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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民生東路四段、一間不到三十坪的辦公室,十幾個年輕人正打打鬧鬧,頭上還戴著「必勝」的頭巾,就是他們的平台,過去兩年至少包辦了一萬六千場活動的報名、入場、售票。 他們是盈科泛利,二○一一年推出「活動通」服務後,創下台灣唯一同時獲得兩岸四大創業競賽獎項的紀錄;最著名的一次是在「DEMO China創新中國」打敗逾兩千個參賽團隊,獲得高通、大陸創投公司創業邦,以及蘋果、IBM早期投資者DCM重量級創投共注資七位數美元;今年,活動通甚至成為蘋果指名合作夥伴。 透過「活動通」,消費者可以上網找活動、買票,電子票券直接傳到手機,連發票都寄到家裡。既不用到兩廳院、也不用到便利商店取票,甚至你要主辦活動,也都能登入平台,屬百人以下規模服務則完全免費。一個兩歲多的服務平台,包辦了整個售票及人流管理系統。 至今年第三季,「活動通」兩岸四十人的團隊帶進年營收近五千萬元,但現在聲勢看漲的他們,在兩年之前,卻是個幾乎要賠光積蓄的失敗案例。 關鍵差別,就是他們選擇認輸,讓消費者為自己帶路。 起初不懂市場,做餐廳訂位系統吃癟 盈科泛利的創辦人,是兩位鴻海軟體工程師出身的謝耀輝、羅子文,創業頭兩年,看好國外電子票券的應用,投入系統開發,相信靠著對兩岸市場的了解,一定能闖出一條康莊大道。 但只懂技術的他們,竟然選擇將系統結合餐廳訂位,除了零星客戶之外,根本沒有生意。兩人一直堅信自身的技術優勢,直到友人看不下去,直言「電子票券的技術是很棒,但拿去結合餐廳訂位就像脫褲子放屁一樣!」因為在軟硬體都未建置的情況下,比起打電話,薄利的餐飲業者當時根本不需要用電子票券來訂位。 「那時候就是只記得技術,都忘記市場了,」謝耀輝回憶。 與大多數台灣軟體公司一樣,早期的盈科泛利只想將電子票券技術賣給客戶,主攻B2B市場,根本沒想過直接接觸消費者,想破頭的研發技術,始終與市場絕緣。 直到兩人五百萬的存款都燒光了,他們才低下頭重新檢視自己。 後來靠用戶意見改良,經手萬場活動 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他們和員工開始研究電子票券在全世界的應用。不斷搜尋網頁、打電話問各產業的朋友:「什麼服務你們願意付錢?」普查的結論是電子票券加上活動,羅子文受訪時曾表示,兩岸活動票券市場至少有三百六十億元規模,他們決定做最後一搏。 受挫的兩人,二○一一年推出「活動通」,這次讓消費者帶路。他們開放系統,讓一百人以下的活動主辦者自由免費使用。 透過網站,活動主辦人可以接受報名、賣票,資訊導進後台之後,方便當天的人流管理,也讓主辦活動者有了顧客資料分析和長期經營客戶的機會。 每一個第一次使用平台的主辦單位,就算只是個媽媽們的下午茶,他們都一定親自拜訪,從顧客的使用者經驗去看潛在需求,以及對活動通服務的潛在威脅。 一個一個拜訪至今,他們培養了一千多位活動主辦人組成的社群,網站上還成立專屬的討論空間,他們現有的代開發票、蒐集活動場地資訊、即時入場管理等功能,都是靠消費者的回饋發展出來。「如果當時先做這件事,說不定就不用燒五百萬了,」聲調總是高昂的謝耀輝,說到一半突然低頭自語。 靠著用戶的想法,同樣的團隊、同樣風格的呈現,這次產品囊括兩岸四個創業大獎,資金一一到位。上線兩年時間,平台上已累積超過萬場活動,從三、四千人的路跑,到攝影師的外拍都有。 平台逐漸成熟,他們卻始終堅持開放性、百人以下活動免收費,確保社群繼續擴大。 「那是讓我們抓住市場的關鍵,」謝耀輝說,社群有如雷達般領著活動通,有什麼樣最新的活動主題、形態、場地,每一季他們都據此發展出新的收費服務,也才能留住消費者,增加用戶。 每月金頭腦日,刺激員工向上革命 五百萬元的一堂課,不只讓他們找到社群這顆雷達,也讓他們丟掉台灣傳統的管理思維。 鴻海出身,兩位創辦人過去習慣了製造業由上而下要求產量、獲利的管理方式,久而久之,身為第一線接觸客戶的員工也就收起感官,只忙著完成任務。看見了新機會、顧客未被滿足的需求也無暇處理。 「但什麼能拉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就是那些新的機會啊!」謝耀輝激動的說,每個月盈科泛利都有一個金頭腦日,當天每個人什麼都不做,關在房裡,各自整合崗位上的所見所聞,提出一個改善公司的方案。「讓他們覺得隨時要革上司的命,否則就是自己被淘汰,」他堅定說。 絕處逢生,謝耀輝的嘴裡還不時冒出「淘汰」二字,上了五百萬元的一堂課後,活動通從工程師到業務,每個人的眼睛都不敢再離開消費者,他們知道,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一旦錯失了新需求,消費者將毫不留情的離開,機會缺口被別人補上之後,自己就只有被淘汰一途了。 【延伸閱讀】盈科泛利 成立:2009年員工數:兩岸共41人主要服務:活動售票及後台管理平台成績單:2年經手兩岸1萬6,000場活動;2013年營收預計成長至少3倍革了誰的命:活動票券系統、公關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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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投信龍頭元大寶來投信,年後爆離職潮,包括董事長高抗勝、海外投資長吳懷恩相繼請辭,加上去年底轉任永豐投信總座的通路副總吳嘉欽,已有10多名原「寶來幫」的員工被同業挖角。本刊調查,2011年元大、寶來合併,公司允諾員工3年工作保障將到期,加上元大傳出將進行組織調整和資源整併,這一波出走潮牽動投信界版圖重組。 馬年開春,位於敦化北路的元大寶來投信,呈現出新人新氣象。元大董娘、元大金控副董事長、元大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杜麗莊的弟弟杜純琛,三月接任投信董事長,原董事長高抗勝請辭獲准退休。同業認為,杜純琛接手將會有一番整頓。 同業 伺機挖角 根據瞭解,元大寶來投信除了最高領導換將外,海外投資長吳懷恩也請辭,三月底將打包走人;這是繼去年底原通路事業部資深副總經理吳嘉欽,轉戰永豐投信接任總經理後,再一波高層人事異動。 一名永豐投信幹部說:「吳嘉欽是元大寶來投信總經理劉宗聖旗下業務大將,其實大家原以為是劉宗聖要來的。」 高層大換血,揭開元大寶來員工離職潮序幕。根據瞭解,已有十多名員工去職,轉投入富邦投信、富蘭克林投信等公司,其中「寶來幫」佔多數。「我們對去富邦投信的員工開玩笑:『你要走也走遠一點,才差一個路口。』(元大寶來投信與富邦投信都在敦化南路上,分別在八德路口與市民大道口)」員工透露。 「聽說還有一波幹部要走,富邦、永豐、群益、國泰、日盛投信都虎視眈眈,隨時敞開大門。」同業表示。 寶來幫 主管多 元大寶來投信以六十八檔基金,二千八百多億元基金規模穩居國內投信業龍頭,比排名第二的群益投信多出一千五百多億元,待遇也是業界最優。二○一一年元大金控合併寶來證券,旗下二家投信強強聯手,奠定元大寶來投信不敗地位。 但市場傳出元大寶來投信的寶來幫爆出走潮,成為業界關注焦點。根據瞭解,目前元大寶來投信主管有八成是寶來幫佔缺,由於去年投信在元大金控子公司績效排名墊底,再加上公司近期要組織調整、資源整併,當初合併時,元大馬家三年不裁員的承諾又即將到期,在在都讓內部寶來幫的員工忐忑不安。 去年元大寶來投信表現不佳,投資大陸虧損是重要原因。一名投信同業表示,二○○五年國內投信規模二.四兆元,現在全部加起來不到二兆元,當年債券型基金佔一.八兆元,現在只剩下八千萬元。國內投信辛苦經營,但中國投信基金市場規模高達新台幣數十兆元,因此,國內各大金控莫不紛紛佈局與對岸金融機構合資成立投信。 近年金融業離職潮 2010年 南山人壽因談轉售案,總經理陳潤霖、財務長陳彥廷相繼離職,2011年則有投資長呂文熾、研發暨管理部門最高負責人黃淑芬及同部門石靜慈及張明修同步離職,尹衍樑的潤成投資也以21.6億美元買下南山人壽股權。 2013年 富邦證券鑑於股市的成交量減少,網路下單比重逐年成長,啟動資源整合,全台減少營業據點,在台北市裁併5個營業據點,今年仍可能還會有據點裁併。引發一波營業員出走潮。 2013年 凱基證券在2009年以新台幣294億元買下原屬台新金控旗下的台證證券的經紀業務、通路資產,成為台灣經紀市佔率第二大的證券公司,開始啟動據點整併,引起原台證幫人士出走。 2014年 南山人壽日前爆出無預警裁員,壽險圈傳出南山人壽僅是內勤部分,以每年5%、連續4年的方式進行,「會連續4年,裁滿800人為止」。外勤部分也將更嚴格考核去留。 2014年 中信金宣佈併購台灣人壽,在去年底台灣人壽已有部分業務主管、區經理悄悄離職,轉投入同業。 年終 獎金縮水 去年三月,馬家大膽西進,元大寶來投信與大陸華潤集團成立華潤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元大寶來投信持股四九%,投入人民幣近一億元,總經理由台灣代表林冠和出任,至今募得約人民幣十億元基金。業內人士指出,馬維建把投信的合作當成證券合作試水溫。 同業指出:「在大陸做投信不好做,他們前十大投信已經吃掉七成的市場,其餘八十幾間投信搶剩下的三成,國泰投信、富邦投信還有永豐投信的轉投資全部都虧錢。」 「元大寶來轉投資大陸,虧五千多萬元,原本每位員工平均八到十個月的年終獎金瞬間縮水,今年約只有六個月,很多人就想走。」一名幹部私下表示。 「去年才剛開始投資,開始虧錢是常見的,需要一點時間。」杜純琛對本刊記者解釋。因此去年元大寶來認列虧損,獲利要吐出約五千多萬元。 華潤元大投信不隻影響元大寶來投信獲利,一名同業指出:「大陸法規規定,合資的投信三年內股權不得移轉,所以有可能一賠就賠三年。」他指出;「元大寶來資本額二十二億元,還賠得起,但是像國內資本額三億元的小投信,幾年賠下來很可觀,萬一虧損反應回台灣母公司,淨值低於十元,可能就不准發行新基金。」 遭罰 影響士氣 除了在大陸虧錢,去年元大寶來投信的運氣也不好。元大寶來投信在合併之前,寶來投信協理瞿乃正涉嫌內線交易坑殺政府代操基金,因此去年被金管會懲罰一年內不得募集、發行新的基金,對公司內部士氣也造成負面影響,加速寶來幫的出走。 元大集團創辦人馬志玲在二○○四年以元大京華證券購併復華金控,到二○○六年改名成為元大金控,一直是國內證券業龍頭。二○○八年寶來證券集團總裁白文正身故之後,寶來證券變成為國內各大證券公司搶親對象,證券業生態詭譎多變,元大證券龍頭地位隨時可能因為對手併購寶來而喪失寶座。 當時,元大創辦人馬志玲抱病,在證券同業環伺之下,馬維建、馬維辰二兄弟面臨接手元大金控之後的第一宗合併案。 二○一一年四月,二人決定親自出馬請出世交、同時也是寶來證最大股東,廣豐家族老么賀鳴珩說媒,抬出券商併購史上最豐厚的聘金,擊退開發金辜仲,順利以現金加股票、總金額約四百八十九億元,股價淨值比一.七二倍的高價,併購寶來證券,合併後更名「元大寶來證券」,成為市佔率一五%的證券、投信一哥。 併購寶來 磨合 二○一二年起,雙方的證券、期貨、投信公司也陸續合併且更名為「元大寶來證券」「元大寶來期貨」「元大寶來證券投資信託」。三年前合併時,元大金控為紀念寶來證券創辦人白文正,承諾「元大寶來證券」名稱至少使用三年,並且保障寶來員工工作三年,期間還可沿用寶來制度,使得合併後員工人數暴增為一萬多人。杜純琛表示:「元大與寶來的磨合沒有問題,元大是看上寶來證券在金融創新上的能力,還有旺盛的業務能力,尤其總經理劉宗聖,他有優異的海外業務開發能力。」 然而,以創新金融商品見長的寶來證券,與國內歷史悠久、市佔龍頭的元大證券,本來就存在著文化的差異。曾任台灣寶來證券國際金融部策略分析師、現為康和證券香港分公司總經理的歐宏傑表示,元大證券較有制度,寶來證券較重視人才,二者本來就有磨合上的差異。一名寶來幫成員直言:「元大較重視論資排輩,寶來以衍生性金融商品起家,較重視個人技能,當然會有差異。」 董座 否認離潮 「元大當初合併寶來之後,遇到重疊的位置,都把正的位置留給寶來,副的位置給元大,所以投信裡面掛『資深』的多為寶來幫的成員。」一名內部人士表示:「薪水高、位置高的寶來幫,擔心他們可能會被裁撤。」 以元大證券為例,原先的一百四十個據點與寶來證券的四十一個據點合併之後,本來就會有經營區域重疊、組織人事重疊的問題,投信的合併當然也不例外,現在股市還因課徵證所稅導致成交量大減,以及網路下單興盛都影響證券據點的績效,三年期限已到,不只投信、還有證券,都傳出將有「組織調整」「資源整併」動作,因此才引爆寶來幫成員出走潮。 對此,元大寶來投信董事長杜純琛回應:「元大與寶來的磨合沒有問題,寶來的同仁也很優秀,並沒有出走潮。」 | ||||||
胡清平:我個人留心做了一些統計:法官辭職後到底去了哪兒。就我掌握的信息,60%的法官辭職去做了律師,30%的法官辭職去當了法務,這兩年法官辭職到互聯網公司當法務的比較多,因為薪水相當可觀,10%的法官走了學術之路或其他選擇。
法官去哪了?
作為北京遠郊區縣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傑離開了崗位,到中國政法大學就讀博士。在同事看來,這種還沒有找到新工作就離職脫產讀博的做法有些過激。而且崔俊傑在法院工作3年,未滿5年服務期,按規定只能「被辭退」。
崔俊傑自己也明白,這種舉動多少有點壯士斷腕的悲涼滋味。
「因為未滿服務期而被辭退,在我們法院,我並不是第一個。」崔俊傑對記者說。
他只是離職法官中的一員。
2014年北京兩會上的信息說,從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錄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層法院,而且骨幹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劇。
法官辭職人數在默默上漲。由於2008年起北京市法院系統擴招了上千名新法官,這樣到2014年7月,將有大批法官「五年服務期」到期。
流失的法官大部分處於28至35歲之間,多為高學歷、80後骨幹法官。這些人的離去,會給審判工作帶來多大影響不好估計。
法官理應是社會最優秀的群體之一,而一些人正紛紛離開這個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行業。也許,離職後所作的選擇,可些許折射出法官們內心的真實想法。
「風光省親」
從法院離職的法官,選擇學術道路的並不太多。崔俊傑所在的班級,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離職法官。
女法官馮迎去了企業。2012年,她離開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來到金融街一家大型國企擔任法務,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
對於馮迎來說,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這位北京大學畢業的黑龍江姑娘在西城區法院轉正後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無幾。
2004年,北京法院法官實行「陽光工資」改革,將公務員以前除基本工資以外的收入,如補貼、津貼之類都納入工資範疇統一核算。至此,所有法官的工資都是透明的: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不同級別的法官津貼只相差幾十元。
「即使升到一個較高的職位,收入差別也不大。」馮迎對本刊記者說。
當了3年法官,崔俊傑每月到手收入4700元左右。
在工作兩年時,馮迎就曾有過離職的想法。但是和崔俊傑一樣,因為未到5年服務期,她如果想離開,就只能「被辭退」,因此臨陣退縮。
根據《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暫行規定》,法官的辭退與辭職不同。前者是單位行為,單位根據某個人的具體情況決定。而法官申請辭職則完全是個人的自願行為,是法官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後的決定。如果被辭退,5年內不允許再考公務員。
馮迎又堅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離開了法院」。
與她相比,北京市某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曹北(化名)兩年前離職跳槽去律所的舉動,在別人眼裡多少有些突兀。畢竟,曹北是該中院結案量最好的幾名法官之一,且已是業務骨幹。
《法官法》規定,法官自人民法院離任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曹北只能暫時做一些幕後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縮減,律師事務所依然給他開出了40萬元的年薪。
曹北來自河北農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個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繼續呆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難在北京買房。2013年,他的兒子剛剛出生。
「養家餬口是很現實的問題,也許你們覺得當法官很有尊嚴,但是沒有錢,一切尊嚴都無從談起。」曹北說。
曹北所在的中院,離職者大多是男性,因為「女性養家的壓力並不大,跟男人的想法也不一樣」,但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曹北的同事,現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則表示:「去年曹北迴來過一次,車也換了,開著一輛寶馬,請所有同事吃了一頓兩三千元的飯,眼都不眨。我敢說,我們系統的同事80%都曾經有過離職的想法,只不過有些人行動了、成功了。而我就屬於那個沒有成功的人。」
李初曾在前兩年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務員,但因為檔案被卡住,最終沒有離開。
法官的榮譽
對於崔俊傑來說,當法官能夠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他此前從未想過自己會作出離職的決定。
3年來,他一直埋頭苦幹,而媒體也對這個願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後格外關注,2011年《法制日報》就曾對他進行過大篇幅報導。
崔俊傑所在的派出法庭位於北京北部燕山山脈深處,距離市區120餘公里,轄區管轄面積1251平方公里、400多個自然村、5萬多人口。
崔俊傑在這裡擔任法官時,只能每週回城裡一次。為了趕上早班車,必須早上5點鐘起床。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們經常要進行巡迴審判。大多數法官需要深入農村及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等偏遠地區,就地立案、就地開庭、當庭調解、當庭結案。
剛來不久,崔俊傑就被派到「柏油路盡頭」的道德坑村辦案。「山裡可真冷,我們在外面開庭,凍得我腦袋都想藏進大衣裡。」
法庭管轄面積太大,隨便去一個地方,開車來回至少兩小時。崔俊傑說:「我們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審理,像朝陽區法院等城區法院的好多法官,一年審理500~800件案子,但他們不需要像我們這樣走這麼遠的路,所以總體來看,我們的工作壓力和他們也差不多,但我知道城區還有的法官一年甚至要審理1000件案子。」
工作壓力並不是崔俊傑離職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他相當熱愛這份工作。「這是個可以鍛鍊人的地方,有過下鄉的體驗,對國情、社情、政情瞭解感悟會很深。但出於對自己法律理想和長遠前途的考慮,我還是選擇離開這裡。」
真正動搖他內心最後防線的,是基層法官這份工作讓他缺乏職業榮譽感。
「農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樸,但法律意識覺醒得不太理性。有時,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製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對他們不利的判決,他們甚至還會有意陷害你。如果他覺得判決不公,還會捏造事實上訪。」崔俊傑說,「高院要求對案件遞進式化解,案子在上訪後倒回基層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覆處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務、宣傳性事務,自己被弄得疲憊不堪。」
李初說,人民群眾信訪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辦案,還有來自各方的監督干預,不僅心理壓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
「即使一個案件完結,如果有上訪,上級還會要求你對此案作出說明。對於不服的民眾,還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撫。一些案件,已經不能單純依據事實來作出審理了。在這樣的狀態中,法官難以發揮專長,更難以實現人生價值。」他總結說。
有時候,法官還會受到嚴重的人身傷害。崔俊傑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審理一起贍養糾紛時,被當事人毆打。崔俊傑所在的法庭,也曾因為有夫妻對離婚案件判決不服,在法庭門口撒紙錢宣洩。
「我不是不能吃苦,但如果我的工作讓我覺得沒有尊嚴、難有發展,那麼往別的地方走就成為選擇,這也是不少人離開法院的根本原因。」崔俊傑說。
前勤與後勤
李初家境殷實,所以收入並不是他兩年前盤算離開的主要原因。
李初2001年從南方一所知名法學院本科畢業,又拿到中國政法大學碩士文憑,再通過更為慘烈的司法考試,才得以進入司法系統。
但工作三四年後,他發現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能夠進入我們院的人都非常優秀,很少有人希望在此混一輩子,可我們感覺自己的晉陞通道幾乎是關閉的。」李初說,在一般的公務員系統中,一個處長下面可能只有四五個人。而他所在的中級人民法院是局級單位,相當於處級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個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長、副庭長只有各一個。同事之間競爭特別激烈。
「司法這一塊參照公務員管理,這本身有些不合理。」他說。
馮迎也認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層法院「幾乎看不到任何晉陞的希望」。一般新畢業碩士研究生被招錄到法院之後,先要做一兩年書記員,提拔成助理審判員後才可以辦案。
其後,再經過兩三年的助審經歷,才能提拔為審判員。至此開始,就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審案、辦案,極少數人有成為副庭長、庭長的機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李初想離開的重要原因。進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職稱,但他們會被分配為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後勤。換句話說,「法院裡的法官人數」與「法院裡實際辦案的法官人數」差額很大。
前勤,也就是一線,被分到這裡的法官在各個法庭辦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時候做夢都在審案。」李初說。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內部調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該院2012年人均結案239.5件,平均每個工作日1.08件;結案數最多的法官審結案件712件,平均每個工作日3.23件,如果一年365天全年無休,則每天1.95件。
「除了辦案,法官還要被牽扯進大量與審判關係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標任務、一定數量的案例分析、新聞稿件、調研報告、信訪說明、市區兩級的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文字工作。」崔俊傑說。
監察、政工等後勤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是法官,他們不審案,卻要管理一線人員。
兩類人的工資相差無幾。
「不干活的指揮幹活的,這自然讓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說。
而後勤也有抱怨。「錢少也就算了,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一位北京郊區基層法院的離職法官向記者表示,他原來就在後勤部門工作,非常同情一線的法官,但也曾被一線法官指著鼻子罵:「你們憑什麼來管我們?」
在一線,每個法官分到的案子不盡相同。有些人專門處理一些知識產權之類「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卻只能處理一些「吵呀鬧呀」的案件。這也是法院內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渠道較單一,老百姓幾乎所有糾紛都需要法院來處理,對法院的指責越來越多,需要大家抱團取暖。可後勤法官都不願意到一線工作早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一線法官拼盡全力往後勤部門擠,兩邊的人還互相指責,最後導致一些人要麼離開法院,要麼想盡辦法到後勤。」上述離職法官說。
未來會怎樣
冬季過後,崔俊傑已經適應了學生生活。離開了法院,他依然很感念這三年法院對自己的培養,不過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實現自己在法律方面的學術理想,做一名優秀的老師。」
在進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種選擇,比如在一家全國聞名、薪水誘人的央企做法務。他曾在心裡把這幾份工作的利弊反覆揣摩,最後還是覺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掙40萬,也不如當法官一年只掙幾萬」。
可這幾年,參加同學聚會的時候,他的心理落差還是越來越大,「很多同學都開著豪車,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幾乎是最低的。」
當然,「法官也並不是一無是處。」他承認法官頭上是有光環的,「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法官和律師,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覺得,雖然曹北迴來跟同事聚餐時變得闊氣很多,但當他跟大家說很懷念以前當法官的日子時,「應該有一點真心。」而且,曹北還讓自己的妻子複習,準備繼續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離開的問題上糾結。不過,對未來他並沒有太多擔心,畢竟像他這樣有經驗的骨幹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師事務所和企業「盯著」,「出去一年四五十萬甚至上百萬都不是問題。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機會,可能會跳槽。」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
「要推進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檢察官的辦案主體地位,健全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法官、檢察官專業職務序列。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理順司法權與司法行政事務權、司法權與監督權的關係,健全權責統一、權責明晰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還是願意繼續留下來。」李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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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生活網剛剛迎來兩歲生日,這家以媒體基因著稱的另類生鮮電商無論是知名度、發展速度都可圈可點。但就在其為兩歲生日展開一系列活動之前,公司兩大創業高管卻選擇離開。
據騰訊科技獨家獲悉,曾擔任本來生活市場部總監、原產地採購與分銷中心總經理胡海卿和本來生活副總經理蔣政文(花名:唐宋)兩大高管已悄然離職,上述兩位高管直接負責和參與了本來生活網一戰成名的褚橙案例。
目前,胡海卿開始在農產品品牌打造和投資孵化領域創業,而蔣政文則加盟了樂視。
早在今年5月份,就不斷有消息人士向騰訊科技透露,本來生活融資艱難,公司資金鏈可能面臨斷裂的風險。但本來生活內部亦有總監向騰訊科技表示,本來生活剛剛獲得一輪融資,已經度過危機,短期內不會斷血。
對此,騰訊科技致電和發短信給本來生活創始人喻華峰,截稿前對方仍未予以回應。
據悉,國內整個生鮮電商行業都未能實現盈利,在供應鏈、物流冷鏈等生鮮電商核心競爭力方面,本來生活並不佔據優勢,而其擅長的市場營銷又難以持續打造出「褚橙」式的爆款產品。在成本高昂,高舉高打的燒錢策略下,使得本來生活持續虧損可以理解。
隨著順豐、中糧、阿里、京東、1號店等資本大鱷在這一領域的持續發力,未來在生鮮市場上,如本來生活般以「巧」搏大的玩家生存將會愈加艱難。
媒體基因成雙刃劍
2012年7月, 「本來生活網」上線,主打買手制,憑藉市場營銷的優勢迅速搶食了整個生鮮電商的空白市場。創始人喻華峰則是傳媒界精英人物,其畢業後進入南方報系,創造出《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傳媒營銷奇蹟。
熟悉喻華峰的人指出,喻身上具有傳媒人的理想主義和濃郁的人文情懷,其團隊多為媒體出身,有著濃郁的「媒體基因」。
據瞭解,本來生活的核心團隊,幾乎清一色的南方報業系、網易等媒體人馬,或搞發行出身,或記者編輯轉行,他們多是跟隨喻華峰多年的戰友、同事及屬下。在本來生活內部,稱負責採購的區域買手為「記者」,運營人員則以「編輯「稱呼,每週產品會叫做「選題會」。
正是媒體基因,使得本來生活善於進行本土化的市場營銷和品牌包裝打造,其經典的褚橙就是一例,本來生活的品牌知名度也隨之迅速傳播開來。
但在分析人士眼裡,強大的媒體基因是一把雙刃劍,媒體人可以輕鬆轉變為電商營銷專家,但要一個個變成倉儲專家、物流專家,卻需下一番功夫。這使得本來生活的後勁不足。
一位本來生活的離職者告訴騰訊科技:「公司整體團隊知識結構單一,激情有餘,但電商專業不足,大家都不精通電商,試錯成本太高,整體陷入焦慮。而一些真正懂電商實戰的人在整體大範圍中也很難發揮出作用,整體走的很擰巴。」
今年上半年,本來生活將公司業務部劃分為華北、華南、華東三大區,公司人力也開始大舉擴張,團隊從春節時期的200-300人擴張到眼下的600-700人。「原來人少,公司的管理和戰略打法還沒顯示出問題,隨著人數的增加,問題也隨之加劇。」上述人士如此強調。
有知情人士透露,就在上個月《舌尖上的中國》節目期間,本來生活壓寶了30噸華子魚,幾百萬元花銷銷量卻一般,選品的軟實力一般對本來生活的業績起著一定製約作用。
生存焦慮:破局尚早
除了團隊因素外,生鮮電商整體行業發展現狀也讓本來生活陷入盈利困惑,生存出現短期的焦慮。其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市場營銷的影響力優勢,在產品體驗、選品和供應鏈、物流等方面與競爭對手相比沒有本質不同。
然而到了2013年下半年,在生鮮電商整體競爭和用戶需求的帶動下,競爭加劇,大家開始比拚內功,供應鏈、物流和冷鏈成為各家競爭的核心。這時候,順豐優選的物流、冷鏈優勢,我買網的供應鏈優勢開始顯露,而且生鮮電商燒錢迅猛,和財大氣粗的順豐、中糧相比,本來生活資金實力稍遜一籌。
與此同時,天貓、京東、1號店等綜合電商大平台興起,他們開始與供應商直接合作,垂直生鮮的市場和遊戲規則儼然被打破,而原來看似前景無限的生鮮電商行業進入赤膊對戰階段,以小博大的本來生活開始出現危機。
據內部人士透露,本來生活的毛利率高達40-60%,但因為生鮮商品難以保存,運輸耗損大(損耗率達20%),而且新鮮要求使得對及時收貨要求高,難以支持退貨,以至於淨利潤率大大被削減。同時因為用戶需求的配送量少,客單價較低,對綜合選品能力要求高。客單價如果低於200元,扣除產品成本、物流成本和流通損耗後,基本沒有利潤。
此外,因為物流費用成本居高不下,這使得本來生活網站上的東西與普通菜市場或者超市相比,並無價格優勢。生鮮電商須擁有優質的冷鏈物流系統,才能保證商品的品質和及時送達。但冷鏈物流大大增加了運營成本,自建冷鏈投入巨大,回報週期長,這讓初創型的本來生活難以承受。
此外,儘管本來生活雖然承諾全程冷鏈配送,但實際中經常實行普通的運輸,最終生鮮難「保鮮」,收到壞掉水果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本來生活網站上也充斥著「新鮮的和要過期的混在一起賣」的評論。這對用戶體驗無疑是巨大傷害,也從側面反映出本來生活的運營不力。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生鮮電商已經不是本來生活這樣的小玩家的戰場,有業內人士認為,本來生活想改變目前的局面,需要在供應鏈和冷鏈實現突破之後,在上游滲透到基地,中間控制物流,末端抓住用戶群,最終降低損耗率,提高配送體驗,控制成本。
而這一切需要太多的太大的投入,即便真的獲得大筆融資,在順豐、中糧、天貓、京東、1號店等巨頭的圍堵之下,本來生活未來的前景仍難預測。
根據韜睿惠悅的報告,科技業高階主管薪資所得在台灣整體產業中,已經從九年前的中段班,在二○○八年之後落到倒數第二名,僅僅贏過產險業。從「科技新貴」到「科技不貴」,台灣科技競爭力出了什麼問題? 現場:竹北台元科技園區走進對門公司,就能在台領中國薪 你可能想像不到,一張門禁卡,就可以改變台灣科技業的競爭優勢! 今年年初,聯發科最精銳的手機研發部門裡,十一名員工投效港商鑫澤科技,這家公司位於竹北的台元科技園區,今年二月才成立,外界揣測是聯發科的中國競爭對手為了挖角而設立的台灣門戶。 今年晨星與聯發科合併之前,據傳晨星二十多名手機晶片研發部門的員工,已投效同在台元科技園區的訊崴科技,這是中國通訊大廠華為在台灣的分身。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不僅是中國最大晶片設計公司,也在手機晶片領域與聯發科對打。 台元科技園區裡,訊崴與聯發科就在同區;以前,台灣人才被中國公司挖角,還得細細盤算到異地工作的無形成本,現在,連這個都免了,因為聯想、展訊、華為、中興、獵豹等中國公司,以及許多披著「外商皮,中國骨」的企業已經在台灣設點。 想換工作?只要換一張門禁卡,走進對門的公司,就等於走出「國門」;傳統觀念裡,到中國領高薪,起碼要買張機票,搬幾個皮箱過去,現在,連這些都省了。 在台北南港、內湖科技園區裡,手機業者估計,已有近千名台灣員工離開宏達電、廣達、華碩、聯發科等,轉而替中國公司開發手機,壯大他們的全球影響力。 主角:面板業出走大陸員工新合約薪水打六折,仍比台灣高一倍 今年春天,曾啟新(化名)嘆了口氣,終於在工作合約書上簽下了名字。 約四年前,他是台灣面板公司出走到中國深圳,打造華星光電的兩百名種子部隊之一,當時華星開出相當於他在台灣三倍的年薪。短短四年多,華星從無到有,至今已經是中國第二大、全球第五大面板廠,第二座最尖端的面板八代廠,即將在明年底量產。 當初和曾啟新一起去的「華星一期」,超過八成都選擇留下來,但新一輪的合約裡,大家的薪水都被打了八折到六折不等。回到台灣工作,當然是他的一個選項,但是不成文規定裡,曾在中國同業上班的人都被封殺;更現實的是,即使在中國薪資被打折,也還是比台灣水準高出約一倍。 「如果沒有員工分紅費用化,我可能不會離開台灣,」曾啟新說。 這,只是一個縮影,台灣科技業薪資大不如前,成了員工往外走的最大推力,中國的大舞台、高薪資與更多的機會,則是強大的拉力,而這一推、一拉間,也讓兩岸競爭力產生激烈的消長。 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李瑞華說,外商挖角台灣,不是現在才發生,而是已經持續了十多年;但二○○八年員工分紅費用化的實施,更猶如一把刀,在「電子新貴」與「電子不貴」中間,清楚切割。 科技業高階主管的薪資,更是從七折、五折、三折,節節下滑。 二○○九年台積電中階主管的薪水,大約比前一年打了七、八折,當時急於發展晶圓代工的三星,看準這點大力挖角。 就在這一年,業界盛傳三星一年就挖走台積電數十名中階主管,其中包含台積電前研發處資深處長梁孟松。據傳三星開價三倍薪資,簽約五年,當時一位台積電經理若跟隨跳槽,五年可能賺超過一億元。 員工分紅費用化前,晶圓大廠一位三十、四十歲的研發副理,鼎盛時期年收入逾一千萬元,目前僅約三百萬元。 另一家通訊設備大廠的經理,二○○八年之前年薪一百萬元、分紅卻高達三百多萬元,現在費用化加上實價課稅,一年合計薪酬還不到一百八十萬元,等於打了四、五折。 現場:業界最頂尖公司一軍出走兩、三百人,被當九牛一毛 這些例子比比皆是,員工分紅費用化實現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社會正義,卻也增加了台灣科技人往外走的動力。 一波波中國公司瞄準台灣人才,不外乎技術研發、工廠管理等領域,由於被挖角的多半是行業裡最頂尖的公司,原本人才吸納力就強過同業,因此不至於到一個團隊離開,就傷筋動骨的程度。 這群菁英出走,從台灣電子業從業人數一百多萬人來看,比率似乎不高。一位中國前面板大廠高層舉例說,台灣一家面板廠五萬名員工中,有技術含量的約兩萬人,就算一次出走兩百、三百人,也只不過是一%,不會動搖根本。 然而,這兩百人卻能讓一家中國面板小廠如虎添翼,從無到有,成為競爭對手倍數成長的養分。這才是值得擔憂的地方。 更現實的是,台灣企業在電腦時代稱霸全球之後,卻在智慧型手機與網路軟體的新世代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中國聯想成為全球個人電腦第一大品牌、小米成為全球第三大手機品牌、華為是全球最大通訊設備公司,而明年全球有十八座面板八代線進入量產,八座都在中國,擴產腳步快,需求的人才更多。 新台幣六千億元,相當於台積電去年整體營收規模,這是中國今年十月成立的第一期半導體發展基金,將用來扶持當地晶片設計與製造產業,第一步已經以控股公司整合展訊、銳迪科(RDA)等設計公司,計畫五年內營收規模超越聯發科。 這幾年,中國不僅培養出大型科技公司,薪水也直追台灣,在深圳,博士畢業生的月薪已有約新台幣六萬元的水準,碩士生也有新台幣三、四萬元的薪水,已經與台灣差不多。 至於五年工作經驗以上的資深工程師,「北京、上海、深圳都比台灣高,資深經理可能年薪就有人民幣五十萬元(約合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曾長年派駐上海的外商總經理觀察。 主角:不誘人的中型公司企業若沒本錢加薪,恐淪人才培訓班 台灣電子業的國際競爭力,隨著電腦的式微而流失中,人才的流失,也讓台灣電子公司面對「轉型」這個大課題時,資源不斷流出;只有少數跨入新領域的如聯發科、台積電、和碩等指標企業,才能明確說出下一個成長動能在哪裡,也才有持續加薪的本錢。 人才流動,也形成了現在電子業兩極化的狀況;優秀的人才擠破頭要進入尖端公司,中型公司沒有股票紅利的誘因,工作一樣辛苦,但開不出誘人的薪水,成長潛力又被畫上問號,最後往往淪為大公司的人才培訓班。 該走的都走了,產業優勢還會在?鼓勵出走人才創業,才是新正向循環 因此,現在的電子業正需要大破大立,讓僵化、沒有競爭力的大公司自然被淘汰,釋出人才、重新啟動創業的風潮,才能再有新的正向循環。 「人才需要環境讓他不斷自我學習、自我發展壯大,今天說不准去(國外),只能在紅樓戲院演小角色,怎麼可能出個『大導演李安』?」富智康前行政總裁程天縱說。 「我認為現在形勢比人強,台灣比不上中國、日本、美國,因為日本是大市場,有各種挑戰在那裡,假如我們這裡舞台已經不夠培養世界級的人,反而應該鼓勵台灣人才去中國盡量學,十八般武藝通通學回來,再鼓勵他們回來創業。」程天縱建議。 正是因為台灣電子業轉型失敗、原地踏步,現在的惡果是,就算台灣電子業人想往外走,被高薪挖角的最後黃金期,大約只剩下三年。 「現在中國對台灣電子業,除了半導體和晶片設計這些前端人才之外,其他的也不太感興趣了,最近已經明顯看到疲態,」一○四獵才派遣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晉麗明說,「中資以前是『非台灣人不可』,現在是『有台灣人也可以』,香港、新加坡的人才都行。」 現在還能讓中國科技公司用「新台幣換人民幣」,等同五倍高薪挖角的,只剩下尖端公司裡最尖端的人才,「一年半前,中國挖角工程師還開出一.五倍薪水,最近只有一.二倍。」晉麗明說。 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李瑞華也表示,三年是台灣科技業被高薪挖角的最後期限,「該走的都走了,剩下的也不值得挖了。」李瑞華嚴肅的表示。 這幾年獲利不佳的面板業更是如此,一位顯示器公司董事長說,中國對台灣人才還是開出一.六倍的薪水,只是「現在不必他們來挖,台灣面板業的人,自己會打聽有沒有機會去中國。」 過去,台灣人才的能力明顯高於中國,但是現在兩邊已經急速拉近,只剩下部分半導體仍有顯著優勢,如果台灣電子業老闆的心態,仍然只是抱怨員工被高薪挖角、而忘了給員工們有希望的未來與成長的空間,才是整個產業發展最真切的隱憂。 程天縱說了個笑話:兒子看完《西遊記》,跟爸爸抱怨說,這書不合邏輯,因為孫悟空把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將打得落花流水,去取經的路上,遇到小妖魔卻都打不過,還得跑回來找如來佛求救兵,這是怎麼回事?爸爸說,天兵天將都是專業經理人,小妖魔都是自己出來創業,都是拚命的。 程天縱說,台灣過去三十年,產業政策和資源太過集中在大型企業,培養的都是專業經理人,現在中國冒出頭的新公司,則是一些拚命創業的人,雙方交戰,台灣就沒轍了。究竟是薪資低落、人才太委屈,還是我們培養的人才無法因應變化,這才是科技業薪資滑落背後最值得探討的議題。 【延伸閱讀】3股推力 逼走科技菁英! 1. 員工分紅費用化後》高階主管薪資被打3折 2. 中國企業高薪挖角》到大陸工作年薪最高多5倍 3. 海外薪資不如以往》薪水仍比留在台灣多1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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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香港新城數碼財經臺主持人陶沙,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亦刊登於微信公眾號:點金面對面(公共賬號mfd-11)
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業中有老虎基金投資家族Novus Tiger Portfolio,而經濟宏觀研究領域,香港中環半條街的首席們,都是中金走出來的。
1995年由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共同發起設立的中金,不僅曾是中國最頂尖的投行,大中華區的研究實力也是一哥。就從歷任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說起。
首任經濟學家不是大家熟知的許小年,而是經濟學泰鬥吳敬璉。雖然沒有官方沒有記載在成立之初至1997年之間,到底誰是中金首席經濟學家,但在今年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吳敬璉自己主動提及,“在當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而作為《改革》雜誌主編的吳敬璉,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薦了一篇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的論文給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被吳敬璉相中的論文一舉獲獎,得獎作者正是許小年。
不過首先把他從象牙塔里挖去投行的是美林證券香港研究部,但在美林履新一年後,許小年便加盟了中金,成為研究部負責人。這個位置,他從1999年一直坐到了2004年,也讓市場逐漸熟悉了首席經濟學家這個概念。
許小年後的第三位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是哈繼銘。
哈繼銘在中金從2004年待到2010年,這也是中金宏觀團隊最為鼎盛的時候,而哈繼銘出走高盛擔任其亞洲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的一刻,也被不少人視為中金由強轉弱趨勢的顯現。
接任哈繼銘的第四位首席經濟學家是彭文生,從2010年10月履任至轉赴中信證券,整整待了四年的時間。
首席一職現時便由2008年加入中金的梁紅,在2014年接替。
梳理完中金歷任的首席經濟學家後,發現他們最明顯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博士,畢竟宏觀研究,博士上手都比較容易。如果要再按照時間段劃分的話,吳敬璉、許小年多為象牙塔中走出來的學術派,而哈繼銘開始,首席們多了不少海外政府工作的經歷,比如哈繼銘、彭文生都做過IMF、香港金管局的經濟師,和中金自身中西合璧的風格也較為契合。
雖然首席只有一個,但是那些年,從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實則不少,毫不誇張地說,中環半條街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沈建光——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的中金歲月是從2007年至2010年,擔任香港研究部副總經理,正是哈繼銘帶領下的中金宏觀團隊鼎盛時期。加入中金前,沈建光曾是歐洲央行和IMF及芬蘭央行的經濟學家。
張智威——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張智威在中金的年代,剛好是哈繼銘和彭文生交替的時間,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此前是六年IMF、兩年金管局的工作經歷。
胡偉俊——麥格理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曾任美林中國經濟學家
胡偉俊完成博士後的第一份宏觀研究工作就是在中金,從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之後轉投美林、師從陸挺,加入麥格理是在2013年9月。
趙揚——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在2011年加入中金研究部前,趙揚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後,當過教授,也任職於香港金管局,他所處的是彭博時代,最終於2015年2月正式加入野村。
林暾——弘毅投資首席經濟學家,戰略研究與業務發展部總監
林暾亦是彭文生時代的中金經濟學家,自2010年至2013年,經常可以看到彭文生、林暾、趙揚三人署名報告。中金之前,他是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
除了首席經濟學家外,中金走出來首席的還有策略師。
常宇亮——德意誌銀行首席策略師
他是中金2008年從高盛高華挖來的,在中金一待就待到了2013年底,主要負責H股策略。
洪灝——交銀國際首席策略師
被媒體稱為男神分析的洪灝也是中金一員,在中金北京辦公室,從2009年到2012年共三年的時間。
所以回到開篇的問題,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界有Novus Tiger Portfolio,中金又為什麽能培養出這麽多的首席呢?
首先中金是中國投行走出海外的第一家,政治、政府資源強大;且早期進入中金的門坎是相當之高,薪資水平也好於國內同行,因此更加能吸引到人才。
從一個博士到比較成熟的宏觀研究員,大概需要至少三到四年的時間。鼎盛時期,中金宏觀的人才濟濟,四個博士同時做研究(外資行宏觀組一般標配是三個人),這種氣場,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但為什麽最後人才流去了外資行呢?
先說工作難易程度。外資行多外國客戶,他們對於中國宏觀國情的了解相對肯定少於國內客戶,就跟北京出租車司機各個都是段子帝一樣,國內客戶誰不能說幾句宏觀,對中國經濟的認識那可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
這樣造成的工作影響就是,對老外說中國經濟會稍微容易一些,拋出些細節、故事,他們可能就會很感興趣了,對你的依賴性也會更高;而國內客戶需要你有更多的預判,不僅要能說經濟,還得能談的了策略才能有市場。
第二是語言表達問題。用中文寫報告給中國客戶看,寫作氛圍和發揮情況肯定是更加自得(你要讓我用英文把這篇專欄寫給老外看,我肯定是要哭的)。而外資行得花更多時間磨練英文,但對內容的自由度可能較中資行更大,比如十八大每個政治局委員的背景,英文報告就能寫一寫,但要是中文報告里也這麽幹,客戶估計會心里呵呵,到底咱倆誰知道得多。
可是不是所有人的英文水平都足夠好到可以寫出來、路演出來、接待外國人,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海外首席的競爭池子較國內小了一些。
第三點是公司內部關系。外資行的紀律普遍比中資行好,比如宏觀說了今年我們預計GDP增7.2%,CPI增2.1%,那所有的行業分析師都會跟隨,大家統一口徑。但是大家也知道,宏觀研究也有出錯的時候,中資行如果看錯了,那就會感受到流行語所說“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帶來的深深壓力,除了行業組還有銷售交易部門。
最極端的情況是,觀點得不到銷售的支持就算了,還不知道銷售是怎麽在客戶面前推廣和你觀點完全不同的觀點的,所謂“有些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外資行對中金的沖擊主要在人才的搶奪上,而內地券商對中金的競爭就稍顯殘酷了。當年中金抓住的是國企出海上市大潮,2009年時,中金的承銷收入10.9億元,市場份額達到20.64%。但隨著巨無霸國企普遍完成上市後,中金對中小項目的不感興趣,令其投行在承銷中的市場份額出現急速縮水,2011年只剩1.27%
兩大核心業務跛腿了投資銀行後,堅守非上市地位的弊端也顯現了出來。過去幾年內地較為成功的券商,比如中信、海通,靠的都是上市做大資本金,否則二級市場經紀業務將不足以對沖一級市場收入增速急劇放緩的風險。
此外,內地近些年私募、PE發展快速,內地券商中很多研究員早已跳槽去了這類機構,很多經過成長後也成為基金經理,他們也為各自的老東家帶來不少經紀分倉。但在投行業務好的年份里,中金相對其他券商的流動性並不大,令其現時在公墓基金“人情牌”比拼中也較為申萬、國泰君安等落後。
第三點就要說到中金嚴謹的作風,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合規風控非常嚴格,大佬們寧可少賺點也不願意做違法或灰色的事,穿鞋的當然比不過偶爾光腳的了。綜合來說,中金對國內券商的領先優勢已喪失很多。
雖說中金近些年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確實為資本市場培養出來無數的人才。有首席表示離開中金後,雖然大家的服務對象不同了,但不可否認以前的同事們仍是行業內的精英,有時也會聚聚會,中金令其有機會進入資本市場,學習到的都是無價的。盡管這幾年中金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是相信這也是公司在大背景下,能做出的最好成績了。
至於你問中金的未來會怎樣,其實我覺得從他培養出來的首席身上就可以找到出路:要麽國際範一走到底,要麽比國內更接地氣地做研究和宣傳。中西合璧的道路,香港這個領先指標已經示範,未知還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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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為百業之母,證券業則是金融業縮影,國外資金對台灣金融業投資機會的冷處理,從證券業的困境就可一葉知秋。儘管這兩年,金管會力拚改革開放,但主管機關如何做到善始善終,將是讓外資錢進台灣的關鍵。 撰文•歐陽善玲 這是一位目前任職於香港證券業的高層,最直接、深刻的第一手告白:「十年前,我在國內一家知名券商擔任經理,月薪接近六萬元;當時的部門主管,年紀比我大 了十歲左右,職位是副總經理,月領近十萬元。我深知,未來十年就算表現再好,每月領到的薪資,也就這樣到頂了;內心認真評估後,我決定轉戰香港金融業,為 人生增添多一點可能。」「以前在台北,經常一人被當多人用,要交易、要接單、寫研究報告,有時甚至需兼任後台業務;講好聽點,是通才訓練,但其實就是壓 榨。這點,讓我到香港初期相當不習慣,與香港人工作,會覺得他們好混、好懶,請同事幫個忙,幾乎得不到回應。後來我才知道,香港是尊重專業,培養出來的金 融人才是專才,而非通才,薪資水準也與專業認定有關。」 赴港證券從業者告白: 中國資本、技術大幅超越 慶幸自己離開台灣「台灣金融業難留住人才的重要原因,是商品成本被壓得太低,且產品不夠開放、多元。在香港,只要能貢獻金融專業,就能向客戶收取很高的費 用,以基金手續費為例,幾乎都是五%起跳,但台灣只有一.五%。還有,當中東發生戰爭,香港金融業可在一至二小時內,馬上推出石油相關產品,賺意外財,這 種靈活彈性,台灣也追趕不及。」「現在回頭看,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離開台灣的決定,特別是這幾年,中國透過龐大的資本,吸收金融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已甩開台 灣。或許有人認為,台灣市場是中小企業的天堂,但為何長期卻吸引不了大型企業來台掛牌?政府管太多,對產業又缺乏長遠規畫,是核心問題。」金融業堪稱「百 業之母」,是支持所有產業發展的基礎;其中,又以具「直接金融」(企業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或股票,取得資金)特性的證券業,在一般經濟亟需轉型之際,角色 最為關鍵。三年前,中國就將提高市場直接融資比重,視為重要經濟發展方向;反觀台灣,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逐漸弱化,券商苦哈哈面臨成交量萎縮的營運困境, 證券業體質弱化,恐怕也是大環境難以吸引外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只人才,就連客戶的錢,我們也留不住。」一位證券業資深副總經理坦言,相較海外投資商品豐富多元,國內限制卻相當多;十多年前,不少資金為此流到海 外,尋找更符合需求投資標的;這些流竄的資金,都是國內券商的肉。現在政府開放OSU(國際證券業務),卻為德不卒,想開放卻又瞻前顧後。 他語重心長地說,OSU現有平台架構,可開放外國人投資、買賣國內未核備的金融商品,但對資產在三千萬元以上的國內專業投資人,卻仍綁手綁腳。「簡單講, 專業投資人在OSU平台上可買到的商品,原本透過券商複委託方式就能買到;反倒是未核備商品,透過OSU還是買不到!」 證券業困局一:自由度低 資金找不到機會 又要被扒好幾層皮像這樣讓專業投資人在OSU開戶,但買到的商品,卻和在複委託平台上一樣,對券商來說,有面子沒裡子,等於形同虛設。一位券商執行副總經 理憂心地說,「錢跑出去,是最可怕的事。未核備產品部分,只要券商做好KYC(認識客戶風險管理)就可開放,其餘應靠業者自我約束或分級管理。」「在香 港,券商拿了什麼牌照就做什麼事,遊戲規則清清楚楚;在國內,政府被民意挾持,就怕接到客訴,以致有太多行政指導,對業者規範流於枝微末節。例如,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多年的投資人,每次交易前,仍要聽一遍『風險告知』錄音,主管機關老是在控管『聽了幾分鐘』這種細節。」「還有開放了OSU,客戶跨國布 局需求變多,但券商的外匯業務卻未能鬆綁,券商客戶換匯都得繞道銀行,不僅影響交割效率,也讓券商外匯產品研發能力受限,難與國際接軌。例如,連結外幣相 關的結構型商品,國內券商申請困難,但類似產品在香港卻暢行無阻,對客戶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個「開放做半套」例子,是透過滬港通,國內專業投資人可 藉由香港股市,參與陸股行情。「不過根據《兩岸關係條例》,中國A股投資獲利,屬境內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稅計算。根本是變相鼓勵投資人直接到香港、中國 開戶,資金怎麼留得住?」錢要走,說穿了就兩個理由;一是產品自由度不足,資金找不到好的發展機會;另一是稅制太不友善,錢進入了台灣資本市場,好比一頭 牛,被人扒下好幾層皮,受到歧視待遇,自然想要走。 「平心而論,國內課稅基礎太小,但對資本市場,卻太過『針對性』,甚至是重複課稅。」一位券商執行副總經理直言,像台灣證券交易稅已比鄰近香港、中國、新 加坡都高外,股息收入還併入綜合所得稅計算,最高稅率四五%;另外,兩稅合一股利扣抵部分也減半,股息還須加課健保費,「資本市場稅太重,擺明就是要投資 人留下『買路財』。」 證券業困局二:稅制嚴苛 降低長期投資意願 變相鼓勵投機「對領股息的投資人來說,稅制條件嚴苛,將大幅降低參與配息的意願;以後在台灣看不到長期投資人了,因為政策鼓勵投機、而非投資。」面對券商 苦戰,一位中型券商經紀事業處副總經理自我解嘲說,「證券業要突破困局,看來得『搶銀行』了。」現階段投資人開證券戶,必須另外到銀行開設交割帳戶,如此 一來,銀行便能輕易掌握到客戶金流,進行多項業務推銷。「券商最迫切要爭取的,就是也能看到客戶的金流,透過客戶資金運用、分析投資理財偏好,拿回業務銷 售主動權,就能將對的商品,介紹給對的人。」他解釋,客戶開證券戶,就是有股票投資需求,但資金流向卻只有銀行看得到。未來,證券業要搶食銀行這塊餅,將 客戶交割款留在券商,也就是不必再透過銀行進行交割,款、券皆存放在券商帳戶中。 國內證券業的困局,在「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反映在現實面,是新興產業籌資效率不彰,經濟轉型困難。儘管這兩年,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上台後,以前所未見的 改革開放速度,讓證券業漸漸回春,但主管機關如何做到善始善終,不再讓業者有「好事只做一半」之感,將是帶領證券業走上國際舞台,讓外資錢留台灣的關鍵。 這些「絆腳石」政策 阻礙金融業發展──現行金融政策較他國不開放之處 政策 影響 主管機關 國內投資人不得向券商以股票 基金 整理:歐陽善玲 改革別只做一半 速度還要再快──曾銘宗上任後對證券業的重要開放項目證券商辦理OSU(國際證券業務),放寬有關業務之商品範圍 鬆綁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 開放「雙向」現股當日沖銷交易放寬信用交易規範,資券相抵不列入融資融券限額,提高投資人之單戶、單股融資融券限額放寬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範圍, 客戶以其持有之有價證券為擔保者,放寬其融通期限最長為 1 年半證券商申辦相關證券業務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調降至 150%放寬股市漲跌幅度至10%,信用交易整戶擔保維持率由現行 120% 調整為130% 整理:歐陽善玲 |
經歷持續兩年的虧損,ST水井(600779.SH)8月14日晚間披露半年報進一步扭虧,凈利潤5018.79萬元,營業收入3.89億元,同比增長174.1%。不過讓人驚訝的是,總經理James Michael Rice(大米)卻在業績好轉的情況下突然辭職。大米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辭職的原因是因為與家人長期分居兩地,所以這次一定要回上海,對未來的去向,他說,“沒有定,但已經有幾個機會。”在6月30日,ST水井才通過新組成第八屆董事會,聘任大米繼續擔任總經理。
ST水井公告稱,大米因個人原因,自2015年9月30日起辭去其擔任的公司董事、總經理、戰略與執行委員會委員、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職務。這意味著,之後大米將完全離開ST水井。水井坊就事件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遺憾”,稱“大米先生在領導公司度過動蕩時期並將其重建複蘇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表示,大米的最後工作日是9月30日, 但他已經同意將繼續擔任顧問的角色直至今年年底。
而在總經理職位空缺期間,ST水井擬暫由現任董事、財務總監 Peter Hui(許法康)代為履行公司總經理相關職責,直至聘任新任總經理為止。在大米離職之前,也將與大米對其所負責的工作進行平穩交接、過渡。
這是全球最大的洋酒公司帝亞吉歐接盤水井坊後,第二位出走的“洋掌門”。在2010年,柯明思以中國白酒史上首位外籍掌門人的身份入主水井坊,此前柯明思曾擔任帝亞吉歐中華大區董事總經理,他的入駐被認為是帝亞吉歐與水井坊開始聯姻後促進中外文化融合的重要一步,但他於2013年因個人原因離職,後來便由大米接任“掌門人”,大米是美國人,但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話,是四川的女婿,被認為更懂得中國文化,期間他堅持水井坊走中高端路線,甚至推出超高端產品吸引不同群體。
同日披露的半年報顯示,ST水井繼續扭虧,去年同期,該公司虧損1.25億元。水井坊稱,下半年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存在,白酒市場競爭也將會更為激烈。鑒於此,公司將進一步加強合規內控風險管理,合理有效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不斷強化市場網絡建設,積極做好市場營銷工作,努力推動主營業務健康穩定發展,力爭實現2015年扭虧為盈的經營目標。
母公司帝亞吉歐近日也發出了2015年財報,指中國市場由於白酒業務的業務表現改善而總體增長。這一財年,帝亞吉歐在華凈銷售額錄得26%增長。帝亞吉歐首席執行官Ivan Menezes評價,水井坊總體業務運作還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