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57
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景象：在當今中國，從各級政府，到資本市場，再到新興的互聯網領域，人人都在談論傳媒產業的「投資價值」。
最早把目光投注到這裡的是風險投資家們。早在三年前，已經有很多天使投資者、VC或PE就開始在傳媒產業鏈上進行佈局了；而IPAD、微博等新產 品、新技術的誕生與病毒式的增長，更讓傳統的媒體生態發生了讓人眩目的變局；在10月份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文化體制改革成為最重要的主題，更是把這 一態勢推拱到一個前所未見的熱度。
當政府、資本與技術都達成共識之後，還有什麼可以阻滯文化傳媒產業的興盛？
然而，我們接著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傳媒業天生有社會公器的屬性，它與資本的逐利屬性將構成矛盾。在未來，有哪一種力量和制度可以對之進行均衡？同時，人文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性與科技人員的工具理性，又如何互相箝制和妥協？
在中國的傳媒史上，這是一些沒有發生過的疑問。自晚清政府開放言路之後，到1949年之前，沒有一位投身於傳媒的人士是以逐利為最高目標的，民國最成功的出版人是創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曾有人問他，「你是一個商人，還是一個文人？」他滿臉彤紅，視此問為羞辱。
進入1949年之後的相當時期，傳媒業不對私人開放，因此也不存在這類問題----政府將傳媒當成「私器」或「喉舌」，那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話 題。而正是在最近十餘年的互聯網革命中，傳媒市場的國有壟斷格局逐漸被新技術所打破，當今中國的新聞門戶、視頻門戶、在線圖書銷售門戶等等，均由民間資本 所控制，而從現在開始的移動互聯網浪潮，更是加速了傳統傳媒業的沒落以及整個產業的市場化轉型，在這其中，資本和新技術似乎成了主導性的力量。總體而言， 這當然是進步的景象，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個重大的人文隱患。
在西方的社會進步史上，曾經有兩個時期，思想界認真地討論著這個話題。第一次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思想啟蒙年代，培根所提出的「知識就是力 量」推動了科學思想的解放，然而同時，「人文科學最終不是淪為自然科學的糟糕複製品，就是披上了新信仰的外衣」。第二次是1940年代二戰末期的原子彈爆 炸，它所造成的破壞力以及不可控制性，讓人們又一次認真地思考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進步中應予扮演的角色。
德國當代思想家沃爾夫.勒佩尼斯把推動社會進步的精英階層分為兩類人，一類是「具有堅定信念的人」，另一類是「多愁善感的人」，前一類人以毋庸置疑 的姿態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而後一類人則「迫使人類控制自己的感情」，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員、資本家、科技人員都屬於前者，而人文知識分子則屬於後者。在 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在當今的歐美國家，「多愁善感的人」惟一可以與前一類人構成社會均勢的「領地」是文化傳媒業，因此在近年來，我們便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一個景象；當有互聯網背景的資本向傳統媒體發動購併行動的時候，往往會遭到最激烈的抵制，即便在資本層面失去了控制權，但仍能保持內容製造和思想傳 播上的獨立。
然而，在中國，這樣的景象會同樣發生嗎？
人文科學從本質上來講是倫理學，而傳媒因其特殊的公器屬性，倫理的特徵尤為顯著，道德理性、敬畏和節制是一個健康的傳媒生態環境的必備條件。
在新的傳媒生態快速衍變和形成的過程中，如果以逐利為目標的風險投資資本以及以科技進步為"終極目標"的技術力量成為了結構性的主導勢力，那麼，將可能出現兩個景象：
首先，為了提高盈利能力，對低俗文化的迎合將成為傳播產業的主流，然後，出於「對投資人負責」的職業天性，傳媒擁有者將屈服於權力的擠壓，並向之尋租。而最終，權力、資本與技術將達成新的「利益契約」。
而可悲的是，長期受到壓制和部分地喪失了獨立能力的人文知識分子集團似乎根本無法阻攔這一態勢的發生。對權力的抵抗、對資本的警惕、對技術革命的均勢，都好像不可能發生。
從今往後，在追求「快公司」效應和投機暴利能力的中國市場上，不知道將會演出怎樣的悲喜劇。
在傳媒產業炙手可熱的今天，我的這些「多愁善感」顯得那麼的迂腐、矯情和不合時宜，但是，它也許真的存在？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