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啟動 重點在鎮改市

下半年政策的風口在哪裡？新型城鎮化！ 作者：格隆匯 徐彪

中國央行：將擴大地方債用途 為城鎮化融資

據《中國日報》報道，中國央行行長助理郭慶平近日會上表示，為增加城鎮化融資，除現有試點項目以外，中國還將擴大市政債券的用途。

上述報道稱，郭慶平透露，對那些財務狀況無法保證持續運行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中國央行和地方政府會將它們淘汰。

該報道還援引同一會議期間財政部副部長劉昆的講話內容，稱財政部將支持地方政府發債，已成立一支領導小組，推動在基礎設施和其他方面的PPP（公私合作）融資模式。

今年5月，財政部發布《2014年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辦法》，上海、浙江、廣東、深圳、江蘇、山東等10省市成為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的試點。這類政策出臺引發市場熱議，被認為是建立地方政府融資機制，推動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展的關鍵一步。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安國俊認為，未來建立地方政府債券信用評級體系、並提高發債主體長期償債能力十分迫切，同時要完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多層次管理機制。此外，如何吸引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城鎮化也值得深入探討。（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打贏新型城鎮化的遼沈戰役：京津冀一體化

打贏新型城鎮化的遼沈戰役：京津冀一體化 華泰策略徐彪、劉晨明 京津冀.jpg (250.15 KB, 下載次數: 1) 下載附件 昨天 09:26 上傳 2月10日，習總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工作會議，審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作為眾所周知的一號工程，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從醞釀到誕生需要多少時間？ 答案是一年，至少一年。 為啥需要這麽久？因為寫規劃容易，利益的再調整，很難！而利益格局調整，才是整個京津冀協同發展最難啃的骨頭，沒有之一。 2014年2月26日，在經過近9個月的醞釀，習總將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委書記拉到一塊，在張高麗的主持下，組織了一場座談會，由此揭開京津冀一體化戰役的序幕。這次會議，核心任務只有一件，就是說服北京和天津市委書記，拿出願意讓利的態度來。應該說，至少公開新聞里，揭幕戰很成功。習首先提出要求：“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北京市委書記當場的表態：“北京要克服行政轄區慣性思維的束縛，自覺把工作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局中去謀劃和推進。” 半年後，也就是2014年8月，協同發展規劃還主要停留在最簡單的增量分蛋糕階段： 京冀、京津、津冀18項合作框架協議和備忘錄 時間 協議簽署方 協議和備忘錄 7.31 京冀 1.《共同打造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框架協議》 2.《共建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合作區協議》 3.《共同推進中關村與河北科技園區合作協議》 4.《共同加快張承地區生態環境建設協議》 5.《交通一體化合作備忘錄》 6.《共同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協議》 7.《共同推進物流業協同發展合作協議》 8.06 京津 1.《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推進實施重點工作協議》 2.《共建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合作框架協議》 3.《關於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合作的協議》 4.《關於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協議》 5.《關於共同推進天津未來科技城京津合作示範區建設的合作框架協議》 6.《交通一體化合作備忘錄》 8.24 津冀 1.《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合作框架協議》 2.《推進教育協同發展合作框架協議》 3.《共同打造津冀（涉縣·天鐵）循環經濟產業示範區框架協議》 4.《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合作框架協議》 5.《交通一體化合作備忘錄》 資料來源：華泰證券研究所 你看，基本上都只是圍繞交通一體化、生態文明一體化以及重大產業園區建設展開，增量分蛋糕嘛，沒有啥懸念，反正大家都受益，了不起河北多分一些。但是，整個京津冀一體化中最核心的東西—存量調整，始終語焉不詳：你看到北京的教育資源如何分給河北沒？你看到北京的醫療資源如何分給河北沒？你看到北京的企業如何遷到河北沒？沒有，沒有，還是沒有。 最關鍵的存量調整內容，都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里。沒錯，就是2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工作小組會議上審議的那本《綱要》。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沒能看過《綱要》，所以老百姓對一體化的力度是心里沒譜的。到底存量調整的力度低於預期還是高於預期呢？我們只能從習總講話里尋找關鍵信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目標要明確，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種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模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新增長極。” 核心關鍵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我去百度百科里找了一下：首都，又稱國都、首要城市或行政首府，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政治稱謂。理論上，它之所以是首都，只因為它是政治中心。至於其他的，都不重要。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經濟中心，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教育資源中心，更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醫療資源聚集地。 向華盛頓特區學習，就必須還北京以單純政治中心的本來面目。這意味著，大量的央企、大批教育資源、部分醫療資源將外遷至河北。 廊坊有望對接央企和教育資源的外遷，張家口和廊坊為代表發展信息技術、高端設備、新能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以承德、保定、張家口為代表發展休閑旅遊、現代物流和金融服務業。秦皇島、唐山、滄州沿海地區組成的港口與臨港工業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吸引產業集聚，發展高端設備、現代物流等產業。 產業及教育醫療資源的外遷，將導致河北住房需求顯著增加：一是北京人口的遷移如外遷央企的員工住房、非京戶籍的人口遷進河北的住房。目前確定廊坊對接央企的外遷，按照邯鄲的人口密度極限測算，未來廊坊至多可接受97萬人口。二是河北在基礎配套設施完善後自身城鎮化率提升時新增城鎮人口的住房需求。粗略測算，河北省從目前城鎮化率46.8%到2020年實現60%的目標將新增1200萬的城市人口，7年時間相當再造2012年一個大保定市的人口規模，按照60%比例購買自住房的中性測算，加上廊坊承接的京戶，總計將新增206萬套住房需求，約相當於北京目前庫存的27倍。 河北新增住房需求測算 情景測算 城市310萬戶住房新增 廊坊接收京籍人口住房新增 總計（套） 50%購買自住房 155萬 20萬 175萬 60%購買自住房 186萬 20萬 206萬 70%購買自住房 217萬 20萬 237萬 資料來源：華泰證券研究所 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京津冀一體化受益標的： 京津冀地區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前提的產業轉移及產業升級、區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及城市配套設施建設、北京周邊房地產的需求上升將帶來極大的投資機會，利好京津冀地區的建材、鋼鐵、電力設備、房地產、環保、交運、化工、汽車等行業。建議重點關註唐山港（601000）、華夏幸福（600340）、廊坊發展（600149）、寶碩股份（600155）、三友化工（600409）等相關標的。 總結收益標的只是我們商業研究必須的步驟，但絕不是最有價值的步驟。 想讓這篇文章有價值，就必須回答一個為什麽。 歷時一年，在經過無數外人無從了解但註定發生的驚心動魄式的博弈後，終於，最困難的存量利益調整接近塵埃落定。好端端的，為啥放著消停日子不過，非要去搞存量調整呢？ 這就得從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開始談起，沿著這個思路，我們才能完美理解“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為啥會並列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儀的決議。 早在十八大的時候，本屆董事局接過了一項任務：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任務，也就是GDP要翻一番，然後人均收入也翻一番。這麽逆推出來，大約2020年前，中國每年需要保持6-7%的增長速度。考慮到潛在增速趨勢下行，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供給都不利於經濟趨勢上行，所以呢，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這四個主要矛盾不管怎麽變，排在第一位的始終是穩增長。 穩增長談何容易，學校里書本上的知識告訴我們：供給端要素決定經濟中長期增速。但在實踐中，你會發現，需求才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天花板的唯一瓶頸。尤其是產能過剩整體格局下的中國，打造新的需求增長極才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的出路。 敢問路在何方？對外，路在“一路一帶”，基礎設施開路，通過大規模投資深度綁定周邊國家，徹底打開周邊市場，實現經濟和政治甚至軍事的區域一體化（詳見《以史為鑒，亞洲邁入習時代》）。 敢問路在何方？對內，路在“新型城鎮化”（對應著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和長江經濟帶），也就是傳說中的“三個一億人”計劃：中西部地區就地城鎮化一億人，農民工進城一億人，棚戶區改造一億人。根據財政部大致估算，6年期間城鎮化需要投入42萬億元。3億人成為城市居民後，結合智能化、低碳化、信息化的智慧城市發展方向，若人均消費年新增1萬元，則將新增打開3萬億元的巨大消費市場空間。掐手指頭算算，只要真能把幾億人轉變成市民，不愁沒有源源不斷的需求。 你想讓農民變成市民，就得找好地方吧？ 東部三大城市圈行不行？不行。因為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嚴控超大型城市戶籍人口”。所以，只能拿著地圖從欠發達地區去圈地。這時候，一個問題來了。全世界的城鎮化，本質都是工業化。你想到欠發達地區去搞城鎮化，首先得想辦法找到人和產業的來源。把人和產業從發達地區引導到欠發達地區，東部發達省份到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算一種做法，北上廣這種特大城市到周邊次發達城市也算一種。克強總理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你讓北京把產業轉移到河北去，北京市委市政府願意麽？你讓廣東把產業轉移到江西去，廣東省委省政府願意麽？在我看來，城鎮化的新就體現這里：啃硬骨頭，徹底打破傳說中的一旦調控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事實上，京津冀一體化協調發展這檔子事兒，根本就不是什麽新東西。只不過在“舊城鎮化”的模式下，舉步維艱。2005年國務院常務會就明確提出要求“積極推進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協調發展，加強京津冀在產業發展、生態建設等方面協調發展”，此後十二五規劃、京津冀主體功能區規劃等文件無一例外都在強調一體化協調發展。但是，最核心的利益問題，始終難以解決：你如何說服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實規劃？說直接點，人家憑啥要主動把相關企業還有教育醫療資源遷出北京城？ 每當我們回想起新中國誕生前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總會不禁聯想起赫赫有名的遼沈戰役。遼沈戰役徹底改變了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為解放戰爭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新一屆領導班子正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決戰，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未來幾年中國政治版圖能否朝著改革深水區順利前行，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版圖能否接續過去十年的增長奇跡。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一半（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done），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接受中央財經領導工作小組會議審議，新型城鎮化取得第一場攻堅戰勝利就在眼前。接下來，我們可以期待長江經濟帶上演第二場攻堅戰。相比第一場戰役濃重的行政命令色彩，第二場戰役的市場化特色會凸顯出來。通過差異化的環保標準，倒逼東部產業向中部區域轉移，輔以綜合的招商引資優惠，有理由相信，長江經濟帶會成為繼京津冀之外的第二個大型甚至是更大型增長極，南京、武漢和重慶會成為最受益的幾座城市。 未來幾年，產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將構成中國經濟最為靚麗的風景線。

新型城鎮化的遼沈戰役：京津冀一體化

(本文來自華泰證券策略團隊 徐彪、劉晨明）

2月10日，習總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工作會議，審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作為眾所周知的一號工程，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從醞釀到誕生需要多少時間？

答案是一年，至少一年。

為啥需要這麽久？因為寫規劃容易，利益的再調整，很難！而利益格局調整，才是整個京津冀協同發展最難啃的骨頭，沒有之一。

2014年2月26日，在經過近9個月的醞釀，習總將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委書記拉到一塊，在張高麗的主持下，組織了一場座談會，由此揭開京津冀一體化戰役的序幕。這次會議，核心任務只有一件，就是說服北京和天津市委書記，拿出願意讓利的態度來。應該說，至少公開新聞里，揭幕戰很成功。習首先提出要求：“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北京市委書記當場的表態：“北京要克服行政轄區慣性思維的束縛，自覺把工作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局中去謀劃和推進。”

半年後，也就是2014年8月，協同發展規劃還主要停留在最簡單的增量分蛋糕階段：

京冀、京津、津冀18項合作框架協議和備忘錄

最關鍵的存量調整內容，都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里。沒錯，就是2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工作小組會議上審議的那本《綱要》。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沒能看過《綱要》，所以老百姓對一體化的力度是心里沒譜的。到底存量調整的力度低於預期還是高於預期呢？我們只能從習總講話里尋找關鍵信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目標要明確，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種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模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新增長極。”你看，基本上都只是圍繞交通一體化、生態文明一體化以及重大產業園區建設展開，增量分蛋糕嘛，沒有啥懸念，反正大家都受益，了不起河北多分一些。但是，整個京津冀一體化中最核心的東西—存量調整，始終語焉不詳：你看到北京的教育資源如何分給河北沒？你看到北京的醫療資源如何分給河北沒？你看到北京的企業如何遷到河北沒？沒有，沒有，還是沒有。

核心關鍵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我去百度百科里找了一下：首都，又稱國都、首要城市或行政首府，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政治稱謂。理論上，它之所以是首都，只因為它是政治中心。至於其他的，都不重要。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經濟中心，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教育資源中心，更沒有哪個國家會說首都必須也是醫療資源聚集地。

向華盛頓特區學習，就必須還北京以單純政治中心的本來面目。這意味著，大量的央企、大批教育資源、部分醫療資源將外遷至河北。

廊坊有望對接央企和教育資源的外遷，張家口和廊坊為代表發展信息技術、高端設備、新能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以承德、保定、張家口為代表發展休閑旅遊、現代物流和金融服務業。秦皇島、唐山、滄州沿海地區組成的港口與臨港工業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吸引產業集聚，發展高端設備、現代物流等產業。

產業及教育醫療資源的外遷，將導致河北住房需求顯著增加：一是北京人口的遷移如外遷央企的員工住房、非京戶籍的人口遷進河北的住房。目前確定廊坊對接央企的外遷，按照邯鄲的人口密度極限測算，未來廊坊至多可接受97萬人口。二是河北在基礎配套設施完善後自身城鎮化率提升時新增城鎮人口的住房需求。粗略測算，河北省從目前城鎮化率46.8%到2020年實現60%的目標將新增1200萬的城市人口，7年時間相當再造2012年一個大保定市的人口規模，按照60%比例購買自住房的中性測算，加上廊坊承接的京戶，總計將新增206萬套住房需求，約相當於北京目前庫存的27倍。

河北新增住房需求測算

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京津冀一體化受益標的：

京津冀地區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前提的產業轉移及產業升級、區域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及城市配套設施建設、北京周邊房地產的需求上升將帶來極大的投資機會，利好京津冀地區的建材、鋼鐵、電力設備、房地產、環保、交運、化工、汽車等行業。建議重點關註唐山港（601000）、華夏幸福（600340）、廊坊發展（600149）、寶碩股份（600155）、三友化工（600409）等相關標的。

總結收益標的只是我們商業研究必須的步驟，但絕不是最有價值的步驟。

想讓這篇文章有價值，就必須回答一個為什麽。

歷時一年，在經過無數外人無從了解但註定發生的驚心動魄式的博弈後，終於，最困難的存量利益調整接近塵埃落定。好端端的，為啥放著消停日子不過，非要去搞存量調整呢？

這就得從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開始談起，沿著這個思路，我們才能完美理解“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為啥會並列寫進中央經濟工作會儀的決議。

早在十八大的時候，本屆董事局接過了一項任務：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任務，也就是GDP要翻一番，然後人均收入也翻一番。這麽逆推出來，大約2020年前，中國每年需要保持6-7%的增長速度。考慮到潛在增速趨勢下行，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供給都不利於經濟趨勢上行，所以呢，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這四個主要矛盾不管怎麽變，排在第一位的始終是穩增長。

穩增長談何容易，學校里書本上的知識告訴我們：供給端要素決定經濟中長期增速。但在實踐中，你會發現，需求才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天花板的唯一瓶頸。尤其是產能過剩整體格局下的中國，打造新的需求增長極才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的出路。

敢問路在何方？對外，路在“一路一帶”，基礎設施開路，通過大規模投資深度綁定周邊國家，徹底打開周邊市場，實現經濟和政治甚至軍事的區域一體化（詳見《以史為鑒，亞洲邁入習時代》）。

敢問路在何方？對內，路在“新型城鎮化”（對應著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和長江經濟帶），也就是傳說中的“三個一億人”計劃：中西部地區就地城鎮化一億人，農民工進城一億人，棚戶區改造一億人。根據財政部大致估算，6年期間城鎮化需要投入42萬億元。3億人成為城市居民後，結合智能化、低碳化、信息化的智慧城市發展方向，若人均消費年新增1萬元，則將新增打開3萬億元的巨大消費市場空間。掐手指頭算算，只要真能把幾億人轉變成市民，不愁沒有源源不斷的需求。

你想讓農民變成市民，就得找好地方吧？

東部三大城市圈行不行？不行。因為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嚴控超大型城市戶籍人口”。所以，只能拿著地圖從欠發達地區去圈地。這時候，一個問題來了。全世界的城鎮化，本質都是工業化。你想到欠發達地區去搞城鎮化，首先得想辦法找到人和產業的來源。把人和產業從發達地區引導到欠發達地區，東部發達省份到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算一種做法，北上廣這種特大城市到周邊次發達城市也算一種。克強總理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你讓北京把產業轉移到河北去，北京市委市政府願意麽？你讓廣東把產業轉移到江西去，廣東省委省政府願意麽？在我看來，城鎮化的新就體現這里：啃硬骨頭，徹底打破傳說中的一旦調控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事實上，京津冀一體化協調發展這檔子事兒，根本就不是什麽新東西。只不過在“舊城鎮化”的模式下，舉步維艱。2005年國務院常務會就明確提出要求“積極推進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協調發展，加強京津冀在產業發展、生態建設等方面協調發展”，此後十二五規劃、京津冀主體功能區規劃等文件無一例外都在強調一體化協調發展。但是，最核心的利益問題，始終難以解決：你如何說服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實規劃？說直接點，人家憑啥要主動把相關企業還有教育醫療資源遷出北京城？

每當我們回想起新中國誕生前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總會不禁聯想起赫赫有名的遼沈戰役。遼沈戰役徹底改變了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為解放戰爭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新一屆領導班子正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決戰，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未來幾年中國政治版圖能否朝著改革深水區順利前行，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版圖能否接續過去十年的增長奇跡。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一半（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done），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接受中央財經領導工作小組會議審議，新型城鎮化取得第一場攻堅戰勝利就在眼前。接下來，我們可以期待長江經濟帶上演第二場攻堅戰。相比第一場戰役濃重的行政命令色彩，第二場戰役的市場化特色會凸顯出來。通過差異化的環保標準，倒逼東部產業向中部區域轉移，輔以綜合的招商引資優惠，有理由相信，長江經濟帶會成為繼京津冀之外的第二個大型甚至是更大型增長極，南京、武漢和重慶會成為最受益的幾座城市。

未來幾年，產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將構成中國經濟最為靚麗的風景線。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記者觀察】城鎮化生意的新算法

城鎮化生意，在此時的中國並非是一門好生意，已被看作危險重重：因為過去十余年地方政府從銀行貸出太多的資金，導致各界對謎一樣的地方政府債務一片擔憂，銀監會全線管控商業銀行平臺貸。

但對國開行來說，逆勢擴張城鎮化生意的底氣，來自對平臺風險的樂觀評估。多位國開行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我們眼里，目前地方政府的風險並不大。”

在國開行內部，一種普遍的觀點是，除了稅收，中國政府持有土地以及大量的國有資產。比如，地方國有企業股權，包括不少已經上市的股權。而後兩者正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所難以比擬的。

“很多人認為中國債務問題很重，是沒有把這兩塊資產放進去。”一位接近國開行決策層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認為應該用資產負債表衡量地方政府的負債程度。應該計算地方政府的凈資產，而不能簡單用債務規模除以財政收入，這不科學。”

上述接近決策層的國開行人士還分析稱，中國政府的債務用途，“不是用作彌補赤字，而是搞建設，為未來發展”。他認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和低速或者不增長的經濟體，債務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機場也好，鐵路也好，不能只計算票價收入。建設所帶來的人流、物流，這些正外部性必須納入考慮。”他說，“關鍵是投資效率要高。”

不過，國開行也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打捆貸款”的平臺模式似乎正出現專業化分解的趨向。

比如，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蚌埠市城投與下轄三個縣的城投公司，合資成立了一家新的融資平臺公司——蚌埠市城鎮發展投資有限公司。公司註冊資本金10億，城投公司占股70%，三個縣城投各占股10%，此外三個縣城投各註入一塊土地。新的平臺公司對接所有“新型城鎮化”項目的融資，其中包括國開行先期提供的50億授信。

此舉的原因之一是，國開行為了控制風險，不希望與縣級城投公司“直接打交道”。一位蚌埠城投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項目都有每個縣參與，但國開行覺得“縣里面財政不太行”，希望由蚌埠城投“帶著縣做”，但是蚌埠城投跟縣級城投並無直接業務往來，於是雙方商議成立子公司，“這樣帶他們做項目”。

隨後，蚌埠市政府下文成立城開公司，主要負責全市的保障房項目融資，保障房資產以及上級撥付資金全部歸到城開公司。

這亦被政府內部人士視為一種“策略”。上述蚌埠市政府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舊的平臺公司還貸遇到一個高峰期，“沒有能力再去融資”。事實上，蚌埠市城投仍在銀監會控制貸款的平臺名單上，“除了保障房項目，其他項目貸款都比較困難”。

“城投公司繼續還貸的同時，成立一個新的公司繼續融資，保證建設的連續性。”上述人士說，“不能因為還債拖延城市建設的發展速度。”

此外，為應對2009年後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蜂擁而至造成的平臺風險，國開行內部正在討論的另一個解決方案是：每家平臺公司設立一家牽頭機構，由牽頭機構設計一攬子的金融解決方案，包括發市政債、信托融資，等等，管住平臺公司“多頭融資”。

據國開行內部人士透露，原來在國開行內部，省級分行是開行系融資方案的一個“窗口”——客戶都在省級分行，國開系旗下的國開金融、國開租賃、國開證券等，都是通過這個“窗口”對接融資平臺的客戶。開行的構想是：將原來自己體系內的一個窗口，轉變成一個“總的窗口”。

多位專家聯名建言中央推進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

多位專家聯名建言中央推進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

一財網 章軻 2015-05-14 12:01:00

報告建議繼續以建設星羅棋布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為重點，加快推動更多的經濟強村就地城鎮化，穩妥實施“全域城鎮化”戰略，推動就近城鎮化盡快研究制定鼓勵和扶持農民就近城鎮化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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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凱城折戟城鎮化？恒大或成其接盤俠

4月13日，停牌多日的浙江省國有上市房企嘉凱城（000918.SZ）發布公告稱，其國有股東擬轉讓共持有的52.78%股份。

公告顯示，嘉凱城的三大國有股東浙江省商業集團有限公司（占總股本比例28.46%）、杭州鋼鐵集團公司(占總股本比例15.02%)和浙江國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占總股本比例9.3%）基於戰略發展需要，擬聯合通過公開征集投資者並協議轉讓方式轉讓持有的部分嘉凱城股份。這意味著，交易一旦達成，嘉凱城的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均將易主。

有意思的是，上述公告對於受讓方提出了苛刻條件。嘉凱城方面表示，擬受讓方或其所屬集團公司主營業務須為房地產開發業務；擬受讓方或其所屬集團公司2015年度房地產銷售金額不低於2000億元，且銷售面積不低於1500萬平方米（相關數據應以權威機構克而瑞研究中心發布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數據為準）。

而滿足上述條件的房企，目前只有三家：萬科、綠地、恒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方求證獲悉，目前基本確定恒大將成為嘉凱城的“接盤俠”。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恒大一直有意收購嘉凱城，雙方已經談判數月，目前基本可以確定。

雖然嘉凱城官方並不願意承認，但是在上述房企中只有恒大有著三四線開發商的強大經驗，而萬科、綠地的業務更多集中在一二線城市，並不會“覬覦”嘉凱城在三四線城市的項目。此外，萬科、綠地都有了A股上市平臺，控股嘉凱城意義並不大，而恒大正可以借機回A。

根據公告，嘉凱城此次的股份轉讓價定為不低於3.79元/股，若是恒大收購，則最少需要支付36億元人民幣。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嘉凱城從2015年開始已經數度變賣資產。

2015年4月22日，嘉凱城采取公開掛牌交易的方式轉讓其持有的凱祥公司70%的股權，當時的掛牌價格不低於5.91億元。

2015年11月4日，嘉凱城以2.53億元價格公開掛牌轉讓其持有的上海凱祥房地產有限公司30%的股權。

2015年12月7日，嘉凱城公司全資子公司嘉凱城集團（上海）有限公司以公開掛牌交易的方式，轉讓其持有的青島嘉凱城51%的股權。

嘉凱城2015年的業績表現不佳。年度業績預報顯示，2015年全年凈利潤虧損預計約23億元，同比下降6138.19%，這個虧損情況非常嚴重。同時，2015年嘉凱城多位高層離職，包括公司前任董事長邊華才、董事趙國恩、監事方明義、總裁姜叢華、副總裁趙衛群和副總裁林環等。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嘉凱城高層相繼離職，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嘉凱城業務發展不利。

各省戶籍城鎮化率比較：浙江、福建本地人最不愛城鎮戶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並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麽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麽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下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於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願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後。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後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2014年，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北京緊隨上海之後，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於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北京之後，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註意的是2010年2014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後，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後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後於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與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一。西南的雲南提升了12.58個百分點。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慶(7.14)和廣西(6.81)兩個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愛落戶城市？

與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等地相比，東南沿海的兩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明顯偏低，兩省的這一數值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中下遊。其中，福建這一數值為34.26%，位居全國第18位;浙江這一數值為32.52，位列全國第21位。

不僅如此，4年間，兩省這一數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較小，福建4年間提升了0.31個百分點，浙江提升了1.58個百分點。兩省提升幅度均小於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浙江達到了64.87%、福建61.8%，兩省均位居全國上遊。從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來看，浙江和福建成為差距最大的兩個省份。其中浙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32.35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兩者差距27.5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二。也就是說，這兩個省大量的人口已經居住在城市里，但戶籍都還在農村。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和福建兩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區域發展最為均衡的兩個省份。為何這兩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麽低?是這兩個省份的人都不愛落戶城市嗎?

在丁長發看來，這一現象與兩省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廣東和江蘇外企眾多，國企也不少。而山東、東北等地國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國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營經濟為主，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資本要求不高，這些企業在解決落戶、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發展較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鄉鎮經濟發達，不少地方農村口比城鎮戶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啟動戶籍改革之後，從城鎮到農村的戶口遷移，比農民進城落戶要多很多。在溫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將戶口遷回原籍。

來自福建泉州的陳先生大學06年畢業後在泉州市區一家金融企業上班，4年前為了生二胎特地將戶口遷回泉州農村。“戶口放在農村，孩子讀書啥的也沒多大影響。放回農村還可以有一些分紅。”陳先生說，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讀書，但大部分人戶口都還在農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遷到城鎮獲得的福利和收益還沒農村戶口多，那自然就沒有吸引力”，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們是否落戶城市，關鍵在於背後的含金量。每個人都會根據成本與收益比來決定是否落戶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發達農村戶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資源值錢，所以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

在此前4月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會有不少農民不願意落戶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產權上有特殊的權利，有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有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產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他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

“但是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離城市或者城鎮比較近的地區，而在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個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錢，承包地掙到的錢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種，種糧食一畝地就一年幾百塊錢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幾千塊錢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說。

表1 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變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

(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局)

藍皮書：北京城遊蕩著大量“半城鎮化的人”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