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讓人集中注意力的方式需要足夠多的彈藥,而銀行已經對他們關上了大門。
2011年上半年開始,宏觀政策的風向變成了「緊縮銀根」。房地產貸款尤為如此,更多的企業籌資只能依賴「影子銀行」。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
事保羅·麥卡利稱,影子金融系統的架構包括了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SIV)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通常
從事放款業務,也接受抵押。
但在中國還有異數,那便是66家擁有牌照的信託公司。這是一種奇怪的實體,它們吸收高淨值客戶—那些有錢人的資金,隨後的行事則完全像一家資產管理公
司。它們可以把這些錢用以放貸—這時候它們還像個銀行。還有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接收它們的債務,當然它們也可以自己發行新的產品來解決那些懸而未決的資產糾
紛。
這種奇怪的形式催生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市場。據中國信託業協會統計,截至2011年年底,66家中國信託公司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了58.25%,達到約
人民幣4.8萬億元,而2010年年底的規模只約為3萬億元。2012年第一季度則是高達5.3萬億元。畢馬威在一份報告中預測,到今年年底,信託公司管
理的資產規模將超過保險領域。信託公司的主要借款對象是房地產公司、礦產公司以及藝術品投資公司。
對於鄧少東來說,信託公司是一扇打開的窗戶。在他們進入這個窗戶並取得收穫時,他們通常要經過一段歷時數月的旅程。這是一段充滿風險的旅程。
2011年,在一個有政府背景的朋友牽頭下,鄧少東和幾個合夥人出了1億元盤了一塊安徽省某縣城的地塊,準備發展住宅地產。
只憑著設計圖就能把房子賣出去的時代早已經過去,要想把房子建起來,鄧少東至少還需要1個億。讓鄧少東頭疼的還有另一件事,牽頭買地的合夥人因為不再願意承擔風險要撤資,要求返還2000萬元。
像鄧少東這樣一個三四線城市的開發商已經不能指望從銀行拿到貸款。銀監會規定房地產項目必須符合432標準:開發商必須具備《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建設工程開工許可證》四證,但鄧少東的《國有土地使用證》還未到手。
經一個朋友神秘兮兮地介紹,鄧少東到上海找到了一位信託經理。他與這位朋友之間的協定是,只要能從信託公司拿到1億,鄧少東就給他200萬的報酬。
鄧少東拒絕透露這個朋友的細節,他稱這是一個圈子裡的秘密,他不能壞了規矩。事實上這樣的信託業務員存在於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裡:包括銀行和第三方理
財公司,也有融資公司和投資機構的個人。他們不僅認識信託經理,也非常瞭解信託操作,會教這些沒經驗的融資方怎麼與信託經理交涉,有時候還會幫他們做出更
好看的財務報表。
而要想通過信託融資,產品必須要在北上廣深這些有大量高淨值客戶的一線城市。在需要錢的企業和有錢的信託公司之間,則需要大量的中間人。
其中銀行是最早也是最大的一種中介成員,它們多半還行事謹慎,看起來也還體面與合乎規範;第三方理財公司和投資公司也在開展融資業務,新成立的資產管
理公司老闆很多來自信託行業,他們甚至自己也有評估和設計信託產品的能力;許多小信託公司也鼓勵業務部以外的員工為公司介紹融資方;即便是非金融從業人
員,只要有信託經理資源並對信託操作有瞭解都可以成為這個中間人。
如果存在唯利是圖的中間人,就會導致後面的環節出現致命的問題。
中間人更在乎的是將產品成功發行。這些人很多時候比信託公司更瞭解融資企業,他們會幫助企業包裝,甚至在財務上做改動,讓信託的審批更順利。對於中介介紹的項目,出於信任或者利益信託經理也會放鬆風險評估和預防。
「信託基本上做的是借貸業務,應該按照銀行的借貸模式讓開發和風控分開,但事實上現在的信託卻是投行的模式,很多項目可能就是一個三個人的團隊,提成也很高,道德風險就很難避免。」時富金融服務集團產品研發部產品總監成昱對《第一財經週刊》稱。
中間人幫了鄧少東一個大忙。鄧的公司並非四證齊全,他本人也不希望再多交一筆銀行的託管費用。2011年6月開始,銀監會實際上對信託公司的房地產貸
款有更多的監管。原則上,所有房地產項目必須向銀監會報備,而且資金流向必須由託管銀行全程監管,企業提取每一筆資金都要提供用途證明,經過銀行審批。但
銀監會對於非房地產企業則沒有硬性的規定。
中間人指導鄧少東設立一個非房地產業務的殼公司,便可以繞過監管,以投資工商企業、股權質押、特定資產收益權、礦產、藝術品為包裝發行信託產品。只要在合約中沒有資金監管條例,鄧少東就可以節省一筆託管監管費用,當資金被企業提取後便能擺脫監控,轉移到房地產項目中。
這便是危害最大的信託馬甲。「雖然公開數據一般是一半的信託都投向房地產,其實房地產的比例比這個高得多,很多是以『馬甲信託』的形式存在。」成昱說。
「馬甲信託」的恐怖之處在於,這些借來的錢會進入無人監管的危險地帶。除了流入房地產,還可能流向被叫停的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以及票據類業務,甚至這
筆資金還可能轉移到這些公司繼續放貸出去,有些公司還會瘋狂到去投資二級市場。信託公司唯一能防止這些「馬甲信託」資金流向風險過高項目的方式是基於對這
個企業的瞭解以及對事前桌上談判好的協議的信任—但信任有時候則完全基於彼此之間的金錢利益。
「房地產信託預期年化收益率在12%左右的比比皆是,加上各方的費用,公司需付出的融資成本逼近20%,比其他產品高5%左右。對於投資者來說,事實
上是以普通產品的收益率,承擔了房地產行業的高風險,非常不划算。」基德金融董事長盛大對《第一財經週刊》稱,「發行馬甲信託的房地產企業要麼因為資質不
佳根本無法『光明正大』地發行房地產信託,要麼因為信託公司受到嚴厲監管,房地產信託無法過關,這就為未來兌付埋下了更大的風險。」
鄧少東還是與信託經理在談判上達成了簡單的共識,融資規模1.2個億,利息每年18%,期限18個月。
不要以為有人在提供免費的午餐:那個隱秘的掮客索要了1%至2%的報酬,可以拿到100萬元至200萬元。鄧稱,按照行規,還有一筆好處費會通過中間人給信託公司裡某個幫助交易達成的人。
現在該那塊1億元的土地上場了。
由於目前信託貸款額度規定在抵押物價值的40%至50%,為了能拿到1個億,鄧少東的這塊土地評估值最好在2億以上。但事實上,鄧心知肚明,這塊土地只值1.2億元。
這看起來是個問題。但這又不是個問題,前面的那些中間人派上了用場。
盡職調查在雙方意向達成後由信託經理負責,通過對融資方及擔保方的背景、經營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用項目狀況等全面的調查,判斷還款來源和潛在風險。
所以這就不是什麼問題了。雖然這塊土地真實價值也許只有1.2個億,但信託經理「相信」介紹過來的中間人。而對於信託公司來說,每個項目都有5%至6%的報酬,沒有理由把送上門的錢擋在門外。
一位信託行業內部人士稱,土地評估是個微妙東西,有時只是相隔一條馬路,價格也會相差一半。
想要為一個評估值找理由並不是件難事。鄧少東的土地順利被評到了2億元。當然,除了繳納10萬元的第三方律師和評估費用之外,鄧少東會為此額外再支出一筆費用給中間人。對於這個數字,鄧暗示會少於此前的數百萬的費用。
中航信託的一名內部人士則表示,這些項目其實很容易看出端倪。線索便是如果這個項目在一些類似廣西玉林這樣的地方,土地的評估如果超過了數億元,投資者其實是需要提高警惕的。「算一下當地的均價就可以得出來。」
信託公司並非沒有風險控制部門來管控抵押物的風險。通常信託公司會要求抵押物價值為融資金額的2倍至2.5倍。做大抵押物比如土地的價值則可以貸到更多的錢。
除了可以拿有形資產比如土地作為抵押,其他常見的抵押物則是上市公司的股權以及藝術品。但有時它們的抵押物會非常依賴第三方機構。
在較小的信託公司中,從項目的談判、律師和評估公司的選擇、項目調查以及產品的銷售都是信託經理一人負責,個人權力過大也使職業道德風險大大增加。由於律師、會計師和評估公司都是在信託經理和企業達成共識後才介入的,信託經理可能聯合他們一起在項目調查時做假。
中誠信託一名銷售負責人對《第一財經週刊》稱,他知道小信託公司的信託經理願意鋌而走險的原因在於利益蛋糕上那層誘人的奶油。「信託經理一個項目的最
高提成可以達到信託公司收入的20%。比如一個8000萬的項目,信託公司如果拿到400萬,信託經理最多能拿到80萬。賺錢的時候,風險偏好總會更大,
這是任何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
風險的伏筆通常會從幾個方面蜂擁而至:
在財務上常見的一種作假是融資方的一塊土地已經抵押出去了,但企業仍用這塊土地做信託抵押。信託經理通常和企業協商,在盡職調查報告上標明土地沒有抵押,等信託審批通過後,企業通過別的途徑貸款將抵押物贖迥然後再抵押給信託公司,這樣新增貸款不會反映在表內業務上。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融資企業有民間貸款。民間貸款是表外業務,無法從公司的賬務中調查出來,而民間借貸的成本往往高於企業的負荷。除了通過個人關係打聽
之外,信託公司其實很難確認這部分資金。但有民間貸款的企業運營風險的警示級別其實極高,通過信託融來的錢很可能根本就是要拿去還貸款。
2012年6月,北京雅盈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王耀輝因被查出逃稅而落馬,其抵押給吉林信託的天價的抵押物《砥柱銘》被指有極大的可能是贋品。
2010年在保利春季拍賣會上,黃庭堅的書法《砥柱銘》被雅盈堂以4.368億元買走,刷新了國內藝術品成交紀錄。這幅書法隨後作為抵押物幫雅盈堂募集資
金4.5億元。這款由吉林信託發行的「雅盈堂藝術品收益權集合資金信託計劃」至今仍是藝術品信託計劃中的最大一單。但現在抵押物貶值了。如果到期後項目方
不償還借款的話,這些抵押品即便拍賣也一錢不值,根本帶不來多少回款。
中誠信託發行過30億元的礦產信託產品,用於為振富集團增資。中誠信託對振富集團進行盡職調查時已獲知,振富集團併購的核心資產之一—山西三興煤焦有限公司,涉及持續多年的採礦權糾紛。
但中誠信託依然發行了這款信託產品。
盡職調查完成後,信託經理需要走的流程則是內部的審批。目前項目審批的方式有兩種,上會制和會簽制。上會制信託公司內部的審批通常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會簽制需要兩個月以上的審批時間。
上會制是大多數信託公司進行項目審批的方式。這種審批方式很難堅持獨立的判斷,當老闆舉手通過時,常常出於壓力其他員工也不得不舉。在盡職調查做得不充分或者有貓膩的情況下,第二層風險控制也可能會失靈。
如果鄧少東足夠幸運—這多半指的是他們的打點足夠妥當,那麼信託公司將會發行此款信託產品。
自第一次與信託經理談判成功之後,鄧少東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就拿到了錢。
這筆錢來自40個投資100萬的個人投資者和25個投300萬以上的機構投資者。按照合同規定,他們每年將拿到10.5%至12%的收益。他們並不會從銷售那裡聽說鄧少東的名字,甚至連介紹都不看就在合同上籤了字,就像搶購理財產品一樣。
類似鄧少東帶來的項目通常會讓作為一家信託公司銷售前台的方文華賺取4000元左右的收益,方文華稱,他的稅後收入一般在兩萬元上下。
兩萬元的收入並沒有讓方文華很滿意,因為近來最賺錢的其實是每天坐在電話機前的呼叫中心的女呼叫員。客戶主動通過電話訂購的產品她們可以拿到0.2%的返點,「據說有位一個月收入最高將近10萬」。
巨大的利潤導致了信託經理和那些利益至上的信託公司願意加大風險的籌碼,錢確實太好賺了,那些投資者正源源不斷地送上門來—看看銷售前台的收入就該知道。
理論上,信託公司認為它們可以保護自己。如果抵押物出現問題,按照合約精神,企業必須追加抵押物。抵押物通常比融資額的價值更高。
比如上市公司的股權為抵押物的會設有預警線和平倉線,一般預警線是抵押率價格的1.6倍,平倉線是1.3倍至1.4倍。如果現在股價10元,50%的
抵押率為5元,當股價降到了8元(5×1.6),信託公司就會通知企業追加股權,如果企業不追加,當股價降到7元時信託公司就有權拋售股票。這便是京東和
蘇寧大戰導致蘇寧電器股價大跌時張近東的麻煩。
抵押物如果是有形資產的話,宏觀環境發生變化導致抵押物價值下降,也可以追加其他類型的抵押物。
但還記得盡職調查的環節嗎,因為存在著那些糾纏又曖昧不明的利益關係,抵押物很有可能不足值。即便追加抵押物也很有可能偏離實際的貸款安全紅線。
正是因為中國長久以來的「金融壓制」,民間資本很難找到更多的投資渠道。信託被認為是個還算不錯的去處。不錯的原因多半來自投資者那些來自概率學的優越感。
從2005年中國信託行業整頓至今,並沒有一個項目出現無法兌付的情況。
基德金融董事長盛大稱,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信託公司迫於競爭壓力而做出的選擇。因為信託牌照的稀缺性,現在總共只有73個牌照(其中7個還在整頓中
並未營業),一個牌照的價值有20億至30億,現在要收購一個信託沒有30億至50億都很難辦到。項目一旦出了問題沒法兌付,投資者反映到銀監會,信託公
司就會被停牌。為了一個項目砸掉牌照不可能,信託公司願意兜底。需要注意的是,信託償還資金可能來自發行新的信託產品。
這其實很像「龐氏騙局」。當湧入的資金停止後,鏈條就會斷裂。這才是市場規則。
投資人願意雙手奉上資金的原因,則多半也是相信信託公司可以找到最後的借款人—要麼是地方政府,要麼是諸如華融這樣的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在接手這些債務後會進行重組。信託公司也可能自掏腰包,償還投資者的資金—但利息可能會下降。
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有更多的信託公司看起來正在遇到麻煩。華澳信託在去年5月發行的規模為7億元的「華澳·長信8號」在4月27日到期後,因存在兌付
壓力,最終選擇將持有的天津市中天興業房地產公司49.34%股權轉讓給上實發展;5月,中誠信託有一筆10億元的借款到期無法償還,項目方是深圳市華富
溢投資,華融資產將重組這筆債務;吉林信託吉信·長白山11號南京聯強集合資金信託也因無法兌付而由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接盤……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是信託公司的最後借款人,這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收購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管理和處置因收購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但現在情況可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8月17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銀監會將禁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收購不良資產為名變相為企業或項目提供貸款或融資。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從明年起強化對票據貼現等業務的管理,堵住銀行違規削減信貸規模的渠道。
倘若如此,信託公司「只看煙幕,不見明火」的日子將很快到頭。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鄧少東為化名)
在前兩年銀根放鬆與城市建設狂潮中,全國的縣城正次第變成大工地,卻兜頭遇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當銀根在極松和極緊之間搖擺,縣級融資平台就是其中那個最危險的鞦韆。
捉襟見肘的縣級政府,正在紛紛抓住信託這根稻草。
趙保軍是安徽一家縣級地方融資平台的一把手。過去半年,他所在的縣城投公司,通過安徽國元信託募資1.6億元。
這筆兩年期的信託融資成本極高,年利率為12%,接近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對一個淨資產約30億、負債三十多億的平台公司來說,這點融資實屬杯水車薪。但趙保軍說,「我們別無選擇。」
在中國的城市經濟序列中,縣是最基本的單元。作為經濟建設的「底盤」,全國兩千多個縣正次第進入城市發展的一輪熱潮,卻在基建鑼聲正密時兜頭趕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沒有關死的渠道所剩無幾,而信託正是「矮子中的將軍」,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睞。
信託就是「受人之託,代人理財」,因為可以橫跨實業、信貸、股票等各種市場,具有銀行、證券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在中國自萌芽之日就承擔著金融創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工具大加使用而引發過大整頓,此後發展緩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來重新繁榮。
但信託正在捲土重來。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9月12日,僅安徽國元信託一家2012年就已發行45個區縣級平台公司信託項目,佔所有集合信託項目近六成,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三成。
2011年全國信託業務收入前兩位的中融信託、中信信託也紛紛轉向這一新領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託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區縣級平台公司佔據半壁江山。在中信信託2011年發行的102只集合信託項目中,區縣級融資平台僅有一隻,而2012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兩成。
「儘管信託這個管道並不好,但對一些縣級的平台來說,信託現在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國元證券一位內部人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2009年前後,伴隨「四萬億」投放,舉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躍進」。
銀根寬鬆。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平台公司幾乎從未為籌錢發過愁,從商業銀行貸款「一個星期就可以放出來」。
但一場尖銳的社會討論由此引發,監管層心生警惕,展開對地方債務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銀監會下發244號「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
監管隨後層層加碼。2011年,全國一萬多家平台公司被銀監會列入一份「名單」。2012年6月下發的191號文規定,對於到期平台貸,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種方式借新還舊,僅可對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貸款。而名單系統之外的平台公司則直接被剝奪獲得貸款的資格。
2012年,銀監會又下發12號文,要求各銀行在原有「名單制」的基礎上,對融資平台按照「支持類、維持類和壓縮類」進行信貸分類。
大多數縣級融資平台的貸款,歸屬上述名單中的「壓縮類」。這意味著,嚴控之下,縣級平台的商業銀行融資渠道凍結。
事實上,從2010年8月開始,趙保軍所在的這家縣級城投就開始被商業銀行陸續收貸,工農中建、徽商銀行,無一例外。
另一個渠道——城投債,也被發改委嚴控。
其設置的「21111」規則將絕大部分縣級城投擋在了門外——每個省會城市最多有2家融資平台申請發債;地級市允許1家;直轄市申報城投項目沒有限制,但所屬任一區僅可同時申報1家;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百強縣,可以各單獨申報1家,不佔用市級名額。
那些非百強縣的兩千多個縣,便只能與市級平台公司爭奪發債名額。毫無疑問,縣級城投落於下風。
而對資質要求更高的平台類短融、中期票據,更無縣級平台的立身之地——公開數據顯示,從2012年年初至8月,所有的短融中票均為地級市及以上級別平台公司發行。
安徽省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曾嘗試打破城投平台發行中小企業私募債的限制。
儘管券商投行很感興趣,但上交所給出的口頭答覆是,「雖然法律法規不禁止,但是不合適」。
而2012年8月6日由國家開發銀行主承銷的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40億元城投類私募債,被外界解讀為城投類私募債「破冰」。
「這種債,對於整體規模有比較高的門檻。很多中小融資平台只能看看,沒有什麼動作可以做。」一位常做城投公司業務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趙保軍所稱的「能調的資金」包括,以一個水利項目向當地農業發展銀行融得的3億元貸款。
三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不受「名單」限制,仍可以基準利率向平台公司提供5-8年的貸款。
這是平台公司最樂見的資金來源,但政策性銀行通常兩年之內面向同一城投平台只發放一筆貸款,並且運作週期甚為漫長。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城投為了獲得這筆資金,足足等待了一年之久,而且這筆款項需要分兩年發放。
據趙保軍證實,不少平台公司還委託當地企業向銀行借款,相當於繞過銀監會對平台貸的限制從銀行獲得資金。
事實上,這些資金遠不能滿足融資需求。所有渠道一一收緊,加上縣級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他們正承受著比市級平台更大的資金壓力。
來自山東省財政廳的數據顯示,2006至2009年,山東省本級債務餘額佔全省餘額總量的30%左右,呈逐漸下降趨勢,其餘則集中於市縣鄉三級,其中,尤以縣級債務負擔最重。
以趙保軍所在縣級城投為例,公司最大的一塊投入用於建設保障房,其次是修建公路。
「保障房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國家只補貼幾百塊錢。而國道的成本是每公里1500萬-2000萬元,政府的補貼只有每公里800萬元。」他說,「而且這兩項投入都很難迅速產生收益。」
「財政根本拿不出幾億來讓你修路或是蓋保障房。」趙說。2011年,他所在縣的財政收入為13億元,支出接近20億,加上各項補助等,年終結餘僅為數十萬元。
儘管如此,基礎設施建設仍在源源不斷地大手筆推進。
「別的城市發展了,你也不能落後。」一位縣級政府人士說,「現在完全不是靠財力在支撐。國家給的錢不多,想發展,必須開闢自己的道路——融資。」
而這幾乎是一條沒有退路的道路:除了不能落後於政府間的競賽,過去已經開工的工地也必須要有資金來繼續建設。
此時,趙保軍手中還剩三張牌——信託、金融租賃和民間借貸。
「金融租賃通常採用將設備售後返租的形式,融資成本較高,月息1分3以上,而且手續比較複雜。」趙說。
而多位與政府平台打過交道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不少平台在向民間融資,月息大約在1分5以上。
於是,信託成為大量區縣級平台公司的一根性價比最高的救命稻草。
「平台公司跟信託合作已是必然。」國元證券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控制平台風險沒錯,但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曲線救國」的信託
「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縣級政府正熱戀的信託渠道,並不是信託貸款——2007年銀監會新的信託監管辦法規定,信託貸款不得超過所有信託計劃資產的30%。
信託公司公開的推介書顯示,大多數政府融資平台並非直接以信託貸款的方式融資,而是以財產權信託模式「曲線救國」——先由信託公司受讓平台公司的應收賬款收益權,債務人通常為城投公司所在地政府。政府本應向平台公司償還的欠款,未來就用來償還信託計劃的本息。
以宣城市郎溪縣平台公司發行的財產權信託為例,國元信託將發行信託募集來的8000萬元資金,用於購買郎溪縣政府欠當地國投公司的賬款,而縣財政局需要在兩年內償還這筆資金的本息。
這是一種類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手法,相當於將未來產生的現金流「打包出售」,提前獲取流動資金——國投公司提前兩年獲得了建設款。
郎溪縣國投由縣財政局出資組建,且絕大部分運營資金由財政局劃撥,因此這類信託的實質是,當地政府通過國投這個「融資平台」獲得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用益信託工作室數據顯示,2012年前七個月,此類權益投資模式佔集合信託總融資規模的40%。
根據融資平台公司所在地政府的財政實力,這些縣級平台融資規模從幾千萬到數億不等,收益率最高可達10%上下,加上信託公司和項目介紹人通常需要拿走3%的收益,融資平台融資成本在13%上下。
以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為例,2012年通過信託的融資成本為14%,而2011年則為10.5%。
儘管融資成本上浮,仍然有眾多區縣級平台公司的項目在國元信託排隊。
「我們跟縣級政府有很緊密的合作。」國元信託內部人士說,「國元信託跟政府關係非常好。」
1999年2月,國家對信託業進行了「推倒重來式」的清理整頓。而國元信託則正是那次清理整頓中,由當時安徽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安徽省信託投資公司重組成立。
國元信託的大股東安徽國元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安徽省內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團。公開資料顯示,公司高層此前任職於安徽省委。
信託產品的購買門檻為100萬元,因此主要面向高淨值人群(一般指個人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產等可投資資產較高的社會群體)和機構。但這些政信合作類產品銷售「火爆」,買得少的客戶,常常要等兩三期才能買到。
「機構買得比較多,比如一些企業、上市公司,甚至政府下面的事業單位也會來認購,通常在2000萬元以上,收益率達到10%。」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對這個鏈條上的雙方來說,政府缺錢自不需言,而信託公司苦於房地產信託和銀信合作受限急需開闢新業務,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新的利潤重心。
用益信託工作室的數據顯示,2012年來,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基礎產業融資在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佔比不斷提高,到2012年6月已經取代房地產信託成為最主要的產品,約佔30%。
事實上,2012年眾多信託公司重新將地方融資平台視為主戰場,主要包括中融信託、中鐵信託、國元信託、湖南信託、浙商金匯等。
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8月,國元信託已成立83份信託計劃,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為56份,其中大多為區縣級平台。這一數字大大超過去年——2011年,國元信託共發行58只,其中17只涉及地方融資平台。
信託業的大公司們也聞風而來。中融信託2011年年初時還發了不少礦產、藝術品信託,及至下半年幾乎在政信合作一項上集中發力——截至目前,中融2012年已發行104只政信合作信託,佔總量的七成,相當於每週成立三隻。
中信信託原本並不擅長政信合作類項目,2011年發行的102只信託中,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僅2只,而2012年已發行的80只信託中,逾三成為此類。
據趙保軍透露,來購買他們的應收債權信託計劃的「以銀行理財資金為主」。這意味著原本備受嚴控的表內平台貸款,借道銀行理財-集合信託的模式規避了嚴苛的監管。
「不能說」的「雙層保險」
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的砝碼普遍存在於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計劃中。
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大多有企業擔保,部分有土地抵押。
事實上,這些信託計劃更大的賣點在於,政府隱形信用的背書。
據上述國元證券內部人士介紹,如果認購信託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信託公司會出具一份當地人大的批覆,內容包括當地人大同意當地政府向國元信託融資,並會將未來幾年的還款本息納入財政預算。
「財政兜底這個詞我不能說,但是我可以出具這份文件。加上擔保公司擔保,相當於雙層保險。」他說。
「不能說」的原因是,這一做法曾在2010年6月被國務院發文明令禁止。
而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依然普遍存在。
以中融信託發行的「和平系列」信託計劃為例,該計劃風險控制措施中明確標明「瀋陽市和平區人大將出具決議,將瀋陽市和平區長白管委會應向和平國資公司支付的項目回購
款納入瀋陽市和平區年度財政預算」,並且財政局還將出具財政資金安排文件,承諾「優先以和平區人民政府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支付到期債務,若仍不足支付的,由其督促安排資金支付到期債務」。
在信託公司內部,對潛在風險並無擔憂。「從2004年開始到2011年年底,我們發行了六百多億的信託計劃,到2011年年底清算二百多億,沒有一筆出現問題。」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
令人擔憂的未來
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事實上,平台貸款的整體風險有所惡化。
廣發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國共有10682家統計在列的平台,其中無覆蓋佔比約20%,意味著這部分平台公司自身現金流只能覆蓋不到三成的貸款本息。而近500家平台公司,在退出監管名單後,因風險再次抬升,而重新回到監管名單上。
表面上,趙保軍所在平台公司淨資產達到30億,債務率不到60%,低於銀監會規定70%的警戒線。
但這些平台公司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是,龐大的淨資產看上去很美,但多為政府為降低平台公司負債率而直接注入的資金和土地,變現能力差,缺乏經營性收入。
一邊是信託融資少則1分的月息,一邊卻是幾乎不產生效益的市政工程。
「未來還款來源還是依靠上級撥款,和政府賣地收入。」趙保軍說。
事實上,由於一般預算收入多數對應預算內支出,不能被挪作他用,「財政兜底」中所謂納入財政預算,通常是納入預算外支出。而與此對應的土地類基金收入其實並不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縣城,土地出讓金收入與更大的城市比起來並不高(通常遠遠低於總收入的一半),而稅收通常佔總收入的絕大部分。比如,在趙保軍所在的縣,稅收佔該縣財政收入的88%,土地出讓收入十分有限。
這意味著,還款來源並不可靠。而業內人士同樣擔心,出於對GDP增量的要求,習慣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政府,未來的投資支出還會不斷擴大。
「會形成從可支配財政數據和增長率看具備還款能力這樣一個含糊的結論,實際上項目安全已經依賴地方政府的信用。」五礦信託呂建文曾撰文指出。
「作為經歷過1993年調控餘波的人,對於向政府官員追債過程的艱辛至今仍有餘悸。」呂建文寫道。
「政府跟企業一樣,2008年也是投資高峰期。中小企業沒有政府這麼多資源,銀行一收貸,沒有資金來源就倒了。但是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注入建設資金、土地。」趙保軍說,「政府還沒到最最困難的時候,但如果再像這樣一年兩年,各級政府的情況就很難說了。」
現在,趙保軍碰到鄰縣的融資平台老闆,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國家的政策到底會不會放鬆。
他仍舊憂心忡忡,控制平台公司的風險沒有錯,可是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應採訪對象要求,趙保軍為化名)
近日,澳大利亞採礦業巨頭吉娜·萊恩哈特(Gina Rinehart)家族的兩代人圍繞家族股權信託發生內鬥。無獨有偶,香港新鴻基集團郭氏三兄弟均為其父所成立股權信託的受益人,亦爭鬥興訟,如今三人均捲入貪腐官司,家族名譽受損。
不少中外企業創辦人在退休前不直接將股權交給子女,而採用信託的方式傳承企業股權。這一做法的初衷都是希望自己辛苦創建的企業與積累的財富能造福子孫,
並在後代手中發揚光大。然而我們研究發現,信託並非家族企業傳承的萬靈丹,反而有許多為華人家族忽略的副作用(詳見2010年6月本專欄文章)。特別是華
人企業創辦人,他們雖然引進了西方的信託,卻忽略了必要的信託治理和家族治理,結果不但未能令家族與企業常青,反而埋下了許多隱患。因此,我們有必要就此
問題多做一些案例解剖。
萊恩哈特家族:因爭奪信託管理權發生內鬥
2011年9月6日,澳大利亞首富、女強人吉娜·萊恩
哈特歡歡喜喜為幼女吉妮亞(Ginia)慶祝25歲生日。不過就在不久之後,吉娜卻有件不愉快的事情,她突然多了一個身份─被告!原告竟是她的另外三位子
女,賀普、畢安卡和約翰(Hope,Bianca,John)。起因是三名子女不滿母親對家族信託的處理,發起訴訟。一場醞釀多時、錯綜複雜的家族內鬥由
此展開。
吉娜·萊恩哈特其實是個「富二代」,其父朗·漢考克(Lang Hancock)於1955年成立了漢考克鑽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 Pty Limited
,簡稱HPPL)的前身,並一路發展採礦業。作為漢考克的獨生女,在接手父親的採礦王國後,吉娜通過長期經營,令集團業務更上一層樓,如今HPPL的價值
已逾1萬億美元,吉娜亦借此成為澳大利亞首富。如今,其坐擁180億美元的財富,位列福布斯排行榜第29位。吉娜育有四名子女,吉娜的父親於1992年去
世之前,就為他的四名孫輩成立了一個信託,四人均是信託受益人,信託更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為Hope Margaret Hancock
Trust,信託受託人(trustee)為他們的母親吉娜。該信託擁有HPPL約23%的股份,資產價值約為40億美元。這筆資產由該信託擁有,直至吉
娜的小女兒吉妮亞年滿25歲。
本來,吉妮亞25歲生日的那一天(2011年9月6日)就是該信託的到期日,但是就在前一天,吉娜的子女準備從
母親手中接管信託時,吉娜卻要求子女簽下一份同意書,讓她繼續做信託的受託人,即不把信託管理權交還給子女。吉娜認為子女對於打理企業完全缺乏能力和經
驗,她提到:「子女都明顯沒有足夠和必要的能力、技術、知識、經驗、判斷力或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良好的道德去管理這麼一個龐大的信託,尤其是該信託乃
HPPL集團的大股東之一。」
原來,吉娜的子女們多為紈褲子弟,一向只顧享受奢華的生活。他們身著名牌,度假頻繁,享用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
宅。吉娜認為,現在並不適合把信託交給他們管理,最應該做的是逼他們上班,讓他們好好體會到以往休閒度假般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態度遠不足以承擔企業大任。同
時吉娜還提醒子女,若他們現在接手該筆財產,將會面臨1.42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這必然令他們破產。因為他們不可以出售信託裡的資產,或是向信託借錢,
所以得自掏腰包來繳稅,如此巨大的數額他們是拿不出來的。因此,吉娜要求子女交出信託管理權,以免家族企業因為他們缺乏責任感、缺乏企業和信託經營管理經
驗而受到牽連。
吉娜不顧父親遺囑,擬定了一份同意書要「富三代」們簽署,意圖繼續擔任信託受託人。同意書中還包含了一項不起訴協議,以及子
女不會要求查閱信託的財務數據和營運狀況。但子女並不接受,沒有簽署同意書。然而,吉娜卻已於9月4日(信託到期日前兩天)自行以信託受託人的權力,延長
信託的期限直至2068年。屆時,吉娜如果還活著,將是個114歲的人瑞,而子女中的三名原告最年輕的也已經83歲。後代當然不願意80多歲才接班,家族
爭鬥隨即爆發。
吉娜的三名年長子女賀普、畢安卡和約翰在法院對母親提出控告,要求罷免吉娜的信託受託人職位。他們提出多項指控,包括吉娜只給
他們不足一個工作日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簽署同意書,認為吉娜有意逼迫他們就範。又指控吉娜威脅他們,「不一定以受益人(子女們)的最大利益為大前提,除非受
益人(子女們)簽下同意書」。加上吉娜擅自延長了信託的期限,並在隱瞞此事的情況下,要求子女簽下同意書,她的行為被三名子女認為極具欺詐性,充滿虛偽和
不誠實。
吉娜的獨子約翰的律師控訴,約翰雖身為受益人,但無法得到任何有關信託的財務資料,甚至有時竟然收不到信託理應定期發放的紅利。約翰的律師認為,吉娜要求兒子約翰聽從她一些與信託無關的指示才發放紅利是很不合理的,不再適合擔任信託受託人。
此外,吉娜也被指意圖向子女提供額外利益,作為讓他們撤銷法律控訴的交換條件。2006年,吉娜曾透過一個約定(Hope Downs
Arrangement)答應將於2011年9月6日(信託的原到期日)後,把鐵礦項目稅後盈利的1/4分給她的三名女兒。她的兒子約翰之前試圖要求吉娜
不再擔任信託受託人,但於2007年最終放棄。此後吉娜也把他包括在此約定之內。
雖然吉娜的三名年長子女都「造反」了,不過幼女,也就是剛滿
25歲的吉妮亞,一直和母親保持同一陣線,並認同其哥哥姐姐都不適合掌管信託。吉妮亞指稱,兄姐們的所作所為對事情全無好處,反倒是暴露了他們的貪婪、嫉
妒和自私。她提出:「這根本就是一個屬於家庭內的私人事務,他們實在不應該把它弄得如此街知巷聞。」
這次吉娜家族內鬥鬧上法庭,不但使家庭成
員間的關係受損,家族也成為了澳大利亞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幸好四位孫兒女的信託只佔家族企業23%的股份,吉娜個人持有51%股份,事件對公司控制權影響
不大。不過家族和諧及企業名譽受損已成事實,這些傷害在短期內確實是難以彌補。
信託治理:信託結構的設計
其實,當年漢考克所設立的信託結構極其簡單,只是把一筆預留給四位孫
輩的企業股份交由信託保管並由女兒管理,在孫輩全都年滿25歲之後就交給他們。漢考克沒有考慮未來會發生什麼,例如家族與企業會如何變化,所以對未來的可
能變化沒有預留任何相應措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隱患開始浮現。假如當時信託成立人能未雨綢繆,為信託結構作較完整的設計,提前為信託的管理制定好
長遠規劃,也許今天家族後代所面臨的問題不會發生。
有些家族信託的受託人是銀行,但是銀行只能執行公式化的信託規定,如收益分配。銀行顯然不
能執行複雜的決策,例如行使企業投票權,甚至經營企業。因此,信託成立人常在信託之外成立信託管理公司,並將信託資產的決策權交到該公司,並由家族成員擔
任該公司的管理人,做企業決策。反觀吉娜,被身為家族信託成立人的父親漢考克指定為信託受託人,意味著其有全權直接管理信託下資產、進行股息分配等,可謂
大權在握。因此,受託人或管理人的角色至關重要。若其能力有限,或讓私心左右其決策,家族與企業就可能面臨危機。例如吉娜以受託人的身份,更改信託期限,
又要求兒子約翰服從一些與信託無關的指示才可獲得信託理應定期發放的紅利等。企業家選定信託受託人或信託公司管理人時必須深思熟慮,除了要有能力外,還要
特別注重其人品,以免所托非人。吉娜是漢考克唯一的女兒,信託交由她管理雖是合情,但是觀察其後她對子女的極度強勢與缺乏誠信,我們也應思考是否有更合理
的方法。
與其將家族與企業命運押在一名信託管理人身上,不如成立一個信託管理委員會,其優勢在於對信託下資產進行決策時,可吸納集體意見,集
思廣益而作出最有利的決策,更可防止單一管理人權力過於集中,避免其為一己私利而作出對家族或對信託不利的事情。委員會可以包括家族每個分支的受益人代
表,透過彼此約束,遏止對家族不利甚至是不合法的決策。委員會更可邀請非家族成員的中立人士,提供專業、公平、公正的意見,目標就是要做好對信託有效的管
理,平衡家族內各 成員的權力與利益。
雖然上述兩項措施可以解決「一人獨大」和「青黃不接」的問題,但吉娜延長信託期限的舉動又帶來了另一
個問題。吉娜延長信託的年期至2068年,屆時吉娜已114歲,且不論她是否戀權,或子女未成才也好,都意味著吉娜有意續當信託受託人直至魂歸天國。但總
有一天她會離開的,那麼屆時信託的控制權又交予何人呢?現在吉娜的幼女和其他三名子女已經出現不和,很難想像他們將如何一同和諧地接手信託。吉娜並沒有設
立一套信託的傳承機制,假如她辭世,那接下來是誰說了算呢?
一些大家族成員在家族重心或長輩還健在的時候已經開始鬧不和了,如新鴻基地產的郭
氏三兄弟,要母親出手調停。郭老太年過八旬,隨時都可能無力繼續管理信託,屆時又由誰說了算呢?群龍無首,或是多人覬覦權力,都不是好事情。應在信託條款
中預先將決策權交接方式規劃好,例如前述的成立管理委員會集體決策。
家族治理:家族人才培育與和諧
吉娜繼承了父親的企業,成為了信託受託人,眼裡就只有信託和企業,忽略了對基業長青更為重要的家族治理。吉娜的子女從小生活奢華、揮霍無度,如今更是不知悔改,這顯然是吉娜專注於事業卻疏於教養子女的後果。
在給子女的一封郵件中,吉娜以譏諷的語氣指出,子女訴訟毫無必要,因為從2012年1月起,子女獲得的分紅將比之前更多,足以維持他們的豪宅及無止境的
度假。以物質為誘餌期望子女放棄對更多物質的追求也算無奈之舉。紈褲子弟或許對企業經營缺乏追求,但對物質的追求卻是無止境的。歸根到底,這是「富二代」
沒有把「富三代」教育好。家族信託只能鎖定有形資產,無形財富則需通過家族治理傳承。家族信託這個法律工具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族治理的優劣。由
于吉娜家族治理不善,「未來接班人」如此不堪,即便有上述信託委員會和其他良好的機制,將來他們又如何有能力去接手企業呢?
給中國企業家的啟示
考慮以家族信託傳承家業的中國企業家應以萊恩哈特家族的教訓為鑑。萊恩哈特
家族的危機,歸根結底源於創辦人漢考克和第二代獨生女吉娜對信託治理和家族治理兩方面的疏失。要避免重蹈覆轍,成立家族信託的企業家要謹慎選擇信託管理
人,宜訂立一套信託控制權的傳承機制,並考慮成立信託管理委員會以集思廣益,互相監察。此外,家族治理也必須同時進行,以傳遞家族價值觀與維繫良好的家族
成員關係。否則將來家族內鬥可能性增加,更因為家族受益人被信託綁定,內訌爭鬥在信託期滿之前將持續存在,最終家族和企業都嚴重受損。這可不是家族信託成
立人的初衷。
色彩明亮厚重的景色寫生,不注重細節但形象真實,更強調主觀情感表達再現——誕生於上個世紀40至60年代的美國灣區具象畫派,隨著美籍華裔畫家王健的回歸,更直接地展現在了公眾眼前。
對國內公眾而言,這樣明亮濃稠的風格還略顯陌生,為了推廣自己的作品,王健除了選擇常規的畫展,還瞄準了藝術品信託這一金融模式。
國內藝術品信託自2008年誕生起,雖然頭頂「藝術品」的光環,但實際上是持有人將藝術品受讓給信託公司從而獲得資金的一種融資方式。此後,投資型的藝術品信託開始佔據主流,也就是以基金的形式募集資金,再根據市場時機買入賣出藝術品獲得收益的一種投資產品。
不過,王健需要的不是投融資,而是一種只有他一個自然人作為委託人的信託。受託的資產是王健的財產,包含的50件藝術品分為37幅油畫、9幅素描和4件雕塑,均其創作,由信託公司受託管理。
從「以產品為導向」向「以管理為導向」的試水,預示著「受人之託,替人理財」的信託本源開始回歸。
9000萬估值的信託架構
這是國內金融機構首次設計的以藝術家命名的財產信託,雖然一拍即合,但做起來並不容易。
信託計劃的資產來自王健,他旅居海外20年,為美國西部地區「灣區具象畫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
國投信託創新部總經理李強回憶,認識王健非常偶然,源於中國美術館館長范安迪策展的「遠行的回歸-王健油畫作品展」。
國投信託注意到,王健曾在美國舉辦過60餘次個人畫展,由美國境內十幾家畫廊運作的作品已達上千幅。但在國內藝術市場,他還是一個讓人較為陌生的名字。
雙方通過多次接觸和溝通,最終達成在國內設立藝術家財產信託的意願。
這一信託計劃的構架是,首先由王健作為委託人將自己的50幅作品委託給國投信託管理,後者作為受託人,通過與專業機構合作辦畫展、在國內知名院校舉行講座演講、與私人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舉辦作品鑑賞會等活動,對王健的藝術品進行推廣運作,從而實現信託財產的穩定增值。
李強說,信託計劃初步確定的託管年限是5年,根據王健作品在美國十幾家畫廊的市場運作水平,這50幅作品估值約9000萬元。5年託管期滿後,根據運行情況再確定是否延期。
委託管理期間,作品的所有權、管理權屬於受託人,信託財產是從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自有財產中分離出來的一項獨立財產。到期後,通過管理運作和其他情況取得的信託財產,包括信託財產中的畫作和出售畫作所獲得的收益,都歸這項財產信託受益人。
作為受託人,國投信託收取管理費和超額收益。李強透露,年管理費幾十萬元,主要看以後推廣運作是否能成功提升藝術價值。畫作市場價格大幅上漲所獲得的收益,委託人可根據協議提取一定比例的費用,即為超額收益。
投資者的參與方式不是購買信託產品,而是直接購買畫家作品。「這50幅作品在用於展覽、推廣,提升王健的知名度、藝術價值和其藝術品的市價。委託管理期間作品也可出售。比如,在私人銀行舉辦的作品鑑賞會上,有的客戶就會表示喜歡及買下的意願。」李強說。這是一款開放式信託,作品被買走後,信託公司可根據和藝術家的協議,補充其新作品。
一分鐘衍生閱讀
財產信託:委託人將自己的動產、不動產、知識產權及版權等非貨幣形式的財產、財產權,委託給信託公司按約定的條件和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其次,信託運作過程中,國投信託作為管理人,除了主要負責制定藝術品的運作和推廣策略,並具體執行操作外,還需要引進專業第三方藝術機構。比如,他們和北京文化發展基金會、US art藝術全產業運營機構等合作,為王健在炎黃藝術館舉辦了畫展。
此外,US art將王健的油畫印製成絲巾,製作印刷油畫撲克牌等衍生品,負責藝術衍生品的推廣運作。
李強透露,藝術機構並不收取固定費用,而是獲得藝術品升值的超額費用,也在信託外圍自行配置藝術家作
首單單一財產信託
「王健當代藝術信託」並非國內首隻針對藝術家設立的信託計劃,但是首隻針對單個藝術家作品設立的財產信託。
直接針對藝術家的信託模式,最著名的是美國的藝術家共同信託(Artist Pension Trust),「以物代幣」是這款中長期信託投資計劃的最顯著特徵。
藝術家共同信託由共同藝術公司(Mutual Art)創辦,已經建立紐約、洛杉磯、倫敦、柏林、北京等10個信託中心。北京中心2006年啟動,首批加入的藝術家有隋建國、葉永青、展望、林天苗、洪浩等22位。
其參考了社會保險的運作模式,參與者都是藝術家,為信託提供自己的作品。信託計劃期限長達20年,藝術家每年提供一件作品,作品所有權仍在藝術家手中,只把經營權交給共同信託,信託的專家團隊負責這些作品的銷售。
根據規定,作品10年後才推向市場,通過市場運作實現投資收益最大化。作品售出後,藝術家本人獲銷售收入的40%,另40%劃歸共同信託的集體公積金賬戶,每位參與的藝術家可在集體公積金賬戶中獲得均等的投資收益,餘下20%是共同信託的管理費。
而王健的這款藝術品信託計劃採取的是財產信託模式。因此,其與「藝術家共同信託」不同的是,設立後信託財產即脫離委託人的控制,讓受託人管理,從而保證保值增值。
除試水藝術家財產信託外,國投信託還在探索私人信託。比如,一位藝術家族後代,正在對家族藝術品遺產進行分割。但是油畫等藝術品,往往是成系列的,若單獨拿掉一幅,藝術價值就會受損,因此正考慮由信託公司設立一個指定用途的財產信託。
「類似的私人信託是可行的。目前遺產稅還未開徵,有遠見的富裕人群已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一旦開徵,財產轉移的成本就很高了。」李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