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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成為「社會人」 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 公民養成》這裡,父母是導師而不是操縱者

2016-02-22  TWM

在瑞士,獨立思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素養,在家庭生活中即開始養成; 艾斯林傑一家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天賦與性格,卻同樣堅定地相信, 同理心與包容力,是終身不能停止的學習。

兩隻手掌像比腕力似地緊緊交握,再同時伸出左掌輕觸對方背脊。湯瑪士.艾斯林傑(Thomas Esslinger)見到兒子時的問候方式,像是剛進行完一場激烈競賽的運動員,深深地向對手的拚戰精神表達敬意。

周日午後的瑞士蘇黎世近郊,二十三歲的盧卡斯(Lukas)正在重訓室進行訓練:先用雙手奮力拉扯有如超大型手動馬達的訓練器,接著是一百下雙迴旋跳繩,最後再走到一旁,深蹲挺舉起兩百五十磅重的槓鈴……。

身型壯碩的盧卡斯,目前身分是蘇黎世大學金融系學生,也是歐陸頂尖的CrossFit(交叉式健身運動)選手,今年初他剛取得外卡資格,參加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全球大賽。

「這是非常講究自我紀律的運動,選手必須隨時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我每個月休息不超過四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練。」剛做完一輪「菜單」,呼吸有些急促的盧卡斯解釋。

當盧卡斯走回訓練器材從頭來過,湯瑪士眼神望著兒子,嘴裡卻幽幽地說:「你也看得到,這項運動不是沒有危險性,尤其是舉重,一個意外就有可能讓頸椎受傷、全身癱瘓。」「那你沒有阻止過他嗎?」我好奇地問。

當兒子喜歡高危險性運動……爸爸說: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當然會分析所有正反因素,但盧卡斯是成年人了,我不會影響他的決定。父母的角色應該是導師(coach)而不是操縱者(manipulator)。」湯瑪士說:「身為父親,我只能替他買一份保險,如果他不幸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至少能靠保險金過活。但當盧卡斯開始工作以後,我就不會再支付這張保單,因為,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五十七歲的湯瑪士,是在蘇黎世執業的商業律師。由於嫻熟國際貿易與投資法規,他目前是十多家瑞士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台灣企業環瑞醫控股公司(Swissray)的瑞士法律顧問及獨立董事。

即使是在薪資所得與物價水準都高得嚇人的蘇黎世,湯瑪士一家也絕對屬於高收入族群,他和妻子克莉絲汀(Christine)、盧卡斯、小兒子法蘭克(Frank),以及十九歲的女兒妮可拉(Nicola),住在蘇黎世西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博珀森(Boppelson),一個人口一千兩百人、可以在森林裡生火露營,或用長槍獵捕野豬的寧靜小鎮。

當生命不像童話般甜美……媽媽說:希望孩子找到自己的幸福「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固定在早上五點半起床工作,確保孩子一睜開眼,就看見父親努力工作的樣子。這是為了教導他們,你擁有的一切,從來不會是憑空得來。」走進湯瑪士建在山坡上、室內空間約九十坪、前門有花園、後院大得可以養一窩雞的別墅時,他一邊介紹環境,一邊說明他的教育理念。

「生命不會永遠像童話故事般甜美柔順(sweet and tender),從小就必須讓孩子知道世界的真實面貌,你得試著應付對你不友善的人,你必須付出努力,但也同時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會永遠是表現最棒的』……。」克莉絲汀接過丈夫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而不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我們的三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天分,我完全尊重他們必須負責任的人生選擇,只希望他們能夠樂在其中。

」她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天賦與性格,是艾斯林傑一家最重要的共同價值。法蘭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說明父親如何用具體行動,讓他感受到尊重。

從小,哥哥盧卡斯就表現穩重,課業成績也很傑出,是老師心目中的模範生;相較之下,法蘭克沒那麼愛念書,上課時也常調皮搗蛋。九歲那年,一次例行性的家庭訪問中,法蘭克的導師當著父親的面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多學學你哥哥?」這時湯瑪士毫不客氣地打斷導師的話:「恕我直言,我們現在談的是法蘭克,不是他哥哥;比較孩子,從來不是我的教育方式。」

當哥哥比較優秀……

弟弟說:我崇拜他,但不想成為他「我一直把盧卡斯視為我的模範,但不代表我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我很感謝父親當下為我說的話。」法蘭克說。

「在我的眼中,如何教導小孩成為健全的『人』,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湯瑪士解釋。

因為父母親的完全尊重,艾斯林傑家的三個子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盧卡斯小學畢業之後就考進預科(Gymnasium,相當於台灣的升學高中),順利錄取蘇黎世大學;法蘭克則進了職業學校,到烘焙店當了三年學徒後通過檢定,成為合格的麵包師傅。

妮可拉從小就立志當護理師,目前正在燒燙傷專科醫院實習,父母親也從未要求她申請醫學院,嘗試做個收入更高的醫師。

「我面對重大抉擇前,會想聽聽父母親的意見。但我不必然要按照著他們的想法做決定。」妮可拉笑著說,「至少我做出不同決定時,他們不會表現出失望的樣子。」尊重孩子性向,不代表湯瑪士與克莉絲汀採取放任式的教育。

在他們心中,孩子必須具備身為一個健全「社會人」的特質,而這是父母無可迴避的責任。

包容差異、誠實、負責任,是兩個人共同信仰的觀念。但克莉絲汀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她認為,沒有人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因此必須擁有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同理心,是能關心其他人,進而包容彼此的前提,「這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優秀,也沒有人永遠是對的;試著同理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學習。」試著從孩子角度理解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吧」「當法蘭克說想當烘焙師時,我第一個想法是:『太辛苦了,你得半夜一點鐘起床準備,假日不能休息、收入也不高。』但當我試著從他的角度想,很快就理解這是他喜愛且擅長的,也一定希望得到父母支持。所以我告訴他,『你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她說。

「不讓孩子過得太舒服,提前學習面對挫折。」則是湯瑪士的信念。因此儘管家庭收入無虞,湯瑪士的三個孩子,都是按照學區就讀公立小學,因為他相信,唯有從小與不同階層背景的同學和諧相處,日後才能自在地融入其他團體與社會。

為了讓孩子體驗人生,湯瑪士曾在盧卡斯中學時,安排他到鄰近的牧場冷凍室打工,負責清洗切分冷凍蔬菜,賺取每小時十四瑞士法郎(約等於瑞士一份麥當勞大麥克餐的價格)的薪水,當作暑期生活費。「在那裡的同伴全都是外籍勞工,沒有人會說瑞士德語,社會比我想像得更加困難。」盧卡斯說。

一家人周日的晚餐,是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與蔬菜沙拉。餐桌上,喝了點紅酒的湯瑪士,愉快地對遠從台灣而來的我們,談論瑞士房價也曾在九○年代大幅飆漲;瑞士年輕人在物價昂貴的蘇黎世,生活同樣艱難……。

「我雖然是父親,但沒想過讓孩子變成自己的樣子」當湯瑪士一時口誤,將蘇黎世最低階受雇勞工的月薪略高於三千瑞士法郎,說成三百萬瑞士法郎時,就讀金融系的盧卡斯立刻插嘴糾正。「喔,當然,是我說錯了。」湯瑪士笑著說,「我雖然是父親,但我從沒想過讓孩子變成我的樣子,而是從他們與我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我常說:『當你開始抱怨年輕人,就是你開始老了。』我盡量不這麼做!」湯瑪士家門外的花園裡,幾片疏落的紅色花瓣,夾雜在濃密的針葉枝芽之間,顯眼卻不突兀。這盆植栽,就像是屋裡的一家人,鼓勵彼此發展獨特的潛能,並努力尊重隨之而來的差異,期望在共同的土壤上,綻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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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佐伯格和比爾蓋茲搶先做:把社會問題變商機! 助人是最好的生意

2016-02-29  TCW

這是全球九大商學院最熱門的一堂課:開一間公司做好事。 本刊走訪香港、新加坡、台灣東部,看購併高手、工廠老闆、前直銷總座,如何重新定義好企業。

猜一猜,世界頂尖的MBA,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商學院,二○一五年同步擴大什麼課程?

不是購併學,也不是跨國企業經營,而是社會創新。

哥倫比亞大學去年擴張知識中心,企圖做為社會創新研究重鎮;麻省理工學院(MIT)將社會創新課程上網免費開放,第一學期就超過十萬個學生註冊。

不僅如此,哈佛商學院過去十年的相關研究著作成長三倍,修讀學生數成長一倍 ;柏克萊大學則跟麥肯錫合作,帶著學生直接投入社會創新的實務運作。

有多熱?全球頂尖商學院開課三成人才追求工作意義,更勝高薪

跨越歐美亞三大洲,牛津、馬德里IE商學院、新加坡大學、巴黎高等商業研究學院、義大利博科尼商學院等,全球九大商學院都開設社會創新相關課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麥可.波特(Michacl E.Porter)提出主張,企業目標必須包括「共享價值」,尤其是「社會需求」。

企業能不能創造社會價值?這是全球最高商學殿堂都在問的問題。

這股商業新趨勢,以「社會創新」做為核心概念,創業後成為「社會企業」,做為投資標的則成為「影響力投資」,就連大企業,也開始摸索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更多可能性。

這股趨勢也吹向台灣。台大EMBA今年五月的二十週年慶,就以企業如何實現社會價值為主軸,從企業該創造的社會價值、實現的策略、到輔導學生創立社會企業等,希望在台灣社會樹立企業新定義。

「過去會覺得這離台灣很遠,但代工廠也陸續受到要求!」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暨EMBA執行長謝明慧表示,學生學習社會創新的需求越來越強,因為企業做好事,實現獲利之外的社會責任,已是國際標準。

她說,過去代工廠只要準時交貨、品質領先,就有機會拿到國際訂單,現在可能還需要證明自己對當地環境有益、促進改善勞動條件等。

而大公司,加入社會創新思考後,更可能擺脫獲利機器的單一定位,創造股東利潤之外的價值。《哈佛商業評論》指出,未來CSR將進入二個口袋時代」,從研發、行銷、人才訓練角度投入企業資源,與社會需求結合,將比純粹捐款多出更多好處:一、CSR資源發揮的更有效率。二、將過去忽略的外部成本納入企業思考,減少產品製造、企業運作時對社會造成的負擔。三、提高產品的創新性、抓住基本需求,協助解決貧窮、教育、健康的問題。

社會創新不只是學界新熱點、業界的新競爭指標,也是爭取新世代人才的關鍵。

被譽為網路女王的美國最大創投KPCB合夥人瑪麗·米克(MaryMeeker),在她連續第二十年發布的網路趨勢年度報告中指出,三成千禧世代將「有意義的工作」做為事業成功指標,而「高薪」只占二七%。「為什麼頂尖商界人才都想學社會創業?」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指出,社會創業在過去追求獲利、報酬的商管人才圈中,逐漸走向主流。

有多吸金?相關基金逾300支

每投資100美元,創223美元社會收益

資金也跟著人才走。過去十年間,全球十四家跨國金融機構都開啟「影響力投資」(編按:意指公益與商業相融合的投資,在追求一定的財務回報外,也重視社會和環境影響力的量化回報指標),光是影響力投資基金,就超過了二百支。樂於投資社會企業的,還有政府。美國政府研究報告指出,每投杳二百美元在社會企業創業家,整體社會的收益是二百二十三美元,其中有超過一半的利益,屬於與此企業不相關的納稅人,包括減少付出的社會補助成本、環境改善、社會風險的降低等。相較只進入股東荷包的傳統企業,投資社企對整體社會來說,是筆最賺的生意。

要實現社會創新有各種方式,但最為直接、快速,也最挑戰的就是成立「社會企業」了。

「一句話解釋,(社會企業)是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活水社企開發創辦人陳一強說,以創造社會價值為前提,同時用商業模式創造獲利以確保永續發展。

但要打造創造社會企業並不簡單,必須有公益組織的外放利益,又必須有企業的獲利能力。就像多了一把尺,內部、外部利益都要兼顧。

社企與公益、慈善組織不同。後者仰賴募款能力、經營社群;但社會企業強調自給自足,用產品跟服務,創造穩定獲利。

社企與傳統企業不同。傳統企業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社企則是將社會價值極大化,並賺取可永續經營的合理利潤。

每個社會問題的背後,都有一個長期的市場趨勢,要將它轉為商機,創業家必須先徹底了解社會議題中的各方需求及資源,找出商業模式媒合各方,創造營運的效率跟獲利。

影響多廣?牽動大企業走向

星巴克、沃爾瑪、Adidas都跟進

「商業模式對了,不只是獲利,還有機會繼續規模化、擴大影響力,」陳一強補充,如果社會創業的創新夠強,甚至能影響產業的走向,對大公司造成影響,不論是星巴克採用公平貿易咖啡、沃爾瑪(Wal-Mart)使用有機棉、Adidas用環保製材等,都是大企業受規模較小的社會企業、社會組織影響的案例。

他強調,社會創業者除了營運以創造社會價值為前提,其餘與經營企業無異,「要做好事,要先做好公司。」

社企的另個特色,是如變形蟲般的角色。因處理的議題與眾人相關,所以企業的核心服務與產品,可能隨著客觀條件而變化,不限於固定的商業模式。

也因為很難,「如果擁有商業背景,有經營的經驗,會比較容易成功。」曾在台大創意創業學程開設相關課程的華陽創投董事長王韋中說。

本刊走訪香港、新加坡、台灣,尋找社企指標案例時,發現能兼顧社會價值與合理利潤的案例,創辦者多半是具商場經驗的老闆與高階經理人,年齡約四、五十歲,既有專業與資源,又有體力與熱情,相對容易達陣。

成功的社會創新四大指標

雖然難度高,但成功後影響力更廣泛。那麼,該如何經營兼顧社會價值與商業利潤的好企業呢?麻省理工學院知名的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課程,歸納出四大指標:

一、創造公共利益實現永續發展能力。

企業的經營與商業模式必須證明創造足夠的公共利益,若要吸引消費者、投資人支持,這是最基本的一步。

二、有足夠的消費者,支持該企業所創造的永續性。

三、禁得起考驗的產品,以及有效的大眾溝通策略。

四、無法模仿的競爭門檻。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必須夠創新,確保其他大型企業無法靠著資本優勢輕易取代。

輔導超過二十六位社會創業家的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魏華星認為,關鍵是,人們如何用新的角度,理解、創造、經營企業,不論是比爾.蓋茲說的創新資本主義,還是麥可·波特口中的共享價值,企業能創造的不是只有股東獲利,還能有更多的可能!

撰文者劉致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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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零犯罪社會 大數據能取代人類? 電腦預測犯罪機率 依嫌犯風險高低分類

2016-03-21  TWM

當今電腦已能預估誰會犯罪,而且準確率還不低;但現階段若凡事都靠電腦打擊犯罪,恐怕是本末倒置。

電腦的預測功力愈來愈厲害,甚至比人腦更準。

亞馬遜與Netflix等企業,能判斷你我的購物和收視喜好,氣象專家能精準預報未來十天氣象,全拜電腦之賜。

現在電腦還能預估誰會犯罪,準確率連法官都甘拜下風。根據刊登於二月號《法律實證研究期刊》(Journal ofEmpirical Legal Studies)的報告,有位科學家打造出一套先進的電腦系統,輸入家暴者的相關數據後,可判斷出哪些人最容易再犯。

有了這項技術,遭家暴而受傷、甚至喪命的被害人數可能降低,亦可讓情節輕微的施暴者避免坐牢,造成無謂成本。但用電腦預測一個人會不會犯罪,總讓人隱隱不安。

警方以電腦判斷何時何地可能發生犯罪事件,進而主動出擊,已有二十年歷史,如今技術再升級,透過分析大數據,可找出哪些人有犯罪傾向。這些系統的透明度與科學測試程度不一,比方說,加州夫雷上諾市(Fresno)採用名為「必威」(Beware)的系統,將市民分成高、中、低危險三級。

數據運作遭疑「不科學」

媒體報導指出,該系統除了彙整過去犯罪事件的數據外,還分析網路搜尋紀錄、不動產紀錄與社群媒體貼文。但有人批評說,這套技術未經公眾充分討論便上路,有很多問題尚待釐清,例如軟體運作原理(供應商稱是商業機密),效果是否經過科學證實。

反觀這份家暴預測系統的報告中,詳盡說明該系統的目標與效果。發明人之一、賓州大學統計學教授伯克(RichardBerk)指出,這套系統以遭到逮捕的施暴者為資料,並不蒐集分析一般民眾的數據,進而預測是否該收押或釋放某嫌犯,就與法官或警員執法時面臨的抉擇一樣。

伯克十年前開始研究犯罪預測技術,二00八年研發出能判斷哪些假釋犯最容易再犯的電腦系統,比專家更精準。他使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系統,將大量不同數據輸入電腦,讓電腦找到模式後作預測,再將預測結果比對實際數據。

機器學習產生的演算法,人類未必能了解。使用者知道有哪些參數,但不明白機器會如何使用它們,算出答案。

判斷再犯率準確率九成

在研發這項新預測技術時,伯克和同樣任職賓大的心理學教授索蘭森(SusanSorenson),分析0九年到一三年間約十萬個案件。這次亦使用機器學習系統,將年齡、性別、郵遞區號、首犯年齡的數據輸入系統,還加入可能的前科紀錄,如酒駕、虐待動物、槍枝犯罪等。種族因素雖然沒納入考量,但伯克表示,系統從郵遞區號,還是能稍微推斷出一個人的種族。

他們使用三分之二的數據「訓練」系統,讓機器分析原始資料和後續結果(是否再犯),其餘三分之一則用來測試系統,只輸入法官在傳訊時知道的資訊,藉此測試系統預測家暴再犯率的準確度。

伯克說,要把家暴再犯率降到零,把每個嫌犯都關進牢裡就可以了,但這樣成本太高,有些人其實不會再犯。在被捕的施暴者中,目前有半數在傳訊時由法官當庭釋放,其中約兩成再犯;但由電腦判斷而釋放的人,再犯率只有一成。

伯克和索蘭森目前正與費城警方合作,要調整這套機器學習系統,預估哪些住家容易出現家暴,藉此加強監督。

而費城現有的假釋制度已採用機器學習系統,將假釋犯分成高、中、低風險三個族群,讓假釋官能夠多注意高危險群。

讓人依賴電腦不相信專業

但這種制度可能會造成決策過程流於片面。我幾年前撰文討論費城的假釋制度時,發現有些假釋官認為這套制度太作繭自縛,如果也能多關心低危險群,幫助他們戒毒、找工作、拿到高中學歷等,整體成效可能更大。他們擔心長官寧可相信電腦,而不信他們這些假釋官。

伯克也有同樣的擔憂,深伯各界美化了這項預測技術。未經科學測試的系統,自然會招來質疑聲音,即使是經證實準確率高於人類的系統,也絕對稱不上完美。有了機器學習的幫助,警方能掌握足夠資訊再下判斷,但現階段如果凡事都靠電腦打擊犯罪,恐怕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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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播易徐揚:社會化營銷進入第四個紀元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326/154907.shtml

導讀 : 社交網絡營銷在短短5年內已經升級了4-5次,從微博、微信公眾號到朋友圈,到現在的視頻時代。而創業者需要“關註目標用戶在哪個平臺上凝聚的時間長,之後在他們經過的地方去施展你的活動和拓展你的商業模式。”

i黑馬訊 3月26日消息,由創業黑馬舉辦的第三屆黑馬運動會今日在京舉行,微播易創始人、黑馬會副會長兼常務秘書長徐揚出席活動並發表主題演講。

徐揚在演講中表示,社交網絡營銷在短短5年內已經升級了4-5次,從微博、微信公眾號到朋友圈,到現在的視頻時代。而創業者需要“關註目標用戶在哪個平臺上凝聚的時間長,之後在他們經過的地方去施展你的活動和拓展你的商業模式。”同時,徐揚還提到了視頻時代營銷的方式。

談及創業,徐揚向創業者建議:“在關註自己行業領域的時候,做到足夠細分,細分到可以看到行業內1-2年的小型更新換代和叠代。”。

以下為經i黑馬編輯過的演講節選:

謝謝大家!

只是運氣比較好,創業最早期的時候跟黑馬結緣。那時我是黑馬營三期的副班長,基本上沒怎麽逃課,踏踏實實在學。老牛那時候還沒有“重度垂直”的理論,但他讓我印象最深得一句話就是:“在一個細分領域里面一定要做到第一”,這句話影響了我很多年,我現在每天都在想自己是不是能在這個細分領域里做到第一。

回歸我自己。創業指導這類的,還是屬於個人愛好,我最喜歡幹的事還是研究和琢磨社交網絡。

社交網絡也是創業工具,而且是很重要的創業工具

現在我們已經整個被手機綁架了。

你可能以為你的手機大部分時間是用來工作的。不,99%的時間你都用在了社交網絡上:翻翻朋友圈,看看訂閱號的文章,然後和別人聊天。夾雜在中間,很多生意都被娛樂化了,生意就在一個微信群和與微信好友聊天中無意達到了。

所以,社交網絡已經在改變你的生活方式了。2010-2015年,創業需要考慮移動互聯網,否則沒人願意投資。但從2015年開始,如果你的項目沒有考慮到社交網絡,那就有一定的問題了。

我們之前還沒有真正研究過社交網絡到底是什麽樣的態勢,以及變化節奏怎麽樣。下面我們來講一下。

2010-2013年是微博最火的時候。在大部分人眼里,微博只有只有發和看兩個功能,而我們把各個微博帳戶分成了17個等級。單就紅人這塊,我們分為網紅、名人、明星,明星則分成4-5條線。那時我們服務的陌陌、小米手機、美麗說等企業就火起來了,他們的特征其實也很簡單:做了一個很牛逼的產品,利用當時的社交紅利(當時微博營銷特別便宜),快速把自己的企業做大。

2013年後進入了微信時代,很多企業開始做公眾號,但具體怎麽做成了一個問題。但最早做公眾號的人,現在最少都是千萬富翁級別了。微信公眾號對中國企業的公關、口碑、品牌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很多企業沒有趕上微博紅利期,但趕上微信紅利期後也變得非常牛了。

2014年微信發展到黃金時期,當年成了微商年。那時微商做到了1000多億的規模,大部分都是賣面膜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真正思考過,通過朋友圈去賣貨其實是個非常領先的商業模式。以前我們在各種電商平臺買東西都要走6-8步,而微商就1步:姐你喜歡嗎?拿回家能用的話給我轉個帳就可以了。其實你的目標用戶也就5000-8000個,能想辦法把他們固化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就可以做一輩子生意了。

而很多企業總是在糾結了,微博我沒跟進,微信我也沒跟著玩,那朋友圈還要不要玩呢?但等你糾結的時候,紅利期已經過去了。

現在給你個機會,把你的關系、你的客戶托管到你的朋友圈里,你為什麽不試一試呢?很多很多企業,用朋友圈就可以把你的客戶伺候的非常好、非常舒服,而且還能產生很強的黏性。但還是有很多創業者只是把朋友圈當成一個娛樂工具,從來沒把它看作一個能夠輔助創業的重要工具。

視頻時代來臨

現在我們又進入了第四個社交網絡年代,這個年代叫作視頻年代。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們看到一個小姑娘在映客上做直播,對著屏幕和大家說話。到了12點的時候,她說我困了要睡覺,那時候有11萬人在線,觀眾說你睡吧,我們看著你睡!後來那小姑娘把燈光調暗,一歪,就躺沙發上睡著了。早上7點醒過來,居然還有11萬人在線。這11萬人整整一晚上在做什麽呢?發彈幕,11萬人聊了整整一晚上。

這代表什麽呢?這代表了及其頂尖的註意力資源啊。這同時意味著,你的目標用戶的註意力已經不在你常駐的地方了,他們都已經遷移到新的載體上了。

視頻發展到現在是個什麽狀態呢?以前我們做一次電影植入,需要提前半年去設計制作。而現在,七大視頻網站上的PGC大型制作節目已經是三天一集的頻度了,這比一個大片的植入速度要快多了。

還有UGC。社交網絡以前就只有微博、微信,現在直接出現了美拍、秒拍,還有快手這些短視頻平臺,出現了無數的小姑娘在上面拍自己,有的拍得非常好,甚至變成了一個IP(Papi醬)。

你們覺得這些東西不值錢嗎?可人家“二更”剛剛拿了5000萬人民幣的投資,而它們還只是一個公眾賬號,估值就比我們高了。你們覺得,這是不是機會,是不是市場,是不是註意力?

再往下就是直播了。YY做的最早,李學淩做了十幾年了,突然直播行業來了個爆發,出現了印客、鬥魚,還有花椒,讓無數小姑娘一夜致富。在上面賺得最多的一個小姑娘,聽說一天晚上就因為打賞掙了200多萬。

我們還細分研究了下美拍和秒拍上的人群區別。美拍上“文藝青年”比較多,天天錄一段自己然後發上去。秒拍是依托於微博起來的,很多小網紅在秒拍上玩兒。快手更好玩,有許多普通的群眾演員,所以他們的尺度會稍微往下一點點,黏合時間更長。YY則有很多專業直播,直播房間漂亮,然後麥克風也都是專業的。

現在這些做內容的都火了。papi醬拿的1200萬的融資,二更融了5000萬,一條融資百萬美元,另外一個只拍攝動漫軍事題材的公眾號,至少拿了1000萬。而這些還都只是在天使輪和A輪啊。

如何做視頻時代的營銷?

現在無數的人在湧入這個行業,開始在這個細分領域做。

我們昨天做了個事情:昨天唯品會的一個發布會請了周傑倫到現場。我們則找了20個網紅到現場坐在第一排,每人舉起手機做現場直播。其中有個小網紅在美拍上,做了個30秒的短視頻,得到了37萬個贊。你們可以想象下,這是什麽樣的影響和註意力。這樣做一下宣傳,這個品牌在年輕人心中想不火都難了。

從現在的變現模式來看,原本PGC的廣告制作都比較重,現在都比較簡單,只需要三天就能完成。我們甚至想過一個事,如果有一天一個杯子需要推廣,我們可以在三天之後,讓所有大型視頻網站上的PGC內容在第35秒都對這個杯子進行一次展出,那這個杯子就會變成一個很牛逼的事情。

UGC的明星和大咖的性價比很高,可以做貼片和各種創意廣告。怎麽做?

現在主流玩法有幾個。

一個是1+N,你找一個網紅在網上做一個事情,一分鐘馬上就結束。一個網紅在網上發一個聲音,然後用朋友圈和其它資源快速的擴散,這對一些APP和直接面向C端的產品來說很容易引爆。

第二個是N+1,一個大V圍繞一個案例進行傳播。我們前段時間看到一個案例,徐福記的一種糖,找了70多個美拍達人,同時跳一個舞,這段舞蹈引起了整個美拍和秒拍上面所有紅人模仿這個舞去跳。播放量現在已經到了3000萬。

還有就是N+N多點觸控的模式,意思就是你可以為一個事情做多個觸發點,用多個紅人和多個社會化媒體資源去擴散,這樣可以把你的企業品牌做起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這麽多,在此希望大家:

第一:在關註自己行業領域的時候,做到足夠細分,細分到可以看到行業內1-2年的小型更新換代和叠代。

第二:關註你的目標用戶在哪個平臺上凝聚的時間長,之後在他們經過的地方去施展你的活動和拓展你的商業模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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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把脈】《瘋狂動物城》里的記者長這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224

倘若兔子朱迪恰好想當記者,可能會被一句“你全家都有新聞理想”嗆得背過氣去

動物城新聞發布會上,兔子朱迪走上被閃光燈包圍的前臺,一雙紫色的大眼睛緊張地撲閃著,面對幾乎要餵給她的話筒。對於這位剛破出大案的警察,記者們此前未做過絲毫研究,即使提問時爭先恐後,也只能根據朱迪慌張的只言片語截取素材,拼命放大。

走出電影院,我跟朋友說:“即使《瘋狂動物城》的劇作和導演,也塑造了一種偏見——對記者的偏見。”

沒有一部電影是完美的。《瘋狂動物城》以一部動畫片的體量涵蓋了愛情、理想、代際關系、社會偏見等種種意涵,已然十分了不起;“反偏見”這一意涵更是貫穿全片的很多細節:兔子可以是勇敢威猛的警察,狐貍可以是心地善良的朋友,豹子可以肥肥地大嚼甜甜圈,嚙齒類動物可以雄踞寶座讓北極熊打下手……唯獨記者的形象,依然是單一的、刻板的,甚至負面化的;這一反偏見巨作里的偏見,更耐人尋味。

按照影片中的描述,除了采訪準備功課嚴重不足、肆意添油加醋以外,動物城里的記者們還格外喜歡跟風,一朝兔警察成名,便紛紛將她的照片印到頭版與封面上。片中給出的信息尚不足以我們判斷動物城的媒體是否受到了官方的嚴格管控,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動物城的記者們對新聞產品“熱點”與“爆點”的片面追求,塑造了可怕的新型“政治正確”;而這進一步為動物城內的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間的種族敵視與壓迫提供了合法性。

為什麽動物城里的記者成了這樣?為什麽《瘋狂動物城》會將其中的記者塑造成這樣?當然,這里有推動劇情的考慮,畢竟主角光環得在——講真,兔子朱迪身為警察,其實做了很多優秀的調查記者會做的工作。但深一點說來,這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記者本身的態度;記者在公眾心中的定位;記者在媒體上呈現的形象。

先說記者本身。身處動物城這一名義上的和諧烏托邦,每只動物口頭雖然都喊著Anyone can be anything,但內心大抵都清楚美好幻象背後的不堪現實,“人生經驗”豐富的記者們尤為如此;他們自動放棄了以手中的筆桿謀求正義的可能性,只求“搞個大新聞”——倘若兔子朱迪恰好想當記者,以她的正直可愛,可能會被他們一句“你全家都有新聞理想”嗆得背過氣去。

再來說公眾。動物城兩次關鍵的劇情大反轉,都是在記者們引導下的迅速轉折,伴隨著居民的盲信與推波助瀾;種族間的偏見如是,偏見的破除亦如是。電影的大團圓結局可以來得很容易,狐貍尼克對兔子朱迪說“你知道你愛我”,所有動物冰釋前嫌站在一起唱著夏奇羊的歌;而我們更應關心的,是結局以後的真相:經歷過這兩次大反轉,公眾倘若能給動物城里的記者一個恰切的定位,既不像以往那樣輕易陷入李普曼說的“擬態環境”中,也不就此對記者與媒體絕望,迫使媒體陷入類似“塔西佗陷阱”的陷阱里(塔西佗陷阱即政府失去信任後,無論說的話是真話還是假話,公眾都認為是假話;無論做的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公眾都認為是壞事),這才能說動物城的居民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這並不容易。在某天的人口社會學課上,老師問大家有沒有關註兩會新聞里數據的新動態,平日里自以為關註時事的我們在那一刻卻啞口無言,只得臨時上網找點東西湊數。回去反思,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對於傳統記者的偏見:我們可以刷著有深度的微信公號,高談闊論美國的特朗普、歐洲的難民危機、巴西的示威遊行,卻將一大部分信源貼上“紅專”的標簽打入冷宮;而忘了在當下語境下,很多分析依然需要重視這些信源。

最後說媒體。不知道動物城自己的報紙與電視里,是否也像我們人類的媒體里一樣常常出現一批“爭轉型”的記者;至少在我身邊,唱衰記者的論調,有很多都來自記者所在的媒體。2016年3月18日,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與騰訊網總編王永治公開打賭,正是不滿於後者在尚未論證就下了“多數媒體人可能在2017到2018年下崗”的悲觀結論——這樣看來,《瘋狂動物城》主創為記者們塑造的偏見形象,說不定正是為了影射人類社會對記者的偏見呢。

文藝複興研究里有個理論叫“兩面神”:藝術家要想批判一個壞現象,反而會將這現象描寫得很好;同樣地,要想批判一種偏見,也可能反而把這偏見塑造得理所當然。姑且認為《瘋狂動物城》的主創們塑造記者形象時,繼承的是文藝複興的衣缽。

(作者為北京大學大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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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邊緣人殺童釀悲劇 毒品地雷早該拆了

2016-04-04  TWM




台北市內湖區發生女童遭割喉身亡事件,當輿論仍聚焦「治亂世用重典」,被害者母親的發言更顯得理性而鏗鏘:「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讓這樣的人消失在社會上。」女童母親所稱「這樣的人」,應還包括二○一五年台北市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一二年台南市遊樂場男童割喉案的加害人;這三人的共同點都是長期失業或無穩定工作、吸毒、精神不穩等,進而隨機殺人。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身心科主任蘇柏文指出,內湖割喉案嫌王景玉可能因台灣再次流行的安非他命濫用,導致「安非他命精神病」,「造成妄想、幻覺及腦部思考變化,即使戒斷一段時間,仍會出現上述症狀。」這些邊緣人格者,難以預料何時會作出自傷、傷人的行為。台灣顯然缺乏妥善的社會安全防護網,才讓憾事一再發生。

解決失業問題非一蹴可幾,但掃毒、勒戒和精神科治療都可「防患於未然」。《今周刊》去年四月九五七期封面故事〈失控的毒癮世代〉就曾報導,青少年受毒品危害日益嚴重,若不及早解決,就可能一再殃及無辜。此刻該優先加強的政策,官員們想清楚了嗎?

撰文 / 陳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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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幼條款」流於民粹?義憤修法難治社會亂源

2016-04-11  TWM

內湖四歲女童割喉案震驚各界,立委王育敏等迅即提出《刑法》修正草案,要求對殺害未滿十二歲兒童者,一律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立委段宜康三月三十一日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異議,回響熱烈。

立委所提的「殺幼條款」,確實回應部分輿論對亂世用重典的期待,但段宜康直言:「我比較擔心、害怕的是,在群情激憤時,用最簡單、最便利的方式去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立法院不只一次火速修法回應民粹,但常因缺乏通盤考量,造成法律窒礙難行或出現漏洞。如洪仲丘事件後立刻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未充分討論配套與適用性,就廢掉承平時期軍事審判制度,忽略部分軍事案件有國安機密的特性。

又如台南震災後,立委王定宇提案修法,擬讓因天災未滿十五歲罹難者獲得保險身故理賠,把個案弄成通案,未考量到後遺症,引發爭議,目前法案待審中。

如今立委又想「急行軍」修法提高殺童刑責,是否真能保護幼童,減少隨機殺人犯罪,值得深思。

撰文 / 陳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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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不能用H5吸粉了,社會化運營人還能怎麽玩?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421/155346.shtml

導讀 : 用戶更精準了,運營人員更辛苦了。

近日,微信發布了《微信外鏈規範》的規定,關於H5的部分是這樣規定的:H5 遊戲、測試類內容以遊戲、測試等方式吸引用戶參與互動的,具體形式包括但不限於比手速、好友問答、性格測試,測試簽、網頁小遊戲等,若內容中包含以上情況,一經發現,立即停止鏈接內容在朋友圈繼續傳播、停止對相關域名或 IP 地址進行的訪問;對於情節惡劣的情況,永久封禁帳號、域名、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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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說微信出臺這一政策是為了增加移動廣告收入還是為了優化用戶體驗,但此番受影響最大的人群必定是社會化運營者,以及想要通過自媒體實現平臺曝光和留存用戶的創業公司。畢竟在很多公司看來社會化運營和自媒體運營是一個相對快速且低成本積累用戶的途徑。

具體不知從何時起,微信作為最大的H5出口開始采取一系列的封殺和限制活動,有時還六親不認,連自己的H5也封!也許是所謂穩定行業的責任感在作祟,也許是面對上億pv的恐懼,一時慌了的陣法。但幾乎所有的H5從業者、運營方都清楚這個潛規則,當廣告點擊達到一定量,如果被微信監控到帶有分享頁面,將被毫不留情的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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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種大棒子一刀切的限制現在又落到對html5部分功能封鎖上,此舉不由得再次引發相關者們吐槽,用來拼誰家創意牛的功能被限制得嚴嚴實實,形式上能玩的只有設計和頁面,展示效果大縮水之余,用戶的體驗性和互動感也必然跟著急劇下降。

以前吸粉利器H5小遊戲、測試、問答等低成本方式不能玩了,微信還能怎麽玩呢?對此曾在蘋果、小米公司擔任新媒體運營的業內人士潘總向雲圓星E-Volutione創業公司市場運營研究院表示:微信封殺H5後,以往的拉粉手段被逐一閹割,目前可以開展的是內容運營、活動運營、紅包運營、功能運營,想要做好上述工作則需要投入比以往多幾倍的人力和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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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E了解到,自從微信新規發布後,許多創業型公司立馬機智地轉向研究微信廣告主,希望以正常的廣告形式與渠道投放來獲取粉絲。據說,大眾類型的公眾號通過投放微信廣告獲得一個用戶的成本為1元錢;另一方面,據騰訊2015年Q4財報顯示,以微信廣告位代表的效果廣告收入同比增長157%至人民幣29.16億元,超過了28.17億元品牌廣告收入。由此可見,本次微信封殺H5勢必會讓微信廣告業務進一步增長,對社會化營銷人的影響則會更多體現在微信內部投放能力和日常運營能力上。

除了廣告投入,創業公司還有一招吸粉秘籍,就是通過早前行內慣用的異業聯盟,即各個公眾號間繞過廣告平臺進行相互推廣來交換各自的粉絲,這種形式即實現低成本,又確保了真實粉絲的獲取,目前仍被部分平臺推崇與運用。

長期以來,H5 行業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各種朋友圈小遊戲、測試題、邀請函,些內容往往本身的趣味可玩性並不高,也不止一位專家發過“H5就是刮大風,刮過去就什麽都沒了”的預言。而隨著微信的打壓力度日益加重,曾在友圈創下無數神話的H5未來是走向優質化還是進入沒落,恐怕目前難以想象和判斷,不過倒是可用一句話來概述這個行業的現狀:用戶更精準了,運營人員更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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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社會撫養費”之三: 社會撫養費一年征收250億?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04949.html

近年來,社會撫養費的規模和去向一直籠罩著厚厚的迷霧,少被人知。今天我們就細細剖析一番,看社會撫養費這塊蛋糕到底有多大。

按理說,這個問題並非國家機密。但是,多年來社會撫養費的規模和相關數據一直沒有比較明確清晰的公開信息。這導致來自民眾的質疑很多。大家疑慮,公民連這筆錢有多少都不知道,更何談知道這筆錢的具體去向呢?

標準混亂難測清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要測算出社會撫養費的總額從技術上是可行的,只要知道超生人數、社會撫養費征收到位率、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就可以。但事實上,除非有關部門主動公開,要測知社會撫養費總額非常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各地征收標準混亂不一。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沒有規定具體的征收數額,只是規定了征收的參考基本標準,即當地城鄉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情節,確定征收數額。至於具體征收標準,由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規定。

大家都知道,社會撫養費雖然從定義上說,是政府向超生者征收的補償性資金。它不是針對違法或者錯誤行為的罰款,而是針對一種可選擇的權利行為征收的 費用。但在實際操作上,社會撫養費成為推行計劃生育最為直接的抓手,被當做一種懲戒手段。既然是懲戒手段,征收標準當然就不會定的太低。因為費用太低,懲 戒效果自然就無法體現。

於是我們看到,各省目前在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上出現兩個特點:突出懲戒功能和標準混亂不一。第一財經查詢各地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規定發現,按照上一 年度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核定基數,各省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標準從1倍到10倍之間,懸殊非常大。而且即使在同一個省份內,征收標準也存在很大差異。比如, 新疆的征收標準為1至8倍。遼寧省的征收標準為計征基數的5至10倍;北京為3到10倍;廣東省為3到6倍。

這也就是說,超生一個孩子至少要征收數額相當於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費用,更多的被征收6年,甚至10年。社會撫養費的懲戒力度可見一斑。如果超生的孩子數量更多或者超生者的收入水平更高,還被征收更多的社會撫養費。

分析一下張藝謀2014年繳納的那張高達748萬元、被稱為“中國社會撫養費第一單”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單就可以看出其嚴厲程度。

張藝謀分別於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非婚生育三個孩子。其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大致推算如下:

2000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為2760元,低於當年無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3元,應按後者的3倍征繳,即8603元×3=25809元;

2003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106萬元,應按基本標準11647元的8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2倍征繳,即11647元×8+(1060000元-11647元)×2=2189882元;

2005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251萬元,應按基本標準16005元的8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2倍征繳,即16005元×8+(2510000元-16005元)×2=5116030元。

這張賬單著實令人咋舌,其威懾力度也相當大。

蛋糕到底多大?

征收標準這麽高,那麽社會撫養費的總量到底有多大呢?無論是衛計部門還是財政部門都沒有公開相關數據,媒體的報道也很少且含糊。

長期研究計劃生育的人口學者何亞福推算,從1980年到現在,若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征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確實,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執法機關,都傾向於把社會撫養費看做超生罰款。為了更加客觀公正,我們還是從1992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財政部、國家物價局聯合頒布《計劃外生育費管理辦法》為時間點(計劃外生育費是社會撫養費的前身)來看看這筆款項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2013年7月,浙江律師吳有水曾經向31個省市申請社會撫養費相關信息公開,僅有部分省份提供了社會撫養費總額一項信息,其他信息都未提供。9月,14位女律師聯名致信國家審計署申請信息公開,詢問社會撫養費的收支情況是否屬於審計事項。

截止到2013年底,在外力促請之下,有24個省公布了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征收額,總數為200.98億元。如果這個數字屬實,那麽可以推算,每年社會撫養費的征收額可能達到250億元甚至更高。

同一年,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全國9省市45個縣進行的社會撫養費專項審計報告,算是部分地揭開了蒙在社會撫養費上的神秘面紗。

根據審計,甘肅、陜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北等9省市的45個縣,從2009年到2012年5月底,共向30余萬人征收約27.8億元的社會撫養 費,人均9266元。值得註意的是,此次審計主要針對目標縣的鄉鎮,而且不少是農村人均收入較低的西部省份,其實際征收額度比東部省份尤其是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差距懸殊。以北京為例,各區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略有差異,但基本也在二三十萬元的水平。

因此,從國家審計署此次審計結果中還難以比較精確地推算出社會撫養費的全國征收總額,但是可以確定無疑地說,這是一筆每年征收額高達數百億元的巨額 資金。對於這樣一大筆民眾關註度極高的特殊資金,其規模和去向,完全有必要主動向社會公開。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對於社會撫養費,要像曬“三公”那樣,征 收、支出明細都要見光,接受專項審計。社會撫養費到底用到哪里了?社會撫養費,到底最終撫養了誰?請關註“透析社會撫養費”系列報道之四。一位內部人的報 料將展示出社會撫養費流向中隱藏最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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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把脈】什麽是越運用越豐富的正能量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477

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也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驗。

山東問題疫苗和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引發公眾關註。食品藥監總局先前宣稱假奶粉符合國家標準,後來又承認此言不實,說這麽做是為避免恐慌。看來還是有“正能量”的顧慮在作祟。

如今,許多人把對某些特定對象的稱贊,至少是避免批評,理解為“正能量”。他們以為,贊揚越多,批評越少,這些對象的威望、威信和可信任度就越高。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正能量”只是意味著無原則的表揚和避免批評,那麽,這樣的能量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換句話說,越努力去增加這樣的“正能量”,其價值就越低,因為這是一種在使用中減少的能量。

社會生活需要的是一種能夠越使用越有效、越豐富的正能量,它不是源於口惠的表揚或贊美,也不是源於刻意的文過飾非,而是源於真誠的承諾、信任、關切、仁慈、慷慨、利他、公民職責。今天,這些東西似乎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稀缺品,正因為如此,人們在需要付出它們的時候,變得格外吝嗇。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你付出的越多,損失就越大,剩下的就越少。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被騙大了”的生活經驗積累,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社會正能量本身的錯誤理解。

哈佛教授桑德爾在《金錢不能買什麽》一書里,以“愛”為例,分析了這種對社會正能量的錯誤理解。有人認為,愛與其他的高尚美德一樣,是有限的資源,必須節約地運用。這些高尚美德包括利他、仁慈、慷慨、團結。桑德爾認為,這種想法是“怪異的,甚至是牽強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愛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使用而消耗枯竭,反而會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擴展。”他認為,恩愛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一生中都在共同積攢著愛,“如果他們更多地向對方表示愛情,那麽他們之間的愛難道不會強化,反而會減少嗎?如果他們以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對待彼此,即使他們的愛一直保存到他們真正需要愛的時候才使用,那麽這會使得他們過得更好嗎?”

當然,我們不能把夫妻之間的愛簡單地套用到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上,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人民對國家的愛理解為一種正能量,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愛國主義”。這種愛首先體現為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關心,包括對政府部門、政治人物的問責,對無論哪個官員的不良行為都能提出批評。桑德爾指出,這種公民精神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越用越多的寶貴資源。他引述亞里士多德的話說,美德乃是某種需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正義的,我們是經由采取節制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

盧梭也持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公民們越是有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才越會對公共生活有興趣,在一個秩序良好,鼓勵說真話的空間里,公民們樂於參與,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和阿諛奉承,說真話會惹禍上身的空間里,沒有人會參與公共生活,“因為沒有人對那里的事情發生興趣”。桑德爾就此指出,“經由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構,而非耗竭。……就公民美德而言,要麽使用它,要麽失去它”。一旦廣大公民的美德正能量不幸不能運用,再美妙動聽的贊揚也不可能使這個空間真正擁有它所需要的能量,更不要說是強大的正能量了。

在一個出現問題疫苗、假冒奶粉事件的社會里,人們很自然地會關心這個社會的正能量。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就越需要把正能量的問題與“什麽是正能量”“誰的正能量”“需要正能量來發揮怎樣的社會作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都沒有固定不變的統一答案。能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持續的討論,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這本身就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定和考驗。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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