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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法官,離開法院掙得更多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314/59496.html

胡清平:我個人留心做了一些統計:法官辭職後到底去了哪兒。就我掌握的信息,60%的法官辭職去做了律師,30%的法官辭職去當了法務,這兩年法官辭職到互聯網公司當法務的比較多,因為薪水相當可觀,10%的法官走了學術之路或其他選擇。

法官去哪了?

作為北京遠郊區縣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傑離開了崗位,到中國政法大學就讀博士。在同事看來,這種還沒有找到新工作就離職脫產讀博的做法有些過激。而且崔俊傑在法院工作3年,未滿5年服務期,按規定只能「被辭退」。

崔俊傑自己也明白,這種舉動多少有點壯士斷腕的悲涼滋味。

「因為未滿服務期而被辭退,在我們法院,我並不是第一個。」崔俊傑對記者說。

他只是離職法官中的一員。

2014年北京兩會上的信息說,從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錄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層法院,而且骨幹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劇。

法官辭職人數在默默上漲。由於2008年起北京市法院系統擴招了上千名新法官,這樣到2014年7月,將有大批法官「五年服務期」到期。

流失的法官大部分處於28至35歲之間,多為高學歷、80後骨幹法官。這些人的離去,會給審判工作帶來多大影響不好估計。

法官理應是社會最優秀的群體之一,而一些人正紛紛離開這個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行業。也許,離職後所作的選擇,可些許折射出法官們內心的真實想法。

「風光省親」

從法院離職的法官,選擇學術道路的並不太多。崔俊傑所在的班級,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離職法官。

女法官馮迎去了企業。2012年,她離開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來到金融街一家大型國企擔任法務,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

對於馮迎來說,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這位北京大學畢業的黑龍江姑娘在西城區法院轉正後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無幾。

2004年,北京法院法官實行「陽光工資」改革,將公務員以前除基本工資以外的收入,如補貼、津貼之類都納入工資範疇統一核算。至此,所有法官的工資都是透明的: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不同級別的法官津貼只相差幾十元。

「即使升到一個較高的職位,收入差別也不大。」馮迎對本刊記者說。

當了3年法官,崔俊傑每月到手收入4700元左右。

在工作兩年時,馮迎就曾有過離職的想法。但是和崔俊傑一樣,因為未到5年服務期,她如果想離開,就只能「被辭退」,因此臨陣退縮。

根據《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暫行規定》,法官的辭退與辭職不同。前者是單位行為,單位根據某個人的具體情況決定。而法官申請辭職則完全是個人的自願行為,是法官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後的決定。如果被辭退,5年內不允許再考公務員。

馮迎又堅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離開了法院」。

與她相比,北京市某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曹北(化名)兩年前離職跳槽去律所的舉動,在別人眼裡多少有些突兀。畢竟,曹北是該中院結案量最好的幾名法官之一,且已是業務骨幹。

《法官法》規定,法官自人民法院離任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曹北只能暫時做一些幕後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縮減,律師事務所依然給他開出了40萬元的年薪。

曹北來自河北農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個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繼續呆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難在北京買房。2013年,他的兒子剛剛出生。

「養家餬口是很現實的問題,也許你們覺得當法官很有尊嚴,但是沒有錢,一切尊嚴都無從談起。」曹北說。

曹北所在的中院,離職者大多是男性,因為「女性養家的壓力並不大,跟男人的想法也不一樣」,但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曹北的同事,現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則表示:「去年曹北迴來過一次,車也換了,開著一輛寶馬,請所有同事吃了一頓兩三千元的飯,眼都不眨。我敢說,我們系統的同事80%都曾經有過離職的想法,只不過有些人行動了、成功了。而我就屬於那個沒有成功的人。」

李初曾在前兩年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務員,但因為檔案被卡住,最終沒有離開。

法官的榮譽

對於崔俊傑來說,當法官能夠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他此前從未想過自己會作出離職的決定。

3年來,他一直埋頭苦幹,而媒體也對這個願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後格外關注,2011年《法制日報》就曾對他進行過大篇幅報導。

崔俊傑所在的派出法庭位於北京北部燕山山脈深處,距離市區120餘公里,轄區管轄面積1251平方公里、400多個自然村、5萬多人口。

崔俊傑在這裡擔任法官時,只能每週回城裡一次。為了趕上早班車,必須早上5點鐘起床。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們經常要進行巡迴審判。大多數法官需要深入農村及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等偏遠地區,就地立案、就地開庭、當庭調解、當庭結案。

剛來不久,崔俊傑就被派到「柏油路盡頭」的道德坑村辦案。「山裡可真冷,我們在外面開庭,凍得我腦袋都想藏進大衣裡。」

法庭管轄面積太大,隨便去一個地方,開車來回至少兩小時。崔俊傑說:「我們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審理,像朝陽區法院等城區法院的好多法官,一年審理500~800件案子,但他們不需要像我們這樣走這麼遠的路,所以總體來看,我們的工作壓力和他們也差不多,但我知道城區還有的法官一年甚至要審理1000件案子。」

工作壓力並不是崔俊傑離職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他相當熱愛這份工作。「這是個可以鍛鍊人的地方,有過下鄉的體驗,對國情、社情、政情瞭解感悟會很深。但出於對自己法律理想和長遠前途的考慮,我還是選擇離開這裡。」

真正動搖他內心最後防線的,是基層法官這份工作讓他缺乏職業榮譽感。

「農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樸,但法律意識覺醒得不太理性。有時,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製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對他們不利的判決,他們甚至還會有意陷害你。如果他覺得判決不公,還會捏造事實上訪。」崔俊傑說,「高院要求對案件遞進式化解,案子在上訪後倒回基層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覆處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務、宣傳性事務,自己被弄得疲憊不堪。」

李初說,人民群眾信訪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辦案,還有來自各方的監督干預,不僅心理壓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

「即使一個案件完結,如果有上訪,上級還會要求你對此案作出說明。對於不服的民眾,還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撫。一些案件,已經不能單純依據事實來作出審理了。在這樣的狀態中,法官難以發揮專長,更難以實現人生價值。」他總結說。

有時候,法官還會受到嚴重的人身傷害。崔俊傑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審理一起贍養糾紛時,被當事人毆打。崔俊傑所在的法庭,也曾因為有夫妻對離婚案件判決不服,在法庭門口撒紙錢宣洩。

「我不是不能吃苦,但如果我的工作讓我覺得沒有尊嚴、難有發展,那麼往別的地方走就成為選擇,這也是不少人離開法院的根本原因。」崔俊傑說。

前勤與後勤

李初家境殷實,所以收入並不是他兩年前盤算離開的主要原因。

李初2001年從南方一所知名法學院本科畢業,又拿到中國政法大學碩士文憑,再通過更為慘烈的司法考試,才得以進入司法系統。

但工作三四年後,他發現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能夠進入我們院的人都非常優秀,很少有人希望在此混一輩子,可我們感覺自己的晉陞通道幾乎是關閉的。」李初說,在一般的公務員系統中,一個處長下面可能只有四五個人。而他所在的中級人民法院是局級單位,相當於處級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個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長、副庭長只有各一個。同事之間競爭特別激烈。

「司法這一塊參照公務員管理,這本身有些不合理。」他說。

馮迎也認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層法院「幾乎看不到任何晉陞的希望」。一般新畢業碩士研究生被招錄到法院之後,先要做一兩年書記員,提拔成助理審判員後才可以辦案。

其後,再經過兩三年的助審經歷,才能提拔為審判員。至此開始,就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審案、辦案,極少數人有成為副庭長、庭長的機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李初想離開的重要原因。進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職稱,但他們會被分配為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後勤。換句話說,「法院裡的法官人數」與「法院裡實際辦案的法官人數」差額很大。

前勤,也就是一線,被分到這裡的法官在各個法庭辦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時候做夢都在審案。」李初說。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內部調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該院2012年人均結案239.5件,平均每個工作日1.08件;結案數最多的法官審結案件712件,平均每個工作日3.23件,如果一年365天全年無休,則每天1.95件。

「除了辦案,法官還要被牽扯進大量與審判關係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標任務、一定數量的案例分析、新聞稿件、調研報告、信訪說明、市區兩級的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文字工作。」崔俊傑說。

監察、政工等後勤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是法官,他們不審案,卻要管理一線人員。

兩類人的工資相差無幾。

「不干活的指揮幹活的,這自然讓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說。

而後勤也有抱怨。「錢少也就算了,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一位北京郊區基層法院的離職法官向記者表示,他原來就在後勤部門工作,非常同情一線的法官,但也曾被一線法官指著鼻子罵:「你們憑什麼來管我們?」

在一線,每個法官分到的案子不盡相同。有些人專門處理一些知識產權之類「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卻只能處理一些「吵呀鬧呀」的案件。這也是法院內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渠道較單一,老百姓幾乎所有糾紛都需要法院來處理,對法院的指責越來越多,需要大家抱團取暖。可後勤法官都不願意到一線工作早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一線法官拼盡全力往後勤部門擠,兩邊的人還互相指責,最後導致一些人要麼離開法院,要麼想盡辦法到後勤。」上述離職法官說。

未來會怎樣

冬季過後,崔俊傑已經適應了學生生活。離開了法院,他依然很感念這三年法院對自己的培養,不過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實現自己在法律方面的學術理想,做一名優秀的老師。」

在進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種選擇,比如在一家全國聞名、薪水誘人的央企做法務。他曾在心裡把這幾份工作的利弊反覆揣摩,最後還是覺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掙40萬,也不如當法官一年只掙幾萬」。

可這幾年,參加同學聚會的時候,他的心理落差還是越來越大,「很多同學都開著豪車,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幾乎是最低的。」

當然,「法官也並不是一無是處。」他承認法官頭上是有光環的,「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法官和律師,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覺得,雖然曹北迴來跟同事聚餐時變得闊氣很多,但當他跟大家說很懷念以前當法官的日子時,「應該有一點真心。」而且,曹北還讓自己的妻子複習,準備繼續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離開的問題上糾結。不過,對未來他並沒有太多擔心,畢竟像他這樣有經驗的骨幹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師事務所和企業「盯著」,「出去一年四五十萬甚至上百萬都不是問題。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機會,可能會跳槽。」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

「要推進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檢察官的辦案主體地位,健全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法官、檢察官專業職務序列。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理順司法權與司法行政事務權、司法權與監督權的關係,健全權責統一、權責明晰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還是願意繼續留下來。」李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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