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再出發：國家戰略落地三問

　　這也同樣是「一帶一路」的戰略精髓。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全球貿易格局生變的大環境中，通過擴大對中亞、西亞等睦鄰友國的「基建輸出」等，既能轉移中國過剩的產能，也能推動區域內經濟一體化，打造新的貿易長廊。不過，這一戰略與冷戰時期的「馬歇爾計劃」有著本質區別。

　　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具體規劃，從400億美元絲路基金到各企業的踴躍出海，以及普通國人對中國的自信，政府規劃、市場力量與民心有機融合，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力保障。

　　資本市場更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最堅定的擁躉，自2014年便點燃了做多建築工程、交通運輸、裝備製造、原材料、文化旅遊等相關領域概念股的激情，券商研究所甚至放出「牛市源起一帶一路，未來10年看一帶一路」的豪言壯語。

　　這是一場宏偉的戰略，風險與不確定性同樣高企，中國的投入與收益將決定下一個10年的發展基調。

　　陶娟、趙俊、陳永謙 / 文

　　2015年1月期的《名利場》雜誌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撰文預言，「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

　　對於中國的未來，看多與看空的聲音一直激烈地存在著，我們屢屢被預言「經濟即將崩潰」，卻又一次次以事實上的奇蹟挑破所有虛妄的擔憂。在經濟高速運行30餘年之後，「中國元年」是否已經到來？

　　當下看未來，多與空的分化更趨兩極：2014年中國GDP增速下滑至1990年以來的低點，但另一邊廂，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之後又一個「10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超越美國也已在望；201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將超越外國對華直接投資（FDI），實現資本淨輸出。

　　站在歷史的關口，「一帶一路」大戰略已遠遠不是2015年中國的政經頭條這麼簡單，其必將成為主導後10年中國經濟走勢與地緣政治格局的關鍵力量。在部分觀察家眼中，這一戰略的重要性甚至有望比肩「改革開放」。

　　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其概念出自頂層設計。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的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時，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首提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1個月後，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首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圖1）。

　　圖1：新絲綢之路

　　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陸續啟動，「一帶一路」漸成流行語，但大多數人並未真正領會其戰略深意，甚至對其概念還是一知半解。中國為何打出這樣一手牌？中國實力與戰略目標匹配嗎？在21世紀的絲綢之路上，中國會怎麼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輿論將其解讀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這其中是否存有謬誤？要想深刻理解新絲路，不妨先回顧古絲綢之路的歷史。

　　古絲路關鍵詞：貿易與共贏

　　產自中國的絲綢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頂級奢侈品。公元1世紀左右，羅馬人接入絲綢之路的商道，就此陷入對絲綢的狂熱追捧。據史料記載，那個迷倒了羅馬兩任執政官—凱撒大帝和繼任的安東尼—的埃及豔后，克利奧帕特拉七世，正是絲綢製品的超級粉絲。在羅馬集市上，絲綢曾上揚至12兩黃金/磅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甚至迫使當時的元老院不得已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織品。

　　這種狂熱，大概不僅是因為絲綢輕靈飄逸的非凡質地，更體現了為了得到它所付出的路途與心血。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做出了對絲綢之路的基本定義，即它是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絲綢為其中代表性的大宗商品。這一概念因形象貼切而廣受認可。絲綢之路起點在中國，時間跨度逾2000多年，按歷史劃分為先秦、漢唐、宋元、明清4個時期，按線路有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之別。陸上絲路因地貌景觀差異區分，又細分為「草原森林絲路」、「高山峽谷絲路」和「沙漠綠洲絲路」。

　　貿易是貫穿其中的主題詞，從起點到終點，絲綢的價格可以翻上千百倍。在一個沒有飛機、火車、輪船甚至自行車的年代，只能靠人背馬駝實現7000餘公里的運輸，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在一條經典的路線中，一丈絲綢要從古中國的桑女輾轉至古羅馬的貴婦手中，需要翻越無數道地理屏障，它將依次越過黃土高原—崑崙山脈、天山山脈—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圖蘭低地—伊朗高原—扎格羅斯山脈—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托羅斯山脈—小亞細亞半島—黑海海峽—巴爾幹半島—多瑙河中下游平原—阿爾卑斯山脈—波河平原，最終抵達今日意大利所在的亞平寧山脈（半島）。

　　關山重重多險阻。史學家一般將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視作絲綢之路的發源點，而張騫率領的100多人使團，最終只有他和一名隨從倖存而歸。即使這樣，絲綢之路依然繁榮發展起來，其不僅是貿易通道，令沿途各國物種互通有無，更連接起了中國、印度與希臘三大文明，成為東西方文明的融合、交流之路。

　　1998年，中國向聯合國申報絲綢之路為世界文化遺產，未果。2004年中國轉變思路，聯合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共同申報，2014年6月22日舉辦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絲綢之路跨國項目成功申遺。項目線路跨度近5000公里，涉及中哈吉3國的33處遺蹟，其中，中國境內有22處考古遺址。

　　新絲路為何而來？

　　古絲綢之路寫滿傳奇與輝煌，與中國燦爛的歷史文明相映成輝。因為擁有超級穩定的小農經濟結構，中國經濟曾經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按照麥迪森所著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16-19世紀，中國經濟佔世界的比重保持在20%-35%之間，長期位居全球第一（表1）。19世紀後的200年裡，國力衰弱，戰亂連連，中國GDP份額連續下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漸式微。

　　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喚醒了中國的經濟活力，1978年，中國GDP約1482億美元，在全球位居第十，人均收入僅為190美元，處於全球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經濟第二大國，且中國經濟的增量佔世界經濟增量的30%，相比之下，美國經濟增量僅佔全球的9%。

　　當我們逐漸回歸往日榮光時，問題同樣在集聚。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個位數，國內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引致地方政府債務高居不下，環境、資源等要素同樣逼近承載力，最近聚焦於霧霾調查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爆紅，引起國人對於經濟轉型更深層的思考；而出口也遭遇疲態—人力成本逐年攀升，而歐美經濟下滑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從地緣格局來講，美國正試圖繞開中國，推進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夥伴談判），重新制定全球新的貿易規則。

　　面對經濟金融新常態，「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試圖打造出有別於TPP及TTIP的第三個貿易軸心。「絲綢之路經濟帶」東聯亞太經濟圈，西抵歐盟經濟帶，縱貫亞歐大陸，沿線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覆蓋人口約46億，經濟總量21萬億美元，分別佔全球的63%、29%。沿線國家普遍面臨著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不足，亞洲開發銀行預測2010-2020年亞太地區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的資金需求。而IMF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也著重強調，基礎設施需求存有缺口的國家，是時候大力搞建設了。

　　中國不僅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且在基建、裝備等行業具有產業優勢，利用「走出去的基建投資」，幫助沿線國家發展經濟，改善區域內經濟活性，從而打造一條世界最長、最有潛力的經濟走廊（表2）。按照中科院地理所目前的表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初步思路是，在空間走向上以歐亞大陸橋為主的北線、以石油天然氣管道為主的中線、以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三條線。

　　從資本實力上，中國目前持有全球最高的外匯儲備，並已陸續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等項目。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僅幫助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其基礎設施，還將慷慨提供「供應商融資」。

　　出錢出力建設他國人的家鄉，圖什麼？對於中國自身，同樣將從此戰略中受益良多。最淺顯的一層，是藉以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擴大市場。其次，能夠改變過往「向東」（主要針對美國）輸出低端製造業產品的貿易格局，轉而「向西」、「向南」輸出高端裝備和過剩產能，實現出口升級，將中國對外開放提升至新高度。

　　再次，當規劃中的道路連通項目完成後，將極大提高中國的能源和糧食安全指數。如由中國援建的巴基斯坦第三大港口瓜達爾港已經基本竣工，2015年4月將投入使用，並已由中國公司取得運營權。一旦從新疆喀什到瓜達爾港的高鐵順利貫通，中東石油運到瓜達爾港（此港口距迪拜直線距離600公里），再由陸路輸往中國，中國將可以繞開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半島，且石油運輸路程將縮短85%，從而有效保證能源安全。同樣，與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石油天然氣儲量豐富國家的深度合作，也將加強能源上的供給（圖2）。

　　當經貿合作達到一定程度，正如古絲路那樣，伴隨道路聯通的必是文化相通、民心相通，目前中國人出境游重心在歐美及東南亞，以後中西亞等地有望獲得更多關注，如土耳其等國旅遊資源豐富，卻少有國人踏足。貿易合作與旅遊暢通將會給中國周邊營造更穩定的政治環境。

　　經略周邊的政治基礎

　　推出如此巨大的宏偉藍圖，可想而知，受到邀請的沿線各國態度並不一致，贊成者有之，觀望者有之，抱有狐疑甚至敵意者也有之。也因此，沒有比絲綢之路更適合的形象代言人了。借用古絲綢之路的符號，不僅是歷史路線有重合，更看中其傳達出的文化內涵：習近平曾詮釋道，千百年來，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要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贏取夥伴國家的認可合作，實現共贏，經濟貿易上的互惠互利將成為概念落地的關鍵。這些要素無不與古絲綢之路的精髓相對應。

　　目前，「一帶一路」的具體規劃還未出爐，其建設旨在實現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互通、民心相通。大方向則包括「開闢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實現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打破地區經濟發展瓶頸、推進各國金融產業合作、成立能源俱樂部組織、建立糧食合作機構」等。

　　從條件上看，我們與周邊國家邊疆關係相對穩定，陸路中除印度、不丹之外已無國界糾紛；且中國已身處金磚峰會、上合組織等既有的區域合作平台中；在此基礎上，中國打出「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既能用活手中的資源，化產能過剩的難題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也能為自己創造一個更為有利的生存環境，從而推動周邊諸國打造成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

　　不少周邊國家已表現出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濃厚興趣。蒙古國為了鼓勵中國企業投資建設，最近特地修改《外國投資法》，並對一些項目開出了進口材料免關稅的優惠政策。根據中國社科院新近發佈的《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5）：一帶一路與周邊國家》分析，日本學界對「一帶一路」極為關注，已著手研究中國國內形勢及與周邊國家間的複雜關係。印度則對「一帶一路」戰略謹慎歡迎、密切觀察、保持溝通，並推出「印度製造」，搶回話語權。

　　需要清醒認識的是，儘管需著眼長遠，對外投資的政治收益與投資回報間的平衡必不可少。中國試圖把中國機會變成世界的機會，但各國自身的利益立場不盡相同，發展層次也各有差異，戰亂及天災人禍都有可能導致爛尾工程的誕生。伴隨這一歷史機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亦同樣並存。

　　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後，很多機構將其同「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儘管兩者都有推動區域一體化、促進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有一定可比之處，但必須指出，這兩者存有根本性區別。

　　美國於二戰結束後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出現在冷戰時代，從一開始就帶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其本質是服務於杜魯門的「遏制計劃」。這個被冠以「歐洲復興計劃」的工程，明確將當時的8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外，意在扶持一方，壓制另一方。

　　與之相對的是，「一帶一路」戰略出現在「one world，one dream」的和平年代，絕大部分國家地區早已接受「文化多元化、經濟全球化」求同存異的發展理念，且「一帶一路」倡議明確歡迎任何一個沿途國家參與進來，共同受益，無論其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發展形式上有何差異，中國均一視同仁，不搞排他性框架。

　　其次，「馬歇爾計劃」儘管是經濟援助計劃，卻附加了很多政治條件。時任美國總統顧問克利福德就說過，「我們擔心的不是市場，而是預防蘇聯擴大其控制範圍」。對參與援助計劃的西歐各國，美國也對其經濟政策多有干預，如要求受援國平衡預算、穩定匯率、廢除價格控制等，從而間接確定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而「一帶一路」繼承了古絲綢之路平等互利的基因，抓的是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不附加任何其他條件，沿線各國完全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方式參與進來。中國並不謀求單向輸出或是強加於人，而是將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各國的利益結合起來，互惠互利，推動歐亞大陸的整體繁榮進步。

　　從經濟受益的角度來看，兩者也有不同之處。馬歇爾計劃的本質是美國出錢給歐洲，讓後者購買商品，而這些商品主要進口自美國；「一帶一路」則是幫助周邊國家發展基礎設施，「要致富，先修路」，基礎設施落成後留在了當地，最大的受益方是本地經濟。

　　根據華泰證券的測算，這兩種方式對輸出國、接受援助國家的經濟拉動效應並不相同。一帶一路戰略重在進行基建輸出，1單位的基建產出將拉動上游相關產業1.89單位的生產擴張（中國受益），但會給當地生產激發出3.05單位的供給擴張（基礎設施所在國）；而馬歇爾計劃中，美國輸歐資金總量為130億美元（贈款90%，貸款10%），其中高達88億美元流入了貨品採購中，這一行業1單位的消費對於美國的經濟拉動效應係數為2.57，而對受援助國的推動效應只有0.87（表3）。

　　2015年2月1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正式亮相，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任組長，下一步，將是中國拿出更明確的規劃內容，並與沿線各國平等協商，共同充實完善合作形式，推動「一帶一路」從倡議、理念發展為更實在的經濟成果。■

　　（感謝興業證券、中國銀河證券、招商證券、華創證券、華泰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證券、申銀萬國證券、廣發證券、中信證券、民生證券等研究所對本專題研究的大力支持。）

海外生意： 國家開發銀行如何成為開發國家銀行

過去數年中，國開行以激進的海外投融資模式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既為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投資出口，也成為國家戰略的有力支撐。

短短數年，國開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到超過10萬億元，而其外匯貸款規模至2014年末高達3200億美元之巨，遠超世界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

如果以商業銀行的標準而言，國開行過去五年的經營業績堪稱“空前輝煌”。

從“合作夥伴”到“鐵三角”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

就在1998年國開行推出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平臺融資模式的同時，其第一家合資基金中瑞基金也在北京註冊成立。

此後十多年中，國開行借助平臺貸的“軟貸款”模式在國內市場大獲成功。但直到2007年預計規模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設立時，已經創立了六只國際基金的國開行，其海外業務的規模和收益，在其整體業務結構中均可稱得上“無足輕重”。

以運作收益最為成功的東盟基金為例，國開行不到900萬美元的投資分成十幾次投入，每次投入僅為一百多萬甚至幾十萬美元。在這一規模下，其基金管理更多的是起到考察市場和搭建渠道的作用。

從2004年開始，隨著商務部、發改委連續發文放松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規定，國內企業海外並購規模開始迅速增長：2005年中國企業跨國並購總額達62億美元，2000年時這一數字僅為18億美元。

正是從此時開始，國開行開始在國際業務上“投棋布子”——時任掌門人陳元在來到國開行之前任央行副行長，曾主管國際業務。陳元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一書中回憶，這年，國開行第一次召開“走出去”業務工作會，提出走出去的設想後，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後來他給員工打氣，“中國一個省相當於很多中等國家規模，我們能做好省級規劃，一定能做好國別規劃。”

2005年10月，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成立，次月，開行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工作組。到現在，國開行的工作組已經遍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隨著國內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憑借合資基金首先建立海外市場資源的國開行，自然成為這些企業首選的金融合作夥伴。

與中國銀行等傳統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國開行在為這些企業“走出去”服務時，扮演的並不是簡單的貸款人角色，而是包括風險評估、渠道開拓和融資規劃在內的一攬子“投資顧問”服務。

從2004年參與五礦收購諾蘭達，到2007年為TCL海外收購提供信貸支持，國開行在早期的海外並購項目中雖然並未獲得多大收益（五礦收購失敗，TCL海外收購巨虧），但是積累了寶貴的國際並購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令其在隨後數年狂飆突起的中國企業海外大並購中，扮演起了“首席顧問”兼金融合作夥伴的角色。

與此同時，國開行開始向進軍海外市場的華為、中興等提供買方信貸融資，這一融資模式隨著華為等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巨大成功，令國際金融機構羨慕不已。但同時，這種“超級夥伴”模式，也引發了一定爭議。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以大額融資承諾為企業“走出去”開路，向海外運營商提供商業化的買方信貸用於購買華為、中興的設備。

比如，P4公司是波蘭首家3G運營商，也是華為在歐洲市場的第一個3G設備購貨商，開行向P4公司承諾貸款6.4億歐元，促使華為獨家中標其未來4年的網絡建設項目，自此華為在歐洲市場實現突破。

“超級投行”的誕生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國開行海外生意的大發展，跟2008年金融風暴密切相關。

隨著次貸危機演化為國際性的金融風暴，中國政府於2008年底推出了被稱為“四萬億”政策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整個國際市場風雨飄搖之際，依托“四萬億”政策而在2008年GDP增長依然高達9%的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奇跡般的“安全島”，面臨資金危機的各類國際機構和政府紛紛向中國拋出“橄欖枝”，開出極具誘惑力的引資條件。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成為了最大的戰略受益者：自2008年到2011年數年中，隨著中國政府與各國政府間各類戰略合作協議的簽訂，國開行分別成為中俄、中巴總額高達35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協議的主要貸款行，並在2011年中澳達成的多項資源合作開發協議中成為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及煤鐵資源開發項目的主要貸款方。

在這一系列政策性戰略合作項目中，國開行不僅直接參與設計貸款結構和利率回報，而且在企業層面深度介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國企的海外合作項目設計和資金籌措，成為政府和企業談判中不可或缺的“金融顧問”。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比如，2008年，國開行巴西工作組了解到，金融危機後巴西石油公司急缺資金，而當時的國際金融市場難以提供。2009年，雙方簽訂100億美元貸款協議。

有意思的是，陳元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公開披露，中國巴西石油貸款項目，采用的是“石油賬號抵押賬戶”方式，就是說，開行為巴西石油公司提供貸款，但“實際上以石油計價”，從中國收到石油付出的錢當中再來歸還開行提供的貸款。

類似“貸款換資源”模式，體現在兩期中俄石油融資項目、中亞天然氣管線、中委基金、中巴石油等一大批戰略性能源重大項目中。

2009年2月，國開行向俄石油、俄管道公司提供250億美元貸款，俄方將在20年內向中石油出口原油3億噸，並建設遠東原油中國支線。這是迄今為止金額最大、期限最長的單一貸款。在實現能源資金戰略方面，國開行發揮了突出作用。

隨著海外信貸規模的急劇膨脹，國開行的海外業務模式也日趨複雜與多元化：從2008年組建國銀金融租賃公司，到2009年成立以股權投資為主的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國開金融），再到2010年成立國開證券。國開行在短短數年間搭建起了以商業銀行為主體，業務橫跨政策性金融、商業信貸、投資銀行、股權投資乃至金融租賃的“超級全能銀行”構架。

即使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這一打破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服務與商業化信貸等種種業務區隔的“大一統”銀行模式，亦屬絕無僅有。

受限於金融監管條例與業務風險區隔等種種限制的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在無比羨慕國開行通過交叉業務所帶來的巨大收益的同時，也對其多元業務模式下的風險控制管理產生了疑慮。

早在2011年瑞銀證券國際研究主管陳昌華就指出：如鐵道部和國開行等機構所發行的債券“幾乎等同於國家信用”，這些沒有被納入財政預算及監管的“準政府債”如非公益性項目投資，就不應該被計入政府債務。否則相關機構一旦商業化項目投資出現財政困難，將為政府財政帶來極大壓力。

跨國產業的“金融推手”

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中，國開行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金融推手”。

另外一個產業領域中，身為最大“金融推手”的國開行也受到來自政府和市場各方的質疑與指責——那就是中國光伏行業的“泡沫化崛起”與戲劇性崩盤。

早在光伏產業泡沫破滅之初，就有市場研究人士對這樣一個“兩頭在外”（上遊多晶矽資源來自國外，下遊光伏設備市場需求也來自國外）的新興制造業，突然在短短數年內成為國內最炙手可熱的“造富機器”背後的商業模式提出質疑。

在2012年9月召開的一次光伏行業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光伏產業的發展困境，“是我們的企業家和金融推手共同造成的”，“比如我們的銀行，尤其是國開行，在這些年光伏行業的盲目擴張中，它是‘罪魁禍首’之一”。

作為政府能源主管部門官員，如此直言不諱地點名批評國內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政商生態中實屬罕見。

從公開報道中可以看到，早在2010年9月，國開行就與國內光伏行業巨頭賽維LDK簽訂了高達600億元人民幣的戰略授信額度。而到2011年初，國開金融等銀行系基金又向賽維旗下業務以股權投資方式註入2.4億美元。

在2012年賽維遭遇財務困境後所公開的約150億元銀行負債中，國開行即以30億元貸款金額高居榜首。

相關報道顯示，在對賽維這樣的光伏企業提供融資時，國開行一方面充分利用早年開發貸模式中所建立起的政府平臺及“軟貸款”模式，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旗下的多元化金融機構，為相關企業提供從股權投資到商業信貸多元化融資工具，迅速擴大企業本身的融資杠桿。

對於長期從事國內信貸業務的商業銀行們而言，國開行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的影響力遠非他們所能及：在向國內制造企業提供信貸融資的同時，肩負幫助企業“走出去”重任的國開行，有著足夠的政策依據和資本實力，以賣方信貸融資的方式在海外迅速“催生”足夠龐大的設備需求市場。

以低息融資方式為國外企業提供光伏電站建設資金，同時指定設備采購供應商必須來自國內企業名單——這套曾經在電信、基建領域內被國開行成功複制的“遊戲規則”，在光伏領域續寫。

然而與電信、基礎設施等“社會必需品”不同，隨著光伏產業迅速萎縮，在巨額融資推動下迅速膨脹起來的光伏制造企業，所能面對的只是突然消失的市場需求和擠到門口的“債主”。

從“外儲代理人”到“多邊金融格局新力量”

國開行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就在國開行“試水”海外投融資模式的數年中，急劇膨脹的外匯儲備令中國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迅速打開外匯管制的“閥門”：從2007年主權財富基金中投成立，到2008年的並購貸款解禁，無不體現出政府當局希望通過海外投資緩解外儲劇增壓力的急迫心態。

與此同時，2008年爆發並漫延的美國次貸危機，令許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陷入資金危局，為避免資金鏈斷裂，許多國際“金融貴族”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中東和亞洲等地財團和金融機構尋求資本援助。

在這國內政策引導和國際市場收購機會爆發的雙重機遇下，國開行獲得了巨大的機會。

在一系列近乎激進的國際化“開發性金融”模式的背後，是規模劇增的中國外儲急需找到“分流”出口的現實。

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外儲委托貸款模式的探索中，國開行是業務規模最大的合作金融機構，在其2500億美元的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在商業銀行們眼中，這幾乎是“獨家代理”的模式。

但這一模式正在發生改變。中國政府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核心的多邊合作發展規劃，為國開行海外轉型帶來了新的機遇。

根據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早前在博鰲論壇上的說法，國開行將會與新近的亞投行等機構一樣，“是多邊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

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看來，跟“一帶一路”對接，是國開行“內外兼修”的應有使命之一，既要對內保障民生工程，又要成為支持企業“走出去”的主力。

改革後的國開行，也會成為亞投行的重要補充。他說，與多國合作的亞投行不同，前者可能會為其他國家提供貸款，而國開行對接的只是中國企業，做與中國相關的東西。

“亞投行不是中國政府能完全管控了的，”一位曾在國開行工作的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是國開行這樣的，是中國政府完全可以管控的機構，萬一金磚銀行、亞投行爭議不休，一些自己能幹的項目就可以趕緊上，讓他們先吵著。”

但與此同時，國開行的“超級投行”模式在新一輪的並購交易中遇到了挑戰：當市場和政府的邊界不清，商業規則尚未建立時，國開行可以“以市場化手段”行使政策性職能，而一旦市場規則建立，包括商業銀行這樣的市場主體成長起來之後，準政策性質的“開發性金融”就必須為真正的市場規則讓道。

在規模空前的“海外生意”中一度行走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國開行，今天或許不得不再次做出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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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下的香港機遇

國家核電與中電投正式合並

5月29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下稱“國家核電”）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下稱“中電投”）分別發布公告，經國務院批準，中電投與國家核電重組成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下稱“國電投”），原國家核電董事長王炳華出任國電投董事長；原中電投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孟振平任國電投總經理。

據悉，中電投與國家核電合並後的國電投，將與中核、中廣核形成國內核電領域三足鼎立的局面。

分工合作 短板互補

公開資料顯示，成立於2007年的國家核電是中央管理的53家國有重點骨幹企業之一，主要從事第三代核電(AP1000)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研發、轉讓、應用和推廣，目前已形成擁有13 家全資控股子公司、3 家參股子公司和6家分支機構。

而組建於2002年的中電投則是集電力、煤炭、鋁業、鐵路、港口各產業於一體的綜合性能源集團，是國家五大發電集團之一。

據《東方早報》從知情人士處獲悉，雙方在2013年下半年便已開始就合並事宜進行接洽。

但是，實際推進的過程並不順利。在雙方上報具體方案並向外界確認重組事宜之後，四位原核工業部部長級元老上書國務院，在反對合並的同時，提出將中核、中廣核、國家核電、中核建打包合並的“核電大一統”方案，在核電業內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也正是2014年下半年外界鮮聞中電投與國家核電合並消息的原因所在。

在經過長達半年的博弈之後，今年初，合並工作領導小組才正式成立。

“相較於兩車（中國南車與中國北車）的合並，中電投和國家核電合並遇到的阻力來得大一點，但是同時由於涉及到母公司層面的合並，市場更多的預期是合並後的國家核電資產的註入。”業內人士也向《證券日報》證實。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中電投在融資、電站管理及電力市場上具備優勢，而國家核電在核電產業上有技術優勢，雙方合並實現了短板互補，使國電投在核電產業鏈上就更加完善，具備了同中核集團、中廣核集團競爭的力量。

《東方早報》記者從知情人士處得知，合並之後，中電投和國家核電將作為國電投的兩家子公司。兩者的分工是，中電投負責常規電部分，國家核電負責核電部分。國家核電的現有業務將與中電投的涉核業務整合到同一個平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提高核電這一優質資產的市場證券化成果。也就是說，新公司的核電業務將打包上市。

“不過，目前中電投和國家核電合並落地，（對股市來說）是大利好還是利好兌現的利空，我們要邊走邊看。”前述業內人士向《證券時報》表示。

世行：美國加息或引起發展中國家金融動蕩

世行：美國加息或引起發展中國家金融動蕩

一財網 馮迪凡 2015-06-11 15:49:00

世界銀行在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將面臨一系列的嚴峻挑戰：在適應原油及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低價新時代同時，其借貸成本前景看漲，導致今年經濟增長將連續第四年令人失望。同時美國加息在即可能減少資本流量，將引起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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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個國家偷走” 從潼關保衛戰看日本盜測中國

編者按:守住了潼關，就守住了陜西、守住了西北。從1937年11月7日第一次被轟炸，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潼關頂住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轟炸，成了日寇無法逾越的雄關！

戰爭的瘡痍已隨時間的推移而平複，從日本侵略戰爭的陰影里，我們探尋其多年前對中國進行的盜測活動，為的是勿忘歷史，警策後人。

對於中國地理信息，資中筠感嘆，“日本人居然比中國人還清楚。”

日軍“司令部”規定各種暗號：“賣藥”或“經商”暗指測繪，“營業額”的意思是繪圖進度，“損失”則代表誤差。

甲午戰爭、侵臺戰爭以及抗日戰爭爆發前，日本對華軍事測繪都進入高峰期。測繪，往往意味著戰爭的到來。

2015年6月，黃土塬上，潼關古城樓正在修繕。

“油菜花田里還能挖出炮彈殼來，銹得像土坷垃。”石玉文推著三輪自行車，在潼關古城賣肉夾饃、涼粉。這名土生土長的漢子，卻對這片土地的歷史知曉不多。

自電視劇《兵出潼關》播出後，鄉黨才恍然大悟，潼關城曾遭受過炮火蹂躪：從1937年11月7日遭受日寇的第一次轟炸，此後的七年間潼關城再無寧日。

潼關究竟遭受了多少枚炮彈？何以準確命中目標？

多年後，潼關政協組織人員整理史料：潼關曾有敲鐘報警者，1938年鐘被炸壞後，便“以豆計彈”，敵人每打出一發炮彈或扔一顆炸彈，就向盆子里扔一顆豆子。八年間，盆子里收集了一萬八千多顆豆子。

真相被時光層層剝開。2014年夏天，陜西省測繪地理信息局館藏中，千余張日軍侵華地圖重見天日。一張張蠟黃的地圖，油菜花田中生銹的彈殼，隱藏著一段怎樣的盜測中國史？

“日本人比中國人還清楚”

翻滾著泥沙，黃河穿過潼關古城和山西門戶風陵渡。而新近發現的日軍作戰地圖上，黃河這道“天塹”以藍色線條標出。

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多次試圖突破“藍色線條”。

“炮彈落到黃河水道里，鯰魚、泥鰍都被炸轟了起來。”劉金昌回憶說。1938年3月23日拂曉，河面上透出一絲光亮，駐守風陵渡的日軍在炮火掩護下，派出四十多只橡皮艇橫渡黃河，潼關中國守軍以重炮還擊。

可能繪制於1920年代的“華陰-潼關”作戰地圖上，潼關就以醒目的紅色圓被標出，位列“川陜爆擊目標”。

“山上的樹和草，一下子就黃了。”93歲的劉金昌曾參與過潼關保衛戰。老人記得，毒氣彈從黃河東岸日軍陣地上呼嘯而來，準確命中城內目標。

潼關縣誌記載，1937年秋，潼關河防吃緊，為減少日軍炮轟，古城樓被拆除，廢舊的磚瓦、木料用來修築防禦工事。當地居民或死於炮火，或舉家逃亡，人口也從兩萬六千，銳減到六千多人。

“日軍的部分兵要地誌圖，甚至比今天的谷歌地圖還詳細。”國防大學軍史專家劉波介紹，“兵要地誌”大多在民國地圖上修改完善而成，並派間諜實地勘測校準，或重新繪制。

據考證，正是在民國陜西省地圖基礎上，這張蠟黃的“長安縣地圖”勘測詳盡：四方城（西安）、潼關、中條山等地以較大字號標註，河流、山坡、公路、電廠、彈藥倉庫、糧庫等也沒有遺漏，甚至連道路的寬度、是否平坦、能通過什麽樣車輛，河流的枯水與盛水時的水深等信息都準確描述。

2015年5月初，潼關縣秦東國土資源管理所附近，借助日軍舊地圖，南方周末記者準確找到了地圖上標註的山洞、寺廟，以及一條山間小溪流。

每張地圖上，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畫得清清楚楚。其中，名為“長安縣”的地圖上，小寨、八里村、張家村、飛行場等地名，還有漢字標註。

至今，不少中國學者依舊驚嘆日軍“兵要地誌”的準確、翔實。

幾年前，學者資中筠刊發在《隨筆》上的文章講述，她的故鄉湖南耒陽縣深山老林里，儲藏著一種寶藏（無煙煤），燃燒起來無味、無煙，只留下一點點白灰。村民就此取暖做飯，甚至挑到三十多里外的水路碼頭，去賣高價。囿於交通限制，上世紀初的中國幾乎無人知曉。

當時，無論在多大、多詳細的中國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座偏僻的村落。

1917年，資中筠的父親資耀先生赴日留學。他在圖書館發現，日本同文書院對中國各省調查記錄報告有記載，“湖南宋陽田心鋪的山上儲存著無煙煤。”

對於中國地理信息，資中筠感嘆，“日本人居然比中國人還清楚。”

抗戰老兵章明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1950年秋，他在湖南宜章隨警衛排搜集革命歷史文物，排長小李時常靠一份日軍地圖確定行軍路線。行至一座大山，李排長指著地圖說，有一條小道可以直穿大山，不用再繞道走。幾經搜尋，就是找不到路口，問遍路過的幾個年輕人，也不知道有這樣一條秘道。最後，在一位老者指點下，一條濃蔭蔽日、藤蔓纏繞的崎嶇小路出現在眼前。

驚訝之余，章明發現，這份日軍地圖的比例尺是五萬分之一。

不獨陜西、山西，日本派遣大批特務間諜，秘密地竄遍整個中華大地，收集資料，竊取情報。在侵華戰爭前，就不遺余力完成地圖繪制。

藥幌子下的魅影

潼關古城的舊橋下，幾位村中老人正在“閑諞”。

他們憶起東躲西藏的童年生活。即便如此，日寇的遠程炮彈偶爾還會闖進溝溝坎坎。

上世紀30年代，中國依舊接受傳統的四書五經教育。這幾位能識字斷文的老人，至今不識圓規、指南針；一衣帶水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就已開始普及西式教育，圓規等數學工具已進入中小學課堂。

正是憑借圓規指南針這些簡單的繪圖工具，日本間諜偷偷地將中國揣進口袋的地圖中。當年在潼關的秘密測繪，外界幾乎無從察覺。然而，幾張蠟黃的“長安縣”地圖、“華陰-潼關”密密麻麻的信息點，足以印證他們當年隱秘的腳步。

2014年10月，一本名為《村上手帳》

的日記在日本民間被發現，這也讓日本間諜對華測繪的細節得以曝光。

從明治38年（1905年）開始，日記一直延續到昭和時代（始於1926年），總共32冊，幾乎每天都有記載。作者是村上千代吉，1900年起，他化名“花田寬”，相繼在中國臺灣、朝鮮北部、中國東北和華北等地秘密測繪。

“要和中國社會自然地融為一體，越不起眼越好”，在東京接受培訓時，“花田寬”等測繪員被反複警告。

1914年10月31日，村上從臺北出發，途經上海，乘船近兩周後抵達天津，立即到駐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報到，每名測量員還攜帶一定藥品，偽裝成賣藥商人，他還得到一套布衣布鞋。

藥商之外，偽裝成和尚、喇嘛，是日本盜測中國的又一手段。1936年11月，中國軍隊取得百靈廟大捷。“善鄰協會”“大蒙公司”“稽查處”等日本特務機關暴露，潛伏在這里的著名特務包括山本、盛島和小賓等人。

自“九一八事變”後，小賓就來到百靈廟，偽裝成喇嘛，穿蒙衣、說蒙話、吃蒙飯，混入寺廟隱蔽多年。平時，小賓四處行走，測繪出內蒙古地形圖。每年，他又以出國“化齋”為名，回國傳送情報，領取間諜經費。

為進一步掩人耳目，“司令部”還規定各種暗號：“賣藥”或“經商”暗指測繪，“營業額”的意思是繪圖進度，“損失”則代表誤差。

兵荒馬亂，在華秘密測繪艱辛而充滿風險。村上在日記中描述說，“1914年11月26日。大風。早上5點半起床，洗漱完畢後沒吃早飯就出門‘賣藥’了。東北風凜冽，氣溫很低，荒山野嶺連個能喝口熱茶的地方都沒有。”

“賣藥”是件苦差事。“1914年12月2日。晴天。本想趁今天天氣好步行70華里‘賣藥’，畫個大圈，不料發現了以前的‘損失’，光修改這部分就花了5個小時，一直折騰到晚上。”

日本間諜很少攜帶大型器材行動。丈量距離基本依靠步測，再借助“磁石”（指南針）、圓規等簡單工具，繪出素描，能夠顯示海拔高度的氣壓計已很先進。

中國當時匪患猖獗，也讓村上深感“經商太困難”。在內蒙古的“賣藥”行動，險些讓村上喪命：1907年一天淩晨三時許，一群土匪進攻村上落腳的鄉村。村上不慎中槍，仍抱著裝有測繪圖的白色包裹，跳窗而逃。

途中，村上又把過於招搖的白色包裹扔掉，測量圖帶在身上，筆記則隱匿在草叢中。一路帶傷狂奔幾十里，直到槍聲越來越小。

從1905年5月到1938年去世的33年里，村上千代吉共寫了32本日記，記載他輾轉33年間的測繪生活和人生軌跡：最初，村上熱血沸騰，立誓“把這個國家偷走”。最後，他盼望著完成“營業額”，“幹一天算一天”，盡早踏上歸國的船只。

“除派遣間諜測繪中國地圖，還有一種途徑更快捷，就是竊取中國現有地圖。”國防大學軍事史專家劉波說，侵華日軍在武漢作戰時所用的華中中部地圖，精度達五萬分之一，為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秘密盜取。

軍閥混戰時，岡村寧次曾擔任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透露，他受邀赴南昌前線，為孫傳芳部制定阻擋北伐軍的作戰計劃，孫的部下把華中中部地區五萬分之一比例地圖全部借給他。不久，孫傳芳節節敗退，岡村寧次趁機雇了條小船，躲到日本軍艦“安宅號”上。

倉惶間，岡村寧次丟掉所有行李，僅僅帶上這套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歸國後，岡村寧次把地圖呈交日本參謀本部，獲得一大筆秘密賞金。

“地圖是大炮的眼睛”

潼關之戰，多數時間里，是一場火炮之戰。

“準確詳細的地圖，是軍隊的眼睛。”劉波介紹說，五萬分之一的作戰地圖，幾乎是20世紀最先進、最精密、最實用的地圖，對於行軍布陣，炮火打擊尤為重要。

1937年11月8日，日軍攻破太原，試圖西向控制西安。當時，陜北八路軍主力已開赴晉西北前線，留守一萬多人則防守在三百多公里長的黃河西岸。西北軍楊虎城部主力也轉移山西、河北交界地帶，留守的六千多人防守在一百多公里的關中東部。

“日軍的目標很明顯，帶有軍事和政治兩重目標。”劉波分析認為，從潼關突破黃河防線進入陜西，北上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南下令國民政府屈服，便可將華北與西北戰場合二為一。

潼關險要，雙方誌在必得。中國軍隊為此修築了大量工事。

“從設計到選址、建築工藝，都讓潼關河防堅不可破。”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華騰教授接受媒體采訪說，從現存的碉堡遺跡可以看到，用鋼筋、石子混凝土建築了堅固的碉堡，有備而建。

如今，潼關縣城遷至15公里之外的新城。潼關古城更多地被當地人稱為“秦東鎮”“老碼頭”，戰痕也所剩無多。

黃土塬上，殘存的戰壕藏匿在花椒林中，四五米寬，已被雨水沖刷出一道道溝坎；黃河渡口旁，碉堡多為泥沙掩埋，只有黃河風景區內兩處碉堡得以保留，四米多高，直徑有三米多，水泥鋼筋結構，哨眼、機槍口和彈痕依然可循。

“中國馬奇諾防線”，1937年，美國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邁中將曾贊譽潼關河防，勝似法德邊境的一段防禦工事。

潼關守軍邊戰邊修建工事，這些碉堡沿黃河南岸排開，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座碉堡，火力覆蓋對岸日軍陣地與河面，嚴防日軍武裝泅渡。黃土塬上，火炮齊備。

1937年底起，日寇幾次武裝泅渡，均被阻擊在滾滾黃河水中，留下屍體被河水卷走。借助預先勘測的兵要地誌，日軍對潼關兵力和工事了如指掌，日軍決定改變策略，決定以火炮轟擊潼關城。

1938年3月7日下午四點半，占領風陵渡的日軍，突然炮襲潼關鳳凰山隴海鐵路一帶，停留在潼關車站的客貨車被擊中，民房被擊塌，城內硝煙彌漫。

“怕誰？我是在日本鬼子大炮底下震大的。”不少潼關老人以此自嘲。

潼關縣秦東鎮港口社區劉光明，已85歲高齡，炮火之下，他從童年進入了少年，“剛開始鄉黨們還很害怕，都逃到城後的溝里，弄了窯洞用來做防空洞……經常有日軍轟炸，但從未攻占成功過，漸漸地大家也就習慣了，搬回家中該做什麽做什麽。”

不過，日軍的大炮有時還是像“長了眼睛”，專門轟炸車站、交通線等設施。1939年7月，潼關縣境內的西潼公路遭受日軍飛機和火炮的狂轟濫炸，不得不改線“南塬上”。

直到2014年，陜西發現千余張日軍侵華地圖，謎底才逐漸揭開：建於1932年的隴海鐵路線，以及當時通車不久的西潼公路，都清晰地標註在了日軍作戰地圖上。

“日本兵要地誌中，最重要的三塊內容是用兵觀察、統治資料和國民性。”日本兵要地誌學者沈克尼說，過去，日軍的兵要地誌屬於軍事機密，如今，依舊隱秘而鮮為人知。

近年來，陜西、河南等地的測繪地理信息局，相繼發現和整理出大量日本兵要地誌，為日本侵華增添新罪證。

盜測仍在繼續？

為了侵略中國，甲午戰爭前，日本就已做好軍事測繪準備。1874年，日本政府在內務省設置地理局，負責地圖測繪。1885年，地理局測繪人員及資料全部移歸軍方。日本軍方本身更早設立情報測繪機構，1871年，日本兵部省在陸軍部參謀局內設“間諜隊”（1873年改稱測量課），專門負責偵察地理和測繪編輯地圖。幾經沿革，直到1889年，這些機構統一納入日軍陸地測量部麾下。

渾濁的東海洋面上，“武寧輪”從浙江鎮海開往普陀山，這艘客船正在鼓棹前進。這一天是1894年8月19日，佛教中元節（鬼節），來自各地的僧人雲集普陀山，參加盂蘭盆法會。

船上，一名眉清目秀的年輕僧人，剃得趣青的頭皮上，沒有中國和尚獨有的戒疤，舉止也相當古怪。眾僧執著的“討饒”，終於，把他惹急了，居然冒出滿口日本話！

中日甲午戰爭中，包括浙江在內的沿海地帶正在大抓日本間諜。文匯出版社的《絕版甲午》一書透露，這名假和尚被移交清軍水師後，招認其真名叫藤島武彥，與潛伏普陀山的另一假和尚，一道測繪中國地形。

甲午戰爭、侵臺戰爭和抗日戰爭，日本對華軍事測繪活動進入高峰期，往往意味著戰爭的到來。日本歷史學者小林茂在《外邦測量沿革史草稿》中考證說，1873年，“漢學家”福島九成被派往華南收集情報，旅途中，結識日本畫家安田老山。隨後，偽裝安田的學生，潛入臺灣，以繪畫為掩護繪制地圖數月，為1874年日本侵占臺灣立下汗馬功勞。

“在秦巴地區，我們多次發現多名外國人非法測繪。”陜西省測繪地理信息局相關部門負責人說，2014年，“有一名日本人，在中國雇了一輛車，從甘肅沿秦嶺一路測量過來，在寶雞某要地被抓”。

綿延百余年，這種盜測與反盜測的較量，至今仍未劃上休止符。

2011年5月，國家測繪局公布說，各級測繪行政主管部門共開展執法檢查19000多次，開展重大專項執法行動2700多項，立案調查違法案件3000余件。

這幾年，非法在華測繪案中，日本籍人士居多。2006年，日本公民大林成行等人在新疆和田非法測繪案告破；2007年3月，日本愛信艾達株式會社擅自派人在上海從事導航軟件檢測活動；2009年7月，日本公民三宅省吾涉嫌非法采集中國地理信息數據被查處；2010年1月，一名日本人攜帶手持GPS接收機在新疆塔城地區進行測繪活動被抓獲。

“發現難、取證難、查處難，”國家測繪局一名官員坦承，境外非法采集中國重要地理信息，幾乎年年都有發生。他們往往以科研、考察、旅遊、登山等名義，而且涉及外交關系，見諸媒體的案例只是九牛一毛。

先進的太空攝影攝像機，已能把地面物體拍攝得比較清晰。近年來，日本相繼發射高精度間諜衛星，已具有全天候獲取全球高分辨率軍事情報與地理信息的能力，為何還要派人冒險進入他國實地測繪？

“照片再清晰與位置在哪兒沒關系，看得見不等於找得到。”一名測繪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地理信息遭到竊取，一時看不到危害，卻是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從地圖上可以了解到一座橋梁有多長多寬，但卻無法知曉它的實際載重量；一條河流有多深，水流緩急，河底是淤泥還是石頭，就能為坦克作戰提供依據；高精度的地理空間信息如果運用到制導武器系統中，如巡航導彈，在戰爭中就能遠程精確打擊重要目標。

“關鍵設施的坐標、地形、地貌、地質、海洋等地理空間信息的精確數據，都屬於國家機密，各國無不嚴加保守。”上述測繪專家說。

全球资本市场狂飙突进，哪个国家最先泡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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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泡沫期间因为财富效应而拉动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随着泡沫的崩盘而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那么，资产泡沫哪个国家最先破灭？

今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开始狂飙突进。但随着欧亚美洲各国主要指数接二连三地创出新高，关于资本市场泡沫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泡沫期间因为财富效应而拉动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随着泡沫的崩盘而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那么，资产泡沫哪个国家最先破灭？

中国市场明显也是一个泡沫。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股市是不是一个泡沫，而是泡沫会在什么时候破裂。

一些指标显示，中国股市的估值已经突破了2007年时创下的历史记录，这让越来越多的分析师感到担忧。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这是涉及到数十亿资金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国股市已经上涨234%，全然不顾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债务水平飙升的状况，这令全球投资者越发感到担忧。

伴随一些新股开始走向盘整阶段，中国的IPO指数已改变了走势，较之5月27日的高点下跌了10%。另外一方面，最新数据同样还显示，交易账户新开户数量或许也在见顶。

尽管上周当中，新开账户数量达到141万个，绝对数量依然可观，但从相对数量角度说来，这一数字已是连续第三周下滑了，最高纪录是截至5月29日那一周的190万个。

尽管这或许并不能视作是投资者情绪的直接代言人，但至少说明，散户投资者兴趣的最高点很可能已经过去了。

与此同时，股票的供应量还在猛增，大量的IPO排着队等待上市。上周，利润全中国第三的券商国泰君安在其IPO当中冻结了2.35万亿元人民币。整体而言，上周与投资者见面的20支IPO冻结资金约6万亿。

股市对这些新股的接纳能力已进入盘整阶段，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这些初登市场的股票不能在第一天为投资者带来爆炸性利润，散户投资者还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勇气吗？归根结底，涨势背后的支撑，其实除开动能和对更高价格的预期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了。

斯蒂芬称，尽管现在已有许多人将中国现在的牛市与2007年相提并论了，但必须看到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即这次根本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而当时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大规模刺激计划，至少商品价格也同时走高。

今天，决定性的因素除开IPO之外，再就是利率政策导致的家庭资产转换。房地产已显出疲态，一再降息使得储蓄产品魅力大减，于是家庭储蓄向着股票的大规模转移就发生了。

斯蒂芬表示，中国政府还有运作的空间来给股市添一把柴，比如降息，比如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可是，同时要指出的是，货币市场利率走高的时候，央行并未出手。中国银行业界的七日回购比率一周间从2.2%增长到了2.73%。

有人推测，政府可能在寻找方法让股市略略走低，去掉一些泡沫成分。可是，斯蒂芬称，这依然是一个高风险游戏，是在挑战散户的神经。“一旦贪婪让位于恐惧，则泡沫的破灭还将加速。”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股市将触顶。EPFR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当周海外投资者从中国股票基金撤资71亿美元，在此前三周的资金流入之后出现大反转。尽管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仅占整体市场规模的很小一部分，但任何的焦虑情绪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总部位于上海的泽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Z-Ben Advisors)预计，海外投资者在中国两家最大的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持有约人民币6,300亿元的股票，这两大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总市值最近超过了10万亿美元。

今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的火热表现，几乎让所有国内外投资者都吃了一大惊。

受两融和新股民资金的推动，中国股市市值在过去的一年内飞涨。目前，中国股市股票市盈率的中位数为84，几乎是2007年10月时的两倍。

过去12个月，上证综指上涨达到134%，涨幅在全球主要市场中排名第一。

中 国A股市场涨幅之大，上涨速度之迅猛，市场估值之高，投资者情绪之热烈，政策曾对于市场上涨支持力度之大，都让很多接受西方现代金融学理论训练的投资者有 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让很多在A股市场身经百战的中国投资者自己都着实吃了一大惊。其间不乏声音表示，中国的股市进入了泡沫阶段。

如果中国股市泡沫破灭，可能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

换 手率处于创纪录高位，这意味着投资者采取快进快出的策略，随时准备撤离。根据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对国内市场流通股的分析，投资者持有中国股票的时间平均仅为一周。该行称，此前的换手率纪录出现在1989年台湾股市泡沫期间，当时投资者持有股 票的时间约为两周。

中国股市相对本国经济的规模同样令人担忧。2007年上证综合指数达到峰顶时，中国股市市值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倍。今天，这一比例已接近上述数字，达到1.1倍。

所有人都在忙于寻找下一个傻瓜，下一个接盘侠。历史经验表明，未来六个月将是一个泡沫破灭的关键时间窗口。

音乐的节拍正越发急促，每个离开座位的人都想在音乐停止时抢到一把椅子。

当前，美元在不断走强，美元指数已经涨到了95左右。尽管美国失业率下降，股票上涨，然而，美国正处在“金融危机”边缘。

根据美国前总统候选人荣保罗，美元或存在巨大泡沫。大多数时候，很多事情无法预料，美元泡泡也可能会发生，就如2007年至2008年雷曼兄弟，没有人提醒我们这一点。

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美元指数一旦接近95的位置，就会带来其他国家资产价格的大崩溃。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西欧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中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就是在美元的这个点位，精确地倒了下去。

现在强势美元战略已经初步现出它的威力，中欧资本外流趋势正在加大，资产泡沫有被刺破的风险，但这次雄赳赳的强势美元战略恐怕先刺破的就不一定是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了。

在 过去的六年，全球的央行都在进行QE和增加负债，近期已经是赤裸裸的“货币战争”。年内，欧洲央行正式启动QE，每月购债规模600亿，共19个月，总计 量宽规模为1.14万亿欧元，高于美元QE2，低于QE1和QE3。欧元区的QE正式拉开了全球央行宽松的大幕。日本也正在进行着每年80万亿日元的刺激 规模。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稳步复苏以及加息预期的增强，吸引了大量资金回流。当前的形势对于新兴市场而言，不仅面临着外国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还面临着资金外流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的压力。

各国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从他国“掠夺”通胀和增长，以缓解本国的通缩风险和经济低迷。但从理论上来讲，“货币战争”是一场零和游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赢家。

财经学者如松说美元走强就是刺破债务泡沫的利剑，带来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当美元不断走强，所有的货币就会追逐美元，资产泡沫破裂了，债务泡沫也破裂了。政府怎么办？印钞，而且名正言顺地印钞。个人和企业也渴望政府印钞。而印钞的结果就是美元继续走强，本币继续遭到抛售。

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此前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强劲。美联储加息之时，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刻。

格林斯潘表示，长期利率走低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的疲软。目前的全球实际需求异常疲软——与大萧条末期无异。而货币政策并不该为经济疲软负责——这是一个财政问题。

财经作家雷思海说，在包括中国诸多人士鼓吹美国再工业化、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之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这番话，无异于一盆让人清醒的凉水，美国经济远不像美国人所提供的各种数据显示的那样好。

这一点美国银行业看的更清楚一些，在哪些华丽的经济数据下，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业竟然用持续增长的存款购入国债和美联储机构债，而不是放贷。

知名财经人士徐斌表示，美国银行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有利可图的领域，对未来也不是充满信心。

雷思海表示，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解决次贷危机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评论员一直所强调的美国高达70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问题。

700万亿的金融资产利润来源问题，无法通过产业革新来解决。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自身产业无法出革命性的突破，二是美国已经让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家的宝座，其某些产业的先进，已经无法出现全球性的带动作用，从而让资本流向顺从华尔街的指挥棒。

而在这个背景下，强势美元战略的推行存在着几个巨大的障碍：

花旗股市策略师巴克兰在报告中指出，成熟期的牛市通常会产生许多泡沫，美国和其他各国股市正接近泡沫水平。该报告称，美股的股价净值比达2.9倍，属于史上相对昂贵的水平，若扣除股价表现不佳的金融类股，美股正接近泡沫领域。

花旗称，美国消费类股已进入泡沫领域，包括零售、耐用品、消费服务和食品饮料股的股价估值都大幅超出历史的常态水平。例如，消费必需品类股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达18.3倍和3.1倍。

巴菲特也在此前的股东大会中指出，以美股来说，如果低息持续，股票看起来还是很便宜；不过，假如利率回归正轨，那目前企业的股价看起来就会偏高。

强劲的经济数据假象和强势的美元预期让美国股市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泡沫，这个高高在上的泡沫堰塞湖，正是美联储强势美元战略的最大障碍。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今年5月表示，近来美股股价已相当高，且长期债券收益率亦有冲高风险。

虽然自大萧条以后，美国银行业被要求持有更高比例的安全资产，但目前这一状况显示美国企业借债意愿不高。

大家都躲进美国国债避风头，美国已经形成可怕的国债市场泡沫。

在 美联储2013年底宣布将于今年1月开始按月削减购债规模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计美债会遭遇大举抛售，美债收益率会上升，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因美国薪资增长乏善可陈，且新兴市场国家动乱，美债创2011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令多数投资者猝不及防。然而眼下，即便是债券市场的通胀前景大跌，投资者 仍坚持“购买美国国债将是一项亏本生意”的观点，因美国经济走强。

三菱东京UFJ首席经济学家Chris Rupkey向彭博表示，“今年债市泡沫将终结。市场对于耶伦以及美联储的加息节点越来越近的事实置若罔闻。显然，这次是市场错了。”

再来看看欧洲方面。其实，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无论是财政赤字，还是整体贸易逆差，欧洲的情况比美国经济都要好很多，但时至今日，美国恢复得不错，欧洲却仍在恢复中。

欧 洲稳定机制(ESM) 第一任总裁克劳斯•雷格林认为，这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欧洲面临着两个危机，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欧洲国家，另一个是欧洲自身的问题， 从竞争力来看，欧洲各国非常不一样，再加上经济不平衡，爱尔兰和希腊的经济泡沫，所有这些共同加剧了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导致危机如此的深刻和漫长。

此外，欧洲比美国经济恢复得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私人资本的去杠杆化，欧洲做得没有美国那么好，美国更快更好地对银行进行了管理管控，所以他们的银行更有能力提供新的借贷，但是欧洲在这一方面是落后的。

近日，希腊债务谈判一直在“危急时刻”与“曙光初现”之间来回反复传递，投资者的情绪始终被各种消息和传言所困扰。

虽然希腊债务违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状态，但在最紧要关头，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6 月22日欧元区财长会议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令市场人士憧憬的希腊救助协议有望于本周达成，这种预期对于金融市场造成明显影响，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股市大 涨、欧元一度飙高至1.14上方，但金市受到的影响最大，国际现货金日内一度暴跌1.5%，逼近1180关口。（商业见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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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降之後，國家隊可為牛市續命

雙降之後，國家隊可為牛市續命

一財網禪宗七祖 2015-06-28 18:12:00

央媽在周六給市場送來了“雙降”的大禮包，結合上周常務會議擬刪除75%存貸比的規定，這無疑說明未來幾個月，貨幣的寬松狀況還會非常穩定。傳言國家隊入市的消息如果確認為真，這也將為牛市續命帶來非常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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