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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嚴查個人“分拆購匯” 資金外流壓力緩解

小蘆(化名)是在北京上班的白領，其名下已經擁有一套住房。信奉“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小蘆並不看好國內火爆的房地產市場，於是她決定去美國投資置業，但手頭100萬元人民幣如何換成美元並打到美國賬戶?

根據《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個人每年只能購匯和結匯5萬美元，目前上述辦法依然在實施。這意味著，小蘆憑借“一己之力”一年只能換5萬美元。“不行就用土辦法，找很多人幫忙匯出去，100萬元找4個人差不多了，換匯之後把錢打到美國同一個賬戶，還算方便。”海外留學歸來的小張給小蘆出了個主意。

不過，這個辦法如今已經行不通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由於近期部分商業銀行接到了監管部門的口頭提醒， 通過多人“分拆交易”規避個人購匯額度的做法，將迎來更大檢查力度。

“這一規定一直在實行，政策並沒有調整，但是檢查力度會加大，銀行方面也有具體操作規範來防範上述行為。”某股份制商業銀行國際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商業銀行大力嚴查

去年12月1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曾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完善個人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15]49號，下稱《通知》）。《通知》要求：個人在辦理外匯業務時，應當遵守個人外匯管理有關規定，不得以分拆等方式規避額度及真實性管理。

“這一規定一直在實行，政策並沒有調整，但是檢查力度會加大，銀行方面也有具體操作規範來防範上述行為。”某股份制商業銀行國際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另外記者還從某國有大行相關部門負責人處了解到，近期，監管部門曾以口頭方式提示商業銀行關於個人“分拆”方式購匯風險，只是沒有下發書面通知。

最終小蘆選擇了讓在香港開公司的美籍朋友幫忙，直接通過朋友從香港賬戶把錢轉到了小蘆的美國賬戶，而自己則將人民幣打到了朋友的國內賬戶。“這個朋友在國內也用得到錢。”小蘆告訴記者。

中國銀行總行貿易金融部副總經理姜煦告訴記者，此前商業銀行對於個人外匯年度額度管理一直面臨著信息不暢通的難題。對銀行而言，只能看到個人在該行的購匯情況，例如中國銀行的一個客戶在該行購買5萬美元外匯，在農行購買5萬，建行購買5萬，然後將錢同時匯到美國同一個賬戶， 中國銀行並不清楚該客戶在其他銀行的情況。

但姜煦表示，目前外匯局有一個大數據監控體系，銀行對於個人客戶在銀行購匯的任何動作都要做國際收支申報報給外匯局，而外匯局一般會提醒銀行。同樣的做法也適用於多人分拆購匯後匯向同一個賬戶。

根據《通知》，外匯局及其分支局對規避額度及真實性管理的個人實施“關註名單”管理。

姜煦指出，這是一種事後監管的措施，如果個人購匯者年內規避了一次額度控制，一旦進入“關註名單”，第二次將不可能成功。對銀行而言，正常匯款需要客戶提供目的及貿易背景，如果是出國留學，銀行有一套自身審核要求。

四季度資本外流壓力緩解

年度個人購匯5萬美元遭遇嚴查，是否因其是影響未來匯率的重要因素?

招商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謝亞軒在招商宏觀電話會議上分析指出，整體來看，四季度外匯需求不會明顯上升。個人購匯5萬美元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力量被市場放大了。

根據謝亞軒估算，2015至2016年由個人購匯產生的購匯壓力主要體現在一二月份，當時人民幣大幅貶值，個人購匯規模估算在200億到300億美元之間。

謝亞軒指出，購匯額度當年用過之後，年內將無法再用。直到次年1月1日，額度才會重新更新。不超過300億美元的規模即便集中體現在單個月，也不會對市場造成非常顯著的影響。

根據外匯局公布的8月銀行結售匯數據，8月銀行結售匯逆差95億美元，環比下降70%，為2015年7月以來月度最低值。謝亞軒指出，分項來看，經常項目的結售匯出現明顯順差，主要來自貿易項下。其中貿易項下8月結售匯順差規模較7月增加了近150億美元，這是去年8月11日匯改之後極少出現的，說明數據明顯改善。

而對於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出壓力，姜煦認為，當前國內資本流出壓力不大。以中國銀行為例，今年支持了很多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境並購，都是幾十億美元的大項目，這些都是資本項下的收購，國家十分支持。只要是企業有實際需求，一般不會有很大問題。

“透視東北人口”之三：東北人口外流陷入惡性循環

東北的人口外流正在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經濟不景氣，對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於是更多人口外流;人口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的凈流出反過來又繼續拖累經濟的發展。

凈流出的人口流動現狀，再加上長期超低生育率導致的青壯年人口比例下降，成為東北振興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之一。

從凈流入到凈流出

東北曾經是重要的人口流入地，“闖關東”至今仍是許多人心中深刻的記憶。但人口凈流入如今已成為歷史。根據遼寧省社科院公布的《遼寧藍皮書：2016年遼寧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東北三省人口凈流入為36萬，十年後的“六普”則顯示，東北人口凈流出200萬人。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王廣州所做的測算也顯示了東北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在減弱。

王廣州采用了外來人口滲透率這個指標，當滲透率為1時，意味著在全國人口流動的格局中該地區處於與本地人口規模相當的人口凈流入水平。滲透率越高，意味著該地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越大。根據測算，2000年黑龍江省的省外流動人口滲透率為0.32，吉林為0.35，遼寧為0.7。而到2010年時，這組數據分別下降為0.21、0.26和0.63。

當一個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下降，同時意味著，它對本地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這就直接表現為人口的外流。黑龍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羅丹丹根據多年跟蹤調查結果介紹，東三省人口流出近年來呈現加速態勢，已成為凈人口流出地。

羅丹丹認為，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因素，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全國城鎮就業人員2015年平均工資》，2015年東北地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7319元，低於全國62029元的平均水平。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32176元，低於全國39589元的平均水平，位列東部、西部、中部等地區之後。

這樣明顯的收入水平落差使得很多青年人和技術人才選擇了“孔雀東南飛”。據黑龍江省一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系統幹部介紹，大學生的外流情況令他發愁。每年一到五六月份的畢業季，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大學附近賓館就住滿了從浙江等沿海省份前來招聘的人員。

具體到各市，人口凈流出的趨勢也非常明顯。齊齊哈爾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凈遷出37779人，2013年這一數字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趨勢。

東北人口外流首要方向是北京

東北人口外流情況引起各界關註。去年11月，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稱，衛計委目前正在部署東北三省的人口遷移流動調研。“東北這些年，據我們了解是人口往外遷，往外流。什麽人往外流，這種流動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是我們今年調查研究的內容。”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這一報告目前已經完成，預計將作為流動人口報告的一部分，於十月份公布。

盡管這一報告尚未出爐，黑龍江社科院、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調研基本勾勒了東北人口外流的路線圖。王廣州介紹，人口流動受三大因素影響，包括收入水平、社會融入和距離等。基於這三個因素，東北人口外流的首要方向是北京。北京市的人口集聚力在持續增長。2015年北京市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為85038元，遠遠高出東北三省。

根據羅丹丹的研究，東北人口的外流方向主要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

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除了外出就業之外，東北人口外流出現一個新的趨勢：南下養老。東北地區相對緯度較高，冬季寒冷，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腦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選擇了南下養老。根據三亞異地養老老年人協會2014年的統計，在三亞養老的哈爾濱老人近20萬人。在廣西防城港市，記者也看到不少東北老人在當地買房或者租房居住，有的甚至是舉家遷移。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者鄭真真分析，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東北的生育率就在全國最低了。東北人口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年輕人口外流，一方面是生育率超低，這已經給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一位長期關註東北的人口學者認為，東北面臨的人口困境，與其說是人口外流，不如說是出生率過低導致的青年人口比例過低。如果是本地年輕人外出打工，他們會寄錢回家，以各種方式貢獻家鄉內需和經濟。但本身青壯年人口的減少導致東北不會出現四川那樣的外出打工人口寄錢回家以及經濟格局變化後的人口回流現象。

連平：警惕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強化的風險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年初的6.50附近，依次跌破6.7、6.8等重要點位，一度跌到6.90關口，貶值幅度將近6%。

就此，第一財經近日專訪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他認為，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將存在較大的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壓力，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相互強化可能是重大風險源，應高度警惕並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範。

未來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仍將面臨較大壓力

第一財經：中國近來資本外流壓力持續加劇。根據國家外管局在11月初公布的中國第三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數據，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儲備資產減少1363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超過2000億美元，創下了季度資本外流的峰值。請問你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連平：當前，我國已從直接投資凈輸入國轉變為凈輸出國，而且輸出步伐明顯加快。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逐步地會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資本凈輸出國，這是一個正常現象。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在政策的持續推動下，境外資本持續流入。2007-2013年我國外匯儲備每年增長4000億美元左右，外匯占款每年增長3萬億元左右。外匯儲備最高的時候將近4萬億美元，外匯占款接近30萬億元人民幣。

圖1 中國外匯儲備變動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

數據來源：商務部

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使得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產業發展能力增強。但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都會有一個經濟減速或調整的過程。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經濟結構調整升級，以及生產要素成本優勢減弱，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逐步下降。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制造業對資本的吸引力將持續下降。曾經是吸引外資主力軍的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由前些年的30%左右降至2015年的8%，今年前十個月進一步降至3.1%。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本產生全球配置的需求。本幣貶值則進一步刺激了資本流出，正在推進的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也為資本流出提供便利。

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53.3%，達1459.6億美元;全年有可能超過1700億美元。

圖3 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速（累計同比）

數據來源：WIND

第一財經：當前，美聯儲12月加息預期不斷上升。中美貨幣政策是否將不可避免出現分化?這將如何影響人民幣匯率以及資本流向?

連平：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仍將持續。

2016年前三季度，美國GDP初值年化季率分別增長0.8%、1.4%和3.2%。最近12個月失業率維持在5%左右，核心CPI連續10個月超過2%。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家庭消費仍然較為穩健，家庭的資產負債狀況良好。2015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下降至2.5%，有推行大規模財政刺激的基礎。

因此，未來美國經濟有可能保持相對較快增長，從而支持美聯儲加息。從歷史經驗看，美聯儲一旦開啟加息周期，往往會連續加息，以讓利率盡快回升到正常水平。

而近期中國經濟運行雖出現一些企穩的跡象，但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從“十三五”時期整體運行格局看，我國經濟仍將在結構調整中運行在合理區間的低位，貨幣政策穩健偏松格局短期內難以根本轉向。

中美利差也可能進一步收窄或處在低位。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已不斷收窄，2016年10月以來進一步收窄至0.7%左右。鑒於中美貨幣政策的分化態勢，中美利差可能進一步收窄或保持在低位，甚至可能消失，這將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值壓力。

圖4 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趨於收窄

數據來源：WIND

同時，中國企業和居民全球資產配置需求、避險需求及套利需求明顯增加。

在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國內投資回報率趨勢性下降，加之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國私人財富亦快速增長，財富集中度不斷提高。而我國在私有財產保護、營商環境等方面與歐美日等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部分高凈值人群一直存在並持續增強尋找海外出路的沖動。

從中長期看，我國居民部門資產仍有進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而人民幣較強的貶值預期可能進一步加重其避險需求和套利需求，進而帶來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第一財經：“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貶值幅度已超過12%。除了美國政策的“外溢”效應外，中國過去一段時間來的貨幣超發似乎也對人民幣貶值造成了一定影響。本輪人民幣貶值在你看來，主要源自外因，還是由自身貨幣政策導致?抑或是兩者的合力所致?

連平：貨幣多發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並非主要和直接原因。

近年來，我國貨幣供應量確實快速增長，M2/GDP已從2001年底的140%升至2015年底的203%，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但也應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和間接融資為主的兩個重要特征。若比較中美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可以發現，2007-2015年，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了1.4倍，而同期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則擴張了4.2倍。

此外，由於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並未完全開放，貨幣信貸擴張對匯率的傳導作用並沒有那麽直接和明顯。因此，貨幣因素並非當下人民幣貶值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當前的問題在於，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

資本流動會影響外匯供求，進而影響匯率變化。貨幣升值會吸引資本流入，資本流入則進一步強化升值預期，從而形成循環。2005-2013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由8.27一路升至6.1左右，其間，外匯占款從4.7萬億元增至26.4萬億元，外匯儲備由6236億美元增至3.8萬億美元。

與之相反的則是2015年以來由人民幣持續貶值導致的“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的循環。

圖5 人民幣匯率與外匯占款走勢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6 人民幣匯率與外匯儲備走勢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總體來看，本輪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是中國經濟下行和美元走強等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調整、要素成本上升和經濟主體需求轉變是內因，也是決定性因素。

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強化已成重大挑戰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上述分析，本輪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是中國經濟下行和美元走強等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互相強化。這會給中國的宏觀經濟、實體產業造成何種影響呢?

連平：首先，持續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預期可能加劇產業空心化。

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之一，就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一定程度的脫節，非實體經濟聚集了過多的發展資源。資本外流與人民幣貶值預期下國內實業投資回報率低下，無疑會推動國內產業空心化發展，拖累制造業轉型升級，削弱增長新動力賴以形成的基礎。

其次，資本外流和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大了民間投資下行壓力。

2016年10月民間投資增速已降至2.9%，成為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的新的重要原因。

在整體經濟下行背景下，民營企業本就投資意願不強，貶值預期則進一步降低了中長期固定資產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民營企業寧可將大量資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或選擇持續加大美元和日元等避險貨幣的資產配置，這使得本已不振的民間境內投資雪上加霜。

圖7 人民幣匯率與民間投資增速

數據來源：WIND

最後，持續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預期可能阻礙產業梯度轉移。因為產業轉移可能不是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而是直接轉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

第一財經：持續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預期是否也會帶來金融體系的問題和風險呢？

連平：首先，大規模資本外流和人民幣持續貶值可能再度引發股票市場動蕩。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依然存在下行壓力。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地緣政治沖突、黑天鵝事件頻發等同時導致國際資本風險偏好下降，資本外流壓力和人民幣貶值預期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退。

一旦短期貶值幅度過大，尤其是再次出現一次性大幅貶值，不排除在市場恐慌情緒帶動下，短期資本大規模外流，從而出現股市、匯市聯動殺跌效應，造成資本市場大幅震蕩。

其次，持續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預期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它可能引發更大的貶值預期，導致人民幣資產價值持續縮水。金融資產對價格變動較為敏感，且流動性較強，因而會首當其沖。

房地產價格已存在較強的房價下跌預期。人民幣持續貶值並形成較強的貶值預期，外資和部分內資都可能加快撤離，未來房地產市場可能面臨較大風險。

此外，經驗表明，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差不多每10年左右爆發一次，這樣2017～2018年前後有可能處於爆發全球性或區域性金融危機的敏感期。在開放度提高條件下，未來國際金融危機傳導的風險加大。同時，單一資產的個體風險也可能因“蝴蝶效應”引發市場出現共振，從而醞釀系統性風險。

最後，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強化可能成為妨礙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攔路虎。

當前及未來幾年，我國正處於告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入發達國家門檻的關鍵時期。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最終走向經濟停滯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資本持續大規模外流與匯率大幅貶值。

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不少領域都存在潛在風險。樓市金融屬性增強，房地產泡沫風險有所提高；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呈上升趨勢，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上升；影子銀行體系規模龐大，並不斷膨脹。

整體而言，上述風險當前都處在可控範圍內。但我們既不能輕視資本存在大規模流出壓力，當國內需要加大投資的關鍵時刻，眼睜睜地看著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大規模外流；也不能不顧貶值對人民幣資產投資的削弱效應，在市場匯率已經很接近合理均衡水平上下時，任憑非理性的市場力量大肆做空人民幣，甚至還要實施“一次性貶值到位”；更不能對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相互加強及其危害視而不見，盲目樂觀而疏於應對，坐視其抑制境內投資、阻礙產業梯度轉移及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三管齊下力阻資本流出和匯率貶值相互強化形成趨勢

第一財經：那麽合理管控資本流動，是否能夠防止資本流出和匯率貶值相互強化趨勢的形成呢?

連平：為避免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加強的危害性，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應在資本流動、匯率機制和政策以及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等方面多管齊下，力促資本流動相對平衡和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下保持基本穩定。

未來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關鍵是資本流動基本平衡。

具體來說，未來應理性審慎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

根據目前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實際狀況，全面開放資本和金融賬戶是一項高風險的操作。未來的開放宏觀上應審慎，微觀上應穩健。但不能矯枉過正，更不宜籠統地提“加強資本管制”，不應輕易改變過去的承諾，而應合理和穩妥地設計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步驟和路徑，采取先試點、再推廣的策略。

我國應采取非對稱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管理，對外匯流出管理偏緊，對外匯流入管理偏松，促進資本流動趨向平衡。

一方面，有必要進一步開放境內市場，適度加大吸引資本流入的相關政策。

其一，進一步加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開放力度。未來有必要進一步推進服務業有序開放，尤其是金融、電信、運輸等重點領域開放力度，逐步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等服務業領域外資的準入限制。

其二，適度擴大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向外資開放的力度。逐步擴大證券投資領域的開放，適時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額度，簡化審批流程。

其三，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以人民幣納入SDR為契機，進一步推進債券市場開放，促進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適時考慮建立人民幣國際債券市場，打通各個市場的融資者和投資者的交易渠道。

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出的管理則應適當收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證券投資等敏感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企業的投機性購匯需求。

非對稱管理將在短期內為實現資本流動相對平衡贏得緩沖期，從中長期看則可以形成有效管理這方面沖擊的機制框架。未來在資本流動相對平衡、市場條件逐步好轉後，可逐步從非對稱管理轉向對稱管理。

第一財經：你提出要在資本流動、匯率機制和政策以及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等方面多管齊下。能否具體闡述一下匯率機制和政策這一維度。

連平：合理的匯率機制和政策是防止貶值與貶值預期容易相互強化的重要手段。

當下，應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有效管理貶值節奏。

在市場非理性行為的作用下，一次性大幅貶值及短期內快速貶值都有可能進一步加劇貶值預期。因此，有必要將人民幣年度貶值幅度控制在金融資產平均投資回報率上下，避免再次出現一次性貶值及過快貶值。

同時，可以采取適度控制貶值節奏的策略，輔以外匯市場適時合理幹預以避免大幅度貶值，推動市場預期分化。此外，貨幣當局應“該出手時就出手”，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讓市場充分理解政策意圖，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

未來，應謹慎推進和進一步完善匯率市場化改革。

當前的內外部環境並非是快速推進匯率全面市場化改革的較好時機。可以考慮繼續通過調節離岸市場人民幣的銀根來掌握離岸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適時擡高做空投機者的成本，從而有效調控市場。也可考慮授權貨幣當局在一定目標區間內相機調控匯率，適時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分化投資者的預期。

與此同時，還應進一步完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真正實現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參考收盤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的雙參考定價模式，使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但這種新的機制也可能易受國際貨幣之間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放大貶值效應，尤其是在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的條件下。此外，研究表明，人民幣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和美元指數變化具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因此，未來有必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定價模式，從而更好地適應市場變化。

第一財經：最後，能否請你具體闡述一下如何設計“三管”的最後“一管”——宏觀經濟金融政策？

連平：良好的宏觀經濟金融和政策環境是保持資本流動平衡的基礎。

經濟中高速增長、金融市場穩定和貨幣政策合理是匯率和資本流動最重要的基本面。只有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和貨幣金融穩定，才有可能形成境內投資較高的回報率，保持中外利差在合理水平上，促進境內資本加大投資力度，吸引境外資本合理流入，改變資本過度外流局面，最終促進人民幣匯率走向基本穩定。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依然有能力保持6.5%-7%的增速，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但當務之急是以合理的結構性措施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

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保持適當力度，實施多方面穩增長政策。特別應在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經營成本高等問題的同時，深化市場化改革，營造不同投資主體一視同仁的公平投資環境，為民間資本創造更好的投資空間。

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適度和靈活。近期經濟運行出現企穩回升。未來如果通脹明顯露頭，樓市泡沫進一步加重，貨幣政策應適時適度收緊，以實現穩增長和控風險的平衡。

此外，要盡快建立系統性金融穩定機制，提高對金融危機的預警和防範能力。

余永定：2017年的風險主要是資本外流造成人民幣貶值

“我認為2017年資本外流和人民幣匯率貶值是中國經濟的嚴重挑戰。”12月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央貨幣委員會前委員余永定指出。

余永定認為，保外儲比保匯率更加重要。“如果死守住匯率的話，外匯儲備越來越少，當外匯儲備跌破門檻的時候，貶值壓力更大了。”

12月16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95關口，而離岸人民幣報6.9430元，當日，人民幣中間價失守6.95大關，續創8年新低。

與此同時，央行12月7日公布11月外匯儲備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萬億美元，較10月底下降691億美元，降幅為2.2%。這是外匯儲備連續第五個月規模減少，並創今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1月降幅為995億美元。

余永定指出，這種情況如果應對得當，就不會導致危機。不幹預匯率的話我們還保留著充足的彈藥，以維持經濟穩定。明年的風險主要是資本外流造成人民幣貶值，應對方法很簡單，就是停止幹預，同時完善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

12月6日，外匯局發布了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匯局四部門《發展改革委等四部門就當前對外投資形勢下中國相關部門將加強對外投資監管答記者問》。文中提到，監管部門將密切關註“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快設快出;母小子大”等情況。

余永定分析認為，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即明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提高，美聯儲明年三次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同時應該註意到，美國的長期國債的收益率也在大額上調。這種上調是由於市場對於美國經濟發展未來的一種判斷、一種預測的結果。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變得更斜了，這會對美國整個資產的配置都會發生重大影響，也會傳到其他國家。美國的利率會上升，美元指數也會上升——至少在明年的一段時間內。而中國2017年將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率不會波動太大，對比之下，我們資本外流的壓力還會加大。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決定匯率最重要的因素，從長遠來講是經常項目。我們還有相當大的經常項目順差，中國還有相當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不應該是貶值貨幣，相反，它可能是強勢貨幣”。但余永定表示，“長期”有多長現在很難說，而短期內的貶值壓力、貶值預期是既定事實，但它不一定要導致經濟或者金融危機，重要的是采取正確的政策來應對。

商務部：中國資本外流管控針對的是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6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中國控制資本外流措施是針對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對於合法經營、合法匯出收入的外資企業沒有影響。通過這樣的管理措施，使大家有一個更好的預期，有了更好的預期就能夠控制風險。並表示，開放敏感領域時將先放到自貿試驗區里進行測試。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答記者問

問:目前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控制資本外流，一些專家認為，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些措施不利於吸引外資，因為一些外資企業擔憂得到投資回報也不能海外送金，你怎麽看待這些問題呢?

王受文：謝謝你的提問。剛才我講到，習近平主席說了，我們利用外資有三個不變，即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

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合法利益得到保護，這是法律的規定。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利益，他們的合法經營行為，比如他們來中國投資，增資或者減資，他們有利潤要匯出，這些都是合法的利益，法律規定不受影響。

剛才你提到中國政府為了控制資本外流，采取了一些措施，我想你也非常清楚，這些措施是針對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對於合法經營、合法匯出收入的外資企業沒有影響。

我相信這位記者應該註意到，12月9日的時候，外匯局專門有一個聲明，凡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合法的業務收入的匯出，增資減資活動都不會受到影響。我相信通過這樣的管理措施，使大家有一個更好的預期，有了更好的預期我們就能夠控制風險，如果能夠很好的控制風險，中國的經濟就會更好的發展，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對外資企業來說是有利的，對世界也是有利的。謝謝。

問：第一個問題，王部長您說到，預計2016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的水平與2015年基本持平，但是我們看到2015年比上年上漲6.4%，所以我們想請問這個基本持平應該怎麽理解？是也會達到6.4這個水平嗎？畢竟前11個月只有3.9%，離6.4%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第二個問題，剛才您也講了我們吸引外資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擴大開放，我們也看到，接下來要開放的這些行業相當多是敏感性的，包括一些非常規的采礦業，包括電信、教育等等一些非常基礎性的，我想問如何平衡擴大開放跟保障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很多外資也擔心，可能到時候臨門一腳時，還是會被以安全為理由拒絕，您怎麽來看外資的這種擔心？謝謝。

王受文：謝謝你的提問。去年吸引外資的規模和2015年持平，前年增長6.4%，我覺得去年吸引外資可能不會增長那麽多。我們說整體規模基本上持平，也就是增長幅度在百分之零點幾，大概會是這樣的水平，現在的數字還沒有最後出來。盡管如此，我剛才已經講到，我們的結構是優化的，這一點是令我們感到欣慰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確實在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時，一些敏感行業也會進入到開放的領域。我們講，現在改革開放進入到深水區，你講得非常到位，在開放的時候我們要確保既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同時也要確保安全可控，確保風險可控，這是底線。怎麽來做到兩者的平衡呢？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前不久大家可能看新聞也看到了。習近平主席專門對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有一個重要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講，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一項戰略舉措。這個戰略舉措是什麽意思呢？在這些敏感領域開放的時候，我們先放到自貿試驗區里進行測試，如果測試效果很好，放寬了準入，市場主體發揮了作用，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同時風險可控，那麽我們就進一步在全國推廣。如果風險比較大，風險不可控，或者開放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我們就會在試驗之後給它緩一段時間來考慮擴大，或者再做一些調整。

國家安全審查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慣例，我們發展經濟不能夠損害國家安全，這也是國際上共同的認識，我們通過自貿試驗區的壓力測試，通過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我相信我們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謝謝。

黑龍江社科院稱黑人口未加速流出 五年來外流規模減少近一半

備受關註的黑龍江人口外流問題又有新的研究成果。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16日公布的研究報告稱，黑龍江省人口外流呈現明顯減緩趨勢。從外流人口結構來看，農民工是外流務工經商的主體。

數據顯示，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黑龍江省外流人口中43.69%是因為“務工經商”，到2016年這一數值上升為80%，7年間因務工經商外流人口的占比增加近1倍。

當日發布的《黑龍江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2016年黑龍江社會發展還面臨著五大問題，包括城鄉居民增收動力不足，增長速度持續放緩令人擔憂;職工轉崗分流壓力巨大，有效化解社會風險面臨挑戰;“三醫聯動”缺乏系統性，相關政策配套銜接迫在眉睫;人口外流帶來結構風險，振興發展四大掣肘亟待破除;輿情焦聚四類民生熱點，交通擁堵首次引發公眾關註。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田雨介紹，從縱向看，最近五年與前十年相比，黑龍江省人口並沒有加速流失趨勢;從橫向看，中西部一些地區也出現了人口向東部地區轉移的趨勢，黑龍江省乃至東北地區也並不是人口凈流出最突出地區。

田雨介紹，人口流失對經濟的影響十分複雜，不能簡單定性其只有負面效應，如果引導得當，也可能轉化為促進老工業基地產業轉型的推動力。老工業區衰退導致大量人口外流“銹帶”是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難題，從“除銹”到“銹帶再複興”需要采取長期的積極穩健的扶持政策。

按照專家預測，黑龍江省的人口紅利期將持續到2025年左右，從勞動力總量供給上十年內還不成問題。目前，黑龍江外流人口中占60%的農民工流出，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合理人口流動，要以積極引導為主要政策導向。因此，留住優質的勞動力和創新創業人才，才是當前需要思考和應對的“真問題”。

田雨介紹，研究發現，人口外流規模呈減緩趨勢，農民工是外流務工經商的主體。據黑龍江省統計局數據，2011-2015年，全省平均每年外流人口約為6.92萬人，與2000-2010年十年間平均每年流出12.6萬人的規模相比，五年來人口外流規模已減少近一半。

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黑龍江省外流人口中43.69%是因為“務工經商”，到2016年這一數值上升為80%，七年間因務工經商外流人口的占比增加近1倍。但從務工經商人員內部構成來看，農業戶口占64.3%，即近2/3農民工是外流務工經商的主體，屬於城市化發展正常現象。

“人口外流帶來結構風險，影響經濟發展的四大掣肘亟待破除。”田雨分析說，青壯年人口不斷流失，勞動力資源儲備不斷下降，加速人口紅利期走向終結。城鎮就業人口的流失阻礙區域經濟發展。而人口外流加劇空心化資源城市轉型難度，青壯年外流加大社會保障體系運行風險。

據人社部2016年8月最新公布的《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2015》顯示，2015年黑龍江省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嚴重透支，收入比支出少183億元，企業養老金可支付月數僅1個月，入不抵支情況嚴峻，未來黑龍江省社會保障基金體系運行將面臨更大的財力支撐風險。

田雨認為，應引導人口合理流動，制定分類留人的人才策略。在政策導向上，理清“外流人才”的深層結構特征，細化“分類留人”這一系統策略。結合黑龍江省發展實際，加大改革的力度，創造更好的用人環境和用人氛圍，人才不但不會流失，也可以吸引回流。在應聚焦“高級技工、企業管理人才、科技創新人才、大學生創業人才”這四類重點人群實施分類引導策略。

相關：

東北地區城鎮單位就業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年份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東北地區

2000 587.04 329.91 531.54 1448.49

2005 497.15 261.92 490.38 1249.45

2006 498.02 265.91 496.54 1260.47

2007 495.50 262.08 502.51 1260.09

2008 510.79 262.02 475.07 1247.88

2009 509.55 265.26 469.06 1243.87

2010 518.15 267.62 459.99 1245.76

2011 579.58 277.86 466.20 1323.64

2012 598.73 285.48 470.98 1355.19

2013 689.10 338.40 467.80 1495.30

2014 665.20 334.40 450.90 1450.50

2015 618.40 325.10 433.50 1377.00

數據來源：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計算得出。

大摩邢自強：中國資本外流趨緩，料年內公開市場加息40基點

經歷了多年的危機後陣痛，全球經濟於2016年下半年展現出了較為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有利的全球背景下，摩根士丹利(下稱“大摩”)認為，中國也將在去產能、去杠桿的逆周期政策下持續健康的複蘇動能。

“最壞的時期基本已經過去。大宗商品的反彈以及基數原因引領中國PPI的反彈，料PPI今年將呈現前高後低，但在去產能背景下，此後中國也不太可能再面臨嚴重通縮風險，”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中國重心從過去幾年的保增長向防金融風險、去杠桿、抑泡沫轉型，預計未來貨幣政策將持續適度收緊，產能利用率將改善。

邢自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預計未來中國公開市場利率可能還有40-50基點的上行空間，這主要出於美聯儲年內料加息兩次(50基點)和國內去杠桿的考量。”近期大摩上調人民幣匯率預期，料美元/人民幣到2017年末為7.1(前值7.3)，2018年末為7.24，資本外流壓力將顯著減小。

值得註意的是，2月14日，大摩發布了一份名為《緣何我們看漲中國?》的中國藍圖報告，罕見地高調看漲中國長期經濟發展，其認為中國將躲過金融危機並且過渡到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到2027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轉型十年間新經濟行業蘊藏大量投資機會。邢自強於2016年加入大摩，此前在高盛(亞洲)的投資管理部擔任執行董事，曾任中金公司經濟學家。

2017中國經濟穩健勢頭持續

大摩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在2016年四季度見頂，未來將進入可持續的穩定增長通道。其預計2017年中國GDP實際增速為6.4%。

首先，大摩判斷，中國對於經濟增長目標有了更高的容忍度，重心已從過去幾年的保增長向防範金融風險、控制杠桿率和資產泡沫過渡，“這是區別去年和今明兩年經濟的重要背景。我們認為貨幣政策繼續收緊，同時去產能、容忍更低經濟增長的趨勢會使得中國對無序、無效投資的依賴度減少，整個中國的產能利用率可能會繼續改善。”邢自強表示。

過去一年，由於供給側改革的持續推進，PPI不斷上行，大摩認為中國有望走出長期通縮，PPI上行並非曇花一現。1月數據顯示，CPI環比上漲1%，同比上漲2.5%;PPI環比上漲0.8%，同比上漲6.9%。

“從軌跡上講，今年還是前高後低，畢竟大宗商品價格存在周期性，整個PPI走出通縮，從去年二季度開始明顯回升。我們預計今年2-3月PPI可能接近高達8%，”但邢自強認為，由於二季度開始基數變高，同比增速會回落，不過由於產能利用率的提升使得通縮風險大大下降。今年全年PPI預計平均增速2.7%，這將直接體現為企業名義收入提升，有助企業投資，也將對CPI有所傳導。

不過，他認為，由於食品價格等仍較為穩定，因此CPI不太會觸及3%的警戒線。

此外，全球經濟同步強勢複蘇的判斷也支持大摩看多今年中國經濟，這也是大摩近年來首次強勢看漲全球經濟。

（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同步複蘇）

“歐美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增速今年都會回升，這將帶動中國出口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也有利於通脹和工業品價格繼續改善。在這個過程中，名義GDP增速會加速(預計2017年+9.4%，去年+8%)，這也將直接改善企業盈利預期。”邢自強表示。

就具體的分析框架而言，即經濟的三個主導因素(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大摩預計投資將平穩放緩(房地產因素)，消費將穩中有進，出口將受到明顯提振。

就房地產因素而言，由於限購政策和首付擡高，“去年房地產銷售增長超過20%，今年非常可能跌到零增長甚至負增長，這是由於20多個大城市已經出臺調控政策，其房地產成交量占到全國的1/4左右，其房產成交量正在明顯萎縮，這一過程首先會影響到服務業的GDP，此後也會影響到上遊的建材，下遊的家具、汽車等等。”邢自強認為，房地產銷售的下滑將使得GDP受到0.4%的拖累，加之房地產開工增速下滑將對GDP造成0.2%的拖累，總計使得GDP受損0.6%百分點，但這仍然可控。

（房地產銷售、開工增速下滑）

料公開市場加息40-50基點

在“穩”字當頭的基調下，中國的金融去杠桿進程也將持續。

“今年料中國會在通過MLF、逆回購等工具繼續在公開市場加息40-50基點,”邢自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美兩國十年期國債利差基本不會超過100個基點，因此在美聯儲今年加息2次的判斷下，中國也將適度擡升利率，緩解資本外流壓力，這也有助去杠桿進程。

自去年四季度以來，由於央行變相“加息”，至今公開市場利率上行幅度約40基點，而十年期國債利率上行進100個基點。

“如果美聯儲加息次數超過兩次，或者中國CPI回升幅度高於預期，也不排除央行可能會提升存貸款基準利率。”邢自強告訴記者。

值得註意的是，海外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擔憂，始終緣於居高不下的杠桿率，而大摩認為這將在未來幾年得到控制，有利於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

“過去六年，中國的負債率一直快速上行，從2008年的147%上升到去年的280%，去年一年上升了21個百分點，”邢自強認為，今年債務膨脹速度有望被監管政策和趨緊的貨幣政策控制下來，加之名義GDP增速加快，“這一上一下將使債務和GDP之間的差距收窄，使得今年負債率增速有望降到12％，比去年(+21%)大幅的回落，明年料進一步下滑到9％左右。”

（未來中國債務增速趨緩）

人民幣下行壓力趨緩

在經濟基本面企穩的背景下，大摩也上修了其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並認為中國資本外流壓力將趨緩。

近期，大摩對2017年美元匯率進行了全線下調，去年預測今年美元指數升值5.5%，目前僅為2.2%，這與新興市場貨幣更為堅挺、各國貨幣政策收緊等息息相關；預計美元/人民幣2017年末為7.1，強於7.15的市場平均預測，2018年末則為7.24。

此前，中國1月外匯儲備跌破了3萬億大關，為6年來首次，但大摩認為，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和基本面好轉將顯著環節未來資本外流壓力。

“預計2017年每個季度資本賬戶下的凈流出會降到一千億美元左右，比去年有明顯的好轉，但經常賬戶下仍將呈現資金凈流入，預計約500億美元的順差，總體呈現為四百多億美金的凈流出，因此2017年外儲預計每月下降約150億美元，全年則不到2000億美元(前年降五千多億美元，去年降三千多億美元)。”邢自強表示，外匯儲備的降幅可控，不太可能觸及底線，也無需擔心人民幣一次性大幅貶值的風險。

摩根大通朱海斌：穩定匯率預期 管控恐慌性資本外流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的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近日，在摩根大通2017年春季策略會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匯率手段穩定預期，抑制恐慌性外流，避免鉆漏洞的情況存在。而對於企業和家庭合理的資產配置，不可過度收緊，不能影響正常的外貿和投資。

2017年開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外匯儲備已低於3萬億美元，這使得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問題受到極大的關註。朱海斌認為，2017年人民幣仍然面臨貶值壓力，預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在年中達到7.20，但在年底又小幅回升到7.10。

近期，國家外匯管理局明確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外機構投資者可在合格的境內金融機構辦理境內人民幣對外匯衍生品業務，意味著外匯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這對抑制資本外流是一個極大的利好。朱海斌稱，抑制資本外流的重點在於管控恐慌性外流，避免鉆漏洞的情況存在。而對於企業和家庭合理的資產配置，不可過度收緊，不能影響正常的外貿和投資。同時，應有效利用匯率手段穩定預期，央行也應加強與市場的溝通。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對已經開始進行的國企改革，朱海斌表示目前“並”和“轉”的比較多，但“關”和“停”的較少。他希望僵屍企業能真正關閉並引入合理的退出機制。

據摩根大通預測，2017年中國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和消費服務業將維持在穩定水平，金融服務業和民間投資都將有明顯好轉，長達54個月的PPI通縮的結束也將促使企業利潤增長，但房地產市場和汽車市場將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從房地產市場來看，去年10月政府出臺了“史上最嚴”的房市調控令，使得一些一二線城市的樓市成交量有明顯下滑，然而一些並無樓市調控政策的、靠近大城市的地區，樓價反而增長過快，這使得2016年樓市並無明顯下滑表現。朱海斌認為，目前調控手段主要著手於需求端，例如北京的限購、限貸和香港的提高住宅物業買賣印花稅等，但其實此舉“治標不治本”，如果想徹底解決房價問題，還應從供給端著手，如增加土地供應，加快城市間交通設施發展以分流居住需求等，再配以稅收政策、發展二手房和出租房市場，方能有效。反之，對於三四線城市樓市過熱的情況，可以暫停一部分的土地供應。

除內部因素外，朱海斌認為，影響2017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主要來自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中美貿易政策。一旦中美貿易沖突升級，將為中、美乃至世界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朱海斌認為，中美貿易關系大規模惡化的可能性不大，至於前不久特朗普提出征收“邊境調節稅”的計劃，他認為該政策實施的可能性很小，但該提議一旦被通過，將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巨大影響。此外，歐元區的大選走勢也是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外部因素。

摩根大通預測，2017年中國經濟的整體風險呈下降趨勢，中國也在不斷淡化單純追求GDP增長，轉而追求穩重求進，並隨著“一帶一路”政策的逐步實施，推動更深層面的對外開放。

資本外流壓力緩解 跨境人民幣結算“放松”管理

4月19日，有境外媒體報道稱，央行對於商業銀行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相關政策有所放松，但對於跨境外匯資金的流動以及大額的跨境投資，尤其是一些境內企業與其主營業務無關的跨境投資，並沒有放松管理。

截至記者發稿，央行相關部門對此未有回複。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體現出監管認為人民幣匯率及資本外流的形勢較此前有所改善，從人民幣跨境結算入手畢竟不直接涉及貨幣兌換，壓力相對較小。目前來看，無論是貶值預期還是資本外流的壓力在程度上都有所改善。

跨境人民幣結算“放松”管理

根據境外媒體報道，今年1月初，央行對商業銀行提出要求，如果跨境資金的流出額超過了流入額度，則停止對跨境人民幣的支付，即所謂的跨境人民幣結算收付1：1的限制。這一限制自上周三開始已經停止。政策放松之後，現在商業銀行能夠自由的進行跨境人民幣的支出，並滿足他們的企業和個人客戶的換匯需求，市場期待這一變化能夠提高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尤其是香港的離岸市場。

早在今年1月25日，央行通過其官方微博表示，對於符合規定的人民幣跨境收付，沒有設置額度或比例限制。人民銀行將繼續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督促金融機構做好真實性合規性審核，不斷提升金融服務水平，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報道，這一政策的放松並不涉及跨境外匯資金的流動以及大額的跨境投資，尤其是一些主國內企業與其主營業務無關的境外投資。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上個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包含了很多非理性和非常異常的投資行為。甚至有一些“純粹作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

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緩解

分析人士認為，這主要體現出監管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的信心的提升，認為資本外流壓力有所減小。隨著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數據陸續發布，不論是外貿、外匯儲備還是反映外匯供需的銀行結售匯數據，都顯示跨境資金的流出壓力得到緩解。

中國海關總署4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出口同比增長16.4%，高於前兩個月4%的增速。進口增長20.3%，低於1至2月26.4%的增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18日在“貫徹新發展理念 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說，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大幅度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顯著增強。因為外界對人民幣匯率有穩定預期，才願意下更多的“長單”。中國將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央行在3月上旬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較2月底上升40億美元，增幅為0.1%，為連續第二個月出現回升。一季度外匯儲備規模下降14億美元，較前兩季度降幅顯著縮小。

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一季度跨境資本流出壓力總體有所緩解，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動正在逐步趨於穩定。

與此同時，銀行結售匯數據也體現出主要渠道的跨境資金流動形勢有所好轉。我國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均衡的基本面更加穩固。2月銀行結售匯逆差101億美元，環比和同比分別下降36%和71%。

4月20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將召開國新辦新聞發布會，通報2017年一季度外匯收支數據，韓會師告訴本報記者：“預計一季度的結售匯逆差不會太大。”

在他看來，一季度的數據和窗口指導等一系列加強管理的措施有一定關系，有效地控制了一些投機資金的流出。

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大幅收窄 資金外流壓力明顯緩解

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4月20日公布，2017年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409億美元，較此前大幅收窄。央行此前公布的3月外匯儲備也連續兩個月止跌反升，顯示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已經明顯緩解。

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在同日上午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季度跨境資金流動形勢好轉一方面得益於國內經濟企穩，提振了市場信心；另一方面是因外部環境尤其是美元匯率相對穩定。與此同時，美聯儲加息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逐漸減小。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認為，2017年結售匯逆差萎縮的態勢比較清晰，這導致外匯占款下滑速度變慢以及外匯儲備下降步伐的放緩，說明居民在2017年接替企業，繼續對人民幣施加壓力的後勁似乎不足。

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

外匯局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409億美元，其中3月逆差116億美元，1月和2月分別是192億和101億美元，逆差規模較此前大幅收窄。2016年四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943億美元，一、二、三季度分別為1248億美元、490億美元和696億美元。這一數據說明我國外匯供求逐步趨向基本平衡。

與此同時，售匯率同比明顯下降，結匯率同比有所上升。前者表現為，企業外匯融資規模回升;後者體現在個人境內外匯存款由升轉降。2017年一季度，售匯率68%，較2016年同期下降12%;結匯率62%，較上年同期上升3個百分點。

王春英解釋稱，前者說明“企業購匯更趨理性，購匯償還外匯融資的情況減少”;後者體現為“市場主體結匯意願有所增強”。

韓會師表示，在結售匯實需原則下，企業層面能夠對人民幣施加的貶值壓力是有限的，在2014～2015年的外債償還高峰之後，源自企業的購匯壓力從2016年明顯下降，人民幣穩定最大的威脅來自普通民眾手中的“冷錢”變“熱錢”。如果個人購匯在2017年的擴張動力不足，則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望大幅緩解。從現實情況看，2017年結售匯逆差萎縮的態勢比較清晰，這導致外匯占款下滑速度變慢以及外匯儲備下降步伐的放緩，說明居民在2017年接替企業，繼續對人民幣施加壓力的後勁似乎不足。

“總體來看，一季度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外匯供求趨向基本平衡。”王春英表示。

分析跨境資金流動形勢好轉的主要原因，王春英認為，一方面得益於國內經濟企穩，提振了市場信心；另一方面外部環境尤其是美元匯率相對穩定。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速為6.9%，較去年四季度提升0.1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把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測值調高0.1個百分點到6.6%。

同時，多項經濟指標均有好轉，3月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1.8，創2012年5月以來新高，連續8個月處於擴張區間;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8%，比去年全年的增速加快0.8個百分點;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2%，比去年全年增速加快了1.1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投資增長7.7%，加快4.5個百分點。

從外部環境來看，一季度美元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3月美聯儲再次加息，但是美元指數窄幅波動，一季度總體回落1.8%。國際金融市場運行也比較平穩。

王春英指出，國內和國外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對美元匯率呈現雙向浮動，匯率預期進一步趨穩。從未來看，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仍會朝著均衡的方向發展，跨境收支仍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

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影響漸弱

值得註意的是，用來衡量人民幣貶值預期的一項重要指標：銀行遠期結售匯逆差下降。

2017年一季度，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匯簽約同比增長153%，遠期售匯簽約下降25%，遠期結售匯簽約逆差34億美元，下降91%。其中，1月份遠期結售匯逆差80億美元，2月份轉為順差47億美元，3月份基本平衡，“說明今年以來人民幣貶值預期明顯減弱。”王春英稱。

美聯儲預計2017年內還會有2~3次加息，並且會考慮縮減資產負債表，這對我國的跨境資金流動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王春英表示，從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看，美聯儲此前三次加息的影響是逐步減弱的。

從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至今，美聯儲已加息三次。2015年12月份首次加息時，美元指數在加息前的最高漲幅為7%左右，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當年四季度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下降了1838億美元;2016年12月份第二次加息前，加息預期與美國總統大選效應共同推動美元指數最高漲幅為9%左右，當年四季度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下降了1559億美元;今年3月份美聯儲第三次加息前，美元指數最高上升了2.7%，一季度外匯儲備余額略微下降了14億美元，其中，1月份下降123億美元，2、3月份分別上升69億和40億美元。

王春英稱，美聯儲三次加息的不同影響，充分說明當前我國的應對能力和適應能力大幅提升。首先，與2015年底美聯儲首次加息時相比，當前國內經濟運行更加穩定；其次，外匯市場供求狀況明顯改善。隨著境內主體本外幣資產負債結構調整逐步到位，近期變動趨向平穩，例如，2015年四季度我國本外幣外債余額累計下降1724億美元，但從2016年二季度開始逐季回升；再次，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有所提升。特別是外資流入渠道進一步拓寬、便利化程度逐步提高，2016年以來境內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改革措施的效果逐步顯現；最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大幅減弱。

“通常我們會以期權市場風險逆轉指標的變化來看人民幣匯率預期，風險逆轉指標是指看漲美元/看跌人民幣期權與看跌美元/看漲人民幣期權的波動率之差，差額為正值，表示市場看多美元、看空人民幣，且正值越大，這種預期越強。近期境內外市場的這一指標較2015年末和2016年末均大幅下降，說明目前人民幣匯率預期趨向穩定。”王春英稱。

她強調，從長期看，匯率本質上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我國經濟基本面繼續支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但短期走勢可能會受到預期、金融市場突發事件等影響，在一個比較短的周期內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貶值，這都是正常的。

不會走資本管制老路

此前市場有傳聞認為，一季度外匯儲備的企穩主要是因為外匯局實施外匯管制的結果。王春英在發布會上重申，從我國跨境資本轉向流出以來，外匯管理部門未對匯兌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措施，但要求銀行遵守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切實履行展業原則，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與之前相比，外匯管理政策法規連續一貫，沒有任何變化。

她稱，外匯局在制定和執行外匯管理政策時，始終堅持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支持和推動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二是堅持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止跨境資本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基於上述兩項原則，外匯管理政策有幾個基本內涵：第一，“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中國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1996年，中國實現了經常賬戶完全可兌換;本世紀初以來，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已逐步提高。

第二，審慎有序推動中國資本賬戶開放。2016年，中國資本賬戶開放有很多亮點，包括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等。資本賬戶開放進程應與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狀況以及金融穩定性相適應。在不同時期，應該充分考慮內外部多重因素，找準資本賬戶開放重點、節奏和步驟等。

第三，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市場監管體系，維護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

第四，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