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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8438.html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編輯:聶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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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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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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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降之後,國家隊可為牛市續命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38018.html

雙降之後,國家隊可為牛市續命

一財網禪宗七祖 2015-06-28 18:12:00

央媽在周六給市場送來了“雙降”的大禮包,結合上周常務會議擬刪除75%存貸比的規定,這無疑說明未來幾個月,貨幣的寬松狀況還會非常穩定。傳言國家隊入市的消息如果確認為真,這也將為牛市續命帶來非常重要的保障。

央媽在周六給市場送來了“雙降”的大禮包,結合上周常務會議擬刪除75%存貸比的規定,這無疑說明未來幾個月,貨幣的寬松狀況還會非常穩定。傳言國家隊入市的消息如果確認為真,這也將為牛市續命帶來非常重要的保障。

清查兩融和配資的執法行為,實際上有一定的彈性,在如此暴跌之後,市場的看空情緒已得到大比例釋放,相關檢查可能暫告一段落。否則,對場外配資和傘形配資的窮追猛打,大量無辜的股民將受到牽連,所謂“投鼠忌器”,最終財富的集體縮水,必將導致消費進一步萎靡不振。

目前而言,場外配資等違規現象也不是迫在眉睫的時候,原來的趨利之徒,應該受到了市場的教訓,短期內興風作浪的概率降低。現在最要緊的是為牛市續命,因為最近大盤兩周深調,創小板三周的暴跌已經嚴重損傷了股市的人氣,預期一改,牛市變熊市不過是短短幾個月的事情。

 

人心不穩,後面涉及資本市場改革、經濟轉型升級等都可能面臨重大的考驗。對股市而言,現在信心比黃金重要,否則繼續暴力殺跌,將無人可以幸免,甚至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進而威脅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這不是說要救市,而是要確保股市的健康發展,糾偏原來用力過猛的一些舉措。

盡管監管層認為過去一段時間的下跌是自然調整,從純市場角度而言,漲多了會跌,確實有一定道理,但它又不可能是純粹的自然調整,監管層的一些言語和行動成為這次大跌的催化劑。比如偏緊湊的新股發行,就是這番暴跌的一個導火線。

此前,監管層曾提出要建立逆周期調節機制,那麽在牛市遭遇超20%幅度大跌之際,這無疑是牛熊的十字路口,如果要逆周期調節,顯然,這就是一個絕佳的檢驗機會,不應該等坐實熊市後才動手。

正如關於這場大調整以及周末的雙降,網民有一個生動的比喻:明明一句話就能哄回來的,偏要鬧到分手了才拿0.25克拉的小鉆戒來哄,還回得去嗎?當然,這比喻也不見得很精確,能不能回去,說到底還是看牛市的情緒還有沒有。

坦白說,股民還是寄望在今年有一場超越歷史的大牛市,既是對改革牛的樂觀預期,也是對七年熊期的奮起反擊。也就是說,這次大跌雖然損傷人氣,但沒有讓人心盡失,這就是牽回牛頭的心理基礎。光有心理基礎還不夠,股市畢竟是真金白銀。所以,關於國家隊出手的消息今天開始喧囂塵上,如果社保資金此時增資進入二級市場,那麽帶動效應將非常大。

據新浪財經,地方社保金劃撥給全國社保基金統籌管理的方案已獲得中國國務院通過,方案最快將在年底之前落實。此次納入全國社保統籌管理的地方社保資金規模約在兩萬億元人民幣。華爾街見聞也刊文引述消息人士稱:“方案已經獲國務院通過,整體資金規模約兩萬億,近期股市大跌,可能會推動相關部門加快落實。”

如果這是一場超過6124點的牛市,甚至有8000點,乃至10000點的上升空間,國家隊在4000多點出手,不能說就是高位。尤其是未來MSCI接納中國股市的大概率事件,相比外資大舉入市,這個點位也還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改革牛得以順利兌現,新興經濟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麽隨著上市公司盈利狀況的改善,幾大板塊的高市盈率狀況也會得到改善。即便一些高價股、瘋長股會因為業績得不到支撐被打回原形,其他企業也不能就此被拖累。中國經濟的未來,尤其是“互聯網+”激活的企業群體,都有賴一個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

一旦股票市場重歸熊市,其融資功能可能難起作用。原來居民財富大搬家,從樓市到股市的資金轉移可能發生逆流,這樣調控充分的樓市可能再度面臨一次爆炒,這種局面恐怕也是於國於民不利的。正因為如此,當下恢複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至關重要。

國家隊再投入股市的資金或許只有幾千億,但是其帶動的財富效應可能有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尤其是國企改革、註冊制改革等任務尚未完成,這種投入盡管會承受一定的風險,但是過往的經驗也表明,這種風險也是總體可控的。

中國股市需要走出一條平穩發展的路子,告別牛熊劇烈轉換,這樣於國於民才是最好的結果。(一財網-禪宗七祖)

 

(本文不構成具體投資建議,讀者請註意投資風險。)

編輯:田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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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市有可為 易明的生活點滴

來源: http://eming620.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1242349

  面對這一個大熊市,人人束手無策,然而跌市,真的沒可為嗎?非也!

  近日與同事談論市況之時才知道有人於這個跌市中發了小橫財,原來這位仁兄長期買跌,不斷買入熊證,然後長期持有,至今獲利甚豐,可惜我沒有詳細資料,更不方便向同事詢問詳情,畢竟那是涉及別人的私隱。

  我私底下查看了那位仁兄的持倉,原來他持有五隻恆指的熊證,打靶價(即收回價)介乎22300至 25488,到期日介乎今年十一月中至明年二月尾,這一批熊證若以其最低價計算計算,至今平均升幅約為六倍,估計其手上持有的熊證平均升幅在三倍左右。

  看樣子他是會一直持有這批熊證直至到期為止,然後任由其自動結算,以目前的市況而論,他可是穩坐了釣魚船,只看最後結算之時能賺多少而已。

   市場智慧有雲:「升就牽牛上樹,跌就飛機失事」,意思是說升時慢,跌時快,這道理資深的股民誰人不知?奈何習慣上大家都是只買升,不買跌,結果一旦遇上大跌市之時,人人都要輸錢。

  其實,能於跌市賺錢才是高手,別忘了做淡已經是先天存在著「缺陷」,人人「喊打」,在人心向好的時候偏偏期待市場「大跌」,與大眾作對,還不是自討苦吃?

  偏偏市場永遠不會一廂情願地無限量地上升,始終要受到地心吸力的牽引而下跌,而跌市,永遠是輸錢的人多,賺錢的人少。

  所以,若然能夠善用熊證或認沽證,跌市,一樣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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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可為的智能汽車市場路漫漫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001/1522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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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日前,起緣於《碟中諜5》中阿湯哥的智能潛水服的《智能服裝:引爆2016智能穿戴新發展》猶如一磅重彈,激起了智能服裝產業熱論的千層浪。當然,《碟中諜5》中酷炫的智能科技遠不只潛水服一樣,還有那通過掌紋壓車窗解鎖的智能汽車,同樣博得觀眾的驚嘆聲聲。基於此,我們今天就來扯扯關於智能汽車的那點兒事。

行業巨頭逐鹿智能汽車

在說道智能汽車產業發展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科普掃個盲。其實,所謂智能汽車,就是在普通車輛的基礎上增加一些先進的傳感器(雷達、攝像)、控制器、執行器等裝置,通過車載傳感系統和信息終端實現與人、車、路等的智能信息交換,使車輛具備智能的環境感知能力,能夠自動分析車輛行駛的安全及危險狀態,並讓車輛按照人的意願到達目的地,最終實現替代人來操作駕駛的目的。

其實,人們對於智能汽車的暢想由來已久,並在20世紀正式踏上了探索之路。20世紀70年代,美歐等發達國家率先開始進行智能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究與開發;隨後,我們國內也於80年代開始涉足無人駕駛汽車的理論佐證和技術研發。

在前期的摸爬滾打過程中,智能汽車的概念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和完善,引得越來越多的汽車、科技等行業企業試水智能汽車。日前,《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正在打造自主品牌的電動汽車,並已將原定於生產汽車的600人團隊擴張至1800人左右,計劃於2019年將首輛電動汽車推向市場。另國內企業也是紛紛摩拳擦掌,運籌帷幄。東風汽車與華為合作,在汽車電子、智能汽車、IT/ICT信息化建設等領域展開跨界合作;北汽集團與樂視攜手,以樂視汽車生產廠商的身份在智能汽車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上汽集團與阿里合作,同時開發無人駕駛功能;一汽集團則於今年4月發布了智能汽車“摯途”戰略;江淮汽車計劃於2020年進入3.0時代;海馬汽車也於今年3月正式發布了移動互聯人車生態系統;長城汽車則表示將投50.33億元用於發展智能汽車項目。

伴隨著大腕大款而來的各汽車、科技、互聯網企業搶灘智能汽車市場,無疑將對行業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將引領整個智能汽車及相關產業朝著做強做大的方向邁進。

智能汽車產業空間何在?

“碟5的黑科技中,對那個手掌按壓玻璃直接開銷的智能汽車比較感興趣,不知道對於創業屌絲來說,還有沒有可以切入的空間?”繼智能服裝的討論之後,網友再度提出如是疑問。對此,我可以給予的回複是,“智能汽車的市場空間巨大,行業發展大有可為”。這個推斷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

一、國家政策支持加速智能汽車產業發展

據有關部門預測,2015年全球85個主要國家的汽車銷量將在同比增長3.8%的基礎上,首次突破9000萬輛。作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的銷量有望增長8.9%達2570萬輛,保持上升勢頭。這為智能汽車及相關技術產業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肥沃的土壤。

而在龐大的市場機會面前,國務院於上半年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中所提出的利用三十年時間將我國從制造大國發展成為制造強國,更是一劑強心針。因為基於此要求,工信部已經明確指出,到2020年我國要掌握智能輔助駕駛總體技術及各項關鍵技術,初步建立智能網絡汽車自主研發體系及生產配套體系,到2025年掌握自動駕駛總體技術及各項關鍵技術,建立完善的智能網聯汽車自主研發體系,生產配套及產業群,基本完成汽車產業的轉型升級。

國家有要求,行業便有需求。那麽,相關的利好政策自然也就少不了了。這個時候,不管是老牌公司,還是新創企業,但凡能借得政策東風之勢,必有企業發展之機,

二、智能汽車產業發展繁衍商機重重。

伴隨著智能汽車產業的推進和相關科學技術的發展,智能汽車的周邊輔助產業發展頗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之勢。目前,已經有許多成熟的輔助駕駛系統被廣泛地應用於汽車之上,如智能雨刷,可以自動感應雨水及雨量來控制開關和頻率;自動前照燈,在光線不足時會自動打開;智能空調,通過檢測人皮膚的溫度來控制空調風量和溫度;智能懸架,也稱主動懸架,自動根據路面情況來控制懸架行程,減少顛簸;防打瞌睡系統,用監測駕駛員的眨眼情況,來確定是否很疲勞,必要時停車報警……這諸多的衍生產品線,無不蘊藏著商機無限。

於此同時,汽車行業的智能化、節能化和車聯網發展趨勢,還推動了汽車電子萬億級市場不斷擴大。根據德勤測算,2016 年全球汽車電子規模將達到2,348億美元, 2012-2016年複合增長率為9.8%。2014 年,中國汽車電子市場總規模同比增長 13.8%,達 579.2 億美元。而在接下來的2016 年,中國汽車電子市場規模預計將繼續保持以兩位數增長,有望達到740萬以上。在消費電子增長勢頭轉弱的情況下,汽車電子市場將有望成為電子行業新的增長點。

智能汽車領域的市場機會不僅存在於橫向的輔助產業設備中,同樣也滋生於車聯網的縱向產業鏈相關環節。如上遊的元器件和芯片生產企業,中遊的汽車廠商、設備廠商和軟件平臺開發商,以及下遊的系統集成商、通信服務商、平臺運營商和內容提供商等。據《2015年車聯網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車聯網的市場規模將達到362.8億美元,到2020年,全球車聯網市場規模將達到1311.3億美元,即2015-2020年間全球聯網汽車產品的銷售將增長近4倍

智能汽車發展的前路漫漫

智能汽車產業前景可觀,但是,其發展也面臨著基建設施、安全保障、法律和道德規範等各方面情況發展不完善帶來的制約和禁錮。

首先,智能汽車要真正像人們所預想的那般“智能”地運行,需要有相應的智能交通設施建設為基礎。例如由於無人駕駛汽車靠傳感器感知路面障礙,或者通過4G/DSRC與道路設施通信,因此需要在交叉路口、路側、彎道等布置引導電纜、磁氣標誌列、雷達反射性標識、傳感器、通信設施等。如若這些都不能得到實現,那麽智能汽車的發展可謂是“無根之木,無水之源”,途停留於紙面,空談。

其次,智能汽車所依賴的智能信息系統的安全尚令人擔憂。據媒體報道,在一次網絡安全大賽中,一名14歲的黑客利用從RadioShack購買的價值15美元(約合人民幣96元)的電子元器件組裝了一臺設備,便能遠程開啟汽車車門、發動引擎,通過車載音響系統播放其手機上的音樂。

近年來,更有多起智能汽車被黑客入侵事件讓智能汽車網絡安全成為公眾關註的焦點。今年3月,烏雲平臺曝光了比亞迪智能汽車的一個漏洞,通過該漏洞,黑客可以編寫程序獲取任意車主的信息如姓名、車牌號、車架號、身份證號、第二聯系人姓名、手機號和控制密碼;甚至還可以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利用電腦於兩分鐘之內完成遠程開鎖、鳴笛、閃燈、開啟天窗等行為。

無獨有偶,國外大牌汽車廠商也是頻頻被曝安全漏洞。今年1月,德國的一份報告顯示,寶馬汽車公司的“互聯駕駛”系統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利用這一漏洞可在幾分鐘內無線開啟汽車的車門;7月初,路虎攬勝因車載系統的漏洞可能導致車門被遠程開啟。

這一系列的安全事件,無不讓人對智能汽車的安全心存芥蒂,也讓整個行業認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興威脅。正如全球科技與管理公司Battelle首席科學家阿努賈·孫納克(Anuja Sonalker)所言,“汽車廠商會意識到,攻擊汽車的門檻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得多啊,而且並非只有工程師才能夠攻擊汽車。”

除安全之外,由智能汽車引發的法律和道德問題也令人堪憂。可以說,目前,全球的法律系統還是跟不上技術的發展步伐的。比如,當無人駕駛的智能汽車發生事故時,責任如何鑒定?是駕駛員的責任,還是應該由汽車廠商、軟件提供商負責?再者,無人駕駛技術在設計程序中便是將保護車輛和車內人員作為第一要務,這在現實操作中很可能將涉及到交通道德問題。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陳根(微信公眾平臺:陳述根本),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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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百何持股,估值超億元,“可為互娛”要以泛娛樂為基礎布局大娛樂生態|每日黑馬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019/159310.shtml

白百何持股,估值超億元,“可為互娛”要以泛娛樂為基礎布局大娛樂生態|每日黑馬
朱丹 朱丹

白百何持股,估值超億元,“可為互娛”要以泛娛樂為基礎布局大娛樂生態|每日黑馬

“我們不是一家傳統的互動娛樂遊戲公司,而是一家互聯網型的娛樂公司。”王可說。

今年娛樂行業風起雲湧,各個熱點事件層出不窮。一系列IP巨制應接不暇,讓娛樂人和投資人們嘗到了甜頭。“泛娛樂”成為了娛樂人不離嘴邊的詞語,IP成為了吸金的代名詞。IP的呈現形式包括小說、漫畫、動畫、短視頻、電視劇、電影、話劇、音樂劇、手遊、端遊、衍生品……IP成為了泛娛樂大勢的一把熱火,點燃了整個行業的激情。在這種大趨勢下,前中手遊CMO王可在今年四月創立了“可為互娛”。

可為互娛是一家致力於以IP運營為核心,以影視、動畫、遊戲跨界融合提升IP價值,並進行內容制作和宣傳發行的互聯網型的娛樂公司。據悉,可為互娛已獲得兩輪數億規模估值的融資。投資方有明星合夥人白百何、微光創投、燧石資本、銀漢遊戲等。

圖片1

在國內,IP通常火完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後續。因為不同的版權在不同人手里,很難高度協調統一,IP的價值得不到最大程度的發掘和利用。可為互娛創始人兼CEO王可想將這幾件事放在一個公司,在合適的時間為IP選擇合適的產品輸出形態。

可為互娛控股成立了:可為影業、可為動畫、可為遊戲;持股成立合夥企業可寶影視、巍可傳媒、火龍眾合。可為互娛主要負責和重要的合作夥伴進行遊戲制作,並進行包括動畫、影視在內的統一宣傳發行,可為動畫和可為影業則主要負責動畫和影視產品的制作,內部分工和操作模式非常明確。

此外,可為互娛與北京市文化中心基金共同發起成立的創投基金——可為基金,可為基金擁有海外文化產業投資資格,主要致力於全球文化產業類企業與項目投資及孵化。目前可為基金管理規模達5億人民幣,首輪募集資金2億人民幣。為互娛從產業鏈的上遊資本至下遊的發行營銷展開布局,形成了完整的架構。

此前遊戲和影視行業IP運作存在著諸多環節相互割裂的問題。例如遊戲公司在開發IP遊戲時就需要去接觸影視公司。王可表示,當今泛娛樂趨勢正盛,但融合卻不夠緊密。可為互娛想做的是升級娛樂,將“泛娛樂”升級成“大娛樂”,改變IP之間過於松弛的聯系,整合各類核心資源。在可為影業、可為動畫等多方協調下,做好IP資源的整合,從而實現娛樂行業新的變革生態——“大娛樂”生態。

“我們不是一家傳統的互動娛樂遊戲公司,而是一家互聯網型的娛樂公司。”王可說。

在今年2月,在可為互娛創立初期,王可拿到了長篇電視連續劇《思美人》IP的動畫及遊戲版權。針對這個IP,可為互娛發布了《思美人》院線動畫電影,也宣布將推出同IP遊戲《思美人》手遊、頁遊項目。與此同時,通過戰略合作,可為互娛負責開發全IP影視項目《開封誌怪》的遊戲和動畫項目。

談及如何選擇IP來進行價值升級,王可表示,可為互娛在挑選IP時候有個四個標準:

一、要看題材適不適合改編遊戲。比如仙俠、魔幻、武俠、戰爭,王可認為真正的影動遊聯動應該是在劇本創作階段就介入遊戲開發需要的元素,這樣才能保證IP的商業化落地;

二、演員陣容,關註度是否高,電視劇成不成功;

三、播出時長。王可認為播出時間越長,IP維持熱度越長,並且次輪播出時的長尾流量將源源不斷的為電影和遊戲產品吸引用戶。

四、播出平臺。王可認為前段時間火的某部宮鬥劇手遊不成功的原因在於播出平臺與遊戲用戶匹配度不高,所以可為互娛一定會選擇用戶匹配度高的平臺進行投放。

與過分聚焦商業模式的大部分互聯網行業不同,內容行業的壁壘往往在於對創作資源和人才資源的把控上。可為互娛選擇全產業鏈布局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王可的背景有關。多年在娛樂、遊戲、投資這三個行業的交叉經歷,讓王可積累了影視和遊戲行業的豐富的認知和資源。

在內容項目的合作方式上,可為互娛也在嘗試做一些改變。在此前很多公司的運營模式中,不同的角色放在一個IP項目合作大多是一次性買斷,作品內容統一性和質量都難以保證。王可稱可為目前會把每個IP都當成一個項目來做,發行方、研發方、渠道方、IP方、電視劇的播出平臺方,五方根據項目的整個成本來聯合投資,未來根據大家投資的份額去分賬,以此打開項目的融資通道也使各方成為利益統一體。

在企業願景方面,王可分享了對80、90後年輕人的隨機采訪。采訪中發現,新一代年輕人對心中的英雄形象幾乎已經被蜘蛛俠、鋼鐵俠等國外英雄所“壟斷”,提到中國英雄的卻甚少。王可意識到國外文化的入侵現狀,宣布了將“實現中國人的英雄夢”作為可為互娛的企業願景。

黑馬檔案:

公司名稱:北京可為互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王可

行業:娛樂文化

融資狀況:Pre-A輪融資,具體金額未透露

可為互娛 IP 大娛樂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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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融資產董事長賴小民:本輪債轉股規模萬億以上 資產管理公司大有可為

2016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暨北京國際金融投資理財博覽會於10月27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小民在27日出席“2016中國金融年度論壇”時,結合上一輪債轉股經驗與本輪債轉股特點發表了主旨演講。他表示,本輪債轉股規模大概要一萬億以上,只有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解決問題,在本輪市場化債轉股進程中,資產管理公司大有可為。

上一輪債轉股政府買單

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積極穩妥地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以及《關於市場化債轉股股權的指導意見》,做出了在市場化、法治化原則下實施新一輪債轉股的戰略決策,這是供給側改革形勢下的一項最重要的戰略決策。

中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成立以來,在實施債轉股,企業轉型、脫困、化解風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賴小民表示,過去的債轉股是中國的一大創造,特別是在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情況下,其是解決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過高,企業財務壓力大所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

回顧上一輪債轉股的背景,賴小民表示,17年前,亞太地區發生了一場重大的金融危機,以泰國泰銖貶值引發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危機重創了亞太金融秩序,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四小龍在危機中銷聲匿跡,後來蔓延到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五大金磚國家。這場危機引發中國政府的思考,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危機,組建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作為見證並參與上一輪債轉股的“過來人”,賴小民回憶,當時國有企業在銀行的不良貸款居高不下,不良貸款率平均為23.5%,全部是虧損,而且國有企業不要說本金,連利息都還不了,借了大量的銀行借款。國家在剝離不良資產的同時,創造了新的還貸方式,即債轉股。銀行從企業的債權人變成了股東。她稱,當時債轉股是政策性的,政府買單,政府主導,銀行作為股東,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債轉股最大的市場實施主體。

賴小民表示,當初的債轉股政策完成了三大目的:第一,解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回收更多的盤活資產;第二降低企業過高的負債,幫助企業解決緩解財務困難;第三,幫助企業建立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

他並介紹,以中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共同發力,共同運作,在支持國有銀行的改革發展、支持國有企業的脫困,特別是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起到了安全網和穩定劑的作用,也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有利的嘗試。

基金化方式解決債轉股

時過17年,中央再次實施債轉股政策。

在賴小民看來,這一輪債轉股與上一輪債轉股最大的區別在於:上一輪是政策性,純粹國家買單,國家”點菜“資產管理公司去運作;這一輪債轉股則突出強調市場化、法治化。

“這一輪債轉股的現實意義在於,去杠桿是國家推進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中心任務之一,面對這一次新一輪的企業杠桿率過高、負債規模增長過快、負債負擔不斷增加的現狀,去杠桿成為今年五大任務之一。” 賴小民說。

在賴小民看來,這一輪債轉股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實施債轉股政策是黨中央國務院主動引領經濟適應新常態、尋找新動力、實現新發展的重大舉措;二是推進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對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經濟提高綜合競爭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有積極的作用。實施市場化的債轉股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的負債和財務成本,幫助企業擺脫困境、優化融資結構,對推進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升級轉型,重回良性發展道路具有積極的作用;三是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是支持金融發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的重要舉措。

此外,賴小民表示,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相關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市場化程度更加高,盈利水平有了實質性變化,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化的債轉股來支持銀行的發債和支持國有企業,特別是支持大中型的國有企業降低財務風險,改善流動性的危機,有效防範系統性的風險。

賴小民認為,加大市場化的債轉股的力度恰逢其時,並需要在債轉股實踐中嚴格選擇對象。由於本輪債轉股規模大概要一萬億以上,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的對象才能解決一定的問題。

他還表示,在市場方面要采取產業重組並購基金,通過基金化的方式來解決債轉股,實現管理的市場化、做法的多元化、業務的基金化、人才的專業化、運作的規範化,加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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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閆冰竹:助力經濟轉型、服務國家戰略 中小銀行大有可為

3月5日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式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就在3月3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五次會議已經拉開序幕,這意味著2017年“兩會”的大幕正式開啟。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閆冰竹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過去一年,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顯著提升,開啟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進程。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閆冰竹今年提交了多份提案,包括《關於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推動科技創新的提案》、《關於穩步推進中小銀行發展,支持“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案》、《關於促進金融與“雙創”有機結合,優化創業創新生態體系的提案》、《關於推進銀行業綠色金融發展,促進國家經濟轉型的提案》等。

”兩會“期間,帶著一系列問題,第一財經記者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金融供給側改革、中小銀行助力經濟轉型升級及服務國家戰略等重要話題,與閆冰竹進行了深度交流。

中小銀行是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力量

第一財經: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根基,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新常態下,黨中央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並在去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請問你如何看待實體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系?

閆冰竹: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源頭活水,服務實體經濟是商業銀行轉型升級的本質要求。伴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洪流,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與60多年前社會經濟制度確立、30多年前市場經濟轉軌一樣的深刻變革。商業銀行如何通過轉型升級,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成為時代的命題、發展的課題、現實的難題。

振興實體經濟是中國現代化根本出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本末倒置,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刻根源。向實體經濟回歸,重塑核心競爭優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引擎。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將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創新發展,成為引領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為現代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金融環境,更好地服務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穩定,更好地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金融業肩負的根本使命。

中小銀行是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力量。在實體經濟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是為數眾多的中小微企業。可以用“56789”來概括其重要性:“創造了超過50%的稅收、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業,以及占企業總數的99%”。中小銀行服務小微企業具有得天獨厚的人緣地緣優勢、體制機制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數據顯示,目前中小銀行的中小企業貸款占比超過70%,遠高於大銀行的45%左右;中小銀行平均每個網點貸款支持的中小客戶數量普遍是大銀行的5倍以上。中小銀行已成為金融體系活力源泉和服務小微企業主力軍。

服務實體經濟推動銀行加快戰略轉型。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健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就如同“水”和“樹”的關系,引金融活水,潤實體之樹,不僅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也為金融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特別是,大數據浪潮洶湧來襲,利率市場化加快推進,要求銀行業加快戰略轉型,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基礎,以創新體制機制為動力,以築牢風險防線為保障,走出一條差異化、特色化、專業化新型發展道路,努力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一財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當前,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金融領域也需要進行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提升金融供給的質量和效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請問你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理解?

閆冰竹: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科學研判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大勢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推動中國經濟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的必由之路。對於中國金融而言,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破解“融資難、融資貴”等結構性難題,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實體經濟服務水平的迫切所需。

金融體系層面,大力發展中小銀行,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整個金融體系中,中小銀行的發展不足,影響了金融體系的競爭活力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這是結構性問題在金融領域的集中體現。經過2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廣大中小銀行已經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鯰魚效應”,激發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競爭活力,成為金融競爭的推動者、金融改革的探索者、金融創新的實踐者、金融安全的維護者。特別是,中小銀行已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活力源泉,成為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主力軍。長期以來,社會普遍關註中小微企業發展難的問題,但對中小銀行的作用和發展難的問題關註不足。在金融體系中,“中小銀行也是中小企業”,也存在種種不平等競爭和社會歧視,特別是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將面臨更為嚴峻考驗。因此,從國家戰略層面,應當把大力發展中小銀行,作為緩解經濟下行、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中國夢”的戰略高度來思考。

戰略創新層面,提升綜合金融能力,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抓手。伴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必然在更廣範圍、更深層次上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商業銀行需要把握產業融合、技術升級的大趨勢,從以往單一的“存貸匯”服務向綜合化、全流程、一站式的綜合金融服務轉變。在服務手段上,要真正以客戶為中心,打造多功能銀行、交易型銀行,實現資金鏈與產業鏈、交易鏈深度融合,全方位滿足客戶需求。在技術支撐上,要積極擁抱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帶來的技術變革,探索搭建專業協同、高效聯動、線上線下一體化的金融服務平臺,探索全周期、全天候、全景式的智慧金融模式。在商業模式上,要創新探索“投貸聯動”、“債股聯動”等新模式,著力解決銀行服務科技型小微企業收益風險不匹配問題,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更為充沛的金融活水。

經營管理層面,重塑資產負債管理,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課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反映在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層面,就是要通過提升全資產經營能力,重塑資產負債表,以升級版的經營管理能力服務升級版的實體經濟需求。一是要打通隔閡,形成聯動。加強與銀行同業、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作,實現信貸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統籌管理和集約經營,推動信貸類資產、投資類資產多元發展;與之相配套,銀行內部的前中後臺管理也要進一步整合調整、加強銜接、優化流程。二是要盤活存量,用好增量。要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資產,同時加大對新興產業、創業群體、小微企業等的支持力度,使資產配置方向與經濟轉型方向一致。三是要科學匹配,效率最優。加強表內外資產負債組合管理,使資產負債的來源、規模、期限、利率、幣種等要素完美匹配,著力打造一張“低杠桿、輕資本、快周轉、高回報”精致生動的資產負債表。

未來發展層面,重視金融品牌建設,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在於通過創意聚集、技術升級、品質提升,打造一批深受客戶信賴、市場認可、同業尊重的知名品牌和百年老店,讓“中國制造”真正成為高標準、高品質的代名詞。面向未來,金融領域也需要加強金融品牌建設,弘揚企業家精神,重視企業戰略的延續和企業文化的傳承,打造一批歷經經濟周期的洗禮、金融危機的考驗而巋然不動、歷久彌堅的金融“百年老店”。這是金融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推動中國從金融大國邁向金融強國,提升中國金融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迫切所需。

第一財經:在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廣大中小銀行也實現了自身的跨越成長。在經濟新常態下,你認為中小銀行應該如何進一步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金融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戰役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閆冰竹:首先,廣大中小銀行應該深刻認識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共生共榮關系,紮實推進“兩個結合”。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不僅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金融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中小銀行作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力量,應紮實做好兩個結合:一是將服務實體經濟與全行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自覺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納入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和年度經營計劃,將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有效需求主動對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二是將推動實體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行戰略發展轉型有機結合,根據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進程,優化發展戰略管理機制和業務模式,走出一條差異化、特色化、專業化新型發展道路,不斷增強金融服務能力,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緊緊圍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目標,重點突出“三個主題”。一是圍繞國家發展規劃,積極配合產業政策,對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重點支持,切實加大對戰略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科技創新、現代服務業、文化產業等領域的資金支持力度,同時找準區域發展切入點,實現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二是緊緊抓住實體經濟融資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圍繞國家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推動“四化”同步的部署,對小微企業和“三農”企業給予大力支持,重點解決農村金融服務不足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創新擔保方式、優化業務流程、滿足個性化需求、實現多元化融資,為小微和“三農”企業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三是大力發展普惠金融,著力支持消費結構升級,服務民生領域。積極支持民生工程建設和滿足居民消費需求,助推消費產業向三四線城市、鄉鎮區域拓展和下沈,將消費信貸業務領域擴展至助學金融、養老產業、綠色消費等領域。

全面提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服務效能,精準發力“四個推進”。一是從自上而下推動和自下而上對接雙向發力,切實疏通政策傳導機制,確保政策落地生效。二是積極盤活信貸存量,優化新增資金投向,實施差異化政策,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三是發揮綜合化金融服務優勢,開展信貸和非信貸金融服務,為客戶提供跨區域、跨領域、多渠道、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進一步拓展金融服務覆蓋面。四是持續推進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改進金融服務方式方法,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踏實推進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基礎建設,切實做好“五個支撐”。一是加強產品和服務創新,圍繞實體經濟需求,註重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科學集成,積極探索“投貸聯動”等新模式,拓寬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渠道和領域,更大釋放實體經濟發展活力。二是堅持科技引領作用,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搭建多元化、全方位、立體式金融服務網絡,為實體經濟發展註入生機活力。三是優化服務流程,開辟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綠色通道,不斷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四是夯實渠道基礎,堅持金融普惠原則,穩步推進機構網點向金融資源稀缺的縣域和鎮域下沈,積極推進社區支行和微型銀行建設,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滲透率和便捷度。五是持續加強風險管理,建立完善更加全面、嚴格、科學、先進的風險管理體系,將風險防控貫穿於業務發展的全流程,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時引導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完善金融服務體系 推動科技創新

第一財經:你剛剛談到探索“投貸聯動”的嶄新模式,北京銀行作為試點機構之一,在“投貸聯動”模式探索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績、形成了怎樣的特色?

閆冰竹:2016年4月,銀監會正式批準全國5個地區的10家商業銀行獲得“投貸聯動”業務試點資格,標誌著“投貸聯動”業務在我國正式啟動。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下,通過“投貸聯動”的方式,實現信貸投入“傳統動能”與股權投資“新興動能”的有機結合,能夠進一步增加金融供給總量、延展金融供給空間、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不僅能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強勁的金融引擎,更為銀行業轉型升級開辟更加廣闊的戰略空間。

作為首都唯一試點銀行,北京銀行在北京銀監局等各級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支持與指導下,緊跟政策,踐行“以貸為主、專業經營”理念,積極探索投貸聯動創新發展之路。

2010年,與企業、創投機構形成鎖定認股權的三方合作貸款模式。2013年,出臺投貸聯動管理規定,明確“先投後貸”、“先貸後投”兩種模式,與車庫咖啡簽訂協議,推出“創業貸”,滿足首次融資難的創業企業融資需求,隨後又聯手車庫咖啡和北京市股權交易中心簽署協議,共同探索股權、債權合作共贏的模式。2015年6月,創新設立中國銀行業首家銀行“孵化器”——中關村小巨人創客中心,免費為創業會員提供創業孵化、導師輔導、財務顧問、投資對接、融資規劃等一體化創新服務,建立健全“創業孵化+股權投資+債權融資”一體化服務模式。目前,創客中心會員規模超過11000萬家。2015年12月,聯合中投保、啟迪科服、北京再擔保創新推出投貸保聯動模式,探索“先貸後投、先投後貸、邊貸邊投”的聯動機制,以滿足科技型小微企業成本更低、期限更長、貫穿企業生命周期全過程的多元化融資需求。2016年3月,推出深化科技金融服務創新“六大舉措”。

北京銀行獲批投貸聯動試點後,行黨委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投貸聯動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加強對投貸聯動試點工作的頂層設計,聚集全行政策、人力、財務等資源,積極推動試點工作快速發展。

一是完善組織架構。總行層面設立投貸聯動中心,定位於“統籌協調、政策對接、機制完善、宣傳推廣”,牽頭推動全行投貸聯動試點工作。試點地區分行設立專職團隊,其中中關村分行增設投貸聯動中心,西安分行新設投貸聯動事業部;非試點地區分行小微業務主管部門指定專人專職推動投貸聯動業務開展。支行層面,設立科創企業投貸聯動特色支行23家,其中北京地區19家,覆蓋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在天津、上海、西安設立4家投貸聯動專營支行。同時,加緊投資子公司設立,由總行行長任籌備組組長,以最高配備、最高標準推動子公司設立。目前北京銀行投資子公司“北銀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名稱預核準,正積極推進投資項目儲備、內部制度制定等工作。待子公司正式獲批成立後,將立刻進行投貸聯動業務的實質操作。

二是創新業務模式。強化“投貸並重、內外並行”發展。截至2016年末,全行投貸聯動業務落地126筆、12.37億元。一是內部貸款產品創新。在同業首創認股權貸款業務分層模式,將認股權貸款分為常規式等三種類型。截至2016年末,全行簽署認股權協議100筆、10.5億元,主要客戶群體為高成長性科創屬性客戶。從客戶渠道方面,新三板掛牌企業25戶,占整體認股權貸款的四分之一;從行業分類方面,科創類客戶占比90%以上;從擔保方式來看,知識產權質押、股權質押、信用貸款等信用及準信用類貸款占比20%,符合認股權貸款支持科創企業定位。二是外部創投機構聯動。拓展與外部創投機構合作,搭建客戶互薦機制。目前已與中信建投、中科招商等200余家創投機構建立合作關系。

三是推動多方合作。積極推動搭建外部合作機制,與中關村管委會簽署了《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投貸聯動試點多方合作框架協議》,積極參與中關村示範區風險補償機制建設;與上海市張江高新區管委會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與西安高新區簽署了《西安高新區管委會戰略合作協議》、《西安高新區科技型中小微企業債務融資風險補償協議》。

下一步,北京銀行將繼續在北京銀監局等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的支持與指導下,制定北京銀行投貸聯動業務發展規劃,加快試點步伐,2017年實現投貸聯動業務落地不少於200戶,助推科技金融貸款余額突破1000億元,努力打造“科技企業及投貸聯動最佳金融服務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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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來襲” 養老金融未來大有可為

老齡化已經成為我國未來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挑戰。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對眾多金融機構而言,這一挑戰也意味著巨大的養老市場潛力。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金融服務分會成立儀式及中國養老金融服務論壇上,多位業內人士均表示,養老信托、養老產業資產證券化等養老金融業務未來“大有可為”。

我國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2.31億,相當於德國和俄羅斯人口的總和;老齡化速度世界第一,202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43億,2050年將達4.8億,超過美國和俄羅斯人口總和。當今我國社會正處於加速老齡化階段。

國家體改委綜合試點司原副司長、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曾國祥在上述論壇上表示,現代社會養老制度改革任務非常艱巨,養老機構的運作,一定要走社會化、市場化的路子才行,同時要拓寬養老資金社會融資的渠道,確保養老資金運營的保值增值。

目前,我國養老保險的頂層設計為“三支柱”的結構,以基本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為第一支柱,企業年金及職業年金為第二支柱,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為第三支柱。

中民普惠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總裁劉菁表示,養老產業金融服務發展目前明顯不足,首先我國老齡金融發展上處於起步階段,養老金融產品單一低效,很多老人是以個人儲蓄作為唯一的理財方式;第二個是養老保險方面也存在過於依賴基本養老保險,其他的養老相關保險補充不足的問題;第三是產業發展理念滯後,對於老年用品,老年金融的重視不夠,基本上是觀望多、行動少;第四是產業有效的需求不足,鼓勵老年人消費的政策支持不夠,扶持政策基本上處於空白的狀態,因此養老市場亟需模式升級以及供給側的改革,需要用連鎖化、標準化來治愈之前散亂差的狀況。

而在部分業內人士看來,除了商業養老保險之外,養老信托、養老產業的資產證券化都是未來具有發展潛力的業務。

華寶信托總裁王波表示,企業年金制度是建立在信托的發展基礎之上的。“我國大概現在有200萬家企業,如果是微觀層面上,大家有更多的比較靈活的普通養老,但是從宏觀層面來說,完善以信托人為核心的年金企業托管的管理制度,加以商業化運作,充分提高年金基金運作管理的效率,這對整個的社會養老體系健全更有益處,養老信托大有可為。”王波認為,基於信托上佳的財產隔離性,基於信托的監管模式分別從道德機制、國家監管和市場競爭三個層面約束受托人行為,能夠保障年金參與人員的利益安全。

廈門國際金融技術有限公司總裁陳雷則表示,退休養老基金的投資,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選擇是資產證券化產品。

資產證券化是指把具有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破產隔離,結構化分層等技術手段,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從而進行融資的業務活動。

“例如,養老地產開發完成轉入經營期後,由於養老項目以持有為主,在前期資金投入巨大的背景下,後續經營中的資金需求問題更大更迫切。養老地產的經營過程中,會產生兩種收益:一是老年人入住養老物業時交納的會費或者押金,這屬於已有債權;二是老年人入住時每月需交納的養老服務費、房費、餐飲費等,該類費用明確、穩定,屬於未來債權。這種有基礎法律關系的未來債權是可以作為信托財產設立信托的。因此,通過結構性融資工具,把既定債權和未來債權證券化,能夠解決養老地產持有運營階段的融資問題。”陳雷表示,在美國,最主要的投資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基金就是養老的基金、政府的基金以及學校的資金。所以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將是我國養老金融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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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CEO高博德 :“一帶一路”融資商業銀行大有可為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還將同有關各方共同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資金融通大背景下商業銀行將承擔何種角色的問題備受關註。

作為本屆論壇的參會代表,星展銀行CEO高博德日前接受了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采訪。

在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下,政策性銀行在被放在了較重要的位置。高博德表示,歷史上政策銀行一直在發展項目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商業銀行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商業銀行可以為政策銀行起到互補性的作用,而不是競爭性的關系。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想和亞洲各個國家的監管方探討,怎樣幫助亞洲金融市場進一步深化。

他稱,同西方金融市場的成熟度相比,亞洲市場可以說幾乎沒有證券化的產品,衍生品也處於初級階段,所以對亞洲來說,更重要的是監管方怎樣能夠創造很好的環境讓亞洲有更成熟的產品出現,從而讓亞洲的金融市場發展到更好的階段。

按照資金來源,目前“一帶一路”融資結構中,既包括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這類國內政策性銀行,也有為“一帶一路”量身打造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新興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國內商業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憑借其海外分支機構和多元化融資服務體系,在“一帶一路”融資中市場份額也較大,傳統世界多邊金融機構也會參與到其中。

高博德認為,“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投資,盡管絲路基金和亞投行都有自己的資金來源,但商業銀行可以為國家以及銀行合作夥伴尋找到另一類的資金渠道,比如像債券市場的融資,幫助政策銀行利用所有的,並通過金融手段幫助資金達到一定規模。

”面對投資中的風險,商業銀行還可以提供一系列的風險管理資產、產品,幫助運營項目防範外匯風險和貨幣風險。“他補充道。

目前,美國的TPP幾乎停滯,很多國家全球化消退,高博德認為,全球化的價值從貿易、資金流通、人們生活改善這些角度都是不容質疑的。

他強調,盡管目前世界上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但是亞洲必須對這種趨勢說“不”,亞洲本身是體量很大的市場,對發展的需求、資本的需求也是巨大的,開放的市場、貿易和資本以及人力資源才是亞洲繁榮的關鍵所在。

此外,亞洲國家有些儲蓄很多的國家,比如中國、日本,但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需要大量的投資,卻沒有足夠的儲蓄,而亞洲的儲蓄在過去通常投資於美國,不是投向亞洲地區本身。

高博德認為,亞洲目前有點像二戰後的歐洲,也有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也需要一個“馬歇爾計劃”,中國有巨大的資本和儲蓄量,可以在絲綢之路沿線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承擔這樣的角色。

“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的計劃,也不只是為了幫助中國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它能為所有參與的國家和人民都帶來利益,讓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發展,是貿易與思想的交流,是一個互聯互通的宏大計劃。” 他稱。

(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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