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150605權力：基進觀點 (上篇)

讀書劄記150605
權力：基進觀點 (上篇)
執筆人：蟬

《權力：基進觀點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ition, (2005) Steven Lukes

此書於1974年初版，本文簡介當時的權力學說發展背景。 然而手頭的卻是此書的第二版，出版於2005年。 Lukes於三十年後才再版此書，並非因為出版社要發行經典版，而是為了回應學界對他的基進觀點提出的批評。 本書的第二和第三章是全新的內容，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和發展，Lukes保持他的原始觀點，並為其作出辯護。

此書的理論未必最具影響力，但正如 陳墇津先生指出， Lukes的貢獻在於指正美國學術界對「實證主義」偏好造成的狹獈視野，引進歐陸觀點，再闡釋個人的思想，令權力理論的發展變得立體和充實。

本書篇幅短，但極為充實，惟必需對權力理論的發展過程有基本認識才能掌握其內容。 本篇以 吳叡人教授的精彩導讀和原書導論為骨幹，極簡地介紹基進觀點的發展背景，並在下篇才介紹Lukes的理論。

〈密爾斯與達爾的對話〉
美國一直自詡是民主國家的典範，正義的代言人，然而這種傲慢的姿態早已受到學術界猛烈的批評。美國社會學大師 密爾斯 C. Wright Mills 在1956年出版名著《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以左派觀點分析並拆穿所謂「美國夢」的假面。

密氏認為美國社會隨著資訊與權力工具的日益集中，某些人佔據了制高點。 他們有能力決定去（或決定不去）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無論其是否有意識地這樣做。 他們掌控了現代社會的主要階層與組織，而權力、財富與名聲都集中在這些制高點上面。

在美國，被喻為當代權力 「菁英理論power elite theory」 之父的 杭特Floyd Hunter，在1953出版著作《社區權力的結構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當時曾引起廣泛的討論。
杭特指出政策制訂者主導著政策項目，並且不認為有必要就細節去徵求人民的同意，而社區裡的一般人也 “願意”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慢慢地人民對於掌權者決策的遵循成為習慣，相同情況轉移到重大議題的處理上面。***
由於下層結構（基層人民）對社會價值體系影響輕微，而上層領導者在重大議題上面價值觀趨同而少異，於是令到人民成為沈默的群體。 即使下層結構中的專業人士和智識分子有話要說，也不會受到註意：社會中向下流動的資訊要比向上流動的來的多。****

這些來自左派的理論當時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討論。 除了功能主義大師 帕森斯對此作出回應外，最著名的莫過於當代政治哲學大師 道爾Robert Dahl的回應。
道爾在1961年出版《誰統治Who Governs?》一書，批判密氏的權力菁英論，並試圖申明美國是一個權力分散的「多元主義Pluralism社會」。

道爾認為密氏和杭特都沒有嚴謹地以案例去檢驗他們的假設，他指出權力菁英論要站得住腳，必須找到實例去佐證。 他認為一個社會若是存在著所謂的 “統治菁英”，必須嚴格檢測並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1. 假設的統治菁英是明確定義的團體；
2. 假設的統治菁英在一些重要的政治決策案例裡，顯示出其偏好與其他團體相對立；
3. 在這些案例中，菁英的偏好通常是獲勝的。

道爾提出的方法論令《誰統治》一書成為經典研究。 他以耶魯大學所處的 新紐芬New Haven的權力與決策過程作為研究對象，透過以決策為焦點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即以權力之行使來辦識其存在*****，並「測量」有關地區重要議題決策的勝負。
道爾把決策過程視為利益衝突的狀況，能反映團體在個別政策立場的偏好，如有個別團體在決策中擊敗對立團體，那便是權力的行使。 因此「權力」在道爾的理論中被認為是有意且主動的存在***。
道爾批評「統治菁英模式」由馬克思主義啟發，嘗試以階級鬥爭去解釋權力的運作，然而其理論是缺乏實證支持的。

〈實證主義的盲點〉
道爾的精采觀點在學界引起極大迴響，當中不乏批評的聲音。 批評者認為多元主義者對於「民主」概念的理解過於“務實”。以 熊彼得的說法來演譯，即「民主」只是個人透過爭取選票而獲致政治決策權力的制度設計。*** 這種將民主視為方法的想法是一種悲觀主義，並且對民主提倡的權力平衡抱持過於狹隘的觀點。

在眾多的批評聲音當中，以Peter Bachrach與Morton Baratz比較有代表性。他們提出多元主義者礙於其研究方法，無法察覺權力擁有的「第二面貌Second Face」。 權力並非只反映在具體決定之中，透過影響社群價值的政治程序和儀式，某些人或團體可以將決策限制在相對來說較無爭議的議題上面，儘管該社群中存在著嚴重但隱藏的權力衝突。
當某個人或團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創造或強化了對政策衝突的公共討論的障礙，便是擁有權力的證明。****

若以美國著名政治學者Schattschneider的說法，則所有政治組織形式都具有利用某種衝突，並壓制其他衝突的偏見， 因為組織就是 “偏見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 某些議題會被組織入政治生活當中，而其他議題則被排除在外。

然而，這種「非決策制訂nondecisionmaking」又該如何研究並調查呢？尤其是這些影響超越了幕後的議題設定，以及對潛在對手的整併或籠絡；它更可能是無意識的，並包含了價值的影響與儀式的效果。
Bachrach與Baratz於是提出：若要呈現出權力的第二面貌， 就必定要觀察到衝突。 如果無法觀察到衝突，則只能假設共識是 “真實”的。

Lukes的基進觀點始於此。他對 “權力的存在”要以決策和衝突去表現的說法亦感不滿。 權力既可以取得同意為目的，為何要將權力侷限在兩個面貌之上？下文將詳述Lukes的權力理論。

SENSE隨筆150428權力遊戲

SENSE隨筆150428

權力遊戲

礎 執筆

在電影《黑社會》中, 手執 “龍頭棍”就能成為龍頭大哥,號令整個社團。 為何龍頭棍能帶來如此崇高的權力呢? 要知道答案, 就要先了解「權力」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權力」有多種定義, 其中一個為:

Def. 「權力」就是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在另一人(或一部分人)身上產生預期的和可預料的效果的能力。***

根據這個定義, 如果你老闆要求你星期六加班, 不論是威逼還是利誘,然後你應要求行事, 他的權力便有效行使了; 反之, 如果你堅持不加班,無懼被裁, 那麼他的權力便失效了。

〈權力的特性〉

權力關係有以下三種特性:

a當服從方是許多人時, 它具有廣泛性;

b當權力者能使服從方順從的行為種類很多時, 它具有綜合性;

c當權力者的命令能被廣泛地、不折不扣地執行時, 它具有精密性。

不過Th. 當行駛權力時, 權力所具備的三種特性並不能同時最大化。*****

權力對象的人數越多, 就越難對他們的所有行為進行監督; 勉強作出監督, 則需延長指揮鏈, 形成次一級的權力中心,*** 而次級權力中心之間很可能會勾心鬥角,甚至會向主權力作出挑戰。簡單來說, 當權力具有廣泛性時, 其綜合性和精密性便會下降。***

例如在極權社會中, 獨裁者可以指定每個人在某個特定年齡內必須結婚,否則要坐牢, 但卻做不到指定每一個人的結婚對象是誰。

而最典型的, 最少廣泛性卻具有高度綜合性和高度精密性的權力關係, 便是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間的關係, 夫婦關係也是類似的例子。一個老婆可以要求一個老公跪地叩頭認錯, 卻不能要求成千上萬的男人同時做同樣的事。

換句話說, 權力的三種特性之間, 其中二者跟另一者恆相衝突, 並有類似反比例的關係。

〈權力的形式〉

行使權力的形式可分為五大類: A武力；B 武力威懾；C操縱；D說服 和E權威。

A武力

「武力」表面上是最容易理解的權力形式, 最基本的是施權者向不服從方 “出拳”, 打到對方服從, 以暴力解決問題。不過近代社會運動所使用的非暴力方法, 其實也是一種以武力行使權力的形式。*** 在非暴力抗爭中, 人們把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物理客體, 用以防止或限制他人的行動, 而不是直接對他人的身體採取行動。例如群眾橫臥在馬路上, 車輛要前行除非輾過他們才行, 這樣做逼使交通癱瘓, 讓當權者屈服。

B武力威懾

「武力威懾」跟用武力行使權力的情況好像很相似, 但是行使時並無實際使用武力, 簡單來說只是令服從者驚懼, 以達到行使權力的目的。例如賊人用槍指嚇行刦對象, 無需開槍, 受害人便會屈服。 武力威懾要能收效, 必需令被施權者清晰知道若敢不從的後果, “公開處決”便是一種令武力威懾持續有效的方法。

C操縱

當權力佔有者把他的意圖對權力對象隱瞞起來的時候, 他就是在試圖「操縱」後者。這種權力運用不容易引起反抗, 因為被施權的對象沒有察覺施權者的影響力。*** 成功的操縱者會讓對方產生一種錯覺, 以為自己是在自由選擇, 因而激發出熱情和首創精神。*** 最常見的一種操縱行為便是「廣告」, 例如大量嬰兒奶粉廣告宣揚含有DHA(或任何英文字母)的成分, 比人奶更好, 改變了人類餵人奶的天性。

D說服

「說服」的行使情況一般如下: 甲向乙提出論據或勸告, 乙按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目標對論據進行獨立自主的考量後, 把甲傳達的訊息做為自己行為的基礎而予以接受。***

乙完全有自主性, 並可拒絕甲的意見, 所以人們一般不會把說服看作是權力形式的一種。

不過說服明顯是一種手段, 通過它, 施權者得以對受眾的行為產生有意圖的影響, 所以根據定義, 這是一種權力的行使。*** 最有名的說服者莫過於希特拉, 他奪得權力的方法全靠出色的演說。民選國家的領袖絕大部分都是演說高手, 用說服的方法, 令民眾投票讓他行使國家的最高權力。

E權威

以「權威」行使權力的方式可細分為以下五類:

1. 強制性權威— 通過炫耀所掌握的武力手段, 從而使受眾屈服的能力。政府的閱兵儀式、警察身上顯眼的手槍均屬這一類。
2. 引誘性權威— 採取積極的獎勵制裁而不是消極的威脅制裁來令對象服從。例如大家甘願成為工作的奴隸, 是因為上班可以領工資。
3. 合法的權威— 掌權者具備公認的發號施令的權力, 而權力對象則具有被公認的服從義務。合法的權威建基於團體組織之上, 是社會準則的遵奉, 比前兩者更有效, 因為不需威逼, 也不需利誘, 而是被內化認為合乎常理。士兵聽命於軍官便屬於這一類。
4. 能力權威 — 在這種情況, 權力對象之所以服從, 是因為相信權威者具有優越的能力和專長, 可以決定怎樣的行為最有利於權力對象的利益和目標。*** 醫生要求病人戒口, 便是最常見的例子。
5. 個人權威 — 這層關係中, 權力對象甘心服從完全是由於權力擁有者的品質, 出於討好或為他服務的願望而服從。這種權力的原型來自不平等的愛情關係，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間的愛情關係是這方面最純粹的例子, 一個人的支配與另一個人的屈從完全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希望。

〈權力的層級〉

這五種權力形式可分為不同的層次, 一層失效之後便要使用下一層, 以求權力能夠貫徹施行。

以層次計, 可從最外層排至最內層如下:

權威> 說服> 操縱> 武力威懾> 武力

在權力施行者的角度看, 實行權力所需的資源、力量, 由多至少則可作以下的排列:

武力> 武力威懾> 操縱> 說服> 權威

這個排列的道理相當簡單, 當權力施行者具有權威時, 基本上什麼都不用做, 權力對象已經會安於聽命。當權威不再, 當權者便要用說服的方法讓權力對象信服。而當明刀明槍的說服失效, 便要用更陰險、費勁的操縱技巧改變權力對象。當操縱無效之時, 唯有把藏起來的武器亮劍, 使出威嚇的手段。最後仍然無效時, 就只剩 “出手打” 了, 打到權力對象屈服為止。

現試舉一個可能會被查禁的例子, 讓大家更易明白:

眾所周知掌門是個 (編按：過氣的)一流股票炒家, 大家對他的選股能力不會質疑。往昔他買入某一股票後, 不用對外宣傳,只要讓人不經意地知悉, 人們便會跟風買進, 這是他具備權威的時日。自從跟買10次, 8次勁蝕之後, 要別人再跟他買股票時便需要拋出一堆基本分析、技術分析、拆局分析的理據, 令別人信服。當他本人的說話已沒什麼人相信時, 唯有借用美女股神的專欄大作宣傳, 以圖左右群眾。結果仍然無人相信, 他唯有以武力威嚇他的弟子, 要他們買貨。當弟子們抗拒買入時, 掌門只好使出最後手段, 以詠春拳打到眾弟子皮肉痛苦, 逼其作出買股的決定。

〈結論〉

在了解權力是怎樣一回事後, 便可回答文首的問題。明顯龍頭棍並不是成為龍頭大哥的必要條件, 只是有了它, 便具有了合法性權威, 可在最節省氣力的情況下號令社團。如果沒有龍頭棍仍想做大哥, 大可說服其他巨頭在選新任老大時投自己一票。此計不行, 則可暗中從後操縱, 令其他巨頭鬼打鬼, 扭曲他們的心意, 令自己成為老大。還是不行, 則可叫齊手足, 帶備武器, 以武力威懾爭奪龍頭之位。在逼不得已下, 唯有 “開片”, 以武力奪位。

當然可以預見武力不足的話, 最後便會失敗, 當不成老大。

武力並不是權力鬥爭的最佳手段, 只是最後的手段而已。***

參考書目: 《權力:它的形式、基礎和作用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1994) Dennis Wrong

【新财富明星资本权力榜】娱乐圈掘金大时代

http://www.xcf.cn/newfortune/fmgs/201509/t20150907_756860.htm

　比票房更火爆的，是明星们正以最快的速度在资本市场兑现其名气。

　　感谢东家，感谢创投，感谢二级市场的中小股民，更感谢每一位粉丝和观众，明星的股权资本，正在超过传统的演艺、广告、代言等收入，成为其财富增长的新引擎。黄晓明所拥有的华谊兄弟股票若保持至今，此项资产价值将约等于其接拍50部影片或600余集电视剧的报酬。

　　文化产业被定义为支柱性产业的2011年是个重要的起点，资本与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打通，使得影视公司与明星开始急切地渴望双向绑定。从IPO、 借壳上市、被上市公司收购，到挂牌新三板甚至港股买壳，明星们如集体觉醒般大量抢购原始股，并经由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两次助推，坐享数十倍财富增值。在公 司一侧，范冰冰等一线明星则成为抢手的“PPT女神”。

　　不过，尽管上市时明星与公司常常相映生辉，但喧嚣的变现浪潮中，鲜有明星能耐心持股，而大热的明星概念股，同样面临难以上市、市盈率过高、捆绑协议到期等各类隐忧。

　　当名与利如此自由地兑换时，这将是一个健康的泡沫吗？

　　作者：陶娟

　　明星股权财富最全榜单

　　（点击可见大图）

　　这个夏天，票房火爆到，处处是新的奇迹。

　　截至2015年7月26日晚10时，上映11天的《捉妖记》已收获13.5亿元票房，创下国产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并正在持续创出新高。

　　投入仅仅2000万元的《煎饼侠》，也已收获8.5亿元票房，以42.5倍的投资收益比，替代《泰囧》成为史上赚钱能力最强的国产影片。

　　同时，凭借网络“自来水军”口碑效应实现票房逆生增长的《大圣归来》，也以6.7亿元票房一举超越《功夫熊猫3》，跃升为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

　　接踵而至的捷报，不仅让中国的明星们能够尽情享受“全球头号票仓预期”的美妙现实，也令他们持股的上市公司更添了几波升浪。

　　已有太多的明星，在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闪烁。从早些年女星陈好精准重仓ST股并收获暴利引发争议，到如今众多影视公司极力拉拢明星作为股东标配，比票房更加热火的，是一大波明星股东的股权财富获得了成千上百倍的增长。

　　成为股东，不仅意味着明星本身作为生产要素，乃至他们的名声所隐含的种种预期，可以折现为当下的财富；像周星驰、谢霆锋、李连杰那样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更意味着在资本市场拥有一定的控制权。

　　那么，娱乐圈方兴未艾的资本游戏中，哪些明星获得了资本权力，他们对资本的话语权孰高孰低？新财富今天推出的这份明星资本权力榜，给出了参考答案。细细品味这份榜单，或许幕后的故事比荧屏上放映的更真实，更有戏剧性。

　　无孔不入的股权投资，成明星创富新模式

　　这个年头，没有抢到原始股的，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明星。而明星从拿到原始股到最终变现退出，又经过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次火箭般助推，令他们的股权财富水涨船高。

　　每一次典型的明星入股都遵循着类似的模板：公司在尚未上市时就因创投方的涌入而价值跳涨，而上市之后又因头顶“明星股”的光环而翻上数倍，使得明星的最终收益可达数十乃至百倍。

　　以欢瑞世纪为例，2011年10月，其开始为冲击IPO做准备，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并以股权激励的名义引入新股东，主要 包括签约艺人、公司高管等25人，其中，何晟铭认购100万股，杨幂认购30万股，成本均为1.2元/股。两个月后，欢瑞世纪引入PE时，价格为5元 /股；到了2012年9月再次引入PE投资时，价格就涨至18元/股。

　　2014年1月，欢瑞世纪开始与泰亚股份（002517）接触，探讨借壳上市的可能。2014年6月，影星贾乃亮和李易峰在方案出台前，火速入 股，以2.5元/股的“白菜价”分别获得了20万股。同时，杨幂追加20万股，另一艺人孙耀琦也拿到20万股，不过她们这次的入股成本已经达到了 25.35元/股，与同时期进入的掌趣科技（300315）成本持平。

　　按照泰亚股份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的方案计算，泰亚置入欢瑞世纪资产的总对价为27.38亿元，这意味着何晟铭0.93%的股权价值约为2546.34万元，较之其120万元的成本价升值约20倍。

　　尽管欢瑞世纪的借壳方案最终未能成行，但可以看到，即使在一级市场，明星股东的收益已经不菲。若观察已成功实现IPO的影视公司，由于迭加了二级市场的股价增幅，这一现象更加突出。

　　在影视概念第一股华谊兄弟（300027）改制时，黄晓明第二批入股，成本为3元/股；华谊兄弟IPO时发行价即达到了28.58元/股，其投 资升值8倍多，上市后更是一路狂飙。如果黄晓明540万元成本购得的股权持有至今，收益率将达到83.8倍，仅此一项，他将坐拥4.58亿元身家。而根据 网上流传的明星片酬，黄晓明的电影片酬大约为每部800万元，电视剧每集60-70万元，如果以此计算，黄晓明在华谊兄弟的持股市值大约等同于他接拍50 部电影或者600余集电视剧。

　　无疑，股权财富的增值速度，已远远超过明星们接戏、代言、拍广告等传统收入模式，张国立就曾经在华谊20周年庆典活动上说，现在看老板们对你好不好，就看给不给你们分股份。

　　近年来，当红明星的片酬节节见长。在普通百姓眼里，一线明星接拍一部电影便有千万酬劳进账，似乎已是一夜暴富。但相比这种付出数月上年辛苦劳动才拿到的收入，明星股东们低成本撬动的资本性收入，更类似于在演绎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传奇（表1）。

　　（点击可见大图）

　　明星们不仅积极抢购影视公司原始股，从而从IPO或是借壳上市中坐享身家大幅升值的便利；还有一些不甘寂寞，踊跃当上大股东，如宣布即将退出舞 台的杨丽萍，在事业终点推动自己任大股东的云南文化（831239.OC）挂牌新三板，从而以4.17亿元身家站上新财富榜单第9名。

　　不少明星均有多次投资经历，如赵薇早年曾投资重庆路桥（600106），后来既高调玩票阿里影业（01060.HK），又同时跻身刚刚上市的唐 德影视（300426）前十大股东。也有不少曲线入股者，如张国立将浙江常升出售给华谊兄弟时溢价率达到36倍，而按照协议，张国立除套现1亿元之外，剩 下收购款1.52亿元需在二级市场购入华谊兄弟股票并自动分批锁定3年。而这桩交易案的牵线搭桥者，正是张国立的好友冯小刚。同为华谊兄弟股东的冯小刚、 张国立、黄晓明、李冰冰，又联合出现在松辽汽车（600715）的定增方案中。

　　股市中最活跃的明星玩家，当属葛根塔娜。葛根塔娜为知名歌词作家，她的投资行踪所涉甚广，曾经和冯小刚、张纪中一道同出现在华谊兄弟第首批明星 入股的名单中；此外，葛根塔娜还曾长期踞守在吉恩镍业（600432）的十大股东名单中；2013年3月，葛根塔娜以约2亿港元成为港股数字王国 （00547.HK）的实际控制人，持股51.23%，不过一年多后，其售出该股权时仅仅获得1.76亿港元，这也成为我们梳理的众多明星投资案中，唯一 一例亏损退出的。退出数字王国之后，葛根塔娜的微博在2014年8月之后停止了更新，但她的资本运作却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就在最近，周迅、黄磊等入股的宇 佑传媒中，我们同样意外地发现葛根塔娜也紧跟其后入股。

　　明星的投资能量还不仅仅局限于影视公司，如万达商业（03699.HK）上市时，人们就带着艳羡的目光发现一位名为李涿生的自然人持有1800 万股，占比0.46%。媒体普遍认为，此人可确定为章子怡的母亲，一位已退休的幼儿园老师，而这部分股权的市值目前已达9亿港元。

　　榜单中，唯一的例外是杨子，他的家族是巨力索具（002342）大股东巨力集团的控制人，因此，他的股权财富主要来自家族股权分配，而并非自身投入。与其隐婚多年的黄圣依则在巨力影视中持有30%股权。

　　即使在相对理性的港股市场，明星旋风刮起来同样威力无边。2015年4月，内地知名导演徐峥和宁浩携手入股21控股（01003.HK），成为 并列第二大股东，同时签下长达6年的独家合作协议，香港“壳王”高振顺、文化中国（阿里影业前身）大股东董平等人也同时现身股东名单中。据悉，该公司有意 更名为欢喜传媒。短短3个月时间，其每股价格即从入股时的0.4港元涨至1.68港元，徐峥1.75亿港元的投入目前已价值7.37亿港元。

　　不过，玩得最High的，还属女神赵薇和男神李连杰，这两位在成为娱乐圈内男女资本首富的同时，入股经历也颇值得玩味（详见后文）。

　　内地艺人何以秒杀好莱坞巨星，更得资本厚宠

　　感谢东家，感谢创投，感谢二级市场的中小股民，更感谢走进影院的每个观众，今天中国内地的明星，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明星，都更加幸运地踩在了一波财富主升浪上。

　　远到好莱坞璀璨的众星，近到港台“天王天后”等，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待遇，他们更像公司的艺人而非主人，分不到原始股，也没有神器A股来支持高额变现，更没有碰上这样一个消费升级而文化供给稀缺的大时代，与数亿兜中有钱内心却遍布荒原的观众。

　　好莱坞明星同样热衷做投资，但他们多半投资的是初创型科技企业，或是自己兴趣所在点。如艾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因为成功投资SKYPE、Foursquare而成为明星投资人的佼佼者，目前其逐渐转型为职业投资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Leonardo Dicaprio）则以400万美元投入社交网站Mobli，同样回报不菲。

　　由于好莱坞影视产业早已成型，产业体系的高度成熟与产业资本的相对强势、票房的稳定增长使得影视公司股价长期波澜不惊，并不存在如中国市场一样巨大的升值空间，人们也不曾听闻有哪个明星能在影视公司中分到股份。

　　无独有偶，在港台市场，“天王”、“天后”的名声震天响，但都只是包装出营销给粉丝的形象而已。对于公司来说，艺人还是只是艺人，任凭多么大牌的偶像，贡献突出者年终可以领到丰厚的红包，但绝不会是可以年年分红的公司股权。

　　在港股市场，也有明星自谋大股东地位，但并不像内地那样，轻易就可得到明星溢价。典型如星爷周星驰，2008年购入比高集团 （08220.HK），在其重要股东交易数据下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星爷不停地进行交易，增持减持，颇费心血，如今其还以20.7亿股的持股为第一大股 东。但多年过去，比高集团的股价并不见有大幅上涨，要知道在内地，浙江东方（600120）曾经因为季报上同时出现了徐帆和邓婕的名字，就引来股民追捧， 尽管事后被查实，那两个账户仅仅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再如将PO朝霆经营得有声有色的谢霆锋，2014年在与王菲复合传闻甚嚣尘上之际入股汉传媒（00491.HK），成为大股东。一年时间过去，汉传媒股价上升20%，似乎已是显足明星效应了。

　　相形之下，“新财富明星资本权力榜”上，那些轻松拿到原始股的内地明星该是何等幸运。何以他们就能够得到如此厚宠？

　　激增的影视市场中，明星资源相对稀缺，或许是最佳的基本面解释了。如中国电影票房从2003年的10亿元增至2014年的296亿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超过36%。这个势头并没有减缓的趋向，2015年上半年票房已超过200亿元，而最近频频刷新的票房记录再次印证了此点。

　　在这种背景下，煤老板、文化传媒公司等各种热钱纷纷转型，投资影视行业，而对于有影响力明星的追逐成为重点，据说范冰冰等一线明星被称为“PPT女神”，意即如果活动方的PPT上没有提及邀请当红明星的方案，就很难获得资金青睐。

　　票房火爆的同时，行业的残酷真理依然是，每年生产的国产片中，只有三成能够公映，而公映片中能够盈利的不到三成，大部分依然是“炮灰”，如果能够拉拢到明星入场，至少粉丝消费上有一定保障，代价虽高也只能忍了。

　　中国电视剧及电影的成本结构中，明星片酬往往占到了极高的比例，甚至出现片酬高过其他制作费用的倒挂现象。在对一线明星资源的抢夺中，如果股权激励可以使得明星更加尽心尽力地为公司服务，彼此名利都可两全，又有何不可？

　　2011，资本与娱乐联姻潮涌的政策逻辑

　　翻一遍各类影视公司的招股资料书、重大重组预案等，才发现，2011是个神奇的年份。

　　“2011年10月15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欢瑞世纪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分别由……何晟铭、杨幂……共25人认缴”。那年，1986年出生的杨幂才刚刚25岁。两年多后，她将以25.35元/股的价格进行增资，而欢瑞世纪至今都未如愿上市。

　　2011年4月，唐德影视一口气与众多大腕，包括演员范冰冰、赵薇、王学圻、张丰毅、巍子，导演霍建起等，编剧盛和煜等，签下了各类独家代理或排他性协议，圈定明星资源；2015年2月，在许多合约即将到期前，唐德影视成功上市，功德圆满。

　　2011年12月，叶璇手持1000万元投资强视传媒，杜淳、王学伟等也分别投入了327.5万元、330万元；2015年2月，道博股份（600136）收购强视传媒，叶璇选择了完全现金退出，获利700余万元，选择“现金+股权支付”的杜淳赚得更多……

　　尽管我们这两年才看见影视公司纷至沓来奔赴A股，但原来，一切似乎在2011年就已经定下了“钱”程。这里面，该发生多少惊心动魄的大明星争夺战，和小明星抢破头去争原始股的内幕，尽管无人知晓其细节。

　　为什么是2011？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2》和《唐山大地震》两部影片豪取逾10亿元票房，第一次“森森地”显示出了中国票房市场的潜力来。

　　2011年，文化产业的高度也从政治意义上得到了确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达到5%，从而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而多年来，影视业发展的瓶颈就在于融资，这一关键性的瓶颈问题，当时也得到了政策倾斜，证监会发言人强调，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文化发展繁荣的支持服务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鼓励文化类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

　　于是，产业基金忙着入股，而影视公司忙着改制，都在为冲击IPO紧张筹备起来。

　　回头来看，资本与娱乐联姻的逻辑是那么清晰：潜力巨大的市场，政策扶助与资金瓶颈同时打通，华谊兄弟的示范效应在前，于是，影视公司与明星间突 然像是重新认识到彼此的魅力一样，希望双向绑定起来，渴望暴富的明星急迫寻求投资原始股的机会，从而将自身作为生产要素资本化，而影视公司也希望借助明星 的光环卖个好价钱。

　　不止是明星，2011年9月，乐视网（300104）、信中利就投资了强视传媒，华谊兄弟持股的掌趣科技（300315）投资了欢瑞世纪，而光线传媒（300251）在新丽传媒拟上市前高价入股，成为第二大股东。

　　IPO依然是保证收益率的王道

　　且不说从原始股到上市时的一级市场价差，如果明星股东们能够一直耐心持有，即使只在二级市场衡量，收益也相当惊人。能在A股直接IPO，依然是获取最高收益率的王道。对于跟随明星投资的粉丝们，这一结论也同样成立。

　　对于几家顺利实现IPO的影视公司，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向后复权价格来观察财富的增值效应。最早上市的华谊兄弟2009年发行价为28.58元/ 股，其复权价格到2015年6月达到了481.9元/股，足足增长了15.86倍。而随后上市的影视股也不遑多让，华策影视（300133）、光线传媒、 新文化（300336）上市后实现的最高回报也分别达到了9.03、8.27、7.13倍。有趣的是，这一回报率也显示出，上市时间越短，获取的最高收益 率越低。

　　而由于发行时点恰好赶上了此轮牛市，并由两位女神赵薇、范冰冰站台敲钟的唐德影视，股价更是坐上了火箭般直线蹿升，从22.83元/股的发行价 飙升至最高点201.96元/股，飙涨了近8倍，仅仅耗时3个月时间。这样的速度与激情，有可能成为影视概念股一个难以超越的新高度。

　　相比之下，借壳上市或者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途径，回报率虽不惊艳，但一样远远超过市场平均回报。如长城影视（002071）借壳时，预案发布之前的收盘价为6.03元/股，2015年最高价达到了31.46元/股，增幅达4倍多（表2）。

　　（点击可见大图）

　　对于影视公司实际控制人来说，能够直接IPO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行不通，一般会转道借壳，或寻求被上市公司收购，如长城影视在2013年财务核查后中止IPO，随后推出了借壳江苏宏宝的方案，并最终成功借壳上市。

　　而孙红雷、罗海琼入股的青雨传媒（832698.OC），市场定位是精品电视剧的投资，曾投资制作过《潜伏》、《神断狄仁杰》等剧。其上市之路 也颇多曲折，2013年财务核查后中止IPO，一年后又传出与万好万家（600576）联姻的消息，却也重组失败，最后在2015年成功挂牌新三板，并引 入6家做市机构。

　　正因上市之路如此曲折漫长，鲜少有明星股东能够耐心持有。如冯小刚在所持华谊兄弟股权刚刚解禁时就减持一空，同样的，王姬、于立清也是在新文化 限售股刚过解禁期时就从十大名单中消失了。这也使得他们的投资收益大大下降。对于明星股东来说，进入容易，退出则更考察其财商了。

　　明星入股并非黄金铺路，吴秀波成“悲剧”主角

　　有欢歌笑语者，也不乏失意的人儿。尽管明星入股后的基本账面回报都不低，但如果公司未能如愿上市，其股权变现的难度也高出不少。

　　悲剧的例子也不少，如2011年，吴秀波为入股幸福蓝海，不惜砸下巨资，共计投资4503万元，其中503万元为自有款，剩下的4000万元， 则是用即将到手的幸福蓝海股权做抵押，找融资机构拆借而来。按照股权质押8%至9%的年利率计算，4000万元贷款一年就将产生300多万元的利息。时至 今日，幸福蓝海还在排队上市队列中，上市之后按例股权还将锁定3年限售期，未知何时才能让吴秀波成功套现还款。

　　由于幸福蓝海性质为国有企业，大股东为江苏广电，吴秀波入股过程还被质疑存在国资流失的嫌疑，但其实，9.67元/股的原始股对比其他明星的原始股成本，已属于相当高的了。而从入股成本到拟发行价格的增幅，也远远低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公司。

　　随着股权创富模式的走红，有些公司对于明星入股也越来越苛刻了。如欢瑞世纪的第二批明星入股时，杨幂和孙耀琦的入股价已经是和创投持平，达到了25.35元/股，这样的股价在一级市场上已经没有多少升值空间了。

　　更遗憾的是，欢瑞世纪在借壳泰亚股份时费尽心思，同样铩羽而归。在当时的重组方案中，尽管相关方处心积虑地设计了精巧的交易结构，通过一系列的 资本运作，将原有公司资产全部置出、欢瑞世纪整体置入，同时还使得泰亚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由此试图绕开借壳上市的审批（详见新财富2014年8月 号《泰亚股份重组的猫鼠游戏》）。不过，这种“名义上规避，实质性借壳”的资本游戏最终引起了资本圈的震动和非议。2014年9月10日，泰亚股份最终主 动宣布终止了重组。

　　千股齐跌时，明星一样肉痛

　　在今年6·26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千股停牌的历史奇观中，股市中的明星也多了一把辛酸泪。未能入榜的“雪姨”王琳和“跑男”陈赫纷纷发微博表示伤不起，更遑论在股市已配置重资的明星们？

　　A股新上市的唐德影视在本轮调整中股价惨遭腰斩，而股权被迫锁定的明星们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刺激（表2）。其中，范爷的持股市值从最高点2.6 亿元缩水至1.17亿元，而赵薇也从2.36亿元降至1.06亿元。借壳上市的长城影视跌幅更达到了6成，孙耀琦的持股市值从5244万元直落至2100 万元。

　　港股市场明星溢价不如内地，但跌起来也毅然决然地同此凉热。最富有的人受伤最深，按照2015年4月9日阿里影业出现的最高价4.9港元/股计 算，赵薇未减持的16.74亿股市值约82亿港元，到了7月8日已剧减为28.3亿港元，缩水53.7亿港元，约65%的市值蒸发了。如此一来，赵薇在两 家公司中的持股市值从高点下来的损失达到了44.26亿元，好在她的入股成本低，安全边际高，并未跌到肉痛。

　　而徐峥、宁浩入股的21控股，曾一度飙至6.8港元/股的高位，让两位导演短暂享受到了29.82亿港元的身家，不过7月8日也滑向了1.68港元/股，徐宁二人身家瞬间缩水了22.5亿港元。

　　星爷也从2015年6月5日9.86亿港元身家坠至7月8日的4.14亿港元，涨时未涨跌时跟跌，星爷这是惹了谁？

　　最幸运的是中南重工，因其6月2日起停牌，躲过一劫，入股的唐国强、陈建斌等明星也就毫发无损。

　　早早上市的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股，本轮调整中最深跌幅均在50%左右，坚持持股的明星们想必也只能躲在家中痛哭。

　　A股明星热，还能热多久？

　　上市的门槛渐高是一部分，对于已上市的影视公司来说，还能不能重新演绎华谊兄弟那般6年15倍的成长传奇，也难说得很。明星以超低价入股，其所 持股票在二级市场再怎么下跌，几乎都不会伤到他们的身家，但对于任性追逐明星概念股的粉丝来说，成本已高出了数十倍，而即使以2015年7月8日的收盘价 衡量，目前影视概念股的市盈率也非常高。

　　高高的市盈率之上，尽管票房走势喜人，有超预期发展的可能，但股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埋单呢？

　　许多明星股东与持有股权的影视公司间，签订的并非是独家或长期协议。如赵薇、范冰冰固然为唐德影视的惊人走势做出了贡献，但身为股东，她们俩与 唐德所签合同并非完全排他性的独家协议，仅仅是电视剧独家代理，而电影、广告等活动均为非独家代理，且所签协议均于2011年时就生效。事实上，如果唐德 影视再晚一个月敲钟，她们上一期的协议就已经到期了（表3）。对于拥有独立工作室的一线明星来说，其经纪收入和代言广告等利益将有多大可能完全绑定在一家 公司身上呢？

　　还有更多的明星在赶往资本市场报到的路上。最新的动向是，北京文化（000802）豪掷20多亿元，相继收购世纪伙伴、浙江星河、拉萨群像三家 影视公司，其中，世纪伙伴拥有金牌编剧严歌苓和出品人边晓军等高管团队，而浙江星河则拥有陈道明、胡军、刘嘉玲、白百合等众多大腕签约明星，拉萨群像实际 控股人为前华谊兄弟总监制陈国富。据称，生命人寿将出资13亿元参与定增，成为北京文化最新控股方。

　　看来，市场只要还有利可图，资本与明星的互相追逐就不会停止。

　　本文刊于新财富杂志2015年8月刊

　　转载请注明来源：新财富杂志（ID：newfortune）

政府定價權力清單出爐：機票火車票歸國務院管

政府定價權力清單出爐：機票火車票歸國務院管

一財網 郭晉暉 2015-10-21 15:00:00

定價種類由13種減少為7種，約減少46%，分別是天然氣、水利工程供水、電力、特殊藥品及血液、重要交通運輸服務(鐵路、民航、港口)、重要郵政業務以及重要專業服務(銀行基礎服務收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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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vs寶能：一場“人品”不對稱的權力爭奪戰

權力來源問題

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試行三年：讓“沈默的權力”公開透明

人們希望，上海自貿區內的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CFP/圖）

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經過三年的發展，它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隨著負面清單一步步從試點推向全國，它將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這是2015年10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為推進負面清單制度規劃的時間表。它意味著，從2013年起在自貿區推行的負面清單開始走向全國，擴展至國內市場準入。

負面清單管理，是指政府列出禁止和限制進入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清單之外的領域都可以自由進入。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已有3個版本更新叠代。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所列的9項主要任務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僅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服務業開放”之後，備受外界關註。其原因在於，人們希望，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眼下，負面清單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然而三年來，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它因何而起，又走了多遠？

三年三版“負面清單”

“‘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

早在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公開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時，就提到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10月1日，上海市政府就公布了第一版的負面清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

自“負面清單”的說法出現起，三年間已經變成了流行詞匯，代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然而在它真正的使用語境中，針對的只是自貿區的外商投資領域，可以理解為是國門對外資敞開的邊界。

自此，外商投資在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上海自貿區商務委員會投資促進管理處處長曹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90%的外商投資項目都可變成備案制。

從前外商投資，需要拿著申請、報告、股東決議、合同章程等很多紙質材料來政府部門窗口當面提交，一項項審批。

備案制以後，外商只需要通過網站提交材料，後臺進行負面清單對比，只要是清單外的一律放行，直接把備案清單打給對方。整個流程不需要面對面。

據曹磊介紹，負面清單實施前，上海浦東每年新增項目約1000個，而2015年前十個月的自貿區新增項目有2500個，是往年的近三倍。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負面清單實施前，外商獨資進入中國平均要8個月時間；實施後就減到了1個月，最新的消息是減到7個工作日內了。

負面清單分類的依據是《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2011版），幾乎囊括了國計民生的所有行業門類，共18類。

就內容而言，它主要依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制定，該目錄分為鼓勵、限制、禁止三類。負面清單摘出了其中的限制、禁止部分，另納入了散見在其他部門規章中類似的部分，列成清單。

在第一版負面清單中，包括190條管理措施，其中限制類74條，禁止類38條。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政府頒布了第二版“負面清單”。相較第一版，這一版由190條減到了139條。其中比較引人註意的是，刪除了關於制造武器彈藥、博彩業和色情業的禁止。

曹磊說，“不是我們開放了這些東西，武器、黃賭毒是內外資都不能做的，負面清單里就不單獨寫了。”

“一般對於負面清單的解釋是‘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就是不在負面清單上的就和中國人一樣，中國人也不是什麽都能做。”陳波補充道。

2015年4月8日，第三版“負面清單”頒布者，由上海市政府升為國務院辦公廳，適用範圍也擴展到了福建、廣東、天津和擴區後的上海四地自貿區。

相較前兩版，這一版本改動最大。它由最初的190條減少至122條，但是，並非各個行業數量均等下降，而是有些行業的限制徹底解除了，也有些行業的要求被大大擴充。

限制減少最多的，如制造業由2013年的63條減為17條，對食品飲料的限制消失了，剩下的主要是對交通工具的限制；完全解除限制的行業有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及房地產業。

限制條件被細化和擴充的有兩個行業——金融和文化娛樂業。金融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5條擴展為10大類26小條，新增了兩項“禁止”：外資不得成為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會員，不得開立A股賬戶，禁止外資成為證券交易所會員、開通A股賬戶，禁止外資從事再保險分入或分出業務。

文化娛樂行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12條擴充一倍，至24條。新增內容包括對境外新聞機構的控制，如在境內設立辦事機構、派駐記者須經批準等3條；電影行業新增電影院建設由中方控股，以及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電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片時間總和的2/3；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限制新增5條。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條款更多不代表監管更嚴了，2014版的條款太籠統，一條就像一個抽屜，抽屜里還有好多條。2015年把這些條款說得更明確，透明度更高。”

他介紹說，金融這一塊的規則制定實際上控制在央行手里，2015年版的金融細則，有央行的意見在其中。

另外，在2015版中取消了對一些重要領域的“禁止”，如加油站、網絡遊戲運營以及房地產。

雖然可以做，但加油站和房地產都沒有外資在做，因為自貿區內的加油站已接近飽和，房地產余量也不多。孫元欣說，“有時候不是不能做，而是市場飽和了，做了也沒什麽盈利，就沒必要做。”

簡單來說，“可以做”和“做不成”是兩回事。制度放開了，市場未必留有空間。

在陳波看來，負面清單接下來開放的內容會更有爭議性，碰到真正的邊界——服務業、金融業、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就是我們那些想發展又不是很自信的行業，和一直封閉的、保護比較多的行業。”他說。

誕生之初

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還要嚴格。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教授馮軍，是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業務總監。他的團隊在2013年直接參與了第一版負面清單的設計，親身經歷了負面清單在中國從無到有的過程。

他介紹，2013年1月初，上海市就向中央報了關於自貿區的材料，但批下來的時候，不少有實質性內容的條款沒有得到核準。

當年3月，新一屆政府上任，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上海視察。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外高橋保稅區再次向總理匯報了籌建自貿區的具體設想。李克強特別感興趣，覺得要繼續推。後來就有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

4月，上海市成立了相應班子，馮軍所在的WTO中心也是負責負面清單的部門之一，屬於非官方機構。當時市政府辦公廳發文，讓他們設計負面清單的框架。

一開始在外高橋開會時，很多部門都不知道什麽是負面清單，包括好多領導也不明白。馮軍就拿出了美國和韓國自貿協定中的負面清單做成了一個冊子，給商務部的人參考。如今，美韓自貿協定的打印本，仍然在他辦公室彎腰就能找到的地方。它也是2012年全球負面清單的範本。

當時，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非常緊張，要求7月初上報國務院討論，制定框架的時間僅有三個多月。馮軍那段時間非常忙，“不停地開會”。

當時在中央，負面清單得到了總理、副總理、商務部部長、以及商務部外資司、條法司的支持，由當時的商務部部長助理主推此事。2013版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央定調、指導，上海幹活”。

因為國內沒有可參考的框架，就考慮參照國家發改委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里面有鼓勵條款，也有限制和禁止類。馮軍記得，當時商務部的有關領導說，“現在也沒辦法，只有發改委才有個指導標準，只有對著這個先搞一個框架。”

馮軍說，當時涉及的上海的行業部門，就原來的禁止性規定現在要不要放在清單里，都跟中央管理部門——發改委、文化部、工信部等溝通商量過。

為了起草框架，他在北京待了一個多禮拜，哪些細則列入、哪些拉出去，一條條仔細討論。這不僅涉及商務部、發改委，還有其他各大部委，都可能單獨出過文件說哪些東西外資不能做。除了中央，還有地方政府。

8月16日，負面清單中涉及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或暫停實施的部分，被送到全國人大審議。一共四條，只有關於文物拍賣的一條未獲通過。

最終，第一版的負面清單共190條。

陳波認為，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還要嚴格。“95%是一樣的，後面又多加了幾條。”

國際談判的藍本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實際上，負面清單的出爐與推行，與國際談判的承諾壓力息息相關。海外談判桌上的較量，推動著國內行政方式大刀闊斧的轉變。

馮軍記得，第一版負面清單的基本框架是在2013年7月11日前確定的，而7月10-11日，正逢中美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國要出臺負面清單，框架也已確定。

目前國際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中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正面清單”模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第二種“負面清單”模式，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它創設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否定清單”的投資規則。

美國在其推行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力推第二種，即負面清單模式，主要是因為相對正面清單而言，負面清單模式自由化程度、透明度更高。

美國從1982年開始制定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之後於1994年、2004年和2012年分別推出了新的範本，2012年的範本提出了“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兩大前提條件。

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多個雙邊投資協定（BIT）中都采用了負面清單模式。美國的負面清單中不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極少，主要包括核能、海關報關、國內航空運輸、信用社、儲蓄銀行和儲蓄機構等。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雙方經濟規模之大，談判範圍之廣和難度之高，被稱為國際投資領域的“世紀談判”，中國的第二次“入世”。自2008年中美談判啟動以來，共舉行了17輪。2013年7月，中美舉行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該投資協定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為談判基礎。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陳波說，2015版的負面清單將是BIT談判中方的藍本，所以更加正規化。因為最終是國家戰略，全國一盤棋，要能夠被複制和推廣，隨著談判的深入，對負面清單標準化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所所長沈玉良，與副研究員李墨絲近期撰文，列舉了與其他國家負面清單相比，自貿區負面清單存在的幾個問題：

清單相對較長，對外商投資限制較多。2015版有122項特別管理措施，而國際高標準基本都是短清單模式。

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特別管理措施仍然存在。如“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及關鍵件生產屬於限制類”，“大型主題公園的建設、經營屬於限制類”，這些措施到底限制什麽、用什麽方法限制，沒有具體明確。2013版此類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為55條，占總數的29%，2014版25條，占18%。2015版盡管大幅縮減為8條，但仍然存在，占7%。

就“禁止”類而言，英國、法國無禁止行業；美國的禁止行業僅為航運、核能2個行業；德國僅限於核電站、核垃圾處理2處。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2015版本的中國負面清單中，“禁止”“不得”共出現54次，覆蓋13個行業。其中出現最多的行業是，文化體育娛樂（18次）、交通運輸（6次）、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教育（各5次）。

“沈默”權力的籠子

負面清單制度，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以外促內”，是南方周末記者此輪采訪中學者們的共識。負面清單制度，是在簽訂國際條約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它的出現，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我沒說行，你永遠不知道行不行。做什麽不行呢？有待我解釋。”馮軍說，“負面清單就是把這個解釋的東西公開了、透明了，進一步說也就是放權了。”

龔柏華把這種“法無授權”與“法無禁止”之間的空白地帶解釋為法律規定的“沈默”問題。“沈默”是“是”還是“否”？在一般情況下，“沈默”不能視為意思表示，這種“沈默”，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權力。

馮軍回憶，2013年開始制定負面清單時，一開始開會，有的部門說，“什麽負面清單？我們從來沒這麽管理過。”也有部門說，“這個是外國東西，又不是我們的。”甚至有在上海某政府部門工作的學生跟他說，“馮老師，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這個部門可能就沒什麽用了。”

在他看來，負面清單模式，是把政府審批的權力變成了監管的義務。“原來有很多權力，需要他蓋章，現在不用了，現在強調事中、事後監管，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都很順暢，只有出了交通事故或違章才需要你來管。管不好，就變成管理水平差了。”

除了消除“沈默”的權力以外，負面清單模式還可以解決從前外商投資所遇到的審批制度十分複雜的局面。

負面清單的推廣，目的是將所有外資準入的禁止、限制條件聚集在一張表格中，由此打破外資準入領域各類、各級政府利益訴求不同、要求不同的混亂局面。迫使不同部委放棄或減小在外資管理上形成的固有權力，並觸動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

在2015年10月國務院公布的“走向全國”的負面清單意見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將自貿區範圍內的外商投資清單，擴展為市場準入和外商投資清單之和。

也就是說，原來的負面清單是外資市場準入標準，將於2018年全面實行的清單，將“對外”與“對內”合一，也包括適用於中國人本身的市場準入標準。這意味著，政府的行業壁壘，以及對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政策也得取消，因為壁壘和特殊政策都屬於不公平競爭。

孫元欣說，這張清單出臺以後，要把各種各樣行業的行規、許可、限制、潛規則，放在一起，形成一張清單。這張清單先在自貿區試驗，2018年在全國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