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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世界互聯網大會|螞蟻金服CEO井賢棟：科技、用戶和監管是普惠金融的支柱

11月18日上午，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普惠金融”論壇在烏鎮舉行。螞蟻金服CEO井賢棟在論壇上發言時提出：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可以為全球其他國家提供借鑒。

他指出，在全球範圍內，普惠金融的發展一直面臨服務成本高、有效覆蓋難和信息不對稱、風險管理難兩大核心難題。

他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有三個支柱，是科技、用戶和監管，共同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而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在過去十幾年發展的歷史，促進了消費和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民生的服務，有利於消除地區以及發展的差距不平衡。

以下為井賢棟發言全文：

尊敬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來到普惠金融的論壇，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一些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中國實踐和全球願景的看法，我們理解數字普惠金融有三個支柱，是科技、用戶和監管，共同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那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我們看過去十幾年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它促進了消費和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民生的服務，有利於消除地區以及發展的差距不平衡。

第一看到移動支付消除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的差異，那我們是從支付上面看，我們從移動支付看，這是根據支付寶2015年各省移動支付的滲透率，其實我們看到，在西藏那些地區，這個地方是移動支付的比例反而最高，我們其實在西部的地區，欠發達地區，利用移動支付、利用新的數字普惠金融技術等等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提升了當地經濟的活躍。

上面一個例子那個圖是新疆的，阿勒泰地區，那麽小店里也使用的移動支付，支付寶做的一些生意，非常便捷的收付款。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看到的，由於科技的方面，讓弱勢群體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務，這個例子，這個用戶叫張海濱，我和他在浦東論壇上見過面，我們2013年，對這些適當人群推出了這樣產品的規範，他們也可以使用移動支付，他以前出門的時候，總是在每個口袋放不同幣種的錢，一塊、五塊，十塊，每次排隊的時候，怕打擾別人，影響別人，也總是會出錯，所以移動支付，讓他可以更自信的，非常便捷的使用它，過日常的生活。我們現在目前有失障約有1300多萬，據估，最少有600萬的失障患者，使用移動支付。

這個例子，我們看到這是大學生創業者，靠家里種的枸杞讀完了大學，和父母說幹不了！把枸杞數砍掉，不舍得，然後和幾個兄弟開了淘寶店，在螞蟻微貸的支持下，我們把枸杞賣到了全國，雖然這是一個例子，我們用大數據，像大學生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幫助他們去創業，幫助年輕人，創業者，能夠帶動創業後就業，這是一個例子，是我們和中和農信，是湖南平江的例子，有很多對農村信用的支持，我上次去了湖南平江地區，專門看過，我們怎樣去幫助這些農村地區的客戶，這個客戶49歲，以前是打工，現在媽媽生病不得不回老家，現在他借了一筆錢，用這筆錢幫媽媽治病，買了三輪車跑運輸，可以來回照顧媽媽，也可以便開三輪車，讓自己過上一個合適的生活。

這是看到我們怎樣用科技的力量，用數字普惠金融幫助農村地區實現金融的普及，這是一個信用的例子，也是北京一個白領，我們芝麻信用，用大數據和獨家公司進行合作，為信用良好的客戶，提供免押金，押金減，房租可以不按季支付，按月支付，可以減少他們城市中的壓力，更多人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和發展，我想這幾個真實的案例，看到我們普惠金融幫助這群人，看到數字最後，這個技術背後，金融背後的善意和溫婉，如如何用科技幫助這這些過讓更好的生活。

第二點，我們提到三根支柱，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是說消費者保護，用戶這端，唯有把消費的保護放最重要的位置上，才是整個行業的立身之本，這樣的安全能力，在我們談論技術創新的時代，技術提供安全能力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障，今天，我們用所有的深度學習的技術，我們做這樣一套模型，可以將我們整個支付資金損失，其他損失降到十分之一，我們推了一個和保險機構聯合推了帳戶安全險，平均1.6元最高可保100萬元，95%的用戶申請在48小時內完成了理賠。另外一點，這個數字從背後折射出來螞蟻金服，強大的能力。

監管、用戶和科技，三根支柱，共同推動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同時我們看到，科技也可以促進監管手段的創新。

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剛才我們潘副行長，李會長都介紹了中國普惠金融方面的十幾年來的實踐，一些成績，我想其實我們在今天，全球的，特別是在G20，杭州通過了整個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這樣一個為全球普惠金融發展提供非常好的框架，一個背景下我想中國的實現，可以為中國其他國家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這是一個印度的例子，我們和不同國家的夥伴，我們輸出的一些技術，來幫助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用科技、數字技術，向普通大眾提供普惠金融的服務，讓他們能夠享受到金融背後的支持。

我們螞蟻金服，希望和全球合作夥伴一起，為全球消費者，普通消費者，普通的每一個人，農民、老年人、住在農村，非常不容易得到金融支持的人，希望為大家提供更加平等，更加透明，更加普惠的這樣一個數字普惠金融服務，謝謝大家。

杜曉山：別把普惠金融掛嘴上 僅1%貧困農民會微信支付

（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在新金融峰會）

12月7日，在第一財經新金融峰會上，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表示，銀行和正規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工作流於表面，難以落實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根本原因在於缺乏追求。

杜曉山在圓桌討論時稱：“大家看普惠金融不要太樂觀，現在太多的銀行、各種各樣的正規金融機構都在說我在做普惠金融，老實說，假的、做做樣子比較多，離真心實意推動普惠金融還差的很遠。”他認為，背後的原因不在於成本、信息不對稱或者風險，而是金融機構缺乏追求。

杜曉山認為，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推動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提高金融服務效率，推動實現普惠金融。但是，不少以技術驅動的互聯網金融公司還是主要關註發達地區，而未必能夠解決貧困地區、偏遠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可持續金融服務問題。

根據杜曉山在廣西、四川、貴州三省6個貧困縣的調查結果，農民中能夠使用微信的僅占10%，能夠使用微信支付的只占1%。金融機構要捫心自問有沒有真正覆蓋到弱勢群體，即使有技術，如果沒有決心，普惠金融可能淪為作秀和形象工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張曉艷在圓桌討論時表示，數字技術有助於金融機構通過降低成本，更好地分析客戶的風險狀況，從而擴大金融服務的人群，突破地緣限制為貧困人群提供服務。

不過，她也認為，目前互聯網金融發展存在金融產品消費者的教育和保護問題。“普惠金融涉及的主要是偏遠山區的村民、城市農民工，或者一些老年人等，他們一方面接觸金融的機會較少，風險防範意識和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弱。在這種情況下，要加強對他們金融相關知識的普及和教育。”

螞蟻金服集團首席戰略官陳龍在峰會主題演講時稱，在過去兩年中，已經有很多偽劣的互聯網金融和偽劣的普惠金融，它們對行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P2P跑路不能抹煞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潛力和巨大的前景，而數字化金融的發展仍需要市場化的土壤。

平安普惠董事長趙容奭：規模與風險的平衡之道

預計新增貸款1800億元、客戶數400萬人、信貸損失率低於5%，這是2016年平安普惠成立後的首個完整會計年度交出的答卷。

盡管平安普惠並非“白手起家”，而是由幾塊基礎厚實的業務板塊整合而成，但整合僅兩年不到，已然成為目前中國最大消費金融公司的平安普惠儼然正行駛在高速成長的道路上。然而其掌舵人，在消費信貸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韓國人——趙容奭的註意力似乎並不僅限於貸款規模的迅速增長。在他看來，快速擴張貸款規模並不難，難的是如何做到規模上漲同時信貸損失率下降的“良性循環”。

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趙容奭講述了平安普惠高增長低損失率背後的規模風險平衡之道。

“指數型增長”

“我們的業績量已經遠遠超過美國的LendingClub，在中國市場上，我們已經走在同行前列。”采訪中，趙容奭顯得意氣風發。

據他介紹，平安普惠 2015年的新增貸款大概是780億元左右，2016年末預計達成1800億元。以趙容奭的話說，這是“指數型增長”。

至於未來的消費金融市場發展前景以及平安普惠能從中分到多大的“蛋糕”，趙容奭信心滿滿。

“現在銀行個人貸款，包括有抵押、無抵押、房貸等，2016年底的規模在28萬億元左右。而小貸公司、P2P市場大概是1.4萬億元，加起來大概是30萬億元左右。之後如果整個市場還是按照之前的發展速度，到2020年，保守估計整個市場規模至少會達到52萬億元。”趙容奭預計，這52萬億元當中，假設非銀行貸款占比有20%，那就是10萬億。

“現在中國的非銀行占比不到5%，但是發達國家的數據遠遠高於這個水平，例如美國非銀行占比是50%，其他很多國家是百分之三、四十，在中國，五年後達到20%是可能的。現在我們的市場份額已經有7%-8%了，未來我們希望達到10%。”

規模與風險的平衡之道

一邊是消費金融整個市場的蓬勃發展，另一邊則是P2P“跑路”的新聞時不時傳出。規模與風險之間如何平衡成為了擺在這個行業每個從業者面前的挑戰。

不過，平安普惠似乎已經摸到了其中的“門道”。

在規模高速增長的同時，趙容奭表示平安普惠的信貸損失率卻是遠遠低於市場平均水平的。“盡管沒有官方的公開數據，但整個小貸、P2P行業的信貸損失率預計在14%-15%左右，但我們的信貸損失率表現在不斷地改善，現在大概是5%左右。”

事實上，高增長低損失率的局面也是在一點點的摸索中形成的，背後的關鍵就是如何能選擇好的客戶並吸引他們。

趙容奭直言，其實在2014年接管整個業務時，其貸款余額僅230億元，2013年到2014年的增長率也只有20%，但可怕的是信貸損失率卻較高。

“3年前的客戶體驗是怎麽樣的呢?貸款的流程完全是線下的，借款人通過電銷或者直銷申請一筆貸款，前去線下網點並帶齊所有我們要求的資料：工作證明、收入證明等等。然後我們再做是否通過貸款的決策，再致電客戶審批通過並預約簽合同時間，合同簽妥後再放款。”

而從2014年到2016年，趙容奭用了三年的時間來進行改造。

趙容奭認為，當時的貸款流程會造成逆向選擇，繁瑣的資料和程序趕走了好客戶，卻使提供虛假材料的壞客戶留了下來，這也是當時信貸損失率居高不下的最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判斷客戶信用的時候所用的資料都不是從客戶那里而來，而是從例如央行征信系統、前海征信等數據庫而來，客戶無法作假。在這個前提下，客戶只需要授權，根本不需要準備繁瑣的資料，大部分低風險客戶通過純線上的操作方式上傳一些名字、身份證等基本信息就可以完成審批流程，大大提高了客戶體驗，而好客戶得到了好的體驗就會來續貸。目前平安普惠大概1/4的客戶是存量客戶，對這些續貸客戶我們幾乎可以做到零成本運營，擴大規模的同時也大大降低我們的成本和貸款損失率，最終實現一個良性循環。”

在趙容奭看來，目前平安普惠5%的信貸損失率正是基於規模和風險平衡考慮之後的結果。“在這個行業，要規模上漲並非難事，但規模盲目上漲信貸損失率可能失控，也可以將信貸損失率做到1%的水平，但規模和利潤就會受限。”

據趙容奭介紹，按照全球標準，信貸損失率的適當區間在8%-10%之間，8%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韓國是10%。但鑒於中國市場的特殊情況，所以他希望將無抵押信貸損失率控制在6%以內，即使會因此而損失一部分的增長。另外，目前平安普惠有抵押貸款的信貸損失率不到2%，在趙容奭的規劃下，有抵押業務在平安普惠的占比將會進一步擴大，同時將該業務的信貸損失率控制在1%-1.5%左右，以此優化和控制整個業務組合的信貸損失率。

力爭百分百線上化

事實上，有抵押貸款和純線上貸款業務i貸是平安普惠分別在2015年下半年及2014年末推出的產品線，並目前已成為了平安普惠的重要增長點。

“在今年的1800億元新增貸款中，有700-800億元是這兩條新業務線貢獻的，目前在每月的新增貸款中，大概有50%是無抵押貸款，30%是有抵押貸款，剩下的20%是i貸。我希望未來一到兩年，這三條業務線的比例能達到40%、40%、20%。”

不過，在趙容奭看來，目前平安普惠的業務點仍然較為分散，明年他計劃將進一步簡化平安普惠的組織架構與業務流程，並更好提升客戶體驗。“客戶體驗方面，不管是哪一個產品，哪一個渠道，都希望百分之百要實現線上化。那些因為風險的考量沒有辦法通過線上體驗和流程服務的客戶，所占比例本來就不大，所以我寧願放棄。”趙容奭表示。

但這是否意味著要關閉線下的幾百家門店?事實上，在貸款申請服務逐漸往線上遷移之後，平安普惠對門店也進行了相應的模式改革。線下門店數量已從最多時期的860家變為現在的500家左右，趙容奭表示明年年底這一數字將進一步變成300多家。“門店數量在減少，但並不是說明我們在縮小線下規模，相反我們的線下人員數是不斷增加的。”按照趙容奭的理念，在客戶體驗全線上化後，原來“小而散”的標準門店模式將合並為“中心制”門店，形成較大型的銷售中心、催收中心等專業化門店，讓服務更具專業性，也更便於管理。

而在平安集團互聯網業務板塊的場景化“浪潮”下，平安普惠明年也將與平安集團旗下其他互聯網業務合作，打造包括醫療貸款、旅遊貸款在內的場景化服務，但他也坦承，由於此類場景化業務需要高度“定制化”，因此一開始效率並不會很高，但是仍然在嘗試拓展。。

盡管有潛力巨大的市場及自身的高增長放在眼前，趙容奭仍表示目前平安普惠的發展面臨一些外部和內部的挑戰。

“從外部來說，由於中國的征信體系還在持續完善過程中。央行征信系統可以查到銀行貸款和信用卡信息，但有些信息則無法完全覆蓋，例如客戶在其他P2P和小貸公司的貸款，所以我們平安有前海征信，但是不管怎麽樣，我們還沒有覆蓋全國範圍內的征信體系。”

在IT技術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是趙容奭目前工作的著力點。“今年平均下來，我們大概有接近1000人專門是做系統開發的，其中約400人是公司內部核心系統人員。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新東西，例如互聯網化的客戶APP、i貸，還有風控、遠程面談、微表情等等。但是即便有了這麽多人的投入，這些也只能滿足我們不到一半的需求，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想法都想去測試，因此也計劃明年在系統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

平安普惠首席運營官秦福榮：消費金融何止放貸那麽簡單

近兩年，消費金融漸入風口，業內的普遍共識是，這是一個萬億級的藍海市場。於是，所有機構蜂擁而至，藍海瞬間紅彤彤一片。另一方面，由於行業參與者良莠不齊、理念各異，暗流湧動的壞賬率也正在醞釀爆發之勢，過度授信的苗頭日益凸顯。

回溯歷史，消費金融的“先遣者”臺灣地區，由於其銀行業紛紛通過大量發行各種信用卡與現金卡擴大業務，誘導持卡人透支消費，結果在經濟環境不佳、收入無法增長的背景下造成持卡人負債累累，無法償還，最終於2006年爆發嚴重的“卡債危機”。

同樣來自臺灣的平安普惠首席運營官秦福榮對這段歷史依舊深有感觸。在他看來，國內很多機構對於消費金融的理解仍浮於水面，消費金融不僅僅只是發放貸款那麽簡單，這其中蘊含著償債意願的辨識和違約成本的權衡乃至對於人性的考驗。

償債能力與償債意願

記者：平安普惠在2016年上線了多個創新的技術應用，比如智能服務平臺、O2O模式、克拉信用評分體系、微表情等，如何看待這些技術的應用?

秦福榮：當一個客戶來申請貸款的時候，業內根據兩個原則判斷是否接受該貸款申請：一是償債意願，二是償債能力。傳統的做法是要求客戶提交材料證明自己有償債能力。但償債能力並不等於償債意願，比如，我們的貸款金額平均在9萬元左右，每個月還款3000多元，即一天要還100元，如果說，一個客戶一天沒有辦法存下100元用於還款，我不認為這是能力問題，而是意願問題。

過去，我們判斷客戶主要依賴於償債能力的部分，比如說提交銀行流水，但在實際運行中，我們發現償債能力與事實有很多不符的地方。如今，平安普惠正在利用各種技術應用，試圖找出與客戶償債意願強相關的元素，通過這些元素還原客戶真實的償債意願。

記者：能否具體說說普惠是如何捕捉到客戶的償債意願的?

秦福榮：有句古話叫“人在做天在看”，放在今天就是人的行為通過現代科技被記錄在雲端上，比如上班坐地鐵是被記錄的，使用打車軟件是被記錄的。在這一兩年當中，我們一直在嘗試用很多數據去關聯客戶的償債能力和償債意願。比如車子，有車的客戶幾乎每個月都會在車子上花費數千元，他手頭是會有這些現金用於開支，所以，我們認為有車是償債能力的一個正相關。另外，買保險的人更有責任感，因為保險往往不是給自己用的，而是留給活著的人，減輕他們的壓力，有責任感和還款意願是正相關的。

記者：這些正相關的數據會對整個貸款流程帶來哪些變化?

秦福榮：我們會把這些正相關的數據應用在客戶模型上，不用客戶自己提交證明材料就能了解客戶，從而形成判斷。所以，科技首先是用在對於客戶的辨識能力上，這也簡化了客戶的貸款流程。

從貸後管理來說，正是因為我們了解客戶的行為模式，我們的催收模式也會變得不一樣，細化到不同性別、不同工作、有車沒車的貸後催收都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數據無處不在，誰能夠把數據變成黃金，落地使用，誰才是真正掌控金融科技。

履約背後的“人性”考量

記者：通過對這些數據的挖掘，您可否總結下哪類人群逾期的概率比較低，比如，是不是收入越高的人群越不會逾期?

秦福榮：我的經驗是這樣的，以前在臺灣，最好的客戶是四個“師”(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他們發生逾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逾期之後，他們大概是不會還錢的，因為這些人逾期就意味著他們整個財務狀況的惡化，欠下巨額債務，所以，幹脆誰都不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在做貸款的時候，其實是在和概率爭高下，優質客戶逾期概率低，一旦逾期就可能不還錢，普羅大眾逾期概率高，但逾期了以後還是會還，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概率下覆蓋的人群找出來。

記者：如今在消費金融領域，很多參與者都喜歡做小額借貸，認為小額借貸更容易控制風險，您怎麽看，小額是否就等於低風險?

秦福榮：舉個例子，當你來跟我借10萬，我覺得你風險很高，所以，我借給你1萬，其實這個邏輯是不對的，在放貸領域，只有0和1的概念，要麽借要麽不借。

記者：盡管國內消費金融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極快，在其過程中，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放貸能力最重要，有人認為風險控制最重要，也有人認為貸後催收的能力最重要，對此，您認為哪一個才是消費金融的核心?

秦福榮：如果說一定要比較的話，我認為還是放貸能力最重要，畢竟不願意還款的“壞人”還是少數的，這是一個數學比例的問題。保守一點說，有10%的“壞人”，即便這10%都沒有催收回來，那剩余的90%還是可以賺錢的。催收是錦上添花，不能靠催收去防範。這個產業風險如果倒過來，你賺那10%而已的話，那就不一樣了。自古以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人們是有契約精神的，這種契約精神說到底就是“人性”，只不過，目前，當違約成本低了之後，就會讓人性突破那個臨界點。

而建立合理的違約成本，其實是需要整個社會逐步完善的問題，比如建立完整的個人征信系統，很多市場供應者因為得不到這些公開信息，所以只能以高息覆蓋違約成本，這就造成一個逆向選擇，即信用不好的人也能借到錢，只不過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但對於那些不想還錢的人來說，10%的利息和100%的利息其實是一樣，因為他本來就沒打算還錢。以臺灣的經驗來講，臺灣只有銀行可以做貸款業務，當然也有一個征信機構，只要在那里記錄是不良客戶，基本上所有銀行都會拒絕他。

【CFV十年·普惠金融領軍人】“中國小貸之父”杜曉山：普惠金融應鼓勵自下而上的改革

年近古稀，杜曉山依然奔赴在普惠金融、農村金融以及精準扶貧的一線，20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杜曉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小額信貸之父”。

從1993年開始將尤努斯的公益性制度主義小貸(或稱“社會企業”型小貸，即追求社會發展的宗旨目標，運用市場化的運營模式，達到供求雙方的可持續發展的小貸模式)經驗引入到中國，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公益扶貧社模式。從2005年擔任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至今，杜曉山將自己主要的精力都用以推進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著手，解決對普惠金融思想認識和理論指導問題，進一步研究和制定包括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和民間金融協調發展和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戰略規劃、執行計劃、實施措施和監督考核制度。”杜曉山稱，同時也應該鼓勵自下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發展實驗。

20年小額信貸路

杜曉山的小額信貸之路是由扶貧社開始的。

1993年，在尤努斯的影響下，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將孟加拉格萊瑉銀行小額信貸引入中國，並在河北易縣成立了第一個扶貧經濟合作社(即扶貧社)， 中國開始了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扶貧的探索。

參照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杜曉山牽頭扶貧社以婦女為主體，5人小組聯保、分期還貸等運營方式開展小額貸款，落地之後大受歡迎，也證明了當時“窮人沒有信用”和“扶貧小額信貸不可能自負盈虧”的邏輯錯誤。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們先後在6個貧困縣的約20年的實踐試驗，初步證明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在中國貧困地區農村是可行的，是可以可持續發展的。由於是自籌資金試驗的公益小貸，在後來的發展中，存在後續資金不足、監管模式松散等問題，2013~2015年中和農信全面接管了扶貧社;另外一部分試點項目，根據人民銀行總行的要求，轉由地方政府監管。

“最重要的是完善內源扶貧機制。建立貧困人群參與機制，包括貧困群體參與機制完善的決策、實施和監測，還包括建立以貧困人群為主體的制度化組織，實現自發的主體參與。”杜曉山在近期針對精準扶貧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杜曉山認為，社會創新推動精準扶貧也表現出開放、分散、自下而上的特點，這要求扶貧主體領會互聯網思維、善用互聯網手段，積極打造扶貧開發的“社會創新”互聯網支持平臺和服務管理支持平臺。

在發展扶貧社的時間里，杜曉山還在積極推動小額信貸領域的自律發展，參與組建小額信貸聯盟。中國小額信貸聯盟是中國小額信貸領域首家全國性會員制行業協會類的組織，自2005年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和商務部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發起成立，從最初以公益性小貸機構為主，到目前涵蓋從事小額信貸業務的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和服務類中介組織。2005年成立之初，還叫“中國小額信貸發展促進網絡”，2010年正式更名為“中國小額信貸聯盟”。

從2005年至今，杜曉山都任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帶領聯盟推動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並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促進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

推進普惠金融方面，杜曉山也帶領小額信貸聯盟在成立之初就引入聯合國建設普惠金融體系概念，在國內進行推廣，發展十幾年時間，小額信貸聯盟都在致力推動中國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2016年1月，國務院正式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意味著普惠金融在中國有了頂層設計，小額信貸聯盟也受邀參與規劃的宣傳推廣。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興起，小額信貸聯盟早在2012年底就召集部分P2P平臺頒布並簽署了國內首個P2P小額信貸信息中介機構自律公約。近兩年在行業監管政策落地前後，小額信貸聯盟多次組織P2P機構討論行業相關問題，一直致力於推動行業自律的工作。

建言普惠金融

“金融服務的覆蓋面要廣泛，服務要深入到最大範圍、最貧困的群體當中。在服務廣度和深度上，呈現出普惠制特征。”杜曉山表示，金融服務覆蓋到最廣大的人群，金融觸角深及到社會最底層，才能夠達到普惠金融的基本含義。

杜曉山認為，當前我國乃至全球，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發展的根本挑戰是三個：一是如何擴大它的規模，即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二是如何到達更深的深度，即幫助更窮的窮人;三是如何保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即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我國絕大多數地區普惠金融發展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特別是貴州、西藏、廣西等內陸地區。

因此，杜曉山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普惠金融發展的十一大建議：第一，保障銀行業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第二，為了解決上述棘手的“兩難”問題，設立普惠金融發展基金可能是一種可行的選擇。第三，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繼續支持小微企業和農戶發展;第四，積極培育新型農村和社區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同時出臺支持鼓勵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發展的政策;第五，培育發展多類型的農村合作金融。第六，加強小微企業和農村各類經濟經營主體的信貸擔保體系建設;第七，各級政府和部門形成合力支持、監督小微金融發展;第八，註意發揮直接融資和保險及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金融對小微金融服務的重要作用。第九，努力改善信用環境和完善征信制度;第十，建立我國普惠金融指標、評審、考核、監督和獎懲制度體系;第十一，加快我國各項普惠金融法律法規工作。

“可以預見，正規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系統，肯定是主力軍。但只要政策對頭，再加上小額信貸業自身的努力，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有各自的優勢。”杜曉山稱。

同時，他還建議，發展普惠金融既要運用傳統金融業態，也要利用POS機、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新科技手段，還要運用P2P等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另外，過去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是農信社，當前全國正在開展農信社改制轉軌，但不應一刀切地把農信社全部變成農商行，應因社制宜，部分保留農村合作金融的形態，並努力發展新型合作金融形態。

“窮人銀行”創始人尤努斯：將普惠性融於金融體系中

“即便是全球最富裕國家的金融體系，也缺乏普惠性，這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2月26日，國際普惠金融之父、“窮人的銀行”——格萊瑉銀行的創辦者、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中國人民大學尤努斯中心成立儀式上如是說。

1983年，尤努斯創辦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將二三十美元的小額資金借給沒有信用記錄，也無法提供擔保物底層人民，使其擺脫高利貸的盤剝。有超過900萬人向鄉村銀行借過錢，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全球有100多個國家效仿該銀行模式建立農村信貸體系。除了相對貧窮的孟加拉、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也包括頭號發達國家美國。

尤努斯介紹，從2008年建立了紐約第一家格萊瑉分行起，其他城市也主動找上門來，格萊瑉銀行先後在洛杉磯、舊金山，北卡羅來納、印地安納等州開辦了8家分行。“在美國，我們的最小貸款額是1千美金。事實上，5萬美元以下的貸款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有99.5%的還款率。”尤努斯認為，要避免普惠金融與金融的排斥性，把最底層的人包括進來，而不是排除出去——在貧窮地區，格萊瑉銀行至今仍保持著最小27美金的貸款額度。他多次強調，小額貸款應該是一項社會事業，並不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格萊瑉銀行的利率有4種：創收目的的貸款利率為20%，住房貸款的利率為8%，學生貸款利率為5%，極度困難成員(如乞丐)貸款免息。“考慮資金成本(大約5%)後，最多就是10%的利潤，這還是非常好的項目。如果增加到15%，就已經在黃色區域，需要警惕。如果超過15%，可能就不能稱為小額貸款，已經接近高利貸了。”尤努斯說。

盡管格萊瑉銀行為解決農民貧困提供了學習樣本，但其在中國複制過程卻遭遇“水土不服”。茅於軾、杜曉山早年的嘗試都宣告失敗，只有陸口合作社運營良好。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格萊瑉又開始了與P2P企業的合作。2014年底，京東宣布與格萊瑉銀行進行戰略合作，至今未有實質性開展。格萊瑉方面稱京東CEO劉強東曾承諾出資100萬美元幫助格萊瑉項目在中國農村落地，但一直沒有兌現；而京東則回複稱，捐款無法落實是由於格萊瑉銀行的相關金融資質尚未解決。更早的2009年，阿里巴巴和壹基金也曾與格萊瑉合作小貸項目，最終因為運營和環境變化等問題而終止。

業內人士分析，歸根結底，雖然格萊瑉自稱其社會企業模式是可盈利的，但不代表他是純正的商業性企業。這類企業對基礎盈利的要求，遠低於其對社會效益、社會目標的追求。這從格萊瑉銀行本身的極低資本回報率上也充分反映出來。因此，純粹的商業性資本嘗試格萊瑉模式基本不會長久，因為這種模式對比其它的同類型金融企業，盈利肯定是相對較低的。即使度過初創期，其成熟期的盈利也難以滿足商業性資本逐利性要求。將普惠性融於金融體系中，真正下沈到“金字塔”底層，也正是中國發展農村金融的目標。

全國人大代表劉永好：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解決農民碎片化金融需求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的同時，農村金融服務卻尚不能適應農業經濟的轉型升級和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

2017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建議，要解決“三農”客戶碎片化的金融服務需求，靠銀行鋪設線下網點、人工作業的方式不經濟，一條可行的解決路徑是發展數字普惠金融。

當前，伴隨著中央扶貧攻堅戰略和國家惠農政策的大力實施，中國農村經濟社會正在迎來轉型升級的機遇窗口期。特別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正迅速走向適度規模化和現代化，以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大型農業產業企業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量湧現，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不過，農村金融服務的現狀還不能適應這些變化。

劉永好表示，一方面，從持牌金融機構看，“三農”客戶融資難、融資慢、融資可得性差的問題依然突出。無論是國有大行還是股份制銀行，基本都遵循“網點不下縣”的原則，近年來服務重心明顯上移。即使是把網點沈下去的農信社，也主要以吸儲為主。

劉永好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大量金融機構依然采取紙質進件、人工審批、線下作業的方式，而“三農”客戶的金融需求具有小額、短融、碎片化、產品周期與農業生產周期高度關聯等特征，采取這樣的金融作業方式單位成本過高。

另一方面，從非持牌金融機構看，大批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的類金融、泛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魚龍混雜，隱蔽的農村地下金融市場亂象叢生。

劉永好認為，要解決“三農”客戶碎片化的金融服務需求，靠銀行鋪設線下網點、人工作業的方式確實很不經濟，一條可行的解決路徑是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當前，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金融應用日趨成熟，解決“三農”客戶的風險計量問題已經具備技術可行性，而線上作業、機器審批又大量節省人工成本和運營費用，使辦理這類小額、短融的金融業務具備了經濟可行性。

劉永好表示，要在繼續發揮農信社涉農金融機構主力軍作用的前提下，積極引導和規範發展一批資質良好的互聯網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堅定不移走數字普惠金融之路，為構建多層次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提供有益補充。

針對農村互聯網金融，劉永好還建議，監管部門要抓緊制定準入標準，對主發起人應當有服務農村實體經濟的年限要求和規模要求，管理團隊應當有涉農金融投資運營經驗等。支持長期在農業領域耕耘、被實踐證明的有實力、有品牌、有帶動效應的農業龍頭企業，深度參與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發起設立面向農村金融市場的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等金融機構。

此外，要加強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鼓勵服務農村實體經濟。對獲得機構準入的互聯網金融企業，應當對其金融服務的方式、渠道、載體加強監管，切實做好產品備案，嚴格加強事中實時監管，引導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靠攏，向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村經營主體聚集。特別是對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給予適度的創新包容激勵，為“三農”客戶提供具有高可得性的金融服務。

再次，應制定扶持政策，形成正向激勵。擴大惠農金融政策的受益範圍，對直接服務於農村地區與農業產業的創新型金融服務企業，特別是參與到農村互聯網金融平臺建設的國家級龍頭企業加大支持力度。

周小川：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將給予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等激勵機制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今日(3月10日)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答記者問時談到，從全球來看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但是仍然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需要發揮科技力量，疏通政策制度方面障礙。

2016年全球G20峰會在中國杭州召開，在此次峰會上，發布了由中國參與制定並推動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

周小川表示，從普惠金融來講，G20已經闡述了若幹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全球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新興市場，金融服務需要更多惠及大眾。“經濟複蘇的過程中不能只看老牌發達國家，同時應該將資源更多地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向弱勢群體，金融服務應更多向這方面傾斜。”周小川稱，目前中國已經在多方面開展基層金融服務，包括農村信用社、三農服務、社區金融服務、支付手段等等。

全球普遍共識認為，對於社區、邊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和移動設備。周小川表示，央行和業界會共同遵循這一服務方向，其中更為重要的是業界，包括傳統金融行業，例如銀行業、特別是小型金融機構，對此政府和央行層面希望給予一定激勵機制。除金融機構外，科技類企業也應遵循該方向提供技術支持，逐步改變貧窮、偏遠地區和基層地區的金融服務不足現象。

目前，包括肯尼亞利用手機發展普惠金融等地區的經驗已經被關註和借鑒。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表示，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當前更多強調在農村邊遠地區，讓廣大農民享有存款、貸款、匯款、支付、保險、查詢等基本金融服務，讓觸達邊遠地區的基本金融服務在扶貧攻堅和改革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並且在提供服務過程中註意金融安全，將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G20峰會期間，螞蟻金服總裁井賢棟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業界談普惠金融多年，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之中，有幾個核心難題很難解決，第一，如何有效地觸達更多的用戶，覆蓋用戶的問題，覆蓋的成本能否合理且和可持續。第二，信息獲取的成本，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這是兩大難題，但今天可以利用數字技術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問題。

周小川同時也指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和普及尚有較大的潛力。目前，科技力量發揮不充分，仍有較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礙，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全球中普惠金融的先進經驗是黨中央國務院扶貧攻堅任務的主要內容。“在激勵政策方面，其中貨幣政策中，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扶貧再貸款也會在這個層面給與支持。”周小川說。

此前，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易綱層披露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林補政策亟待“修補” 中國林學會建議“普惠+特惠”

中央財政林業補貼下發後，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還低於小戶。另外，中央財政林業補貼實施對象較窄，該補的沒補到。

中國林學會6日給記者提供的林業專家建議匯編認為，中央林補政策改革與優化要按照林業“雙增”和“調整林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目標的要求展開，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需求為導向，改進補貼和管理辦法，提高補貼效能，提高中央林補政策的精準性和實效性。

6日，已有百年歷史的中國林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賀信中表示，中國林學會應當為創新驅動發展服務、為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服務、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服務。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也表示，林業建設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中國林學會應當為林業改革發展出謀劃策，為林業生產提供科技支撐。

5月6日上午，中國林學會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攝影/章軻

中國林業學介紹，上述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調查成果是基於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的實施情況發現的。

2010年，我國啟動了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簡稱“中央林補政策”)，選擇11個省(自治區)先行開展造林、森林撫育、林木良種和森林保險的補貼試點。截至2013年，已涉及3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單位，其中全國中央財政造林補貼試點完成造林面積1606.89萬畝，涉及29個省的1587個縣級單位。

國家林業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前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2013-2014年中央林補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

調查顯示，四省八個案例縣(市)2014年中央財政造林和撫育補貼項目平均覆蓋面積分別達到811.1公頃和1444.5公頃，其中造林補貼面積和撫育補貼面積最大的是湖南資興縣(1666.7公頃)和湖南平江縣(2066.7公頃)。

實施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項目六年來，湖南、四川、遼寧和浙江四省森林面積分別凈增115.6萬公頃、244.86萬公頃、60.02萬公頃和3.6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分別增加3.67%、4.97%、4.11%和0.33%，森林蓄積分別增加11789萬立方米、8900萬立方米、9522.15萬立方米和6434.92萬立方米。森林資源狀況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2014年調查顯示，四省案例點樣本戶戶均營林面積和林業補貼收入分別為3.71公頃和3779.44元/年，其中浙江農戶因享受中央和省兩級補貼，其戶均林業補貼在四省中最高，達到17772.08多元戶，該省2013-2014年樣本戶均林業補貼占林業收入比重持續遞增，分別為9.79%和30.42%。

調查顯示，四個省案例點補貼戶的戶均林業投入是非補貼戶的3倍。同時，項目實施也為林農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如浙江省2個樣本國有林場調查顯示，2014年林場職工通過雇傭當地林農承包造林或撫育項目任務，總投人用工為422工，比2013年增加70.60%。農戶和林場職工對補貼政策實施和執行效果的滿意度較高，如2014年遼寧、浙江、湖南和四川的補貼戶對林業政策的滿意度分別為86%、72.6%、63.25%和40.45%。

但調查也發現，“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中國林學會介紹，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後，產權細碎化特征突出。為了減少監督、驗收和交易成本，項目實施過程中往往傾向於選擇規模戶(50畝以上)作為補貼對象，導致普通農戶(50畝以下)受益面小。目前享受中央林補政策的普通農戶比例偏低，例如，浙江2014年規模大戶(3.3公頃以上)中補貼戶占42.7%，而普通農戶中補貼戶僅占22.34%，規模戶相對普通農戶獲得補貼比例明顯高，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4424.07元/公頃)還低於小戶(5032.36元/公頃)。

此外，“補貼標準偏低，缺乏相應動態調整”。自2010年中央林補政策實施實開始，造林補貼和撫育補貼標準就一直沒有變化，缺少根據地區實際進行動態調整機制，難以彌補不斷攀高的營林成本。根據造林和撫育項目的技術規程要求，2015年浙江重點林區造林和撫育平均成本分別達2300元/畝和450元/畝，政府財政補貼僅占當地造林和撫育成本的13%和22%。過低的補貼標準難以實現有效激勵的政策目標。

調查還發現，補貼類型相對較少，政策覆蓋面過窄。以政策落實較好的浙江為例，樣本戶平均享受補貼也僅有0.62種，補貼戶平均享受補貼1.15種。同時，政策實施對象較窄，如森林撫育政策僅限於生態公益林，在目前木材價格低迷和勞動力成本持續走高的形勢下，難以雕動經營者商品林撫育的積極性。

6日，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關於完善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建議》認為，中央林補政策的補貼對象應當由註重規模經營主體的特惠制向既註重規模經營主體又註重千家萬戶的“普惠+特惠”制轉變。針對目前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而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的實際，為了保障中央林補政策實施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建議明確用於普通農戶的補貼資金比例。同時，建立小規模農戶專項小額貸款制度，提升其營林積極性。

專家們還建議明確組織實施造林的主體，以地域連片的面積為單位進行申請，可鼓勵普通農戶之間、小戶與大戶或企業之間等聯合進行造林補貼申請，推舉聯合項目負責人，這樣既可以讓大部分普通農戶享受到林業補貼項目的實惠，又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和政策實施的交易成本。

對於補貼標準和類型的問題，專家們建議，建議盡快改變低標準、“一刀切”的補助方式，在財政資金有限條件下適度提高標準，實行與營林生產成本掛鉤的差異化、動態化林業補貼。補貼標準可以3-5年作為一個調整周期，實現中央財政按不同地區營林成本20%-30%予以補貼的目標。同時，補貼類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由第一產業向全產業鏈轉變。將補貼類型從單純的營林生產過程延伸到林業全產業鏈，以滿足林業功能定位轉型的需求，如林業基礎設施建設(小型林業機械、小型灌溉設施)、林業社會化服務(林產品電子商務、林業科技采用)等方面。

銀保監會解讀融資擔保新規，四項配套制度助力普惠金融

近日，融資擔保業迎來銀保監會1號文——《關於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四項配套制度的通知》。4月23日，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對制定這四項配套制度進行了詳細解讀。

融資擔保是擔保業務中最主要的品種之一，是隨著商業信用、金融信用的發展需要和擔保對象的融資需求而產生的一種信用中介行為。1993年，我國第一家專業信用擔保公司——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現更名為“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成立，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融資擔保機構開始出現。20多年來，融資擔保公司逐步從“野蠻生長”向“有序生長”規範經營轉型。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此前《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下稱《條例》）主要規定了融資擔保公司的準入退出、經營規則、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明確了加大政策扶持的要求。

為配合《條例》實施，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會同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人民銀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制訂了《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融資擔保公司資產比例管理辦法》和《銀行業金融機構與融資擔保公司業務合作指引》四項配套制度。

銀保監會負責人指出，配套制度有利於促進融資擔保行業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發展。具體而言，《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對符合一定條件的的小微企業和農戶借款類擔保業務，設定了75%的權重；對《條例》規定主要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的融資擔保公司放大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的條件進行了細化，明確為對小微企業和農戶融資擔保業務在保余額占比50%以上且戶數占比80%以上的融資擔保公司，放大倍數上限可以提高至15倍。業內人士指出，這將引導融資擔保公司擴大小微企業和“三農”擔保業務規模。

對於過渡期和達標時限的安排，銀保監會負責人指出，為減少新的監管規則出臺對融資擔保公司經營產生影響，在起草配套制度的過程中，多次公開征求各方意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關鍵監管指標測算，確保有關規定科學合理，並使各方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預期。

在《通知》和有關配套制度中，對部分業務的新老劃斷原則和過渡期安排等事項進行了規定，主要包括：對《條例》施行前發生的保本基金擔保業務，存量業務可不計入融資擔保責任余額，但應向監督管理部門單獨列示報告；對於2017年10月1日前發生的發行債券擔保業務，集中度指標繼續執行原有監管制度有關規定，2017年10月1日後發生的發行債券擔保業務，集中度指標按照《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的規定執行。

對於《融資擔保公司資產比例管理辦法》施行前，融資擔保公司自有資金投資比例符合原有監管要求，但未達到《融資擔保公司資產比例管理辦法》要求的，監督管理部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不同時限的過渡期安排，達標時限不應晚於2019年末。

更為重要的是，銀保監會負責人指出，對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主要將從以下方面進行管理。根據《條例》有關規定，《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明確了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定義，是指監督管理部門依法頒發的特許融資擔保公司經營融資擔保業務的法律文件，規定了監督管理部門頒發、換發、吊銷、註銷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的條件和流程，規定了許可證應當載明的內容，對監督管理部門做好許可證管理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

此次新規對融資擔保公司杠桿比例提出了新要求。《融資擔保公司資產比例管理辦法》將融資擔保公司主要資產按照形態分為Ⅰ、Ⅱ、Ⅲ級，對資產比例進行了明確規定：一是融資擔保公司凈資產與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擔保賠償準備金之和不得低於資產總額的60%。二是融資擔保公司Ⅰ級資產、Ⅱ級資產之和不得低於資產總額扣除應收代償款後的70%；Ⅰ級資產不得低於資產總額扣除應收代償款後的20%；Ⅲ級資產不得高於資產總額扣除應收代償款後的30%。另外，融資擔保公司受托管理的政府性或財政專項資金在計算Ⅰ級資產、Ⅱ級資產、Ⅲ級資產、資產總額以及資產比例時應予扣除。

對於日後融資擔保公司與銀行的合作，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幾大原則。一是自願原則。銀擔合作雙方應當遵循自願原則達成合作意向，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幹預。二是平等原則。銀擔合作雙方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另一方。三是公平誠信原則。銀擔合作雙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雙方權利和義務；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損害對方及第三方合法權益。四是合規審慎經營原則。銀擔合作雙方應當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定，建立可持續的、合規審慎經營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