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救國團與民爭利 應取消特權優惠 占用國產》長期享補助、超低價承租黃金國有地

她的旅遊網賣專屬優惠 業績翻四倍 別人免費、Indagare收年費 卻讓頂級客甘願掏錢

上海地稅局辟謠：房地產交易契稅優惠調整傳言不實

近日，網上有傳言稱上海市稅務機關將於7月8日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後執行新的契稅優惠政策。對此，上海市地方稅務局明確，網上傳言不實，上海市稅務機關對房地產交易相關契稅優惠政策均按照國家統一規定執行。7月8日上海市稅務機關正式啟用國家稅務總局金稅三期系統，是對原來操作系統的優化，方便窗口工作人員的操作，也有利於提高服務效率，不會影響稅收政策的執行。

在個人二手房交易中，個人購買屬於購買人家庭唯一的住房，家庭成員範圍包括購買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父母與成年子女共同購房的，作為兩個家庭購房。家庭唯一住房根據房管部門出具的居民家庭原有住房信息書面查詢結果確定。需當場繳納的稅收包括契稅、印花稅對個人購買家庭唯一住房，面積為90平方米及以下的，減按1%的稅率征收契稅;　面積為90平方米以上的，減按1.5%的稅率征收契稅。計征契稅的成交價格不含增值稅。個人取得房地產權證按5元/件繳納印花稅。

個人購買屬於購買人家庭第二套或以上的住房，家庭成員範圍包括購買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父母與成年子女共同購房的，作為兩個家庭購房。家庭住房套數根據房管部門出具的居民家庭原有住房信息書面查詢結果確定。需當場繳納的稅收包括契稅、印花稅，個人購買家庭第二套或以上住房的，按計稅價格的3%計算繳納契稅。計征契稅的成交價格不含增值稅。個人取得房地產權證按5元/件繳納印花稅。

此外，還有部分媒體稱：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後交易中心稅費需要上、下家所有的稅費各刷一張卡，稅務部門表示：納稅人可使用帶有銀聯標誌的銀行卡繳稅。對每筆納稅申報支持刷多張銀行卡。

科技企業孵化器迎來一大波稅收優惠

8月25日，財政部發布了《關於繼續執行光伏發電增值稅政策的通知》和《關於科技企業孵化器稅收政策的通知》，對光伏發電和科技企業孵化器給出了稅收優惠新政。

根據上述通知，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對納稅人銷售自產的利用太陽能生產的電力產品，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50%的政策。文到之日前，已征的按本通知規定應予退還的增值稅，可抵減納稅人以後月份應繳納的增值稅或予以退還。

此次新政體現了政府對光伏發電企業的支持。早在2013年，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就聯合發布了《關於光伏發電增值稅政策的通知》，明確從2013年10月至2015年12月31日實行上述增值稅即征即退50%的政策，此次將該優惠政策延續到2018年12月31日。不過這一消息並未帶動相關概念股，截至11點13分，光伏概念股板塊跌幅為2.24%。

為了鼓勵創新創業，此次科技企業孵化器(含眾創空間)將享受諸多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上述通知，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對符合條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無償或通過出租等方式提供給孵化企業使用的房產、土地，免征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對其向孵化企業出租場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務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在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期間，對其向孵化企業出租場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務的收入，免征增值稅。

另外，符合非營利組織條件的孵化器的收入，按照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和有關稅收政策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享受上述稅收優惠政策的的孵化器和孵化企業，需要滿足不同的條件。

比如孵化器需符合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條件。國務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發布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名單。孵化器應將面向孵化企業出租場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務的業務收入在財務上單獨核算。

而孵化企業需要滿足的條件包括，企業註冊地和主要研發、辦公場所必須在孵化器的孵化場地內。新註冊企業或申請進入孵化器前企業成立時間不超過2年等等。

債轉股重來：這次財政不兜底 人員安置、稅收優惠有支持

17年後銀行債權轉股權(下稱“債轉股”)重來，不過這次有所不同。上世紀90年代末債轉股采用政府主導、財政兜底，而這次則是市場、法治主導，財政不兜底但適度支持。

10月10日，市場關註焦點《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以《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附件的形式正式出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在降低企業杠桿率眾多舉措中，債轉股只是其中一個手段，而單獨以附件形式公布，也體現了它的重要性。

財政不再兜底

徐洪才告訴本報記者，本世紀以來，中國企業杠桿率逐步提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四萬億刺激政策後，企業杠桿率快速提高，國企杠桿率接近80%。高杠桿率潛藏著風險。

為了降低企業杠桿率，此次《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給出了七招，包括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

不過債轉股最受關註，此次《意見》更是給出了完整方案。

上一輪大規模債轉股是1999年進行的，主要是通過成立四大資產管理企業(AMC)，剝離國有商業銀行13939億元的不良資產。

在10月10日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這次債轉股與1999年債轉股有兩大不同點。

首先是方式不同，上世紀90年代末的債轉股主要是政策性的債轉股，也就是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以及實施機構，主要是以政府為主確定的，包括債轉股涉及的資金籌集也是由政府多渠道籌集。

而這次債轉股是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很重要一點就是債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轉股的價格、實施機構不是由政府確定的，而是由市場主體自主協商確定的，包括債轉股的資金籌措也是由市場化方式籌措為主，各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自享收益。

“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連維良強調，“當然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為，政府的責任主要是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導，規範和監管，包括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責。”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上一輪債轉股的成本更多的是由政府承擔，當時財政部各出資本金100億元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華融、長城、東方、信達，分別對應工、農、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資產，最終收購了銀行不良資產13939億元。

而這一次債轉股的《意見》則強調，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防範道德風險，嚴厲打擊逃廢債行為，防止應由市場主體承擔的責任不合理地轉嫁給政府或其他相關主體。明確政府責任範圍，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

連維良解釋，債轉股由各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風險自擔，收益自享，如果形成損失，該誰負責誰負責，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政府不提供“免費的午餐”。

財政會支持

債轉股過程中財政不兜底，並非意味著財政不支持。

《意見》給出了兩條支持舉措。

第一，支持債轉股企業所處行業加快重組與整合，加大對債轉股企業剝離社會負擔和輔業資產的支持力度，穩妥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員工作，為債轉股企業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產業與市場環境。

第二，符合條件的債轉股企業可按規定享受企業重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根據需要，采取適當財政支持方式激勵引導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比如債轉股過程中，可能會涉及資產重組升值，這就需要企業納稅，而這時候財政如果給出重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企業不需要支付這筆稅費或者晚些支付稅費，這就是財政支持政策。涉及到富余人員安置等工作也需要財政拿出真金白銀來支持。

早在2015年初，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出臺了《關於促進企業重組有關企業所得稅處理問題的通知》和《關於非貨幣性資產投資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擴大了重組特殊性稅務處理適用範圍，並對非貨幣性資產投資給予了遞延納稅政策。

比如，在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的股權收購和資產收購中，被收購股權或資產比例由不低於75%調整為不低於50%。這大大擴展了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的企業重組範圍。

財政部：將推稅收優惠支持債轉股

對於政府將從哪些方面給予市場化降杠桿財稅政策方面支持的問題，財政部部長助理戴柏華在10日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財政部研究制定了相應的財稅配套政策，明確了降杠桿、債轉股所涉及的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的配套政策，研究出臺了比較全面的稅收優惠政策。

一是明確了降杠桿、債轉股所涉及的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的配套政策。不良資產處置是債轉股必然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明確債權銀行可以向各類實施機構來轉讓債權，總的要求是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處置範圍是以實施債轉股為目的債權。現行的不良資產處置政策是允許債權銀行打包轉讓不良債權，現在新的政策進一步允許以債轉股為目的轉讓單筆債權，提高債權轉讓的便捷度，促進通過債轉股降低企業杠桿率。與此同時，要註意防範和隔離風險，防止非金融企業的風險向金融企業轉移，

戴柏華強調，債權轉讓必須堅持潔凈轉讓、真實出售的原則。同時還強調，要註意防範不良資產轉讓中的定價風險，要求債權轉讓要通過評估或者估價的程序進行公允定價，科學合理地確定轉讓價格。這是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的配套政策。

二是研究出臺了比較全面的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主要是在降杠桿和債轉股過程中，涉及到交易的各個環節，財政部都有相應的稅收政策支持。比如在企業重組方面，規定只要符合一定條件的企業重組，在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相關的稅收方面都有相應的減免優惠。另外，在企業的破產註銷方面，財政部現在明確企業破產所涉及到清算的費用，還有企業職工工資等等，都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的稅前進行扣除。對企業資產證券化方面，規定證券化所涉及到的有關合同暫不征收印花稅。最後對銀行呆賬，明確只要是符合“真實損失”原則的呆賬，都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的稅前進行扣除。所以，在涉及到債轉股企業降杠桿，涉及到交易的各個環節，財政部都有相應的稅收支持優惠的政策。

三是深入推進收費和基金的管理改革。具體來說，在收費方面財政部明確了對小微企業免征的18項行政事業收費，進一步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在政府性基金方面，對相關的基金進行了清理規範，有的基金直接停征，比如價格調節基金;有的基金擴大了減免的範圍，像地方教育附加等;還有一些基金把征收率降下來，比如育林基金，把征收率降低為零，不直接取消的原因主要是像這些基金有一些是相關法律規定的。戴柏華表示，作為財政部來說，沒有這個權力直接把基金取消，在權限範圍內可以規定基金征收率，為了有效減輕企業負擔，降低為零。

他還表示，對於保留下來的收費和基金，最關鍵的措施就是公開透明，所有這些保留的收費基金都要進行公示，比如像財政部在門戶網站上對中央部門和單位的行政性收費和全國政府性基金進行公示，而且是動態更新，每一次做調整都及時進行更新，接受社會監督。同時，我們督促地方財政部門通過轄區內的行政性事業收費的項目，接受社會監督。

戴柏華提到，為了防止亂收費反彈，按照國務院要求，加大監督檢查的力度，比如我們會同發改委、工信部、民政部，對涉及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行專項檢查，使現在普遍性減費政策真正能夠落地。

下一步，財政部將密切跟蹤、關註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針對實施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及時調整，完善相關配套政策。

慈善信托邁入加速期  稅收優惠、收費制度尚“懸而未決”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的落地對於信托機構而言按下了“業務創新”的開關。大量信托機構終於擺脫了在信托計劃中“類公益信托”和“公益類信托”等字眼，名正言順地以慈善信托受托人身份出現。

同時，基於在資產管理領域“術業專攻”的優勢，大量信托機構紛紛試水慈善信托，一方面滿足信托公司新老高凈值客戶表達愛心、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以公益替代營銷等大量需求。另一方面，順應此前銀監會下發“99號文”的轉型方向，慈善信托成為信托機構業務轉型的支撐點之一，並有望在未來走上市場化運作路徑，扮演信托公益盈利來源的角色。

但第一財經記者也註意到，慈善信托依舊面臨著包括慈善組織參與有限、稅收優惠制度尚未落地、配套制度仍待出臺、用戶市場教育尚處初期、市場化運作還未成形等諸多現實問題。大量信托機構依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只是這次的“石頭”看得見、摸得著。

托管人信托公司主導

《慈善法》第四十六條指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確定其信賴的慈善組織或者信托公司擔任。但是，從目前市場中已經推出的慈善信托計劃可以發現，委托人無一例外均選擇了信托公司，至今尚無慈善組織出面。

作為慈善組織代表的紅十字會、基金會等社會慈善組織尚未重圓破碎的信任，高凈值人群卻亟須新的通道表達愛心。而《慈善法》的落地破除多項實際操作層面的障礙，順利喚醒了沈睡多年的慈善信托。終於“浮出水面”的慈善信托讓“委托之手”無一例外地伸向了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擁有金牌牌照，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上海信托相關人士對記者表示，監管意味著信托公司會對委托人捐贈的善款以及放置在信托計劃中的資金進行完整且詳實的信息披露，並且聘請外部監察機構與監管部門打造聯合監管架構，鑄造破除當前慈善捐贈“不信任”的利器。

此外，相對慈善組織，作為資產管理機構，信托機構對資金的增值保值運作的專業性也已經在過往的主營業務推進中獲得了市場的認可。

但是這並不代表著在慈善信托運作過程中要將基金會等慈善組織排除在外。“基金會在項目篩選上具有不可比擬的專業性。”上述上海信托人士對記者透露，未來上海信托將聯合上海眼盲中心和兒童基金會，共同在醫療領域舉辦針對貧困家庭斜視兒童的慈善活動。該人士解釋道之所以選擇這個項目緣於斜視在我國沒有進入醫保體制。

委托人將捐贈資金給到上海信托，進而負責具體的協調和資金控制，但是具體的操作則由上海眼盲中心具體負責，通過其特有的社區、學校等渠道篩選、匯集需要幫助的兒童名單。其中，信托機構的入駐使得“控費”得到改善，引入資金多元化。

據了解，在這之前，上海信托已在教育、藝術文化領域陸續成立了信托計劃，通過邀請雲南教師到滬參加培訓項目、重建希望小學校舍、扶持藝術傳播等項目進行公益踐行。

《慈善法》落地後，已經具備受托人資格的慈善組織除基金會外，還包括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獲得慈善組織身份的機構。

但是這些機構無一例外都面臨著相對尷尬的局面。造成尷尬的局面除在增值保值、資產獨立性等因素決定外，另一核心因素為由於慈善組織在商業銀行層面監管缺位，無法開設專項資金賬戶。

就在《慈善法》落地的三天前，8月29日，民政部、銀監會聯合發布《關於做好慈善信托備案有關工作的通知》，其中，關於慈善信托受托人按照《慈善法》規定向民政部門提出備案申請的機構應提交的材料中，第五條為開立慈善信托專用資金賬戶證明、商業銀行資金保管協議。

稅收優惠缺位

“與基金會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開票’。”一位信托公司項目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只有通過基金會才能開票。“開票”背後是信托公司對於稅收優惠制度尚未落地的無奈。

捐贈的稅收優惠始終明晰，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個人所得稅中，捐贈額未超過納稅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的30%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但信托機構卻與此優惠政策“無緣”。

而在上海信托看來，可以預期未來在慈善信托的配套法規出臺將會對稅收優惠問題進行完善。

“法律明確指出，沒有備案的將不享受稅收優惠，那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通過備案的信托公司未來或將成為享受稅收優惠的主體。”該人士表示。

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周天林也指出，《慈善法》落地後稅收優惠制度的配套暫時未跟上，未來稅務局應該出具相關文件。“信托稅制是一項複雜的工程，包含契稅、所得稅、增值稅等，範圍較廣，我國對於信托稅制的研究始終沒有落地。”周天林說。

而這也間接導致了目前慈善信托更多的運作主體為資金性慈善信托而非財產性慈善信托。因為一旦包含股權、房產、不動產在內的財產註入慈善信托，必然帶來財產轉移。與此同時，信托的成立以過戶為要件，過戶必然涉及財產交易費用。由此，股權交割、地產交割伴隨的無疑是重稅。

《慈善法》的落地讓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享受了明確的法律地位。此外，項目成立由過去的審批制變為了備案制，慈善信托項目的立項也獲得了質的突破。“受托人應當在慈善信托文件簽訂之日起七日內，將相關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備案。”周天林介紹。

自此，民政部門以及銀監會成為了項目備案過程中的兩大明確主體。但記者了解到，備案制距離具體落地仍然有一段路要走。據悉，目前上海相關區域民政局尚未備案過任何一單慈善信托。

“對於民政局而言想要找到一條很好的路，未來配套的規則、監管層面具體操作性的細節等諸多內容仍需要準備，此外銀監會、信托公司、民政局三方的磨合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周天林表示，目前更多的信托機構是搶在《慈善法》落地的時間窗口期宣布相關規劃，但是從慈善信托的首期資金募集到最終達到慈善目的，中間還有漫長的過程。

市場化收費將成必然趨勢

在信托業過去3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信托行業總共經歷了6-7次整頓，在傳統業務模式難以為繼，新業務模式尚未建立的行業現狀下，2016年成為了“轉型元年”。

然而轉型並非是盲目轉型，此前銀監會已經通過“99號文”給出了明細的方向。其中包括家族信托和公益信托。《慈善法》的出臺明確了慈善信托屬於公益信托，讓更多的信托公司找到了信托轉型的“抓手”和“落腳點”。

上海信托指出，慈善信托將成為家族信托業務轉型的突破點。通過解決高凈值客戶附加的慈善問題，“單邊突破”化解家族信托與慈善信托常年以來面對的信任問題。

“作為委托人回饋社會的一種心願，慈善信托作為構成家族信托的組成部分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周天林表示，在具體落地的過程中，家族信托與慈善信托是構成母子信托關系、還是並行信托形式則由未來當事人的創新理念所決定。委托人提出相關需求，信托公司在滿足該產品需求的基礎上進行產品設計，隨後監管部門審查信托產品的金融邊界並進行備案。

縱觀當前已經提出或者規劃提出的信托產品，一方面大部分信托公司仍然未對委托人實施收費，另一方面，即便將已搶首單的10多家信托公司規模加總，仍然是一個較小的體量。

在市場空間可期的前提下，如何糾正“公益=免費”的觀念，在合理收費的前提下，讓慈善信托走上市場化道路，仍待破題。根據《信托法》規定，作為信托產品的一種，慈善信托的收費上限為8‰。

相比傳統捐贈方式，慈善信托的個性化、定制化特性必然需要管理資金的投入。有業內人士指出，依照慈善信托未來的市場空間，即便信托公司設立子公司專人專事也不為過。一旦慈善信托實現規模化運作，那麽就要做到投入產出比相匹配。

“信托公司也是經營單位，免費只是暫時性的，合理覆蓋成本的收費以及市場化運作才是長期發展趨勢。”周天林進一步表示，慈善信托要比營業信托收費低才能符合慈善信托的目的。“在國外以大學基金等慈善信托運營主體為例，除慈善事業之外，其還利用其它資金做經營性資金運作以覆蓋成本。”周天林說。

好萊塢迷上中國夢，王健林開出40%退稅優惠

隨著天宮二號與神舟十一號成功發射，太空迎來了中國常客。再看太空科幻題材影片，已處處離不開中國。從充滿中國元素的《地心引力》，刻意規避中國制造的《星際穿越》，到中國出手相助的《火星救援》……好萊塢在糾結中對中國市場、投資，以及故事，越來越著迷。

最新的好萊塢大片《太空旅客》(Passengers)即將在聖誕季上映，當紅影星克里斯·帕拉特(《銀河護衛隊》與《侏羅紀世界》男主角)與“大表姐”詹妮弗·勞倫斯在片中上演一幕太空絕戀，堪比太空版《泰坦尼克號》。而該片制片人史蒂芬·哈梅爾(Stephen Hamel)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時表示，他現在越來越多地呆在中國，因為這里充滿了新鮮元素。“愛做夢”、“愛講故事”正是中國吸引他的地方。

電影融資公司ILP Entertainment(洛誠娛樂)的CEO高遠(Arthur Gao)從洛杉磯搬到北京，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中國快速增長的電影消費市場、雄厚的資本，是吸引好萊塢日益對中國感興趣的關鍵因素。”

中國市場正加緊滲透參與好萊塢的制作全過程。據高遠透露，當地時間10月17日，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在洛杉磯訪問好萊塢時提出：“如果好萊塢項目在青島的東方影都影視基地拍攝，可獲得40%的退稅優惠。”這筆費用由萬達和青島地方政府共同承擔。

（資料圖）

王健林在上述活動中還表示，“未來我們也許可以看到更多與中國合作的好萊塢電影項目來華”。

“現在的美國文化太閉塞”

作為好萊塢資深制片人，哈梅爾為人低調，語氣謙和。在完成《太空旅客》制作前，他所參與的影片個個如雷貫耳——《獨立日》、《地心引力》、《變形金剛》、《她》等等。這些影片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科幻。

不過在哈梅爾看來，科幻只是孕育了一個場景，科幻片並不是在講述遙不可及的未來，相反是對現實生活的映射。科幻只是源於生活的想象，科幻也是充滿情感的——就像《太空旅客》中阿瓦隆號飛船的展現是視覺奇觀，最終仍以浪漫愛情故事撼動心魄。

“我想這代表未來電影的發展趨勢——原創的情節。不像近十年來我們所看到的很多好萊塢大片，改編自科幻小說的劇本，千篇一律，這令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哈梅爾說。

與《太空之旅》同步制作的還有哈梅爾的另一部電影《複制品》，片中基努·里維斯飾演的一位大膽的神經科學家，試圖複活因車禍喪生的家人。為達目的，他不惜對峙政府控制的實驗室，甚至不惜挑戰一切科學規則。

基努·里維斯也是哈梅爾的搭檔，他們在洛杉磯共同創立並擁有一家電影公司Company Film。該公司現有的電影拍攝計劃中大部分IP構思都是由哈梅爾完成的。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走在創作最前沿的制片人”。而中國，是他靈感與想象力的來源之一。

“每一次坐在來中國的飛機上，我都很興奮，期待一段能夠給我帶來驚喜的旅程。”哈梅爾對記者說，自己近兩年來在中國待的時間越來越長，而且將來會更是如此。哈梅爾通常在中國一待就是一兩個月，“我很喜歡和這里的人聊天，我也在努力學習中文”。

“這里的人們還愛做夢，愛講故事，有很大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這一點在好萊塢已經漸漸地缺失了。人們只是不斷地去重複，大家都變得厭倦。”

他覺得，中國的文化創作環境和好萊塢不同，人們不僅僅是為了追求金錢或是為了達成某個合作，而是為了好的內容和故事情節。這恰恰是哈梅爾最想表達的。“只有故事能夠把人連接起來，過去幾千年都是這樣，而不是金錢或者合約。”哈梅爾不斷地強調著“故事”二字。

“上海是最接近未來的城市，也是一個最能講好故事的地方。”哈梅爾以他參與制作的斯派克·瓊斯的影片《她》為例，“影片背景被設置在洛杉磯，但主要在上海取景。導演希望影片中的洛杉磯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讓人向往的’大都市，因此他借用了上海的高樓叢林和天際線。”

哈梅爾已經在和一些中國的獨立電影制作人合作，比如《泰囧》的制作團隊。他同時也在與華誼兄弟(300027.SZ)的美國制片方“STX娛樂”團隊，以及IMAX中國(01970.HK)進行合作，目前有包括《新上海》(New Shanghai，暫定名)在內的五部中文劇本正在拍攝中。

哈梅爾表示，以中國為背景的內容，與好萊塢專業度相結合，所產生的價值將會是無窮的。“中國娛樂剛剛起步，還很新鮮。現在是最好的進入階段，包容性很強，潛力很大。我喜歡做可以實現自己價值的事情，和中國的電影制作人合作，能夠結合我的價值創造出獨特的作品。”

哈梅爾再次把中國與好萊塢比較，“現在的美國文化非常閉塞，不夠新鮮和開放，但是我更希望站在全球的角度來看問題，做出一些更加國際化的、美國以外的東西。所以我會去了解中國文化。我想在電影中使用更多情感的元素，在中國我可以使用到這些新的元素，而且會有所觸動。”

改變中國與好萊塢的“被動關系”

事實上，萬達收購傳奇影業、華誼兄弟與美國“STX娛樂”的片單投資、環球影業與完美世界(002624.SZ)設立投資基金、獅門與湖南電廣的片單投資，近年這一系列的合作，都表明好萊塢對與中國的合作日益看重。

10月9日，Participant Media為股東、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的Amblin Partners與阿里巴巴影業集團宣布達成戰略合作。此前，環球影業前聯合主席、Participant Media 首席執行官林德(David Linde)在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上表示：“中國是電影的未來，作為一個制片人有必要了解到當前的變化。”

不過，哈梅爾也認為，中國投資人和好萊塢的關系目前仍然處於一種被動的關系。“如果僅僅是用錢來投資好萊塢，沒有內容的聯系，並不能產生化學作用。”

“當我看到他們和好萊塢的這種物質的關系後，極力想改變這種狀況，建立一座真正的中國和西方文化之間的橋梁。所以我希望以積極的態度來和中國電影人合作，一起創作，而不僅僅是金錢關系。”哈梅爾說。

他還表示，中國資本進軍好萊塢是一種進步，盡管很難預測結果，但他仍然對此持積極態度。“你知道好萊塢有很多出色的電影人。”哈梅爾笑著說，“但是要知道，在好萊塢的融資要比中國困難。”

不過他想極力辯解的是，融資並不是他來中國最主要的目的。他說：“我不差錢，況且在中國錢不是問題。融資一直是談判的內容，但不是首要內容，主要還是為了故事。”

哈梅爾確實不差錢。要知道，《太空旅客》的制作規模達到了1.5億美元。哈梅爾還對記者透露，他未來在中國制作電影的預算將會介於800萬到7000萬美元之間，同時也會投資拍攝電視劇。

“我們對中國的電視劇領域也非常感興趣。比如《新上海》將會在一個知名的中國網絡平臺上免費首播。這是一部科幻電視劇，我們還與中國本土的VR公司合作，提升觀眾的感官觀影體驗。我們希望去做一些前沿的嘗試。最重要的是找到對的合作夥伴，建立起良好的關系”。

哈梅爾努力展示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總結道：“在中國，人們非常看重關系”。

理解並融入中國市場是一個趨勢，如華納兄弟，也加強了其中國市場的本地化戰略。今年8月，華納兄弟在華首次任命中國區總經理，由於萬達影視前總經理趙方出任。而中國的暑期檔電影《絕地逃亡》，也由來自好萊塢的導演雷尼·哈林執導。

美國制片人工會中國區負責人伊麗莎白女士上周在北京出席活動時也表示：“當前好萊塢的電影人希望能與中國進行合作的心情是積極期待的。”

“眾多好萊塢項目會跨洋過海來與中國資方洽談，好萊塢的電影人也會來中國尋求發展機會。”高遠對本報記者說。

技能缺口拖累制造業升級 技能人才落戶買房將獲優惠

在中國制造業向高端轉型的關口，高技能人才的“一人難求”成為最讓企業主們頭疼的事。

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複旦大學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11月3日在北京發布。這份報告稱，技能勞動者數量目前只占全國就業人員總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僅占5%。

2015年5月，國務院推出《中國制造2025》，制定2020年和2025年制造業發展的主要指標，今後中國對於技術專業人才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將是巨大的。技能人才供給的嚴重不足將成為未來實現制造業2025計劃的最大掣肘。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才研究會會長何憲在3日舉行的“中國科技創新激發人力資源轉型”研討會上表示，中央文件已經把技能人才提升到了和科學家、企業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下一步技能人才改革的核心是完善技能人才的薪酬激勵機制。

“待遇偏低是技能人才發展不起來的根本原因，只有把技能人才待遇提到社會羨慕的水平，才能改變當前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何憲說，國務院鼓勵地方對重點領域緊缺的技術工人在大城市落戶、購租住房、子女上學等方面予以支持。

產業升級拉大技能缺口

報告稱，企業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問題，技能越高勞動力缺口越大。雖然有9.93億勞動人口，但技能人才供給的數量和質量卻不盡人意：大學生技能結構與市場脫節;職業教育的生源和質量堪憂;本應該作為技能人才主體的農民工接受職業培訓的機會依然匱乏。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深刻且重大的結構性調整和變革。摩根大通亞太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歐冠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不再單純依賴傳統工業的推動，創新、技術和消費正在逐步發展成為新的重要驅動力。長遠來看，這一變革無疑是積極向好的，但在短期內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其中之一就是缺少能滿足這些領域企業需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金會亞太區負責人徐丹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在當前中國經濟正在轉型過程中，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一定的錯配。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機會希望通過支持清華和複旦這份研究報告能夠幫助更多的利益相關方更好地理解中國勞動力市場，從而幫助其日後的相關工作中更有的放矢。

報告執筆人之一，複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誌剛認為，在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將會增加技能工人就業的比例，特別是當前在價值鏈不斷升級的態勢下，這種增長趨勢將會更加明顯。

由於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大量外資制造業撤離中國流入東南亞尋找更低的勞動力資源，這對於中國長期以來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

袁誌剛說，資本流出對於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影響是非對稱的。其中，對於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總體呈現負向沖擊，且沖擊幅度較大，而企業向高端升級之後對於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則會進一步擴大。

報告顯示，不同技能水平行業的增長和空間分布變遷存在顯著差異。在2003到2013年間，就業增長最快的制造業行業主要由高技能行業構成，例如核輻射加工業,烘爐、熔爐及電爐制造, 廣播電視設備制造、環保、社會公共安全及其他專用設備制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制造等。

同時，行業間的技能水平出現馬太效應，前期技能水平越高的行業，後期不僅保持了相對更高的技能水平，其提升幅度也更大，吸引的高技能人才越多。

從制造業行業的就業空間分布來看，高技能行業總體存在向東部地區集聚的趨勢，而西部地區高技能行業就業的損失最大。在未來，相比於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將獲得更快增長。

勞動力老化加劇技能缺口

報告發現，勞動力規模縮減和年齡老化是導致技能缺口嚴重的根本原因。

如果將勞動力人口按年齡分為“15-24歲”、“25-44歲”和“45-64歲” 三組，分別表示低齡勞動力人口、中齡勞動力人口和高齡勞動力人口，那麽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將從1978年的“33%-42%-25%”結構轉變為2010年的“23%-44%-33%”結構。低齡勞動力比例減少了10個百分點，高齡勞動力比例增加了8個百分點。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表示，勞動力供給規模減少導致的工資水平上漲，促使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發生轉型升級，這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人口老化之後，老年人接受新技能的能力比較差，從而會加劇長期技能缺口。

李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勞動年齡人口老化的趨勢並不會隨著“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後而發生根本改變，根據人口金字塔圖的測算，“全面二孩”對緩和勞動力規模縮減和年齡結構老化的效果非常有限。

報告顯示，到2030年，勞動力的的年齡結構將變為“24%-31%-44%”結構。與2010年相比，低齡勞動力的比例減少了9個百分點，高齡勞動力的比例增加了11個百分點。

李強認為，當前必須通過吸引外來勞動力流入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來解決勞動技能缺口的問題。然而，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在職業技能培訓上的投入不足和低效共存。作為技能人才主體的農民工在就業、薪酬、社保、培訓機會等方面都難以享受城鎮本地居民平等的待遇，這些都制約著技能人才的發展。

職業培訓應助農民工進入中產

報告稱，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技能回報上升。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提高了所有勞動力的基本價格，但高技能勞動者的收入上升相對快於低技能勞動者。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大學及以上學歷勞動力工資是初中及以下勞動力工資的1.86倍，這一數字在 2013年增長到2.75倍。

技能人才是《國務院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中確定的七類重點群體之一。國務院要求完善多勞多得、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

袁誌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農村轉移勞動力是中國技能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他們沒有接受充足的職業培訓，大部分人難以享受到技能回報上升帶來的紅利。

隨著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智能化生產要求低技能勞動力技能水平的不斷提升。但是，受教育程度低、培訓機會缺乏等問題使得農民工無法適應產業升級和企業發展的需要。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現狀

長期以來，農民工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中一直陷於“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困境之中。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人口數量在2015年已接近2.8億，超過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的1/4。只有33%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僅有5.9%的農民工擁有職業技術證書，經過培訓部門安排上崗的農民工比例僅為0.3%。

報告課題組在廣東等省份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工獲取職業技能方式有“本人自學、邊學邊幹”（29.9% )、“ 自己拜師傅學習 ”(24.6% )、“ 通過親戚 、朋友或老鄉教的”(14.5%)，即近70%的農民工是通過這些非正規的培訓方式獲得職業培訓，而通過企業/單位、學校、社會團體或政府組織的正規培訓獲得職業技能的總計比例僅達31%。

農民工接受正規職業培訓的機會太少制約了他們對新技能的學習和職業技能的提升。這對其從業收入增加、職業地位提升等都具有較大影響。

李強認為，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貧窮產生代際傳遞之時，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教育成為性價比很低的投入，政府應該推進職業培訓平民化，通過國家財政補貼，扶助農民工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民工提升技能。

“讓農民工靠自身職業技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是關系到中國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以及產業結構轉型的大事。”袁誌剛說。

報告建議，打通農民工職業上升通道，拓寬農民工的正規培訓渠道，鼓勵市場化培訓機構或社會企業 的發展，對缺少支付能力的學員可通過提供職業培訓基金或者職業培訓貸款等方式提供幫助。

何憲也表示，下一步政府將完善技能人才薪酬激勵機制並拓寬技能人才的晉升通道，引導企業合理確定技能人才薪酬水平，加大對技能要素參與分配的激勵力度，探索建立企業首席技師制度，鼓勵企業采取協議薪酬、持股分紅等方式，試行年薪制和股權制、期權制，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

《電影產業促進法》通過 將在稅收、土地等方面獲優惠

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以146票贊成、1票反對、8票棄權，表決通過《電影產業促進法》。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閻曉宏在7日上午的發布會上指出，簡政放權、激活市場的活力是電影產業改革推動的重要方向。這次通過制定《電影產業促進法》把實踐中已經推行的改革舉措寫入了促進法，比如減少審批項目、降低準入門檻等，《電影產業促進法》沒有新增設行政審批項目，同時還取消了電影制片單位審批、攝制電影片(單片)許可證審批等行政審批的項目，這是取消和減少審批項目。

閻曉宏表示，在《電影產業促進法》出臺之前，按照《電影管理條例》的規定，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行使的權限，包括電影片的審查、電影劇本的備案與批準舉辦電影節(展)等多項審批事項，這次大部分下放到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新聞出版廣電管理部門。為了防止各地審查管理和審查結果標準與尺度在把握上不一致，《電影產業促進法》在下放審批權限的同時規範了電影審查標準的制定和公開的程序，在本法第18條還設置了出現爭議的情況下再審的條款。

另外，《電影產業促進法》在推動電影公益服務，維護觀眾權益方面同樣有舉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政策法制司負責人表示，《電影產業促進法》明確要求將農村電影公益放映納入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由政府出資建立完善農村電影公益放映服務網絡，統籌保障農村地區觀眾觀看電影的需求。同時規定，由教育和電影主管部門共同推薦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電影，並采取措施支持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費觀看。此外，鼓勵電影放映者采取多種措施，為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城鎮低收入居民以及進城務工人員等觀看電影提供便利，政府可以發放獎勵性補貼。

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電影產業促進法》進一步明確了電影從業主體的法律責任。《電影產業促進法》明確規定了電影院的電影放映質量保證責任、廣告播放時間限制和觀眾安全健康保障責任，並禁止電影發行企業、電影院等主體通過制造虛假交易、虛報銷售收入等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觀眾。

據了解，《電影產業促進法》將於明年3月1日起開始實施，與此同時，實施多年的《電影管理條例》將依據《電影產業促進法》進一步修訂完善。

以下為部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負責人答記者問實錄：

記者：《電影產業促進法》在規範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秩序方面建立了哪些主要制度?

答：《電影產業促進法》主要從四個方面對規範電影市場秩序做了規定：

一是國家引導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電影市場。

二是電影主管部門加強對電影創作、攝制、發行、放映等活動的日常監督管理，創新管理手段，明確了違法行為的社會投訴處理制度並建立社會信用檔案制度，加大對電影知識產權和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

三是電影行業組織依法制定行業自律規範，開展業務交流和職業技能認證，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維護成員的合法權益。

四是在法律責任中對破壞市場秩序行為制定嚴厲的處罰措施。

記者：法律規定了哪些加大扶持力度，提升電影產業發展水平方面的措施?

答：一是各級政府將電影產業發展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國家制定電影及相關產業政策。

二是國家支持創作、攝制各類優秀國產影片，地方政府對電影創作、攝制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幫助。

三是在財政、稅收、土地、金融、用匯等方面對電影產業采取優惠措施，激勵資本投入、降低運作成本。

四是積極扶持電影科技研發、公益放映、人才培養、境外推廣等事業發展，為電影產業發展夯實工業基礎、培育人才梯隊、拓展電影市場空間。

記者：《電影產業促進法》在維護文化安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的主要規定是什麽?

答：一是明確電影的正面導向作用，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定為電影產業促進法的立法宗旨。

二是明確國家重點扶持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大題材電影創作攝制，同時禁止影片含有違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危害國家安全、危害社會公德等內容，抑制、阻止不良、有害作品的制作、傳播。

三是在鼓勵開展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同時，對從事過損害我國國家榮譽和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傷害民族感情等活動的境外組織和個人予以限制。

四是通過規定財政、稅收、土地、金融等扶持措施，促進民族電影產業的發展;通過明確規定電影院放映國產電影的比例要求，更好地加強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度。

記者：《電影產業促進法》如何對從業人員行為進行引導和規範?

答：一是明確要求電影行業組織依法制定行業自律規範、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等，通過行業自律方式對從業人員進行引導和規範。

二是對演員、導演等電影從業人員直接提出了倡導性要求，設定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將有利於電影從業人員樹立社會形象，促進電影產業健康發展。其中，“德藝雙馨”中的“德”，就是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德藝雙馨”中的“藝”，就是藝術才華的高低，有行業共識，有群眾口碑。電影產業促進法鼓勵電影創作者既要具備良好的品德，也要體現不斷精進的藝術才能。知名的電影從業者作為公眾人物，更應該嚴格要求，做好表率。

三是對從業人員行為劃定了合法開展活動的範圍和界限，指導從業人員依法依規開展業務活動，並對違法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如罰款、吊銷許可證、一定期限從業禁止等。

記者：《電影產業促進法》在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方面作了哪些規定?

答：一是強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鼓勵通過互辦電影節展、合作拍攝影片、選送優質國產影片參加境外的電影節(展)等方式，進一步提升擴大中國電影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提升電影強國的國際地位。

二是明確規定國家應該以多種方式對走出去的優秀電影的外語譯制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外交、文化、教育等部門也應充分利用各自的對外交流渠道和資源，積極推廣優秀國產影片。國家同時鼓勵多主體、多形式的境外推廣活動，最大程度地激發和利用社會上的活躍資源，為國產電影的境外推廣發揮積極作用。

記者：《電影產業促進法》對違法行為規定了哪些處罰措施?

答：一是根據具體違法行為的種類和程度的不同，電影產業促進法采取了停止違法活動，沒收電影片、違法所得及從事違法活動的專用工具、設備，一定金額或違法所得倍數的罰款，停業整頓，吊銷許可證、撤銷有關批準或者證明文件、吊銷營業執照，以及規定期限內禁止從事相關電影活動或擔任從事電影活動的法人、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責任人。

二是明確規定了違法行為的從重處罰情形。

三是為了保障行政執法行為的順利開展，《電影產業促進法》還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

四是為了保證行政處罰與其他法律責任的銜接，《電影產業促進法》就民事責任、刑事責任、違反其他行政管理法規的行政責任及紀律責任承擔問題作了指引性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