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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缺口拖累制造業升級 技能人才落戶買房將獲優惠

在中國制造業向高端轉型的關口，高技能人才的“一人難求”成為最讓企業主們頭疼的事。

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複旦大學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11月3日在北京發布。這份報告稱，技能勞動者數量目前只占全國就業人員總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僅占5%。

2015年5月，國務院推出《中國制造2025》，制定2020年和2025年制造業發展的主要指標，今後中國對於技術專業人才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將是巨大的。技能人才供給的嚴重不足將成為未來實現制造業2025計劃的最大掣肘。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才研究會會長何憲在3日舉行的“中國科技創新激發人力資源轉型”研討會上表示，中央文件已經把技能人才提升到了和科學家、企業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下一步技能人才改革的核心是完善技能人才的薪酬激勵機制。

“待遇偏低是技能人才發展不起來的根本原因，只有把技能人才待遇提到社會羨慕的水平，才能改變當前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何憲說，國務院鼓勵地方對重點領域緊缺的技術工人在大城市落戶、購租住房、子女上學等方面予以支持。

產業升級拉大技能缺口

報告稱，企業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問題，技能越高勞動力缺口越大。雖然有9.93億勞動人口，但技能人才供給的數量和質量卻不盡人意：大學生技能結構與市場脫節;職業教育的生源和質量堪憂;本應該作為技能人才主體的農民工接受職業培訓的機會依然匱乏。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深刻且重大的結構性調整和變革。摩根大通亞太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歐冠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不再單純依賴傳統工業的推動，創新、技術和消費正在逐步發展成為新的重要驅動力。長遠來看，這一變革無疑是積極向好的，但在短期內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其中之一就是缺少能滿足這些領域企業需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金會亞太區負責人徐丹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在當前中國經濟正在轉型過程中，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一定的錯配。摩根大通全球慈善基機會希望通過支持清華和複旦這份研究報告能夠幫助更多的利益相關方更好地理解中國勞動力市場，從而幫助其日後的相關工作中更有的放矢。

報告執筆人之一，複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誌剛認為，在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將會增加技能工人就業的比例，特別是當前在價值鏈不斷升級的態勢下，這種增長趨勢將會更加明顯。

由於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大量外資制造業撤離中國流入東南亞尋找更低的勞動力資源，這對於中國長期以來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

袁誌剛說，資本流出對於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影響是非對稱的。其中，對於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總體呈現負向沖擊，且沖擊幅度較大，而企業向高端升級之後對於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則會進一步擴大。

報告顯示，不同技能水平行業的增長和空間分布變遷存在顯著差異。在2003到2013年間，就業增長最快的制造業行業主要由高技能行業構成，例如核輻射加工業,烘爐、熔爐及電爐制造, 廣播電視設備制造、環保、社會公共安全及其他專用設備制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制造等。

同時，行業間的技能水平出現馬太效應，前期技能水平越高的行業，後期不僅保持了相對更高的技能水平，其提升幅度也更大，吸引的高技能人才越多。

從制造業行業的就業空間分布來看，高技能行業總體存在向東部地區集聚的趨勢，而西部地區高技能行業就業的損失最大。在未來，相比於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將獲得更快增長。

勞動力老化加劇技能缺口

報告發現，勞動力規模縮減和年齡老化是導致技能缺口嚴重的根本原因。

如果將勞動力人口按年齡分為“15-24歲”、“25-44歲”和“45-64歲” 三組，分別表示低齡勞動力人口、中齡勞動力人口和高齡勞動力人口，那麽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將從1978年的“33%-42%-25%”結構轉變為2010年的“23%-44%-33%”結構。低齡勞動力比例減少了10個百分點，高齡勞動力比例增加了8個百分點。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表示，勞動力供給規模減少導致的工資水平上漲，促使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發生轉型升級，這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人口老化之後，老年人接受新技能的能力比較差，從而會加劇長期技能缺口。

李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勞動年齡人口老化的趨勢並不會隨著“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後而發生根本改變，根據人口金字塔圖的測算，“全面二孩”對緩和勞動力規模縮減和年齡結構老化的效果非常有限。

報告顯示，到2030年，勞動力的的年齡結構將變為“24%-31%-44%”結構。與2010年相比，低齡勞動力的比例減少了9個百分點，高齡勞動力的比例增加了11個百分點。

李強認為，當前必須通過吸引外來勞動力流入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來解決勞動技能缺口的問題。然而，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在職業技能培訓上的投入不足和低效共存。作為技能人才主體的農民工在就業、薪酬、社保、培訓機會等方面都難以享受城鎮本地居民平等的待遇，這些都制約著技能人才的發展。

職業培訓應助農民工進入中產

報告稱，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技能回報上升。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提高了所有勞動力的基本價格，但高技能勞動者的收入上升相對快於低技能勞動者。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大學及以上學歷勞動力工資是初中及以下勞動力工資的1.86倍，這一數字在 2013年增長到2.75倍。

技能人才是《國務院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中確定的七類重點群體之一。國務院要求完善多勞多得、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

袁誌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農村轉移勞動力是中國技能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他們沒有接受充足的職業培訓，大部分人難以享受到技能回報上升帶來的紅利。

隨著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智能化生產要求低技能勞動力技能水平的不斷提升。但是，受教育程度低、培訓機會缺乏等問題使得農民工無法適應產業升級和企業發展的需要。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現狀

長期以來，農民工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中一直陷於“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困境之中。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人口數量在2015年已接近2.8億，超過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的1/4。只有33%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僅有5.9%的農民工擁有職業技術證書，經過培訓部門安排上崗的農民工比例僅為0.3%。

報告課題組在廣東等省份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工獲取職業技能方式有“本人自學、邊學邊幹”（29.9% )、“ 自己拜師傅學習 ”(24.6% )、“ 通過親戚 、朋友或老鄉教的”(14.5%)，即近70%的農民工是通過這些非正規的培訓方式獲得職業培訓，而通過企業/單位、學校、社會團體或政府組織的正規培訓獲得職業技能的總計比例僅達31%。

農民工接受正規職業培訓的機會太少制約了他們對新技能的學習和職業技能的提升。這對其從業收入增加、職業地位提升等都具有較大影響。

李強認為，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貧窮產生代際傳遞之時，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教育成為性價比很低的投入，政府應該推進職業培訓平民化，通過國家財政補貼，扶助農民工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民工提升技能。

“讓農民工靠自身職業技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是關系到中國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以及產業結構轉型的大事。”袁誌剛說。

報告建議，打通農民工職業上升通道，拓寬農民工的正規培訓渠道，鼓勵市場化培訓機構或社會企業 的發展，對缺少支付能力的學員可通過提供職業培訓基金或者職業培訓貸款等方式提供幫助。

何憲也表示，下一步政府將完善技能人才薪酬激勵機制並拓寬技能人才的晉升通道，引導企業合理確定技能人才薪酬水平，加大對技能要素參與分配的激勵力度，探索建立企業首席技師制度，鼓勵企業采取協議薪酬、持股分紅等方式，試行年薪制和股權制、期權制，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