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323?page=1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還有沒有代表提案談企業改革，而如果談，又從何談起。
這是一個十分奇異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命題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際，它卻「失蹤」了。
先讓我來簡單回顧一下過去三十多年的企業改革路徑。
本輪經濟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的，而經濟改革的主要命題就是如何搞活國有企業——當時中國並沒有私有企業，也沒有外資 企業，所以惟一的目標當然只能是國企。國有企業的現狀則是慘不忍睹，用一句諷刺性的話說，「國家假裝給工人發工資，而工人則假裝工作」。三中全會的公報中 十分明確地寫道：「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 理自主權。」
正 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1979年5月，國務院宣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 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五 個文件一併發佈。
也是從這時開始，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通過機制創新讓國有企業煥發活力，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大主線，其被嘗試的辦法包括：放權讓利試點、試行企業經營承 包制、企業自主權落實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而這些辦法最終證明的是，在產權不清晰的前提下，國有企業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另據國 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瀋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 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8.6倍。
國家顯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百萬計的「親生兒子」們。正是在山窮水盡之處，改革再次「被動」地得到拓進，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 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肯定了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謂「放小」，其本質就是 改變所有制性質，讓中小型國有企業實現私有化。
這一戰略真正得到大面積的實施則是在1998年之後，朱鎔基在這一年三月的北京「兩會」上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提出「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 境」，他動用的辦法就是「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而實施的戰略就是堅決地「國退民進」。這一戰略引發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為國有資產 流失，有人則視之為一場產權革命。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政府最終放棄了之前二十年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改革路徑， 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從而也深遠地影響著日後相當長時間的中國經濟。2002年，一份題為《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四年裡，有 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
到2003年的北京「兩會」，朱鎔基卸任，隨後中央政府成 立國資委，它標誌著「國退民進」時代的終結。從此之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形成了「楚河漢界」之勢，前者控制了資源、能源等上游產業，而後者則在以製造 業、服務業為中心的中下游產業盤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企業改革失去了對象和方向。
通過對改革歷史的簡單梳理，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的三個結論：
——國有企業從來是企業改革的對象，而且是惟一之對象；
——國有企業的脫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產業壟斷來實現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國有企業為主要任務，舍此，無他途。
而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下，更為尖銳的問題則是：在一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變革目標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而現有的、形成了強大盈利能力和產業控制能力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應該如何進行改革。
這既是一個理論層面的課題，也是一個操作層面的課題。
就在上週，民間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報告稱，考慮到土地、融資和資源等成本較低，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實際上沒有實現利潤。
這份報告指出，從2001年到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積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億元，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為7.68%。但是，「這 並非真實業績，是國有企業在享受著種種政策優惠，和民營企業在不平等的經營環境下所體現出的績效，若從賬面財務數據中還原企業的真實成本，並對政府補貼和 因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國有企業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
在天則的這份報告中，融資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權重最大的兩塊。
在融資成本方面，國有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16，民營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54。若按照民營企業的利率水平重新計算國有企業應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額共計約28469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利潤總額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國土地出讓制度沿用「雙軌制」，工業用地和市政基礎設施用地多採用協議出讓方式和成本價。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能以較低的成 本獲得土地。根據測算，按工業用地價格的3%計算工業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共應繳納地租34391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 利潤總額的102%。
如果天則報告的數據是真實的，結論是理性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國有企業？我們很希望聽到來自國資委研究機構對天則報告的反對意見。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則新聞是，全國政協委員、剛剛從中央企業——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職位上退下來的秦曉先生在接受記者訪談時提出,「從長遠看，政府不需要經營國企。」他不是第一次表達類似觀點，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認為，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遺產，應當被逐步社會化。
天則報告和秦曉觀點已經在媒體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強的反響，而它們會在「兩會」上遭到怎樣的呼應？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642
不出預料的是，在本月結束的北京「兩會」上，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話題幾乎未被涉及，這表明企業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話題之一——仍然處在「休眠狀態」。回顧過往的三十多年，對於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我們曾經捅破過三層紙。
「第一層紙」是「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所必須追求的目標」，它是在改革之初就被率先捅破的，允許個體經濟、鄉鎮企業的發展，無疑是對這一蘇聯式理念的徹底揚棄，早期的經濟改革也因此被稱為是「增量改革」。
「第二層紙」是「國有企業必須在國民經濟中擁有絕對領先的份額」，這層紙捅了很久，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國有經濟為主、民營經濟為輔」，再 到「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市場經濟」，這期間經歷了意識形態氣氛非常濃烈的大反覆和大交鋒，終而在1992年前後，此論終告破功。
「第三層紙」是「國有經濟的減少，必將影響社會主義性質」，這層紙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被捅破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大會報告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這次重要的大會上，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過清晰的闡述：「對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這段闡述在1997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其重要性不在於肯定前者，而在於允許後者，正是在這一戰略的引領下，國有企業從大量競爭性行業中退出，大規模的「國退民進」由此發生。
接下來的「第四層紙」其實正是這一闡述的前半段文字——「對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至今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能力去觸及它、論證它、捅破它。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絕大多數從事經濟研究和實務工作的人們都已經切身地感受到，控制重要資源以及居於產業上游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已經成為 與民爭利的工具，也成為中國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重要障礙。其實早在1997年前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試圖從理論上對此進行突 破，吳敬璉在一份給中央領導人的信中便寫到，「增加國有制的比重，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追求國有比重的不斷提高，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不是 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無論國有經濟成分是多是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很顯然，在當時的改革環境中，這段論述帶有一定的超前性，不過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應該認真的面對這一話題——國有企業是否一定要在國民經濟 中處於主導性地位，這一地位的保持或喪失，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到底將發生怎樣的影響，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到底有沒有必然的依存關係？
這一層紙不捅破，企業改革當然便無從談起。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第四層紙」的確非常難捅破。因為在中國，這不僅僅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同時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問題，更 是一個治理哲學的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是「國有企業的故鄉」，早在公元前七世紀，齊國的管仲便提出了鹽鐵專營的政策，他的理念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也就 是說，只要有了國有企業，不用向老百姓多徵稅賦，國庫裡也會很富足。我們當前的國有企業理論與此並無太大出入。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些思想家對此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反思。比如——
在宋代，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就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與民將焉取之？」桑弘羊是漢武 帝的財政大臣，也是一位管仲式人物，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辦國有企業就是與民間企業重新分配利潤，民間少了的，就是國企多了的。
在明代，當過戶部尚書的丘浚說，「市者，商賈之事……（朝廷）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意思是，經營商業活動，是商人們的事情，作為政府，只需要制訂便利人民的法律，讓民眾自由貿易，何必要官辦什麼企業呢？
在晚清，學者劉師培寫過一篇《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對國有企業制度進行詳盡的解讀，在他看來，這些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 其專制"，其手段則是"以國家之手操縱商業」，其最終達成的結果是「利歸權家」——由權勢階層獨享經濟利益。國有企業壟斷重要產業，是滋生權貴資本主義的 天然土壤，這一點，一百多年前的劉師培已經看到了。
在 民國，著名的私人企業家榮德生曾給國民政府寫信說，「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 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榮德生此信寫於1946年，時值國民政府熱火朝天 地推行「統制經濟」之際。
這些散落在中國歷史中的思想，如螢火般微弱，久已不為人所聞、所論、所識。現在，我把它們一一抄錄在這裡，仍然能夠感受到歷史的涼風從身後徐徐襲來。
立在我們眼前的那「第四層紙」，或許真的堅硬如鐵？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202?page=1
今天若到浙江溫州、廣東東莞和佛山去調研，你會看到十分驚恐的景象：激流之中，一群又一群的「溺水者」百般掙扎，呼號連天。而在岸上，又有數群人圍觀，他們有的在激烈地爭論是否要施以援手，有人則拿出各種款式的「救生圈」，做出援救的種種姿態。
關於要不要救的聲音，基本上來自長江以北的政學兩界。他們認為，這是高利貸者們咎由自取的末日，憑什麼要拿納稅人的錢去救他們？而且，即便是救了，也沒有一分錢會落到實業者的手中。
持這一觀點的人真應該到現場去看一看。據我的觀察是：資金危機從根本上來講是實業的危機，高利貸只是「岸床變窄，水位抬高」的結果呈現。
試以溫州為例。在這一地區，高利貸的歷史幾乎與改革開放的歷史一樣悠久。此地是中國個體私營經濟最早的萌芽地，早在1984年就出現了第一家民營錢 莊，它的木牌子只掛出一天，就被當地政府以「不符合中央政策」為由給強行摘下了，從此，錢莊轉入地下。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民營企業在信貸上所遭遇的窘境可 以用三個百分之七十來形容：他們解決了百分之七十的就業人口，可是百分之七十的企業沒有得到過銀行貸款，而得到的貸款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一年期以內的短貸。 所以，長久以來，「非法借貸」和「短貸長投」是一個普遍而危險的現象。
溫 州高利貸第一次爆發重大危機是在1986年，發生了死人和逃亡的「抬會事件」，最終政府以抓人和處決「會頭」的方式進行了彈壓。1993年的通貨膨脹時 期，又出現過一次。其後十四年時間，高利貸一直存在卻未出現重大危機，而浙粵等地民營企業能夠迅速壯大，與這裡有一個活躍的民間金融環境有很大干系，一個 最顯著的事實是：在1990年代後期到2004年的歷次宏觀調控中，浙江和廣東的民營企業比其他地方的企業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你只要走進溫州就會發 現，此地民眾對高利貸者並非像外界所想像的那麼「咬牙切齒」，相反，其遊戲規則一直比較規範——在中國歷史上，民間信用從來高於政府信用——從幹部到教 員，很多人及家庭都有參與民間借貸的傳統。
高利貸再一次拉響危機的警報，是在2007年。原因是：民營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而地下錢莊市場的規模已經與之不能匹配，所以，當經濟環境過熱，政 府以信貸控制的方式進行調控時，資金需求量在極短的時間內猛然增加，導致地下信貸市場的利息水漲船高，而各企業為了獲得「救命錢」，不得不飲鳩止渴，甚至 進行了極其危險的「信貸互保」，這就發生了「倒一家，垮一片」的可怕景象。
2007年到2008年，在浙江的溫州、紹興地區相繼發生了大型民營企業連環倒閉風波，「飛躍事件」和「縱橫事件」轟動全國，當時政府參與解困的辦 法是：以土地注入的方式，從商業銀行取得貸款，幫助企業進行重組。幸運的事情隨即發生，進入2009年之後，房產市場反彈火爆，最終，政府、銀團和企業通 過土地性質的改變及出售轉讓，集體解套。
那麼，今天，我們的手裡是否還有這樣的「救生圈」？
先說中央政府。溫總理日前相繼親赴溫州、廣東兩地，表明了支持和援助的態度，甚至傳出央行通過再貸款600億元的方式「火急救溫」——這一消息後來 被否認。10月12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推出了減半徵收所得稅等一系列優惠措施。中央政府的積極姿態當然是讓人欣慰的。不過，我們從改革史的角度看 來，三十餘年以降，歷次民營企業發生危機，從來沒有一次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獲得解救的，此次，恐怕也難例外。所以，「放鬆銀根」難以立見成效——況且，七 成以上的中小企業從來與「銀根」無關。
再說地方政府，要像2007年那次一樣，用土地來解決問題，難度也在增加，其一，地方債務平台已從三年前的2萬億元增加到了十萬億元，宏觀持續吃緊，很多縣市政府已「自身難保」；其二，連續20多個月的房產打壓已讓土地價值大幅縮水，內需轉旺誰能預測？
三說商業銀行。用行政性手段和窗口指導的方式「逼迫」銀行給溺水者發「救生圈」，顯然是不可靠的，銀行從來只干「錦上添花」的事情，從本質上，他們確乎沒有這樣的義務。而且，銀行如果完全聽從政府，那麼「商業」兩字已可以直接去掉。
四說企業自救。溺水企業的問題出在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和產品結構亟待轉型升級，二是外貿依賴度需要下降，這都不是在短期內能夠達成的，而且要完成這兩個任務，最好的時間點是在產銷兩旺的上升時期。
還有人提出兩招。一是利用這次危機，全面整肅東南沿海的高利貸市場，多抓幾個「吳英」出來「殺一儆百」，這招不是不能用，不過它最終的結果將是「殺 百儆百」。二是讓那些勞動密集型和抗風險能力弱的企業在風暴中「優勝劣汰」，通過「市場之手」來完成轉型的任務，這招也不是不能用，由此派生出來的問題 是，誰來消化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難道再讓中西部承擔東部轉型的代價嗎？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溺水的是民營企業，受傷的是整個中國經濟。
對於正在激流中掙扎的溺水者來說，在經濟體制改革、金融市場化創新的宏觀目標遲遲不能啟動的大前提下，他們的命運很可能是非常可悲的，岸上的人手中，其實並沒有「救生圈」。眼下，對於他們來說，只有八個字是可靠的，那就是——抓住現金，聽天由命。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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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景象：在當今中國，從各級政府，到資本市場，再到新興的互聯網領域，人人都在談論傳媒產業的「投資價值」。
最早把目光投注到這裡的是風險投資家們。早在三年前，已經有很多天使投資者、VC或PE就開始在傳媒產業鏈上進行佈局了；而IPAD、微博等新產 品、新技術的誕生與病毒式的增長，更讓傳統的媒體生態發生了讓人眩目的變局；在10月份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文化體制改革成為最重要的主題，更是把這 一態勢推拱到一個前所未見的熱度。
當政府、資本與技術都達成共識之後，還有什麼可以阻滯文化傳媒產業的興盛？
然而，我們接著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傳媒業天生有社會公器的屬性，它與資本的逐利屬性將構成矛盾。在未來，有哪一種力量和制度可以對之進行均衡？同時，人文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性與科技人員的工具理性，又如何互相箝制和妥協？
在中國的傳媒史上，這是一些沒有發生過的疑問。自晚清政府開放言路之後，到1949年之前，沒有一位投身於傳媒的人士是以逐利為最高目標的，民國最成功的出版人是創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曾有人問他，「你是一個商人，還是一個文人？」他滿臉彤紅，視此問為羞辱。
進入1949年之後的相當時期，傳媒業不對私人開放，因此也不存在這類問題----政府將傳媒當成「私器」或「喉舌」，那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話 題。而正是在最近十餘年的互聯網革命中，傳媒市場的國有壟斷格局逐漸被新技術所打破，當今中國的新聞門戶、視頻門戶、在線圖書銷售門戶等等，均由民間資本 所控制，而從現在開始的移動互聯網浪潮，更是加速了傳統傳媒業的沒落以及整個產業的市場化轉型，在這其中，資本和新技術似乎成了主導性的力量。總體而言， 這當然是進步的景象，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個重大的人文隱患。
在西方的社會進步史上，曾經有兩個時期，思想界認真地討論著這個話題。第一次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思想啟蒙年代，培根所提出的「知識就是力 量」推動了科學思想的解放，然而同時，「人文科學最終不是淪為自然科學的糟糕複製品，就是披上了新信仰的外衣」。第二次是1940年代二戰末期的原子彈爆 炸，它所造成的破壞力以及不可控制性，讓人們又一次認真地思考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進步中應予扮演的角色。
德國當代思想家沃爾夫.勒佩尼斯把推動社會進步的精英階層分為兩類人，一類是「具有堅定信念的人」，另一類是「多愁善感的人」，前一類人以毋庸置疑 的姿態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而後一類人則「迫使人類控制自己的感情」，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員、資本家、科技人員都屬於前者，而人文知識分子則屬於後者。在 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在當今的歐美國家，「多愁善感的人」惟一可以與前一類人構成社會均勢的「領地」是文化傳媒業，因此在近年來，我們便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一個景象；當有互聯網背景的資本向傳統媒體發動購併行動的時候，往往會遭到最激烈的抵制，即便在資本層面失去了控制權，但仍能保持內容製造和思想傳 播上的獨立。
然而，在中國，這樣的景象會同樣發生嗎？
人文科學從本質上來講是倫理學，而傳媒因其特殊的公器屬性，倫理的特徵尤為顯著，道德理性、敬畏和節制是一個健康的傳媒生態環境的必備條件。
在新的傳媒生態快速衍變和形成的過程中，如果以逐利為目標的風險投資資本以及以科技進步為"終極目標"的技術力量成為了結構性的主導勢力，那麼，將可能出現兩個景象：
首先，為了提高盈利能力，對低俗文化的迎合將成為傳播產業的主流，然後，出於「對投資人負責」的職業天性，傳媒擁有者將屈服於權力的擠壓，並向之尋租。而最終，權力、資本與技術將達成新的「利益契約」。
而可悲的是，長期受到壓制和部分地喪失了獨立能力的人文知識分子集團似乎根本無法阻攔這一態勢的發生。對權力的抵抗、對資本的警惕、對技術革命的均勢，都好像不可能發生。
從今往後，在追求「快公司」效應和投機暴利能力的中國市場上，不知道將會演出怎樣的悲喜劇。
在傳媒產業炙手可熱的今天，我的這些「多愁善感」顯得那麼的迂腐、矯情和不合時宜，但是，它也許真的存在？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今天首先說說，天行國際的主要股東相關的的資料：
(1) 背景資料：
a. 2009年12月，彭曉東及李江南全資持有的StepFast Company Limited分別持有60%及40%的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購入張氏家族及蔡朝暉持有該公司的控股權，同時以3,600萬購回張氏證券及張氏金業的資產。
當年公告稱，「收購建議將從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向佳元提供之信貸融通撥付」，可見其財力有可能不太足夠，由是埋下財困的誘因。
b. 2010年3月，收購正式完成，因股權多於全購觸發比率30%，故需提出全購。次月，全購完成，再取得6,000股。
c. 2010年8月，公司以930萬出售的太陽國際財務有限公司予「獨立第三方」Checkmate Advisors Limited。該資產是在2009年8月以1.3億購入，而公司在補充公告獲利亦不大，從淨資產看來公司也沒有派發股息，但為甚麼作價相差這樣大呢?
究其原因，當時收購是包括股東貸款價值約為120,337,164.50港元，但出售則不包括以上的股東貸款，故此作價相差較遠的原因在此，亦因而將交易變成一般的須予披露交易，只需披露而不需股東批准的交易。
該公告只披露賣方是一家獨立第三方的BVI公司，但實際上，從另一張駿科網絡訊息(8081)的在2011年9月12日的收購公告看出，Checkmate Advisors Limited實由該公司主要股東及董事徐秉辰所擁有。
當次收購的標的除了一家稱Checkmate Finance Limited的財務公司外，亦收購一個位於香港電氣街2-14號星輝苑20樓G室的單位，並從其收購目的是作為「本集團之員工宿舍」，估計該物芋業應為徐秉辰的原居所，所以這交易可能算是一偷錢遊戲。
說回太陽國際財務交易，該交易的原賣方楊素梅，是鄭丁港的配偶。而在2007年，當是仍由徐秉辰所擁有的嘉利福控股(8029，前豐裕興業、嘉利盈、現太陽國際)收購由鄭丁港及太陽國際財務的另一位股東周焯華以及黎丁港(譯音)分別持有45%、45%及10%，並從事網上賭場業務的Loyal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以發行新股及現金支付，藉此成為該公司的主要股東，其後徐秉辰陸續退出，而鄭及周等人逐漸成為大股東，公司亦因而易名為太陽國際，所以這交易的「獨立第三方」是否獨立，確實成謎。
d. 2010年11月，距收購接近1年，估計大股東國財困問題，將股票押予新鴻基證券，並將股票存放至此。
e. 2011年1月，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以28仙出售8,500萬股。
f. 2011年2月22日，主要股東之一彭曉東辭任執行董事，估計是他出現了財務問題，故出售其權益，導致要售出股票告急。
g. 2011年2月28日，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以25仙出售1.3億股，股權降至40.25%。
h. 2011年3月，出售觀塘協和街物業，作價6,977.7萬，套現作一般營運用途。
i. 2011年5月6日，配售2.16億股，每股18.5仙，代理為旗下之天行證券。
j. 2011年5月20日，因新股東認購股份，出售其證券及融資附屬10%股權。
k. 2011年5月22日，太平洋實業(767，前太平洋合板)收購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以20仙收購天行國際1億股，股權降至25.86%，並以其餘股票仍抵押借取3,700萬。關於該公司之資料，可參考三文魚財記之文章。
l. 2011年6月3日，該公司以20仙配售1億新股，然後再宣佈1供20，再供5股送1紅利認股權證，並發售可換股票據，供股價、紅利認股權證及可換股票據行使價全為3仙，供股包銷商為財技界無人不曉、新鴻基公司(86)主要股東CVC Asia Pacific之大中華區主席梁伯韜、金利豐(1031)旗下的金利豐證券及旗下之天行聯合證券。供股詳請請參考三文魚財記之文章。
m. 2011年6月23日，太平洋實業再借予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2.03億元，以作為其按等額接納天行國際供股之資金來源。
n. 2011年6月27日，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之持股轉移至天行聯合證券。
n. 2011年11月12日，李江南全資持有的StepFast Company Limited之佳元投資有限公司(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imited)40%，可能因財困關係，以承債方式轉予紀曉波，紀曉波成為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據公告稱，紀曉波32歲，是一位企業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數間企業集團出任董事長及董事，並積極參與私募股權投資。彼亦擁有尋找具有巨大潛力企業之豐富經驗，尤其是於房地產行業、能源工業、採礦業、農業、醫藥行業、與環境保護相關行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
據股權披露資料，紀曉波是當年嘉輝化工(582)的LED業務的賣方之一，持有標的95%股權，後來因發行可換股債券超過一般授權，故條款後來更改，但最後仍獲股東通過，另外，此交易實搭配另一交易形成賣殼，但最終失敗壞，詳情請參看三文魚財記的文章。據股權披露及公告推測，其後並曾經把換得之可換股債券抵押予太平洋實業後贖回。但大股東之一劉佳把其嘉輝化工持份亦按予天行國際，至今尚未贖回。這兩人是否共同和這兩公司有關係，不得而知，如兩者有關係，嘉輝化工就是一單走灰色地帶的買殼事件。
另外，他在亨鑫科技上市當日，以2.25元購入2,000萬股，持股增至5.15%，成為除崔根香及張鍾外第三大股東，另外因為部分亨鑫科技持有人拆夥後成立之俊知集團，董事成員亦暗中和亨鑫科技有一定關連，這是否巧合?
(待續)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013
1986年，《人民日報》記者孟曉云到浙江溫州採訪，在一個長篇報導中，她用了這樣的一個開篇：「傍晚，過了六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這是一個充滿了寓意性的情景：陽光下的市場是屬於國營企業的，黑夜則屬於個體戶。
在孟曉云那篇充滿了正面報導氣質的通訊中，她並沒有涉及這樣的內容──就在當時，一群屬於黑夜的「金融鼴鼠」正讓溫州陷入空前的混亂。
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在那時已有「半壁江山」之稱，民間對資本的需求空前高漲，然而國營的金融機構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在1984年，溫州 蒼南出現了建國之後的第一家民間錢莊──方興錢莊。遺憾的是，它的招牌僅僅掛出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以違反國家規定為由摘除了。從此，民間金融在毫無 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轉入地下。從1985年之後，溫州九縣兩區30萬人捲入民間借貸活動，涉及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由於無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 很快轉化為惡性的高利貸事件，當地人稱「抬會」。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突然斷裂，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抬會體系瞬間雪崩。短短三個月中，溫州 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這是1949年迄今，最為惡劣的金融破產事件，地方政府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一位33歲、名叫鄭樂芬的婦女被當成罪大惡極的首犯，判決死刑。
令人驚奇的事情是，鄭樂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後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處決，在這段時間裡，浙江法律界對死刑判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鄭樂芬的辯護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佔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
而法院是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從法院提供的證據來看，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 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帳、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 的動機。因此，法院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
就在鄭樂芬被處決的1991年，在距離溫州600公里之外的金華東陽，一位時年10歲的鄉下姑娘吳英，正背著書包，走在去小學的土路上。她不會料到 的是，二十年後，她將步鄭樂芬之後塵，成為另一起民間金融事件的犧牲品。今年1月18日，吳英案二審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對被告的死刑判決。在過 去的兩週內，輿論界及法律界出現了一股為吳英求情的熱潮。
當年致鄭樂芬於死地的投機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決死刑的罪名是集資詐騙罪。在過去的兩年裡，有另外兩位浙江籍女性──麗水的杜麗敏和台州的王菊鳳因同樣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訴求放在了地方官員貪腐和資產處置的不正當性上，有傳言，東陽當地政府官員私自拍賣了被沒收的資產，而吳英在庭審過程中交代了一些官 員參與高利貸活動的事實，以致於十多位官員集體向上級寫信陳請，希望嚴懲吳英。在很多人看來，正是這些人是殺死吳英的「兇手」。
然而，在我看來，事實要深刻得多。真正殺死吳英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國自從開始現代化運動之後，國家主義──它有時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有時則又叫國家社會主義，一直是佔據主流地位的思潮。孫文當年提出著名的三民 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宗旨就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民政府在1935年進行法幣改革之後，國有資本便開始全面控制金融業。到1948年，國 家資本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超過了90％。國民黨遷台之後，仍然不改國策。到1986年，台灣政府當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銀行資產，其金融自由化的到 來，是隨著黨禁的開放而逐步開始的。
在大陸地區，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在半個月後就關閉了上海證券市場。1956年之後，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業。到1978 年之後，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私人企業的復甦，民間對金融的開放產生了強烈的需求，1984年方興錢莊的出現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然而，金融業的開放遠遠滯後 於其他的產業領域。1990年代之後，政府對民間金融活動實施了比之前更為嚴厲的打擊。在1993年，北京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非法集資 案，其董事長沈太福最終以貪污和行賄罪被處以死刑。
無論是投機倒把罪、貪污行賄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其核心主題在於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現行體制外的民間金融業。在現行經濟犯罪活動中，被處以死刑的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增值稅發票犯罪，另一項就是非法集資。
但 讓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壓的政策之下，處於非法地位的民間金融業似乎仍然有擴大之勢，特別是在宏觀調控時期，一旦銀根開始緊縮，地方高利貸市場就如 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頓時抬高，這一景像我們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已經目睹。據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溫州地區的地下金融資金就高達 1600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0億元來計算，那麼就活躍著160個「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
所以，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將無從談起，悲劇將繼續發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 當地實體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之道在於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 繫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兩點分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本文編輯：楚江 [email protected]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179
2月14日，中國的民營企業界收到了一份「情人節禮物」：湖南太子奶集團的創始人李途純被宣佈無罪釋放。
所有的「禮物」都有代價。李途純的代價是：被超期羈押15個月，名譽及身心都遭到摧殘，從太子奶徹底出局，親舅舅自殺。而這樣的結局，被認為是「最好」的。
在李途純之前，曾有很多「前輩」有過極其類似的經歷，比如江蘇鐵本的戴國芳、廣州健力寶的李經緯、廣東三九的趙新先、日照鋼鐵的杜雙華、東星航空的蘭世立，他們中的一些人有過比李途純更為不堪的結局。這份名單是如此之長，以致於讓當代企業史始終無法揮去悲涼的底色。
李途純顯然是一個充滿激情而又錯誤百出的創業家。在他的身上，可以讀出一代人共同的特徵：善抓機遇，敢於賭博，個性張揚，勇大於謀。他的商業故事可以被分成兩段，分別是兩種性質的「大敗局」。
李途純顯然是一個充滿激情而又錯誤百出的創業家。在他的身上，可以讀出一代人共同的特徵：善抓機遇，敢於賭博，個性張揚，勇大於謀。他的商業故事可以被分成兩段，分別是兩種性質的「大敗局」。
從1996年到2009年，是一場被激情擊潰的大敗局。李途純以100萬元起家，於短短數年內便在競爭空前激烈的配製奶市場爭得一席之地，1997 年的中央台「標王」無疑是一個很有寓意性的「高峰」。2006年，太子奶從摩根、英聯、高盛私募7億人民幣，再次為李途純式的冒險注入了新的動力。很多觀 察者把太子奶與伊利、蒙牛相提並論，這其實是一個誤讀，因為，以乳酸菌飲料和配製奶為主業的太子奶的競爭對手從來只是杭州的娃哈哈。在過去的十年裡，缺乏 營養的配製奶被純奶壓迫，並不處在高速成長的通道中。李途純在主業上沒有形成核心的競爭力，卻又同時犯下擴張過速及多元化的致命錯誤。
所有這一切，都僅僅是李途純「自己的錯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及時的戰略調整，太子奶確乎很難獲救。然而到了2009年之後，陷入債務困局的李途純卻又成了被獵殺的對象，這是另外一場政商博弈的大敗局。
株洲市政府為了拯救太子奶，組建高科奶業，對之進行「封閉性經營」。接下來的故事是：國有性質的高科奶業被私營化，李途純的股權被強制性稀釋，在慘烈的博弈過程中，拒絕退出的李途純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罪名被捕。這是一個當代版的「狸貓換太子」。
從現有的資料看，這位操盤人名叫文迪波，他的官職是株洲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天元區委常委、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和株洲高科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他的 計劃大概是這樣：先把李途純排斥出局，讓太子奶恢復生產經營，然後再出手售賣，或賣給戰略投資人，或賣給產業資本，或爭取上市，總之，太子雖瘦，猶可食 之。
但是這只名叫文迪波的「狸貓」太貪心也太無能了：他的私有化計劃被過早曝光，他本人在任公職期間的貪污行為被揭發，而他實際上又缺乏拯救一家危機企業的企業家才幹。2011年8月，他被湖南省紀委「雙規」，這成為太子奶風波路回峰轉的關鍵。
此刻，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會做這樣的猜想：如果這只「狸貓」沒有過早啟動私有化，如果他是一個清廉的官員，如果他確乎有才幹讓太子奶走出困局──哪怕能恢復正常的生產經營，那麼，李途純的出局是不是就不會再被質疑？
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在當今中國，以公權力的名義對私人資本進行剝奪，仍然是一個強大而不容質疑的「傳統」。清代錢大昕在論及政商關係時曾說，政府剝奪商人財產往往有心理上的優勢，因為「吾取諸於商，而非取諸於民也」。
在這個意義上，今日李途純的釋放僅僅是一個僥倖──他的「無罪」恰恰是建立在對手「有罪」的前提之下，對雙方而言，這都是一場「法罪錯位」的殘酷遊戲。在資本歸屬、契約關係及法理上，沒有人還李途純一個公道。
這個被剝奪了的人，在獲得「自由」之後，還要對剝奪者感恩戴德並保持沉默。對於整個企業家階層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屈辱性的妥協。
李途純與太子奶的故事應該還在路上。我希望。
在中國歷史上，只要是戎馬出身的皇帝、總統或主席，一般都非常看不起商人，在他們看來，財富當然應從槍桿子裡獵取，斤斤計較的辦法太囉嗦了。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雄主，他當然也很看不起商人。有一回，他曾對重臣房玄齡囑咐說：「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
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此外，唐太
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標識，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
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
儘管如此，唐太宗還是有用得著商人的地方。
任何統治者要名垂青史，都得幹好兩件事，一是輕賦薄徭，二是官員清廉，李世民明白這個理。唐代的稅賦很輕，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當月就頒佈詔令，下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交易。同時，唐朝嚴禁官員經商。
輕賦薄徭和官員清廉當然可以起到休養民間的作用，但是也引發了另外的一個問題：稅賦收得少了，行政性費用也就捉襟見肘了，政府哪裡有錢來養活這些官
吏，以保證他們不貪污、不受賄、不以權謀私？於是，唐太宗就想出了一個十分古怪的主意—「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徵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
來養活政府的官員。
早在高祖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數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
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70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
每月納利息4000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100%。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
當時被徵收特別稅的商人家庭約為7000戶。唐朝初期，官員人數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政權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也就是長安城的700來位「捉錢令史」，每人養活一個官員。
公廨錢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為70％，繼而再降到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
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制度，在後世的學術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制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
徵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制性的制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
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
不管怎樣，唐太宗用「公廨錢」的辦法確實起到了高薪養廉的作用，唐初吏治為歷代最好。
專欄讀到這裡，你也許會傻乎乎地冒出一個念頭—不瞞你說，我當年也冒出過這個念頭—我們現在能不能也試一下「公廨錢」制度，在北京城裡選一批「優質商人」出來，比如潘石屹、任志強他們，也每人每年出一筆錢養活城裡的那些官員？
再一想，好像比較難。唐太宗時，長安城裡只有600多個官員。現在，北京城裡可有多少官呢？若普及到全國，唐代養官1.8萬人，而現在的公務員總數據說已經超過5000萬人，天下的商人好像真還沒有這個數。
於是，算了吧，高薪養廉的事，咱們得另想辦法了。
在一般的意義上，企業家作為一個職業角色，他的本職所在是四個工作：提供符合人類需求的商品、善待員工、合法納稅、與社區環境保持和諧。能做到這四
點，便是一個合格且值得尊重的企業家了。而如果他有餘力和更廣泛的社會責任，那麼，能夠以怎樣的方式予以體現呢？是「轉型升級」，去當一個政治家、藝術家
或者知識分子嗎？當然不是。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一個最為普遍的方式是，參與創辦非政府組織。
以美國為例。2011年年初的資料顯示，美國約有4500多個各種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過75億美元的經費用於各種文化交流和推廣活動。幾乎所有知
名的大公司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一般而言，基金會在美國的工作項目大致分為三大類：防止市場價值侵入不當領域；為也許是立意良善的政策產生的不良後果進
行善後；以及處置源於市場基本教義的財富分配不均。
一位叫劉易斯·科塞的觀察家發現，美國基金託管人的組成情況是：他們中間來自東海岸的高等學府的人佔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們從事著有聲望的職業，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和法律居多。
科塞進一步分析說，基金託管人是一個代表著某種「成就」價值和傳統的精英集團。他們對什麼樣的撥款應支付，什麼樣的要停止，具有最終的決策權。通過金
錢的威力，他們處於一種可以促進某種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時忽視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僅僅從基金會控制著知識分子從事工作所需要的資金這
一個理由，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行使著極重要權力的機構。
科塞說，這些提供了金錢的人們，他們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在華人企業界，比較早設立基金會的是香港的商人們。李嘉誠在1980年就設立了
李嘉誠基金會，主要投入於對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等做有系統的資助，歷年來，捐款累積逾80億港幣。1980年代初，李嘉誠出資在家鄉興建了汕頭大
學，1990年代，又出資創辦了長江商學院。
近年來，在內地企業界最讓人欣慰的事情正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投入於公益性事業，這可以被視為財富階層提升自我、實現公共價值的「正能量」，各種專項的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們儼然成為中國民間的一股獨立的力量。
與美國、香港等地相比，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這些基金會也許扮演著更為獨特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事實上從1930年代以來，中國的各種社會性職能
都被政府所控制，民間被打成一片散沙，只有被統治和被操縱的命運。如今，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正在打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格局，財富階層開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構
公共社會的某種機能。這真是過去幾年來整個社會最令人驚喜的進步的一面。
美國第33任總統哈里·杜魯門曾經在他的白宮辦公桌上寫下過一行字。今天，幾乎很少有人記得他在任內曾經出台過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這行字卻不經意地流傳了下來：「責任在這裡。」這句話，不僅適用於總統，更可用於我們每一個人。
對不同社會角色的人來說，責任都在眼前，無非內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責任是治理好這個國家，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傳媒人的責任是
讓不同的聲音都能無障礙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永遠地站在世俗的對面—有的時候不惜為扞衛反對的權利，為反對而反對。
作者：吳曉波（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常年從事公司研究）
「泡沫」
今天的專欄，說說泡沫。
什麼是泡沫？在日常生活中，你很容易回答。可是在商業界，這卻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比如，當今中國的經濟，有沒有泡沫？房價有泡沫嗎？股市有泡沫嗎？人民幣有泡沫嗎？高鐵建設有泡沫嗎？互聯網有泡沫嗎？
你可以說，莫非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都是一群「白痴」，連泡沫也整不清楚？他們真是整不清楚，這不怪他們，因為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整不清楚。
比如當過美聯儲總裁的格林斯潘，各位聽說過吧？他夠老奸巨滑的了，可是，連他不知道什麼是泡沫。他說，泡沫不破滅就沒法知道那是泡沫。
比如上海的房價，從2000年前後的5千來元一平方，漲到了三萬多一平方，夠誇張的了。讀這本《巴莎男士》的白領朋友，你如果每月有2萬元收入，想買一套百平方左右的房子，恐怕每天只靠呼吸空氣就能活下來，也起碼得存15年的錢。一般的人，都說那是相當的泡沫了。
可是，也有「二般」的人不這麼認為。他告訴你一個數據，在2000年前後，中國的廣義貨幣總量是11萬億元左右，現在是多少呢？70多萬億元。也就是說，現在的錢比12年前多了整整6倍多，12年前1塊錢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6塊多錢。你這麼一算突然發現，上海的房價上漲居然與廣義貨幣的增長是同步的！所以，如果房價有泡沫，那麼首先是貨幣的泡沫。
你一個小老百姓，有辦法制止貨幣的泡沫嗎？不能。
你能幹什麼呢？你能幹的就是，去購買一個泡沫，讓它與貨幣的泡沫同步變大。
全中國最好的泡沫是什麼？正在讀這篇專欄的讀者可以問一下自己，你炒股票虧過錢嗎？你投資工廠虧過錢嗎？你購買房子虧過錢嗎？虧損最少的那個東西，就是最沒有泡沫的。
再算一下未來的帳。中國的金融專家有一個共識──他們是怎麼達成這個共識的，是一個特複雜的問題，咱們今天不說它──他們認為，要維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民幣的供應量增長在15％到18％之間是合適的。而從今往後的十來年裡，中國的GDP很可能仍然將保持8％左右的增速。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每年的貨幣供應是經濟增長的一倍，貨幣貶值的長期趨勢是不可遏制的，而且似乎沒有人打算去遏制它。
如果未來10年裡發生通貨膨脹，每年物價上漲10％，那就意味著每隔7·2年，人民幣就貶值一倍了。而如果你把錢存在銀行裡，每年就相當於貶值8％左右。所以，你必須要投資出去，可你投資什麼呢？
一個商品或一個產業，有沒有產生或成為泡沫，是一件不容易判斷的事情。不過，有一條基本的判斷是存在的，那就是，這個投資品是否基礎於一個真實的需求。
所以，老格林斯潘是對的。中國的經濟有沒有泡沫，房價、股市以及高鐵建設有沒有泡沫，只基礎在一個事實之上：如果它破滅了，那就是泡沫，如果沒有破滅，就沒有泡沫。
那麼，中國經濟會不會破滅，又該如何觀察呢？我認為，有兩個「紅利」會讓泡沫不破滅，但是有一個危機會讓泡沫破滅。
兩個紅利，一個是「人口紅利」，一個是「基尼紅利」。
「人口紅利」是中國的城市化。在過去的十五年裡，中國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每年有1400萬農民變成城裡人，他們的消費力將成為經濟和消費增長的動力。具體到不同的地區和城市，如果那裡每年都有很多新鮮面孔出現，你就不必擔心房價下跌，如果你走在街上到處碰到的都是和藹可親的熟面孔，那麼，他們的臉上就都寫著泡沫兩字。
「基尼紅利」是我發達的新名詞，大家聽說過的是基尼係數，它的高低標誌著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到今天，國家統計部門拒絕統計中國的基尼係數，理由是居民的灰色收入太大。國外一些吃飽了飯沒事幹的機構以及聯合國倒統計過，數據從4·8到5·2不等，總而言之，中國的貧富差距那是相當的大。這是一個很讓人擔憂的事情，不過問題的另外一面是，正是因為有如此大的貧富差距，人民仍然沒有喪失追求財富的熱情。在經濟學上，貧富差距會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我這樣說有點殘酷，但它是事實。歐洲經濟為什麼停滯了？日本為什麼不發展了？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之一就是，那裡的貧富差距太小了，人們失去了追求財富的動力。
那麼，將讓泡沫破滅的危機是什麼呢？
是消費乏力。
如果大家都不想著賺錢了。如果農民都不想到城裡來了。如果你情人節只給情人寫一個溫馨的短信而不買IPAD了。如果你的男朋友不存錢買房了。泡沫就破滅了，中國經濟就完蛋了。說到這裡，你就恍然大悟，為什麼我們的總理老是叨叨著要「擴大內需」了。
這就是當今中國人的命運：我們都是泡沫的製造者，我們也是泡沫的獲益者，同時，我們也可能是泡沫要毀滅的那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