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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圓桌：總和生育率之辯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出現失真。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反常情況？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

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

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數字之間差距很大，為什麽？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要進行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

第一財經：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二孩後每年新增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二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呢？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那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按照六普結果，2010年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是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地增加，這就說明，出生人口當年漏報嚴重。

從戶籍數據和分娩數據也能證明，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這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所以，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這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在家里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多生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二孩放開，你覺得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二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二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二孩，而且是沒有單獨二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口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非常大。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二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二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也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比料想的還要低，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推遲平均生育年齡。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年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各年抽樣的生育率上下波動在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存在，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多在鼓勵生育，更沒有把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而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不超過10%，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另外，很難想象女性推遲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推遲生育因素影響，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麽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人口政策。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查後的1.8。

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出生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差距。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有偏差，合理的做法是只比較同類的數據。按此原則，無論是抽樣調查生育率、出生人口變化還是衛生統計的戶籍活產數，都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相對簡單，只要沒有外部幹擾，可以做得很準確。但在中國，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撲朔迷離，這個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對中國人口會有什麽樣的影響？

黃文政：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未來把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

全面兩孩政策後，2017年將是出生高峰，但出生數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明顯下降。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弱化；二是未來十年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會銳減40%。

大咖談：聚焦人口總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離實際有多遠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樣調查過去都是用的紙質問卷，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字助手,即掌上電腦)，這是人口調查方式的一個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到調查質量，值得考慮和進一步核查。

從抽樣調查結果當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計去年總和生育率1.047這個數據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樣調查數據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預計到一孩生育率會比較低，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低，竟然不到0.6，這從經驗邏輯上判斷令人懷疑並需要高度重視。當然因為我沒有拿到原始數據，也只能是猜測。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會出現失真。因為那些推遲了生育的女性也許以後還會再生育，但反映在這次抽樣調查中有可能會被誤以為她們的一孩終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據我們的研究，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我們把這個數據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數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數是1400多萬，可以發現，漏的確是會漏一些的，但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漏那麽多。目前住院分娩數據也不是直報系統，是一級級報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為要領住院補貼會有多報，但這個水分不會很大。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跟前幾年的數據做比較，無論去年漏報是什麽情況，它跟前幾年的漏報情況應該基本一致的。沒有理由說去年一定比前幾年漏報的更多。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可以說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到底是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是得出準確的總和生育率太困難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確定全面兩孩後有多少目標人群，其實很容易確定，獨生子女數量，母親的數量，生過孩子的育齡婦女數量等等，都有很強的內部邏輯關系，雖然會有一個區間，但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時人口數據又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的生育狀況，所以特別需要詳盡的原始數據，做細致的核查、比對、計算和推算。但是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每0.1的總和生育率，對應90到100萬的出生人口。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比如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拉大都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會導致總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較而言，遞進生育率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精細的概念。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我認為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這個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要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人口統計的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多部門聯動，把登記系統、調查系統、報告系統的數據整合起來，包括身份證信息、手機信息、公安戶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們專門研究過，對於一個具體的人，兩到三個系統都不出現的可能性極小。通過這些工作，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是可以得到明顯提升的。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過去對人口問題的判斷，有些是錯誤的，偏離實際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其實是過去的數據，你用過去的數據去推斷未來，錯誤的可能性很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信息化時代，有很多實時監控的大數據可用，對現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準確，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未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兩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總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數有密切的關系。在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和生育模式確定的情況下，出生人數與總和生育率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出生人數多，總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數少，總和生育率就低。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1%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2015年出生人口總數是1100多萬。但統計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數是1655萬人。這兩個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因為，考慮到漏報重報，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事後數據質量檢查、檢驗和校對，最後統計局將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為1655萬。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結果總和生育率是1.18，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那麽你看，2011年1歲的人其實就是2010年零歲的人，2012年2歲的也是2010年零歲的。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的增加，原因很簡單，零歲的人口當年去調查沒有調查到，第二年和以後的年份去的時候可能就調查到了，年齡越大，調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們來看戶籍數據。根據戶籍數據，2015年5歲的孩子有1700萬。這些孩子其實就是2010年出生的，這個數據是比較真實的。產生的孩子在戶口本上登記時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醫院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基本上戶口系統登記上來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當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登上戶口，即所謂的“黑戶”。因此，戶口系統中已經登記的低年齡人口數量應該只比現實中的人口少，而不會多。2015年戶口登記系統中5歲、6歲和7歲的人口都超過1700萬，這個事實事實說明，2008年~2010年中國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萬人。

還有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從2010年以後，全國每年住院分娩的嬰兒數量都大於1600萬，現在住院分娩率能達到99%。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住院分娩的記錄和信息更完整。所以，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按小學生入學數量，我們也反推過入學7年前的生育率。我們利用2007年的小學生人數，反推過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表明2000年總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數高於1600萬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最近幾年總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低年齡組人口漏報現象比較嚴重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到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 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學上，國際上有很多方法，關於零歲組人數怎麽調整、嬰兒死亡率怎麽調整有好多種方法。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不會說話，在家里邊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一個超生的，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7。但是你到農村會發現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總體超生的還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國的全國生育率恐怕不會低於1. 46。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放開，你認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兩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過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兩孩，而且是沒有單獨兩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單獨和雙獨夫婦有近三千萬對，有了單雙獨二孩的實施和過渡，會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標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國的人口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出生高峰，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尤其是對35歲以上的女性，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生育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兩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兩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等。

第一財經：既然放開不會對生育率有很大影響，那為何不現在就放開呢?

翟振武：現在不放開是因為中國各地情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生育意願還是比較高的。而且，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規模最高會達到14.5億，這是個很大的數字，要充分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現在國際上這種例子很多。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現在恢複到1.4，俄羅斯恢複到1.7，法國恢複到1.8，北歐大概是2.0。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至於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陷阱，是不是真的進去就爬不出來，還在討論當中，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說的那麽悲觀和可怕。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你認為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中國陷入極低生育率無法否認，而1.047的數據比料想的還要低，這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政策推遲平均生育年齡。如果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來會得到補償。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所有的女性推遲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為0，下一年的生育率則會翻倍。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抽樣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動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另外，屬相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一點，但不大。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生育率調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 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像中國這樣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原始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維持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現象與其他證據是相符的。實際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都在鼓勵生育，更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過10%。這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由於計劃生育在不斷放松，很難相信現在的漏報率會比之前還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確實存在生育年齡普遍延遲的現象，這個進度效應也會壓低當年的生育率，但很難想象進度效應所降低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進度效應，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盡管我認為實際生育率大大低於1.4，我在所有預測和論述中都會將生育率數據至少上調15%，以確保結論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調15%會跟接近事實。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樣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那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 上調了整整47%。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我國人口政策。實際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整後的1.8。這種大錯不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得重複。

而且，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影響。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不同數據源都有系統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較同類的數據：抽樣數據應與抽樣數據對比，出生數據與出生數據對比，戶籍數據應該與戶籍數據相比。只要按這一原則來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種證據都在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過10%。又如，從2010年到2014年，處於24-28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數量增長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僅增長了6%，這反過來說明生育率(大致為平均每個女性生育數量)下降了約10%。而根據衛生統計年鑒，2012到2014年各年戶籍活產數分別為1544、1511、1518、1454萬，也印證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從00後比80後少了33%。假設25歲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為1.33左右(2.2*(1-0.33)^(25/20))。這種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識，誤差一般不會超過0.1。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調整方法又需要各種假設，如果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數據，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設， 那幾乎可以把生育率調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這種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誤導決策。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都相對簡單。所謂人口統計就是數人頭，收集年齡、性別、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預測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確定未來年齡別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以及年齡別死亡率就可以確定未來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結構。因此，只要沒有外部幹擾，人口統計和預測可以做得很準確。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就連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一直撲朔迷離，這個現象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你認為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學者認為是1.6，這種判斷上的不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對未來人口趨勢的判斷?

黃文政：退一萬步說，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未來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將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現在人口還沒有萎縮，只是因為過去的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但長期的低生育率已經決定了未來幾十乃至上百年人口會急劇衰減。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生育率較低地區的人均GDP增長也更慢。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口會有什麽變化呢?

黃文政：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快速減少。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逐步弱化，二是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在未來十年會銳減40%以上。要維持我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應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北大學者：80後90後婚育新模式壓低生育率水平

國家統計局上個月公布了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根據未經修正的抽查數據，2015年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這一生育率水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口學界由此掀起了又一輪關於中國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的爭論。第一財經昨日刊發專題《人口圓桌：總和生育率之辯》，受到各界讀者的關註和評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李建新認為，盡管對總和生育率水平和人口統計數據質量的學術爭論重要且必要，但就目前而言，低生育率水平已經延續多年，並且日漸嚴峻，這一事實和趨勢已無可辯駁。在這樣的背景下，總和生育率高一點低一點並無本質區別，關鍵是要迅速采取應對行動，迅速放開生育限制，不要因為爭論而貽誤了戰機。

第一財經：對於最近關於總和生育率的爭論，你怎樣看？

李建新：2015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047，已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也註意到，對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個數據，也有學者表示質疑，最高估計到1.5-1.6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

其實，關於我國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的爭論已經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問題，而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一直就存在著的，這當然首先與我們的調查數據質量問題有關。

從這次爭論中，我們看到，無論是認為生育水平相對偏低的還是相對偏高的，都對中國人口已進入低生育水平這樣一個事實有共識，並認為二孩政策實施不能改變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各位學者對於調查數據質量可能存在的問題做出了全面的分析，我認為這樣的學術爭論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在當下中國，生育率水平高低、數據質量好壞的爭論，並不僅僅是學術問題，因為實際生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了我們對二孩政策實施效果評估以及對人口形勢的判斷，進而直接影響到了我國人口生育政策下一步的決策。

所以我主張對爭論求同存異，不妨換種角度來考察我國人口的嚴峻形勢。

第一財經：如何換種角度？你對中國人口的嚴峻形勢怎麽看？

李建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糾結於總和生育率到底是一點幾，而是聚焦在中國人口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2009年，我曾經寫了一篇博客文章，《開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來》，主張應該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我當時強調，不用擔心放開政策後的生育率反彈，雖然我沒具體去預測推算，但我強調我是“心中有數（數據）”。

我當時的基本依據是這樣的，80後們是正在進入婚育期的主體，而這個主體的基本特征，從生物年齡上看他們正陸續進入生殖力旺盛期（20-29歲）；從社會年齡看，他（她）們正進入高等教育、戀愛結婚、就業期；從歷史年齡看，他們是改革開放和獨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是新思想、新觀念下成長的一代人。

他（她）們不再遵循傳宗接代的價值觀，不再持有重男輕女的性別觀，加之婚育機會成本和生育養育成本的節節攀升，80後以後的婚育時代與60、70後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的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結果也再次證實了我當初的基本判斷。我們不妨借用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來對比一下60後、70後、80後的婚姻狀況，看看他們之間的代際差異。

在過去和當下中國社會，人們的生育一般是在婚姻的前提下發生的，所以生育的邏輯是這樣的：建立婚姻家庭，才可能生育孩子；生育了一孩才有可能生育二孩；生育了二孩才有可能生育三孩，依此類推。

從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婚育年齡推遲的趨勢非常明顯。

大致1961年至1965年出生的60後在1990年普查時是25-29歲，這是一個成熟的婚育年齡，在年齡組中，女性未婚比例僅為4.43%；2000年普查時，70後的女性未婚比例為8.67%；2010年普查時，80後的女性未婚比例急劇躍升到了21.62%。

對比中我們看到了代際婚姻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因為這種變化，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比如說，60後一代有100對男女，他們都結婚並且生孩子了，最後的生育比例是，一孩60%，二孩30%，三孩10%，最終這100對60後夫婦平均生育1.6孩；80後一代也是100對男女，但時代變了婚育觀念也變了，有20%的男女可能不結婚或結婚後選擇做丁克不生孩，剩下的80對男女都結婚並生子，最後的生育比例是一孩40%，二孩40%，三孩20%（考慮到政策放開後二孩、三孩比例上升的因素），最終80對夫婦平均生育回升至1.8個孩子，但對於100對80後來說，則是平均只有1.44個孩子。從人口再生產的角度來講，80後生育水平無疑是低於60後生育水平的。

事實上，2015年1.047的低生育水平也許有質量問題，但從孩次生育率結構變化上看，一孩生育率下降本身也與80後推遲婚育有關。如此以來就不難理解我們所強調的低生育率和低生育率危機了。

而且從變化趨勢上看，這種形勢只會更加嚴峻，因為女性人口數量以代際迅速下降方式在變化，如2010年普查數據顯示，20-29歲的80後女性人口為11358萬，10-19歲的90後女性人口降至8263萬，而0-9歲的00後女性人口更降至6689萬。

雖然低齡歲組人口特別是女性人口存在著瞞報漏報的問題，但代際人群越來越少是一個清晰的事實，這意味著未來進入婚育期的人群會越來越少，加之性別結構失衡和觀念變化等因素，低生育水平形勢只會越來越嚴峻。

第一財經：對下一步的政策走向，你的建議是什麽？

李建新：由於我國人口低生育率形勢不容樂觀，容不得我們爭論清楚之後再下結論，時不我待。所以我主張，不要再糾結於這種沒有結論的生育率水平爭論，下一步不僅生育政策要全面放開，而且還要從廣義人口政策下手鼓勵生育，唯有這樣，才能首先實現人口自身的長期均衡發展，進而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基因缺陷也能生育 輔助生殖正醞釀千億潛在市場

如果夫妻雙方都攜帶了同樣的缺陷基因，能否生育一個健康寶寶？

近日，港大深圳醫院舉行“飛越三十年 頌迎新生”國際生殖醫學論壇期間，香港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教授、港大深圳醫院生殖醫學中心醫生吳鴻裕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通過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即種植前遺傳學診斷PGD技術）挑選出健康的胚胎，醫生將其移植入母體，就可以幫助這樣的家庭生育健康寶寶。

同時，國內對輔助生殖的需求不斷增加，國內輔助生殖醫療機構供需不平衡，也有一些家庭選擇到美國、英國、日本、泰國等地海外就醫。

三代技術可篩選健康胚胎

2015年5月，攜帶有重癥地中海貧血基因的李女士在港大深圳醫院分娩產下一對雙胞胎寶寶，這兩個來之不易的健康寶寶是深港兩地醫生利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為李女士家庭帶來的。

這兩個寶寶的誕生，還帶著為李女士的二兒子豆豆（化名）提供骨髓移植的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以救治豆豆的重癥地中海貧血的希望。

豆豆生後9個月就被確診為重型乙型地中海貧血，需要定期輸血以維持生命。如果想根治豆豆的重型乙型地中海貧血，就需要為豆豆做骨髓移植。但遺憾的是，李女士夫妻二人及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與豆豆的HLA配型均不成功，不能進行親屬間的骨髓捐贈。

為了能做骨髓移植，在豆豆2歲半時，李女士夫妻分別前往中華骨髓庫、臺灣慈濟骨髓庫登記了資料，希望通過骨髓庫為豆豆尋找HLA配型相合的陌生人。等待期間，豆豆仍需定期到深圳的醫院接受輸血治療，每天在家里還要進行排鐵治療。

在骨髓庫登記資料4年多之後，夫妻倆還是沒能在骨髓庫找到與豆豆HLA配型相合的陌生人。隨著豆豆漸漸長大，需要接受輸血治療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從嬰兒時期的每半年一次，增加到每三周一次。” 李女士說，如果不接受骨髓移植，這樣的治療將持續豆豆的終身。

經過再三考慮，夫妻倆決定再次生育：通過采集新生兒的臍帶造血幹細胞，為豆豆進行骨髓移植。但這一做法也有風險，一方面，如何確保再次生育的寶寶是健康的，不再有重癥地中海貧血？另一方面，如何確保再次生育的寶寶的HLA配型與豆豆相符？必須同時實現這兩點，新生的寶寶才有可能救豆豆。

因為深圳尚沒有醫院可以開展此項技術，2011年起，李女士夫妻倆先後到廣州和香港求醫。經過一番比較之後，李女士最終選擇在香港瑪麗醫院輔助生育中心實現這一願望。

既要為李女士剔除有地中海貧血的胚胎，又要使得胚胎的HLA配型與豆豆的相合，香港瑪麗醫院輔助生育中心的醫生團隊面臨挑戰。吳鴻裕解釋，由於香港對孕婦的產檢較為仔細，有重型地中海貧血的胎兒會被篩查出來，並及時終止懷孕，較少令這樣的胎兒出生。所以，提出此項需求的香港患者不多。

經過多次嘗試， 2014年香港瑪麗醫院生殖醫學團隊成功篩選出兩個人類白血球抗原（HLA）與豆豆相配的健康胚胎移植進李女士的子宮，令她懷上雙胞胎。李女士也成為香港第一個成功案例。李女士說，今年豆豆12歲了，計劃在2017年接受骨髓移植治療。她之所以願意分享自己的經歷，就是希望類似的家庭能從中得到鼓勵，獲得信心，重新燃起希望。

輔助生殖潛在市場巨大

華創醫藥報告顯示，中國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我國每年出生新生兒大約1600萬，理論上每年有200萬-240萬左右的新生兒因為不孕不育無法出生，輔助生殖的潛在市場約有1280億元。

國內輔助生殖市場嚴重供應不足，牌照稀缺，審批難度大。全國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療機構有432所，每年完成70萬例，但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目前，廣東省只有廣州有3家醫院獲準開展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吳鴻裕表示，“要獲得衛計委對開展這項技術的批準，生殖中心至少要運作5年，同時還要開展產前診斷服務。”

深港臨近的便利條件，加上瑪麗醫院和港大深圳醫院的緊密合作，使得深圳及周邊對輔助生殖有需求的家庭可以通過深港聯動來獲得服務。也就是，深圳的患者在港大深圳醫院就診後，會選擇前往香港瑪麗醫院接受相關治療，之後的產檢及分娩再回到港大深圳醫院。

春雨國際給第一財經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美國有3億多人口，2012年其生殖門診數目是486家；日本人口1.2億多，生殖門診數目超過500家。相比之下，中國顯得數量不足，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會選擇海外就醫。

其中，國內到泰國進行試管嬰兒的人數越來越多。早在我國全面二孩放開之前，位於泰國曼谷的JATANIN醫院中國籍客戶就已占客戶總量的70%以上，粗略估計每日至少接待200名咨詢和候診的中國客戶，客戶年齡主要在25歲到55歲之間。

春雨國際相關負責人表示，與歐美相比，泰國價格相對便宜，同時泰國也普遍采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比第一代、第二代技術更有優勢，可以避免把有隱患的胚胎植入母體、使父母孕育健康寶寶，目前可篩查唐氏綜合征、血友病、重癥地中海貧血等上百種遺傳疾病。

如何將國內需求以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松禾創新投資總監王陽對第一記者說，輔助生殖具有很大市場潛力和空間，一方面國內要加大輔助生殖中心的建設力度，未來會有更多資本看好這一方向通過投資進入這一領域，同時，國內需要加大這方面專業人才的培養。

一孩生育率銳降 為什麽連第一個孩子都不願意生？

在“要不要生二孩”成為熱點話題的同時，中國一孩生育率銳降引起人口學者的關註。多位學者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第一個孩子基本不存在漏報問題，一孩生育率的銳降表明，民眾整體生育意願比較冷淡，全面兩孩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總和生育率，難言樂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1%人口抽樣調查，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62，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0.85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725相比，降幅明顯。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盡管已經預料到一孩生育率會走低，但剛看到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數據時，也有些意外。

“關於總和生育率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有些人總是認為存在大量漏報，所以堅持實際的總和生育率要比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結果高。但是第一個孩子漏報的可能性很小，它跟實際總和生育率有很高的相關性。這是個非常值得警醒的信號。”這位學者稱。

從人口學上看，一孩生育率反映了沒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現實，與總和生育率平行變化，二者直線正相關。根據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的研究，美國1970年到2014年間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5。新加坡1974年到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6。

即使是在實行了四十多年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第一個孩子的生育率相對獨立，不受生育政策的影響，而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關。

另一位長期研究中國人口的學者認為，一孩生育率偏低，根源是在於，長達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少生的文化已經成為大眾心理。同時，中國的經濟模式、社會制度、城市規劃都是圍繞著獨生子女政策進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慣性，而且形成了經濟慣性，很難改變。

從目前中國已經進行的多項生育意願調查看，中國人整體生育意願的確很低。2010年、201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顯示20～44歲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只有1.78個、1.88個。2013年國家衛計委在29個省的調查顯示，20～44歲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只有1.93個 。

從生育意願到生育行為還有巨大的落差。根據人口學研究，實際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0-70%，比如日本1992-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數是2.53個，但是平均實際生育率只有1.37；臺灣地區2015年理想子女數在2個以上，實際生育率只有1.18。

根據騰訊2016年3月做的十萬人生育意願調查，影響人們生育選擇前兩位的因素是經濟壓力大和照看精力不足。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除了生育意願的走低之外，一孩生育率低跟晚婚、初育時間推遲、不孕不育比例提高有關系。

根據調查，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女性的初婚年齡不斷推遲，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經推遲到30歲以上。同時，初育年齡也從22歲推遲到26歲。由於生育年齡推遲、工作壓力、環境汙染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在北京等大城市，不孕率高達18%。除此之外，大城市中的剩女現象、不婚族和丁克族（主動選擇不育）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孩生育率。

“一孩生育率銳降值得有關部門關註。否則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未來應對老齡化的形勢會更嚴峻。”上述人口學者說。

全面兩孩第一年全國多出生131萬人 生育高峰或在今明年

2016年是我國實行全面兩孩政策的第一年，全年出生人口比上年多增加131萬人。

根據1月2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6年全年我國出生人口1786萬人，比上年多增131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95‰;人口自然增長率為5.86‰，比上年提高0.9個千分點。

目前我國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2016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13827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809萬人。從性別結構看，男性人口70815萬人，女性人口67456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98(以女性為100)。

2016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此前，各方曾預測，全面兩孩政策落實後，將會出現一個生育堆積集中釋放的高峰，預想增加的人口數量從幾百萬到上千萬不等。

但從今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全面兩孩第一年的實施效果並不樂觀。預想中增加數百萬出生人口的情景並沒有出現，僅比2015年1655萬出生人口總量增加了131萬人。

從此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尚無法確定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數量到底是多少。但是根據此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出生人口動態監測課題組的預測，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數量有可能超過一孩，出生人口數量將超過1800萬。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衛計委官員告訴第一財經，去年出生人口增加可能包括單獨兩孩效應顯現、全面兩孩效應初步顯現以及部分本應該在2015年生孩子的人群因為生肖偏好推遲到了2016年。

從這位衛計委官員的講話可以看出，全面兩孩第一年，出生人口中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孩子數量非常有限。

根據衛計委的數據，全面兩孩政策目前人群約在9000萬對，其中年齡在35歲以上的育齡婦女占到60%。多家機構的生育意願調查表明，這批人群是生育意願相對較強烈的，而且由於年齡已經接近育齡期末端，更有可能會在全面兩孩政策落地後迅速采取生育二孩行動。從2016年出生人口增加幅度看，這批人在全面兩孩第一年成功受孕的比例很低。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此前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後，生育最高峰應該在2018年出現。考慮到從備孕到懷孕再到生產，需要一個過程，2016年出生人口中全面兩孩的數量應該並不高。

有不少學者對此持不同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專家王廣州認為，全面兩孩政策落實後的生育最高峰應該出現在2017年。他認為，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

專家：205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達3.29億 提高生育率需組合拳

全球老齡化程度正在不斷加深，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簡稱華盛頓大學)發布的數據顯示，世界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將從2015年的12.3%，增長到2050年的21.5%。

1月21日，華盛頓大學在上海召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全球性挑戰”論壇上，華盛頓大學弗里德曼老齡化研究中心的主任Nancy Morrow-Howell表示，老齡化有三大驅動力，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出生率降低。

(2050世界各地老齡化程度及分布 來源：華盛頓大學)

而在過去50年時間里面，世界的出生率急劇下降。65%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低於替代率，導致人口不斷縮減，老齡化不斷增加。

此外，盡管有不同的地區差異，但是從1770年以來世界上每個地區的人口平均壽命都在不斷增加。比如美國的預期壽命從1975年的72.6歲，增加到了2015年的79.2歲;而中國則從1975年的63.6歲，增加到了2015年的76歲.

第三個驅動力量則是移民。移民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一個方式，可以通過人為的政策進行幹預，各國不同的移民政策也對世界老齡化人口的分布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人口金字塔上端的老齡化人口數字逐漸變大，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整個金字塔出現長方形化的趨勢。”Nancy Morrow-Howell說。

根據各年齡組2015年到2030年的人口變化預測顯示，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高齡老人。其中0-64歲的人口會增加11%，65-79歲人口增加64%，而95歲以上人口增加140%。

而在老齡化的過程中，亞洲的速度顯得更快一些。

Nancy Morrow-Howell說，如果以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這一指標來測算的話，讓這一比例從7%增加到14%，新加坡需要19年，中國需要26年，而美國需要69年，法國需要115年。

華盛頓大學提供的數據稱，到205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從2005年的1億增至3.29億，8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大約1.2億。

老齡化對社會提出全方位的挑戰，比如老人的經濟保障，多重慢性疾病的治理，長期看護和照料服務的提供與支持，包括家庭照顧和雇傭護理以及社會的情緒和心理健康等。

(2050世界各地老齡化程度及分布 來源：華盛頓大學)

解決人口老齡化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生育率。

2016年1月起我國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國家統計局根據1‰抽樣調查，推算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786萬，比上年多增131萬人。這也是2000年以來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

但這個數字與此前預期的還有差距。

1月22日國家衛計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楊文莊司長稱，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養育子女的成本確實也在不斷增加，壓力很大。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以後，衛計委通過多次調查，這個問題進一步凸顯。

根據衛計委2015年生育意願調查的結果，因為經濟負擔、太費精力和無人看護而不願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分別占到74.5%、61.1%、60.5%。照料壓力、養育成本、女性的職業發展，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增強了對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約束。

楊文莊表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各國在鼓勵生育上，主要采取經濟支持、提供托幼服務，還在女性就業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進政策。但政策實施的效果一般有5~10年的滯後，這也提示我們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實方面，加緊做、加快做。

複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則表示，目前對政策響應度不高，就需要一方面有更多的政策放松、改革的空間，一方面需要更強大的政策支持體系來應對。比如更多的幼兒園、托兒所，比如稅收制度改革。“我們需要一整套的措施，綜合施策，打‘組合拳’才能實現這個目的。”

國務院：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鼓勵按政策生育

經李克強總理簽批，國務院日前印發《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明確了今後一段時期我國人口發展的總體要求、主要目標、戰略導向和工作任務，是指導全國人口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是全面做好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依據，並為經濟社會發展宏觀決策提供支撐。

《規劃》指出，未來十幾年特別是2021-2030年，我國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根據預測，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前後達到峰值，勞動年齡人口波動下降，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流動仍然活躍，家庭呈現多樣化趨勢。綜合判斷，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和人口政策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規劃》強調，要以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主線，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鼓勵按政策生育，充分發揮全面兩孩政策效應，綜合施策，創造有利於發展的人口總量勢能、結構紅利和素質資本疊加優勢，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到2020年，全面兩孩政策效應充分發揮，生育水平適度提高，人口素質不斷改善，結構逐步優化，分布更加合理，全國總人口達到14.2億人左右。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發展的態勢基本形成，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程度進一步提高，全國總人口達到14.5億人左右。

《規劃》明確了覆蓋全人群和生命全周期的重大任務與政策措施。要健全生育政策調控機制，合理配置公共服務資源，完善家庭發展支持體系，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要通過提升新增勞動力質量，挖掘勞動者工作潛能，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有效利用國際人才資源，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要推進人口城鎮化，推動城市群人口集聚，改善人口資源環境緊平衡，完善人口流動政策體系，優化人口空間布局。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婦女全面發展和未成年人保護，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實現貧困人口精準脫貧，促進重點人群共享發展。

《規劃》要求，要增強規劃實施的可操作性，強化人口數據支撐，建立人口預測預報制度，開展重大決策人口影響評估，完善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要加強組織領導，做好宣傳引導，推進國際合作，開展監測評估，健全規劃實施機制，確保規劃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保要合並 將在這12個城市試點

2月4日從中國政府網獲悉，國務院日前印發《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推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

《方案》要求，在2017年6月底前啟動試點，試點期限為一年左右。通過先行試點探索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優化保險管理資源、促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

《方案》提出，將在河北省邯鄲市、山西省晉中市、遼寧省沈陽市、江蘇省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東省威海市、河南省鄭州市、湖南省嶽陽市、廣東省珠海市、重慶市、四川省內江市、雲南省昆明市開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未納入試點地區不得自行開展試點工作。

《方案》還確定了試點內容，包括統一參保登記，統一基金征繳和管理，統一醫療服務管理和統一經辦和信息服務，以及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保險待遇不變。其中明確，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在職職工將同步參加生育保險，生育保險基金並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並統一征繳等等。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的通知

國辦發〔2017〕6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已經國務院同意，現印發給你們，請試點地區和各有關部門加強組織領導，認真貫徹執行。

國務院辦公廳

2017年1月19日

(此件公開發布)

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河北省邯鄲市等12個試點城市行政區域暫時調整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有關規定的決定》，現就做好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統稱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遵循保留險種、保障待遇、統一管理、降低成本的總體思路，推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通過整合兩項保險基金及管理資源，強化基金共濟能力，提升管理綜合效能，降低管理運行成本。

(二)主要目標。2017年6月底前啟動試點，試點期限為一年左右。通過先行試點探索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優化保險管理資源、促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

二、試點地區

根據實際情況和有關工作基礎，在河北省邯鄲市、山西省晉中市、遼寧省沈陽市、江蘇省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東省威海市、河南省鄭州市、湖南省嶽陽市、廣東省珠海市、重慶市、四川省內江市、雲南省昆明市開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未納入試點地區不得自行開展試點工作。

三、試點內容

(一)統一參保登記。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在職職工同步參加生育保險。實施過程中要完善參保範圍，結合全民參保登記計劃摸清底數，促進實現應保盡保。

(二)統一基金征繳和管理。生育保險基金並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統一征繳。試點期間，可按照用人單位參加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繳費比例之和確定新的用人單位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率，個人不繳納生育保險費。同時，根據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情況和生育待遇的需求，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則，建立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率確定和調整機制。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嚴格執行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統籌地區，不再單列生育保險基金收入，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待遇支出中設置生育待遇支出項目。探索建立健全基金風險預警機制，堅持基金收支運行情況公開，加強內部控制，強化基金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確保基金安全運行。

(三)統一醫療服務管理。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後實行統一定點醫療服務管理。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簽訂相關醫療服務協議時，要將生育醫療服務有關要求和指標增加到協議內容中，並充分利用協議管理，強化對生育醫療服務的監控。執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以及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和醫療服務設施範圍。生育醫療費用原則上實行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直接結算。

(四)統一經辦和信息服務。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後，要統一經辦管理，規範經辦流程。生育保險經辦管理統一由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工作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充分利用醫療保險信息系統平臺，實行信息系統一體化運行。原有生育保險醫療費結算平臺可暫時保留，待條件成熟後並入醫療保險結算平臺。完善統計信息系統，確保及時準確反映生育待遇享受人員、基金運行、待遇支付等方面情況。

(五)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保險待遇不變。生育保險待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的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所需資金從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中支付。生育津貼支付期限按照《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法律法規規定的產假期限執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兩項保險合並實施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也是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試點城市所在省份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密切配合，推動試點工作有序進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會同有關方面加強對試點地區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試點中的困難和問題。試點省份和有關部門要加強溝通協調，共同推進相關工作。

(二)精心組織實施。試點城市要高度重視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工作，按照本試點方案確定的主要目標、試點措施等要求，根據當地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群差異、基金支付能力、待遇保障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周密設計試點實施方案，確保參保人員相關待遇不降低、基金收支平衡，保證平穩過渡。2017年6月底前各試點城市要制定試點實施方案並組織實施。

(三)加強政策宣傳。試點城市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準確解讀相關政策，大力宣傳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重要意義，讓社會公眾充分了解合並實施不會影響參保人員享受相關待遇，且有利於提高基金共濟能力、減輕用人單位事務性負擔、提高管理效率，為推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四)做好總結評估。各試點城市要及時總結經驗，試點過程中發現的重要問題和有效做法請及時報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為全面推開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工作奠定基礎。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要對試點期間各項改革措施執行情況、實施效果、群眾滿意程度等內容進行全面總結評估，並向國務院報告。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全面放開生育

基於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的實際情況，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國家應盡快全面放開生育。

中國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一年多以來，增加的出生人口數量低於此前預期。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6年出生人口總量為1786萬人，比2015年僅增加了131萬人。而根據衛計委公布的數據，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在9000萬左右。這樣看來，第一年生育了二孩的比例比較低。

多家機構的調研顯示二孩生育意願比較低。根據全國婦聯的調查，有53.3%的受訪家庭不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在城市，這一比例超過60%。騰訊新聞去年初的十萬人網上調查結果也顯示，計劃生二孩的僅占31.4%。

黃細花認為，目前，生育意願高於兩孩的人群並不多，根據過去的統計，三孩以上的出生人口占每年出生人口的比例不足5%，總量只有幾十萬人。鑒於此，國家應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若出生人數再度下滑，應在自主生育的基礎上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予以支持。

黃細花還建議取消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和計劃生育的各項考核，廢除各地有關“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的文件。同時，取消與計劃生育有關的各種證件和證明，包括計劃生育服務證、獨生子女光榮證、二胎證、上環證、結紮證、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積分入戶計劃生育證明表、計劃生育服務站孕檢證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