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債違約又添一“奇葩”案例。6月15日,四川省煤炭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川煤集團”)發布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15川煤炭CP001)未按期足額兌付本息的公告,正式宣告違約,而一周前,該公司曾“信誓旦旦”發布了兌付公告,引發了二級市場買盤不斷。
6月15日,川煤集團發布公告稱,受煤炭行業產能過剩、煤價大幅下跌、新發行債券困難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公司資金鏈緊張,公司雖然通過多方渠道籌集資金,但截至2016年6月15日日終,公司依然未能籌集足額償付資金。已構成實質性違約。
15川煤炭CP001發行總額10億元,發行期限1年,利率5.72%。
此次川煤集團違約並非煤炭企業違約的首例,但令市場大跌眼鏡的是,川煤集團在兌付一周前曾發布了兌付公告,引得二級市場買盤不斷。可出人意料的是,直到兌付日的前一天6月14日,該公司卻突然發公告表示“到期兌付存在不確定性”。
隨後,新世紀評級宣布將發債主體川煤集團的信用等級由AA/負面下調至BBB級,並將其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同時將其發行的“10川煤債”、“12川煤炭MTN1”債項信用等級調整至BBB級,將“15川煤炭CP001”債項信用等級調整為A-3級。但在市場看來,評級機構此舉未免“事後諸葛”。
實際上,川煤集團違約也並非全無征兆。去年開始,就有評級機構對其進行了警示。中債資信在2011年12月首次評級時給予川煤集團“A+/穩定”,在2015年6月跟蹤評級時將評級調至“A/負面”,
中債資信在2015年7月將川煤集團列入《中債資信企業信用風險排查名單》中的關註類企業,後於2015年9月,將其調整至預警企業,截至川煤違約前,其連續被列入預警企業名單,多次向市場重點提示風險。
中債資信工商企業一部分析師於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判斷企業信用基本面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行業、經營、管理、財務及外部支持等。公開數據可以看出,川煤的經營情況、財務情況早就出現危機。
川煤集團是四川省最大的煤炭企業,為四川省國資委的獨資控股公司,煤炭業務是公司收入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公司煤炭資源賦存條件惡劣、礦井規模小、人員效率低,整體產能質量相對落後,生產成本較高。銷售方面,2015年省內火電煤炭需求大幅下滑,加之受下遊鋼鐵行業景氣度差的影響,下遊鋼廠對公司洗精煤需求減少,公司煤炭銷售壓力較大,2015年噸煤成本價格已倒掛。在煤炭價格下探的壓力下,公司較高的生產成本以及成本剛性的特征使其經營承壓,在當前煤炭行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受煤炭行業景氣下行影響,近年公司營業收入不斷下降,同時人員冗余形成較大規模的管理費用,高企的債務負擔所造成的財務費用對利潤形成較大侵蝕,公司經營性業務利潤連續三年虧損,盈利能力處於行業較差水平。現金流方面,近年受鋼廠回款能力弱化以及電廠占款的影響,公司賬面應收賬款規模不斷上升,經營獲現能力較差。
近三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入略低於同期以現金形式支付的利息以及股利,反映了公司現階段資金周轉具有一定壓力,對外部融資的依賴度很高。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公司資產負債率達到88.48%,處於行業較高水平,且仍存上升壓力。公司資產流動性較差,短期內債務以及資金周轉存在很大壓力。
“周日下午有溝通會,施建祥應該會從美國連線溝通,您有時間參加嗎?”一位快鹿系人士2016年7月1日聯系《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並提出,自快鹿系兌付危機事件以來,一直以上海快鹿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快鹿”)實際控制人身份存在的施建祥將首次露面。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7月3日下午13:30趕到上海金鹿財行財富投資管理公司(下稱“金鹿財行”)位於上海長寧區金虹橋總部的23樓辦公地點。經過半個小時的等待後,溝通會正式開始已經是14:00多。在發布會過程中,當多位當事人發表各自的想法後,真正到施建祥露面的時刻,卻並沒有所謂的同施建祥連線,而僅僅是施建祥事先錄好的一段長達2分51秒的VCR。
對於施建祥目前身在何處,現任快鹿董事局主席徐琪則給出了“只能告訴你目前不在國內,其他無法奉告”的回答。
“毫無進展”的94天
從2016年3月31日快鹿兌付危機爆發以來到2016年7月3日,已經過去94天,從目前快鹿系的現狀來看,在對投資者是否開啟兌付以及是否能夠兌付這兩個核心問題上,幾乎可以用“毫無進展”來形容。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這94天的兌付過程中,號稱快鹿系實際控制人的施建祥從未現身,而外界能夠獲得的關於施建祥的言論都是通過快鹿系內部人士“已經同施取得溝通”的方式來了解,這樣的態度在投資者及外界來看,快鹿系想要合理解決這一影響重大、涉及投資者數目較多的兌付危機事件的誠意,顯然並不足。
快鹿系兌付危機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快鹿系究竟還有多少錢?這些錢究竟什麽時候能夠給到投資者?
無論“快鹿連續劇”劇情多麽精彩,內鬥多麽激烈,一位投資者道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我只想知道快鹿系現在還有多少錢,究竟內鬥誰贏誰輸我並不關心”,而快鹿系對於這個問題的披露內容卻愈發減少,信息愈發不透明,回避的程度也與日俱增。
以兌付資產包為例,早在快鹿系兌付危機的第6天,快鹿系曾表示將在兩周後公布50億元資產包用以兌付。這一天是2016年4月6日周三,而在兩周後的媒體發布會上,快鹿系並沒有給出上述50億元資產包的詳細列表,理由在於此次的新聞發布會快鹿選擇在了2016年4月19日召開,而這天是周二並非周三,距離兩周還差一天。所以,快鹿系以這樣的“理由”表示,資產包詳細內容選擇在下次媒體發布會即一周之後公布,如此,兩周的承諾“順理成章”改為三周。
而真正對於資產包有所解釋的時間向後推移到了2016年4月27日,此時距離4月6日已經過去21天,正好三周。但是,快鹿披露的卻是一份半遮半掩的文件,僅僅顯示對外投資、房屋產權、債權三部分籠統的分類資產,最後加總數字為501848.87萬元,雖然達到了50億元這一數字,但究竟50億來自哪里、是否真的值50億,卻並無從知曉。對此,快鹿以“詳細資產列表會影響後續資產處置”為由拒絕公開詳細信息。
如今,94天3個月的時間過去,在這一過程中,快鹿並沒有給出這一資產包的最新進展。直至7月3日的發布會上,快鹿系對於兌付進展又給出了不一樣的說法:“將盡快籌集13億資金用於兌付。”本報記者了解到,此次給出的最新的13億元兌付資金將來自於此前“50億資產包”的縮減版“25億資產包”。對於這25億資產包的信息披露,相比最初50億資產包的披露,快鹿系更為“保守”,明確給出了“資產處置完成前不會披露任何信息”的說法。
與資產包體量一再變化相伴隨的是資產處置內容始終“猶抱琵琶半遮面”,遮的體量也從半遮半掩到現在完全遮蓋。“信息披露會影響資產處置質量”成了快鹿用起來輕車熟路的理由。
與4家上市公司的關系“說不清”
在快鹿系兌付危機過程中,市場更為關註的是與快鹿相關的四家上市公司。從目前來看,作為快鹿系間接持股最多的神開股份已經是快鹿系的最後一塊“遮羞布”。但是值得註意的是,在最初快鹿尚且願意披露部分信息時,表示50億資產包中並不包含上市公司股權。當時,徐琪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給出的說法是,該資產包將包括電影 IP、小貸資產、不動產,以及九鼎集團、中科招商的股權等。
而徐琪本人在快鹿內部的角色也是“說變就變”,隨著快鹿內鬥事件不斷上演,徐琪從快鹿危機事件之前的顧問身份一躍成為董事局主席,而這個角色在扮演的第3個月卻“被離職”,2016年6月15日,快鹿集團官網發布公告,稱徐琪由於個人原因辭去上海快鹿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一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隔日2016年6月16日,該公告在快鹿集團官網上不見了蹤跡。而這份公告在7月3日的發布會上,又有了最新進展,徐琪稱該人事任命通知已被撤銷。
在上述頗具戲劇性的事件反複炒作之後的第7天,快鹿再次組成了新的兌付小組,其中增加了四名投資人,投資人代表之一指出目前快鹿系真正具有價值的資產只有快鹿系涉及的4家上市公司:一家為A股上市公司神開股份,另3家為港股,分別為十方控股、明華科技、大中華金融。
這一信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過去50億元資產包來源的可行性。對於日前,快鹿與神開股份之間岌岌可危的“聯姻關系”也被更多人所關心,如果一旦快鹿與神開股份“離婚”,那麽快鹿已經獲得的資產也將可能面臨“到嘴的鴨子飛了”的情況。面對本報記者追問“目前快鹿對於神開股份資產處置的最新情況”,徐琪再次拿出“涉及上市公司一律看公告”的說辭,閉口不談。
7月1日晚,神開股份發布公告稱,神開股份董事長孫曄辭職,而公開信息顯示,孫曄現任快鹿總裁。如此,快鹿與神開股份之間的關系更加撲朔迷離。
在此前的6月22日快鹿兌付危機的第77天,徐琪曾表示快鹿一共處置了四塊資產。其中包含兩個基金和華瑞銀行以及神開股份,共回籠資金3.433億元。其中,蘇寧金融拿走4250萬元,對普通投資人兌付2429萬元,房租物業767萬元,員工工資社保1.92億元,歸還集團借款645萬元,所有經營費用245萬元,合計支出2.75億元,余額為7000萬元左右。
由此可見,在過去的77天,距離快鹿集團最早兌付日期7月1日僅剩一周時間的時候,快鹿集團對於投資者僅僅兌付了2429萬元。而這一數字距離在上述發布會上,一位投資人給出的目前快鹿集團需要兌付的“黑洞”152億元還有很遠的距離。能否在10月1日全面啟動兌付頗值得質疑。
快鹿員工已縮減八成
此外,目前快鹿究竟是誰的?這一個問題也在快鹿輪番上演的鬧劇中被“遮蓋下去”。7月6日,徐琪表示,施建祥依然是快鹿的實際控制人,但是今天扮演的角色正在逐步退出快鹿集團管理層。對於快鹿目前的最新狀況,本報記者了解到,在3月31日兌付危機發生之前,快鹿共有員工12000多名,如今已經削減至2200人,且未來還將進一步削減。快鹿稱,未來每個月的經營成本將控制在2000萬元左右。
截至2016年7月3日,快鹿集團自3月31日兌付危機發生後第四次召開新聞發布會,兌付危機事件已經過去94天。
然而,從目前來看,快鹿系在處置資產、兌付投資者這一核心問題上似乎並沒有向前邁進,而是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宮鬥劇”的編排上,以多種形式和理由轉移投資者及市場的註意力,上演了一場又一場拖延鬧劇,而這似乎也成為多家風險暴露平臺在發生兌付危機之後,應對投資者的“範本”。
在7月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多家媒體對快鹿包括目前所剩資產的內容、未來資產包的處置方式和計劃、需要兌付的體量、與神開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之間的股權處置情況、快鹿投資事件管委會成員的身份、快鹿集團目前的狀態、施建祥的身份及其目前所在地等核心問題予以追問,但是,快鹿集團對於上述問題似乎並沒有給出實質性的回答。
8月1日,武漢國裕物流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國裕物流”)發布特別風險提示公告稱,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15國裕物流CP001”兌付存在不確定性。在此之前,今年4月,國裕物流及其下屬子公司曾發生銀行貸款等債務逾期4.87億元。
15國裕物流CP001發行總額4億元,利率7%,付息日期2016年8月6日,應付本息金額4.28億元,主承銷商為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顯示,因行業整體市場低迷導致公司財務狀況惡化,目前公司資金鏈十分緊張,旗下主要子公司揚州國裕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生產活動處於停滯狀態。公公司正在通過多種渠道積極籌措償債資金,但15國裕物流CP001到期兌付存在不確定性。
國裕物流是一家民營企業,主營業務為船舶制造及航運業務,其中,船舶制造業務仍是收入和利潤的主要來源。
目前,我國面臨著去產能、全球外需下降、貿易下滑,間接導致船舶、物流、商貿這些周期性行業的蕭條,再加上企業自身的經營問題等導致債務負擔繁重,從已經違約的債券來看,鋼貿、船舶、物流均是重災區。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以來,國裕物流的毛利率逐步下滑。大公國際評級報告顯示,從2012年以來,國裕物流的毛利率逐年下降,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公司造船毛利率從以前的19.45%降為15.12%,年造船能力200萬載重噸,鋼板加工能力36萬噸以上。但由於公司在船舶制造業內積累時間較短,且受到行業需求低迷影響,公司船舶制造業務產能利用率不高,近3年中,公司船舶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只有25%左右。
今年3月,國裕物流發布《武漢國裕物流產業集團有限公司關於部分造船訂單取消的公告》稱,國裕物流下屬子公司揚州國裕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及其代理方與Pioneer Marine公司就主動撤銷訂單事項進行了協商,並達成共同協議,Pioneer Marine公司取消了在揚州國裕訂造的5艘散貨船訂單。
2016年2月2日,國裕物流曾披露《武漢國裕物流產業集團有限公司關於Pioneer Marine公司撤銷和推遲部分造船訂單的公告》,這5艘散貨船訂單就在當時所推遲交付的8艘造船訂單範圍內,訂單金額約為1.08億美元。當時公告稱“目前處於停工狀態。”
4月14日,國裕物流發布《武漢國裕物流產業集團有限公司關於銀行貸款等債務逾期的公告》稱,國裕物流及下屬子公司武漢國裕物資貿易有限公司、武漢江裕海運發展有限公司發生銀行貸款等債務逾期情況,債務逾期共計4.87億元,其中國裕物流逾期貸款2億元。
今年7月22日,評級機構大公國際進一步下調國裕物流的主體評級至CCC負面,該公司發行的“15國裕物流CP001”及“15國裕物流CP002”的信用等級均下調為C。
據悉,主承銷商擬於2016年8月2日召開“15國裕物流CP001”和“15國裕物流CP002”兩只債券的持有人溝通會。“15國裕物流CP002”發行金額為2億元,將於今年10月28日到期。
9月23日,對於中國債券市場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市場期待已久的中國版信用違約互換(CDS)終於推出。
為進一步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作用,豐富市場參與者風險管理手段,完善市場信用風險分散、分擔機制,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今日在其官網發布了修訂後的《銀行間市場信用風險緩釋工具試點業務規則》(以下簡稱《業務規則》),以及信用風險緩釋合約、信用風險緩釋憑證、信用違約互換、信用聯結票據等四份產品指引。
CDS作為國外債券市場中最常見的信用衍生產品,在發生債務違約時可以幫助投資者有效規避信用風險。目前,我國正處於經濟增長換擋期,在穩增長的同時著力進行供給側改革。然而在去產能、去杠桿的壓力下,債務違約事件時有發生,打破剛性兌付,增強投資者對於信用風險的重視程度,迫在眉睫。
早在今年3月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期間,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已提出,中國的CDS作為一個金融產品,完全可以推出,時機已經成熟。
瑞銀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則強調,眼下給企業去杠桿已經十分迫切,“目前的情況是,很多企業尤其是負債高的企業面臨產能過剩、利潤率低、現金流困難,存在較高風險。而穩步打破剛性兌付則是最重要的一環”。
中國版CDS重磅來襲
據中國交易商協會給出的定義,所謂的信用違約互換(CDS)是指交易雙方達成的,約定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信用保護買方按照約定的標準和方式向信用保護賣方支付信用保護費用,由信用保護賣方就約定的一個或多個參考實體向信用保護買方提供信用風險保護的金融合約,屬於一種合約類信用風險緩釋工具。
早在1998年,國際互換和衍生品協會(ISDA)已經創立了標準化的信用違約互換合約,之後,CDS交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業內普遍認為,CDS的出現解決了信用風險的流動性問題,使得信用風險可以像市場風險一樣進行交易,從而轉移擔保方風險,有助於增加債市流動性,同時也降低了企業發行債券的難度和成本。
在具體交易中,CDS的買方將定期向賣方支付一定費用,一旦出現債券主體無法償付等信用事件時,CDS的買方將有權利將債券以面值遞送賣方,從而有效規避信用風險。
雖然在國外市場已經相當普及,我國卻遲遲沒有推出適合中國市場的CDS。隨著過去幾年,債券市場主要信用品種發行規模呈現出的爆發式增長,信用違約事件時有發生,對市場造成不良影響。
據Wind資訊統計數據顯示,截至8月初,今年已出現39只債券兌付違約,涉及19家發行主體,違約金額高達249.11億元。不管是從違約債券數量還是違約金額,均已達到去年全年的2倍之多。
在這一背景下,進一步推動我國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發展,完善市場信用風險分散、分擔機制,促進市場持續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其實在今年8月底時,“類CDS”產品已經出現。當時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公告稱,決定接受中信建投證券2016年第一期信用風險緩釋憑證(CRMW)創設登記。這成為自2011年以來我國首次出現該類產品,被市場認為是CDS接近推出的信號。
早在2010年10月,交易商協會已發布了《銀行間市場信用風險緩釋工具試點業務指引》,推出了信用風險緩釋合約、信用風險緩釋憑證兩項產品,填補了我國信用衍生產品市場的空白。
但隨著我國供給側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補”措施的深入落實推進,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事件逐漸增多,市場參與者對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信用風險管理工具的需求不斷增加。
為適應市場發展需求,此次交易商協會發布的修訂後《業務規則》,一方面註重“推產品”,在原有的兩項產品基礎上,推出信用違約互換、信用聯結票據兩項新產品。所謂的信用聯結票據,是指附有現金擔保的信用違約互換產品,投資者購買信用聯結票據,在未發生信用事件時取得本金的利息和信用違約互換保費的雙重收益,在發生信用事件時用認購的本金向發行主體進行擔保賠付。
與此同時,修訂後的《業務規則》強調“降門檻”,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放寬市場進入門檻。《業務規則》將原有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參與者的資質門檻要求調整為核心交易商和一般交易商兩類,核心交易商包括金融機構、合格信用增進機構等。此外,新版《業務規則》註重“簡流程”,即保留憑證類產品的資質要求,同時簡化創設流程;以及“調框架”,建立信用風險緩釋工具業務管理“大規則+子指引”的傘形框架。
此次《業務規則》的修訂發布和相關創新產品的推出,對於豐富債務融資工具市場的信用風險管理手段,完善信用風險市場化分擔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一是為投資者提供信用風險保護和對沖工具,進一步完善信用風險分散分擔機制。二是有助於完善信用風險的價格形成機制,提高市場信用定價水平。三是促進市場參與者主動管理信用風險,提高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能力。四是實現信用風險的合理配置,維護宏觀經濟金融穩定。
債市違約或進入多發期
近年來,中國版CDS之所以受到熱議,不僅反映出市場主體對創新與發展信用衍生品的迫切需求,同時也成為近兩年來我國債務違約事件頻發的產物,
自2014年以來,我國債券市場違約事件明顯增多,目前違約主體已經從民營企業逐漸蔓延至中央企業。而從債券違約的類型來看,短融、中票、公司債的數量明顯高於企業債,業內人士認為,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關部門對於違約的容忍度正在逐步提高。
業內人士預期,截至今年底,我國債券市場到期規模將攀升至頂峰,總量或達到4.44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約兩成。其中,鋼鐵、煤炭、有色三大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累計債券到期規模近7000億元,創歷史新高,較去年同期增長30%。
僅9月份以來,廣西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因陷入債券兌付風險,已進入破產清算階段,成為銀行間市場債券發行人中第一家破產清算企業。另有消息稱,遼寧省也已決定對東北特鋼實施破產重整,方案預計會在9月底面世。
“債券市場將進入違約多發時期”,上交所副總經理劉紹統此前表示。目前債券市場問題突出,違約案例已經逐步從私募向公募債擴展、從低評級向較高評級債擴展、從長周期向短周期債擴展、從民企向國有債擴展。
同時,交易所公司債存量結構不合理。AA及以下評級債占比過高,房產類債占比過高,過剩產能產業債過高,欠發達地區城投債占比過高。ABS基礎資產範圍過窄,規模較小,有效增信不足,評級虛高嚴重。
此外劉紹統提出,個別券商存在多部門、多機構多頭開展債券業務、股債不分;內控缺失、客戶競爭內部化;盡調流於形式、信批空洞八股化、材料制作粗糙;發行方案求大求長、重承銷輕受托管理,績效激勵短期化。這些會為市場健康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
汪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提及金融改革,業內更多關註的是匯率市場化以及利率市場化等問題,卻容易忽略了對於市場主體的市場化改革。“目前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都在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到經濟活動中,而其自身對於價格的不敏感性以及市場規則的欠缺,都有待進一步完善。”
在完善市場規則方面,汪濤認為必須要打破剛性兌付,允許市場建立出清機制。對於“僵屍企業”,要果斷的進行重組、核銷,穩步打破剛性兌付,是降低企業杠桿率,減少債務違約風險的重要環節。
民生證券管清友 、李奇霖等分析師也曾表示,“打破剛兌”正在加速推進,市場非常需要風險分散工具,只要工具缺陷不再,CDS將會迎來快速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在此次修訂後的《業務規則》中強調,信用違約互換產品交易時確定的信用事件範圍至少應包括支付違約、破產。根據參考實體實際信用情況的不同,可納入債務加速到期、債務潛在加速到期以及債務重組等其他信用事件。
上清所9月29日公告顯示,亞邦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資券應於今日兌付本息。截至到期兌付日日終,公司未能按照約定籌措足額償債資金,“15亞邦CP004”不能按期足額償付。
債券發行總額為2億元,本計息期債券利率為5.78%。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李超11月17日在財經年會上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各大類資管產品的規模總計約88萬億元。但資管行業監管標準不統一,資管產品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和隱形剛性兌付。
據統計,截至2016年6月底,各大類資管產品的規模為:銀行理財26.3萬億元,信托計劃15.3萬億元,公募基金8.4萬億元,基金專戶16.5萬億元,券商資管計劃14.8萬億元,私募基金5.6萬億元,保險資管2萬億元,簡單相加後的規模總計88萬億元。由於在實際運作中,部分資管產品互相借用“通道”,產品互相嵌套、交叉持有等,剔除這些重複計算因素,我國資管業務規模約為60萬億左右,大體接近上年GDP總量。
李超指出,與成熟市場相比,中國的資管行業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行業基礎文化有待形成;與國際一流資產管理機構相比,中國的資產管理機構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核心競爭力、誠信守規意識與風險控制能力亟待提升;法律及監管框架、監管能力有待完善和提高。從近年來資管領域暴露出的問題和風險隱患分析,下述問題仍需要給予重視:
第一,法律使用混亂。按照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各類“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資管產品不論使用何種名稱,均應適用同種法律關系。但目前各大類資管產品的法律基礎、法律關系並不相同,有的依據國家法律,如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相應的法律關系為信托關系;有的依據資管機構所在行業監管部門規章,法律關系為委托代理關系;還有的產品僅僅依據當事約定,法律基礎、法律關系均不清晰。
第二,監管標準不統一。在分業監管體制下,由於歷史形成原因,各大類資管產品,在產品準入、投資範圍、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資金資產托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方面,監管標準並不一致,有的還存在比較大差異。例如對合格投資者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版本,對預期收益率有的允許宣傳,有的則嚴格禁止,對資金的托管,有的要求獨立第三方托管,有的則沒有這方面的要求等等。
第三,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各類結構化資管產品日益複雜,資金來源、交易結構橫跨銀行、證券、保險業,投向上層層嵌套,對其信息報送要求在各監管部門之間不盡相同。產品難以看穿,對行業整體風險的監測統計和預測研判缺乏及時有效的信息支撐,難以適應當前資管產品跨市場、跨行業、跨機構的特點。
第四,存在隱形剛性兌付。部分資管機構從維護自身聲譽出發采取了固定回報、隱性擔保等經營策略,雖保障了當期投資者的本金和收益,但偏離了資產管理業務的本質,惡化了行業運行環境,積聚了行業風險。
李超表示,上述問題帶來的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一是不利於投資者保護。資管領域法律適用體現的主要是管理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關系不同,權利義務配置自然不同,法律關系不清,風險收益歸屬自然不明。不同的法律適用對管理人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要求不同,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和程度有較大差異。在當前投資者適當性標準不同,投資者居於市場相對弱勢地位的狀況下,不利於公平保護投資者。
二是導致市場分割。同類產品按照不同的監管要求運行,造成資產管理市場分割嚴重。受制於基礎資產市場的割裂和分業經營的限制,部分產品通過交叉投資、借用通道間接投資,一方面導致了產品結構複雜、透明度低;另一方面,資管產品通過層層包裝,不易識別和判斷風險,也容易交叉傳染風險。
三是影響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剛性兌付”的預期,使得投資者只關註當期收益,忽視風險的存在,不利於形成“買者自負”的理性投資文化。市場對於高收益的盲目追求,反向激勵金融機構將投資集中在高風險行業,不利於落實“賣者有責”。同時,“剛性兌付”也推高了無風險利率,扭曲了風險資產的定價水平,擾亂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
四是易引發監管套利,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部分機構通過產品結構調整、業務轉移等途徑,在不同屬性的業務之間騰挪資產,將業務從監管較嚴的市場轉向監管相對寬松的市場,變相規避監管規定。有的產品“明股實債”,以“資管”之名行“借貸”之實、疊加杠桿,風險在不同產品、不同機構、不同市場間傳導,削弱了宏觀調控、審慎監管的有效性,增加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五是脫實向虛,加大了實體成本。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根基,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部分資金並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以不同方式、借助不同渠道熱衷於以錢炒錢,不僅沒有真正創造社會價值,反而延長了投融資服務鏈條,擡高了融資成本。
11月22日,大連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大連機床”)發布公告,該公司2015年第三期短期融資券(15機床CP003)在逾期一天之後,完成了兌付。
15機床CP003應於2016年11月19日兌付本息(遇節假日延遲至11月21日),22日早間,該公司曾發布15機床CP003的延期支付本息的公告。
22日下午,《第一財經日報》按公告提供的聯絡方式致電大連機床,該公司相關聯系人告訴本報記者,由於系統問題,違約“純屬意外”。晚間發布的公告中稱,公司已於11月22日兌付15機床CP003全部本息,並補足延遲一天的利息。
15機床CP003發行總額2億元,本計息期債券利率6.00%,主承銷商為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體評級AA,債項評級A-1。
目前,該公司存續期內的債券還有8只,余額38億元。其中2016年內償付的有兩只16大機床SCP001和15機床CP004,本金均為5億元。
大連機床大股東為民營企業大連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5%,二股東為地方國有企業大連市工業發展投資公司持股20%。2016年三季報顯示,該公司總營業收入93.35億元,同比下降1.58%;利潤總額2.77億元,同比減少6.43%。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0.77億元,同比下降19.51%。
據中債登消息,中國城市建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債券簡稱:11中城建MTN1,債券代碼:1182373)應於2016年12月9日兌付。截止營業日終,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未收到發行人的應付兌付資金,無法代理發行人向持有人兌付。
上海清算所28日公告,收到“15亞邦CP004”部分本金,完成代理兌付工作。
9月29日晚,亞邦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公司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資券(債券簡稱:15亞邦CP004;債券代碼:041558090)應於2016年9月29日兌付本息。截至到期兌付日日終,公司未能按照約定籌措足額償債資金,“15亞邦CP004”不能按期足額償付。
據悉,“15亞邦CP004”發行總額為2億元,債券期限為366天,本計息期債券利率為5.78%,應付本息金額為2.1156億元,主體評級為CC,債項評級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