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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2020年農村有3項指標很難實現小康目標

中國農村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這其中，“短板中的短板”又有哪些?

中國社會科學院8月3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根據2020年各項指標實現程度及現有增長速度，可以把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23項評價指標分為4個等級。

其中，可以完全實現小康目標的有15個指標，包括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城鎮化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比、脫貧率、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農村自來水普及率、新農合參合率、農村地區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農村地區孕產婦死亡率、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

較易實現有1項，即每千農村人口擁有執業醫師數;較難實現的有4項，包括農村居民文教娛樂消費支出、參選村村民參選率、農業源化學需氧量排放量、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很難實現的有3項，分別是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化肥施用量和農田地力等級。

“十三五”期間，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實現程度是很難實現的指標。圖為安徽金寨光愛學校的學生們在上課。攝影/章軻

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舉辦的《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後凱介紹，我國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23項指標實現程度相差懸殊。

魏後凱介紹，研究發現，有13項指標的小康實現程度達到90%以上，其中6項指標已經達到小康社會目標值;有3項指標的實現程度在80%-90%之間;有3項指標的實現程度在70%-80%之間;還有4項指標的實現程度低於70%。其中，實現程度低於80%的指標集中在農村環境(3項)、社會發展(3項)和人民生活(1項)三個方面， 脫貧率指標低於60%。

上述報告稱，在經濟發展方面，目前五項指標實現程度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已超過2020年達到小康標準應有的增長速度。可以預見，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農業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五項指標到2020年均可以完全實現小康目標值。

魏後凱介紹，在人民生活方面，如果按照現有的速度推進，到2020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比、脫貧率、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和農村自來水普及率均可以完全實現小康目標值。

研究發現，在社會發展方面，如果按照現有的速度推進，新農合參合率、農村地區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農村地區孕產婦死亡率將可以完全實現小康目標值。

目前，每千農村人口擁有執業醫師數小康實現程度的年均增長速度是2.44個百分點，達到小康標準應實現年均增長3.76個百分點，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醫療服務的投入力度，該指標屬於較易實現小康目標的指標。

農村居民文教娛樂消費支出比的實現程度年均增長速度從3.02個百分點提高到5.94個百分點有一定難度，屬於較難實現的指標;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實現程度年均增長速度從0.44個百分點提高到6.78個百分點難度很大，是很難實現的指標。

報告稱，在政治民主方面，參選村村民參選率的實現程度年均增長速度從0.16個百分點提高到2.33個百分點，有一定難度，屬於較難實現小康目標的指標。

魏後凱介紹，在農村環境方面，“十三五”期間，隨著國家加大對農業灌溉設施建設的投入，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在2020年是可以完全實現小康目標的指標。

但從目前汙染物排放狀況看，綜合治理農業源汙染物排放將是“十三五”期間的艱巨任務，農業源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在現有基礎上減排30%屬於較難實現小康目標的指標;化肥施用量的實現程度從年均下降0.73個百分點轉變為年均提高6.23個百分點難度很大，屬於很難實現的指標;農田地力等級屬於比較穩定的指標，其實現程度要年均提高1.62個百分點，也屬於很難實現的指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建議，通過不斷完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務績效，建設“幸福鄉村”;通過開展生態環境綜合治理，突出鄉村文化和村莊風貌特色，建設“美麗鄉村”;通過規範村民自治制度，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建設“民主鄉村”;通過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打好農村全面脫貧攻堅戰，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和發展成果，建設“和諧鄉村”。

社科院：甘肅貴州農村發展水平全國最低

扶貧開發進入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後，難度正明顯加大。8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稱，在區域層面，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目前，甘肅、貴州、雲南、青海和新疆農村發展水平在全國墊底。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日在京聯合發布《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6)。報告稱，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實現程度逐年提高，從2010年的75.98%提高到2014年的85.75%，但各方面指標實現程度相差懸殊。

甘肅民勤，一位婦女在梭梭林中行走。近年來，地區發展差距在生態環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三個維度更明顯。攝影/章軻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6)發布了中國農村發展指數。該指數以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綠色發展理念及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為指導，由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活水平、生態環境和城鄉一體化5個維度的27個指標構成。

基於該指數的測評報告對2011~2014年期間全國及各地區農村發展進程進行了測度和比較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我國農村發展水平在各個層面都穩步提高。2011~2014年期間，全國層面農村發展指數從0.396上升到0.578。生活水平和城鄉一體化兩個維度提升明顯，對總指數的增長分別貢獻了39.6%和23.6%，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消除城鄉發展差距方面的努力成效顯著，有力推動了農村發展。同期，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指數都有明顯提高，各省區市農村發展指數也普遍上升，14個省區市的升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農村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依然需要關註。在區域層面，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農村發展水平有較大提升，並超過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依然最低，但是與東北地區的差距有所縮小。在省級層面，農村發展水平呈“兩端分化、中間趨同”分布特征，發展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區指數差距較大，發展水平居中的近20個省區市指數非常接近。

2014年，農村發展指數最高的五個地區依次是上海(1.024)、浙江(0.981)、北京(0.961)、江蘇(0.869)和天津(0.862)，最低的五個地區依次是甘肅(0.418)、貴州(0.422)、雲南(0.441)、青海(0.489)和新疆(0.506)。2011~2014年期間，農村發展指數上升最多的五個地區依次是天津、廣西、浙江、內蒙古、海南，上升最少的五個地區依次是山東、黑龍江、北京、青海、遼寧。

數據顯示，2014年，貧困發生率超過15%的有西藏(23.7%)、甘肅(20.1%)、新疆(18.6%)、貴州(18.0%)和雲南(15.5%)，貧困人口數量超過500萬的有貴州(623萬)、雲南(574萬)、河南(565萬)、廣西(540萬)、湖南(532萬)和四川(509萬)。

地區發展差距在生態環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三個維度更明顯。報告介紹，五個維度中生態環境的地區差距最大。2014年生態環境分指數的變異系數為0.48，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個分指數的變異系數也分別達到了0.45和0.41。生活水平和城鄉一體化的地區差距較小，城鄉一體化分指數的變異系數只有0.12。2011～2014年期間，五個維度分指數的變異系數都呈下降趨勢，降幅最大的是生活水平，表明地區之間農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趨於縮小。

維度間發展失衡在東北和西部地區更突出。在東部地區，五個維度中城鄉一體化的分指數最高，社會發展的分指數最低，兩者之比為1.36。在中、西部與東北地區，也都是城鄉一體化的分指數最高，中部和東北地區最低的是生態環境分指數，最高值與最低值之比分別為2.25和2.49;西部地區最低的是經濟發展分指數，最高值與最低值之比達到2.96。

“促進地區之間及維度之間協調發展是未來提高農村發展水平的關鍵。”報告稱，未來進一步推進中國農村發展，一方面要從多目標綜合發展的內涵出發，多維度、多舉措繼續提高農村綜合發展水平，另一方面要著力提高協調發展水平。

報告認為，促進地區之間協調發展，重點應加快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縮小這些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既消除綜合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也消除各維度面臨的地區發展差距。在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實現不同維度之間的協調發展，重點是加快社會與生態環境等薄弱環節的發展。

調研發現，精準扶貧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精準識別不夠準確、信息工作不完善、產業開發難度大等，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政策措施。

2006年，我國正式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服務的供給範圍，但目前農村基礎教育存在著寄宿制學校學生身心健康發育失衡、留守兒童規模較大，且留守呈現低齡化、非正規就業子女的教育問題依然難以得到解決等突出問題;農村社會保障事業也存在著保障水平低、城鄉和區域差距大、可持續的籌資機制尚未確立、配套政策滯後等突出問題。

上述報告建議，在今後的改革中，應合理規劃農村寄宿制學校，兼顧教育可得性與規模效益、增強農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意願，增加職業教育可得性，提高教育收益預期;增強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及發展中的激勵、進一步建立健全完善各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續的籌資機制。

社科院：下半年工業經濟維持增速趨緩可能性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17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工業經濟呈現趨穩發展態勢，下半年工業經濟維持增速趨緩的可能性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當日共同主辦了《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夏季報告(2016)》(簡稱《夏季報告》)發布暨研討會。《夏季報告》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工業經濟呈現趨穩發展態勢。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為6.0%，比2015年全年回落0.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季度為5.8%，第二季度增長為6.1%，第二季度比一季度加快0.3個百分點。工業投資增速回落，但投資結構優化。

2016年上半年，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2%，增速較第一季度回落了2.5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1%，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加快4.2個和2.1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為12.1%和32.6%，分別比上年同期提高0.7個和1.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工業領跑，工業出口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降幅持續收窄，工業企業利潤回升，煤炭、鋼鐵、有色等主要原材料行業利潤繼續呈現恢複性增長，企業庫存壓力有所緩解，但去產能任重道遠。

《夏季報告》稱，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工業經濟維持增速趨緩的可能性較大。模型預測2016年年底工業經濟增速將降至5.7%;2017年6月工業經濟增速將降至5.0%。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運行研究室張航燕博士介紹，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推進之下，2016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開局良好，呈現出“緩中趨穩、有限複蘇”的基本格局。

“但仍要謹慎看待這種複蘇。”張航燕說，在國際形勢並不樂觀的背景之下，2016年下半年中國工業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運行中諸多矛盾和風險會進一步顯現，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夏季報告》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在宏觀調控中努力把握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一方面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除制度性障礙，為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穩定增長，深化“區間調控”的理念，采取有效措施來事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但要避免宏觀政策的大起大落，保持宏觀政策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

《夏季報告》建議，目前應著力推進穩增長，保持宏觀政策的相對穩定性。“經濟大起大落的背後，往往是宏觀政策的大起大落。”《夏季報告》說，我國工業經濟目前處於“緩中趨穩”的階段，更加避諱大起大落的宏觀政策，在“十三五”開局之年，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減少頻繁的短期宏觀調控，深化“區間調控冶的理念，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將戰略重點轉向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使宏觀政策能夠真正助力穩增長的推進。

對於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夏季報告》認為，一方面要讓市場及時出清，化解過剩產能，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以創新形成更高質量的有效供給，帶動新需求，進一步挖掘需求端對工業經濟增長的促進潛力，同時提高投資效率，引導資金流向效率高的領域。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提高出口商品貿易結構。

制造業向房地產轉型？社科院學者稱“轉錯方向”

19日，在尋找內生動力、振興東北經濟暨新經濟發展系列論壇上，中國社科院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稱，“十幾二十年前，國內城市都在講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後來幾乎是年年講、月月講，但結果總的來說非常差。要麽是沒有轉、要麽就是轉錯了。”

倪鵬飛認為，轉型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包括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制度轉型，經濟的轉型受制度和城市的轉型制約。目前特別強調這三個轉型同步進行。城市的發展就跟人的發展一樣，到了一個階段達到一個水平，接下來還要不斷的上升，那麽轉型實際上就是發展形式和方式的轉化。“如果有停留的話，可能危機就要到來了。”

對於轉型的動力，他說，這包括外部的壓力，比如競爭、成本的倒逼。“如果不轉型，可能外部逼迫著要轉，不轉不行。”還有就是內部的利益驅動，如果轉型能夠獲得更大利益，就會主動尋求轉型。不過，目前在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有一種相反的力量，而且這個相反的力量作用非常大、非常明顯，使得轉型變得比較艱難。

對於轉型的阻力，概括來講有三個。

一是資源詛咒，指的是資源條件好的區域，總是依賴資源，不願意轉型，或者說轉型的動力受到抑制;二是後發劣勢，指的是處在發展的末端，什麽情況都非常不利，結果就導致了惡性循環;三是先發劣勢，指的是一些區域或者城市，在某一個方面或者在總體上成功了，就會將這種模式固定下來，不願意再改變。因為改變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而且會損害到既得利益者群體，也就使得他們不願意轉型。

倪鵬飛總結說，綜合來看，阻力對某一個城市，甚至對全世界來看，都是非常大的問題。因此，轉型不是一個非常輕松的事情。

其實，在談論轉型的過程中，存在轉型徘徊的情況。

倪鵬飛提到，十幾二十年前，國內城市都在講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後來幾乎是年年講、月月講，但結果總的來說非常差。他說，資源型城市、老工業基地城市，以及沿海城市，在過去談轉型講得非常多，但是到目前，公認的資源型城市轉型成功的還沒有，老工業城市轉型成功的也不多，沿海城市轉型現在公認成功的案例就深圳一個。“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我們喊了這麽多年，從區域、城市的角度觀察，成功的卻寥寥無幾，原因可能就是前面提及的阻力。”

如果說，有些城市受阻力影響而沒有轉，那麽另外一些城市則是轉型轉錯了方向。

倪鵬飛說，十幾年前，我本來還對東部沿海有些地區的制造業、高科技產業寄予厚望，希望他們的民營企業能夠在若幹年後進入世界500強，結果他們轉錯了，有一些制造業、高科技產業本來做得非常好，但是沒有向轉型升級的方向發展，反而看到房地產形勢好也跟風去做房地產，出現制造業的房地產化的情況。

那該如何進行轉型呢?他提到，非常重要的是，要用開放來帶動，引進外部的資源、要素，外部的市場競爭。之所以這樣，在於過去資源型城市是一種封閉性的轉型，在城市里邊內部循環，難以保證格局。形勢差了談轉型，形勢好了就不提了，房地產、煤炭都是如此。

值得關註的是，市場化的制度轉型才是整個產業轉型、經濟轉型的根本支撐。他認為，要轉型，企業必須要有轉的動力，能夠獲得明顯利益，否則政府的規劃、戰略做的再好，要是不接地氣的話，就會跟企業沒有任何關系。

中國社科院：下半年房價增幅回落 2025年前一二線也會過剩

今年以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出現了此起彼伏的快速上漲過程，接下來房地產走勢如何呢?

中國社科院25日在廣州舉辦的南國書香節上發布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5-2016)》（下稱《報告》）認為，當前樓市的突出問題是住房市場嚴重失衡，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並存，社會經濟內需不足，產業轉型升級艱難，市場回暖基礎不穩，波動風險較大，分化趨勢嚴重。

下半年增幅回落 部分城市或下跌

《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認為，2016年下半年樓市將會迎來一個短期的調整。持續的政策刺激與有力的制度變革的力度，決定調整幅度和時間提前或者延後，調整可能遲到，但不會缺席。

他介紹，從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第二季度的預測時間段內，房價增幅或呈回落趨勢。 房地產投資增長幅度或將趨緩，2017年或將出現波動。不過，近期國家出臺了《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政策力度比較大，對三四線城市的農民工購房預計會有比較大的刺激作用，從而對減緩樓市回落幅度會有較大作用。

此外，本世紀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存在著一個短周期，大多是3年左右的周期。盡管有刺激，但下半年調整不可避免。 倪鵬飛認說，如果說2015年到2016年是政策刺激下的上升之年，2016年到2017年可能是首次出現在政策刺激下的調整之年。

倪鵬飛說，2016年下半年，一些城市的房價下降的可能性不小。尤其是一些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暴漲之後暴跌的可能性更大。比如深圳現在已經出現了下跌的趨勢，其他城市也有這種可能性。“因為他們是投機導致的。”

以合肥為例，今年以來合肥房價的保障，雖然與該市經濟基本面比較好、前期住房價格比較低等原因有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該市樓市50%以上購房者是安徽省內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合肥房價上漲的潛力被投資客註意到，所以投機者大量進入，迅速炒作起來。“如果當地采取限購政策，不是合肥的居民不能買，投資客肯定會退場，省內其他地市的購房者也會大量減少，價格肯定會下降。”

“調整不是壞事，只有不斷的調整，這個市場才能夠更加健康。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調整能更平穩一些、幅度更小一些。”

從空間變化來看，倪鵬飛預計，未來樓市的區域分化將由“少數城市熱、多數城市冷”向兩極分化發展。現在少數熱點城市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大概就10個城市左右。從現在情況來看，由於新型城市化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城市化的深入和升級給人口的變動創造了新的機會，所以熱點城市會有所增加。

這些增加的城市，包括東部大城市群，主要是東部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周邊的城市和區域。比如京津冀的周邊目前處於熱火朝天的狀態;長三角沿著周邊的蘇錫常到南京、合肥這條線上，周邊的嘉興昆山南通等區域都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提升;珠三角地區包括惠州、東莞、珠海等都有明顯的提升

此外還有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中西部中心城市 ;人口、經濟發展較快和快速交通沿線的城市;擁有特色資源的一些城市，如擁有獨特的環境、文化、旅遊休閑與養老資源的城市。

這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人口，即人口的年均增量。因為人口增加，就意味著需求的增加。

經濟房地產化之憂

在房價不斷走高的同時，房地產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隱患與風險也在不斷放大。

倪鵬飛說，現在房地產與宏觀經濟已經陷入到一個奇怪的循環。一方面，大家都覺得房地產有前景，所有的需求端無論是中低收入者、中產階級還是高收入階層，無論是還買房自己住，還是投資的性質，大家都瞄準了房地產，尤其是中等以上的收入階層。因此在居民的資產結構中，60%以上的資產都是房地產。

其次，從供給端來看，中國經濟要轉型，盡管一直說要轉向科技創新、轉向制造業，鼓勵大眾創新等，但從實踐效果來看，轉向房地產在增加。

再次，現如今熱點區域的發展紅利和潛力往往很快就被房地產吸食和透支。比如，一個區域有一個重要的利好，很快就被房地產商進行炒作，往往這個利好還沒兌現，房價就上去了。

“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這個概念剛出來，房價就嘩啦啦上去了。現在比較明顯的是京津冀一體化，規劃剛出來房價就已經炒起來了。這些區域，往往產業還沒搞起來，就被高房價扼殺在萌芽之中。”倪鵬飛說。

倪鵬飛 說，這些都表明，現在宏觀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這其中一大表現，就是今年7月的新增貸款大部分都是房地產的貸款。

倪鵬飛說，目前大家普遍都認為其他產業都不行，其他投資都沒有賺錢的機會，都向房地產方面投資，經濟越來越依賴房地產，房地產業越來越影響著經濟。目前宏觀經濟的房地產化十分嚴重，當經濟房地產化到一定程度，持續不下去的時候，那麽經濟就會出現停滯。

不僅如此，目前房地產市場的金融投資模式在推動這個循環。一些金融創新如低杠桿、零首付等使得更多人可能去炒房，開發企業貸款的創新房地產投資進一步資本化，進一步炒高地價和樓價。

那麽這種局面還能持續多久呢?

倪鵬飛說，關鍵在於房地產的真實需求飽和的程度。當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絕對過剩、真實供給大於真實需求的時候，房價上漲的動力、房地產進一步高速開發的動力就沒有了。

當然，在大家都有信心的情況下，虛假的需求可能還會繼續。“房地產泡沫很大原因是這種信心造成的，但是從根本上說，信心不可能離開真實需求太遠，房地產市場根本上還是來源於真實需求。”

“根據我們預測，大概在2025年的時候，長期的拐點可能要出現。”倪鵬飛說，由於過度的投資，使得過剩提前到來。即便是一線城市，過剩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到來。

北京社科院：中關村“獨角獸”企業占全國半壁江山

北京市社科院10月12日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稱，中關村已成為全球風險投資“熱土”，其“獨角獸”企業已占全國半壁江山。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中關村擁有40余家技術獨特、市場擴張迅速、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在全國範圍內，中關村獨角獸企業占比超過50%。在全球範圍內，中關村獨角獸企業數僅次於矽谷，排名全球第二。小米、美團2家企業估值超過百億美元，躋身全球獨角獸前十。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中關村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趙弘研究員當日發布了“中關村指數2016”。

趙弘介紹，從分項指數來看，創新創業環境指數為542.1，位居第一，較上一年提高184.4，是增長最快的分項指數，主要是中關村科技金融發展迅速。全球風險投資加速向中關村集聚，2015年度中關村獲得的風險投資額是上一年度的3倍，拉動創新創業環境指數快速攀升。

研究顯示，中關材國際化指數為439.9，較上一年提高158.3，主要是隨著中關村企業國際化步伐加快，中關村境外投資和並購快速增長，2015年企業境外並購案例37起，較上年增加16起，披露並購金額561.5億元，較上一年增長55.4%。

趙弘介紹，近年來，中關村加速向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邁進，在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北京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支撐和輻射帶動作用。特別是2015年以來，隨著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實施，中關村優化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持續打造創新創業升級版，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趨勢。

根據安永“全球風險投資集聚地排名”，北京及中關村的排名從2009年的第6位躍居至2015年的第2位，僅次於美國加州灣區。2015年，在中關村內進行股權投資的機構為672家，占全國的41%。 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中關村風險投資異常活躍，風險投資額達1020.3億元，約是上年的3倍。2016年上半年，中關村PE/VC投融資活動持續活躍，705家(712起)企業獲投金額1255億元，同比實現翻番增長;平均每天發生3.9起融資，每起獲投金額6.9億元。

前沿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金融創新有機結合，不斷催生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經濟。比如，地平線機器人研發出無人駕駛領域多項世界領先成果，獲得數千萬美元的B輪融資;馭勢科技打造全球領先的自動駕駛技術，獲得數百萬元的天使輪融資;互聯網倉儲企業易代儲，用互聯網改造與升級倉儲業，成立一年，即拿下了19萬㎡的倉儲面積和超過100家客戶，獲得知名互聯網投資人姚勁波和黑馬基金的天使輪投資。

“中關村重大前沿創新成果快速湧現，在全球科技創新競爭中已經由過去的跟跑者逐步轉變為並跑者，在某些領域已經居於領跑地位。”趙弘說。

他介紹，近年來，中關村不斷催生引領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原始創新成果，成為我國自主創新的重要源頭和原始創新的主要策源地。中關村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的一些前沿細分領域湧現出了一批突破性成果，部分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比如“百度大腦”的無人駕駛汽車、語音識別等人工智能技術、柏惠維康的神經外科機器人、中科曙光的全球領先高性能計算機系統技術、博奧晶典的世界領先的生物芯片技術、碧水源的全球領先的全產業鏈最全的膜處理技術、中科院納米所王中林團隊研發的世界首創最小發電機—摩擦納米發電機、清華鮑捷研究小組世界首創利用新型量子點納米材料和納米技術制作出手機攝像頭大小的光譜照相機、夢之墨擁有全球首創液態金屬神經連接與修複技術、率先發現“仿生型自驅動液態金屬軟體動物”等，已經成為在這些細分領域的全球領跑者。

趙弘介紹，中關村的一些黑科技、硬科技企業已躋身世界前列。比如，商湯科技在全球最為權威的計算機視覺大賽中包攬五個單項中的三項冠軍。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中關村企業發明專利申請37843件，同比增長43.3%;中關村發明專利授權量1.3萬件，同比增長66.1%;PCT國際專利申請3357件，同比增長40.2%。截至2015年底，中關村企業主導創制的國際標準202項，在前沿技術等重點領域掌握了國際標準制定的主導權。如由天地互聯主導推動的IEEE1888標準成為全球能源互聯網產業首個ISO/IEC國際標準。

“中關村科技型企業快速湧現，高成長高估值企業快速增長，“獨角獸”企業占據全國半壁江山。”趙弘說，中關村已經成為創新型企業培育的全球高地。

2015年，中關村新創辦科技型企業2.4萬家，比2014年凈增1.1萬家，是中關村多年來新創辦企業數量增長最多的一年。2015年中關村平均每天新創66家科技型企業。新創辦企業技術獨特、市場前景看好。2015年，中關村新增億元企業411家。

社科院報告說6省市已進入高收入階段 但有些其實還遠著呢

近日中國社科院的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等共同發布了一份報告，認為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古六省市已經進入經濟增長的第五發展階段，也是高收入階段。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近日，這份名為《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5-2016)》的報告在北京召開。報告提出，整體而言，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增長階段，成功跨過了中等偏高收入門檻，正式進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行列。

社科院上述結論，參照了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按人均GDP，世界銀行對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分組：人均GDP低於104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　1045~4125美元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4126~1273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報告將經濟增長階段劃分為六個階段，與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相比，第一階段近似於低收入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為中等偏低收入階段，第四階段為中等偏高收入階段，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為高收入階段。

對於中國各省份經濟增長特征，報告指出，一些省份經濟增長較快，已經成功邁過第五階段的收入門檻，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成為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中國進入第五階段的省份有6個，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古。這些省份的人均GDP超過了11000美元。數據顯示，2015年，天津人均GDP為17166美元排第一，北京17064美元排第二，上海16555美元排第三。

不過,這些省份人均GDP高，但不並意味著真的富裕到“高收入階段”。因為真正體現老百姓收入的指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不僅受人均GDP的影響，而且也受產業結構、分配體制等方面制約。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發現，這6個省市中，有些省市的人均GDP雖然很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並不高。例如，天津的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超過上海和北京，高居全國第一。但天津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於部分省市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缺乏，在此統一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來比較)僅為34101元，不僅遠不如北京和上海，也不如浙江、江蘇、廣東這幾個省份。

內蒙古的情況更為典型，盡管內蒙古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1000美元，超過了東南的福建和廣東，高居全國第六。但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內蒙古離廣東和福建仍有不小的距離，甚至還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這是因為，這些地方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拉動和能源消耗為主，而投資主體主要是央企和大國企，在做大產值的同時，老百姓的收入並沒有與之同步，這也是外界通常所說的“只長骨頭不長肉”。例如，這些年內蒙古產值貢獻當中的很多產業不屬於富民產業，央企在統計數據中占比很大。對內蒙古來說，人均GDP雖然高居全國第六，但人均收要提高到這個水平，還需要一個大的跨越。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後，產業結構會比較合理、社會民生等問題都解決得比較好。但我國的產業結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到現在變化都不大，居民實際收入仍不高，離真正的發達狀態任重而道遠。

以居民實際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為例，暨南大學教育學院韓兆洲教授認為，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都達到了55%，但目前國內很多地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

例如，2015年廣東省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859元，僅占人均GDP的41.5%。福建占比為37.5%，浙江占比為45.7%，江蘇為33.6%。

表1:各省份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單位：元）

省份

城鎮

農村

全體

上海

52962

23205

49867

北京

52859

20569

48458

浙江

43714

21125

35537

江蘇

37173

16257

29539

廣東

34757

13360

27859

天津

34101

18482

福建

33275

13793

25404

山東

31545

12930

22703

遼寧

31126

12057

24576

內蒙古

30594

10776

22310

湖南

28838

10993

19317

重慶

27239

10505

20110

湖北

27051

11844

20026

安徽

26936

10821

18363

江西

26500

11139

18437

陜西

26420

8689

17395

廣西

26416

9467

16873

雲南

26373

8242

15223

海南

26356

10858

18979

新疆

26274.66

9425.08

16859.11

四川

26205

10247

17221

河北

26152

11051

山西

25828

9454

17854

河南

25576

10853

17125

西藏

25457

8244

12254

寧夏

25186

9119

17329

吉林

24901

11326

貴州

24579.64

7386.87

13696.61

青海

24542.35

7933.41

15812.7

甘肅

23767

6936

全國

31195

11422

21966

表2：各省份人均GDP

社科院：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2017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在京召開。藍皮書呼籲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等措施。

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經濟藍皮書》中指出，“房價的過快上漲不僅抑制了人們除購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缺乏長期支撐，而且，隨著房價的上漲，社會財富快速聚集到少數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

藍皮書認為，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繁榮，不僅會大幅提高其他行業的生產成本，而且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從目前信貸結構來看，房地產行業導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經濟現象開始逐漸顯現。因此，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同時，藍皮書還呼籲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采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等措施。

社科院：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經濟模型室主任婁峰在會上表示，預計中國2017年一季度至四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6.5%、6.5%、6.4%、6.4%;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比上年略為減少0.2個百分點。

婁峰還指出，根據預測，201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67.1萬億元，名義增長8.9%，實際增長8.7%。整體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在小幅下滑。2017年消費者零售總額將達到36.2萬億元，名義增長9.5%，實際增長8.8%。下降的幅度逐漸收窄。2017年CPI為2.2，依然處於溫和上漲狀態。2017年CPI為1.6，由負轉正，通脹壓力逐漸顯現。

社科院課題組預測明年A股趨勢：“穩中有升”將是主基調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19日發布研究結果預測認為，在經歷了2016年的震蕩消化後，A股在缺乏系統性沖擊的情況下出現暴漲暴跌的可能性已經很小，“穩中有升”可能是2017年的主基調。

上述多家機構當日召開“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相關課題組稱，經歷了2015年中國證券市場罕見的巨幅波動，2016年開年順勢下跌後市場便逐漸盤整回升，在持續整個過程中不斷遭受各種事件頻發沖擊市場神經，可以預計，2017年市場將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承受力，資金在資產間輪動的特征繼續演繹，隨著股價調整和盈利增長消化估值，股市精選個股的空間逐步打開，2017年結構性機會將優於2016年。

報告稱，根據測算，目前上證A股的整體市盈率只有15.4倍，深證A股的整體市盈率則為49.15倍。而A股在剔除銀行板塊後，整體市盈率上升至36.94倍，剔除所有金融板塊後，A股整體市盈率達到42.47倍。

歷史數據顯示，按從低到高排序，上證A股目前的市盈率為15.42倍：位居歷史月份數據第60，處在歷史數據的19.87%分位數位置，明顯低於歷史均值水平;深圳A股目前的市盈率為41.7倍：位居歷史月份數據第192，排在歷史數據的63.16%分位數位置，高於歷史均值水平。創業板目前的市盈率達到73.41倍，這一數據在82條歷史月度數據中排名第63，約位於歷史數據的75.9%分位數位置，也就是說，在過去75.9%的時間中，創業板的估值要低於目前水平。從這一組數據來看，可能A股還存在下蹲式探底的可能。

“當然，結合宏觀經濟環境和深化改革的推進等，我們仍然應該看到一些積極因素，加上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分化使結構性機會比2016年更優。”課題組說。

課題組分析，養老金、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入市預計帶來1000億元左右的資金。目前，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管理資產接近2萬億元，到2020年預計將新增2萬億元左右的地方社保委托，若其中有10%投向股市，增量資金在2000億元左右，年化入市資金在600億元左右，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也有望帶來400億元左右的增量資金。

繼2014年底推出滬港通之後，籌備已久的深港通開通在即，深港通對兩地股市的影響，可能遠高於滬港通。由於A股目前的市場行情以及人民幣的因素，港元與美元掛鉤，美元可以作為規避資產貶值的“安全島”，部分資金有南下的意願。但深港通標的擴大(深股通涵蓋了大約880只深圳市場的股票，其中包括約200只創業板的高科技、高成長股票，與滬港通形成互補)，加之長期以來投資者對中國的悲觀情緒，已經大體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多數挑戰。

課題組分析說，隨著中國經濟基本面和內生增長動力逐漸觸底回升，海外偏愛大藍籌的外資機構開始將目光轉向創業板和中小板公司。隨著深港通的開通，滬港深融合成中國的三大證券交易所，對品種創新、估值趨同將帶來深刻影響，中國乃至全球的增量資金有望湧入。此外，2016年9月底地產調控的加碼有望帶來居民資產配置上的變化。從歷史情況來看，地產周期一般伴隨著居民存款向企業存款的轉移，2015年以來股市表現和企業存款逆相關，現今企業存款預期增速將出現向下拐點，但是從企業存款回流居民存款，再到進入股市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也需要市場預期和投資風險偏好的改善。

從企業微觀盈利的情況來看，2017年經濟企穩的確定性更高。根據2016年中報，全部A股盈利同比雖有所下滑，環比放緩，但維持了較快增速。2016年三季報業績預告顯示，創業板和中小板同比分別維持45.9%和41.4%的較快增速，全年高增長可期。創業板和中小板的三季報業績將顯著高於全體A股上市公司水平，顯示以成長股為代表的新經濟動能正在加速形成，經濟轉型的成果值得期待。

課題組說，另外，藍籌股從估值的角度看基本接近合理水平，目前代表藍籌股的滬深300指數前向12個月動態市盈率11.5倍，略低於歷史的均值，其中非金融估值18.2倍，仍處於歷史中等偏上水平。地產調控對經濟的影響在2017年上半年或表現得更為明顯，預計將帶來風險偏好的下降並拖累估值。如若後續政策應對得當，預計經歷一定估值壓縮後，後市的彈性也會更足。

課題組分析認為，“調結構”與“穩增長”的平衡下催生出結構性機會。當前國內所面臨的結構性弊端眾多，如傳統行業的產能過剩、非金融國有企業的高杠桿以及房地產市場過熱等，但總結而言，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徑可以簡要地概括為東部與西部的產業地域轉移;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的結構升級;重點扶持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強力推進民間高技術應用產業。在為實現上述目標前進的路上，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過剩、低效產能退出的問題，將有效的社會資源釋放出來。

課題組稱，要解決這個問題，若貿然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恐怕會事與願違，事倍功半，最終陷入“流動性陷阱”。而有“定向刺激”作用的財政工具恰好可以彌補貨幣工具的缺陷，此時再配合適度偏緊的貨幣政策，去產能、去庫存的效果將會更為明顯與迅捷，經濟衰退的時間將被有效縮短。財政政策加碼帶來一些結構性機會，如政府一直大力主導的PPP主題板塊，與之相關的環保和基建也會獲益。

報告稱，整體來看，在經歷了2016年的震蕩消化後，A股在缺乏系統性沖擊的情況下出現暴漲暴跌的可能性已經很小，“穩中有升”可能是2017年的主基調。在此市場環境下，行情的結構性分化將異常明顯。從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來看，以服務業和消費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50%，並仍在擴大中，消費和服務業成為挖掘成長機會的重要領域，如大健康、環保等。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逐步推進，科技創新活力釋放下帶來的一些潛在機會也值得關註，如大數據和雲計算、人工智能以及5G通信服務相關領域等。

社科院預測2017年GDP增6.5%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19日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預測，2017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2%;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1.6%，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

上述多家機構當日召開“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相關課題組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預測，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分別為6.5%、6.5%、6.4%、6.4%，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從定性分析上看，這種預測結果與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的現實情況相一致。

另外，從經濟先行指數角度來看，通過經濟先行指數來判斷經濟運行趨勢，是國際學術界進行經濟預測的方法之一，根據中國社科院數技經所的中國經濟先行指數(該指數由21個子指標構成)，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我國的經濟增速呈現小幅平穩下滑的發展趨勢。

報告預測，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速分別為10.3%、8.0%、9.2%和8.7%，呈現高、低、高、低交替的發展趨勢，201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67.1萬億元，名義增長8.9%，實際增長8.7%，增速分別比2016年小幅回落0.5個和1.7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預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速分別為10.0%、9.5%、9.3%和9.2%，呈現逐季平穩小幅下滑的發展趨勢;201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達到36.2萬億元，名義增長9.5%，實際增長8.8%，增速分別比上年小幅回落0.5個和0.6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逐漸收窄。

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預計CPI分別為2.0%、2.2%、2.3%和2.4%，呈現逐季上漲的發展態勢，2017年全年CPI為2.2%，比2016年略微增加0.2個百分點，依然處於溫和上漲階段;PPI分別為0.9%、1.5%、1.9%和2.2%，2017年全年PPI為1.6%，比2016年增加3.7個百分點，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負轉正，通脹壓力逐漸顯現。

預計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分別為6.6%和5.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持續八年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財政收入17.5萬億元，增長7.0%，財政支出23.0萬億元，增長13.4%。

報告預測，2016~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在新常態下運行在合理區間，就業、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中國經濟不會發生硬著陸。

課題組稱，當前，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減緩，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十分必要。然而，財政收入低速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難度顯著增加。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並重，將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從結構性減稅深化為降低宏觀稅負。采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等措施。

課題組分析，受經濟增速減緩以及“營改增”政策性減收效應等因素的影響，2016年以來全國財政收入繼續呈現低速增長態勢，然而，政府支出力度並沒有因此而減弱，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城鄉社區、住房保障等有關民生項目的政府支出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這表明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對保民生的力度依然較大。

課題組稱，當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面臨著諸多困難：財政收入低速增長，基於收入擴大支出的途徑受到制約;此番積極財政政策已實施多年，財政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大幅度提高財政赤字的空間已相對較小;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情況更加錯綜複雜，政策目標難以兼顧。增加政府投資與保民生、支持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實施財政補貼與其外部性效應，積極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處理這些關系面臨很大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關鍵問題。

“目前，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是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實現途徑。”課題組稱，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給側改革，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減輕稅費負擔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市場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業發展的需求環境。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在於市場需求，如果沒有市場需求，企業就沒有發展的空間和動力源泉。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當前應有意識地加強積極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

課題組建議，應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包括：

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目前我國仍具有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的一定空間和有利條件。首先，我國仍有相對較高的儲蓄率;其次，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最後，近幾年我國赤字率雖不斷提高，但均在安全線之內，特別是沒有出現持續多年高赤字的情況。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赤字財政不能作為刺激經濟的常態方法，長期大規模的赤字財政對未來經濟發展極為不利，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隱患。財政本身並不創造資金，財政收入最終來源於全體國民的收入，財政赤字最終要由全體國民來“買單”。為此，我國應當認真吸取西方國家在財政赤字及債務方面的經驗教訓，務必將財政赤字水平與債務規模控制在適度的範圍內。

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自2012年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但是非稅收入快速增長，進而導致按此口徑度量的宏觀稅負水平是提高的。2012~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收入年均增長7.5%，可見非稅收入增速遠超稅收收入增速。

課題組稱，應對經濟下行，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於增強企業活力，同時也是順應中央精神的要求。從長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並且要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為企業減負;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著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房價的過快上漲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僅抑制了人們除購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缺乏長期支撐，而且，隨著房價的上漲，社會財富快速聚集到少數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從而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諧;另外，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繁榮，實際是以犧牲其他行業的發展為代價的，不僅會大幅提高其他行業的生產成本，而且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從目前信貸結構來看，房地產行業導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經濟現象開始逐漸顯現，因此，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在財政收入低速增長的情況下，財政資金顯得尤為珍貴，應該花好每一分錢。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問題，特別是近兩年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一方面缺乏財政資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財政資金閑置甚至浪費，因此，必須要認真對待該問題。盡管出現此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關體制與機制是問題的關鍵。課題組建議在總結此項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其他財政資金領域的管理方式改革，以期明顯提高總體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