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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還有沒有代表提案談企業改革，而如果談，又從何談起。
這是一個十分奇異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命題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際，它卻「失蹤」了。
先讓我來簡單回顧一下過去三十多年的企業改革路徑。
本輪經濟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的，而經濟改革的主要命題就是如何搞活國有企業——當時中國並沒有私有企業，也沒有外資 企業，所以惟一的目標當然只能是國企。國有企業的現狀則是慘不忍睹，用一句諷刺性的話說，「國家假裝給工人發工資，而工人則假裝工作」。三中全會的公報中 十分明確地寫道：「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 理自主權。」
正 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1979年5月，國務院宣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 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五 個文件一併發佈。
也是從這時開始，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通過機制創新讓國有企業煥發活力，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大主線，其被嘗試的辦法包括：放權讓利試點、試行企業經營承 包制、企業自主權落實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而這些辦法最終證明的是，在產權不清晰的前提下，國有企業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另據國 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瀋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 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8.6倍。
國家顯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百萬計的「親生兒子」們。正是在山窮水盡之處，改革再次「被動」地得到拓進，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 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肯定了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謂「放小」，其本質就是 改變所有制性質，讓中小型國有企業實現私有化。
這一戰略真正得到大面積的實施則是在1998年之後，朱鎔基在這一年三月的北京「兩會」上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提出「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 境」，他動用的辦法就是「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而實施的戰略就是堅決地「國退民進」。這一戰略引發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為國有資產 流失，有人則視之為一場產權革命。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政府最終放棄了之前二十年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改革路徑， 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從而也深遠地影響著日後相當長時間的中國經濟。2002年，一份題為《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四年裡，有 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
到2003年的北京「兩會」，朱鎔基卸任，隨後中央政府成 立國資委，它標誌著「國退民進」時代的終結。從此之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形成了「楚河漢界」之勢，前者控制了資源、能源等上游產業，而後者則在以製造 業、服務業為中心的中下游產業盤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企業改革失去了對象和方向。
通過對改革歷史的簡單梳理，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的三個結論：
——國有企業從來是企業改革的對象，而且是惟一之對象；
——國有企業的脫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產業壟斷來實現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國有企業為主要任務，舍此，無他途。
而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下，更為尖銳的問題則是：在一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變革目標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而現有的、形成了強大盈利能力和產業控制能力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應該如何進行改革。
這既是一個理論層面的課題，也是一個操作層面的課題。
就在上週，民間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報告稱，考慮到土地、融資和資源等成本較低，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實際上沒有實現利潤。
這份報告指出，從2001年到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積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億元，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為7.68%。但是，「這 並非真實業績，是國有企業在享受著種種政策優惠，和民營企業在不平等的經營環境下所體現出的績效，若從賬面財務數據中還原企業的真實成本，並對政府補貼和 因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國有企業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
在天則的這份報告中，融資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權重最大的兩塊。
在融資成本方面，國有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16，民營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54。若按照民營企業的利率水平重新計算國有企業應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額共計約28469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利潤總額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國土地出讓制度沿用「雙軌制」，工業用地和市政基礎設施用地多採用協議出讓方式和成本價。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能以較低的成 本獲得土地。根據測算，按工業用地價格的3%計算工業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共應繳納地租34391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 利潤總額的102%。
如果天則報告的數據是真實的，結論是理性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國有企業？我們很希望聽到來自國資委研究機構對天則報告的反對意見。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則新聞是，全國政協委員、剛剛從中央企業——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職位上退下來的秦曉先生在接受記者訪談時提出,「從長遠看，政府不需要經營國企。」他不是第一次表達類似觀點，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認為，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遺產，應當被逐步社會化。
天則報告和秦曉觀點已經在媒體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強的反響，而它們會在「兩會」上遭到怎樣的呼應？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