經過三鹿奶粉事件後,國內奶品的質量讓眾多消費者心灰意冷,更多的家庭選擇從海外代購奶粉,一度引起國內代購奶粉的熱潮。我們先回顧“三鹿”事件:2008年3月份,南京出現嬰兒腎結石病例,隨後,甘肅14名嬰兒同患腎結石,疑因食用某同一品牌奶粉。9月10日,全國數十嬰兒患腎結石,罪魁指向“三鹿”奶粉。甘肅上報59例、死亡1例;陜甘寧6例;南京10例;豫贛鄂等也有同樣病例。患兒家長反映嬰兒食用的是“三鹿”牌奶粉。經查明,中國有22家乳品企業69批次產品中檢出三聚氰胺,其中包括伊利、蒙牛,光明等龍頭企業。事情發生後,老百姓談奶變色,使得中國乳制品龍頭行業的信用度下跌,便有了進口奶制品的空前火爆。淘寶,易趣,進口奶粉代購赫然列於網頁最熱門搜索欄目之列。而後,中國的年輕媽媽們,從越來越多的“奶粉事件”中吸取教訓,她們開始把目光投向純正的國外原產地奶粉。隨後,如小山一般的奶粉包裹堆滿了中國東部各大口岸城市的碼頭,從天津到青島,從上海到寧波,從廈門到廣州,一大批從國外郵寄來的奶粉,在滿足千萬家庭的嬰幼兒口糧的同時,也沖擊著中國的奶制品進口貿易以及國內幾乎奄奄一息的民族奶粉產業。
強盛:2014年“海代”走出灰色地帶
2014年8月1日,海關總署“56號文”生效,“56號文”實施後,個人物品將按行郵稅進行征稅,未經備案的私人海外代購將被定為非法根據政策要求,跨境電商整個過程的數據需要納入“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臺”,與海關聯網對接。此外,進出境貨物、物品信息也要提前向海關備案。“其實,大的企業平臺已經早有準備,阿里巴巴在海外進行了多起並購,其中不少和電子商務相關,京東也是如此。它們計劃走出去,跟國外合作,將經營規範化。”(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8-07/6467076.shtml)“56號文”對於國際規模性的正規跨境物流電商是一件好事,更好的規範了行業中的企業。據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海外代購市場的交易規模超過700億元,2014年市場規模超過1500億元。

同時,海外代購已不局限於簡單的生活用品:由單一名牌箱包到一時成名的海外奶粉到生活用品再到奢侈品,消費者所用商品都可通過海外代購實現。 多樣的品種、低廉的價格、較高的質量是海外代購興起的主要原因。在國內,由於進口時較高的關稅和部分代理商的壟斷,化妝品、電子產品、奢侈品等產品的價格普遍偏高。按照相關規定,位列海外代購首位的化妝品要收50%進口稅,而數碼產品、手表類征收30%的進口稅,金銀首飾及文化用品等商品征收稅率最低為10%。除了進口關稅,目前我國進口產品進入流通環節還要收取17%增值稅。所以隨著互聯網電商平臺的發展和普及,一部分中國人選擇借助代購渠道購買這些商品,足不出戶依然可以買到遠遠低於境內市場價格的商品。

尤其是產品樣式的多樣性也為海外代購的壯大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相對於國內產品,國外產品更具有針對性、更符合國內消費者的喜好要求,加之電子商務的成熟,使得消費者通過網絡購物的方式能夠更加便捷的獲得自己喜歡的商品。與此同時,龐大的留學生數量亦為代購業提供了大量的供貨渠道。 目前,網絡海外代購主要有C2C(Consumer to Consumer)、B2C(Business to Consumer)兩種服務模式,C2C模式指的是個人在大型購物網站的平臺上搭建的私人代購店鋪,如淘寶網上的海外代購店鋪;而B2C模式指的是商家直接搭建的專業代購網站,如美國代購網、易趣網。其中,C2C模式又可以劃分為兩種不同的服務方式,一種為賣家依據消費者對品牌,型號,尺寸等產品相關信息的要求,在海外購買並以郵寄或者隨身攜帶的方式入境。另一種為賣家提前將國外的熱銷產品購買至國國內,並在網絡店鋪中展示產品並出售。
海外代購與海淘雖然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往往也伴隨著諸多問題:

第一,海外代購的產品可能存在假貨或殘次品,消費者往往無法判斷;
第二,海外代購的所需花費的時間往往需要2-3周或更長,不能及時送達消費者手中,削弱了用戶體驗;
第三,海淘雖然能在價格上使消費者得到一些實惠,但是實際操作上卻非常麻煩, 首先消費者必須能看懂外文網頁,然後進行註冊、選擇轉運公司、報關、繳納關稅等一系列操作,除此之外,消費者還要承擔商品損壞、商品遺失等各種風險。
第四,海淘的支付方式往往需要具有國際支付功能的雙幣信用卡或者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第三方支付工具 如paypal,支付方式的局限性也給消費者海淘增加了困難。
第五,目前,尚無針對個人海外代購的專門法規,僅靠從事海外代購的個人自律,導致消費者在購買代購產品時維權困難。“海外代購更多的是體現委托代理的關系,一旦出現問題,雙方應按照‘有約從約,無約就依法’的方式處理。所依照的法律應是《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而不應完全依照適用於一般企業和經營者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http://epaper.comnews.cn/news-1118200.html)。
在這種大環境下, 國內外電商瞄準中國百姓對海外產品的巨大需求, 紛紛斥巨資投入跨境零售業務,諸如海外的亞馬遜、 樂天以及國內的天貓國際、 洋碼頭等,都開始加入這一市場的爭奪。這些平臺不僅提供進口業務,也提供出口業務。以天貓為例,天貓在跨境這方面通過和自貿區的合作,在各地保稅物流中心建立了各自的跨境物流倉。它在寧波 、上海 、重慶 、杭州 、鄭州 、廣州6個城市試點跨境電商貿易保稅區 、產業園簽約跨境合作 ,全面鋪設跨境網點。據中國跨境電商網監測顯示,2014年“雙 11”,天貓國際一半以上的國際商品就是以保稅模式進入國內消費者手中 ,是跨境的一次重要嘗試。
具體而言,就是貨品從海外進入,免稅存放保稅倉,消費者下單後,產品直接從保稅倉發出,商家不用一單一單購買後向消費者終端發貨,而是可以批量運輸,從而節約人力、物流等成本。最重要的是,以保稅模式進入倉庫的貨物, 可以以個人物品清關,無需再繳納增值稅。
然而,隨著海外代購的發展,其弊端也日益凸顯,尤其是在發生了空姐代購案後,代購的一些法律問題也引人深思。

2012年9月5日,前空姐李曉航因從事代購業務、帶化妝品入關長期不申報,涉嫌走私普通物品罪,一審以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李某有期徒刑11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李曉航擁有自己的淘寶代購店,在過去幾年里,她通過在韓國免稅店購買化妝品,以客帶貨方式從無申報通道攜帶進境,共計偷逃海關進口環節稅人民幣113萬余元。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客觀方面一般將其表述為違反海關法規,逃避海關監管,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偷逃應繳關稅稅額較大,或者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兩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的行為。”結合此案,被告“長期攜帶貨物人境”說明符合刑法規定的“多次走私”行為特征,“攜帶”具體來說是現在代購商主要采用的個人攜帶行李物品入境的帶貨方式,其未“申報”關稅、買人後又在境內“銷售”說明了其攜帶商品的“貨物”性質,因此采用物品入境方式而未申報屬於典型的偷逃稅行為。另外,其走私的貨物是化妝品,根據我國《進境物品歸類表>和《進境物品完稅價格表》,化妝品的稅率為50%,屬於稅率最高的物品之一,這也是李某走私數額達到特別巨大的一個原因。
由此可見,隨著海外代購業的迅速發展,所涉及的法律灰色地帶也開始顯現。“法不責眾”是十分愚蠢的想法。既然有了相關政策,作為個體就不要去賭執行力度。”在2010年,針對海外直郵包裹增多,關稅流失嚴重,海關發布《2010年第43號公告》規定,取消過去對個人郵遞物品500元人民幣的免稅,調至50元。此規定,使基本所有的代購品都需要納稅,直接增加了代購的成本,縮小了代購的利益空間。
同時,2014年4月海關出臺新政規定,所有境外快遞企業須使用EMS清關派送包裹,不得按照進境郵遞物品辦理手續,這就意味著代購人通過第三方海外轉運公司進行托運的包裹,很多須按照貿易貨物通關,需要被檢查補繳稅,直接導致快遞公司上升價格,漲幅甚至達50%,代購商品的價格優勢大受影響。此外,新政還對進境物品完稅價格進行了調整,化妝品完稅價格上漲,電子產品下調。而完稅價格越高,需要交納的稅費就越高。由此可見,政府對海外代購的監管力度在日益加強。今後,代購產品避稅的難度將大大提高,其價格優勢將逐漸消減。在日趨規範化的大環境下,代購產業將轉型以求進一步的發展。
海外代購發展至今,已經存在了很久,各個環節也已經相對成熟,卻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例如售後服務很難保證,用戶沒有直接和海外電商平臺交易,售後服務也需要依賴中問人,無形中造成了退換貨的難度。還有關稅和物流的不確定性,也都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代購未來的發展依舊崎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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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毅智,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說史151210九龍城寨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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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史151210
九龍城寨簡史
蕭律師執筆
九龍城寨公園,位於九龍城區的一個公園,現在是假期消磨竟日的好去處。公園以明末清初江南園林形式設計,在1997年回歸前完成。但原址前身卻是一個烏煙瘴氧、三教九流混雜、可以說是沒有法律的「三不管」地方,與環繞著它周圍的「法治之區」形成強烈對比。
「九龍城寨」在香港史上確是一個獨特的地方。
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42)中戰敗,與戰勝的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整個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清又敗於英法聯軍,再與英國訂立了《北京條約》,將現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永久割讓。
1898年,英國以「香港一處非拓展不足以資保衛」為由,與清政府簽立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現今九龍界限街以北之間一片主要是鄉郊地帶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九龍城寨即位處這片稱為「新九龍」的土地之內。
九龍城寨的歷史可追溯至 宋代(960-1279)。宋為了管理鹽貿易,於1668在此地建築了一個前哨軍事基地,駐紥了約三十名警衛。其後一百年都無特殊事件發生。約在1810年,此細小的軍事據點被擴展為一個海岸堡壘。
為此《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容許中國保留九龍城寨的管轄權,並可派遣官吏進駐,「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當時城寨內約有700人居住。
1899年英國接管新界的時候,由於城寨清軍兵弁協助鄉民組織抵抗,英國人就片面宣佈九龍城寨不再歸中國管轄。 但實際上在其後幾十年,英政府都沒有為此做過任何事。 基督教士後來在以前衙門位置興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學校和一間救濟院。1933年,香港英政府公佈拆卸城寮內破毀的建築物,補償並遷徙了436戶擅自佔地人士。
在二戰日軍佔領香港時,日本人拆卸了城寨的城牆,將石頭用作擴建附近的啓德機場。
日本戰敗投降後,大批難民湧進城寨。至1947年,約有2000戶擅自佔地人士。當翌年香港政府驅逐此等擅自佔用者失敗時,採取「放輭手腳」政策,這個古老城寨遂成為「三不管地帶」。香港常用的市政規例從來無法在這裡執行。
其實英國人數度以整治衛生為由,試圖拆除九龍城寨及遷走居民,本地居民就向中國政府求助。歷屆中國政府都提醒英國人,九龍城寨在法理上仍歸中國管轄。1948年殖民地政府試圖清拆城寨,並在原址興建公園。抗議此舉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就火燒英國駐廣州領事館。
1950年城寨發生大火,燒毀了2500間寮屋,約17,000人受影響。這場火災雖喚起防火的意識,但由於中、英政府缺乏政治上聯繫,故沒有任何實質的事做到。這個毀於火的廢墟立即由新進霸佔者建立新的居所。有人懷疑這場火是故意製造的。
在1950年代,三合會如14K和新義安在城寨內開設了無數妓院、賭檔和鴉片煙館。城寨成為犯罪者的避難所,香港警察如非成群結隊也不敢跑進去。
1959年,城寨內發生一宗謀殺案,審案結果,香港法庭裁決香港政府對九龍城寨有司法管轄權。
到了1960年,城寨已演變成一堆由陳舊破敗建築物混雜而成的龐然巨物。那些建築物互相緊緊地挨著靠著,幾乎連日光都無法穿透。城寨裏沒有正式的排汙系統;電力是靠一堆密密麻麻的電線非法偷接進來的,而那些電線常引起出火災。
作家 莫理斯這樣描寫道:「這個區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貧民窟。沒有任何四輪車輛可以開進去,因為裏面的街道不夠寬;城寨的建築物有些高達十至十二層,犬牙交錯地交織在一起,凝聚成仿彿是磚石構築的龐然巨物,由縱橫交疊的構件、樓梯、通道、水管和電線密合在一起,通風就只有靠臭氣熏天的通風井。……迷宮般的黑暗巷道從這龐然巨物的一頭穿入,再從另一頭穿出,日光照不進來,成圈狀的電線懸垂吊掛在低矮的天花版上,因潮漏而滴著水,景像十分駭人。」
城寨成為一個充滿矛盾和細微差別的地方。它既是臭名遠播的黃賭毒中心,也是超過三萬名居民的緊密社群,這些人有強烈的集體認同感。他們的家就混離在商店、小型工廠、妓寨、按摩店、賭場,以及無牌醫生和牙醫的診所之間。城寨常由有勢力的黑社會管理和維持秩序,龍蛇混雜,藏汙納垢。
中國政府一直對城寨有種矛盾的心態。 一方面不想放棄這地區的司法管轄權;另一方面又不想為此而大做文章,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英國擁有香港其他地區的司法管轄權。
直至中英兩國協議香港於1997年七月一日交回中國後,九龍城寨問題才得到解決。1987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國首肯下,香港政府宣佈在1997年前拆卸九龍城寨,在原址興建一個中國古典園林風格的公園。香港政府花了二億七千萬港元補償給城寨內33,000居民,並有時需要用武力加以驅逐。城寨終於在1993年三月廿三日開始拆卸,花了一年時間完成,隨即開始公園建設。
公園在1995年八月落成,並在同年十二月開放給市民,由香港最後一任總港 彭定康主持開幕。如同《聯合聲明》終結了香港不確定的政治地位,夷平城寨象徵中國在1997年完全取回這個地區的主權。
歷史學家 夏德士Seth Harter說,「在城寨原址重建中國古典園林,是蓄意強調香港原來的中國特質。」這座園林公園依清初風格建造,那是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盛世」,文化經濟發展和版圖擴展都達到顛峰,清帝國對廣州和香港地區的控制能力也達到最頂點。
《聯合聲明》令失落已久的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重新統一,這種「純中國式」園林地的設計, 與此有呼應唱和之妙用。
部份資料取自 高馬可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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