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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美元再造亞洲金融危機? IMF利普頓：浮動匯率制是緩沖

先是英國脫歐令然人始料未及，再到特朗普的意外當選讓新興市場前途未蔔，全球民粹主義的不斷崛起也使得“黑天鵝”漸漸變成了“白天鵝”。這些政治沖擊也已更迅速地傳遞到了金融市場——美元迅速走強，新興市場市場貨幣承壓，資本轉流入為流出，股市持續萎靡。這次新興市場會否再度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般的沖擊?全球格局又將如何變化?

在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社科院和第一財經主辦的名為“不斷演變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融合還是割裂”的論壇上，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表示，當前並沒有看到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情景，“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此外，利普頓也認為，人民幣的波動仍符合基本面。

針對未來的世界格局，馬來西亞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胡永泰則認為，“全球化是應該擁護的，其使得東亞變成世界工廠，而且是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他認為，美元不會獨霸，中、印、美到2050年時可能會呈現“三極格局”。

浮動匯率緩沖強美元沖擊

強美元可謂是這場全球政治亂局中的產物，避險情緒越重、其他經濟體與美國的複蘇動能相差越大，美元便越為強勢。美元指數在上周五觸及13年半以來的最高水準101.48，而其上行趨勢有增無減。

近期，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跌幅巨大——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菲律賓比索已經下跌近3%，一度創2008年以來新低;馬來西亞林吉特昨日跌幅近0.5%，亦創1998年來新低;印度盧比昨日最低曾跌至68.86，創歷史新低。

眼下，美國進入了加息進程，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及匯率走勢開始分化， “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潛在階段。”IMF原副總裁朱民近期表示。

歷史上，美元走強曾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經濟危機，以及始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前，各界對於亞洲金融危機再現的討論空前高漲。

不過，利普頓在會上否認了亞洲金融危機重演的可能性。“如今，IMF中的越來越多成員國如今都啟用了浮動匯率制。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當時一些國家的貨幣盯住美元，因此美元走強時，其貨幣就會被迫和美元一起走強。”

他認為，當前浮動匯率制度正在發揮著“緩沖器”的作用，“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我們沒有看到這些國家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那種風險。”

值得註意的是，令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惡化的原因是，相關國家通過加息以保護當時被高估的匯率掛鉤，因此這也導致他們最終無法守住底線，如泰銖等貨幣紛紛倒下。

瑞銀首席投資策略師Kelvin Tay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1997年的相同點在於，很多東南亞國家匯率都出現貶值，此外，當時的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余震也傳導至新興市場商品生產商。不過，“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債已經大幅收縮，因此本幣貶值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將進一步減緩。”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更高了，哪怕是印尼和馬來西亞。現在東南亞國家整體比拉美國家安全。

利普頓稱，“隨著新興市場政策環境的不斷改進，其中很多國家建立自己的緩沖區，有更加穩健的政策框架，能夠進行更好預算和宏觀經濟管理。IMF願意幫助成員國，也希望能夠做一些壓力測試，並給出建議。”

人民幣匯率仍符合基本面

與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一樣，人民幣近期也因美元走強而承壓。1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接近2%。此外，另一重壓力在於，特朗普上臺前，其在不同場合上屢屢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美國內部充斥著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進入美國，使得美國產品失去了競爭力，因此也導致美國此前失業率上升。

如今在特朗普真正當選後，其對中國和人民幣究竟會持何種態度? 對此，利普頓表示，美國政府的觀點當前無法評論，但“就IMF的研究，人民幣匯率大致和基本面相一致。”

多年來，IMF始終在對人民幣進行評測，“此前幾年中國的經常帳戶順差占GDP之比是比較高的，高出近10%，現在已經下降，”利普頓表示，“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有更加靈活匯率政策，中國也正朝著這一方面發展。”

其實，早在今年10月14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對於美國而言，其半年度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對其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情況，來判斷貿易夥伴國是否開展了不公平匯率政策。

“2015年，雖然中國的經常項目仍然偏強，經常賬戶順差/GDP超過3%，說明存在國際收支不平衡，但IMF認為人民幣匯率和基本面相適應。此後，IMF也在新人民幣匯改後，支持人民幣繼續向浮動匯率轉變，並鼓勵央行更多采用市場化工具。”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此前告訴記者。

同時，利普頓也對中國的經濟再平衡改革表示認可。“我們意識到中國在積極推進經濟再平衡方面的改革政策，尋求更多內需動力，包括促進國內消費發展、發展服務業等。這種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IMF也非常贊同。”

不過他仍然表示，中國在治理還沒有完全跟上，“一個特點就是太多低效、產能過剩、沒有多少利潤的大型國企仍然在不斷地進行生產，應該對國企進行適當的重組與改革，當然中國也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是相關改革要持續實施下去。”

全球或成三極格局

除了金融市場的波動，全球化逆轉也是政治亂局下的突出跡象。

胡永泰表示，全球化是亞洲人民所擁護的，但他也認為全球化倒退的可能性最近越來越大，“這一種方面是必須要抵制的，這並不是說全球化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問題。”

他稱，上一次全球化大規模倒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當時各國保護主義過度而使全球化倒退。“1900到1910年，英國經濟一枝獨秀，當時它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很強勢的國家。但從1910年到1940年，全球經濟發展不太好，美國經濟的崛起對英國產生經濟產生了很大打擊，但之後美國並不是特別強大，同時精神上也並沒有做好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宰。當時有經濟學家假設，如果沒有一個經濟方面的絕對領導國，可能會對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

反觀今天的美國，“它也不再是占據絕對霸權地位的經濟大國。如果再看15年之後，中國將會越來越強大，”胡永泰預計，到2050年，中國人均GDP或已超過美國，未來35年，印度也有可能會像中國一樣迅速發展，“如果到2050年，印度人均GDP可能比中國少40%，但它的人口至少比中國高出15%。從中可見，好象已經不存在一個經濟體擁有主宰霸權了。”

因此他稱：“我們現在就進入一個多極世界，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到2050年，還包括印度，可能屆時第一集團中的成員情況都差不多。”

同時，針對當下特朗普當選後美國政局的潛在變化，紐約大學全球研究教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表示，“我沒有那麽悲觀，尤其是如基礎設施等政策方面。特朗普可能當政經驗不太夠，他從沒有從事過政治，但他有很多共和黨人的支持。同時，他希望能夠降低企業所得稅、放松監管，希望能夠投資基礎設施的。他和奧巴馬不同，實際上國會也願意跟他一起齊頭並進，因此我覺得這還是合理的。 ”

此外，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經濟的增長，他也表示很難想象特朗普政府真的會對中國產品征收45%的關稅，“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布雷默稱。

在人大重陽金融學院客座研究員趙明昊看來，雖然國內政策應該是特朗普的優先選項，但美國不會停止亞太再平衡，“美國和中國應該考慮一下怎麽重塑中美之間的互動關系，確保亞洲經濟發展。”

“就中美合作而言，例如使亞投行變得更成功等方面還是有很多空間，雙方可進一步在亞洲合作。特朗普可能是個比較好的商人，問題是中美兩國怎樣能夠抓住這些機會，來創造一個雙贏局面，並在亞洲實現良性的互動。”趙明昊稱。

德勤：今年全球經濟加速複蘇 人民幣浮動或超預期

德勤1月16日發布的《亞洲之聲》系列第一期報告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總體增長將好於預期。盡管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言論仍舊存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也偏向悲觀（註：IMF剛剛發布《世界經濟展望》關鍵預測更新，上調了中美經濟增速預期，其中大幅上調2017中國經濟增速預期至6.5％），但三大因素預示著全球經濟增長將會意外上行，其中亞洲或將領跑全球。

德勤中國經濟學家首席許思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聯儲年內或有四次加息空間，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7.3～7.4，基本反映了市場預期，但不排除高於這一數字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今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存在超出市場預期的可能性。

全球經濟趨於穩定 中印消費驅動增長

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東、歐洲和亞洲的地緣政治沖擊等一連串動蕩的洗禮後，全球經濟終於開始重回正軌。

德勤報告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或加速增長，領先指標已經顯示全球貿易呈上升態勢。這將產生一個良性循環，即全球經濟增長帶動貿易額上升，貿易額的上升又促進更強勁的經濟增長。受美國經濟上揚的提振，中國和印度這兩大亞洲主要市場正大步邁進，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亦愈發強勁。

對此，德勤澳大利亞經濟學家Chris Richardson解釋道：“首先，經歷了十年動蕩的全球經濟終於開始重回正軌，各經濟體的自然複蘇將為更具韌性的經濟複蘇奠定基礎。其次，全球貿易開始回升，正惠及亞洲。第三，消費熱潮正日益刺激印度和中國這亞洲兩大經濟體，成為兩國經濟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穩定力量。”

德勤報告認為，即便全球經濟增長未能達到預期、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兩國的消費熱潮都將為亞洲經濟的增長築起一道額外的防線。 報告還顯示，新生代消費者將是亞洲經濟體的一股穩定力量，這意味著不論是否有其他方面的發展，他們都有望在2017 年支撐亞洲的經濟增長。

當下，美國侯任總統特朗普的執政主張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未知數，但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可能言過其實。盡管全球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呼聲高漲，但是多項指標顯示，亞洲和全球的貿易正穩步提升。

盡管近幾年接連不斷的危機和動蕩使全球貿易量受損，但領先指標顯示，全球貿易量隨時可能回升。不過，2017年仍然存在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是人民幣預期貶值，這將影響亞洲地區初見端倪的複蘇勢頭。

 對此，許思濤表示：“如果人民幣持續貶值過於激進，其他亞洲貨幣也會隨之下跌——這將誘使新一任美國總統堅持施行保護主義綱領，打擊貿易。”

人民幣匯率浮動或超出市場預期

對於人民幣匯率2017年的走勢，許思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存在超出市場預期的可能性，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7.3～7.4，基本反映了市場預期，但不排除高於這一數字的可能性。”

許思濤還表示：“亞洲日益卷入以中國為核心的價值鏈體系。人民幣貶值或其他政策變化對中國產生的任何影響，均可能極大地沖擊其他亞洲經濟體。但從長遠看，如果中國可以成功地調整經濟實現供需的基本平衡，大多數亞洲經濟體將因此受惠。”

2017年美元加息意味著美元利率上行，德勤方面預計美聯儲年內將有四次加息空間，但預計中國不會加息，這將造成中美之間的利差空間擴大。

這種貨幣政策分化既有國際因素，也與國內情況有關。對此，許思濤表示，國內銀行財富管理與P2P市場種種現象表明，金融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從政府發出的信號和資產泡沫來看，中國不具備加息的條件，但是國內經濟需要一定刺激，鑒於中美利差擴大，人民幣匯率是刺激經濟的最好手段。

去年底債市去杠桿、債券利率下行，金融市場一度流動性緊張。對此，許思濤表示，在美元升息不變的情況下，預計今年中國央行不會調整利率，也不會降準。因為如果再降準或降息，中美之間的利差會變得更大，這將加劇現行存在的金融產品質量問題，一旦出現問題不是好的做法。

對於美元步入升息渠道、人民幣貶值趨勢下的資產配置格局，許思濤分析，自去年11月8日特朗普當選至今，發達國家股市上漲，債券市場存在反彈的可能性，美元未來進入升息空間，總的方向是股票比債券表現好。美元短期內看漲，今年歐洲多個國家政治大選依舊可能出現黑天鵝事件，由此引發的歐元貶值，將使得美元短期進一步升值。

從國內資產配置來看，許思濤還表示，過去兩年國內很多金融機構利用滬港通、深港通進行緊鑼密鼓的準備，是不錯的資產配置思路，盡管資金不能換成港幣或美元，但是資產本身對匯率起到了保值的作用。

“8·11匯改”兩周年：從“浮動恐慌”到“浮動坦蕩”

全球矚目的人民幣“8·11匯改”已經過去整整兩年。漸漸地，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斷增強，市場也逐步從“浮動恐慌”轉為“浮動坦蕩”。而如今，匯改也並未停步。

最初，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引發全球市場“恐慌性拋售”，而後人們對未來匯改的不確定性空前恐懼，接著，2016年美元的猛烈漲勢引發了國內“紮堆換匯”，人民幣險些“破7”。漸漸地，隨著人們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不斷適應，加之央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強化市場溝通並引入“一籃子貨幣”概念和逆周期調節因子，市場預期正在不斷趨穩。值得註意的是，人民幣對美元今年以來不但沒有“破7”，反而錄得了近4%的漲幅。

“8·11匯改是一盤沒下完的棋，匯率改革提高了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水平，增強了透明度，增加匯率彈性。但也存在一些挑戰，比如市場各方對波動的容忍度還有待提高，市場的溝通也有待進一步改善。”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表示。

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對記者表示：“‘預期’往往會超調。我在2016年10月就預測人民幣2017年底將升到6.4。眼下市場一致預期弱美元，反而可能就是美元的低點，比起‘弱美元周期’到來，我更認同未來美元仍可能是區間波動。”

至於未來的匯改預期，胡偉俊認為仍應循序漸進地擴大推進，“市場所傳的將匯率波幅擴大到3%可能有點矯枉過正了，因為其實上半年人民幣的波動也沒有達到3%。”

全球矚目的“8·11匯改”

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開盤大幅度貶值1136個基點，一次性貶值接近2%，在隨後的幾天里，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3天內貶值超過3%。此舉大大超出了市場的預料。

官方的表述是：央行決定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增強其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

而此前，從2005年開始，人民幣幾乎持續對美元穩步升值。可想而知，人民幣當時的連續貶值引發了強烈的外部影響——東南亞競相貶值，市場謠言四起，人民幣和中國經濟頻頻“登陸”歐美媒體頭版，全球市場都在盯著人民幣，都在問：人民幣匯率到底要貶值到多少?現在要不要拋售人民幣資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16年初第一財經記者赴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幾乎全球經濟學家、媒體、主要分論壇關註的話題除了“全球恐慌性拋售”，就是人民幣匯率。

2015年末，中國央行宣布了按國際貿易加權編制的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指數)，指數參考了包括歐元、澳元、墨西哥比索等13種與人民幣直接開展交易的貨幣的表現。其中，權重最高的貨幣分別為美元、歐元和日元，分別達到26.4%，21.4%和14.7%。

這也被稱為“雙錨制”，即中間價變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日收盤價和上日中間價的價差，占50%權重;二是維持一籃子匯率穩定要求的人民幣/美元匯率變化，同占50%權重。

央行當時也解釋稱，中國一直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今後市場主體不應只盯住美元，而應更多地參考一籃子貨幣。

匯改一周年時，人民幣匯率從匯改前對美元6.2097起步，最低對美元跌破6.7，貶值幅度接近8%。期間，外匯儲備下降了近5000億美元。

直到2016年下半年，人民幣貶值的趨勢並未停止。由於“英國脫歐”導致英鎊暴跌、美元被動強勢升值，再加上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其金融去監管、財政刺激的強烈預期導致美元暴力上漲，美元指數從其上任前的不到97一路飆升至103.8。這段時間，人民幣面臨了空前的貶值壓力，2016年11月前後，人民幣先後跌穿了6.7、6.8的關鍵心理點位，更令人擔憂的是，國內個人和企業的一致性“貶值預期”或者說是“羊群效應”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態勢。

2016年12月28日晚間發生的“烏龍事件”引爆了這種恐慌情緒。多家媒體援引彭博社數據稱“在岸人民幣對美元突破7整數位心理關口，最低觸及7.0121元”，但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多個交易系統並經多方核實，並未發現美元對在岸人民幣的真實成交價格已經破7。彭博內部人士對記者提及，異常行情的出現可能與蒙古國的郭勒穆特銀行 (Golomt Bank)的報價有關。在當日人民幣報價的數據中，郭勒穆特銀行曾給出6.8950/7.0000的買入/賣出價。

逐步擺脫“浮動恐慌”

2017年無疑是人民幣的關鍵年份，央行也加強了宏觀審慎管理，為全年開了好頭。

2016年12月29日，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貨幣籃子中的貨幣數量由原來的13種增加至24種，並將籃子中的美元權重由26.4%調整為22.4%，此舉旨在進一步加大人民幣雙向波動;12月31日，外管局表示，5萬美元個人購匯限額不變，但將加強對銀行辦理個人購付匯業務真實性合規性檢查，並再度明確境內個人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和證券投資。

管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外部因素引發國內恐慌時，“禦敵於家門之外”，及時出手避免不必要的內部波動或是預期管理的關鍵之一。“如果市場預見到貶值趨勢，企業和家庭部門就可能會集中購匯、囤積外匯，這將導致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進一步加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其實，宏觀審慎管理就是穩定預期的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月4日開始，離岸市場上演了一場“人民幣空頭狙擊戰”。1月4日8時左右，當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達到6.9655之前，幾乎沒人會料到，人民幣隨後連續三天大幅上漲，離岸人民幣大漲了1130個基點。由於流動性告急，離岸空頭慘遭“踩踏”。這與人民幣流動性緊張、做空成本上升，以及美元本身走弱有關。

具體而言，離岸做空盤一般選擇在拆借市場借入離岸人民幣從而購匯(即買美元)，或者通過美元/離岸人民幣掉期來融入人民幣(即買入即期CNH、賣出遠期CNH)，再通過遠期市場結匯獲取收益。

然而，當時香港離岸人民幣拆借利率(HIBOR)5日全線飆升，1月4日隔夜HIBOR暴漲2139個基點至38.335%，大大加劇了離岸投機性做空的成本，導致空頭“爆倉”。

2017年5月，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調節因子”。新公式下，中間價=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調節因子，該因子會削弱上日16:30收盤價對中間價的影響，減少市場過度波動給中間價帶來的沖擊。主要目的是適度對沖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緩解外匯市場可能存在的“羊群效應”。

此後，一方面因為美元持續走弱，另一方面市場也對於匯率的浮動更加習以為常，因此各界開始逐步逆轉了對人民幣的貶值恐慌，回歸基本面的投行開始紛紛調升人民幣預期。

匯改仍在繼續

但正如管濤所說，“8·11匯改”是一盤沒下完的棋。

各界建議，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仍應該逐步繼續擴大，資產全球化配置的趨勢也需要各界對人民幣的波動更加習以為常。

管濤此前也在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

不過，對於是否需要進一步將波幅擴大至3%，各界仍持保留意見。胡偉俊就對記者表示，“我覺得順其自然、慢慢擴大波動比較好，一天3%有點太大了。”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丁爽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條件成熟，中國將在未來2~3年內走向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然後循序開放資本項目。眼下，他也認為國內的結構性改革比匯率問題更值得關註。

今年以來，國際機構官員都建議中國推進改革，畢竟匯率最終仍將回歸經濟基本面。“周期性的經濟上升期仍在持續，在全球金融市場仍然平靜之時，中國資本外流壓力下降，這是中國大力推進改革的黃金窗口期，”國際清算銀行( BIS)研究主管申鉉松對記者表示，“長期可持續的穩定，只有通過不斷抑制杠桿和波動性的積聚、推動結構性改革才能獲得。”

專訪管濤：人民幣有雙向波動無恐慌行為，清潔浮動是大勢所趨

8月2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86關口，日內跌超350點。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也跌破6.84關口，較前日夜盤收盤跌200點。

“6.7”，“6.8”關口先後失守，過去數月人民幣發生階段性貶值。“雖然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波動明顯增強，但是市場上並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近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指出，目前人民幣“有貶值壓力，沒有貶值預期”，或者說人民幣“有雙向波動，無恐慌行為”。

值得註意的是，8月2日，美元兌人民幣1年遠期（NDF）溢價僅為0.2%。對比2016年年底人民幣貶值預期強烈時，溢價曾高達4%-5%。“由此可以判斷當前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無貶值預期。”管濤表示。

管濤在第一財經研究院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推出的《中國金融風險和穩定報告2018》中指出，2018 年，我國國際收支有條件繼續呈現自主平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升有貶、雙向波動。市場要樹立正確風險意識，控制好貨幣敞口，管理好匯率風險，不要用市場判斷替代市場操作。報告第四章《管理人民幣匯率和資本流動》由管濤撰寫。

央行是否會在下一關鍵點位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幹預？管濤稱，這取決於市場有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是否造成供不應求的缺口再度擴大。他認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定價基本遵守了人民幣定價公式，央行已經退出常態幹預。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不差，在經歷了上一輪人民幣貶值的考驗後，證明政府有能力、有條件維護市場穩定。此外，管濤認為，目前央行工具箱中的工具也足夠用。

無單邊貶值預期，央行退出常態幹預

管濤認為，目前人民幣無論是隔日匯率波動，還是日間匯率波動，都明顯加大，呈現明顯雙向波動的趨勢。從過去一段時間來看，人民幣中間價定價基本遵守了人民幣定價公式。

管濤指出，央行是否會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幹預，取決於市場有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造成供不應求的缺口再度擴大，從近期看，這一波人民幣匯率調整可以看出人民幣按照定價公式，主要是由於收盤價導致人民幣中間價下跌。美元指數6、7月份基本在95上下高位震蕩。央行已經退出常態幹預。

管濤將目前人民幣貶值的情況總結為“有貶值壓力，沒有貶值預期”。他指出，雖然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波動明顯增強，但是市場上並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價格波動加大，但貶值預期卻不強。

例如，8月2日，美元兌人民幣1年遠期（NDF）溢價僅為0.2%。對比2016年年底人民幣貶值預期強烈時，溢價曾高達4%-5%。“由此可以判斷，當前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無貶值預期。”

管濤指出，這意味著人們對未來人民幣預期出現分化態勢。如果堵單邊很難賺錢，只要大家不是單邊預期，低買高賣的操作，在匯率雙向波動預期分化的情況下，供求能都自我匹配。

此外，管濤也表示，盡管二季度人民幣貶值5%，但市場上對美元仍然供大於求。數據顯示，二季度銀行遠期結售匯含期權順差為500多億美元，這說明人民幣下跌並未伴隨資本外流，恰恰是匯率走向市場化的重要標誌。

管濤稱，價格波動變大後，需要市場適應並承受這種波動。對於企業而言，主業如果不是炒外匯，只需要將自己的貨幣錯配以防範匯率風險，管理好匯率敞口。如果市場經歷這一輪漲跌，沒有過度恐慌，經歷過這一波後，匯率彈性會明顯增加。此外，目前中國基本面不差，經歷了上一輪人民幣匯率貶值的考驗後，可以看出政府有能力、有條件維護市場穩定。此外，央行工具箱中的工具也足夠用。

美元未來走勢分歧大

管濤認為，美元經歷了2014年下半年以來的快速上漲，2017年有所回調，今年二季度出現反彈，目前市場對於美元未來走勢分歧很大，既有看多亦有看空。

今年以來，美元指數大幅上漲。從今年2月至8月，美元指數升幅達6.7%。管濤分析稱，美元二季度以來的反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一種補漲。市場今年年初以來低估了美國加息的決心，但是稅改後美國經濟增長較為強進，美聯儲加息超過預期，市場落後於美聯儲節奏，所以美元出現補漲的過程。

另一方面，管濤認為，從中長期利率走勢看，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差越來越小，預示著市場並不認為美國未來通脹預期較強，所以美聯儲未來加息空間有限。此外美國經濟增速較快，市場認為是稅改的影響，但實際效益已經在逐步衰減，在此情況下，市場會提前做出反應。

“低估的部分市場會補漲，但一旦預期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勢頭衰減，會提前做出反應。”管濤說。

中美貿易摩擦，作為與上一輪人民幣貶值最大的差異，管濤認為，這是大家沒有預料到的，由於較為突發和高強度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市場情緒波動。但管濤認為，雙方都希望通過磋商解決問題，符合中美兩國及全球利益。雙方都應該認識到繼續貿易摩擦是雙輸的選擇。

管濤指出，市場對於未知的事情如“貿易摩擦”會存在“超調”與過度恐慌的情況，只要大家預想的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那麽市場預期隨時可能發生改變。

清潔浮動是大勢所趨

“持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 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8月2日上午，國家外匯管理局召開的2018年下半年外匯管理工作電視會議上指出。

會議表示，要持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擴大外匯市場開放，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此外，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

在《中國金融風險和穩定報告2018》中，管濤指出，匯率價格杠桿在跨境資金流動調節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來，一是應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引導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

二是根據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中的功能；三是加快培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配套體系，繼續拓展國內外匯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不斷豐富交易工具、參與主體，擴大對外開放，完善基礎設施，建立分層、包容的交易平臺，完善外匯市場的資源配置、價格發現和避險功能，夯實國際收支調節的市場基礎。

管濤認為，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微觀監管框架，一方面要促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服務貿易投資便利化，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應把監管的重點從事前轉向事中事後，強化真實性合規性監管，包括：平衡原則監管和規則監管、完善銀行展業自律和派駐監管、提高監測分析和異常預警能力，強化外匯檢查和打擊違法違規，構建跨部門監管合作機制等。

管濤指出，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向清潔浮動是大勢所趨，主動管理匯率風險更加成為市場主體的“必修課”，國內企業應進一步培養和提高適應匯率波動的能力，樹立“風險中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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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林潔琛

人民幣匯率：堅持有管理的浮動

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彈性逐步增強，雙向浮動的特征明顯，人民幣匯率告別單邊走勢。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由2017年1月的6.95左右升至2018年3月末的6.28，升值10.66%。

2018年4月以來，受美元指數反彈等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較快貶值。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由4月2日的6.27貶值至8月16日的6.89，貶值幅度達8.96%。

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階段性地在較大區間內雙向波動，但中間價整體維持在6.0~7.0的區間內運行，這與我國宏觀經濟和跨境資本流動基本面相適應。

人民幣匯率運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

2016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評估報告認為“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濟基本面大體相符”。與此同時，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2017年末，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CFETS）指數為94.85，全年上漲0.02%。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階段性雙向浮動和彈性明顯增強，有助於分化市場預期，發揮彈性匯率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目前，外匯市場基本實現了供求均衡。在人民幣匯率階段性雙向波動和預期分化的環境下，企業、個人的涉外交易行為逐漸由單邊轉向多元，更多根據實際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結售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形勢明顯好轉，外匯市場供求趨向基本平衡。2017年，銀行結售匯逆差1116億美元，同比下降67%；涉外收付款逆差1245億美元，同比下降59%。國際收支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由2016年的逆差4161億美元，轉為2017年順差1486億美元。2017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基本維持在3.1萬億美元左右。2018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供求繼續呈現自主平衡格局。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順差138億美元，涉外收付款逆差121億美元，同比下降86%。綜合考慮即期、遠期結售匯以及期權等影響因素，我國外匯供求向均衡狀態收斂，處於基本平衡狀態。

當前人民幣匯率運行在6~7的區間，具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撐。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總體上較為平穩，季度波動通常不超過0.1%，年度增速運行在6.7%~6.9%區間。就業狀況良好。2018年4~6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三個月低於5%。2017年後，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態勢。2018年以來經常項下順差明顯減少，但資本項下的狀況總體上較為平穩，國際收支依然呈現順差格局。尤其值得關註的是中長期資本流動呈現凈流入的態勢。民間對境外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放緩，2017年較2016年下降超過三分之一。外商直接投資在進一步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保持了較快增長，2018年1~6月累計同比增長4.1%。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繼續運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其狀態與當年的歐洲貨幣匯率機制所謂的“管中的蛇”有些相似（見圖1）。

鑒於人民幣匯率獲得了基本面的支撐，加上當局采取了審慎的管理，2018年以來人民幣的貶值程度仍處在可控範圍，對美元貶值了不到6%，明顯小於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新興市場國家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和南非蘭特均貶值了14%以上。

美元指數仍在上行周期中運行

如果說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在很大程度上受合理均衡匯率水平區間的制約，那麽美元匯率的變動則是人民幣匯率在區間內波動方向和幅度的決定因素。

2015年四季度後，美聯儲啟動加息，逐步收縮量化寬松規模；而美元在預期因素影響下，先於加息走強；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等發展中國家貨幣承受了較大的貶值壓力。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對美元走強表達了不滿，加上2017年歐盟經濟表現好於美國，美元遂走弱。然而特朗普的減稅和基建等新經濟政策，促進美國經濟2018年回升力度加大，而歐日經濟增速較慢，美元又獲得進一步走強的動力。

美國名義GDP在世界名義GDP的比例變化是決定美元指數走勢的最關鍵因素。歐元是美元指數中的第一大貨幣，占比57.6%，日元和英鎊占比分別為13.6%和11.9%。因此，美元與這些貨幣之間的匯率主導了美元指數的走勢。

歷史經驗表明，美國名義GDP占世界名義GDP的比例變化與美元指數走勢高度相關。這是因為當美國經濟增速較快時，美國的投資回報率就提高、利率水平則上升，這會導致全世界資本流向美國以尋求更高的收益，美元指數遂上行；反之則美元指數下行。國際收支變化、短期利率波動、市場避險情緒變化等可能導致美元匯率發生短期波動，甚至階段性地偏離上述基本面的影響，但長期看美元指數還是會回歸到這一基本面上來（見圖2）。

伴隨美國經濟強勁複蘇，歐日經濟相對偏弱，年內美元指數有可能會上升到100上下。今年以來，美國經濟持續穩步複蘇，一季度美國GDP環比初值按年率增長2.3%，二季度進一步提高到4.1%，為2014年三季度以來最好水平，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三高；同時通脹水平不斷攀升，6月CPI同比增長2.9%，創2012年2月來最大增幅；5、6月失業率分別為3.8%、4%，接近歷史最低。

相比之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則相對偏弱，一季度歐元區實際GDP環比增長0.4%，較上一季度下降0.3個百分點，日本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減少0.6%。美國經濟向好態勢可能在中短期內難以改變。歐元區經濟基本面雖然穩定，但英國脫歐、意大利等國放松財政等有不利影響。受困於結構性改革難以迅速奏效和內需不足，日本經濟在短期內難有起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布的7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美國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長率分別為2.9%和2.7%；而歐元區經濟的增長率預計從2017年的2.4%下降到2018年的2.2%，2019年將進一步下降到1.9%；預計日本經濟增長在2018年、2019年分別為1%和0.9%。美國經濟相對其他經濟體的較快增長將導致美國名義GDP在全球名義GDP中的比例上升，進而推高美元指數。按照兩者之間的歷史關系估算，同時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半年美元指數仍有可能會突破100。

美聯儲加息保持現有節奏，而歐元區和日本則保持相對寬松貨幣政策，也將會給美元指數帶來上行動力。盡管特朗普表達了對進一步加息的不滿，但在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下降、通脹攀升的情況下，美聯儲仍會保持現有節奏落實加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近日表示，盡管近期美國通脹率已接近2%的目標，但目前沒有確切跡象顯示通脹率將加速上升，超過2%或引發經濟過熱。這說明美聯儲采取的漸進加息取得了成效。如果美國家庭收入和就業繼續強勁增長，美聯儲進一步漸進加息可能是合適的。

與之相反，歐洲央行6月政策利率會議決議聲明顯示，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在0%不變，維持隔夜貸款利率在0.25%不變，維持隔夜存款利率在-0.40%不變，且將保持利率不變至少至2019年夏天。由於日本通貨膨脹仍然遠低於2%的目標，日本央行在短期內實質性的收緊貨幣政策的可能性很小。美國與歐元區、日本貨幣政策的分化為美元指數上行提供支撐。

由美國挑起的國際貿易摩擦導致全球市場恐慌情緒上升，美元依然可能成為避險貨幣的首選。當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爆發大規模貿易摩擦，世界其他國家都會不同程度受到沖擊。有分析認為，資金可能會湧向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避險貨幣。盡管貿易摩擦也會使美國經濟遭遇沖擊，但避險情緒上升卻會推高美元指數。

今年以來，隨著融資增速大幅放緩、經濟下行壓力顯現、信用違約事件增加，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國內貨幣政策逐步調整，定向降準、加大公開市場投放力度、用MLF資金定向擴大信貸投放等舉措相繼出臺。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如何更好地發揮財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擴大內需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進行部署，這標誌著宏觀政策重心從去年以來的偏緊調節轉向偏松調節，貨幣政策穩健偏松格局確立，流動性水平合理充裕，市場利率水平趨於下行。

目前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5%左右，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達2.9%以上，二者之差已經從年初的約1.4個百分點收窄到約0.6個百分點，中美利差收窄可能使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承壓。

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宏觀管理審慎、政策工具豐富、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雙向波動的可能性則較大。

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趨勢不變

盡管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彈性逐步增強，但與其他SDR籃子貨幣相比，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依然較小，只相當於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貨幣波幅的1/3左右。2018年上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下跌2.7%，新興市場貨幣指數EMCI下跌7.3%，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小幅下跌了1.2%，CFETS則小幅上漲0.7%。

匯率的波動是市場化的主要特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可兌換的推進，必然要求增強人民幣的匯率彈性。只有經過長期的雙向波動，才能使市場接受人民幣能漲能跌、能上能下的理念。

未來改革需要緊緊圍繞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展開，條件成熟時可以適度擴大匯率波幅。從本輪人民幣匯率波動來看，相對於美元指數變化，人民幣貶值幅度要大得多，說明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相關性明顯減弱。從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大局出發，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平穩、國際收支平衡、財政金融狀況良好和國際儲備充足，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籃子貨幣和收盤價的結構不宜輕易調整。從匯率市場化的長期趨勢來看，收盤價比重可以逐步提高，籃子貨幣比重可以逐步降低。逆周期因子的功能可隨市場變化而趨於淡化。

外匯供求關系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基本因素。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提高應建立在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礎之上。2017年至201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中有升，除了美元指數連續下跌和中國經濟數據超預期以外，針對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微觀審慎監管持續加強則起到了關鍵作用。

2017年下半年以來外匯市場供求趨於平衡，主要得益於監管政策收緊下，購匯量的持續低位運行；市場主體結匯意願有所回升，但依然處於低位。2018年上半年結匯率為66%，較2017年同期上升了3個百分點，說明市場主體結匯意願有所回升。未來不僅需要宏觀經濟和政策方面的改善來創造良好的實現條件，而且還需要在企業結匯方面采取針對性舉措。形成有效的市場供求關系調節機制，這是未來匯率對市場化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務。

2014年後，伴隨著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下行壓力的顯現、美聯儲加息和美元持續升值，市場持續和階段性地存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在市場非理性預期及其行為的推動下，市場貶值壓力還會進一步增大，股市和匯市容易形成聯動效應，從而進一步增加人民幣貶值壓力。市場單邊貶值預期的形成有非理性因素，也有理性的成分。在目前的內外部條件下，要完全消除單邊貶值的預期是不現實的。淡化這種預期可以選擇的方式包括：增加匯率彈性來一定程度釋放單邊貶值壓力；逐步改善內外部條件，從基本面上緩釋貶值預期的動因；通過合理、有說服力的引導來影響市場預期。

應堅持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一直以來，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都是金融領域內最有爭議的話題。事實證明，既很難找到某種匯率制度可以適合所有國家，也不存在適合一個國家不同時期不同需要的匯率制度，更沒有只有利而無弊的匯率制度。匯率與其他金融市場變量一樣，極易發生超調，似乎超調也是一種常態。大國匯率尤其如此。往往相關國家的利益訴求對一國的匯率政策乃至於匯率制度會形成某種壓力。因此，匯率制度和政策的選擇需要統籌考量、綜合平衡。未來我國應繼續在匯率基本穩定、資本流動平衡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尋找利大於弊的格局。

目前“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逆周期調節因子”的中間價形成機制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有利於保持匯率穩定，抑制市場非理性行為。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還應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化方向，不斷增強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主動作用。政策調節和幹預主要應起到在特定時期抑制追漲殺跌、投機套利等非理性和不規範行為，以積極引導市場，防止匯率長時期明顯偏離經濟基本面。

當前，常態化的市場幹預已基本退出，匯率市場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考慮到外部不確定性大幅上升，外匯市場影響因素錯綜複雜和變幻莫測，未來不應排斥所有形式的政策調節和幹預。政策幹預應努力駕馭市場力量，有機結合市場的基本因素，促進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彈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穩定。尤其是運用結構型和較為間接的工具，通過調節供求、成本和預期來有效影響匯率變動。

廣義地看，貨幣當局和外匯管理部門調節匯率的方式涉及多個維度，包括調節供求關系（包括離在岸市場）、調整匯率機制、增減交易成本、直接參與交易、影響引導預期等。狹義上所謂的幹預主要是指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目前來看，當局運用的方式主要是平衡包括離在岸市場上的外匯需求、增加交易成本、調整匯率形成機制和引導市場預期。在外匯形成機制方面，逆周期因子參數調整、收盤價和貨幣籃子的構成、匯率波動幅度等，都存在調整空間。

一個時期以來，當局已經退出了常態化的市場幹預，未來不宜輕易直接參與外匯交易。當然到了必要的時候，如匯率過度超調引發市場恐慌時，運用外匯儲備進行適當幹預也是合理的。當然，動用外匯儲備對市場進行幹預，必然會導致外匯儲備的相應減少。這又會給市場帶來當局幹預能力削弱的印象，從而對匯率的進一步貶值帶來擔憂。因此，通常情況下不宜輕易動用外匯儲備幹預市場交易。一定規模且又穩定的外匯儲備是匯率穩定的“壓艙石”。

應該理性看待當局的調節和幹預行為，關鍵要看調節和幹預的目的是什麽。如果調節和幹預是為了在逆向而動中獲得某種競爭優勢，比如，主動促進本國貨幣貶值，以擴大本國出口，那這種幹預往往是國際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會引起有關國家的反彈。但如果進行調節和幹預是為了平穩市場，使得國際經濟能在一個較好的市場環境中運行，這種調節和幹預則無可非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匯率出現持續大幅度的波動並帶來強烈的負面效應時，當局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它進行幹預。因為一國貨幣匯率波動幅度過大，尤其是重要國家的貨幣匯率，不僅影響本國經濟，對國際經濟也是一種擾動，作為貨幣當局有責任保持市場平穩運行。

基本面對匯率的影響往往是從中長期角度著眼的。雖然在一定時期基本面因素並不支持一國貨幣貶值，但市場存在一系列組合性不利因素依然可能導致該國貨幣匯率短期內大幅下挫，甚至嚴重超調，從而對該國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此時當局調節和幹預匯率就有必要。當前，外部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加劇，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持續分化，外匯市場上順周期行為和“羊群效應”明顯，人民幣匯率短期內波動幅度偏大，非理性市場預期擡頭，當局采取措施調節匯率機制和市場供求關系，增加投機性交易成本是十分有必要的。這些舉措表明當局對於外匯市場波動的容忍是有底線的，向市場明確表達了政策導向。

在觀察人民幣貶值問題時，可能更需要關註的是其聯動效應和不利影響。如果匯率大幅貶值與資本外流互相促進和互相加強，並帶動國內資產價格出現大幅下降，則會對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我國2015~2016年曾出現過有些類似的過程，此時宏觀管理上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舉措加以調節和幹預。目前，匯率出現較大波動時跨境資本流動基本穩定，沒有太大變化；資本市場有些波動但波幅小於2015~2016年時期。這種狀態下貨幣貶值對國際收支的負面效應和經濟運行的壓力就相對有限；而經常項下的積極作用則會逐步顯現。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並非是人民幣匯率實現完全自由浮動的最佳時機。未來5~10年外部挑戰和嚴峻環境將持續存在，而內部動力轉換和結構轉型正處在關鍵階段，我國有必要在相關經濟領域保持政策和管理的主動性和可控性，而匯率政策毫無疑問是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尤其應該看到，當前一系列相關和配套的基礎和條件尚未形成和尚欠完善。利率市場化正處在攻堅階段，最終完成仍需假以時日，而匯率市場化與利率市場化通常是協同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的關鍵項目仍有一定管制，複雜國際環境下審慎管理還需要加強；在市場真實需求釋放欠充分條件下，又何談匯率的完全自由浮動；外匯市場有待進一步開放，市場參與者結構欠多元通常容易形成匯率單邊走勢；目前匯率中間價波幅依然較小，迅速實現完全自由浮動，步子明顯跨得太大，等等。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應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逐步擴大匯率彈性，與其他相關改革開放舉措同步協調推進，最終實現匯率自由浮動目標。

（作者系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高級研究員孫長華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編：孫維維

【旅遊籽】世界最大浮動型過山車　周六日本啟動

1 : GS(14)@2015-07-23 00:21:12

剛從日本回來，途經富士急高原樂園，想起當日採訪全球首個以4D設計的過山車，坐了五、六轉，頭髮亂了，心也慌了。俱往矣，不知今天的我還能如此瘋狂呢？



在名古屋附近的長島溫泉公園（Nagashima Onsen Resort），為慶祝開業50年，將在7月18日（周六）啟動世界上最大的浮動型過山車アクロバット，意思是「雜技」！見名即知其難度。



看似簡單，但如何在180秒內克服恐懼呢？

最驚險是在峽窄的軌道上轉彎。

四個360度大迴環，氣都未唞順又再驚過。



所謂浮動型過山車，即是座位會左右和前後移擺，早在美國已有，但「雜技」啟動後，就成為世界面積最大型的。其設計最特別之處是在峽窄的軌道上急速轉彎，坐在車上望着前方（如果你敢開眼的話），猶如與隔離路軌幾乎相碰撞似的，然後有四次360度大迴環旋轉，最高時速達每小時90公里，莫說坐在過山車上，就算坐車行90公里都覺快，現在還要雙腳揈揈，人頭倒吊兼幾乎掂到水池，那刻的離心力，任你在180秒內大叫大嗌亦不能完全釋放出來。アクロバット資料高度：43米最高速度：90km/h總長度：1,021米乘客：32人時間：180秒記者：梁佩芬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 ... t/20150716/1922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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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浮動區間料擴至3% 短期或貶值

1 : GS(14)@2015-07-28 18:20:07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50728/news/ea_eab1.htm
【明報專訊】上周國務院發布關於促進進出口穩定的意見，包括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區間，市場預期兌美元每天區間從現時的2%擴大至3%，令人民幣未來走勢再添謎團。分析稱現時提出擴大浮動區間，主要為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鋪路，但由於市波動，若政策實施將會令人民幣匯率短期內進一步貶值。

離岸人民幣匯率(CNH)自上周二起連續4個交易日貶值，上周五錄得6.22274，累計貶值0.3%，昨天回升，報6.2214。而在岸人民幣匯率(CNY)本月波幅極微，維持在6.21的水平。

鋪路成SDR貨幣

中金報告指出，預料擴大人民幣波幅在近期執行是「大概率事件」，此時推出有利於減少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技術障礙。

該行認為，如果央行不通過調整中間價或進行外匯干預，預計在浮動區間擴大之後，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走弱。不過由於現時中國的經常項目盈餘以及仍較良好的經濟表現，該行維持年底人民幣中間價為6.15、即期匯率6.25的預測。

星展銀行(香港)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王良享表示，在岸人民幣匯率近期相當平穩，同時中國外匯儲備減少近400億元人民幣，說明中央的確有干預匯率走勢。

但他認為總體來講現時人民幣的供需處於平衡狀態，外商直接投資仍錄得淨流入，而最令人民幣波動的槓桿套息盤亦在去年大量清理完畢，因此除非突然有大量熱錢流出中國，否則即使擴大波幅，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壓力不會太大。他預計年底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分別為6.2和6.22。

花旗：亞洲貨幣或同貶值

不過，花旗報告則預期擴大人民幣波幅將進一步引發資金流出，而且會帶動一眾對人民幣匯率敏感的國家貨幣一同貶值，包括台幣、新加坡元和韓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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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息加匯率浮動 不用怕資金外流

1 : GS(14)@2016-02-15 17:14:46

【明報專訊】“ 不少人都將近月金融市場震盪歸咎於人民幣大幅貶值，但卻對人民幣為何要貶值，以及如何應對不甚了了。今期《Money Monday》邀請貨幣專家、瑞銀資產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全球國債及外匯投資主管趙子儀撰文，讓大家更深入了解中國經濟與人民幣政策的關係，有助作出更好的投資部署。 ”



從2015年人民幣兌換美元達到6.1高點後， 人民幣的持續貶值徹底改變了2005年中國匯改以來人民幣幾乎只會升值的大趨勢和普遍預期，引發國內外極大關注。很多權威人士認為，人民幣貶值是直接造成去年9月和今年年初全球股市大跌的罪魁禍首，巨額資金外流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出現空前的大規模下跌， 甚至像索羅斯這樣國際知名的專家也預計中國經濟正在硬?陸， 由中國產生的金融危機將席捲全球。那麼，中國真的會走向這條道路嗎？中國應該如何調整匯率和貨幣政策來應對呢？

在人類相當長時期內，金銀銅是各國貨幣的基本單位。從大英帝國的崛起到二戰之前， 英鎊是全世界流通最廣、獲大部分國家和商家普遍接受的全球主要流通及儲備貨幣。 但是二戰全面摧毀了歐洲主要列強和亞洲強國日本的經濟基礎，全世界大部分黃金流入美國，這些昔日列強的貨幣因此失去對內保值對外流通的信譽，美國成為西方軍事最強大、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昔日與強美元掛?u引進外資

1944年美國召開的布賴頓森林會議上，為了重建歐洲對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西方國家決定實行美國財政專家懷特提出的美元金本位方案，奠定了美元霸權時代的到來。懷特方案的核心是讓美元與黃金掛?u，其他歐洲貨幣與美元掛?u，這樣歐洲就可以用美國的錢開始重建家園，大量美鈔湧入歐洲從而形成所謂「歐洲美元」，美元也因為懷特方案實施成為準世界貨幣，標誌?美元霸權時代的開始。

隨?歐洲經濟快速復蘇，美國開始被越南戰爭和石油危機爆發拖垮，歐洲國家要求把手中積累的大量美鈔換成黃金，迫使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將美元與黃金脫?u，從而迎來現在的石油美元和全球浮動匯率的時代。

和二戰後缺乏貨幣信譽的歐洲一樣，即將回歸大陸的香港在1983年，以及「六四」後受西方經濟制裁的大陸，在1994年都是通過與美元掛?u政策來提高貨幣信譽。為什麼儘管歷史上與美元掛?u這種固定匯率政策絕大多數都以失敗告終，但很多國家還要沿用？

一國貨幣制度和它的內部(財政和通貨)平衡以及外部平衡緊密相關。如果一個國家財政赤字大，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逆差又很大，它的貨幣在國際社會和海外市場就沒有信用。二戰後的歐洲和1994年的中國都面臨這種景?。1994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決定將人民幣和美元重新掛?u，定在當時非官方市場交易的8.27匯率水平，建立人民幣信譽來控制通貨膨脹，引入外資和技術，加入世貿讓中國全面參與全球競爭，這說明朱總理很懂經濟和金融。二戰後的歐洲和1994年中國都非常成功地利用與強勁美元掛?u，獲得了大規模工業化需要的外部資金。但卻因為太成功了，歐洲和中國在20年後擁有太多美元外匯儲備，最後只能選擇或被迫脫離美元聯匯制度。

為什麼這樣成功的政策又要被廢除呢？原因是匯率不能長期脫離或違背兩國之間的外貿和資本帳戶的不平衡，以及兩國未來經濟發展前景的巨大變化。10年後，即2004年的中國經濟和1994年幾乎完全相反——內部財政赤字幾乎消失，物價回歸穩定，對外貿易產生大量順差，但因為固定匯率制度使美國低利息的貨幣政策輸入到10％至12％速度增長的中國經濟裏來，為防止人民幣升值，人民銀行不得不購入大量美元，同時向國內金融機構釋放大量人民幣，使國內信貸規模大增和資產價格?C升。

按中美增長差升值 已到了盡頭

此外，巨額外貿順差必將引起很多歐美國家不滿， 威脅對中國設立貿易壁壘甚至經濟制裁。其實長期外貿巨大順差和巨大逆差對一國經濟同樣弊大於利。因為長期巨大順差將導致匯率上升，製造業外移；相反長期巨額逆差會導致外債纍纍，極可能造就周期性債務危機，匯率巨幅貶值和高通脹。在2003年中國出現巨額外貿順差以及美元貶值和美國低利率的背景下，過去行之有效的美元掛?u政策就很難維持，也不適合當時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所以我2003年寫信給政府有關部門，建議人民幣與美元脫?u，按每年3％至4％平均速度升值。在中國經濟增長快，通貨膨脹壓力大的時期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而在中國經濟增長太慢，通貨緊縮的時期讓人民幣放慢升值，甚至可以出現一定程度貶值。有控制有節奏的升值才能讓中國避免重蹈日圓大幅升值導致製造業大量外遷的覆轍。我當時測算中國經濟效益增長速度平均高出美國3％至5％左右，如果人民幣按中美經濟效益增長差來升值，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經濟都不會因為匯率產生太大副作用。

應建立獨立貨幣政策 擺脫美元

又過10年，2014年我在香港接受《明報》等媒體採訪時說，中國最好盡快進行內部金融改革，讓市場調節供求關係，而不是以行政手段來決定錢的價值。我認為中國幾乎80%以上可以引入美國金融制度，人民銀行只控制隔夜政策利息，其他所有利息由市場供求和風險高低來決定，這樣人民幣就可以慢慢自由浮動，而不是不變地盯住將不斷升值的美元。到去年8月中國製造業因為人民幣實際匯率在這幾年上升40%以上和外部需求不足的雙重壓力下面臨嚴峻衰退，國內才認識到人民幣再也不能與不斷升值的美元掛?u了，現在的一籃子貨幣政策只是個暫時折衷辦法。

提高政策透明度 納匯率變化為改革方案

我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利用這個美國利率還比較低、美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復原的緩衝期，來建立自己的獨立貨幣政策，由專家組成的貨幣委員會決定央行政策利率，將物價升幅控制在每年平均2％至3％的主要目標，支持經濟增長為次要目的。在目前物價低，增長慢的環境下，央行應該大幅減息，愈快愈好，也就是說中國幾乎可以照搬美國2009年後的經濟政策——適度增加財政赤字、實施低息政策和對外匯率貶值。有了獨立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才能自由浮動， 外匯管制才能逐步取消。

經濟學的一個常識是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控制匯率、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在美元霸權時代，美元和美國利息會隨?美國經濟前景而變化，這樣與美元聯匯的國家必然輸入美國貨幣政策，否則固定匯率就沒辦法長期維持。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美國央行要加息，而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升值使中國經濟每?愈下，相反需要人民銀行大幅減息。也就是說減息和人民幣貶值才是符合當前中國國情的宏觀經濟政策，而維持與不斷升值的美元掛?u的政策必然導致中國徒然消耗大量外匯儲備，為維持匯率穩定而推遲減息將使股市下跌，中國經濟無法很快的復蘇。為減少外界對人民幣短期貶值的擔憂，中國政府應該改進交流方式和提高政策透明度，把匯率變化放在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籃子改革方案，長期穩定增長的中國經濟對周邊國家的好處將遠遠大過人民幣短期貶值的副作用。

我認為，中國既不應該維持現在的匯率水平， 也完全不同意最近有些專家建議設立7.8為人民幣兌換美元的絕對底線。中國經歷20多年外貿大量順差，外儲如此大，物價穩定，國內經濟規模已經太大，再讓人民幣盯住美元既不需要也不明智。一旦給出底線價格，市場就會衝擊這一底線，迫使人民銀行大規模干預，導致國內貨幣供應量減少，股市下跌，喪失建立刺激國內需求、防止通縮的獨立貨幣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我認為中國應該像歐洲1973年後一樣有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讓人民幣匯率從屬於國內貨幣政策而浮動，在國內金融改革還沒有完全成功前，繼續保持一定時期的外匯管制。

中國沒有太大必要擔心人民幣貶值引發資金外流。中國目前政局穩定，物價平穩，外貿順差很大，人民幣無論對內對外都有很高的保值信譽。保證人民幣長期穩定的最好政策，是通過大力改革開放和有效宏觀經濟政策，扭轉經濟增長每?愈下的被動局面，有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後，人民銀行就能創造足夠流動性和貨幣供應來彌補資金外流造成的國內資金缺口。

採用寬鬆財政，減息以及浮動匯率三結合政策，必然能很快扭轉市場和投資者的悲觀預期，通過創新和國企改革，運用市場機制來提高中國經濟總體效益和長期競爭力。通過低利息，甚至零利息來引導大量國內儲蓄去追求高收益的投資，同時加快步伐建立全國範圍內退休養老金制度，用立法使一定比例的養老金源源不斷地投資國內股市，只有健康發展的股市，才能為大規模國企改革和企業融資慢慢從單一銀行貸款轉向股市和債券等多種渠道的融資投資開創新局面。如果國內投資收益前景好轉，短期流出資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源源不斷流回來。

人幣應先貶後升 或迫美再減息量寬

總括而言，中國經濟經歷35年改革開放後外儲很大，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只要今後堅持低福利、改革開放和提升市場競爭機制、以控制通脹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中國根本再不用擔心人民幣信譽問題。即使現在隨?供求關係貶值，一兩年後只要國內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人民幣一定會像2009年後的美元匯率那樣經歷先貶後升的過程。如果未來一兩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至7.8以上，美國聯儲局必然會被迫再次採取減息和量化寬鬆政策來逆轉美元升值，因為美國經濟將完全無法承受人民幣兌美元7.8以上的匯率水平。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瑞銀集團或瑞銀資產管理公司的觀點和立場。)

趙子儀 - 瑞銀資產管理固定收益部全球國債及外匯投資主管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60215/news/eb_ebb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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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亞貨幣改浮動制 單日挫27%

1 : GS(14)@2016-06-21 07:10:27

【明報專訊】非洲最大產油國尼日利亞的央行上周宣布放棄固定匯率，採取較靈活的浮動制度，新措施於本周正式生效，尼日利亞貨幣奈拉昨最多急挫27%，奈拉兌每美元低見254水平。

固定匯率16個月 動用總外儲近一成

尼日利亞逾九成外匯收入來自石油，原油價格偏軟對這非洲最大經濟體帶來沉重打擊。該國外儲6月大幅降至267億美元，外匯短缺加上武裝分子破壞油設施，令該國原油產出降至27年來最低水平。

自去年3月以來，尼日利亞為維護匯率動用了27億美元的外儲，相當於其總外儲近一成。由於無法承受市場壓力，央行上周被迫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該國過去16個月把匯率固定於每美元兌197至199奈拉。評級機構穆迪分析稱，採取浮動匯率是好事，可逐漸收窄與黑市匯率的差距，刺激原油出口收入。不過尼日利亞政府憂慮，若任由匯率下滑將催升通脹。受進口貨品價格影響，該國目前通脹已達15%。尼國央行表明，需要時仍會透過買賣貨幣控制匯率，但沒透露匯率在什麼水平會作出干預。

（綜合報道）

[國際金融]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0287&issue=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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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未見底 官媒稱匯率將「雙向浮動」 人民幣中長期仍受壓

1 : GS(14)@2016-10-20 07:45:21

【明報專訊】《人民日報》本周三發文稱，人民幣並未邁向單邊貶值軌道，中長期將以「雙向浮動」為主。人民幣在國慶假期後經歷了連續中間價下調，由9月30日6.677，突破6.7水平，跌至本周三6.733。隨內地國慶假期期間美匯指數上升，經濟學家將中間價下調視為應有反應，並不驚訝。

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高級副總裁周洪禮稱，此前人民幣貶值主要反映在國慶假期期間上升的美匯指數，尤其是美匯指數內的英鎊等其他貨幣成分走貶，相對其他貨幣，人民幣已經算貶值較少。歐元和英鎊於美匯指數分別佔57.6%及11.9%，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表示，倘若英鎊貶值能僅限其本身匯率變化，未有影響到歐元的話，美元匯率出現單邊升值的機會不高，對人民幣及其他貨幣的壓力料可受控。衡量人民幣兌CFETS（外匯交易中心貨幣籃子）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自九月底至10月14日並未下跌，反而輕微上升0.6%。

中長期經濟未見底 貶值壓力持續

從中國經濟基本面看，今年首三季度，GDP維持於6.7%，惟主要由財政支持主導。法國外貿銀行認為，首三季度GDP仍然強勁是因為政府「看不見的手」，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由2015年按年升10%至今年8月按年升20%，截至8月政府的財政花費已達全年預算的79%，為2012年以來最高。另外，周二發布的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2萬億元，遠超預期的1萬億元人民幣。

內房「溢出」效應 料影響有限

對此，周洪禮認為，首三季度經濟增長仍受槓桿支持，踏入第四季度，政府應該、亦有條件開始「去槓桿」，即使第四季度GDP數據略低，但首三季錄得6.7%，第四季即使增長稍低仍可實現6.5%全年增長目標下限，相信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機會很小，因此人民幣貶值壓力有限，預期今年美元兌人民幣不會升穿6.8，在6.72至6.79之間浮動。惟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未見底，貶值壓力繼續存在，料明年第三季人民幣貶值至6.87水平，比市場共識的6.81為低。

此前全國範圍內一二線城市接連出台房地產限購措施，並收緊房貸，樓市成交量明顯冷卻。安盛投資管理新興亞洲高級經濟師姚遠表示，這可能對金融市場，包括人民幣匯率產生溢出效應，「當一二線城市樓市的賺錢效應減退時，這些投機資金可能留在國內，投資股市等資產，或流向海外，引發資本外流，若情况嚴重可能重蹈年初的覆轍。當然，這是最壞的假設」。

安盛投資管理：今季料跌至6.78

姚遠又稱，現時市場擔心的泡沫僅局限於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及少數二線城市，相對集中，不太可能出現系統風險，而樓市在此時作適當調整實屬合理，只是調整幅度不會過大。他預期，今年第四季度美元兌人民幣至6.78，2017年匯率將在6.7至6.9浮動。

■「2016秋季股金匯樓大作戰」投資講座

人民幣正式納入SDR，兌美元匯價卻跌穿6.7水平，是代表中國資金流走將觸發經濟及金融危機，抑或內地資金會加快流入香港的股巿和樓巿？

《明報》下周一（24日）舉辦「2016秋季股金匯樓大作戰」投資講座，由奧國經濟學院創辦人王弼、「測巿王」天王國際金融行政總裁盧楚仁、港版末日博士羅家聰，以及《明報》投資及地產版資深主編陸振球四大高手，為大家分析最新投資形勢及部署戰略，不容錯過。

詳情及報名：link.mingpao.com/47329.htm

明報記者

[姚丁鈺 理財專題]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3552&issue=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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