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1月,銀行結匯9923億元人民幣(等值1620億美元),售匯10427億元人民幣(等值1702億美元),結售匯逆差504億元人民幣(等值82億美元)。這已經是銀行結售匯第六個月呈現逆差,但規模小於12月份的571億人民幣。
華爾街見聞的網站曾提到,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稱,銀行結售匯逆差和其他諸多指標早已顯示我國出現資本外流且流出壓力逐漸加大:
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已逐漸發生逆轉。2014年第一季度,反映零售市場外匯供求關系的即遠期結售匯差額(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重複計算的影響後,即“即期結售匯差額+未到期遠期結售匯差額變動額”)為順差1649億美元,第二季度順差降至僅有25億美元,第三季度轉為逆差305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進一步增至513億美元,較上季增長了68%。全年,即遠期結售匯順差85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了74%。
進出口順差擴大不反映為外匯儲備增加。2014年第二、三季度,海關統計的外貿進出口順差合計達2144億美元,同比增長69%,而同期國際收支口徑的外匯儲備資產(剔除了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的估值影響)僅增加了224億美元,同比少增85%,其中第三季度外匯儲備資產實際減少了4.3億美元。相應的,第二、三季度,在經常項目順差分別為734億美元和722億美元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連續兩個季度凈流出,分別為162億美元和90億美元。第四季度,海關統計的進出口順差1262億美元,與第三季度水平大體相當,同比增長39%,而外匯市場卻持續供不應求,且供求缺口環比還擴大了68%。因此,當季出現資本項目逆差增加、儲備資產下降更多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符合“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越多”,或者說“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規律。央行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余額變動也早現端倪。2014年末,央行外匯占款余額27.1萬億元,較上年末新增6411億元,增幅較上年減少了77%。其中,第一季度增加7879億元,第二至四季度連續負增長,分別減少了18億元、113億元和1334億元,這與各季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動趨勢大體一致。2104年末,央行公布的外匯儲備余額38430億美元,較上年末新增217億美元,增幅較上年回落了96%,也反映了全年外匯儲備資產較上年少增73%的基本事實。從季度數據看,第一、二季度外匯儲備余額分別增加1268億美元和451億美元,第三、四季度分別減少1055億美元和447億美元。第四季度,之所以在外匯儲備資產降幅由上季4.3億美元增至293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余額的減幅反而收窄,主要是因為當季美元匯率升值勢頭較三季度有所減緩,而其他資產價格的漲幅增大,正負影響相抵後,估值效應對外匯儲備余額的推低作用有所減小。
除了近期頻繁的逆回購操作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本月4日晚,央行宣布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財經網援引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稱,降準只是為了緩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所帶來的影響:
降準後市場情緒高漲將會是短暫的;降準背後含義更多是是對儲備資產的管理,而非大幅度寬松:在市場漫長地等待之後,央行終於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此前央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充滿了克制的言論,並釋放了不願意大幅放寬貨幣政策的信號。降準後,海外中國市場無論是利率產品還是股票都大幅走強,但是隨著交易到尾盤時卻回吐了部分漲幅。許多市場人士認為降準的時間點是個意外的驚喜,我們並不能茍同。昨天,中國最新的的經常性賬目、資本賬目和金融賬目數據顯示,中國自2014年3季度起一直出現資本外流的情況(不能等同於資本外逃)。同時,央行的外匯儲備也開始下降。在近二十年的歷史上,中國曾出現過三個降準周期:1997年底至1998年、2008年底和2012年上半年。在每個降準周期均伴隨著資本外流的現象(圖表1,紅色長方形標示)。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賬目之間必須平衡,除非該國央行通過建立外匯儲備幹預外匯市場。中國一直是個“雙順差”的國家。央行一直在回籠外匯並壓抑人民幣的匯率,同時積累外匯儲備,並利用存準率鎖定過剩的流動性。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約對應的是120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的20%(存準率)。鑒於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央行再沒有必要把存準率維持於20%(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可以理解的是,在上述的情況下,2015年將有更多類似性質的降準。但這種降準只是為了對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的下降,而不應被視為大幅度寬松。
根據外管局,銀行代客結匯9145億元人民幣,售匯9859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逆差714億元人民幣;銀行自身結匯778億元人民幣,售匯568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順差210億元人民幣。
同期,銀行代客遠期結匯簽約1215億元人民幣,遠期售匯簽約1575億元人民幣,遠期凈售匯359億元人民幣。截至本月末,遠期累計未到期結匯8356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售匯7870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凈結匯486億元人民幣。
2015年1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收入18415億元人民幣(等值3006億美元),對外付款16165億元人民幣(等值2683億美元),涉外收付款順差2250億元人民幣(等值36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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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置業顧問公司Knight Frank的報告,中國已成全球“富翁出口大國”。
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浪潮,在截至2013年的10年中,移民或者獲得海外公民身份的中國富人超過了7.6萬名。
Knight Frank援引移民律師事務所Fragomen匯編的數據稱,澳大利亞是中國富人移民的首選地。在截至1月的兩年中,澳重要投資者簽證(Significant Investor Visa)申請者中,中國人的占比超過了90%,達到1384人。中國人也是英國和美國高凈值簽證(high-net-worth visas)最重要的申請者。
Knight Frank研究部主管Liam Bailey告訴彭博新聞社,“最終來說,是中國富人存在移民的訴求。”有些人是為了工作,他們“試圖成為國際化的參與者,因此足跡需要達到倫敦、紐約和洛杉磯,企業重新分配員工的工作地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根據Knight Frank的報告,去年前九個月,申請英國tier1簽證的中國人超過了300名,該簽證要求申請者在英國投資至少200萬英鎊。此類簽證的703名申請者中,俄羅斯人也超過了160名。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巴克萊銀行去年9月報告稱,將近一半的中國富人正考慮在未來五年期間遷往發達國家,以為子女尋求更好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當時日經中文網報道稱,富裕階層離開中國的理由形形色色,包括想讓孩子接受發達國家的教育、保護私有財產、以及逃避大氣汙染等。
因中國人遞交簽證量暴增,美國去年8月時便出現了本財年投資移民簽證名額告急的情形,這是史無前例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表示,從8月底到2015財年(2014年10月1日開始),中國投資者無法再申請EB-5(投資移民)項目。
最受全球富豪追捧的國家
Knight Frank的報告顯示,印度成為僅次於中國的“富翁出口國”。在同一時期的十年中,移民或者獲得海外公民身份的印度富人達到了4.34萬人。排名第五的俄羅斯也到達了1.4萬人。
同一時期里,移民英國的富人超過11.4萬人,使之成為最受全球富豪追捧的目的地。新加坡和美國分別以4.5萬和4.24萬人成為第二和第三受歡迎的國家。
該報告稱,由於銀行業透明度增加,瑞士對“移動型富人”的吸引力下降。曾經移民瑞士的人重新移民去了新加坡、英國和阿聯酋。
報告還指出,由於新的監管規定和政府間越來越多的收稅數據分享,“發現難以購買外國房地產的潛在買家正在變多,盡管現在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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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未看到資本外流現象,我們出現的是資本凈流入。”昨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綜合司司長王允貴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道。王允貴還表示,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只剩下“最後一公里”,而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外匯局了解,2015年以來,外匯局繼續保持對異常外匯資金流動的高壓打擊態勢,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外匯局將銀行作為重點檢查主體,去年年底外匯局開始專項檢查銀行外匯業務,打擊違規經營,遏制外匯業務違規經營和違法犯罪行為,專項檢查仍在進行,將延續到今年5月份。”一位熟悉監管層的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
資本流出現反轉
外匯局數據顯示,2015年1~2月銀行累計結售匯逆差254億美元,有市場人士擔心我國有跨境資金大規模流出。對此,王允貴表示,2014年8~12月,跨境收支確實出現了一定的凈流出,也就是企業和個人通過銀行發生的跨境收支出現了流入小於流出的狀況。但今年1~2月情況出現了反轉。
數據顯示,今年1~2月跨境收入減去跨境支出之後的凈流入是551億美元,同比增長38%,其中在貨物貿易項下凈流入449億美元,同比增長5.6倍。
對於銀行結售匯今年前兩個月出現的逆差,王允貴認為,可以從兩個角度看。第一個角度,很多出口收入沒有結匯,而是變成了外匯存款。1~2月份,出口收入換成人民幣的比例大概下降了10個百分點,企業個人的外匯存款1~2月份增加了639億美元,所以,可以理解為結售匯的順差或者逆差是在央行的外匯儲備和民間的外匯儲蓄之間出現了一個結構性的調整。
“也就是說,民間的企業和個人正在優化它的資產負債表的幣種結構,更多增加了美元資產的持有,而不是資金流出了境外。”王允貴表示。
王允貴還以數據加以佐證,1~2月出口收入換成人民幣的比例大概下降了10個百分點,企業和個人的外匯存款1~2月增加了639億美元。另外,1~2月海關統計的貨物貿易順差是1206億美元,同比增長11.8倍;實際利用外資225億美元,同比增長17%,兩項合計超過1400億美元,國際收支基礎數據不支持資本流出說法。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也公開表示,中國國際收支上,絕大多數資金的進出都有正常的貿易和投資背景,但是也有一些可能與熱錢有關系的,從中國現在的情況來講,這並不是很厲害,“世界上有一些其他的國家資本外逃是由於對本國的環境喪失了信心,認為財富沒有保障,所以資本外逃。中國也有這種現象,但是與正常的投資貿易相比,這個數量也不是很大。”
人民幣和資本
從去年11月初開始,人民幣匯率開始走弱,進入2015年後出現連續大幅跳水。今年2月底,央行再次降息後,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和即期價,以及離岸人民幣遠期匯率均出現大幅跳水,且多次觸及跌停價位。去年初至今,人民幣貶值幅度達到3%。
資本外流在去年四季度最為明顯。外匯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960億美元,但分季度數據來看,2014年全年跨境資金流動重現“鐘擺式”的雙向波動:一季度跨境資金延續了2013年底的大規模凈流入態勢;二季度凈流入勢頭明顯放緩;三季度轉為凈流出;四季度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有所上升。
一位金融市場分析人士告訴記者,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的一個明顯結果就是外匯賬戶的資金流入規模達到創紀錄水平,而人民幣存款則相應減少,而外匯存款的激增又導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增強。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1月末,本外幣存款余額126.43萬億元,同比增長14.0%。其中,當月末外幣存款余額6557億美元,同比增長26.2%,當月外幣存款增加452億美元。而到了2月份,外幣存款增加187億美元,外幣存款余額繼續大幅增加,達到6744億美元,同比增長27.6%。
“若經濟表現持續走弱且資本外流狀況持續,中國可能將迎來更多輪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巴克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常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央行副行長易綱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曾指出,中國經濟開放度越來越高,匯率波動是正常現象,且相對於其他貨幣,人民幣相對穩定。中國企業、個人、金融機構都在優化資產負債表,調整資產的貨幣結構和負債結構是合理正常,但也要警惕不正常的跨境流動。
易綱此前還提到,未來人民幣將保持穩定,人民幣如今已進入雙向波動期,基本面持續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支撐。
“最後一公里”
周小川近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今年推動人民幣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本報記者從外匯局了解到,今年2月外匯局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取消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核準在內等多項措施。
王允貴表示,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管理行政許可已基本取消,現在85%的資本項目都實現了可兌換,可以說在實現可兌換路程上只剩下“最後一公里”。
外匯局資本項目管理司司長郭松也表示,過去5年,外匯局將資本項目的行政許可事項從50多項減少到17項。下一步還要繼續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減少對交易的審批和幹預。
“抓改革和防風險要齊頭並進,我們需要充分評估資本項目可兌換後對跨境資本流入和流出可能帶來的影響。”王允貴表示,“現在很難判斷一旦資本項目完全實現可兌換後,資本會流入還是流出。”
王允貴認為,在當前改革的環境下,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切實可行的。在推進過程中,外匯局會把風險的問題、資本流出的問題當做重中之重的任務去考慮,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答中外記者問時表示,在金融風險上,中國的確存在著個案性的金融風險,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外匯局報告指出,2015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仍將面對諸多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因素。今後一段時期,我國將繼續呈現跨境資金有進有出、雙向震蕩的格局。
至於不確定方面的具體情況,外匯局認為,雖然我國貨物貿易持續較大順差,人民幣利率繼續高於主要國際貨幣,但由於影響因素日趨多樣化、複雜化,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仍可能出現較大波動。
外匯局在《2014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指出,2015年,外匯管理部門將主動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順應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堅持推改革和防風險並舉,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推動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至於人民幣這次納入SDR籃子的可能性有多大,王允貴表示,在推進SDR工作中,最主要是做好國內相關改革,推動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進一步穩歩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可兌換,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交往中自由使用的程度,人民幣加入SDR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瓜熟蒂落的結果。
台灣社會紛亂,經濟低迷,年輕人看不到未來,大學應提供什麼價值觀給學生? 資源有限的高等教育,面臨國際上的人才競爭,又該如何突圍? 《今周刊》特地專訪台大校長楊泮池,談他的憂慮與建言。 撰文•郭淑媛、林思宇 楊泮池 出生:1954年 現職:台大校長、中研院院士 經歷: 台大醫學院院長、 台大醫院副院長、內科部主任學歷: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婚姻:已婚,育有1子1女台灣很小,天然資源有限,可以跟人家比拚的是人民教育素質 好,譬如捷運站、電影院排隊井然有序,我們應利用此優勢。雖然大家會抱怨很多事,但應看久看遠一點,這些優勢應該更把握,讓它好能更好,但最近大家沒有把 這件事做好,這是我比較關心的。」台大校長楊泮池以他一貫不疾不徐的聲調,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不待提問,第一句話就道出他對台灣社會的憂慮與期待。 台灣社會近年充斥焦躁情緒,政局混亂,經濟低迷,年輕人看不到未來。大學身為社會良心,能否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楊泮池在八月初反黑箱課綱運動時曾提出,「若課綱微調程序有瑕疵,應停下來好好溝通,把民主程序走完」主張,擲地有聲。 在此同時,台灣高等教育近年面臨中國、新加坡與香港強大的人才競爭壓力,身為大學龍頭,台大要如何因應? 訪談過程中,楊泮池雖擔心年輕人未來沒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面對諸多問題,他多是正面思考。對學生,他強調要發揮利他精神,鼓勵挑戰權威,培養多元能力;對社會,他呼籲投注更多資源在高等教育,並倡議產學合作,給年輕人更多機會。 在他背後,是高掛在校長室牆上的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楊泮池所思所想大概也從這裡出發。以下為訪談重點:談利他 一定要做一些對社會正面的事台灣社會缺乏正面能量,我希望以正面思考來引導學生,讓他們知道什麼方向是對的。 以前當醫學院院長時,新生進來,醫學人文課第一堂,我會告訴學生,你進到台大,是社會給你很多機會,希望你畢業後,一生一定要做一點事,這件事不論多微 小,對社會是要正面而且幫社會往前走,每個人都這樣做,社會會更有競爭力,更和諧且更永續發展;事實上,在各行各業都要有這個想法。 以前台大學生注重書卷獎︵各系全學期學業總平均前五%學生可獲獎︶,在意比同學多○.一分,但多這○.一分又怎樣?我出任校長後,全面推動利他獎,由學生 自己選,希望鼓勵同學做對社會有益、正面的事或典範,幫助同學、社會或弱勢,發揮利他精神,在校慶、院慶時頒獎表揚,在學生申請學校留學時,我們會大力強 調這點。 利他獎在台大醫學院實施六年,在整個台大實施二年,成果是很多學生感受到利他精神的鼓勵,會組社團做有益社會的事。 利他是關心周遭的人以及關懷社會,你能想到並幫助人,即使再小,每個人都這樣想,整個社會累積起來就很多。 學生畢業來找我,我會告訴他們,台大學生畢業二、三十年,相對來說,在各行各業會有成就,但希望大家追求成就時必須有所選擇,如果是用掠奪式、讓周遭的人會損失或痛苦,這是不應該的。 成功有很多方式,你可以同時幫助別人,而且也讓自己有成就。 談學運 盲目相信權威,無法青出於藍談到學運要回到教育的本質。醫學院第一堂課,我也會跟學生講,不要盲目地相信權威。你希望學生青出於藍,但若學生盲目相信權 威、相信教科書與老師講的話,就無法跨過門檻,學生表現永遠無法比老師好,因為很多教科書寫的不一定對,你一定要有能挑戰權威的想法。 這是教育的基本原則,應該容忍並鼓勵多元,讓學生有多元思考能力,包容學生批評你、讓他說出不同意見。 延伸來看反課綱運動,應該高興學生能表達意見,不是學生聽老師講才是好學生,對不同看法應用包容方式,好好溝通,事情會比較好。 談高等教育 應正視教授頻被挖角警訊人才是正常分布曲線,台灣要有競爭力,得讓分布曲線往好的這邊走。高教人才投資應更多,但現在是反過來,比起中國、香港、新加坡差太多,人才一直被吸走,不止好學生被吸走,連老師都被挖走,台大有這種危機。 這是警訊,政府應有策略,很多事不是學校可處理,經費有限;中國的北大、清華經費是我們五倍、十倍,甚至連復旦、浙江等一堆學校經費都比台大多,你怎麼跟人家競爭?人家投資更多,我們會一直被拋在後面。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對台大有幫助,讓我們進步,但別人比我們更有錢,進步更多。邁頂計畫這幾年一直縮,也進入尾聲,政府應更有視野一點,讓國家有競爭力的投資若不做,問題會很嚴重。 目前整體教育經費是增加的,但應好好思考,全面照顧、均分就會死掉,一個制度FIT︵適用︶所有學校會很慘,齊頭式平等,讓我們更沒有競爭力。 台大目前只能開源節流,用最少資源維持競爭力,盡量讓與產業界合作的經費來幫忙資深老師,再把大部分資源來幫忙年輕、新進的老師,讓他趕快站起來。 台大今年有十幾位老師被挖走,電資、管理學院等各系所都有,被香港、新加坡、澳門以五倍薪水挖走,無法聘到好老師,讓我更擔心學校發展。我們的薪水相對其他國家差很大,有些系所是校友捐錢用永續的方式幫忙新進老師,但也只有三年、五年,更不是每個系所都可做到。 除此之外,目前有些大學系所招不到人,台大還好,被視為較無競爭力的科系要動態調整,但全面減收是不對的,很多企業在萌芽階段,減收業界需要的碩博士生人才,企業會更慘,要更有彈性。 對人文社會科學,學校則會多開一些課程,讓學生具備多方面專長,如資訊處理、金融、經濟、管理等,讓學生畢業可以跨足不同職場,多元發展會更好。 至於大學學費是否調漲,得看社會氛圍。學費漲幾千元,對校務基金幫助有限,政府稅收投注高教是應該的,硬要漲學費得要好幾倍才夠,必須等社會經濟好一點時再來大改變,現階段要大改變可能社會無法承受,不是很妥當。 談技職教育 薪資不該與學歷掛鉤技職教育很重要,人才不一定要名校畢業,在各行各業專業上做得非常好就是人才,社會應調整觀念。目前社會上一個很大的隱憂,是技職教育 變成升學主義。社會價值觀也要改變,薪資結構與學歷掛鉤絕對不對,應與能力掛鉤,甚至有能力就應當Leader(領導者)。 此外,現在高中只上二年半,很多高三課程都沒在上,學生推甄無論過了或沒過都無心上課,高中校長就說,希望把高中三年還給高中,才能把學生教好,大學把選才時間稍微延後會比較好。我也覺得要調整,這影響很大,學生到了大學,基礎科學能力不夠,我們須花更多精神去教。 談產學合作 將學生訓練成業界需要人才我們應該要用健康宏觀的角度看待產學合作,讓學用落差減少。台灣電子業要更領先,若沒有足夠研發人才會很慘,企業界會抱怨學校沒有培養需要的人才,其實學校與業界要共同培養需要的人才。 業界老師專業很強,可以來當實務老師,共同來指導學生。我們的老師也可以與業界合作,共同研發他們需要的東西,碩博士生可以被訓練成業界需要的研發人才。 台大大學生畢業後大部分會留在學術界,但以比例來看也有很多人會到業界服務,所以我才會希望企業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知道企業文化與專業知識的需求,他們回到學校才可重新規畫學習課程,以符合業界需要。 不過,老師兼職、產學合作或借調,教學時數一定要維持,或要有替代人力來幫忙教學,因此產學合作有回饋機制,很多資源是來補足人力,一定要在規範下進行。 整體來說,我會擔心年輕人如果沒有更好機會、沒有更好競爭力,那麼,台灣的未來發展是令人擔憂的。 面對低薪環境,年輕人要勇敢一點,外面環境有很多挑戰與困境,光是抱怨於事無補,最重要是讓自己能把握現在,抓住現有的機會。社會也要鼓勵年輕人,不吝於給年輕人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去闖、站起來。 台大EMBA校友經常會問我,是不是需要捐助清寒獎學金,我會說,我們的確有需要,但我對EMBA校友有不同期待,因為他們都是奮鬥成功的典範,應回過頭 來給學弟妹或其他年輕人更多機會,到他們的企業或公部門去實習或學習。結果,有家企業今年增加三十二個實習機會,其中十六個給台大,送他們出國去實習。 有些人說台灣一代不如一代,我看不是這樣,只要有機會,年輕人真的可以做得比我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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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召開外匯管理政策新聞發布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政策法規司)司長王允貴對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以及跨境資本流動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程度的貶值。本周五(9月18日淩晨),美聯儲將會公布議息結果。這一決定將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帶來怎樣的影響?是否會造成境內資本外流的壓力?
王允貴表示,美聯儲加息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市場上也有廣泛期待,作為匯率形成的一面,美元加息必然帶來美元升值,相應的就是人民幣的貶值,“這在市場化過程中, 我們認為是正常的。但是對於資本是否外流,要看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情況,我個人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已經趨於穩定,不存在誘發大量資金流出的市場基礎。”
王允貴進一步解釋了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和資本流向的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今年8月份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貶值了4%左右,對歐元、日元、英鎊也有不同程度貶值。人民幣貶值,通過8月11日以來的持續釋放,貶值壓力已經釋放完畢。今年前7個月,人民幣對各國匯率的綜合匯率指數升值4.9%,實際有效匯率升值4.6%。所以,經過8月份以來人民幣對各國貨幣的貶值,預計8月份,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名義有效匯率都會回調,匯率失衡的問題也會得到糾正。
第二,要看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基礎問題。各國在判斷匯率升貶的問題,最重要看國際收支的狀況,有兩個基本概念,叫做外貿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個數據,中國前8個月,外貿順差大約是3335億美元,我們實際利用外資是超過800億美元。總體來看,每個月大概還有500億美元的國際收支基礎性順差,這個順差是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貶值基礎的重要保證。
第三,是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中國目前保持7%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仍處於世界上高增長的國家之列,高增長代表著高投資回報率,高投資回報率是有利於流入境內資金,同時有利於吸引境外資金的流入。
大學陸續放榜,部分台灣學生前往香港、中國求學,為的是學校國際排名及求職競爭力; 台灣優秀人才外流危機,已從白領蔓延到學生,須審慎看待。 二月底,熙來攘往的大學博覽會現場,有國內外近七十所大學參加擺攤,其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名校,還直接在現場對學生面試,進行搶人大作戰。才一個上午,就有近五十名高中生事前上網報名、帶著學測的成績單,完成港大的全英文面試,其中有兩名學測滿級分考生,已經確認錄取。 港、中釋優惠 吸引滿級生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跨出舒適圈,看準海外求學的競爭力,高中畢業即赴海外就讀。教育部統計,二○一○年到一四年,五年之間,出國念大學的人,從五五六人翻倍至一二八八人,除了傳統的歐美國家,鄰近以華人為主的中國、香港,也越來越熱門。 香港、中國收的都是台灣學生成績最頂尖的一群。《今周刊》針對高中畢業後,到香港、中國念大學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在回收的一○二份有效問卷中,有超過六成學生的學測成績超過七十級分,也就是說,許多本來可以念到台、政、清、交、成等傳統名校的學生,都決定出走。 香港、中國的大學會根據申請學生表現,提供全額或部分獎學金,以及學費全免、學費減半等多種方案。目前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綜合工商管理系二年級的歐陽瑜,當年學測考七十三級分(滿分七十五級分)卻沒拿到獎學金,只因前面還有七十四、七十五級分的同學,可見競爭之激烈。 為什麼同是華人文化為主的國家,台灣學生卻要選擇跨海就讀?在問卷調查中,學生談到選擇出國的前三名原因,分別是「更好的外語學習環境」、「學校國際排名、聲譽」以及「畢業後求職競爭力」。 以「國際排名、聲譽」來看,香港幾所名校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常占據全球排名前五十名之列;中國四大名校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國際排名,也都優於台灣的龍頭台灣大學;而香港更大優勢,是國際生多以英文上課,擁有更國際化的環境。 「我們學校就有約兩百位來自台灣的學生!」歐陽瑜念北一女時,就萌生到香港念書的念頭,她認為相較於學費昂貴的美國,香港距離近,又是英語授課,高二寒假時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體驗營,三天兩夜認識了香港學校的環境、上課方式,覺得很能適應,最後申請進入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外籍生多 拓展國際觀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統計,一二到一四年,申請就讀的台灣學生各有二○八、二五五和三三六人;錄取學生分別為三十二、四十四、四十六人。該校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王淑英表示,今年預計招收五十至六十名台生,將提供最高二八四萬元新台幣的全額獎學金。 「這裡的學期比較短、課業卻重很多。」才進入香港理工大學商學院一個學期,邱濬開的感觸良多。他說,香港一個學期大約只有十三周,但是每堂課要預習的教科書很多,而且都是英文,加上小組討論作業也多,所以上一門課要花的時間力氣,遠遠超過上課的兩到三個小時,「完全不像台灣的大學,還有營養學分。」不少台灣學生到香港、中國讀大學,受到「震撼教育」,皮繃緊了,收穫也多了。 「到香港念書,打開我的視野,身旁來自中國、香港的同學踴躍發言的態度,也迫使我必須養成對每件事獨立思考、積極認真的性格。」邱濬開說。「曾有一堂課要分組,八個組員來自六個地方,包括韓國、馬來西亞、台灣、香港、中國等。」歐陽瑜大一剛入學,就因著這堂課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思考都很不同。 另外,香港教授給分是依班上人數比率,僅一○%的人可以拿到A,由於成績影響申請交換學生、實習機會,課業競爭壓力很大;歐陽瑜甚至刻意透過不同打工,把廣東話學好,也是考量到畢業後求職,「雖然香港英語很通,但是廣東話才是在地的溝通語言。」至於中國,雖然礙於法規,無法來台舉辦說明會公開招生,部分大學學歷也不被台灣承認,但一○年起,開放台灣高中生學測成績達「頂標」,可免試申請中國一二三所大學。 「這裡的學生都很拚,教授教的理論也很扎實。」一○年第一批到中國念大學的陳建翔, 一五年自復旦大學政治系畢業,他認為中國很多大學課程,比台灣的研究所還要困難,曾有一門課「發展政治學」,教授書單開出了六十七本,每次上課就要檢討評論學生的閱讀筆記,加上給分和香港一樣採取線性分布,很難拿到好成績。 中國機會多 求職待遇佳 另外,中國和歐美大學交換學生很頻繁,陳同學在大四時,便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半年交換學生。 不只是求學過程扎實,在香港、中國念完大學,當地比台灣更好的求職環境,也是問卷中幾乎人人提及的優勢。一位就讀香港中文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系的學生即表示,「香港的國際酒店非常多,在這裡可以認識更多國際生,結交相同領域的各國專業人士。」「在這的機會和發展性,比台灣更高!」復旦大學畢業後,目前在上海擔任管理顧問的陳建翔,強調在中國求學花費低,三餐都有學校補助,實習時一天還有兩百元人民幣(約一千元新台幣)的薪水,工作起薪也遠高過台灣,同屆畢業的台生,在中國工作第一年,年薪不乏有人超過一百萬元新台幣,加上許多國際企業的中國總部都在上海,所以短時間內,他不打算回台求職。 台灣須努力 搶救競爭力 換言之,考量到長遠發展,即使台灣不承認部分學歷,仍有學生勇敢前進中國。建國中學畢業的徐晧元,目前就讀廣州中醫藥大學,他說,當年學測考六十四級分,申請上台灣的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最後決定就讀這所在中國中醫臨床領域排名第一的學校,「因為中國是中醫起源,台灣也不是很重視中醫這個學門。」未來他已經想好,會在中國考證照,不排斥到承認學歷的美國、香港等地工作。 台灣學生赴港、中讀大學的趨勢日增,以一五年大一入學人數約二十七萬人作基準,雖然出國念書僅一千多人,不到一%,但多是成績名列前茅者,多數人受訪時都不諱言,以台灣目前的薪資水平和就業環境,畢業後並不打算返台。 面對優秀學生外流,台大副校長陳良基說,「現在入學管道多元,國內的大學必須認知到,學生往外走會是常態。」教育部的各種留才辦法沒有起作用,各大學也需要增加國際競爭力;以台大來說,近幾年致力於創新教學,也啟動「台大車庫」計畫協助學生創業,並且和產業合作,提供學生畢業後與產業連結的管道與機會,讓高中生和家長對國內大學有信心。 優秀學生外流也許是國際化趨勢;但台灣各大學須加緊腳步,增加競爭力留才,才能避免流失下一代的競爭力。 撰文 / 賴若函 |
盡管6月末以來英國脫歐公投引發了人民幣快速貶值,但並未導致6月的中國外儲數據惡化。中國央行7日發布,中國6月外匯儲備32051.62億美元,較上月增加134.26億美元,重新站上32萬億美元關口。
分析人士認為,外匯儲備增加主要原因是國內資本流出壓力緩解,和去年“811”以及今年年初不同,此輪小幅貶值暫未引起基本面和市場情緒的變化。
資本外流緩解 外儲再上3.2萬億
7月7日,中國央行發布最新數據,6月外匯儲備32051.62億美元,較上月的31917.36億增加134.26億美元。今年3月開始,外儲扭轉了持續減少的局面,連續兩個月增加,上月掉頭下降後,本月再度增加。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6月外匯儲備的增長主要還是因為國內資本外流形勢明顯緩解,加之目前國內嚴格的結售匯實需管理,企業購匯受到較大約束。在個人市場不爆發集中購匯的情況下,保持比較穩定的結售匯格局很正常。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英國脫歐公投發生在6月23日,人民幣的快速貶值從6月下旬才開始,很多企業和個人仍然在觀望,不能確定這輪貶值是否會變成長期趨勢,所以短期內未必會刺激大規模的購匯反應。不過,韓會師認為,若人民幣進一步貶值,這種觀望或許會逐漸轉化為貶值預期,有可能在7月刺激結售匯逆差擴張,同時給7月外儲帶來一定的壓力,對此要保持警惕。
但在正式數據發布之前,由於6月24日英國公投結果意外脫歐,導致了人民幣開始新一輪的快速貶值,市場一度猜測,6月的外儲數據恐進一步惡化。但結果反而增加。
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中表示,“可能從6月份開始,外儲將重新進入一個下滑的周期,主要是在脫歐影響下,人民幣面臨緩慢貶值壓力,資金外流重新啟動。”
但實際數據卻出人意料。對此,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張瑜稱,此次貶值與去年811和今年春年兩次貶值的最大不同在於,基本面並未同步惡化。從結售匯來看,結售匯差額持續縮窄;5月銀行結匯明顯上升體現私人部門持匯等漲的情緒有所緩解,結售匯差額縮窄,出口結匯率與進口售匯率背離縮窄。
國家外匯管理局不久前公布,2016年5月銀行結售匯逆差125億美元,環比下降47%,日均逆差連續5個月下降,跨境資本流動形勢連續第5個月改善,好於市場預期。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是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出於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要進入外匯市場購入人民幣,帶來外儲增加。
此外,匯率計值因素貢獻100億美元左右。6月日元升值6.7%,歐元對美元貶值0.2%,多幣種結構的外匯儲備中非美元貨幣匯兌折算因素為6月外儲正貢獻約100億美元。
穩定預期很關鍵
外匯儲備的增減主要決定因素是跨境資金的流動,而資金流向取決於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如專家所言,很多市場主體對這一輪貶值仍處於觀望,但這種觀望或許會進一步加劇貶值預期。
6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再次強調,中國無意通過人民幣匯率貶值提升貿易競爭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7月6日發布通知稱,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境外金融機構遠期購匯需繳納20%的外匯風險準備金。這被認為是抑制境外短期做空人民幣的一個有力手段,也體現出了央行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決心。
張瑜表示,長期來看,國內經濟高增速、進出口貿易順差大、中美利差尚為正的背景下,人民幣並沒有長期貶值的基礎,沒有必要過度悲觀,要平常心看待人民幣加大波動,這是匯率形成機制更為市場化的表現。
謝亞軒稱,需要重視境外機構投資者配置人民幣的力量,該因素有望在下半年不斷發酵。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以及外匯和債券市場開放政策的推進,將帶來國外長期投資者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對中國外匯市場和債券市場都將產生顯著的影響。
21日上午,國新辦發布會介紹的2016年上半年外匯收支數據情況顯示,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情況明顯好轉: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持 續收窄並於5月轉為順差。專家指出,上半年一系列數據表明,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正逐步減緩,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預期也趨於穩定,再考慮到中國經濟基本面及 充裕外匯儲備的支撐,外界完全沒必要過於擔憂“中國資本外流”,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將能保持基本穩定。
資金流出壓力減弱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資本外流”成為了不少媒體、機構的熱點話題,其中不乏對“中國資本外流加劇”的擔憂。
而上半年的數據則用事實說明,外界的擔憂是多慮了。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2016年一季度逆差1248億美元,二季度逆差大幅收窄至490億美元,其中,月度結售匯逆差由1月份的544億美元,逐步回落到五六月份的125億和128億美元。
此外,就外匯儲備及外商直接投資等與跨境資本流動相關的指標而言,整體表現也好於外界預期。央行數據顯示,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32052億美元,較 上月增加134億美元,而市場預期為減少247億美元。商務部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694.2億美元,同比增長5.1%。
“結合上半年各指標的變現,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中國跨境資本流出壓力減弱’的結論。具體來看,上半年前半階段,我國的確面臨著較大的資本流出壓力,這主 要是受國際市場波動及市場未適應新匯率形成機制的影響。4月份以來,隨著市場對美元加息預期弱化、適應新匯率形成機制及我國宏觀經濟指標向好,前期悲觀、 看空的預期隨之淡化,我國資本流出壓力明顯減緩。”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人民幣匯率趨穩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指出,上半年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反映了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其中一點就是,市場情緒趨向穩定和理性,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減弱。
上半年,人民幣匯率預期總體趨穩。從境內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價差來看,今年1至4月份日均價差逐漸收窄,分別為419個、111個、94個和80個基 點;5月份雖然擴大至162個基點,但6月份又回落到97個基點。而上半年銀行遠期結售匯逆差大幅收窄也顯示,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趨於穩定。
對於人民幣匯率未來一段時間的走勢,外界依舊看好。東方匯理駐香港首席經濟學家紀沫認為,一些基本面因素支撐人民幣企穩。摩根大通資管公司策略師許長泰 指出,隨著9月份二十國集團(G20)會議舉行、10月份人民幣納入SDR等國際事件,人民幣匯率波動會相對平穩,繼續給予境內外投資者信心。
“人民幣本身就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且人民幣應對外界波動沖擊的能力正持續增強,而在能觀察到的周期內,美元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人民幣匯率預 期還將能趨於穩定。”趙錫軍說,而人民幣匯率與跨境資本流動密切相關,趨穩的人民幣匯率預期將有助於推動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穩定運行。
國際認可經濟向好
對於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情況的討論,有一點是市場分析繞不開的,那就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趙錫軍指出,上半年,我國經濟實現了6.7%的增速,增速仍位居 世界前列,經濟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且仍在持續推進。另外,我國繼續保持貿易順差,眾多經濟指標表現良好,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性條件,也是中國跨境資本 流動最重要的支撐。
中國經濟向好走勢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9日的最新預測在下調全球經濟增速至3.1%的同時,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上調了0.1個百分點至6.6%。國際評級機構標普18日宣布,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6.6%。
同時,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仍穩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規模占全球外匯儲備總規模三成左右。王春英表示,就外匯儲備的合適規模而言,無論是以外匯儲備的絕對規 模,還是以其他各種充足性指標,如外匯儲備相對於進口、外債等比重進行衡量,我國外匯儲備都是充裕的,有較強能力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是國家抵禦外部沖 擊的一個強有力的基礎。
“當然,也應該看到,接下來一段時間,美元加息、英國脫歐及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等不確定性因素還可能會影響我國跨 境資本流動的短期走勢。但這不會影響大局,我國已經具備較強風險防範、抵禦能力。在國內經濟紮實基礎的支撐下,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仍將能維持基本穩定的態 勢,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趙錫軍說。
國家發改委昨日發布《關於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重點工作部門分工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禁止醫療機構限制處方外流的方向再次得到明確。
《方案》 強調,加快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獎懲制度,結合醫藥分開、取消藥品加成等政策的實施,加強診療行為管理,防止過度治療等不規範行為,控制醫療費用。
《方案》 要求,醫療機構應當按照藥品通用名開具處方,並主動向患者提供處方,保障患者的購藥選擇權;推進各類所有制醫療機構設備共享,推動醫療機構間檢查結果互認,減少重複檢查,減輕患者醫療負擔。
《方案》 要求, 完善社會力量舉辦醫療機構的發展環境,在市場準入、社會保險定點、重點專科建設、職稱評定、學術地位、等級評審等方面對所有醫療機構同等對待,加快形成多元化醫療服務格局,擴大患者選擇權。推動醫生多點執業,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加快落實分級診療。
自2009年新醫改以來,一系列政策推動醫藥分開。此前出臺的多個政策文件均明確提出,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醫藥分開,禁止醫院限制處方外流,患者可自主選擇在醫院門診藥房或憑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
不過,多年來,在“以藥養醫”的醫療環境下,公立醫院主導處方藥市場的格局尚未完全改變。據海通證券測算,2014年國內醫院藥占比約為38%,如果壓低至30%,意味著1/4以上的藥品將被擠出醫院。在醫院用藥結構中,約55%為針劑、45%為口服制劑。由於針劑風險較大,在院外沒有註射渠道,因此只能是口服制劑流向院外,在藥品總量擠出1/4,且只能是占比不足醫院用藥一半的口服制劑被擠出,意味著1/2的口服制劑將被擠向零售終端。
業內人士認為,處方藥的導入,將對零售藥店的業務模式產生深遠影響,包括導入後零售藥店將直接對接大量的慢病和重大疾病患者,渠道價值和對工業企業的話語權將大幅提升,同時,患者資源以及大數據的沈澱,也將使零售藥店藥事服務、慢病管理等創新業務落到實處,並可能與醫保、商業保險產生更深層次的商業模式創新。此外,部分一向不重視零售市場的外資藥企,已經組建了零售團隊,包括阿斯利康、默沙東和賽諾菲等企業,紛紛涉足藥店零售市場。
(綜合來源:發改委網站、經濟參考報)
農村金融的發展依賴於存款資金的運用,但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存款外流的現象。
日前,在“精準扶貧與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青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山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周天蕓提交學術論文稱,這種大規模和持續的存款外流表明金融並未發揮對農村經濟的扶持作用。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人口科學》雜誌社與內蒙古自治區發展研究中心、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該論文以中國1942個縣(市)的“貸存比”,分析2010~2014年中國農村地區的存款外流情況發現,貸存比小於1的縣(市)占比為55%~68%,貸存比大於等於1的縣(市)占比為32%~45%。這說明中國農村地區存款外流較為普遍,金融支農的力度較弱。
其中,貸存比為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比值。如果貸存比小於1,說明農村存款外流;如果貸存比值大於1,說明金融機構支持農村的資金力度較大,不僅該地存款得到充分利用,而且還有外部的資金流入。
從區域特征分析,東部地區貸存比為0.63~0.80,中部地區貸存比為0.54~0.65,而西部地區貸存比則為0.66~0.80,中部地區各年度的貸存比最小且低於全國水平,東部和西部地區的貸存比較為接近,反映中部農村地區存款外流的情況比東部和西部地區嚴重。
通過進一步的分析,論文提到,對農村金融機構總體分析時,金融機構的數量越多,貸存比的變動也越大。分類研究時發現,兩類涉農金融機構數量越大,農村地區的貸存比反而下降,即兩類涉農金融機構的可及性越高,反而加劇農村存款外流的程度。
周天蕓分析原因稱,前者是隨著農村金融機構的支持和可及性程度的提高,農村存款外流會減輕,總體上,農村金融機構具有“輸血”作用。後者是兩類涉農金融機構主要以存款服務為主,沒有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實際上,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由於受政策支持,能夠憑借網點優勢在農村地區吸收存款,卻沒有相應經營農村貸款業務,沒有成為助力農村經濟發展的“輸血機”。
當前,中國正在全國範圍內推進“精準扶貧”。跟其它扶貧開發方式不同,金融扶貧側重開發式扶貧,以增強扶貧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為目標,積極培育和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增強貧困地區對金融資源的承載力,形成經濟與金融良性循環、相互促進的機制。
作為在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主體,金融機構理應充當“輸血機”,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和註入活力,但目前廣大農村地區的金融資源匱乏,存款流失問題突出,存款外流制約當地經濟的發展,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並沒有實現“輸血”功能,反而出現“抽血”的情況。而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導致其支持農業傾向於停留在口號層面。
周天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中國農村金融的困境,但扶貧工作是政策性的,本身就是為緩解市場失靈而設的。農村扶貧不會吸引資金回流,但在金融扶貧的理念和政策要求下,會給資金支持農村經濟留下空間。
她說,金融扶貧可以設計成“造血”而不是“輸血”,通過小微貸款和各種小微貸款的技術,建立農業風險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分擔和風險補償的機制,例如開展農業政策性的保險業務、擔保業務,進行農村金融創新,引導社會資金回流農村,從而有效促進金融支農作用的發揮。如果能夠完善中國農村的金融生態,比如新型機構、抵押設計、農業保險、金融意識和金融文化等,農村金融的經營風險將進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