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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聚落」的概念,早在一八九○年就由英國學者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提出,當時聚落的競爭力,被當作一地產業發展的指標。一個世紀後,由美國學者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再度發揚光大。 波特認為,產業聚落不僅是一種地理指標,當地供應鏈整合、產學合作機制和人才聚集效應,是一地面對全球化競爭時,最能發揮產業實力的方式。 世界經濟論壇(WEF)最新出爐的〈二○一三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台灣聚落發展程度全球第一,整體競爭力卻不如德國、日本、新加坡和其他北歐國家。要如何善用台灣聚落優勢,讓國家競爭力再升級? 本刊越洋專訪兩位德國產業經濟發展專家:德國政府智庫「波昂產業研究中心」(Institut für Mittelstandsforschung Bonn)所長麥可.赫茲(Michael Holz),以及德國發行最大的財經報紙《德國商報》首席經濟學家德克.海曼(Dirk Heilmann),請他們從德國經驗,為台灣產業發展把脈。 第一課:技術要突破別再砍成本,用創新拚活路 赫茲認為:「德國聚落發展唯一的路就是創新。因為我們是非常成熟的經濟體,工資、成本比鄰近東歐國家高了三分之一,除了技術領先,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因此,翻開德國創新研究中心的報告,目前德國密集發展的聚落,以生技、行動通訊和綠色能源聚落為主,傳統機械聚落的發展和籌資程度已落到中段班。比對台灣當前在亞洲的競爭位置,傳統製造業聚落仍然欣欣向榮,但是,鄰國如中國、東南亞的競爭急起直追,台灣聚落必須從技術上尋求新的突破。 「荷蘭、瑞士也是小國家,人均出口產值卻是世界前兩高,原因是他們的產業突破不是成本導向,而是尋求工藝和產品創新。」赫茲解釋,成熟市場中的產業聚落發展,必須鎖定在產業創新的領導地位上,搭配健全且開放的金融市場,才能讓優勢發揮到最大。 經濟學家薩拉依馬丁(Xavier Sala-i-Martin)研究提到,國家產業發展分為三階段:成本因素導向、效率導向、創新導向。這是一種動態進化的過程,目前創新導向的國家包含北美、西北歐各國、日本以及台、韓、星、港;中國仍落在第二階段的效率導向。這是一種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台灣產業不該回頭比拚成本或規模,而是仿效瑞士,做出技術差異化。 台灣市場規模相對小,且缺乏大企業做為產業火車頭的經濟體,反觀德國企業雖有九九%為中小企業,僅有一%的大企業,卻有雙B、福斯和西門子等世界知名公司。台灣則是個代工為主、知名品牌不多的經濟體,如何與擁有人口紅利的國家抗衡? 第二課:市場要專一別再跟主流,做別人沒有的產品 海曼認為,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會是台灣的出路。雖然跨國談判主動權並非掌握在中小企業手中,卻可積極要求政府談判,增加手中的籌碼。尤其台灣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優勢,上下游生產鏈整合快速,在平等租稅競爭下有優勢。 海曼接著解釋,回到企業經營者本身,面對世界舞台,在缺少規模生產的條件下,許多人會猶豫要發展多元產品,還是專注同一條產線上。海曼說:「專注在一項利基市場,必然是唯一的選擇。」 以德國中小企業中的「隱形冠軍」為例,僅不到兩成活躍在總產值四十億美元以上的中大型市場,這意味著,德國八成具領導地位的中小企業,都是專注在小規模利基市場。他們不仿效主流產品,而是在自己的領域中找出求生之道。 第三課:環境要人性注重技職教育,以尊重激出軟實力 柏林圍牆剛倒塌的一九九○年代,德國整體經濟遠不如現在強盛,經過二十年產業革命,成為現今歐洲第一大經濟體,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德國模式(German Style)」甚至成為英國、法國取經對象。 台灣應如何改善基本面,成功發展出Taiwan Style?赫茲和海曼給了一模一樣的答案:並非吸引外資、改善生產流程,或是增加專利數,而是「尊重員工、注重技職教育」。 赫茲解釋,「創新」完全講求軟實力,而創新不能不從人開始。因此,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才能夠讓員工的潛能充分發揮。 員工訓練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德國擁有最完整的產學合作教育。學生高中三年級開始,超過一半會到工廠實習,學習專業技術,留在學校的時間只有二分之一。十七歲開始精進工藝,勞工水準成為德國產業的基石。 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台灣仍有最優秀的聚落發展。提升競爭力是一條漫長的路,台灣必須發揮小而強的差異化戰術,才能在前有強敵、後有追兵的狀況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