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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是第一本一書兩冊的週刊。這不是我的聰明設計，而是困難啟發出的創新；我認為雜誌要以「騎馬釘」釘裝雜誌才見得有活力、夠sporty。可是用「騎馬釘」有個侷限，雜誌的頁數不能太多；一本雜誌的頁數太多便無從突出廣告版位，不利客戶；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是分拆《壹週刊》為兩冊。

一書兩冊是退了一步我才發現的海市蜃樓，之前我不知道有這個辦法。那完全是事後孔明—— benefit of hindsight —— 的發現。及至雜誌一分為二了，我才發現一份雜誌忽然之間有了兩個封面，那個時候我知道自己為《壹週刊》創造多了個賣貨的櫥窗，後知後覺竟然變成了天才傑作。成敗真的不是食腦靠聰明而要死好命的。一刊兩冊，可以供家人同時分享，那又多方便！創辦《壹週刊》之初我便知道不能辦財經或娛樂般的專門雜誌，我知道雜誌的內容要包括時事、財經、娛樂及生活等，總之內容必定要包羅萬有。香港是個小地方，要有批量效益，雜誌內容便必定要以絕大部分香港人為對象。批量非常重要，有了批量方才有資源讓雜誌做出質量。這是個雞及雞蛋的問題：沒有質量便做不出批量。體認到兩者的因果關係，我心中有了個假設；有質量批量便自然來，而《壹週刊》也就有廣大的讀者群了。有了這個想法，我便按做一份最好看（好看便是優質！）的雜誌所需的規模作投資。為什麼要有這個假設？沒有假設哪又何來路向？我按這個路向畫出地圖，圖中的細節難免會跟現實有出入，故此也就必然要走些寃枉路；我將一邊走一邊尋找符合市場現實的路來行。《壹週刊》的路就是這樣走出來的。我這個做成衣的生意佬便是這樣開始在充滿傳奇的傳媒世界搵食了。我只能這樣橫衝直撞地走出一條血路：從錯誤中學習，一邊學一邊找方法解決眼前路障。走這樣的路好艱難，但也有個好處，市面上一定沒有一本這樣的雜誌。成衣生意佬置身文化人的魔術世界，我馬上發現一個問題：怎樣跟一班靠講耶穌為生的人講道理？你問他：為什麼會有人喜歡看這篇故事？他會搬出拿破崙、邱吉爾的事蹟向你解釋，總之是天馬行空直情吹到你脹。面對這班講古佬，最後我使出尚方寶劍 —— 讀者的力量 —— 來化解困局。

每個星期出版《壹週刊》後我們便以讀者意見為依歸，檢討雜誌的內容。以讀者反應為準則，文化人再也不能靠講耶穌糾纏不清了。以「聚焦小組」探索讀者的喜惡，不消多久《壹週刊》便成為了香港最受歡迎的雜誌。如果我說《壹週刊》改變了香港雜誌出版業的運作模式、雜誌的功能和文化，就算我說錯了亦毋須臉紅。真的。《壹週刊》的成功帶出太多無從預料的後果（unintended consquences），也太多巧合。也正可能這是個大膽的嘗試，故此有無限的嘗試空間；發展空間大，故此容納得下許多的巧合！《壹週刊》有個秘密武器，那就是它要不斷面對批評。我們相信批評可以不斷揭發錯誤，不斷糾正錯誤是《壹週刊》進步向前的動力。《壹週刊》便是這樣走出一條門路來的。這個秘密武器的背後有個秘密操刀者，他便是林振強了。除了創作，林振強最重要的工作是每週讀過《壹週刊》後，第一時間將評語傳真過來，我們在出版的當天開「鋤書會」，會上他們細讀他的評語及建議。林振強的批評夠說服力而他的建議往往大有新意，我們經常拿他的建議來作嘗試。《壹週刊》能夠一貫地保持新鮮感，林振強的貢獻不可或缺。林振強提供的秘密武器令《壹週刊》面目常新，他的批評讓我們領悟到雜誌其實是海上鮮，無論是內容或版面最緊要新鮮。每個星期都要予人一個新鮮感，這樣雜誌才會暢銷；這便好像賣魚便一定要賣游水魚，那才能予人新鮮感！一開始《壹週刊》便以海耶克的自由派精神為依歸，社論一直提倡自由。可是直到楊懷康加盟，我們自由派的面貌才有了個清晰的輪廓。我是海耶克的信徒，與楊懷康這個極端自由派分子不謀而合，這是《壹週刊》成功的原因之一。

這個世界太多扮救世主想做聖人的人了，太多人自高身價，認為沒有了他，世界便會沉淪。這些人相信人定勝天，認為只有透過他們的救贖一般人才會有幸福。崇尚自由的人則堅信人是足智多謀、有自我救贖的天分的。故此最好的制度是讓人有最大的空間自由發揮、各取所需的制度。好些有識之士認為我們這個看法形同歌頌自私，跡近冷血，故此對我們崇尚的自由嗤之以鼻。是的，如果完全不作任何管制，這個世界會變成弱肉強食，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嗎？是的，現代社會已經夠富裕，我們要幫助最弱勢的一群。可是除了少數不幸的人，其他人要自力更生世界才會不斷更新，才會不斷進步。扮救世主、扮耶穌的人無疑覺得自己很偉大，但他們主張的干預措施只會阻住個地球轉。大家只要看看今日的古巴、北韓便知道我不是在胡說八道。對大部分人來說，自由派的主張從來都不討好，在這個奇異的世界裡，《壹週刊》堅持自由派的理念便來得更重要了。《壹週刊》能夠一直堅持自由，楊懷康居功不小。今天左仔們拿他作自由派的塔利班來對待，那是他在《壹週刊》闖的禍。由創刊至今，每一期的《壹週刊》都有一篇叫「壹盤生意」的報導，內容說的是小生意的故事。起初我跟記者一起去採訪。佐丹奴由細到大都由我一手經營，對小生意的運作照理應該瞭如指掌，信手拈來便有訪問的題材。作過幾趟訪問後，我感到吃力不討好，到那時我才發覺自己不是做記者的材料。我無疑可以提出一些經營生意上的問題，可是我卻沒有強烈的代入感，我觸及不到做生意人的心裡話。要我就某一門生意寫篇論文，我可以做得到。但《壹週刊》讀者要的是做生意的故事，摸不到做生意的人的心裡話是寫不出故事來，我沒有這個本事。故此我是個失敗的記者。

以前雜誌的任務是報導新聞事件，辦雜誌的人認為只要弄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便自然會有人買來看了。其實不然，人們要看的是故事，恩怨情仇，而非事件的時序過程。故此把內容聚焦到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才是報導的重點。沒有人物便沒有故事，人物的描述因而成了《壹週刊》內容的重點，也出了不少像陳惜姿和屈穎妍等撰寫人物的高手。注重人物故事，強調恩怨情仇的鋪陳，有時會過了火位而流於渲染，更因而被貶為是彰顯八卦的雜誌，這是無可奈何的。對以理想來擬定市場需要的學者而言，《壹週刊》無疑是離經叛道的妖魔，這也是無可奈何的。沒有妖魔又怎顯得出學者們如何高貴？我們是無可奈何地扮演這個角色的！另外，《壹週刊》最受學者譴責的是狗仔隊。狗仔隊的出現，是因為太多名人言行不一。例如他們給人一個非常孝順父母的公眾形象，可是骨子裡卻原來好幾年沒有回家看過父母了。或者某名人說自己跟某個女星只是普通朋友，卻原來他們早已住埋，更有了私生子。這些人視傳媒為替他們臉上貼金的宣傳工具，予取予攜，是甘於被他們利用的傻瓜。為了不被愚弄，我們唯有跟蹤求證，逐漸這些跟蹤的記者隊伍便成了有規模、有組織的狗仔隊。當然，狗仔隊揭人私隱、踢爆虛偽，令原來高不可攀、神聖不可侵犯的上等人降下凡間變為平民，讓讀者可以窺其全豹、看得過癮。這也是後知後覺發現的奇珍。狗仔隊的出現便好像放出了瓶子的精靈（genie is out of the bottle），便再不會走入瓶子裡了。不管大家喜歡也好、憎惡也好，狗仔隊已是傳媒的一部分；除非倒退到特權階級的舊社會，否則狗仔隊是不會消失的。時代在進步，資訊愈發達，世事愈透明，社會也愈平等。狗仔隊已是出了瓶的精靈，要將它像倒舊酒入新瓶子裡那樣是不可能的了。尊貴的學者們，省省力氣吧！《壹週刊》常常變、常常改，編採過程非常不穩定，幸好有梁天偉做總編把關。他和助手彭熾給桀驁不馴的《壹週刊》起了個穩定的作用。像我這個時時刻刻都有鬼主意的人，找個梁天偉這樣穩紮穩打的人做創業夥伴是異常重要的！天時地利人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便出現了《壹週刊》這本怪胎雜誌了，也許這是天意吧。

東城子村的分地亂象， 是中國農村承包地產權關係內在矛盾的一枚標本。 公平確權

為正解

◎ 本刊記者 汪蘇?任波 文1月28日清晨，山東煙台招遠市飄起了雪花。8點，畢郭鎮東城子村65歲的李克剛和其他村民一共5人就冒雪擠上村頭的大巴，趕赴招遠市政府上訪。他們在市政府大門口守候，要求市領導做主，幫他們拿回被收走重分的承包地。

李克剛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上訪。早在2005年， 《農村土地承包法》頒佈兩年後，按中央政府要求，招遠市也發文要求各村鎮貫徹落實，儘快完成二輪土地延包，已完成延包的則必須按法律要求重新規範承包地分配，同時簽 訂規範的土地承包合同和頒發權證。但直到2012年4月，東城子村才真正落實完善二輪延包工作。就在這輪土地整治風暴中，李克剛等村民承包的土地被收回重新分配。他們從此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維權之旅，至今不交出耕種多年的土地。秋播時，村里已經展開了一場爭地戰，涉及土地調整的雙方互拱種下的麥子，衝突中有人受傷。此後，李克剛等人攜40余村民簽字的請願書在當地各級政府聯名上訪幾十次無果後，又兩度到北京上訪，後被有關部門截回山東。

“只要是我們的地，就不能強行均分。 ”李克剛對財新記者表示，地一天不拿回來，就要抗爭一天。

上訪村民們認為，這次“完善二輪延包”實質上是隨意調整和強分農民承包地，違反《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精神。

所謂二輪延包，是針對首輪承包而言的。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基層試驗被中央政府首肯後，中國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制度，以農村集體向農民均田承包農地為基本形式。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第一輪承包期為15年。1993年，最早承包的一批土地到期。當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11號文件，規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後，再延長30年不變” ，這就是俗稱的二輪延包。此後，中央政府強調穩定農民土地承包關係，不少學者呼籲讓承包權成為農民可交易的產權。最終承包經營權30年的期限被寫入農村土地承包法》 ，政策更強調承包期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 ，承包地不可隨意調整。2007年頒佈的《物權法》則明確承包權為一種“用益物權” （即農地所有權歸村集體的前提下，農民作為承包人對承包地享有的佔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編者注） ， 且期滿由承包經營權人依法繼續承包。李克剛等人告訴財新記者，自己此前耕作的土地正是村里二輪延包時獲得的。

東城子村僅有175戶村民，至2012 年共有485人，農地1395畝，在地少人多的山東省，算是少有的地多人少的微型村落，村民大部分務農。這個村所在的畢郭鎮，共有44個行政村，總人口近4萬，面積約96平方公里。這個地處膠東半島招遠、萊陽、棲霞、萊西四市交匯點的鎮子，出產著名的煙台紅富士蘋果，土地七成種蘋果，三成種小麥、玉米等糧食。

畢郭鎮早年稅賦沉重，農地一度被農民視為負擔。近年政府免除農業稅，還提供種糧補貼； 隨著機械化程度提高，務農的投入產出比提升，農地又“值錢”了。這也是中國農村的普遍趨勢。擁有承包權但不願種地的農民，還可將土地每年每畝作價數百元轉包他人耕種。

隨著農地增值，各地在重賦時退地以及家里有了新增人口的村民紛紛希望對承包地作出調整。就在畢郭鎮落實完善土地二輪延包政策的同時，圍繞是否調整土地，各村矛盾的種子早已埋下。

據山東省農業廳統計，2003年-2008年，山東省農業廳統計的信訪中，土地承包問題占比年年升高，從37%躍至72%。

重分土地

東城子村的平靜早在幾年前就被打破。

當時，十幾名村民曾開著拖拉機集體去畢郭鎮政府要地。他們多數在當年賦稅 重時向村集體退交了一些承包地，如今又想收回。雖然當時鎮政府並未作出任何承諾，但此後執著的村民們便時常三倆結伴去鎮里申訴。

他們陳述的理由，都是指認村里承包地分配苦樂不均。尤其是二輪延包後，一些村民退地不種，另一些願意務農的村民從村集體手中以招標方式獲得了承包權，村民手中的土地數量由此拉開差距，爭議也主要集中于此。56歲的村民紀明剛多年外出打工，家中4口人只留下不到5畝口糧田，其餘都退給村里。

他說，退地時原想以後隨時可以種，不料2004年左右回村務農時耕地全沒了，“太不公平” 。他認為，自己作為村民，無論何時都有權拿到均分的承包地。

目前東城子村土地的分配方案，經歷了複雜的演化過程。

1395畝地根據地況，大體可分三部分，約600畝窪地種植糧食，600多畝低矮山地種植經濟作物的經濟田，還有100畝村里多年的老果園地，目前主要種植糧食。1983年，村里包幹到戶，將屬村集體所有的農地分兩類對農民分配經營權。窪地、經濟田都按人頭均分，承包到戶，窪地人均1畝，經濟田人均約1.2畝。和以前人民公社時期“吃大鍋飯”不同，大包幹之後，每戶村民只要按承包地畝數上交農業稅、鄉統籌、村提留，剩餘產品便可自留，農民一度熱情支持。百畝老果園地進行招標承包，當地稱“叫行” ，由農民自願承包，畝數不限，但需按合同向村集體繳納承包費，價高者得。承包費收入用于供養村里老人等公共支出。也就是說，當時全村近600人除享有人均2.2畝承包地外，還可自願叫行承包老果園機動地。這種模式在山東較為普遍， 後來也被稱為“兩田制” 。

1999年，第一輪承包即將到期，村里著手按中央政策搞二輪延包。雖然大包幹政策實施前期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激勵作用十分顯著，但據李克剛介紹，二輪延包時當地農業稅賦早已層層加碼，農民不堪重負，有人甚至想方設法把戶口從農村遷出以避稅，更多的農民外出打工謀生，陸續將承包地退給村集體。

東城子村亦不例外。這些地又被村里招標承包出去，和村民訂立合同，期限不一。二輪延包時，東城子村繼續執行這些合同。二輪延包模式仍延續首輪承包的做法，把土地分為承包地和叫行地。

窪地按當時人口人均延包1畝，共承包土地488畝，沒簽訂合同，但給每戶村民頒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至2029年到期。因退地和人口減少，承包畝數已低於首輪承包。經濟田雖也有人退地，但由於種著果樹調整不便，時任村支書李克勤表示，自己在村民大會上口頭宣佈了村“兩委”的決定，即經濟田不動，延包30年。不過，之後既未簽訂合同也沒有頒發權證，只是發放農業稅、農業特產稅、鄉、村、公益事業金核定證書，村民據此繳納稅費直到國家免除稅費。

此外，剩餘土地則進行叫行發包，其中包括因退地由承包地轉化的叫行地，加上2001年繼續叫行承包的百畝老果園地，數量比首輪承包時大大增加。2006 年，村集體又從機動地里拿出42畝地均分給38名新增人口。

二輪延包劃定了新一輪分地前東城子村的土地格局。此後仍有農民退地。

因退地重分形成少地村民和多地村民兩大群體。他們之間的利益差距逐漸凸顯。

比如，李克剛家1985年叫行承包4畝地，二輪承包時合同延續，和另5畝多承包地一起種蘋果，另有3畝窪地種糧食，近年來好年景年收入有六七萬元。紀明剛家則只有不到5畝地，僅因退地損失的流轉收入和農業補貼也有上千元。

此後，據畢郭鎮農業辦公室主任楊金葉介紹，隨著村民要地增多，鎮政府決定把2005年招遠市要求落實的完善二輪承包工作推進下去。這意味著，政府將組織各村重分土地。

雖然多地農民並不情願，但2011 年8月，東城子村還是公佈了分地方案。

這個方案雖說是以村民自治的方式，由村民選出的承包領導小組制定，但楊金葉此前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曾表示，為了防止矛盾激化，鎮里是相當謹慎的，“找專家制定了方案。 ”1395畝土地，除1999年二輪延包時人均1畝分掉並發證的480余畝窪地及2006年分給新增人口的42畝地，其餘860余畝土地，全部按村里有資格分地的戶籍人口474人均分，每人1.4標準畝（以十級地的1畝為標準畝） ，新增人口還可補分1999年分的窪地，共得兩份地。種著果樹的地村民之間可以相互抵頂，白板地都要交出來統一分配。根據方案，多地農民利益受損。李克剛家12畝地要交出約7畝。當年10月第一次分地因李克剛等村民阻止被迫中斷。由於“地分不下去” ，兩屆村委主任先後辭職。最終鎮政府下了 “死命令”2012年4月12日，警力督陣下，政府專人現場拍錄像，東城子村將分地計劃落實。分地當日，大部分村民都來抓鬮據村委會稱也曾張榜公佈分地結果，參與分地的農戶大都簽訂了承包合同。

但李克剛等村民仍拒絕交出土地另有一批村民坐著兩輛拖拉機到鎮里市里緊急上訪。

產權之爭

據財新記者瞭解，之所以畢郭鎮政府在2011年加速完善二輪延包，其實和中央政府要求儘快完成農村土地確權有關。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實質上是一種物權登記手續，由地方主管農地的部門登記承包地的地塊、面積、空間位置等地籍信息，並頒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也就是說，確權將真正在法律意義上明確農民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歸 屬。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意義重大，可更好保護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權利，而未來隨著農村人口減少，農地流轉交易成為趨勢，這又必須以確權為基礎。

但全國絕大部分承包地尚未確權據農業部要求，確權是在二輪延包和後續完善後形成的現有土地關係上進行目前，全國的承包地確權工作剛剛展開2011年，中央確定了50個縣 ( 市、區確權試點。2012年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要求，擴大試點範圍，爭取用5年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2013 年山東省“一號文件”強調，今年每個縣都要開展試點，爭取用3年時間基本完成確權工作。畢郭鎮村民們非常清楚，確權後的承包地就是自己長久不變的財產。對他們而言，政府的信號已相當緊 迫。楊金葉介紹說，全鎮二輪延包的完善工作之所以拖延至今，乃是因為此前鎮里想平穩過渡。但“農民一看要確權了， 都跑去要地” ， 所以現在要抓緊推動。

顯然，畢郭鎮未來計劃按新一輪重分土地後的方案進行確權。但在李克剛等村民眼中，已明確為自家承包地的土地要被收回，這是斷然不可接受的。

對此，畢郭鎮農業辦公室原副主任李洪軍表示，東城子村分地是畢郭鎮二輪延包整治的一部分。 《土地承包法》實施後，鎮里就依據此法和山東省實施細則逐步對所轄44個村的土地進行整理。

東城子村二輪承包時大部分地沒有合同權證，其權屬現在難以得到一致認可，此外還存在國家早已喊停的“兩田制” 。

畢郭鎮政府在2012年10月招遠市政府組織的聽證會上陳述稱，這次分地，很大程度上是為化解人地矛盾，根據中央“消滅兩田制”精神，對轄區內未均分土地重新發包。但這正是村民與鎮政府最大的爭議所在。實際上，部分地均分、部分地招標的“兩田”起于山東平度，曾在全國廣泛推開。這在當時背景下有利於平衡農民均田與多種田不同訴求的矛盾，也有利於籌集集體公共事業收入。但此後，出現村幹部控制的村集體權力過大、為實現規模經營等而隨意收回農民承包地搞招標現象，1997年被中央叫停。山東省“兩田制”推行範圍較廣，2003年省里又發文要求加大清理力度，改“兩田”為“均田” 。而東城子村的問題在於，爭議雙方對於重新發包土地的數額無法達成共識。據畢郭鎮政府提供給財新記者的資料，算上百畝“老果園” ，只有共約470畝招標地。但村民上訪後，畢郭鎮方面向招遠市和上級政府回應稱，重分土地時均分的860 畝土地都是招標承包地，符合政策。李克剛、李克剛曾當過村幹部的二弟李克強等提及此非常氣憤： “如果經濟田是‘兩田制’ ，我們需要交土地承包費，可是交的稅費里也沒有承包費。 ”村民認為，東城子村二輪延包的土地不應和招標地一樣收回重分。李克強說，經濟田在村民大會上宣佈延包30年，村里五六十歲以上的都知道， “都承包30年了，為什麼要變呢？” “沒有合同權證是鎮政府的錯，不是農民的錯。 ”村民在上訪信中稱，依據《土地承包法》 ，承包期內不能調整農民承包地。

現有法律和政策都規定， 農村承包地“大穩定、 小調整” ， 鎮政府的行為是違法的。

他們表示，即便村內的土地是“兩田制”沒整頓完，按山東省內政策，村內按人按戶均分的土地也不應再調整。對外出農戶回來要地，政策也有規定。據2004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緊急通知》 ，解決方式是使用機動地和通過土地流轉提供土地。 “絕不應通過收回農民的合法承包地進行二次平均分配的方式予以解決。 ”不過，李洪軍表示，口頭延包一事鎮里去問了， “有的村民說知道，有的村民說不知道” 。紀明剛當時在外打工，也表示自己不知道這回事。雙方在村里土地“是否兩田” “是否延包”等基本的土地權屬狀況上各執一詞，無法溝通。

呼喚公平確權

東城子村的分地僵局至今未了。鎮政府限期要求村民在2012年秋末交出土地，但共有46戶村民拒不交地並聯名上訪。

衝突之土地荒蕪。

2012年，一條高速公路要從畢郭鎮通過、徵地將獲補償的消息更是傳遍鄉間。上訪村民和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上訪村民甚至懷疑，大規模調地目標可能就在於調地騰挪出的耕地有補償款，有關方面想借此中飽私囊。

衝突不僅發生在東城子村。 “全鎮一共40多個村，七八個村在重新分地，已至少有上萬畝土地強收強分，每個村都有上訪的人。 ”李克強等村民們反映。

李克剛等人到招遠市政府上訪的當日，同在畢郭鎮的6位嶺上村村民，亦為土地被調整之事堵在市政府門口上訪。

不過，在鎮政府看來，村民的說法有些“誇大其詞” 。一位鎮政府工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全鎮44個村，從2012年以來，包括東城子村只動了七八個村，但大動的只有2個村。重分承包地是為了滿足無地村民要求承包土地的要求，也是有群衆基礎的， “總不能讓這些人沒有飯吃” 。

但村民們堅持，中央的政策是農村承包地“長久不變” ，村委會大面積撕毀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全鎮強收強分上萬畝承包地並嚴格“按人均分” ，都已經嚴重違法。村民在聯名信中要求，考慮到東城子村“地多人少、果樹投入產出周期長” ，希望收回重分農地的決定。

李克強告訴財新記者，村里家家種蘋果，蘋果樹需要5年才能結果，鎮政府突然而至的分地政策，恐讓那些果樹未結果的農戶血本無歸、果樹已結果的農戶的前期投入變成泡沫。

他說，在農村稅費較重、交公糧、攤集資又承擔村內義工、孩子多且學費重的年代，村民們咬牙負重堅持種地，沒有像現在要求分地的人那樣，為了少攤、逃避稅費而退地，但現在不收農業稅、種地有補貼後，這些人卻又回來搶 地， “兩頭佔便宜” 。

上訪之外，村民的司法維權途徑被堵死。2012年年中，他們曾兩次去招遠市人民法院，狀告東城子村委會強分土地，但法院不予受理。他們隨後又去煙台市中院，但因沒有招遠市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單，煙台市中院也無法受理。

以東城子村為代表的招遠地區分地亂象，正是全國農村農地產權矛盾的縮影。據最高法院2008年底通報，由於土地經濟效益提升，農村土地資源糾紛案件增多。當年前十個月，全國法院共審理這類案件48396件。這些案子包括許多棄地農民工回鄉要地，在二輪土地承包中未能分得土地和被強行收回土地的農民也急於要地，甚至強佔、強種土地。

在學者們看來，這些糾紛的根源與農村土地產權結構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特性有關，必須以確權形式明確和強化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地位。深度介入成都農地確權的學者周其仁曾指出，要讓老百姓用更多的精力投入生產和交易，就得先幫助農民完成確權，否則老有沒完沒了的糾紛。他說，界定產權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止紛定爭，減少人們之間無謂的糾紛和爭鬥。

但農地確權並非易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認為，找到一個可操作的模式至關重要。

在先行試點的四川、江西、廣東，確權都產生不少糾紛。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人員伍振軍調 研，黑龍江綏化市土地（農地）所有權確權基本完成，糾紛大概170宗，預計 農地承包經營權糾紛會有1000宗以上。

媒體報道稱，一些基層幹部聲稱開展確權如入雷區。劉守英說，解決東城子村此類問題根本上應讓農村事務回歸鄉村自治，政府不應直接干預。

“我們一直要求，反對割地的也好，要地的也好，咱坐到一塊，把領導幹部、過去的書記、老農民都叫上。把村里的地弄清楚。 ”李克強說。他表示，這一要求一直未得到回應。春播將至，新的衝突正在發酵之中。

（“重估土地”之一，詳見本刊2013年第4期）本刊特約記者張豔玲對此文亦有貢獻

“不和政府打不需要的交道”—— 與恒隆地產董事長談企業文化

【對話背景】

在地產圈中，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啓宗是個“另類” 。他總是獨來獨往于香港與內地之間，SOHO 中國的董事長潘石屹曾在微博里形容他——“左上口袋永遠插著七八支筆和一個小錄音筆” 。

他敢罵人，也敢於自嘲。 “我老罵別人是傻瓜、笨蛋，其實我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 。恒隆堅持“零負債經營” ，別人像兔子一樣快速擴張，恒隆卻像烏龜一樣每年只做一兩個項目。陳啓宗話鋒一轉， “做商業房地產，兔子一定死，烏龜一定贏” 。

對於這兩年來在中國興起的商業地產浪潮，他在近日接受財新記者專訪 時，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觀點加以抨擊： “中國大部分的商業地產項目都是垃圾” ， “18個月之內蓋好的商場絕對是垃圾” ， “全國有水平的商業地產開發商只有6家” ，等等。

陳啓宗有批評同行的本錢。現年64 歲的陳啓宗已執掌恒隆20餘年，經歷過 幾輪經濟周期，踩准了幾次 “低買高賣”被市場稱為“熊市捕手” 。他自詡為賺 長期的錢。

恒隆地產（00101.HK）2012年營業收入達73.72億港元，其中租金收入占比超過八成，股東應占淨利達83.95億港元（含物業增值部分） ，市值超過1300 億港元。

近十年來，陳啓宗每年都在恒隆地產財務報告中親自撰寫“致股東函” ，一些投資者甚至將其與巴菲特的“致股東函”相媲美。

在今年的“致股東函”中，他用很大篇幅談了地產商與政府的關係。他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貪汙現象可能比西方發達國家更普遍，因此要更謹慎明智地使用“政府關係” ，絕不能為達成交易而放棄道德原則。

【對話摘登】

財新記者： 恒隆地產在2012年初提出“只選好的，只做對的”作為公司主題。如何理解？

陳啓宗：這是恒隆的中心原則，從把握市場時機、選擇地塊位置、進行建築設計到運營項目及培養和發展人才，一切都以它為依據。每一步都堅持走對，才能成功。

三年前，我們在香港大概還有200 億元的物業單位沒有賣。之後，我們陸 續賣了幾十億元。到現在，還有250億元的單位——因為物業升值了。

1994年我們就決定在香港只做高端房地產，不做一般房地產。另外，我們幾次買地都是在最低潮，賣房子是在相對高潮。

1999年 -2000年，香港最便宜的地幾乎是我們買的。到現在為止，單個項目賺錢最多的土地也是那個時期買的比如“君臨天下”一個項目就賺了200 多億港元。

而從2001年到現在，我們沒有在香港買地，而是轉到內地發展。2004年時大家都搶著去一線城市，我們卻去二線城市。那時沒人看二線城市， 天津、 濟南沈陽、無錫等。沒有競爭對手，才有便宜的東西買。其實我們對每個決定都是小心謹慎的，做對的決定，加起來就是很好的結果。

財新記者 ：企業都想做對的決定，但要做到很難。

陳啓宗 ：事先很難知道對錯，事後才知道，只能在過程中盡力而為。

現在中國在大發展期，老話講“草莽出英雄” ，但大發展期也是大過渡期，很多草莽英雄過不了五年、十年就沒了短期很威風，賺短線錢，那都是小見識只有不斷做正確的決定，才能有持久的成功。但現在很多人不這樣想問題，都想賺快錢。

其實，讀過經濟史的都知道“烏龜和兔子”的故事，短線看，兔子威風，烏龜傻瓜；長線看，兔子一定死，烏龜一定贏。

恒隆現在一年才做一兩個項目，一個項目能給我們增加3億元的租金收入，進展好像很慢。但是，時間會證明複利的厲害。恒隆在上海的項目運營12年，達到了40% 的年回報率。每產生100元的租金，84元進我的口袋。

在上海之外，恒隆還有800億元投資。五年完工，十年運營，按照20% 的淨收益計算，15年後，每年產生淨利160億元。再加上上海恒隆項目每七年收益翻一番，15年後，恒隆每年純租金的淨利就是400億元。但是，國內沒有人算那麼長。這就是烏龜的故事，也惟有烏龜能做到。做商業地產，最後絕對 是烏龜贏。

財新記者：企業如何抓住反經濟周期的機會？現在內地持續房地產調控，恒隆是否會買地？

陳啓宗 ：沒有熊市，何來英雄？英雄就是別人都死掉，你活下來。只有在熊市來臨時，才能買到便宜的土地。這樣下來，才會成功。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靜得像睡著了，但內心是靈敏的。該動的時候，要動若脫兔，重拳出擊。

在一個周期里，我能拿到一塊地就很 滿 意 了。2007年 -2008年 是50年 一遇的大周期拐點，我買了兩塊地——無錫的第二個恒隆廣場和大連項目。過去這兩年是一個小周期，我們最近在武漢又買了一塊地。沒有熊市，就不去買地。

如果因為有錢就去買東西，那一定是個大笨蛋。

財新記者 ：每年你都會親自撰寫“致股東函”。為什麼這樣做？

陳啓宗 ：為什麼不這樣做？做董事長就是要對股東負責。股東是我的老闆，對老闆總要有該做的事情。

財新記者 ：你在今年的“致股東函”中用很大篇幅談到了與政府的關係。恒隆在內地如何處理與政府官員的關係？

陳啓宗：除非有合情合理的實際需要，否則我們不會主動接觸政府官員。我們在香港如是，在內地更加如是。我們決不籠絡地方或中央領導人，亦從不贈送昂貴禮品。我們明文規定不僱用前政府高官。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里，房地產發展商都不能不與政府打交道，但恒隆從來不跟政府打那些不需要的交道。我記得小時候我爸爸從來沒有請政府官員到家里吃過飯，出去吃飯也沒有。我父親去世時，報紙上都找不到一張他的照片。

他很少與官員打交道，除非在有必要的時候。

在內地，土地都是政府的，買地就要找政府，必須要與政府打交道。很多人和政府官員打麻將、旅遊、送一大堆東西。我們從來不做。

財新記者 ：你提到，願意為秉持高的道德標準而付出代價，如何理解其得失？

陳啓宗 ：有些得並不是得，有些失也不是失。以為失去的，其實失去了很多麻煩；以為得到了一塊便宜土地，實則得到了很多官司和麻煩，比如政府監察系統或許就會找你的麻煩。所以，很難說 得失是什麼。

我們只能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平。在香港，恒隆不是最大的公司，但我可以誇口，恒隆是最乾淨的，從上一代開始。

孔子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做人都沒做好，怎麼做事？

財新記者：如果其他人通過一些不正當手段獲得了機會，比如說拿到了更好、更便宜的土地，是否會對你造成干擾？

陳啓宗 ：有些錢，你賺了覺得很開心；有些錢，你賺了不開心。我們只賺那些開心的錢。

上世紀60年代，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找到他，說拿到了澳門的賭場執照，要預留一部分賭場給他。父親很感謝，但當即拒絕了。陳家不做賭博，賭博當然賺錢，但害人子弟的錢，不能賺，天是有眼的。

財新記者：你曾在海外求學，但近年來的言論似乎反對中國一味學習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回到企業管理和文化層面，你如何看待中西方的差異和短長？

陳啓宗：中西方各有所長。中國人講究以人為本，不是以制度為本。而西方講究的是制度，制度好，社會就好 ；制度不好，社會就不好。孰優孰劣？很難一概而論。

比如，西方人說，凡是家族企業都不行，很少有管治得好的。這句話就不對。問題不在於是不是家族企業，而在於監管制度。西方監管制度要求企業每個季度報告業績。有時，企業領導者會為了短期利益而出賣企業的長遠前途。

而有大股東的家族企業反而能避免這樣的風險。家族企業如果能在一個監管比較健全的大環境下生存，這會是很不得了的事情。當然，如果家族企業沒有西方那一套監管制度的話，也是不行的。

需要兩者結合才可以。

財新記者：恒隆如何平衡資本市場的短期訴求和企業的長期發展？過去幾年，每次恒隆在內地拿地，股價都會上漲。

但你說，不會為迎合股價上漲多拿地。

陳啓宗：我們比較幸運，香港是一個以西方監管制度為主的城市，同時我們又有一個家族控制的大股東。

監管制度的健全，讓大股東不能亂來，家族企業可以看得更長遠。我不關心下季度能賺多少錢，我看的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這樣才能建立起長久的企業。

財新記者 ：在很多中國企業里，創始人、領導者的威權甚至個人崇拜都很常見。

你怎麼看？

陳啓宗：搞個人崇拜是很傻的事情，一定沒有第二代。

這樣的人往往很短視，個人威風了二三十年，卻不一定有企業的未來。凡是有一個英雄式人物的大企業，一定要極度小心，因為很可能無以為繼，最終失敗概率很大。企業沒有好的制度，只有一個“英雄” ，一定是不行。

今天的商業世界，不可能一個人什麼都懂，真正英明的人是把更英明的人聚在身邊 ；只能用庸才的人，自己就是最大的庸才。

財新記者： 好的公司治理架構是什麼？

陳啓宗 ：說到底，管理就是對人性的洞察。如果什麼都由一個人來決定，沒有規範，沒有監管，肯定是不行的。國家如此，企業亦如此。

企業由誰來監管？股東 ；誰來代表股東監管？獨立非執行董事。恒隆的獨董具有很高的積極性與獨立性。十幾年前，我和董事會說，提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只能由獨董來當，所有執行董事都不能當，包括我自己在內。設立提名和薪酬委員會，把權力放到獨董手上的那一天，我真的感覺有人把我的心肝拿出來了。因為這原本是我獨有的權力。

在那之前，公司所有人的工資我一個人說了算，喜歡誰，想多加就能加。但是，公司治理需要平衡。

同樣，我們也設立了期權制度。公司前100多位管理人員都是股東，擁有期權，有些甚至已身價過億，但他一旦被辭退的話，損失也會慘重得不得了。

這也是一種平衡。

撰文‧林心怡

「如果月薪有五萬元，我會把大部分的錢花在專業與人脈上的投資。」從廣告公司總機小姐到身價逾二十億元的廣告教母，台灣規模最大廣告代理商群邑集團台灣分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余湘，開門見山地點出五萬元的用法。她說，自己從年經時代就不走「呆存款」路線，重點是自我投資。

「小時候家裡窮，所以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以後要賺大錢、買大房子給爸媽住。還記得在銘傳半工半讀時，每回從台北坐火車回台東老家，我總是看著車窗外的景色，一邊悄悄地緊握拳頭，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成功！」只是，這位來自台東鄉下的灰姑娘，並未因年少經濟窘迫而養成「鐵公雞」的計較個性，相反地，為了提升專業、擴展人脈、爭取升官加薪的一切可能性，她「投資自我」毫不手軟，甚至工作前三年願意投入三分之二以上的薪水。如今，她不但打造了傲視台灣廣告產業的事業王國，人脈更是遍及政商名流。

學英文、常請客 廣結好人緣「當我還是廣告業的菜鳥時，我覺得在外商公司工作，英文能力很重要，就報名一周二天的英文課，閒暇之餘聽《空中英語》練聽力；此外，我覺得產業知識也很重要，就經常閱讀財經專業報紙與雜誌增長見聞；為了達成公司所交辦的任務，不論在公司內、外部，我都會想辦法營造好人緣。」換句話說，年輕時的余湘，把扣掉基本開銷後的薪水，全都拿來自我投資，「我想如果薪資五萬元的話，我頂多存一萬多元，讓自己在經濟上有些安全感，因為我相信勇於投資自己的專業、人脈、眼界，未來收入絕對遠高於這個數目。」余湘笑說，自己一路從廣告公司總機小姐、轉調財務部、被挖角到奧美，到被延攬到傳立（全球最大傳播控股公司）當台灣區總經理，每個階段，她都會為自己的專業設定不同的學習目標，增加自我人脈經營的「深度」。

「出社會的前十年，我不會吝於花錢學英文、購買專業書籍，也不會為了省錢『宅』在家，我覺得在工作上建立『好人緣』相當重要，所以與同業互動時，只要能力許可我一定請客。在與合作夥伴、客戶或上司的互動上，也總能投其所好，這對我在工作上是有加分效果的。」「不少人認為參加社團，認識很多人，就是人脈廣，但在我來說，『深度』遠比『廣度』重要，工作上建立的好人緣，才是有助益的人脈。」例如在余湘還是菜鳥時，她在廣告界談到的第一個客戶是南僑，當時該公司是業界出了名的「難搞」，但余湘卻讓這家公司破天荒地第一次就通過她的提案。

要八十分給百分 提案能力強原來，平日好客的「好人緣」，讓余湘得到不少有用的建議，當時她針對過往南僑對廣告要求的「眉角」，包括價格、時段、曝光度等，一口氣準備了四種方案讓客戶挑選。

沒想到，此舉讓當時還是廣告新人的余湘，提案一舉過關。而她這種「要八十分給一百分」的提案能力，逐漸在廣告客戶圈傳開，不僅讓她贏得了「和余湘開會最舒服」的美譽，也成為她日後不斷升官加薪的成功關鍵。

在余湘的人生字典裡，從來沒有「吝嗇」兩個字，「尤其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要先樂於付出，別人才會成為你的貴人；要先樂於投資自己、做出好成績，老闆要升官加薪才會想到你。」重拾工作熱忱 多充電上課而余湘口中的「投資自己」，除了在專業與人脈上，還包括「重拾工作熱忱」的投資，「有時透過卡內基課程訓練、一趟旅行，甚至看一場電影，都可從中發掘工作的動力，不要因為被上司責罵、客戶挑剔而失去信心，凡事正面思考、解決問題，有好的ＥＱ，對個人的職涯與人生一定有絕佳的幫助。」余湘強調。

「如果時間能重來，問我工作前三年會怎麼花我的薪水？我還是會願意花三分之二以上的薪水先投資自己。」余湘不加思索地說。

余湘告訴你5萬元薪水這樣用Step1 先存1萬元生活預備金若在外租屋，月薪３萬元可能每月存不到幾千元；但若是月薪５萬元，盡可能每月存下１萬元，作為生活預備金。

Step2 編列進修及交際預算扣掉房租與水、電、瓦斯開銷，預留一筆經費投資自己，可以是買書、學英文，或報名工作相關課程。另外，可編列交際預算，職場人緣好就能招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