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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規範高鐵站周邊土地開發：嚴防純房地產化

隨著我國高速鐵路快速發展，沿線地區人民群眾出行服務水平得到顯著提升。依托高鐵車站推進周邊區域開發建設，不僅可以增加鐵路建設資金來源，而且也有利於城市空間有效拓展和內部結構整合優化，有利於調整完善產業布局，促進交通、產業、城鎮融合發展。

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住建部等聯合發布《關於推進高鐵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建設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切實防範高鐵站周邊開發建設帶來的地方債務風險，有關部門要合理控制建設規模和節奏，防止脫離地方財力實際搞開發。

規範高鐵站周邊土地開發

在沿線土地綜合開發方面，國務院2013年下發的《國務院關於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大力度盤活鐵路用地資源，鼓勵土地綜合開發利用。支持鐵路車站及線路用地綜合開發。地方政府要支持鐵路企業進行車站及線路用地一體規劃，按照市場化、集約化原則實施綜合開發，以開發收益支持鐵路發展。

鐵路建設和運營在拉動區域經濟發展、帶動沿線土地、礦產等資源開發上發揮重要作用，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因此，通過沿線土地資產開發，增加“造血”功能，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以支持鐵路建設和運營，同時也有利於沿線城市拓展發展空間，優化產業和人口布局。

近年來，一些地方依托高鐵建設的有利條件，積極探索推進高鐵車站周邊區域開發建設，取得了一定發展成效，有的高鐵車站周邊區域已經成為城市最具人氣和活力、發展最快的地區。

不過《意見》也指出，總體上看，我國高鐵車站周邊區域整體開發建設仍處於起步階段，各方面對高鐵建設和城鎮化融合發展研究還不深入，個別地方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不同程度地存在初期規模過大、功能定位偏高、發展模式較單一、綜合配套不完善等問題，對人口和產業吸引力不夠，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不夠牢固，潛藏著一定的社會經濟風險。

目前，很多城市高鐵站距離主城區較遠，少則幾公里，多則十幾公里。高鐵站周邊以及車站與主城區之間這塊地，成為這些城市擴張的首選。圍繞高鐵站，各種新城新區開始規劃建設，有的城市甚至規劃多座高鐵新城。但由於配套不足，產業單一的問題，這些高鐵新城發展並不盡如人意。一些中小城市片面追求高鐵新城規模，只有房地產沒有其他相關產業，因而出現了很多空城的現象。

對此，《意見》提出了高鐵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的總體要求、重點任務和組織實施措施。其中，重點任務方面，提出了強化規劃引導和管控作用、合理確定高鐵車站選址和規模、嚴格節約集約用地、促進站城一體融合發展、提升綜合配套保障能力、合理把握開發建設時序、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創新開發建設體制機制八大任務。

中小城市不可高估高鐵作用

其中，高鐵車站選址要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切實處理好高鐵通達性和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之間的關系，既要滿足技術標準條件，又要服務地方發展。新建鐵路選線應盡量減少對城市的分割，新建車站選址盡可能在中心城區或靠近城市建成區，確保人民群眾乘坐高鐵出行便利。

一位軌道交通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分析，城際間的高鐵與大城市內部的軌道交通還存在一定的區別。高鐵承擔的主要是商務出行，客流量會比城市軌道交通小很多。因此，在高鐵開發地點的選擇方面就十分重要，定位和選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沿線場站的地產綜合開發。

暨南大學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高鐵站的選址應該辯證分析。我國的高鐵發展才十幾年的的時間，就已經形成世界最大的網絡規模，如果建得離主城區太近，那麽拆遷的時間和成本都很大，建得遠一些，都是農田的話，拆遷比較容易，時間上有保證。其次，高鐵周邊的開發和新城區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三五年就能建好的，可能需要十幾年以上的時間。

胡剛分析，目前確實有些城市的高鐵站離主城區太遠。高鐵站的遠近需要一個合適的量。中心大城市由於城市規模大，人流量大，自身經濟體量大，建得遠一點沒有問題。但是中小城市沒有那麽多人流，應當建得近一點，依托老城區帶動發展。“應當根據城市自身的規模來確定。目前高鐵的選址總體上有點遠。”

“現在地方政府往往把一個交通樞紐就當做新的經濟增長點來做。規劃了很多空港新城、高鐵新城。”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也對第一財經分析，高鐵場站選址和開發還是應該根據城市自身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因素來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小城市的高鐵場站也不是不能開發。例如，一線大城市周邊的小城市由於受大城市外溢，場站周邊也可以充分開發。

《意見》要求，大城市初期應重點開發新建高鐵車站周邊2公里以內區域，可適當控制預留遠期發展空間，避免攤子鋪得過大、粗放低效發展。中小城市不宜過高預估高鐵帶動作用，避免照搬照抄大城市開發經驗，硬造特色、盲目造城。

新建鐵路站場實施土地綜合開發的，應當嚴格執行土地綜合開發的邊界和規模要求，扣除站場用地後，同一鐵路建設項目的綜合開發用地總量按單個站場平均規模不超過50公頃控制，少數站場綜合開發用地規模不超過100公頃。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說，中國高鐵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一二線大城市的高鐵站基本已經配備齊全，接下來新修的高鐵站的主要是三四五線、中小城市。對不同城市來說，修建高鐵新城目的也不同。一二線大城市高鐵新城建設有利於疏解中心城區的人口，而三四線城市則是為了城市新區建設。

他說，一二線大城市人口規模龐大，同時還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流入，又有相關的政策和產業配套，高鐵新城可以發展起來。相比之下，三四線城市自身的城市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小，人口還面臨著外流，如果高鐵站離主城區特別遠，到最後往往變成單一的房地產功能開發，在公共配套缺失的情況下，就有淪為空城的風險。

防止單一的房地產開發

在集約用地方面，有關城市要綜合考慮人口集聚規模和吸納就業情況，按照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相掛鉤要求，合理確定高鐵車站周邊用地規模、結構、布局及土地開發和供應時序，堅決防控單純房地產化傾向。

張大偉說，高鐵站周邊開發並不是說不能發展房地產，而是要有相應的產業和配套，要跟城市自身的實際需要相吻合。

對此，《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高鐵車站的輻射帶動作用，圍繞人的城鎮化，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走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之路，完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配套，促進產城融合、宜居宜業，避免高鐵沿線產業布局同質化和單一房地產功能開發。

《意見》要求，有關城市要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優勢特色、發展定位等，甄選出發展基礎條件優越、城市特色鮮明和發展潛力較大的產業，構建樞紐偏好型產業體系，避免沿線臨近站點形成無序競爭、相互制約的局面。大城市高鐵車站周邊可研究有序發展高端服務業、商貿物流、商務會展等產業功能，中、小城市高鐵車站應合理布局周邊產業，穩妥發展商業零售、酒店、餐飲等產業功能。

胡剛說，高鐵站周邊發展的產業不應是單一的產業，而應該是複合型的，多種產業發展，產城融合。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要根據城市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特點，發展優勢產業。

胡剛認為，高鐵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中國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布局，再過十年以後高鐵周邊的產業會發展起來，在高鐵周邊居住和辦公的人，去到另外一個大城市出差十分方便，從而加速人流、信息流等各種資源的快速流動。在大城市，未來高鐵周邊將很可能發展成為商業中心、產業中心、居住中心。這也是整個城市轉型升級和發展的結果。“現在高鐵對城市帶來的效益和影響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未來大城市高鐵站附近將可能是市中心。”

生態環境部出新規：嚴防工礦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汙染

從今年8月1日起，全國工礦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環境保護將由生態環境部實施統一監督管理。

《工礦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下稱《管理辦法》）已於近日由生態環境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今天（11日）對外公布，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管理辦法》規定，造成工礦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汙染的企業應當承擔治理與修複的主體責任。土壤環境汙染重點監管單位包括有色金屬冶煉、石油加工、化工、焦化、電鍍、制革等行業中應當納入排汙許可重點管理的企業；有色金屬礦采選、石油開采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其他根據有關規定納入土壤環境汙染重點監管單位名錄的企事業單位。

重點單位以外的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生產經營活動涉及有毒有害物質的，其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環境保護相關活動及相關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可以參照本《管理辦法》執行。

原環境保護部2014年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11946座尾礦庫，其中危、險、病庫多達2369座。尾礦庫是礦山選礦廠重要的生產設施，同時也是一種具有高勢能、高危害性的危險源與環境風險源。其尾礦及尾礦水中常含有重金屬、化學藥劑等有毒有害物質，一旦發生事故，會對下遊村莊、河流、水庫、農田等造成嚴重環境汙染，對人群健康、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危害。

近幾年來，我國發生過多起尾礦庫潰壩事故。原環境保護部《尾礦庫環境風險評估技術方法》編制組介紹，僅2006年至2013年，被該編制組列為尾礦庫事故案例的就有53個。

2010年7月3日發生的紫金礦業銅酸水滲漏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嚴重汙染，大量網箱魚死亡；今年4月19日晚21時30分許，浙江省遂昌縣大金莊礦業有限公司尾礦庫發生潰壩事故，多處河段水質受到影響；2013年5月14日晚，湖南均楚螢石礦發生決堤，庫內約2000立方米尾礦隨洪水傾瀉。7個農戶家被沖進了尾砂，部分菜地、堤壩受損，有4座小橋被洪水沖垮。在尾礦庫下遊沿河15公里範圍內，共有9家農戶被淹，約130畝農田受到影響。

2014年8月13日，重慶市巫山縣千丈巖水庫受到湖北建始縣磺廠坪礦業有限公司硫精礦洗礦場直排廢水影響，導致嚴重汙染，水體由碧綠色變為暗黑色，並有刺激性氣味，水庫周邊四鄉鎮5萬余人飲水曾受到影響。

《管理辦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工礦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環境保護相關活動的監督管理。重點單位新、改、擴建項目，應當在開展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時，按照國家有關技術規範開展工礦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環境現狀調查，編制調查報告，並按規定上報環境影響評價基礎數據庫。

《管理辦法》規定，重點單位應當建立土壤和地下水汙染隱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對重點區域、重點設施開展隱患排查。發現汙染隱患的，應當制定整改方案，及時采取技術、管理措施消除隱患。

重點區域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區，原材料及固體廢物的堆存區、儲放區和轉運區等；重點設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質的地下儲罐、地下管線，以及汙染治理設施等。

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在貴州省安龍縣萬人洞礦區采訪時看到，幾座高山已經被開腸破肚，大片山體、巖石裸露。安龍縣海子鎮黨委書記楊希告訴記者，安龍縣黃金開發始於1986年，已有30年歷史，是黔西南州最早投入黃金開發的縣市之一，“最瘋狂的時候有100多個采礦點同時開采”。

2014年8月，貴州省環保廳和公安廳組成聯合執法組對安龍縣黃金開采行業開展全面排查，對未批先建的萬人洞金礦和海子金礦因、尾礦庫不能滿足生產要求的金龍黃金公司實施省級掛牌督辦，並責令3家企業停產整治。

之後，萬人洞金礦投入整改資金500余萬元進行生態修複。記者看到，在修複區已經修建了砼截排水溝和擋土墻，栽植了桂花樹、柏樹和紅葉石蘭等樹種。在豹子洞金礦修複區，記者看到廢棄采場和廢渣堆場上綠草連片，杉樹已經長了1米多高，許多地塊平整後已經種上了玉米。

上述《管理辦法》規定，重點單位突發環境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汙染的，應當采取應急措施避免或者減少土壤和地下水汙染；應急處置結束後，應當立即組織開展環境影響和損害評估工作，評估認為需要開展治理與修複的，應當制定並落實汙染土壤和地下水治理與修複方案。

中企海外發債熱度不減，監管嚴防外債風險

隨著美債收益率的不斷走高，中國企業海外發債的成本優勢有所降低，而非金融企業美元債的發行熱度仍然不減。

在海外發債成為中國企業重要融資途徑的同時，一些違規現象也引起了相關監管部門的重視。國家發改委5月18日公告稱，對於發行外債未按照2044號文有關規定履行事前備案登記手續的8家企業及承銷商、律所等中介機構進行了工作約談。

近日，發改委、財政部還聯合下發了《關於完善市場約束機制嚴格防範外債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的通知》，要求企業依托自身資信狀況制定外債本息償付計劃，嚴禁與政府信用掛鉤的誤導性宣傳，對涉及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和擔保的企業、承銷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主體及其主要負責人，將加大懲處問責力度。

海外發債熱度不減

2015年9月，發改委發布《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發改外資[2015]2044號，下稱“2044號文”），企業境外發行債券制度正式從審批制變更為備案登記制。此後，中資美元債市場在2016年到2017年經歷了一輪持續的擴容。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彭博數據顯示，2017年共有2157只中資美元債完成發行，融資總額高達3139億美元。

中國債市長端利率走升背景下海外發債的成本優勢、人民幣的企穩回升等，都成為美元債在2017年進一步放量的重要原因。

不過，2018年以來，隨著美債收益率的走升和中國國債收益率的回落，中美利差正在不斷縮窄，10年期國債利差已經從年初的140個基點收窄至目前的64個基點。同時，近期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匯率小幅回調。

“由於海外發債成本不低，我們接觸到的一些融資渠道順暢的企業海外發債的意願不那麽強了，而另一些存在剛性融資需求的企業仍會繼續在海外發債。”一位券商投行業務人士對記者介紹。

記者註意到，2018年1～4月美元債發行總量同比微增，去年美元債的最大發行人——銀行，今年前四個月發行量有所回落；而非金融企業的融資規模卻在攀升，以房地產行業為例，1～4月美元債發行規模達到了189億美元，同比增加超過六成。

中資美元債發行量（數據來源：彭博）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表示，由於再融資需求較大，今年內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境外債券發行量將保持強勁。在穆迪助理副總裁楊昱穎看來，境外債券發行強勁的部分原因是境內信貸環境趨緊，在此情況下，開發商轉向境外為業務發展提供資金並對其部分境內債務進行再融資。

再融資需求也進一步提高了海外債發行量。穆迪高級副總裁梁鎮邦表示，穆迪評級的開發商在未來12個月里將有約172億美元的到期或可回售境外債券，以及約431億美元的到期或可回售境內債券，這拉動了2018年內較高的再融資需求。

強調事前備案

在海外發債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要融資途徑的同時，一些違規現象也引起了相關監管部門的重視。

近日，發改委外資司對8家企業及有關承銷商、律所等中介機構進行了工作約談，聽取了企業和中介機構關於企業基本情況和外債發行情況的說明，並指出企業發行外債存在的違規之處，要求企業和中介機構各負其責，遵守2044號文事前備案登記要求及境外發債的相關規定，切實做好外債發行相關工作。

據了解，發改委在2044號文中規定，企業發行外債須事前向發改委申請辦理備案登記手續，並在每期發行結束後10個工作日內，向發改委報送發行信息。

投行人士稱，發改委提到未提前備案的情況主要是針對部分企業境外子公司在海外發債融資的情況。在2044號文中，發改委明確規定，境內企業及其控制的境外企業或分支機構向境外舉借的、以本幣或外幣計價、按約定還本付息的1年期以上債務工具，包括境外發行債券、中長期國際商業貸款等，都需向發改委進行備案登記。

發改委還表示，未來將繼續加強對企業發行外債的監管，建立健全責任主體信用記錄。

具體措施包括，對於發行外債不履行事前備案登記手續或存在其他違規行為的相關企業和有關中介機構，發改委將加大問責力度，視嚴重程度納入相關領域黑名單和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及時公開通報，並限制相關責任主體新申請或參與外債備案登記工作。

外債、地方債風險受重視

除了強調事前備案，外債風險、地方債務風險的防控也成為關註重點。據業內人士介紹稱，早在2017年開始有關部門就已經加強了地方債務風險的防控。

據了解，不少城投公司於2016年進入美元債市場發債融資，城投美元債一度成為美元債市場發行熱點。而進入2017年後，隨著有關部門加強地方債務管理、城投公司發債監管趨嚴，城投公司2017年美元債發行金額同比明顯銳減。

發改委網站5月17日顯示，近日，發改委、財政部下發了《關於完善市場約束機制嚴格防範外債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的通知》（發改外資〔2018〕706號，下稱“706號文”），進一步加強對於地方債務風險的防控，要求企業依托自身資信狀況制定外債本息償付計劃，嚴禁與政府信用掛鉤的誤導性宣傳。

首先，企業要實現實體化運營，依托自身資信狀況制定外債本息償付計劃，落實償債保障措施。嚴禁企業以各種名義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為其市場化融資行為提供擔保或承擔償債責任，切實做到“誰用誰借、誰借誰還、審慎決策、風險自擔”。

706號文進一步強調，擬舉借中長期外債企業要規範信息披露。在債券募集說明書等文件中，不得披露所在地區財政收支、政府債務數據等可能存在政府信用支持的信息，嚴禁與政府信用掛鉤的誤導性宣傳；有關信用評級機構不得將企業信用與地方政府信用掛鉤；申報企業應對申請材料的真實性、合規性負責。

第二，擬舉借中長期外債企業要統籌考慮匯率、利率、幣種及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等因素，靈活運用金融產品，穩妥選擇融資工具，合理持有外匯頭寸，密切關註匯率變動，有效防控外債風險。

第三，發展改革部門要切實加大事中事後監管力度，加強對外債資金使用情況和項目後續建設運營情況的督促檢查工作。財政部門對依法合規承接政府投資項目的企業，應當按規定和批準的預算及時撥付資金，不得拖欠。

第四，建立健全責任主體信用記錄，對涉及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和擔保的企業、承銷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主體及其主要負責人，加大懲處問責力度，納入相關領域黑名單和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歸集共享，實施跨部門聯合懲戒，及時公開通報，並限制相關責任主體新申請或參與外債備案登記工作。

風險定價漸唱主角，基金經理們嚴防債市踩雷

近期，中國債市違約事件引發市場關註。盡管違約宗數和規模都並未超過去年，且違約率仍處於全球最低水平，但在最近的違約中，80％以上是民企、20％是國企，且行業分布較為分散，這也使得眾多基金“踩雷”，甚至正不斷顛覆機構的擇券邏輯，風險定價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第一財經記者從多家中資、外資公募和私募基金經理處了解到，不少債基開始密集排查持倉風險，部分機構要求研究員在兩周內排查完畢。“鑒於民企債融資幾乎凍結，上級要求進一步按照以下邏輯排查風險：民營企業或AA+以下國企持倉品種，資產負債率超過50%的需要進一步研究其負債結構和基本面，存在違約風險的會陸續通過OTC（櫃臺市場）等市場賣券。”某此前“踩雷”民企債的債基基金經理章辰（化名）對記者表示。

章辰感嘆，“過去幾年宏觀環境比較有利的時候，尤其是民企債收益率較為可觀，基金十分鐘就能決定是否買一只債券，對比之下，銀行放貸往往十天也無法完成審批。現在這種粗放的擇券邏輯肯定行不通了。”

其實，在去杠桿、流動性收緊、利率攀升、打破剛兌的新常態下，以前公司通過“借新還舊”來繼續活命的展期套路似乎行不通了，尤其是作為債券購買大戶的銀行在資管新規下被要求“非標回表”、銀行體系資金回流，其對於債券的需求也在下降。

“下半年我們會重點投資一些現金流穩健的企業，尤其是國企。行業方面，會考慮一些消費零售業的公司，而對於產能過剩的產業，例如煤炭、鋼鐵，則會非常審慎。地方政府債方面，會主要挑選透明度相對較高而且穩健的作為投資對象。”富達國際中國債券基金經理黃嘉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機構密集“排雷”

2018年至今，債券違約潮從央企、地方融資平臺轉移到了民企，目前已有近20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公司包括四川煤炭、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神霧環保、富貴鳥、中安消等，合計金額近200億元。

債券發行市場的慘淡情景更是令人瞠目。在違約事件頻發的背景下，東方園林原先欲發債募集10億元，最終僅以5000萬元收場，且該公司並未宣布“棄發”。這不但顯示了融資市場的冷清，更凸顯了一些上市公司資金面的吃緊。在5月21日開始的四個交易日中，東方園林市值跌去近百億。此後，公司宣布緊急停牌，事由為重大資產重組。當時正值A股納入MSCI的當口，東方園林也因停牌被MSCI從名單中剔除。

“前幾年資產荒，流動性普遍偏寬松，利率債、國企債無法滿足收益率需求，而民企債的利率相對有吸引力，機構在擇券時很難對民企背後的真實業務、關聯方等做徹底調查。去年隨著去杠桿、流動性收緊，民企再融資難度凸顯，預計這是未來半年的趨勢。”章辰告訴記者。

他也透露，從5月初開始，機構已經開始密集排查風險，並且在拋售一些風險較高的債券。“同時，比起以前，機構更密集關註中債資信對債券估值的下調情況，從近幾次違約事件中可以觀察到，估值的下調極具前瞻性。”

“避雷必須從公司基本面出發，公司規模較小或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靈活性較低的公司具有相對較大的違約風險，還有就是高杠桿和短期內到期的債務比現金高的。”黃嘉誠告訴記者。

野村證券的研究顯示，歷史數據的確可部分預言違約率。例如，年初迄今規模近200億元的新違約事件中，52%的發行人其實過去幾年都出現過違約，例如四川煤炭、大連機床、丹東港、中城建等。

此外，黃嘉誠也表示，“公司財報的可比性、管理層對自身報表的認知度和對財務開支的審慎度，都可給投資者一定的信息去判斷公司的經營能力。”

以此前中票違約的凱迪生態的財務指標為例，2014～2016年這三年公司資產規模實現突飛猛進式的增長（從140億到420億元），通過銀行貸款、定向增發、融資租賃、信托融資、資產證券化、發債做大規模，其中債權融資約160億元（有一部分是合並帶入負債），前期巨額融資帶來高額財務壓力（2016年財務費用達16億元），加之大規模的電廠建設、原燃料的付現費用以及墊資幫股東施工，公司現金流快速消耗，但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回款時滯較長、部分電廠規劃建設或者發電量低於預期、境外工程回款慢，以及貨幣政策收緊、非標回表等政策導致的融資渠道收緊，最終導致違約。

在民企債券違約事件陸續爆發期，記者也了解到，多數機構仍以配置國企和央企債券、政策性金融債、存單等為主。

風險定價重要性提升

其實，違約對中國債市而言“焉知非福”。隨著信用利差拉大，機構對於風險定價的關註度不斷提升，這也是與國際標準逐步接軌的表現。

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定程度的債券違約是市場健康的體現，當前中國債市違約率很低，對於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而言，違約率很低或為零是不正常的。如果任何投資的風險水平都是一樣的，就無法擇優配置。”

黃嘉誠表示，中國市場的違約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於許多地區和市場。比如，以美元計價的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大概能達到3%~4%；而中國市場的違約總額目前達到910億元人民幣，這一金額也只占債務總量的約0.12%。

“違約的打破是有序的，舊的風險能夠得到釋放，經濟就有一個發展的空間。就信用分析而言，隨著債市有了更全面的違約率、回收率，做信用風險定價就有更加合理、更強的依據，這是債市升級的體現，當然對信用風險管理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中誠信國際研究院評級與債券研究部副總經理李詩表示，除了違約風險，投資組合的信用風險管理還要考慮個券的流動性風險，以及發生評級變動、估值調整的風險等。

李詩認為，按違約的原因可以大致把企業分為三類。第一類，行業處在下行或低迷周期，例如產能過剩行業。對於資本密集型行業而言，往往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這意味當該行業觸底反彈時，排名靠後的企業很有可能被出清；第二類，公司治理存在嚴重問題的企業。民企相對國企更弱，這多因民企的運轉可能對其實際控制人高度依賴，且可能高度依賴外部融資、杠桿率較高，因此實際控制人的風險很容易傳導給企業；第三類，近幾年在交叉違約條款的設計下，企業某一類債務的違約會導致其短時間內面臨所有債務的加速到期。

至於下一步擇券的邏輯，黃嘉誠則對記者表示，預計大多數違約將與供給側改革的行業有關，如鋼鐵和煤礦等重工業，還有銀行負債端壓力使企業融資困難增加，特別是高負債企業。從地區來看，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民企和國企的風險會較大，預計這是未來半年的趨勢。

“整體來說，選券的邏輯不會變。變的地方重點在於利率上升、利差拉寬、市場定價重新往上調，在同行業、同等級的券中，回報性價比較好的個券還會被繼續看好。過往高杠桿、資不抵債的公司會維持負面的看法，而不會盲目配置那些因被拋售而出現較好預期回報、基本面卻較差的券。”他稱，未來的目標仍是保持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以盡量減少集中風險，較為看好消費零售業、較大型的房地產商，並通過提升現金水平和利用國債期貨來進行風險對沖。

違約處置仍待優化

說到違約債券，其實如何進行違約處置並回收也是關鍵。

黃嘉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處置方式上看，中國的違約處置機制還未完全市場化，配套制度還不完善。“上市公司、民企和國企的兌付情況有分歧。上市公司和民企處置效率較高，有能力和意願償還的公司完全償付概率較高。相反，國企的效率相對較低，具體沒有統一的破產重組和清算的方案，大多私下解決。”

相比之下，境外市場有一個較完善和透明的”重組會議處理程序”（Restructure and Workout Process），“允許外國投資者和發行人早日處理不良債務情況。該程序允許擁有不同優先權的債權人和不同利益相關者參加討論，並討論債務重組的潛在問題和影響，以便增加各方的潛在剩余價值，並預防進入違約或清算情況。”他解釋稱。

具體數據來看，到2017年底，有66只公募債違約，但只有26只完成處置。李詩表示，“其中19只是全額兌付，但對於大額的持有人沒有全額兌付，回收率約在22.18%到22.62%之間，而且整體處置非常慢。可見，市場對完善債券違約的處置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將研究政策支持電爐鋼發展，嚴防新增產能成鋼鐵去產能首要問題

25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巡視員駱鐵軍在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常務理事擴大會上說，推動“長流程”煉鋼向“短流程”轉換，將進一步降低鋼鐵行業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國家將研究支持電爐鋼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有效提高電爐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鋼鐵生產工藝分為兩大類：以鐵礦石為原料的高爐、轉爐“長流程”和以廢鋼為原料的電爐“短流程”。盡管後者排放更低、汙染更小，但由於成本比較則更高，因此我國一直以“長流程”鋼鐵企業為主導。隨著去年“地條鋼”出清，我國廢鋼積蓄量快速增長、價格回落，電爐鋼的經濟性得以凸顯。

“京津冀地區鋼鐵產能的向外轉移，或將成為短流程煉鋼產能指標的重要來源。”駱鐵軍表示，“我們將與發展改革委等相關部門一道，鼓勵和引導轉出產能優先用於滿足區域外電爐鋼發展的需要。”

“華南、西南、西北等市場容量大、廢鋼資源豐富、電力供應充足的地區，具備發展電爐鋼的優勢。我們將在嚴格執行產能置換政策基礎上，指導相關地區加強溝通和銜接，積極承接來自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產能轉移，合理布局發展電爐鋼。”駱鐵軍說。

嚴防新增產能成為鋼鐵去產能首要問題

駱鐵軍表示，當前隨著鋼鐵行業市場形勢的好轉，在高額利潤驅動下，部分地區和企業投資鋼鐵行業的意願增強，產能擴張沖動明顯。嚴防新增產能已成為鋼鐵去產能面臨的首要問題。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６月份，我國粗鋼日均產量２６７．３萬噸，在４月、５月連創新高的基礎上，再次刷新歷史最高值。

“在５至６月份開展的專項抽查中，我們發現了不履行產能置換手續、置換比例達不到要求、用異型爐容搞數字遊戲、應拆除設備‘以停代拆’等典型問題。”駱鐵軍說，鋼鐵行業和各地相關部門要嚴格執行新修訂的產能置換辦法，做到不走樣，防止產能“邊減邊增”。

他表示，在堅決落實好去產能任務的同時，我國還將繼續壓減京津冀區域內鋼鐵產能總量。京津冀地區面積僅占全國２．２％，卻集中了全國約２５％的鋼鐵產量，遠超區域內鋼材消費需求和環境承載容量。

“近年來，相關地區不斷加大環保投入，全面實施超低排放。但由於鋼鐵產量過大，集中排放仍然對京津冀地區環境帶來巨大影響。”駱鐵軍說，繼續降低區域內鋼鐵產能總量是治本之策。

針對近期河北城市鋼廠搬遷引發部分業內專家的討論，駱鐵軍表示，京津冀地區正在或謀劃搬遷的鋼鐵企業，要對比研究關停轉型、域外轉移、轉型發展電爐鋼等多種方式，科學決策、審慎推進城市鋼廠搬遷。避免近距離簡單化搬遷，避免因搬遷背上沈重包袱影響企業發展，甚至成為新的“僵屍企業”。

責編：顧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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