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電改下，一向靠補貼生存的可再生能源將迎來新的機遇。

日前發布的6個電改配套文件中，再提落實可再生能源全額保障性收購，還提出建立清潔能源優先發電制度。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解讀稱，未來將編制出臺《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落實可再生能源優先發電制度，結合市場競爭機制，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全額保障性收購。

從事光伏行業的晉能清潔能源公司總經理楊立友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新的電改對可再生能源的機會不僅體現在全額收購和優先發電，新能源企業可以進入發電端、輸配電、售電側投資創造了新的機會。

多政策促進新能源消納

新能源消納是一直以來困擾行業發展的難題，多年以來“棄電”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國家能源局統計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風電上網電量97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0.7%，但棄風電量達175億千瓦時，同比增加101億千瓦時，平均棄風率15.2%，同比上升6.8個百分點。

快速發展的光伏發電也開始出現棄光。國家能源局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全國累計光伏發電量190億千瓦時，棄光電量約18億千瓦時。棄光電量較高的甘肅和新疆，也是風電裝機量大的地區，棄光和棄風出現重合。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分析，棄光主要是因為開發布局不合理、當地電力消納能力不足、電網建設延遲、外送輸電通道容量有限等。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此前預測，今年全年棄風率可能會達到20%，造成200億~300億度的電量損失。

針對這些問題，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稱將從四個方面促進新能源消納。

首先，《關於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的實施意見》提出“建立優先發電制度。優先安排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保障性發電，優先發電容量通過充分安排發電量計劃並嚴格執行予以保障”。

其次，《關於推進電力市場建設的實施意見》提出“形成促進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市場機制。規劃內的可再生能源優先發電，優先發電合同可轉讓，鼓勵可再生能源參與電力市場，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積極開展跨省跨區輔助服務交易，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

三是加強和規範燃煤自備電廠管理，推動可再生能源替代燃煤自備電廠發電。

四是在售電側改革中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允許擁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電源的用戶和企業可從事市場化售電業務。

新能源入市準備不足

新能源司解釋，未來將落實《可再生能源法》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的有關要求，編制出臺《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通過落實可再生能源優先發電制度，結合市場競爭機制，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全額保障性收購。

新能源司還表示，《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將明確保障原則、保障範圍和對可再生能源限發電量的補償機制，通過經濟手段和市場機制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優先上網。

不過一位風電服務行業人士對記者稱，風電企業在目前形勢下進入市場交易難度較大，如果考慮未來補貼不斷下調，風電企業將需要時間承受，文件中提出的優先發電需要看落實和執行情況，目前還無法判斷。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也稱，“單純通過行政手段或市場機制都無法根本解決新能源並網消納問題。”新能源司將在存在新能源限電的地區，通過發電計劃方式優先安排一部分新能源保障性發電量，保障新能源項目合理收益的基本利用小時數。超出保障性範圍的新能源發電量鼓勵參於市場交易，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保障優先上網。

上述風電行業行業人士稱，風電成本在不斷下降，但從目前成本看，與煤電差距還是很大，通過市場交易參與競爭的能力有限，而且如果沒有新的機制保證，用戶也不會為高價的新能源埋單。

楊立友分析，新能源未來肯定會持續下降直至無補貼，企業要通過技術進步適應市場形勢。

此外，楊立友說，電改給新能源創造了新的機會，從發電端到輸配電，再到售電側，新能源可以進入全產業鏈，可以為終端用戶提供多種能源管理服務。

不過談及電力市場建設期，本報記者接觸的多名業內人士對新能源參與電力市場交易都存在疑慮，認為長期看新能源要走出補貼模式，其它能源品類的環境成本要體現在價格上，但以當前的成本對比，新能源入市的準備顯然不夠，無法參與市場競爭。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月28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請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解讀《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幹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陳錫文在介紹文件背景情況時指出，文件起草的背景有三個大的方面：一是多年以來，在黨的農村政策的指引下，農業農村發展一直保持著比較好的勢頭，到了2015年實現了中國糧食生產連續十二年的增產，去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2429億斤，比上年又增加了288億斤。應該說十二年連續增長的過程，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同時，農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的態勢。去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前年相比，扣除價格因素之後，增長了7.5%，和去年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相比，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高了0.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去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是6.8%，農民的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這個態勢到去年已經保持了第六年了。正因為這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續縮小。從2009年，那時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較大，是1：3.33，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不多要等於3.33農民的收入，去年這個實際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看，差距已經縮小到1：2.73，每年都有所縮小。如果能保持住這個態勢，當然對於縮小城鄉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是從整個形勢好的方面來看，糧食增產、農民增收，這是兩個最主要的指標，但是也必須看到，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中也存在很多新的問題，有些問題對下一步的發展會構成比較大的制約和瓶頸，所以在今年的農業農村工作中，我們要抓住當前農業農村中的突出問題，制定相關政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著力把突出問題解決好。

當前的農業農村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是糧食的供求，主要在品種結構上出現了一種失衡的局面，因此導致國內市場價格有所波動，而且出現了產量、進口的數量和糧食的庫存量這三個量都在增長的複雜局面。這里有很多複雜的因素，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國內糧食供給的品種結構和市場需求的品種結構存在著不適應的方面，比如說有的品種市場需求增長很快，例如大豆，但是國內生產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增長滿足不了對大豆的需求，所以就出現了大豆大幅度進口。

另一方面，中國土地不多，農民數量很多，在農村，承包土地的農戶有2.3億戶，平均農戶承包的土地大概也就是半公頃左右，所以是世界上規模最小的農業，盡管在農民流動、土地流轉的情況下，有一部分土地進入了流轉，使得一部分農民能夠擴大經營規模，但是總的來說，農業的經營規模是非常細小的，這樣也就造成了中國農業生產的成本比較高。為保護農民的利益，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穩定了市場價格。從這幾年的情況看，國外的價格在下跌，但是在2014年以前，中國國內糧食主要品種的價格卻在上漲，這就出現了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國內的糧食價格高於國際市場之後，就容易導致國外的糧食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當然這對於中國農業的穩定增產就會帶來非常大的壓力。這就是農業生產上和主要農產品供求方面存在著比較突出的問題。

農民的收入，連續六年收入增長幅度都高於居民，但是現在也存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比如一部分農產品國內價格出現了明顯下跌的趨勢，依靠增產、依靠比較好的價格來獲得增收，這個方式現在就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另外，這幾年農民來自外出工資性收入增長比較快，去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來自工資性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來自家庭經營的收入，大概要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3%。相反，來自家庭經營的收入去年只有39.4%，這是第一次出現工資性收入的絕對額，超過了家庭經營的收入。

是不是今後就主要可以依靠工資性收入來增加農民收入呢?我們一方面要努力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保持這個勢頭。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都了解，在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背景下，非農業能給農民提供的就業機會相對來說也不像以前增長得那麽快，在一定程度上大家也能看到，去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長方面進入了新世紀以來最慢的一次，增長只有0.4%，也就是說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只增長六十幾萬人，和世紀之交時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人的態勢相比，也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所以，面對農民增收這兩個主要的動因都在減弱的背景下，下一步怎麽去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我們必須破解的第二大難題。

因此，這個文件的發出，一是要鞏固我們已經取得的農業農村發展的好的形勢。二是問題導向，要針對農村農業面臨的突出問題，認真解決好它。那麽怎麽去解決?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貫徹好中共中央在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精神，中共中央關於制定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大家都知道，那個建議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提出了要創新發展理念，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發展理念，在農業農村的改革發展中，必須認真貫徹好這個新的發展理念，使得農業農村能夠持續健康地發展。

第二，要貫徹好去年年底中央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去年12月初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完全適用於當前農業農村發展，也是破解當前存在突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和舉措。我開頭時講到，在中國糧食中主要農產品生產上供求之間存在矛盾，這個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不能單純以數量來判斷農業發展是否成功，還要考慮提供的農產品不僅在數量上、在品種上、質量上能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同時針對當前農業農村的突出問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陳錫文答記者問

路透社記者：您剛剛提了庫存的問題，玉米的庫存現在好像特別高，是打破了紀錄的，你們是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要賣的話，用什麽價格?長期來說，你們會不會取消這個政策?我知道這個政策是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但是也帶來了很多問題，你們怎麽解決?好像一號文件里沒有說。

陳錫文：

其實一號文件中已經講到了，今年要加快推進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就像你剛才說的，我們到目前為止實行的玉米收儲制度實際上是2007年制定的政策，一直運用到現在。當時提了一個政策，對玉米實行臨時收儲政策，為了保證農民能夠有個比較好的收益，每年在玉米上市之後，政府制定一個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這個價格從2007年開始第一次實行，對農民的玉米由國有的糧食部門實行收儲的辦法，一直持續到2014年，每一年收儲價格都有所提高，從最初的2007年時制定的是7毛錢一斤，到了2014年這個價格就變成1.12元每斤，每斤提高了4毛2分錢，按現價相比，提了60%。這樣保障農民的收入，也調動了農民生產玉米的積極性，所以這些年玉米的增產非常快，玉米也成為中國五個糧食品種中數量最大的一個品種。過去中國的糧食品種中稻谷是數量最大的，現在玉米是最大的了。

但是反過來，又出現了新問題，因為連續多年的提價，玉米價格高於了國際市場。不僅如此，從2012年底開始，國際市場的玉米價格大幅度下跌，一個上漲、一個下跌，就出現了中國國內價格高於國際市場的情況，因此就引起了國外玉米以及可以替代玉米的一些其他糧食品種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的局面，就產生了你剛才說的中國國內玉米產量不斷增長，但是進口玉米和玉米的替代品也在不斷增長，從價格上講，中國自己生產的玉米沒有價格競爭優勢，所以不得不都進了倉庫，就是你剛才說的，現在玉米的庫存可能是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下一步怎麽解決?這個文件當中也提到了原則思路，就是堅持實行玉米價格由市場決定，同時對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和補貼制度進行改革，實行價格和補貼分離的辦法。就像我剛才講到，前些年玉米臨時收儲價格不斷提高，實際上不僅僅是玉米供求關系形成的價格水平，而且還包含著政府對生產玉米的農民的補貼，所以價格就顯得比市場高得多。現在的情況下，要把補貼從價格中剝離，要價格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回歸到合理的水平。采取這種辦法，非常重要的一點，農民會根據市場供求來決定他種多少、按什麽價格賣，按照基本的規律進行測算。如果國內的玉米價格完全按照供求由市場決定，它將理性地回歸到和國際市場價格相近的水平。如果中國國內的玉米價格回到和國際市場相近的水平，大規模進口的現象就會明顯減弱，就會為中國國產玉米提供市場。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大規模進口減少之後，不僅現在生產的玉米找到了市場銷路，庫存的玉米也會逐步消化掉。

從前年開始，中央政府已經在一些重要的農產品上開始實行這種改革，比如2014年新疆的棉花以及東北和內蒙古的大豆實行了目標價格的改革制度，去年夏天又在長江流域實行了對油菜籽價格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去年9月份又明確提出了對玉米臨時收儲價格的調整，從前年的每斤1.12元下降到了每斤1元錢。雖然價格降低了，第一它還是高於國際市場，第二這個價格還是由政府定的。今年正在研究怎麽讓價格的形成回歸市場。這里有個重大的問題，價格由市場決定，農民的利益，政府也必須合理的保障，讓農民獲得合理的收益。具體的辦法，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一號文件提出的要求認真地進行研究，我剛才講的就是一個基本思路。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記者：剛才您提到了農民增收的問題，有沒有更具體的新措施來保障農民的增收?比如說從土地的所有權或者農民的不動產方面，讓他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

陳錫文：

從去年的情況看，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在整個收入結構比重是非常低的，只占2.2%。我想，其實所有的國家，讓老百姓增加收入，主要的精力都應該鼓勵大家創業就業，發展經濟、發展生產上，靠賣老祖宗的財產，這樣的措施各個國家都不是太鼓勵的。所以我們要強調對於農民的財產權利要有保障，要讓他獲得應該有的財產性收入。

剛才講到下一步農民收入增長將是政策要攻破的一大難點，從現在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重點還是這樣幾個方面，一個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讓更多的具備條件已經在城市長期居住和穩定就業的這部分農民工在城鎮落戶，這樣實際上就可以不僅僅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開支，而且會給城市發展帶來更多的消費性的支出，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國務院前些日子已經在研究。二是在農業經營方式上進行創新，也就是更多地去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來提高農業的效益。三是政府要助力農民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大規模地推廣先進適用的良種和各種各樣的技術，依靠科技創新提高農業的效率。四是要在農村推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讓農民不僅僅賣農產品，而且讓農民能夠通過介入農產品加工、農產品銷售這樣一個產業鏈條，來提升農業自身發展的價值鏈，讓農民從中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五是在進行的一系列農產品價格體制的改革中，註意保障農民的合理收益，通過其它的補貼方式，來保證農民的合理收益。六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務城鄉之間的均等化步伐，包括醫療、教育、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措施，大家已經看到，這些年都有明顯的提高。這樣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去增加農民的收入。

你剛才講到的關於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民財產性收入，顯然也是政策必須關註的一個重大問題。但是我想這里有一點是必須講清楚的，農民的土地承包權、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農民對集體資產的收益分配權必須維護。農民獲得這些權利的依據是什麽?獲得這些權利的依據在於他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依照法律，他也是本集體組織所有財產的所有者之一，所以他是依據他是本集體組織的成員、是資產和資源所有者的身份獲得的這些權益。現在的改革包括試點在內，對於這些轉讓都還只是限制在成員的範圍之內。因為這件事情不僅僅關系到農民個人的權利問題，而且關系到整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的穩定問題。

通過這些改革，比如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入市等方式，可以讓農民在土地上獲得更多的收益。但是總的來看，中國要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不會改變，所以這些改革都應該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或者在這樣一個底線之上逐步推進。

中央電視臺記者：請問陳主任，在去年秋糧收購特別是玉米收購的時候引起了廣大的社會關註，請問當前我們國家糧食的供求形勢究竟是什麽樣的?有沒有具體的數字說明?此外，您剛剛第一個問題時提到，接下來我們會形成更加合理的玉米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機制，主糧方面和其他糧食方面是否有同樣的改變?怎麽樣確定這是否是個合理的機制呢?

陳錫文：

主糧主要是三大谷物——小麥、大米和玉米。小麥和大米是人們的口糧，這兩個品種，中央已經多次在不同的文件中提到過，要堅持和完善踐行的體制，所以這兩個品種就目前來說，一個是按照最低價收購的政策不會改變，但是要進一步完善，也說明它有改進的地方。就像您剛才講到的，這次對糧食問題在價格形成機制、補貼政策以及收儲制度改革方面，最突出的是針對玉米，因為當前玉米的供求關系矛盾比較大。

你剛才問到總的供求是什麽情況，我可以在這里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去年糧食產量是12400多億斤，前年的糧食產量是12150億斤。這個產量雖然是連續多年一直在增產，但是它和國內的實際需求相比還是有缺口的。我們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基本判斷，現在從數量來講，大概國內的供求缺口在400到500億斤，也就是兩千萬噸到兩千五百萬噸，需求是大於供給的，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講，盡管我們年年豐收，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還存在供求的缺口，也就是說還必須通過國際市場進口一部分糧食。這是一個基本概念。

第二個問題，數量是一個方面，但是品種結構又是一個方面。比如說我們現在進口糧食，我剛才講到，我們實際的缺口就是2000-2500萬噸，但是去年我們進口的糧食包括大豆，實際進口超過了1.2億噸，為什麽進口量會比實際缺口大呢?我剛才講到了兩個原因，一品種結構。比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植物油的消耗、對畜產品的消耗越來越大，在加工食用植物油和提供給畜牧業的飼料方面，大豆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物。因此，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過程中，對大豆的需求增長是非常快的。但是由於在中國大豆屬於低產作物，而且它的經濟收益也不太高，所以農民不大願意種大豆，這邊大豆的需求不斷增長，但是供給這些年是不斷下降，去年大豆總產量大概不到1200萬噸，需求量遠遠超過了這個水平。去年進口的大豆超過了8000萬噸，就是1600億斤。你可以想象，缺口只有4、5百億斤，但是光是一個大豆的進口就1600億斤，說明我們的缺口里面只考慮數量是不行的，1600億斤大豆的進口，實際上就意味著滿足大豆需求之外，還有大豆以外的其他有些產品實際上供給的數量是沒有需求的，因為大豆頂掉了一千多億斤。所以下一步農村改革中，很重要的是通過供給側的改革，引導農民優化農業的生產結構，對有需求的產品要增加產量，對沒需求的產品要逐步調減。

除了大豆的進口遠遠超出我們供求缺口之外，還有一部分是品種調濟所必需的，比如小麥和大米的有些品種，但是還有一些品種，實際上是用來替代玉米的，主要是什麽品種呢?是大麥、高粱、玉米酒糟，就是玉米提取了乙醇之後的酒糟，還有木薯和木薯粉，根據海關的統計，這幾個品種去年的進口量大概接近3500萬噸，就是700億斤。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真正有需求的，除了大豆以外的需要進行品種調濟的這些小麥和大米的話，大概就是三四百億斤通過國際市場調濟就可以了，就能滿足。玉米的替代品之所以這麽大規模進口，完全是由於價格，工業的玉米價格高於這些產品的價格，它就進來了。正如剛才講到的，如果讓玉米價格回歸到按供需決定的市場價格水平，這樣一些替代玉米的品種其實不需要進口。

你剛才講到，怎麽叫合理的市場價格水平，就是你生產出來有人買，願意賣，買賣都是雙方自願的，這就是個合理的供求均衡價格。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到目前為止還在實行玉米的臨時收儲價，但是已經從2014年每噸2240元降到了現在每噸2000元錢。現在大體上從國外進口玉米，原則上到岸的價格加上1%關稅，大概不會超過1600元，而替代品的價格可能還要略低一點點，1500多元每噸，這樣的價格市場是接受的，飼料企業也好、加工企業也好，都願意用這個價格。從目前的供求情況來看，從全球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供求情況來看，這個價格大概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當然以後隨著供求的關系它還會波動。現在我們基本的考慮是，所謂市場定價，就是要由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同來議定這個價格水平。這個改革的具體措施還在進一步研究，到底政府再出一個臨時收儲價，還是價格就由市場決定，然後政府根據市場價和農民合理收入之間的缺口再對農民進行適當的補貼，這些具體的辦法還在研究之中。

中華兒女報刊社記者:即將過去的2015是豐收的一年，也是令人振奮的一年，我國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充分說明了農業技術和農業機械化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因此，農民的收入得以增長，但是部分地區依舊有豐產不豐收的現象，如何能讓土地增產、農民增收統一協調，中央和國務院有哪些措施?謝謝。

陳錫文：基本的內容其實剛才都講到了，據我們了解，增產不增收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比如去年糧食增產了288億斤，總產量提高了2.7%，當然它主要集中在一些糧食主產區。剛才講到，大家比較關心的玉米，因為玉米現在是我們第一大產量，玉米的主產區主要在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其中吉林、黑龍江都是玉米最主要的產區，吉林作為提供商品玉米，由於去年價格下跌，所以農民在玉米上的收入不如原來想的那麽好，產生了一定的收入增幅下降。

據我們現在了解，吉林省農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長的，大約增長百分之五點多，比今年全國農民收入增長7.5%要低。跟前幾年相比，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增長10%上下，他只增長百分之五點幾，這個增幅也是下降的。所以，農民增收要通過很多辦法，但是對這樣主產區的情況來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引導農民合理地調整生產結構，怎麽去生產市場有需求的、能賣好價錢的這些產品。

還有，中央從去年就開始在吉林、在黑龍江、內蒙古一些地區進行試點，比如玉米現在主要是用做飼料的，如果把成熟以後的玉米粒再加工成飼料，這中間其實物質和能量都有很大的浪費，能不能讓玉米改成直接變成青貯飼料，不僅是籽粒可以作為飼料，它的稭稈也可以變成飼料，通過這樣的方式調整結構，同時在考慮價格由市場形成之後，農民的投入、農民的成本等等因素，國家還會考慮對農民的合理收益給予一定的保障，通過這些途徑，能讓主產區的農民繼續保持收入持續增長的態勢。

當然，就整個農村來說，我剛才回答那位先生提的問題時講到，包括一、二、三產業融合，包括在農村產業的創新、業態的創新，包括“互聯網+”直接銷售農產品等等，這些都會給農民帶來新的收入機會。

塔斯社記者:我想問關於中俄合作。你對中俄農民合作如何評價?應該向著什麽方向?目前中國已經向俄羅斯進口糧食，有沒有數據顯示中國進口俄羅斯的糧食?還有哪些合作的領域對中方來說比較重要?

陳錫文:中俄兩國之間的農業合作，我個人認為前景是非常廣大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絕大多數農產品的第一消費大國，但是中國人均耕地在全世界來講是非常稀缺的，人均耕地只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40%，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農產品市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口糧之外，其他一些農產品也會通過國際市場來調濟。在這個過程中，俄羅斯是一個國土非常遼闊、耕地和潛在耕地數量非常巨大的國家，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具有非常強的互補性。俄羅斯作為很多重要農產品的供給方，可以對中國的農產品市場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

而且我知道，這些年來中俄兩國之間的農業合作已經在積極開展，不斷推進。就像你剛才講到的，有很多俄羅斯的農產品是中國有很大需求的，比如說大豆，我剛才講到，大豆的缺口在中國是非常大，我們現在國內消費的大豆80%以上是通過國際市場進口的，但是大豆從國際市場進口主要集中在南北美洲，主要是從美國、巴西、阿根廷進口，從俄羅斯也進口一部分，但是數量非常少。但是我想，俄羅斯是可以成為很重要的大豆生產國家，因為地域廣大，特別是遠東地區，我也知道，已經有不少農民到俄羅斯租賃土地生產大豆，希望把這些大豆運回中國來，滿足中國的市場需求。我想至少在這個方面，將來的發展前景是很大的。中國相當數量的小麥是從歐洲來的，俄羅斯也有自己的大糧倉，可以提供很多小麥的出口。

俄羅斯農業現在相當程度上供求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比如據我所了解的，新鮮疏菜在俄羅斯很多地方的供給就明顯不太充裕，甚至有所短缺。因為蔬菜生產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但是我也了解到，不少地方，包括在遠東那里，很多中國農民願意到那里種蔬菜，之後直接賣給俄羅斯，滿足俄羅斯市場，這方面的市場前景是很廣闊的。

所以我想，中俄之間的農業合作是有著非常廣闊的前景，而且這兩個國家，第一是近鄰，第二在資源和產品方面、供給和需求方面有著非常好的互補性。下一步需要研究一些具體的政策性問題，比如說中國的農業生產者、農業企業到俄羅斯租賃土地，他們怎麽適應俄羅斯的法律，如果是合法的租賃，俄羅斯怎麽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比如他們生產的農產品，在俄羅斯有著俄羅斯自己的標準規定，比如使用化肥、農藥等等限制，怎麽讓中國的生產者能夠了解這些規定，以及有些產品如果返回出口到中國，中國對待這些農產品，從海關的檢驗檢疫一直到關稅的制定等等，怎麽研究更加合理有效的辦法。我想在這些細節方面，我們雙方進一步磋商，進一步研究，使得中俄兩國之間的農業交流合作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2016年，在“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央再發一號文件關註“三農”問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18份中央一號文件(下稱“文件”)，文件題為《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幹意見》。

文件指出，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增進農民福祉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用發展新理念破解“三農”新難題，厚植農業農村發展優勢，加大創新驅動力度，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持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互促共進，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中央對“三農”問題歷來高度重視，上一屆政府將之置於“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本屆政府亦然。對“三農”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示中強調，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三五”時期，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宋洪遠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文件首先再次釋放了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信號;其次農業生產、糧食產量、農民收入等方面都將繼續向好;此外，今後政策執行機制也將進一步完善，從而提升政策效率，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如何解決“多的還是多，沒有的還是沒有”

文件提到，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既面臨諸多有利條件，又必須加快破解各種難題。這些難題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一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如何促進農民收入穩定較快增長，加快縮小城鄉差距;二是，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背景下，如何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實現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三是，在受國際農產品市場影響加深背景下，如何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贏得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動權。

宋洪遠表示，上述三個難題已經成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必須完成和破解的歷史任務和現實難題。要破解這些難題，必須樹立農業工作的短板意識，從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

之所以高度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於中國目前出現了“結構性短缺和過剩並存”的情況。就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所言，“多的還是多，沒有的還是沒有”。類似玉米結構性過剩、大豆結構性短缺;小麥強筋麥和弱筋麥國內生產不出來，中筋麥又多了;南方秈稻多了，卻還在增產。

糧食“十二連增”與糧食進口量屢創歷史新高並存也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在日前舉辦的“清華三農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稱，這顯示了國產糧食供給和市場需求的不匹配，“現有國產供給中，有1000億斤是無效供給”。

宋洪遠說，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宏觀背景，也有農業自身問題。從宏觀考慮，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的宏觀調控機制，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從農業自身角度考慮，農業自身發展的失衡問題，需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問題突出表現在，現有的農產品供給不能很好地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反過來，正因為供給結構的失衡，不僅不能為消費者提供有效供給，還給資源環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宋洪遠表示，農業的結構性產能過剩跟工業一樣，都是以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很多產能都是不可持續的。那麽該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呢?實質就是圍繞農產品的消費需求來安排生產，只有這樣才能使農產品的供給數量得到滿足、農產品的品種質量更加契合消費者需求。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也是符合現代化農業本質要求的。

宋洪遠認為，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政府要從各地實際出發，通過規劃因地制宜地去指導，但是更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地方發揮比較優勢，根據市場需求來生產，提高農業競爭力，避免市場出現大的波動。

調減玉米種植面積背後的深意

既然農業存在“無效供給”，就勢必要求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文件要求，在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與市場需求相適應、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值得關註的是，文件提出，啟動實施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穩定水稻和小麥生產，適當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面積。

調減玉米種植面積，其實是針對當前糧食矛盾最突出的問題。

自2008年啟動旨在保護農民利益、提高農民收入的玉米臨時收儲制度以來，中國出現了兩個“前所未有”。2015年10月8日，國家糧食局發布《關於切實做好2015年秋糧收購和秋季安全儲糧工作並開展專項檢查》的通知稱，目前我國糧食庫存達到新高，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沿用過去提高最低收購價、臨儲收儲政策的方式來提高農民收入，一是新常態背景下財稅收入增速下滑，執行政策所需要的巨額財政壓力越來越大，二是臨儲庫存壓力也越來越大。這使得政策執行的現實可操作性越來越難，代價也將越來越高，必將難以為繼。

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到，農業領域面臨“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任務，會議的基調是“要高度重視”，並分別給出對策。“調減”玉米種植面積就是去庫存的舉措之一。去年12月末，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工作會議提到，我國5年內擬調減玉米種植面積5000萬畝，主要在於“玉米出現階段性供大於求”。

“糧食作物要鞏固提升優勢區，適當調減非優勢區。” 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介紹說，重點是調減東北冷涼區、北方農牧交錯區、西北風沙幹旱區及西南石漠化區等“鐮刀彎”地區的玉米種植面積。到2020年，調減5000萬畝，其中2016年力爭調減1000萬畝。調減出的耕地將根據市場需求和農牧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青貯玉米、飼草、雜糧雜豆等作物。

認識到多年以來的連增對農業生產能力的透支，文件要求加強資源保護和生態修複，推動農業綠色發展。其中包括，加強農業資源保護和高效利用，加強農業生態保護和修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調減、輪作、休耕、退耕、替代種植等多種方式，會影響到糧食的一些產量，但這些舉措是讓農業邊際無效產能退出，最終是為了推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基於糧食進口屢創歷史新高的現實，又由於國內農業生產成本高企的原因，文件提到，要統籌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確保口糧絕對安全，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也有優化國內農業結構，緩解資源環境壓力的益處。最終的目標是“實現補充國內市場需求、促進結構調整、保護國內產業和農民利益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