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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救助——德國國內的「紙牌屋」

FT：當關於塞浦路斯救助方案的消息在上週六早上傳到德國首都柏林，因為該方案包含了要求塞浦路斯儲戶分擔部分救助銀行的成本，所以德國的反應是相對正面的。

德國的左翼和右翼政黨早就達成了共識，如果救助方案沒有儲戶分擔救助成本的條款，德國議會是不會通過這樣的方案的。這些政黨都承認，德國財長Wolfgang Schäuble很好地完成了救助方案的談判工作。

塞浦路斯的救助方案價值只有100億歐元，遠小於之前救助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救助金規模。但這次德國政界非常團結，堅持納稅人必須承擔救助銀行的一部分成本。

對於讓所有塞浦路斯儲戶分擔救助成本，而不是只讓超過10萬歐元的儲戶分擔，德國仍有一些疑慮。但救助成本分擔的原則是沒有疑問的。

這次德國國內的情況有點變化，反對黨社會民主黨（SPD）首次帶頭設定嚴格的救助方案條件，而SPD並不是默克爾領導的強硬派中間偏右執政聯盟的一員。

此前，SPD一直傾向於批評默克爾政府，認為默克爾政府過分吝嗇，對救助債務纍纍的歐元區夥伴國猶豫不決。所以SPD一直在德國議會給救助方案投贊成票。和支持環保的綠黨一樣，SPD一直支持各種救助方案，因為害怕金融危機會加劇，市場受驚。但這種主動負責任的行為並未贏得選民的支持，而今年卻是德國大選年。

然而，塞浦路斯的情況也是與眾不同的。因為外國存款流入，塞浦路斯銀行規模已經膨脹到該國GDP規模的八倍。多虧了塞浦路斯銀行部門的特殊情況，這次反對黨有機會佔據道德標準的制高點——起碼在德國國內的民主爭論中佔據了道德高點 。

SPD和綠黨齊聲呼籲，塞浦路斯必須放棄現有的「商業模式」——給俄羅斯富人存款提供避稅天堂的作用，特別地，塞浦路斯在接受救助前就應該行動。

對非擔保儲戶實施「減記」的計劃就來自於SPD。SPD還堅持，塞浦路斯最低10%的企業稅必須上調，塞浦路斯還應該加入德國、法國和其它一些歐元區國家陣型，引入金融交易稅。

本週一，SPD主席Sigmar Gabriel再一次排除了利用ESM救助基金直接重組塞浦路斯銀行業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行方案是實施存款稅。Garbriel表示，根據德國議會通過的ESM法規，這是「不合法的」。只有當制度成熟的銀行聯盟生效，並實施嚴格的共同銀行監管，修改ESM法規才會被考慮。

從某種程度上看，大選影響了SPD的態度。之前，默克爾把支持歐洲的立場，和對救助設定嚴格條件保護德國納稅人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在德國贏得了廣泛的支持——也就是用強硬換取團結。事實上，留給SPD的可操作空間已經很小了。

在2011年，今年大選挑戰默克爾的SPD候選人Peer Steinbrück和議會領導Frank-Walter Steinmeier曾共同在FT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呼籲有限使用歐元債券緩解歐債危機。去年，Gabriel也對通過設立債務贖回基金的類似債務共擔計劃表示支持。

歐元債券和債務贖回基金都沒有被正式放棄，但也沒有被進一步推進：一個支持這些計劃的沮喪的SPD歐洲專家表示，默克爾已經使債務共但計劃變成了大選毒藥。

德國大選6個月以後即將到來，大選的競選活動已經不斷增強根深蒂固的國家信念，一切要求納稅人分擔私人投資失敗成本的道德危機都必須避免。新成立的反歐元政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雖然不大可能贏得較多的選票，但還是使傳統大黨感到警惕——不能對納稅人的錢過於鬆懈。

如果今年德國大選產生了一個由默克爾的基督民主聯盟（CDU）和SPD組成的執政聯盟——在概率上說這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未來的德國政府也不大可能放鬆任何接受救助條件。強硬換取團結仍將是德國的標語。

中小企業占99％　德國怎麼贏？

德國企業收購歐洲或將導致惡性循環

許多歐洲危機國家的公司越來越地吸引著德國公司的注意，前者通常因為本國經濟狀況低迷而陷入困難處境，而這些公司通常會從德國進口大量貨物。現在德國公司開始對這類型公司發起收購，長期來看，或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德國大公司有興趣發起收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接受救助國家的經濟和就業市場被迫實施的改革，這使得公司聘用或解僱員工都更為容易，同時還能夠降低工資成本。

據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對於德國那些金融狀況良好的公司來講，危機反倒成了一個機會，這些公司在對西班牙企業併購問題上越來越活躍。」

德國公司開始收購那些原本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客戶或者供應商，後者大多因為近幾年經濟的衰退、國內經濟狀況和市場疲弱、銀行借貸限制嚴格等因素而疲於掙扎。

讓這些危機國家的企業頗具吸引力的原因是，歐元區的緊縮措施和改革會令收購獲得巨大利潤。而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正是因為以德國為首的領導人，這些危機國家才不得已通過緊縮和改革換取救助貸款。

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通常併購雙方的公司都有長期的互相瞭解，而且，恰恰是危機國家的公司一方是希望被收購的一方，因為他們非常需要資金。」

下圖可以看出，德國如果大規模對歐洲其它國家公司展開收購，長期的話很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歐洲地下經濟規模堪比德國經濟規模

一份Tax Research的研究報告顯示，基於未加權平均值的基礎上，歐洲地下經濟規模為歐洲整體經濟規模的22.1%，約為3.55萬億美元，這已經與德國經濟規模相當。

報告顯示，奧地利和盧森堡地下經濟規模在歐元區最小，為GDP的9.7%；保加利亞為35.3%，羅馬尼亞為32.6%，位居榜首。

主要經濟體中，德國地下經濟規模為GDP的16%，法國15%，意大利27%，西班牙22.5%。

ZH認為，從稅收損失角度看，這些數據令人震驚：地下經濟約造成8640億歐元稅收損失，相當於歐元區GDP的7%。

表面來看，由於稅收上升，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別無選擇，轉向了地下經濟。這對歐元區經濟是最大的威脅。這還有可能是「緊縮」一直不太成功的原因，因為通過傳統渠道徵繳的稅收少了很多。

各國地下經濟規模佔總經濟的比例圖表（佔%）：

各國地下經濟規模數值圖表：

各國稅收損失數值圖表：

16個歐盟成員國中，地下經濟造成的稅收損失，已經超過年度財政赤字的100%——這暗示在理論上，解決逃稅問題就可以解決年度赤字問題。

其實，歐洲各政府一直在就避稅問題進行各種努力，華爾街見聞在4月8日曾報導，盧森堡財長Luc Frieden宣稱，盧森堡將與歐洲國家加強在防止偷稅漏稅上的合作，這可能會結束盧森堡避稅天堂的地位。

當然，有關逃稅問題的焦點之戰還是在瑞士，相關深度報導見華爾街見聞的瑞士精神之戰。

ZH認為，政客們可能不會預見到，解決避稅問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即更多人轉向地下經濟。

德國：要啤酒還是要頁岩氣？

熊掌與魚不可兼得這句話，我們已經是耳熟能詳。最近，德國啤酒商對政府提出了這麼一個難題：頁岩氣和啤酒，只能選擇其一。

金融時報消息稱，因擔心水力壓裂技術污染水源從而影響本國啤酒的純淨度，德國啤酒製造商近日呼籲德國總理默克爾禁止使用水力壓裂法開採頁岩氣。據悉，德國政府正在試圖制定一項嚴格管理水力壓裂使用的規定。按照規定，對頁岩氣開採有強制性的環境影響研究，並禁止在水保護區內進行勘探。

但是德國釀酒聯合商會致函德國環境部長警告稱，除非可以排除水力壓裂法帶來的水源污染風險，否則政府不能通過制定的水力壓裂管理法。目前，頁岩氣開採中尚無任何技術可以替代水力壓裂法，同時也無任何證據顯示對水源的影響可以控制。

對於德國政府正在研究的管理規定，德國釀酒聯合商會拒絕接受，並聲稱，該建議根本不足以保護飲用水安全，因此會違反該國有關啤酒純淨度的法律，而這項法律在德國已有500年的歷史。

聯合會發言人Marc-Oliver Huhnholz表示，

「我們擔心水力壓裂技術會污染釀酒的水源。有一半以上的德國啤酒製造商都依賴私人水井。這會威脅到我們非常純淨的啤酒質量。」

作為天然氣消費大國，專家們估計在德國的地下存儲著大約230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夠德國30年的天然氣自給。德國政府顧問稱，

「以德國每年約860億立方米天然氣消費量來看，這項能源資源應該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來看待。」

但水力壓裂技術在德國確是「舉步維艱」。雖然聯邦政府針對天然氣的開發作了嚴格的規定。在德國議會上通過「水力壓裂法」規則提案已成定局，但德國各地為抗議天然氣新礦場勘探而建立的公民倡議團體卻層出不窮。

對此，德國化工集團BASF的CEO Kurt Bock評論道，

「水力壓裂在德國引發的焦慮是不應該的。我們既然有這麼多的天然氣儲藏在本國，為何要花費那麼多錢在海外？而不創造自己國家的就業機會和價值。」

球迷插手經營　德國足球隊翻身關鍵

Snowden曝美國情報部門竊聽歐盟機構 德國官員稱這像冷戰手段

美國PRISM項目揭秘者Snowden向《明鏡》雜誌出示的一份機密文件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竊聽歐盟機構，併入侵歐盟電腦網絡。

中新網援引據德國《明鏡》週刊29日報導稱美國情報部門對布魯塞爾發動網絡攻擊，地點在紐約和華盛頓：

報導稱，這份「絕密級」、日期標註為2010年9月的文件說明，歐盟是美國情報部門的一個目標，美國在布魯塞爾和美國的歐盟辦公室裡藏有美國的竊聽監控裝置，美國國家安全局一直在秘密監控著歐盟駐華盛頓外交使團。

報導還表示，有關建築裡安裝了微型麥克風，電腦網絡受到入侵，使得美國國家安全局能查看歐盟人員的電子郵件和他們的內部文件。 

此外，歐盟駐聯合國的代表也處於類似監控下。該雜誌說，約5年前，歐盟的安全專家曾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樓裡發現過電話和網絡竊聽裝置。最後的分析結果表明，這次攻擊的地點位於北約總部的一棟大樓內，這棟建築內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專家在使用。

另據報導，盧森堡外長阿塞爾伯恩表示，美國的間諜活動已經「失控」。「美國應該加強監控它自己的情報系統，而不是監控美國的盟友們。」

據FT報導，德國司法部長Sabine Leutheusser-Schnarrenberger對《明鏡》雜誌說：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針對歐盟搞的間諜活動，讓人想起[美國]冷戰時期的手段。

如果身在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歐盟官員確實受到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那麼美國人將很難用反恐這一理由來開脫。

歐盟首席外交政策官Lady Ashton稱：

[歐盟]正在就此事緊急要求華盛頓方面做出解釋。在得到華盛頓更多澄清之前，我們目前將不就此事作出評論。

法國外交部長Laurent Fabius稱：

法國正在敦促美國方面作出解釋。如果這是事實，我們將無法接受。

法國司法部長Christiane Taubira稱：

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是絕對的敵意行為。

歐盟議會主席Martin Schulz稱其對《明鏡》的報導深感擔憂和震驚，並警告說，如果竊聽屬實，這將嚴重影響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

SAP：十字路口的德國戰車

　　全球第三大軟件企業、大名鼎鼎的SAP於1972年創立於德國的曼海姆。其誕生頗為偶然。當時，IBM的一個研發小組為英國帝國化工（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在德國的工廠開發了訂單處理系統，但IBM德國分部拒絕接收這個項目。於是，開發小組的五個成員在此產品市場潛力的吸引下，離職自行組建公司，利用在晚間租用IBM主機的時間全力打造這款產品。SAP從而誕生。SAP的原意是系統分析和程序開發（system analyse and program development），名稱雖樸實無華，但在創建伊始就成績不俗。其後的40年裡，SAP更是一路穩步增長，逐漸成為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軟件市場（ERP）毫無爭議的領袖。

　　今天總部位於德國小鎮沃爾多夫（Walldorf）的SAP是一家大型的國際化企業，擁有6.5萬名員工，業務遍及130個國家，2012年收入高達162億歐元，並且近80%的財富500強企業都是它的用戶。雖然SAP主要服務於商務市場，但它的品牌認知度很高，在Interbrand全球品牌百強榜上，SAP高居第25位。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軟件行業，SAP是唯一一家可與美國大軟件集團爭雄並佔上風的非美國企業。

　　順應潮流，成就輝煌

　　SAP的成功完全是時勢造英雄。上世紀70年代初，IBM把硬軟件分開運作的決定直接導致了全球軟件產業的形成。當時的企業因自身成長的需要開始進行IT系統的現代化，以實現管理的規範化和信息化。但是，絕大多數企業都使用IBM的主機系統，利用低速低效的打孔卡進行信息的分析和報表處理。因此，商務市場對方便簡易的應用軟件需求非常迫切。以普萊特納（Plattner）為首的SAP創始人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機，率先推出採購庫存和財務綜合管理系統，它不需打孔卡，實現了標準化和數據的中央整合，方便易用，一經推出就深受用戶歡迎。其後SAP擴張到庫存、供應鏈（SCM）和用戶關係管理（CRM）等不同領域，並為不同產業開發個性化產品。隨著SAP產品類別的擴充，它的用戶基數也穩步增加。

　　彼時，大企業開始進行大規模國際化擴張，它們中的很多都是SAP的用戶。依靠搭乘用戶國際擴張的順風船，SAP輕易打入諸多海外市場，早在1989年，其海外收入就已超過總收入的25%。海外擴張的成功，讓SAP的成長極為迅速，上世紀80年代曾一度擁有逾100%的增長率。上世紀90年代中期，SAP成功開拓潛力最大的美國市場，從而進入發展的黃金階段。到1998年，SAP的銷售收入已高達48億美元，年增長高達50%，遠超所有競爭對手，並成為其一手打造的ERP市場領袖。一時間，德國戰車所向披靡，如日中天。

　　SAP早期的成功來源於它把握住了企業從大型主機向中小型機過渡的歷史契機，認準一個前景巨大的市場空白，率先打造出一個嶄新的產品類別，從而開創了ERP市場。作為這個新產品類別的開拓者和領導者，SAP在高速擴張過程中，穩打穩紮。首先，它充分利用和IBM硬件的兼容性來擴大用戶群。同時，SAP又和用戶緊密結合共同開發產品，極大地提高了產品的成功率。其次，它採取了合作擴張的戰略，和IT諮詢和服務公司聯手推廣自身的產品，不但彌補了本企業服務員工的不足，而且從這些合作中獲得了新的銷售渠道，通過拓展合作者網絡來支持自身的持續高速增長。正是這些戰略幫助SAP快速成就霸業。

　　文化保守，漠視良機

　　但進入2000年後，SAP的業績開始顯著下滑。其核心原因就是它沉醉於成功中而漠視了互聯網所帶來的巨大而深遠的時代變革。當時其用戶已看到互聯網的優勢，對SAP的產品和兼容性提出要求，以轉變為更加靈活有效的電商，但SAP對此毫無作為。當IBM和甲骨文積極利用互聯網對自身進行深層變革時，SAP仍在舊日的輝煌中徜徉，錯失良機。

　　SAP的企業文化是造成此戰略失誤的根源。德國企業通常嚴謹保守，封閉僵化，不願承擔風險，SAP亦然。其靈魂人物普萊特納從來都對美國高科技行業的發展態勢持懷疑態度。正因為此，儘管早在2000年，美國市場已佔SAP收入的1/3，但美國分部的高管從未被總部最高決策圈所接納，這種過重的德國情結促使大批美籍資深員工離職，轉而為競爭對手效力。保守排外的文化導致它在應對互聯網浪潮時措手不及乃至被重重擊倒。

　　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SAP開始亡羊補牢，第一次破例引入外援，如收購互聯網企業Commerce One和TopTier。通過這些收購，SAP開發了基於互聯網的應用軟件。更重要的是，它還引入外籍高管，如TopTier的創立人以色列籍的阿加西（Agassi），從而試圖轉變SAP封閉的產品文化。借此，SAP不僅顯著提高了新產品的開發速度，同時也推出了如用戶關係管理和供應鏈軟件等新的產品類別，與競爭對手Siebel和i2等爭奪市場空間。最終，SAP的業績開始回升，但到2008年又再度跌入低谷。業績起伏的核心原因仍然是它不再符合時代需求、僵硬難變的企業文化。

　　雖然SAP嘗試進行文化變革，但並無本質上的改變。10年前，SAP因文化問題未能有效應對互聯網的挑戰。其後，在云計算這一新技術浪潮來臨時，SAP也顯得步履緩慢。它的競爭對手甲骨文早在1998年就成立了第一家云端服務企業NetSuite，從2004年就開始將其所有軟件云端化，並於2011年完成了這項耗時7年的巨大轉型工程。而SAP卻只是想努力維持現有的產品，繼續延長過時的商業模式。其結果只能是SAP在新技術時代再次遭遇挫敗。

　　戰略錯誤，增長無力

　　作為一個古板固執的德國企業，SAP雖然一直依賴外部的IT諮詢公司為其用戶提供服務，但在發展核心業務上卻一貫遵循自主成長（organic growth）的發展路徑，並曾高調批評甲骨文的收購整合戰略。但它似乎沒有意識到，自身所處的並非穩定的加工製造業，而是飛速發展，技術不斷變革的軟件產業。任何一個企業都很難單純依靠自己的力量維持高速增長。正是出於這一錯誤理念，每當新技術浪潮來臨時，SAP的反應都很遲緩。相較之下，其競爭對手如IBM、甲骨文、微軟等則積極收購相關企業，以確保和時代同步，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和SAP在規模上的差距。

　　因為再難複製上世紀80年代的高速增長，再加上2008年股價遭受重創，SAP終於意識到在移動平台和云計算等新一輪技術浪潮的衝擊下，不收購將無法生存。2010年麥克德蒙特（McDermont）和施耐博（Snabe）共同出任CEO後，破天荒地開始一系列的收購，包括移動平台Sybase以及云計算企業SuccessFactors和Hybris。但SAP的收購力度仍然遠未及甲骨文、IBM等主要競爭者。而且，因為公司收購文化的長期缺失，SAP的整合技能和管理水平都將是嚴重制約其迅速發展的短板。

　　德國戰車，前路迷離

　　曾長期擔任SAP總裁的大學物理教授凱格曼（Kagermann）在企業業績低迷的2008年離任後，繼任總裁艾波泰克（Apotheker）卻讓德國戰車陷入了更深的泥潭。他的提價舉措引起了用戶的極大不滿，其後爆出非法下載甲骨文專利軟件一事，嚴重挫傷士氣。更主要的是，他讓SAP的創新能力進一步減弱。

　　2010年，麥克德蒙特和施耐博上任後，對SAP大力變革，不僅大舉收購，而且強調創新，關注移動、云端和內存式計算（in-memory computing）三大領域，並推出內存式計算的拳頭產品HANA—作為云計算的核心，此技術能使大數據存儲於服務器內存，完全代替甲骨文的數據庫，從而在提高速度的同時保持低價和簡易。目前，HANA正成為SAP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更重要的是，它有望成為SAP唯一一個云端化技術平台。

　　2010年換帥後，經過一系統的舉措，SAP業績上揚，似乎又開始顯現再度輝煌的信號。然而，表面的繁榮之下，更深層的危機尚未解除。

　　首先，全球商業已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市場極其動盪。企業賴以成功的核心技能是靈活性、速度和開放性，而SAP一手打造的ERP系統的基本理念就是嚴格的規劃、確定性和僵化的運作模式，這其實在本質上扼殺了企業運作的靈活性。這種產品適合大工業化時代的加工製造型企業，現在卻已過時。企業需要的是更簡單靈活、易於修改和調整的軟件系統，而非SAP複雜僵化的產品。另外，ERP是企業內部效率的管理工具，但現在的企業越來越需要跟蹤和分析外部用戶數據以獲得新的競爭力。因此，企業正轉向以內外數據兼顧的商業分析系統為導向的商業模式，即從規劃型向分析型企業轉化，而無法具備此功能的ERP正成為如水電一樣的公共效用產品，終將毫無差異化可言。所以，SAP需要對ERP這個產品類別的核心概念進行重大變革，否則，它的整體衰退將不可避免。

　　其二，在這個時代，因為高度複雜化的用戶需求和高強度的競爭，企業規模變得更加重要。因此，高科技產業正在進行第二次硬軟件行業的垂直整合。尤其在云計算領域，企業要想稱雄，必須要擁有自己的數據中心和硬件基礎設施，谷歌、亞馬遜、微軟和Facebook等都在此領域投入巨資。但SAP卻沒有自己的整體系統，仍依賴合作夥伴，如戴爾和英特爾來製造服務器，而且也只有一個中等規模的數據中心。同時，SAP的產品類別和IBM、甲骨文相比有很大缺陷，它只有應用軟件，並無核心技術平台，眼下的主打產品要想成為廣為接受的技術平台仍然前路漫漫。所以，在這個規模稱王、整合為綱的時代，SAP顯得相當單薄。它的合作夥伴戰略在早期助其成功，現在反成實現突破的障礙。SAP面對的是眾多規模龐大而硬軟兼備的競爭對手，包括IBM、微軟、甲骨文、谷歌和亞馬遜等，而它們很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把SAP排擠出局。

　　其三，更重要的是，SAP仍有深層的文化問題。雖然它的新總裁們似乎正在開創一個新時代，但SAP的文化仍然相當德國化，嚴謹、穩健和封閉為其主色調。SAP通過引入外援高管以促使其文化的開放，但它開發出的互聯網軟件如NetWeaver仍使用SAP所獨有的封閉技術，而非其競爭對手甲骨文所用的開放式行業標準。所以，儘管SAP業務已覆蓋全球市場，但它仍是一個封閉內斂的德國企業，而非活躍開放的全球化企業，這樣的企業將無法適應21世紀動盪多變、合作共榮的商業環境,目前風起云湧的云計算技術革命可以完全顛覆SAP的業務。有效應對此巨大挑戰的關鍵是痛下決心，如壯士斷腕般改變和放棄現有產品，從根本上重塑自己。雖然SAP收購了兩家云計算企業，但它恐怕沒有足夠的魄力對業務進行徹底轉型，其結果就是被新一代云計算企業和已經高度云端化的甲骨文等遠遠拋在身後。

　　SAP的另一個問題是它的品牌形象，雖然它的認知度極高，但形象古板老舊，對仰慕谷歌、Facebook、亞馬遜和蘋果等企業的新一代技術和管理人員而言根本沒有吸引力。徹底改變一個企業的文化，尤其是一個成功的德國企業的文化可謂難上加難。出身德國的SAP之所以能夠在ERP軟件市場稱雄就是因為這種軟件針對於工業化企業而生，從而能夠充分發揮德國技術人員嚴謹而優異的工程秉性，但這種嚴謹古板的企業個性既成就了SAP，也有可能成為最終顛覆它的關鍵。也許，SAP當初把總部設在一個德國小鎮就已限定了它的前途。如果不如IBM一樣進行深層的文化變革，未來的SAP很可能如舊時的IBM一樣陷入困境卻無法如IBM一樣重生。曾經戰無不勝的德國戰車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前路何在，尚有諸多變數。

避險天堂的優遇：歐債危機為德國省去410億歐元

對歐債危機，以德國為首的北歐國家納稅人有一點最為不滿：憑什麼拿我們辛苦幹活攢下的錢幫那些懶散成性的南歐人繼續享受福利社會的日子？話雖如此，有賴於德國國債在歐債危機中凸顯的避險天堂地位，德債的需求強勁，收益率相應下降，德國政府已經節省了大筆融資成本，這也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新說了。

德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10-2014年，根據德國政府實際支付的利息和預算的利息支出計算，節省的利息將合計達到409億歐元（合550億美元）。

同時，歐債危機迄今為止只讓德國付出了5.99億歐元的借款成本。

一方面，利息有了節餘，另一方面，德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使政府稅收意外大增。這些又進一步減少了新增借款的規模。

2010-2012年，德國政府實際發售的債券比計劃少730億歐元。

德國財政部還設法儘量增加低息的收益，推出利率較優惠的較長期債券。2009-2012年，久期未滿3年的短期債券在德國政府發債中佔比大幅下降，由71%降至51%。

《明鏡》根據財政部數據整理的以下圖表顯示了德國政府節約的利息。

固步自封令德國經濟奇蹟褪色

在金融危機的反襯下，令人羨豔的經濟成功使德國自我陶醉。作為歐洲製造業大國，擁有著歐洲大陸最低的失業率和幾乎平衡的預算，以及同中國相媲美的經常賬戶盈餘。

德國製造業的成功是上佳運氣和經濟改革成果完美結合的產物。

首先，在生產資料、豪華轎車和化學製品上積累的長期優勢，以及恰逢其時地對接新興市場快速增長的需求，讓德國獲益良多；

此外，施羅德政府在本世紀之初實施的勞動力市場改革極大地限制了工資，提高行業價格競爭力；

最後，僱主和工人之間融洽的合作氛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法國製造業的經理們羨慕他們的德國同行舒心的日子，由於德國工人接受更為靈活工作時間，因此德國製造業能夠更好更及時地滿足和服務客戶需求。

然而，這三大推動德國經濟走向成功的引擎正經受考驗。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趨勢趨緩，歐洲投資需求依然羸弱，造成德國產品國際市場需求減少。

與此同時，歐洲工資水平普遍走低，而德國工資水平得益於較低的失業率緩慢增長。

再者，德國基礎設施逐漸老化，使企業成本上升，靈活度下降。10年來德國公共投資增速一直低於公共資本折舊速度，德國在教育、研發方面的公共開支已經落後許多經合組織成員國家。

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那波投資熱潮後，德國的基礎設施曾一度相當健全。但是現在，坑坑窪窪的道路折現出基礎設施的老化。近期的洪水迫使從柏林通往西部的這條鐵路交通大動脈在今年餘下時間內關閉，從而導致從柏林到沃爾夫斯堡大眾汽車總部的時間增加一倍以上。高素質的工程師把大把時間浪費在堵車上，而不能富有成效地為客戶工作。在勞動力快速老化,合格勞動者日益稀缺的今天，這個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所有這些都增加了德國製造業的困難和成本，經濟數據也開始顯現端倪，目前每小時生產率停留在2007年水平，是二戰以來的首次停滯。

原則上說，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並保證大學和研究機構資金供給。資金來源並不困難，在長期減稅後，政府擁有上調稅率的空間。

雖然德國已經簽署了歐盟財政契約，包括限制公共借款的憲法修正案，但政府仍有一定的迴旋餘地。該規則仍然允許中央政府的結構性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35％。使用這些預計的盈餘及借貸是合法的，政府可以每年輕鬆增加200億歐元或佔GDP的0.75％公共投資。

然而，劇情並沒有按照劇本上演，政府試圖在未來幾年繼續保持盈餘微小增長，沒有計劃使用這些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選舉前，安格拉·默克爾執政的基民盟和反對黨社民黨競選政綱都不約而同指向所謂的財政責任。

如果他們信守這條競選承諾，將會給子孫後代帶來負擔。不管怎樣，和世界領先的製造業帶來的優勢相比，少量的政府赤字又算得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